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文章小编为您整理的中国哲学史的重写，本文共8篇，供大家阅读。
篇1：中国哲学史的重写
摘 要：中国哲学从诞生开始就比附西方哲学，其合法性问题一直争论不休，随着中哲学科建设的进一步完善，哲学史的重新书写既是历史的需要也是历史的必然。
本文论述了中国哲学史重写的必然性也对中国哲学史的书写模式提出了简单的看法。
关键词：中国哲学 哲学史 文化共相和殊相
在中国的传统学术中并没有哲学一词。
“哲学”，最早见于日本哲学家西周的《百一新论》，西周首先用哲学来翻译Philosophy并特别声明用它来区分东方的儒学。
19，中国人在《新民丛报》上第一次将哲学用于中国传统思想。
20世纪以后，陈黻宸老先生在北大最先开设了中国哲学的课程。
1910月，谢无量出版了中国第一部系统、完整的《中国哲学史》。
虽然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已有近百年的历史，然而其合法性问题却自诞生之初就饱受质疑，至今仍悬而未决。
胡塞尔、伽达默尔、黑格尔等西方哲学家都坚定地否认中国具有哲学，认为东方文化中的人事智慧与西方所说的哲学截然不同。
回顾中国哲学史的书写历程，作为现代意义上的知识系统，中国哲学从出现开始就不断向西方哲学学习，自觉的靠近西方哲学的标准，以西方哲学的概念和方法，力图建立起中国文化背景下却不同于传统哲学本身的话语系统和表述方式。
一、中国哲学史以西解中的历史
20世纪后，最早在国内开设中国哲学课程的是陈黻宸老先生，其后有马叙伦、陈汉章等，他们的教案相较之胡适、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在传统学问方面可以说更具有系统性和连贯性，然而直到胡适、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中国哲学史》出版后，才开出了中国哲学史书写的先河，究其原因在于以胡适、冯友兰为代表的知识分子有着新的知识背景，能够融摄西学，中国人希望通过对西方哲学的学习和比对，实现中国与世界、传统与现代的对接和转换。
因此，中国哲学史书写的早期，是一个不断以西解中的过程。
王国维在19发表的《哲学辨惑》一文就明确主张“通西方哲学以治吾中国之哲学”。
[1]运用此方法论原则治“中国哲学史”最早的一组文章也是出自王国维之手。
作为早期哲学史书写的代表，冯友兰在1935年中国哲学会第一届年会上的讲话上提纲挈领，他说：“理性主义才是柏拉图以来西方哲学的正宗，中国最缺少理性主义的训练，我们应当多介绍理性主义”。
[2]提倡“中国哲学”必须理性化，必须由混沌而清晰，由零落而系统，由历史上的语录、札记、注疏、学案转换为现代意义上的论文、著作。
从此，中国哲学史的书写进入到了以西解中的时代，人们的理论兴奋点长期集中在如何按照西方哲学的逻辑分析方法来改铸中国哲学以使之具有现代形式上。
虽然在与西方的交流中，中国哲学史迅速建立起了自己的论述体系，然而无论是胡适、还是冯友兰的划分，都带着鲜明的比对色彩，甚至为了比附西方哲学，对很多观点进行了过分的阐发，断章取义，牵强附会。
例如把惠施的“小一”变成“原子论”，阴阳五行当成了宇宙论，从《庄子·秋水》中“夫固将自化”一句的“自化”得出生物进化论的思想。
在哲学史原料的选取上，有很多重要的思想家也都与我们无缘，而翻开西方的哲学史，我们却可以轻易找到修昔底德，蒙田甚至拜伦。
张岱年曾经说过“求中国哲学系统，又最忌以西洋哲学的模式来套，而应常细心考察中国哲学之固有脉络。”[3] 将传统文化现代化，这是一个大工程，虽然在工业文明的推动下，西方文化一跃成为了世界先进文化的代表，然而却不应该将西方哲学视为一种普遍的哲学范本，规范所有的哲学形态。
二、哲学的共相与殊相
哲学最早在古希腊的语境里是“爱智慧”的意思，这个定义很宽泛，与其他的学科相比，哲学是人类对外界的追问，但归根到底是人类对自己的追问，它是对人生命意义以及人如何生活的更好这一问题在不同时代的回应。
它的普遍性是引导和启蒙，不属于某一民族、某一地区，而是面向所有生命。
