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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日本经济持续低迷的制度分析
日本经济持续低迷的制度分析
日本为何迟迟走不出长达的经济低迷?政府各项刺激经济的财政措施为何不见成效?日本经济的`长期停滞看来有深层次的原因:曾给日本经济带来过辉煌的公司治理模式和政府主导型经济发展模式现在却成了绊脚石.这些制度扭曲市场,限制自由竞争,导致国内二元经济结构长期存在,使综合生产率处于较低水平,从根本上阻碍了经济的增长.了解这些经验和教训对于处于经济过渡期的中国来说尤为重要.
作 者：刘豪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商学院,湖北,武汉,430072 刊 名：中国软科学 PKU CSSCI英文刊名：CHINA SOFT SCIENCE 年，卷(期)： “”(11) 分类号：F113.7 关键词：日本经济 生产率 公司治理篇2：日本经济持续低迷及其前景
日本经济持续低迷及其前景
日本经济在经历了上个世纪二战后初期重建和六、七十年代高速增长之后，于八十年代末期一举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位的经济大国，创下了举世公认的“经济奇迹”。九十年代以来，随着“泡沫经济”的破灭，日本经济陷入以通货紧缩为主要特征并伴随阶段性衰退的长期停滞阶段。一
日本经济持续长期停滞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经济增长持续低迷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除1991、1995和三个财政年度日本实际GDP增长率为2.5%以上外，其他财政年度都在2%以下，出现了1.1%的负增长。[1]以来，随着美国经济的调整，日本经济的多数经济指数都呈现衰退迹象。据日本总理府公开发表的统计数字显示，20第二季度日本实际GDP比上季度下降了1.2%，以后又连续两个季度比上季分别下降0.5%和1.1%，[2]这种连续3个季度的负增长表明目前的日本经济已经陷入衰退状态。
（二）通货紧缩特征明显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日本经济就曾开始表现出一些通货紧缩现象，进入新世纪后，通货紧缩已经成为日本经济的主要特征。有资料显示，和日本消费者物价指数分别比上年下跌了0.5%和0.6%，2001年头9个月，该项指标与上年同期相比均为负增长。[3]这种物价连续两年以上持续下降的状况，不仅在日本经济发展史上前所未有，就是在战后其他主要西方国家也实属罕见。日本政府从去年起不得不公开承认：“日本经济正处在缓慢的通货紧缩之中”。
（三）民间内需严重不足
过去10年中，占其GDP近6成以上的民间消费需求一直处于极度低迷状态，据日本总务部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日本家庭实际消费支出除1995年上升0.1%外，其余年份均为负增长，跌幅达到2.1%。[4]2001年除4-6月略有上升外，1、3两个季度也均为负增长。
（四）财政负担空前沉重
截止财政预算计，日本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国内债务已达到666万亿日元，约为日本GDP的130%以上[5]，如此沉重的`财政负担也是其他发达国家所没有的，为此日本前财务大臣宫泽喜一曾惊呼日本财政已“濒临崩溃边缘”。
（五）不良债权久拖不决
自1992年起，日本银行虽然已经处理了一些不良债权，但因经济持续不振、破产企业增多，金融机构的不良债权仍有增无减。到2001年9月，仅按银行法确定为“风险管理债权”的不良债权，就从的28.5万亿日元增至达31.8万亿日元，如果加上其他类型的不良债权，数目更多。据日本兴业银行估计，经济每放慢一个百分点，就得新增加5.6万亿不良债权。
（六）失业人口屡创新高
从1991年到20日本的完全失业率从2.1%上升到4.7%；失业人口已经从1990年的134万增加到19的317万；2001年年平均失业率也在5%上下，今年2月日本完全失业率又创新高，达到5.3%的历史高位。[6]如果加上日本特有的“隐形”失业，目前日本失业率在西方主要国家中名列前茅。
二
造成日本经济长期萎靡不振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外部原因也有内部原因，既有周期性因素也有政策性因素。
（一）“泡沫经济”的“负面遗产”大伤日本经济的内需“元气”
