大致从识得几行文字起，我就开始读诗了，但只停留在读上，决说不出所以然，更不懂得如何欣赏它的好与坏来。也就是在一次很偶然的阅读诗之后，手心难耐，试着模仿了一首，竟被教语文的老师看中，他觉得这些杂乱的断句，是很有些诗味的，还直夸我沾染了古人的遗风，完全具备了成为一个诗人的气质，自此，我开始真正投入写诗了。
在当时，我想当然地低级理解为，诗就是打比方，多用修辞手法，把具象的加以提炼加工，带上几分朦胧抽象，再换上最精炼的文字表述出来，诗就这样产生了。
这种愚论在我还未迈进文学之门的初中时代，简直堪称“自学成才”。
后来，在一次诗歌朗诵会上，当我把自认十分得意的一首“经典”之作，递到一位专业从事诗歌创作的诗人手上时，诗人频繁的摇头，让我彻底明白；我写的不是诗，只是一种自我欣赏的分段文字，有且仅有自己看得懂，这确实狠狠地重创了我的自尊心。
也就在这个时候，无意中发现，我的一位教美术的老师，居然也是被文学界所熟知的诗人，只是换用了笔名，大家都无法与本人对上号。于是，不服输的我，再次把自己的那些宝贝文字给了他，也决意从头学诗。我们之间并没有行什么拜师礼，但从他将我写的诗歌改得面目全非的程度，我认定他已经把我当成了他的学生。
昔日占满试卷、教科书的课桌内，已被《诗刊》《人民文学》《星星诗刊》《绿风》以及其他一些记不清名字的报刊杂志挤满，试卷和教科书被请到桌面上，老师上课只能看到我半张脑袋。
兴许，确是受了那位诗人老师的蛊惑，对诗的热爱，以致我在课堂，甚或早晚自习作起诗来，让所有人不解的是，早自习所有人都在大声读书的时候，我居然可以静下心来，专心作文，这确是一件让我至今想来觉得扬眉的事。很快，这种伤风败学的作风，遭到班主任在全班公开批评，点名盛赞我的“才学”堪为本校第一。有关我勤于作诗之事不胫而走，没过几天，就有三五个“情种”邀我为其量身定做“大作”，奈何以堪，我只得做回“枪手”。谁知，过了一段时间，竟有几名受过我“服务”的女生，给我回敬了“秋波”，吓得我出了一身冷汗，一下课，只得躲到男厕所不出来，直到上课。结果是可想而知的，我成了那些“情种”的公敌，甚至，那些刚闹完分手的男主人公也将罪责怪到了我身上。
作诗作成这样，我也真算是大开眼界了。
渐渐地，当收到发表有自己诗歌作品的刊物，我也大言不惭地对别人的作品指东道西起来。阅读视野的扩大，使我愈发觉得贫乏困苦，那些虽已变成铅印的文字，总归似带有几分侥幸，能够发表，只可佐证着某个编辑对我的偏爱与扶持，并不是我的作品真正好啊！
学校对过不远处的旧书店，总能买到作为一个学生应该需要的书，整整一个下午，我终于找到一套诗歌鉴赏的专辑和一套“新中国文学大系”，在大系的诗歌这一辑，我的目光随着诗人那流动的诗意呆滞了：
不知是什么奇异的风
将一棵树吹到了那边——
平原的尽头
临近深谷的悬岩上
它倾听远处森林的喧哗
和深谷中小溪的歌唱
它孤独地站在那里
显得寂寞而又倔强
它弯曲的身体
留下了风的形状
它似乎即将跌进深谷里
而又像是要展翅飞翔
——曾卓《悬崖边的树》
我反复吟诵着诗人的每一句话，只在这时，才觉出诗的伟大与美妙之处。
后来，湖南一家出版社要出版一套文艺选集，让我寄二十余件满意之作给他们。翻出那些零散的手稿与打印稿，有意整理了一遍，发现足有二百余件之多，但在我要认真挑选自己满意的作品时，我犹豫了，恐惧了，我无法找到一件自己得意的作品。于是我带着出版社心愿未遂的结果，谢绝了他们的好意，转而重新审视自己：是做个有责任的文人，还是做个求名求利的文人呢？就在我为这个不是问题的问题左右时，两个重要的人物闯进了我的心灵，而且影响和改变了我后来的文学创作思想和人生价值认知。他们就是贺敬之和雁翼。两位老师对待文学与对待人生一样，都极为严肃、认真。一直以来，我以为，那些早前成名的大作家、大诗人多半是因为时代的贫瘠，人们在毫无意识的生活状态下，接受他们的作品，成就他们的人生和名望；然而，我彻底地错了。无论贺敬之老师在担任中宣部、文化部领导，还是雁翼老师作为一个普通作家的身份生存在普通人中间，他们的心是相同的，他们的心永远贴近大地，蛰伏在人们大众的身边。“为人类而写作，为社会而写作，为时代而写作……”我永远记得贺敬之老师的这句话。