东西方哲学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因此也应该有不同的展开形式。
西方哲学侧重理性和形而上学、更关注宇宙论，是因为西方社会从希腊文明发端开始，就是一部与自然抗争的历史，相比于东方相对优越的自然生存条件，西方文明从诞生之处就迫使人们不得不去追问人与自然的关系。
而基督教长期以来形成的宗教观念使人们无法绕开上帝的存在，在西方的思维模式中，无论是认识神圣世界还是回归到人本身，都无法超越一个潜存的最高的存在。
从宇宙的'本体到上帝存在的证明再到黑格尔、康德的绝对精神和物自体，西方的哲学史不停的在寻找和证明一个最高的存在，西方哲学也就展现出东方哲学难以超越的抽象性、思辨性和逻辑性。
然而中国历史上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宗教崇拜，以血缘和亲族维系的中华民族在长期、稳定的农耕生活中形成了注重人事、伦理的文化系统。
由于不用去回答“神创天地”的问题，中国传统哲学对世界的解释都是立足于解决现实的社会和人生问题，这决定了中国哲学不必要如西方哲学那样繁琐。
因此东西方哲学各有各的特点，西方哲学重思辨，中国哲学则重实践;西方哲学重理性，中国哲学则重道德;西方哲学重分析，中国哲学则重直觉;西方哲学的最高境界是看透客观外物抓住本质，中国哲学的最高境界则是物我合一内圣外王。
由于面临着不同的历史和生活境况，中国哲学不应该把求同作为自己的理论目标，而恰恰该将存异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
就像徐复观所说：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是两个不同剧种，两场不同的演出，当我们穿上西方舞台的服装，用上西方的道具，依照西方人的程式，表演我们的剧种时，这台“戏”固然是科学了，固然也让西方人看懂了，但是却不像“戏”了。
当我们丧失了自主性，丧失了自己的形式系统之后，西方人会说中国哲学根本就没有“戏”，而且，我们还会遭遇到更大的合法性危机。
一个民族总有支撑起这个民族的精神，也有这个民族生存与发展的独特方式，哲学作为一个民族文化的核心，它规范和指导着一个民族的文化发展方向。
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年的文明史，有其独特的哲学样式，中国哲学的合法性本来不需要西方哲学的架子来支撑。
三、中国哲学史的重写
今天中国哲学合法性研究陷入的困境反映的其实是我们哲学史叙述的问题，也可以说，我们现有的中国哲学史论述直接导致了今天中国哲学的困境。
20世纪以来，学界一直在讨论新的视域下哲学史重新书写的话题，也一直试图摆脱西方哲学和马克思哲学的痕迹，探索中国哲学书写的新方法。
在我看来：
一部好的哲学史，首先应该是一部能够梳理中国文化传承，脉络清晰，理清历史渊源并能不断自我批判的哲学史。
中国哲学从先秦到现代，儒释道三大主线交错，诸子百家异彩纷呈，中国哲学史的书写应该对众家理论理路有较好的梳理和把握，客观准确的剖析中国哲学的学派传承和发展。
一部好的哲学史，其次该是具有自己问题意识，能够反映中国人的生存发展历史、社会因素的哲学史。
中国哲学反映的是中国的历史和文化，面向的也该是中国人的生活和现实。
以伦理、人事为特征和主题的中国哲学具有极强的实践性，中国哲学应进一步发挥这种实践性和伦理性，对接时代和社会，培养中国哲学的问题意识，划分自己的问题领域，诸如心性哲学、禅性哲学等特有的理论话题，都可以放大来回应信仰缺失下，人们为什么而活，如何生活的更好的问题。
一部好的中国哲学史，最后应该是一部能够该是一部特色鲜明能够承接起文化脉络，彰显出民族精神的历史。
因此，中国哲学史的书写必须实现哲学共相与殊相的转换。
摆脱对西方哲学史书写方式、研究对象、学科范围划定、书写内容、框架划分甚至概念话语的模仿，体现自己的特质，建立自己的阐述体系，充分挖掘和展示中国哲学的特色。
注释：
[1]王国维.哲学辨惑[A].王国维哲学美学论文辑佚[C].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5-6.