1985年，美国为“敲打日本”，与西方主要工业国家共同签署推动日元升值的“广场协议”，导致日元兑美元的汇率大幅度上升。日本在持续多年的高速增长之后，国民财富以几何级数急剧膨胀，到八十年代末，日本一跃成为世界上第二位的经济大国。当时的日本政府认为，随着日本经济规模的扩大和个人财富的增加，国民对余暇需求将迅速增强，于是在1987年出台了“休养地法”和第四次“综合开发计划”。政府这一诱导性决策，诱导民间大量
[1] [2] [3]
篇3：日本经济持续低迷及其前景
日本经济持续低迷及其前景
日本经济在经历了上个世纪二战后初期重建和六、七十年代高速增长之后，于八十年代末期一举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位的经济大国，创下了举世公认的“经济奇迹”。九十年代以来，随着“泡沫经济”的破灭，日本经济陷入以通货紧缩为主要特征并伴随阶段性衰退的长期停滞阶段。一
日本经济持续长期停滞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经济增长持续低迷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除1991、1995和1996三个财政年度日本实际GDP增长率为2.5%以上外，其他财政年度都在2%以下，19出现了1.1%的负增长。[1]年以来，随着美国经济的调整，日本经济的多数经济指数都呈现衰退迹象。据日本总理府公开发表的统计数字显示，2001年第二季度日本实际GDP比上季度下降了1.2%，以后又连续两个季度比上季分别下降0.5%和1.1%，[2]这种连续3个季度的负增长表明目前的日本经济已经陷入衰退状态。
（二）通货紧缩特征明显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日本经济就曾开始表现出一些通货紧缩现象，进入新世纪后，通货紧缩已经成为日本经济的主要特征。有资料显示，年和年日本消费者物价指数分别比上年下跌了0.5%和0.6%，2001年头9个月，该项指标与上年同期相比均为负增长。[3]这种物价连续两年以上持续下降的状况，不仅在日本经济发展史上前所未有，就是在战后其他主要西方国家也实属罕见。日本政府从去年起不得不公开承认：“日本经济正处在缓慢的通货紧缩之中”。
（三）民间内需严重不足
过去中，占其GDP近6成以上的民间消费需求一直处于极度低迷状态，据日本总务部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日本家庭实际消费支出除1995年上升0.1%外，其余年份均为负增长，19跌幅达到2.1%。[4]2001年除4-6月略有上升外，1、3两个季度也均为负增长。
（四）财政负担空前沉重
截止2财政预算计，日本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国内债务已达到666万亿日元，约为日本GDP的130%以上[5]，如此沉重的财政负担也是其他发达国家所没有的，为此日本前财务大臣宫泽喜一曾惊呼日本财政已“濒临崩溃边缘”。
（五）不良债权久拖不决
自1992年起，日本银行虽然已经处理了一些不良债权，但因经济持续不振、破产企业增多，金融机构的不良债权仍有增无减。到2001年9月，仅按银行法确定为“风险管理债权”的不良债权，就从19的28.5万亿日元增至达31.8万亿日元，如果加上其他类型的不良债权，数目更多。据日本兴业银行估计，经济每放慢一个百分点，就得新增加5.6万亿不良债权。
（六）失业人口屡创新高
从1991年到2000年日本的完全失业率从2.1%上升到4.7%；失业人口已经从1990年的134万增加到1999年的317万；2001年年平均失业率也在5%上下，今年2月日本完全失业率又创新高，达到5.3%的历史高位。[6]如果加上日本特有的“隐形”失业，目前日本失业率在西方主要国家中名列前茅。
二
造成日本经济长期萎靡不振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外部原因也有内部原因，既有周期性因素也有政策性因素。
（一）“泡沫经济”的“负面遗产”大伤日本经济的内需“元气”
1985年，美国为“敲打日本”，与西方主要工业国家共同签署推动日元升值的“广场协议”，导致日元兑美元的汇率大幅度上升。日本在持续多年的高速增长之后，国民财富以几何级数急剧膨胀，到八十年代末，日本一跃成为世界上第二位的经济大国。当时的日本政府认为，随着日本经济规模的扩大和个人财富的增加，国民对余暇需求将迅速增强，于是在1987年出台了“休养地法”和第四次“综合开发计划”。政府这一诱导性决策，诱导民间大量闲置资金投入到房地产行业和相关传统行业，引发“泡沫经济”。在“泡沫经济”时代，由于地价与股票价格相互促进，企业“抵押能力”急剧膨胀。这一“虚拟循环”带来的“泡沫”繁荣于1989年到达顶峰而破灭。“泡沫经济”破灭给日本经济带来的直接恶果是：股市急剧暴跌和不动产大幅萎缩，企业、个人资产总额严重缩水。东京日经平均指数从八十年代末期的38915.87直线下挫，到2001年9月10日东京日经平均指数跌至10195.69点的最低记录。东京证券市场一部市值从过去峰值的606万亿日元下降到目前的296万亿日元，10年间东京股市大约损失市值达300万亿日元以上。日本地价也从1992年以后持续下降，到2001年初，日本平均地价比上年下落4.9%，其中商业用地比上年下降7.5%，仅为1999年9月的18%；居住用地比上年下降4.2%，[7]目前价格已与峰值时期相比下降了约70%，蒸发掉的资产总值约为800万亿日元以上，相当于目前日本实际GDP的1.6倍。在资产全面缩水的背景下，企业负债恶性膨胀，金融机构陷入困境，不良债权急剧增加，加之实体经济因经济扩张时期进行超常规模的设备投资而严重过剩，导致日本经济陷入供给严重过剩，需求空前萎缩的萧条状态。