相比家乡的偏僻小山村，在北京生活的日子里，让我看到了更多的诗歌创作者和爱好者，也在无形中接触到诸多的文学青年和社会名流，一有空闲，我也常去北大、清华等一些学府聆听那些名家前辈的讲座交流，也时常被邀请参加一些相关的文学论坛和研讨会；在那里，我听到了来自不同肤色、不同国家的人们对中国文学博大精深的叹服声，也更进一步懂得文学在中国历史长河中不可替代的地位和其独特存在价值。然而时代催促萌生了更多的文化商人或者称之为儒商，失落、拒绝了大多数的纯诗人，我亲眼目历那些昔日把文学看做成生命一部分的同窗好友，他们因为生存的逼迫，散失于文学的莽园；也看到那些已经在文学之路上杀出自己一片天地，甚至取得了骄人成绩的诗人，同样因为欲望的驱使，让他们游离在了商人的行列；更看到那些已经成名成家的大诗人、大作家，突然有一天把诗歌变成了分行，把文章变成了文字，诗人不成其诗人，作家不成其作家。我在心底质问：难道这就是诗人的路？当天傍晚，天空下起了小雨，我独自一人在一条狭窄的巷子里穿梭，感觉路面很滑。埋头前行，突然有了一种希翼，仿佛看到文学的温热一直常驻在那些人的心灵最深处，有待哪一天，他们真的老得走不动了，赚取了足够的金钱，他们也许还会拾起曾经那支遗弃的残笔，继续他们高尚的诗人之路……
2006年，我大学毕业，我的诗人没有毕业。这一年，我写作了一百余首诗歌作品，也写了相当数量的散文和小说，可以说，在已知的文学生涯里，从来没有投入这么多的精力专心文学创作，其目的就是为后来出版的《梦回千年》做准备。抱着“算是对自己十年文学总结”的心态收录了几十首诗歌，贺敬之与雁翼两位老师看后都非常高兴，期间，我们通信也是最为频繁的，平均每周一次，也许这就是两位老人所希望的结果吧。而只有我自己知道，这是一份没有做完的试卷，恰巧，是另一个开始。
不知是出于对我的特别关注还是信任，或者其他原因，雁翼老师将新近几年的诗作结集成一本《爱的旗帜》，寄来请我为其作序，面对如此一位诗坛重量级老前辈，又是恩师，我惶恐万分，是拒绝的，然而，雁老以一种平和的心态告诉我：“诗写出来就是给人看的，给人评的，老人给青年人的作品作序，正常，青年人给老人的作品写序，更正常，这两种正常合在一起，文坛会更加的和谐美好。”……于是，我再没推辞的理由，以《一位用诗发言的思想家》写了一篇评论，文章后来在一些刊物上被转载了，也受到了一些关注，正在这时，雁老再次提出，让我编选一本新中国60周年诗歌选本的决议，因为，在中国文学界，还没有几个青年人系统地主编过一套诗歌选本，他希望我能像赵家壁先生一样，在二十余岁的年纪就成就了中国第一部《新文学大系》。这个任务是艰巨的，这个责任是重大的，而我亦毫无逃避的借口，只有欣然接受这份前辈对晚辈的希翼与关怀。
在编选这本《新中国诗选（1949——2009）》期间，又先后认识了莫文征、李瑛、牛汉、谢冕、朱先树、吴思敬等老一辈诗人、评论家，他们的身体力行，他们对文学之于人生，对文学之于社会的贡献，均深深地感召着我，使我不敢玩忽懈怠，时时告诫自己要用心作文为人。
文学的道路是狭窄的，诗人的道路更是布满荆棘。从来没有哪个真正的诗人因为前方道路有荆棘而停步不前，也从来没有哪个真正的文学家因为道路狭窄而怯步退缩；回过头，也许，我从来就不是什么诗人、作家，有的只是一颗对文学的虔诚之心，以及站在前辈肩上观天下的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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