[2]冯友兰.在中国哲学会年会上的开会词[A].三松堂全集(第十一卷)[C].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81
[3]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2.19
参考文献：
[1]王国维.哲学辨惑[A].王国维哲学美学论文辑佚[C].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2]冯友兰.在中国哲学会年会上的开会词[A].三松堂全集(第十一卷)[C].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版
[3]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
[4]郑家栋，中国哲学史写作与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困境，[J]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3)
[5]谢宝笙，中国哲学史的特殊性与中国哲学史方法论，[J] 学术月刊，(11)
篇2：中国哲学史推荐
《中国哲学史》写于上世纪三十年代，从问世起便成为中国哲学史的必备参考书。引文多且精，比较忠实于各家思想，观点平正;关于先秦名家 和宋明理学辨析尤精，并多有新义。陈寅恪先生评此书为：“取材严谨，持论精严，允宜列入清华丛书，以贡献于学界。”
内容简介
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是第一部完整的具有现代意义的中国哲学史，为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奠基之作。陈寅恪评此书，赞为“取材谨严，持论精确”。本书基本架构已为中国哲学史界普遍接受，许多观点(如名家应分为惠施之“合同异”、公孙龙之“离坚白”两派;二程思想不同，分别为心学、理学之先驱;又如程朱异同，陆王异同，朱王异同;等等)，均发前人所未发，在学术界享有盛誉。
作者简介
冯友兰(一八九五-一九九○)，字芝生，河南省唐河县人。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后赴美，获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历任中州大学、广东大学、燕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一九二八至一九五二年任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一九五二年起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
媒体评论
在我最困难的时期，中国著名学者冯友兰的著作《中国哲学史》是我重回内心平静的生命灯塔。
《中国哲学史》蕴含着正直、坚强的人类道义和战胜这个混乱世界的智慧和教诲。
――朴槿惠
中国人了解、学习、研究中国哲学，冯友兰先生是可超而不可越的人物。
――李慎之
目录
上 自序一 自序二 自序三 第一篇 子学时代 第一章 绪论 一、哲学之内容 二、哲学之方法 三、哲学中论证
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自序一 吾非历史家，此哲学史对于“哲学”方面，较为注重。其在“史”之方面，则似有一点可值提及。 中国近来，史学颇有进步。吾人今日研究中国古代史所持之观点，与前人不同。吾人今日对于中国古代之知识，与前人所知者亦大异。前人对于古代事物之传统的说法，吾人今日亦多已加以辨正。对于此种“古史辩”，王船山、崔东壁即已有贡献;不过近人更有意的向此方向努力耳。 吾于写此哲学史时，对于中国古代史，亦往往有自己之见解。积之既久，乃知前人对于古代事物之传统的说法，亦不能尽谓为完全错误。官僚查案报告中常有“事出有因，查无实据”之语。前人对于古代事物之传统的说法，近人皆知其多为“查无实据”者。然其同时亦多为“事出有因”，则吾人所须注意者也。 吾亦非黑格尔派之哲学家，但此哲学史对于中国古代史所持之观点，若与他观点联合观之，则颇可为黑格尔历史哲学之一例证。黑格尔谓历史进化常经“正”、“反”、“合”三阶级。前人对于古代事物之传统的说法，“正”也;近人指出前人说法多为“查无实据”，此“反”也;若谓前人说法虽多为“查无实据”，要亦多“事出有因”;此“合”也。