（二）政府经济政策失误扼杀了阶段性景气复苏
“泡末经济”崩溃以来，日本政府经济决策部门不能准确地对经济形势做出正确判断，并及时拿出正确的经济对策，也是日本经济迟迟不能走出低迷的重要原因。首先是在1992年10月至2000年12月期间，政府急于刺激内需共追加补充预算11次，金额达130兆日元。按凯恩斯学说，当经济收缩时，政府通过扩大公共支出等积极的财政政策有助于刺激经济迅速上升，但在日本经济没有找到真正“病根”的情况下，套用西方经济的传统方法不但没有起到刺激经济的作用，反而给日本财政累计了巨额财政赤字。其次是轻视了资产缩水对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泡沫经济初期，政府对资产价格的严重缩水视为经济周期中出现的正常现象，没有及时拿出应有的经济对策，导致资产价格下降对实体经济造成的负面影响恶性膨胀。直到1995年上半年，在日本经济仍然不见回升的情况下，政府仍然认为“泡沫经济”崩溃的负面影响在1993年基本结束，造成当时经济低迷的主要原因是日元升值和阪神大地震，因而没有及时采取相应的对策。第三，1996年由于阪神地震带来的内需扩大，景气状况明显有所回升，但当时执政的桥本政权没有能够及时抓住这一时机，刺激景气继续扩大，而是在处理好景气回升与改革的关系时出现严重失误，将3%的消费税提高到5%，这样给来之不易的民间需求泼上一盆“冷水”。加之当时亚洲金融危机的负面影响，日本经济再次陷入萧条。第四，年，日本出现经济负增长和物价下跌并存的状况，但日本政府否认日本已经出现“通货紧缩”，未采取有效措施，致使日本从2000年9月始，物价全面下跌，其他各项景气指数也纷纷下滑，“通货紧缩”逐渐成为持续低迷的日本经济的主要特征。
（三）产业结构调整
滞后使日本没能搭上“新经济快车”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信息技术为主导的高新产业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但日本没有及时调整产业结构，将高新产业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使之丧失了持续增长的机遇。其主要原因，一是日本的技术创新模式缺乏对经济增长的后续拉动力。战后日本通过大量引进技术发展本国制造业来实现高速度的经济增长，这一技术模式的突出特征是重技术在实体经济中的现实应用，而轻基础研发在经济发展中的长期效应，政府研发经费投入不足。这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美国的技术模式恰好相反，美国是将基础科学、高新科技的研究与开发放在首位，在科研开发方面投入的经费比例远远超过日本，为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美国高新产业创造“新经济奇迹”奠定了重要基础。二是日本金融手段不利于高新产业的发展。战后日本一直实行间接金融为主的融资政策，直接金融不够发达，缺乏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所必要的风险投资机制，新兴产业、高科技企业和创业中的中小企业很难及时筹到开展事业所需的资金。尽管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期日本也意识到了金融改革的重要性并进行了称之为“金融大爆炸”的金融改革，并开始由间接金融为主向直接金融为主的方向过渡，但由于“泡沫经济”后遗症在日本影响深重，个人投资家对金融市场的恐惧很难在短期解决，加上保护投资者机制尚不健全，所以日本金融市场的转变还需要一定时间。三是日本保守的流通体制和行业的高度垄断经营，使其流通体制盘根错节，中间商层次过多，不仅增加了产品的销集成本，也加大了新产品的推广难度。特别是少数垄断性企业利用自己的特殊地位，以及执政党对其提供的利益保护，人为地提高行业进入成本，抑制正当竞争，严重阻碍了新技术、新产品的推广和运用。这是日本新兴行业发展迟缓的制度性根源。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日本经济的长期萧条及美国新经济的大发展中，可以看出，日本的技术模式对经济起飞中的国家是行之有效的.，而在后工业化的期，这一模式已难以适应知识经济时代的发展。