顾颉刚先生云：“反”之方面之工作，尚多未作;吾深信之。吾亦非敢妄谓此哲学史中所说之中国古史，即真与事实相合。不过在现在之“古史辩”中，此哲学史，在“史”之方面，似有此一点值得提及而已。 此书初稿成后，先在清华印为讲义，分送师友请正。其经改正者，及书中采用师友之说之处，皆随文注明。谨乘此机会，向诸师友致谢。 冯友兰十九年八月十五日清华园 自序二 此书第一篇出版后，胡适之先生以为书中之主要观点系正统派的。今此书第二篇继续出版，其中之主要观点尤为正统派的。此不待别人之言，吾已自觉之。然吾之观点之为正统派的，乃系用批评的态度以得之者。故吾之正统派的观点，乃黑格尔所说之“合”，而非其所说之“正”也。 吾作此书，见历史上能为一时之大儒自成派别者，其思想学说大多卓然有所树立，即以现在之眼光观之，亦有不可磨灭者。其不能自成派别者，则大多并无新见，其书仍在，读之可知。于是乃知，至少在此方面言，历史中之“是”与“应该”，颇多相合之处。人类所有之真、善、美，历史多与以相当的地位。其未得相当的地位者，则多其不真真、不真善、不真美者也。吾虽未敢谓此言无例外，然就历史之大势言，则固如此也。
篇3：《中国哲学史》读后感
冯友兰先生在其《中国哲学史》一书中将人生划分为四境界。即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我个人觉得，现实生活中我们大部分人都处于功利境界。即我们所做的事都是出于利己考虑，尽管结果可能会对他人产生有利的影响。
一个具有独立人格的人为自己谋取利益是无可厚非的事情，同时作为社会成员的每个人在追求自身利益的过程中难免对他人的利益造成或多或少的有利或不利的影响。其中关键的是这种影响引发了人与人之间一系列的问题，对此我有几点粗浅的想法。
一、人与人之间信任在逐步减少，诚信危机不容小觑。现代社会的人生活在一个信息爆炸的年代，有时掌握信息资源的多少会直接影响人在社会中的利益分配，因此，人与人之间慢慢就会产生欺骗，从而减少信任感。再者，现代社会是一个充满诱惑的时代，人在各种利益的驱使下，难免会心理扭曲，为谋利益不择手段，直接导致诚信危机。
二、人与人的关系受利益因素影响增强。人们由于在社会中的分工不同，进而引发了人与人之间社会地位的差别，而人总是向往好的事物的。处于底层的人为获取相对高的社会地位，处于高层的人为保住既得利益。总言之，人际交往大部分是掺杂着利益的。纯粹的亲情或友谊正在流失。
三、人际交往处于一种矛盾状态。一方面现在的人都渴望得到别人的真心对待，对纯粹的亲情和真诚的友谊即人与人之间的纯真是向往的；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对他人处处设防，为防受到伤害而谨小慎微的保护自己。简言之，现在的人总是在互相依赖与互相提防中小心协调。
我认为不论是孟子的“人性本善”还是荀子的“人性本恶”都不足以解释当今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复杂关系。
作为人类社会的一分子，我真心希望越来越多的人能达到人生的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只有这样，人类社会才会真正的成为名副其实的和谐社会。
篇4：《中国哲学史》读后感
我喜欢买书，但不是爱读书的人，每次读书都是虎头蛇尾，一旦不能一气呵成，就从此搁置了，于是家里、办公室到处都是看了一半的书，或将书翻扣着将封面封底统一向上，或夹个书签等待下次能把它想起，理论书籍更是如此。要“照镜子，正衣冠”，我应该老老实实承认，每次写个人评价“能够认真学习理论知识”，其实是撒了谎的，对于我这种说假话已经近乎习惯的人，的确应该“红红脸，出出汗”好好进行一下批评与自我批评了。
儿子读高三，经常会在网上买书，中学封闭管理，无法收快递，地址常常留我的。鉴于此，我比儿子早一步接触到了冯友兰先生《中国哲学史》的中文版。冬日的午后，天气格外好，太阳暖暖的照着，大院里的银杏树叶子飘落下来，一地金黄。水池边的长椅被晒得暖暖的，四周静悄悄的，应了一句俗话：太平时代“连午后的阳光都是安宁的”，我干脆坐到长椅上，打开快递包裹拿出《中国哲学史》，四周一片静谧，内心的世界仿佛一下子变得安静乃至干净，“一篇读罢头飞雪”，不知今夕何夕。我这样一个无知的躁动者，第一次与冯友兰先生慈父般的目光深切对望。
不得不说，《中国哲学史》是一本很好的哲学读物，它通俗易懂的语言，让我对哲学产生了浓厚兴趣，开始思索人生。
冯有兰先生说，“哲学，就是对于人生的有系统的反思的思想”。有些时候，人们常常受到生活环境的限制。在特定的环境，以特定的方式感受生活，不同的哲学也就有特定的强调之处和省略之处，构成某种哲学的特色。中国特定的社会背景，形成了独特的中国哲学，中国哲学有着众多的门派和不同的发展完善阶段，在中国，哲学与人人有关，中国哲学支撑起了中国信仰的半壁江山。
《中庸》第一章上写道：“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人的感情还未迸发出来时，内心无所谓“过分”或“不及”，这时称为“中”。人的感情倾泻出来，保持恰如其分，达到“和”。“和”来自“中”，“中”又是“和”所必须。这个思想适用于表达人的感情，也适用于表达人的欲望。每个人的行为在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中，都有一个平衡点，使人在表达感情和满足欲望时，知乎所止。如果在一个社会里，各种人都懂得对自己的欲望和感情适度地满足，社会便达到和谐、安定、秩序井然。当然，有些事情争取是好的，在现在的这个社会也必须要去争取，没有人愿意做行尸走肉或仅仅是人生过客，这是一个好时代，我们应当通过努力来成就自己。而现实的欲望常常让人疯狂，不择手段让自己的房子、车子、票子等等各种财富最大幅度的增长，或以自己拥有的各种权力为荣耀，争一时之高下，此刻，是否应该静下来想一想：为了什么？那真是我们想要的吗？富贵也好，贫贱也罢，最后只不过或无或有的一块墓碑而已吧！
中国与西方的差异归根到底是哲学上的差异，中国文化的精神基础不是宗教，而是伦理。记得有一次在领导宴请西班牙客人时，席间听到这位客人说，中国的问题是“管了太多的穷人，所以富人的负担很重”。此刻，这个问题用中国哲学观点便能回答：“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这就是“仁”，这个“仁”就是“共同富裕”的政治基础―“王道”，中国需要富强、渴望富强、离开了“富强”国家便会陷入积贫积弱，这是中国近代史最惨痛的经验教训，但中国的问题显然不是简单的“富强”所能解决的，把富强建立在王道的基础上，实现王道与富强的统一，才是更高层次的富强。
中国哲学的使命就是使人得以发展内圣外王的品格，中国哲学讨论的问题就是内圣外王之道。
如果说读史可以明智，那么读哲学，可以让人活得通透。
此文有感于冯友兰先生《中国哲学史》。
篇5：《中国哲学史》读后感
突然有一天我瞥到了“思而不学则殆”这句话，我才幡然醒悟，如果我不懂得学习，那么无论如何思考，我都无法找到答案，反而困惑还将越来越多，因而我翻开了《中国哲学史》。
在我的脑海中有这样一段回忆：幼儿园时我总会被老师打骂，有时是因为看窗外走神而没能回答她的问题，有时是因为不知道字该怎么念，有时是因为算数算错了……总之，在讲台上，伸手即耳光，毫无底线畏惧，亦无师道操守。那时候傻，没告诉家长，也没想过怎么解决。
这段回忆无疑是苦涩的`，但苦涩的回忆亦不止这一段。在理想社会诞生前，每个人在这一辈子里都或多或少会成为受害者；有时也正是因为当过受害者，体会了这种痛苦，才不忍心再施害于他人。
孔子一生倡导的“仁”，就是希望人们都能以己之所爱推己及人，以己之所恶勿施于人。
因为我了解那种痛苦，因此后来我也总是提醒自己要努力、不让别人承受相同的痛苦；不过那时仅仅是出于同情而并不明白自己的思想根源，并且有时也仍会因为过去的经历而感到痛苦。
但在体会了孔子对仁的解释后，我终于明白了自己在做什么，也明白了这种行为的意义是什么。所以每当我感受到一种痛苦，我就把这种感觉记住并提醒自己将来不许这么对别人；每当我感受到一种快乐，我也会提醒自己尽己所能让别人也拥有之，就像我们得知歹徒行凶时会义愤填膺，而看到弱者获助时会心满意足。这样的观念让我经常活在阳光之下，因为这就仿佛是在拯救自己，同时也是在践行一种伟大的价值情怀。
现在人们总觉得生活没有安全感，总是害怕别人会伤害自己，究其根本，在于社会尚未能很好地践行“仁”的观念。试想中国之十三亿人，任何一个小小的善意举动乘以十三亿，其社会意义都会是巨大的；然而虽然所有人都知道人性向往的是什么，却不能都做到推己及人。
我们每个人都希望社会变得更加美好，但是怎么才能让这个世界更美好呢：当年孔夫子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而当今吾辈亦应取其思想精华继承并发扬之！
何时才该感到幸福？怎样才能算作成功？其实问题的答案高中时就已经从我的眼前掠过，但直到读到《中国哲学史》中庄子那一章时我才意识到。
“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去以六月息者也”，“蜩与学鸠笑之曰：‘我决起而飞，抢榆枋而止，时则不至而控于地而已矣，奚以之九万里而南为？’”
纵然鹏拥极致之大而蜩与学鸠仅极致之小，但其是否快乐应以是否顺应了天性为标准，如果从顺应天性的角度来评判快乐，则“大鹏无以自身贵于小鸟，小鸟无羡于天池”、“小大虽殊，逍遥一也”。
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天性和独一无二的追求，故我们应当以此作为真正的生活准绳，所谓“盖物之性至不相同，一物有一物所认为之好，不必强同亦不可强同”。然而现在又有多少人的生活是否被束缚于不适于自己天性的规范或要求中呢？
很多人会以“我这是为你好”为理由去强迫你执行或是接受一些东西，或许后来你妥协并确实拥有了他们眼中的“快乐”和“成功”，但你真的可以做到听不见心里的声音吗？
“譬犹中央之帝，名曰混沌，本无七窍；若强鉴之，则七窍开而混沌已死矣”。如果他们真的是为你好，那就让他们明白这个道理；如果你真的在追求成功与幸福，那就鼓起勇气飞向适合自己的天空，去做自己能用心感受到的事情：想父母了就给他俩打个电话，遇到中意的人了就去追求，想出去走走就不要考虑白天或者黑夜，想去闯荡了就不要耽于忧虑与羁绊……当所有人都被裹挟着过着自己不喜欢的生活，而你能放下外物去追求真我时究竟谁更幸福呢？
电影《无问西东》的片尾有一句话：请你无论何时都不要忘记自己的珍贵。其实这句话再引申一下，就是不要忘记每个人都很珍贵。故鹏之大无可羡慕，蜩与学鸠之小无可羞耻。你看，即便贵为中央之帝亦会为开七窍而死，所以真正可怕的是强求和迷失，真正可贵的是“顺其自然之性，则幸福当下即是，不须外求”。
能从好书中收获多少，往往取决于读书人的能力。这篇读后感只不过是各取孔子和庄子的一个观点结合自己的生活实际展开写了一些浅见，实际上这远远不够，而我对此书乃至中国哲学史的理解亦连皮毛都尚未达到。
冯友兰先生倾其毕生所学著成的《中国哲学史》于我而言，就像“九万里”之于“学鸠”，但是倘若我能从书中得到哪怕一点启发、解决了我现实生活中的困惑并让我能够学以致用，那即便是难以企及“天池之远”，“抢榆枋而止”亦足以令我倍感幸运。
读这本书给我最大的收获，是我明白了自己应该时刻对生活保持虚心，并懂得虚心学习，不要妄议生活。知道了自己有多渺小，又知道了外面有多辽阔，而且自己还愿意去外面汲取营养，生活不就充满了希望？此亦读史目的之一。
我从不觉得探索生命的意义没有意义，相反，哲学观就像现实生活的图纸，画好图纸才能知道怎么盖楼，才知道什么是未来，才谈得上拥有幸福。
篇6：中国哲学史读后感
中国哲学史读后感
中国哲学史读后感在其《中国哲学史》一书中将人生划分为四境界。即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我个人觉得，现实生活中我们大部分人都处于功利境界。即我们所做的事都是出于利己考虑，尽管结果可能会对他人产生有利的影响。
一个具有独立人格的人为自己谋取利益是无可厚非的事情，同时作为社会成员的每个人在追求自身利益的过程中难免对他人的利益造成或多或少的有利或不利的影响。其中关键的是这种影响引发了人与人之间一系列的问题，对此我有几点粗浅的想法。
一、人与人之间信任在逐步减少，诚信危机不容小觑。现代社会的人生活在一个信息爆炸的年代，有时掌握信息资源的多少会直接影响人在社会中的利益分配，因此，人与人之间慢慢就会产生欺骗，从而减少信任感。再者，现代社会是一个充满诱惑的时代，人在各种利益的驱使下，难免会心理扭曲，为谋利益不择手段，直接导致诚信危机。
二、人与人的关系受利益因素影响增强。人们由于在社会中的分工不同，进而引发了人与人之间社会地位的差别，而人总是向往好的事物的。处于底层的人为获取相对高的社会地位，处于高层的人为保住既得利益。总言之，人际交往大部分是掺杂着利益的`。纯粹的亲情或友谊正在流失。
三、人际交往处于一种矛盾状态。一方面现在的人都渴望得到别人的真心对待，对纯粹的亲情和真诚的友谊即人与人之间的纯真是向往的；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对他人处处设防，为防受到伤害而谨小慎微的保护自己。简言之，现在的人总是在互相依赖与互相提防中小心协调。
我认为不论是孟子的“人性本善”还是荀子的“人性本恶”都不足以解释当今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复杂关系。
作为人类社会的一分子，我真心希望越来越多的人能达到人生的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只有这样，人类社会才会真正的成为名副其实的和谐社会。
篇7：冯友兰中国哲学史读后感
《中国哲学史》以20万字的文字讲述了中国哲学的发展历史，打通了古今中外的相关知识，在有限的篇幅里融入了冯友兰对中国哲学的理解。因为它最初是讲义，所以它的语言极其流畅;因为它是由英文翻译过来的，所以它的文字极其符合当代人的阅读。它在世界各地有多种译本，一直是许多大学中国哲学的通用教材，也是了解中国文化的入门书。它对当今的读者有极大的意义，不失为一部可以影响一生的文化经典。
当代大哲学家冯友兰先生于1947年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受聘担任讲座教授，讲授中国哲学史，其英文讲稿后经整理写成《中国哲学简史》，于1948年由美国著名出版公司麦克米兰出版。此书一出，立即成为西方人了解和学习中国哲学的超级入门书。其后又有法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南斯拉夫文、日文等译本出版。五十多年来，一直是世界各大学中国哲学的通用教材，在西方影响很大。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此书没有中文版本。直到20世纪80年代，本书才由冯友兰先生的学生第一次根据英文本译成中文，由北京大学出版社于1985年出版，首版印刷十万册，很快售罄，成为当时学术界的大畅销书。，北京大学出版社再版，并做了软精装，内容和品质都有很大的提升。可以说，本书是了解中国哲学的首选读本，也是影响大众一生的经典著作。
本书是冯友兰先生哲学与思想融铸的结晶。以一本哲学学生专著，打通古今中外的相关知识，其中充满睿智与哲人洞见。特别是作者对现实问题的关怀，颇具“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的大家风范。
作者
冯友兰(1895.12.04～1990.11.26)，字芝生，河南南阳唐河人。19入上海中国公学大学预科班，19入北京大学文科中国哲学门，19赴美留学，1924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历任中州大学、广东大学、燕京大学教授、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哲学系主任。抗战期间，任西南联大哲学系教授兼文学院院长。1946年赴美任客座教授。1948年末至1949年初，任清华大学校务会议主席。曾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印度德里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名誉文学博士。1952年后一直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何止于米，相期以茶。
篇8：冯友兰中国哲学史读后感
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一书中，就已经指出:“哲学本一西洋名词。”也就是说，在中国的思想文化史册上，是没有“哲学”二字的。既然要作“哲学史”，自然需要首先明确什么是“哲学”，然后才有“哲学史”。
在《中国哲学简史》中，冯友兰回答说:“至于我，我所说的哲学，就是对于人生的有系统的反思的思想”。冯先生亦曾言“今欲求中国哲学史, 其主要工作之一, 即就中国历史上各种学问中, 将其可以西洋哲学名之者, 选出而叙述之”。由此可以看出，冯友兰走的是以西释中的道路，即以西方哲学为框架——知识论，认识论和宇宙论——叙述中国哲学史。
然而从全书的谋篇布局上我们可以看出此时的冯友兰和撰写《中国哲学史》二册时的认知已有一定程度的不同。在《中国哲学简史》中，冯友兰对儒道释法等百家的阐叙更多的是从基于中国文化的氛围，亦即“中国哲学的精神”这一核心命题展开的，而放弃了在两卷本《中国哲学史》中所沿用的“子学时代”与“经学时代”的强硬划分。
出于这种以中国哲学自身发展的逻辑为基础的哲学史观， 冯友兰在对先秦道家的发展进行概括时比《中国哲学史》显得更进一步，明确的将其划分为三个阶段，即早期“隐者”阶段的杨朱，以“避”为其核心;以老子为代表的第二阶段，尝试揭示宇宙事物变化的规律;再到以庄子为代表的第三阶段，“宇宙为我，我亦宇宙”。
文档为doc格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