（四）传统经济体制束缚经济的持续发展
战后日本实行的是政府主导型的经济体制，这一经济体制曾作为“赶超型”经济的成功典范，在战后日本经济起飞过程中发挥过重要作用。九十年代以后，冷战终结，中国及东欧一些国家也开始向市场经济转变，经济全球化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趋势。日本没有及时按照这一经济环境的变化调整自身的经济体制和结构，仍然实行政府主导型经济体制，这样在经济全球化步伐逐步加速的背景下，传统经济体制逐步开始演变为经济发展的羁绊。这是日本经济深陷入困境、长期不能自拔的深层原因。这一体制的突出特点是政府对经济干预的权限过大，具体表现是政府通过财政政策对低效部门进行政策性保护，严重违背市场经济中自由竞争的原则，导致企业缺乏开拓和创新精神，竞争能力不断下降。在这一体制下，企业在经营管理上实行特有的终身雇佣，年功序列和企业间互相持股等制度，这一制度尽管有助于促进企业集团化和密切企业与政府的关系，但终身雇佣制最大的弊端是阻碍人才流动，制约人才能力的充分发挥；年功序列制的最大弊端是全体员工在没有突出贡献的状况下同样按工龄加薪，其结果是企业丧失开拓创新精神；企业间相互持股虽然有效地阻止了外资收购日本企业，但却人为地抬高了股份，使日本的市场经济扭曲成大财阀垄断的畸形市场经济，大股东不注重投资回报，而只是一味地追求相互之间发展业务关系，为日本经济的持续发展埋下了隐患。在金融领域，由于资金融通受制于政府，政府不仅通过各种手段引导资金进入银行等金融系统，然后再按政府的意志支持特定产业。结果作为经济运行血液的金融机构完全处在政府或利益集团的掌控之下，形成日本银行所特有的“保护船制度”，易造成银行超贷、企业超借状况，最终导致银行坏帐日益严重。
三
短期看，美国经济转暖和世界IT市场的动向将从外部对日本经济带来有利刺激，但由于日本经济的结构改革存在种种障碍，而排除这些障碍并非易事，所以，今后2至3年，日本经济前景不容乐观。
（一）“新经济”重新进入上升周期尚需时日
从日本面临的外部经济环境看，美国经济恢复和世界IT市场能否走强是日本经济能否尽早恢复的重要因素。目前日本政府已将信息技术和生物工程等高新产业作为今后5年拉动经济的主导产业，日本国内在这方面也存在一定潜力，但以新兴产业为主导的“新经济”毕竟已经进入结构性调整阶段。历史上任何技术革命、新兴产业的发展都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需要其他相关产业的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协调。IT技术也一样，尽管它的发展和普及的速度要超过以往任何一次技术革命，但也必然要经历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目前，“新经济”对传统产业包括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技术改造和产业升级才刚刚开始。这个融合的过程还需相当长的时间。另从目前世界IT市场供求状况看，仍然处于阶段性饱和态势。有统计表明，去年世界个人电脑市场销售出现首次下降；移动电话也没有因为因特网的发展而兴起大面积更新换代的热潮。由于电脑和移动电话行业停滞不前，半导体芯片的需求也在下降。据美国某权威机构预测，信息产业至少要到今年第三季度才能停止衰退，会加快复苏势头，但若要恢复到两位数的增长可能要到以后。由此可见，外部力量对日本经济的刺激作用将是短期和有限的。
（二）消除通货紧缩，启动内需面临重重困难
历史经验证明，通货紧缩往往要经过一个逐步消化的过程。为稳定物价，刺激经济发展，日本政府从2001年以来采取了以下措施：一是在财政政策方面增加预算，用于产业结构调整；降低遗产税、赠与税的税率，废除股票交易中的双重课税制度，旨在促进个人投资。二是在金融政策方面，继续下调中央银行利率，诱导利率接近零，增加货币供应量，达到以“通胀”治“通缩”的金融政策；允许上市公司收购自身股票，以支持股份，稳定金融市场等。三是加速处理不良债权。2001年以来，日本内阁均把处理不良债权问题作为解决日本经济问题的中心环节加以推进，小泉内阁还确定了解决不良债权问题的具体时间表。尽管如此，从目前日本经济所面临的现实情况看，以上对策都具有一定局限性：由于国家长期债务重负已使政府继续采用扩张性财政政策的余地很小，并且难以直接形成新的社会需求；由于金融市场的利率已接近零，再无下调空间，加上“惜贷”问题依然存在，将使金融政策的传导机制失灵，因此放松银根难以取得明显效果。同时，东京股市长期徘徊于11000-12000点的低位，目前还看不出向上迹象，在此情况下，推行扩张性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其刺激需求、抑制通货紧缩的效果无疑是有限的。处理不良债权问题毕竟是一剂苦口良药，它将不可避免地导致破产企业增加，失业人口增加，收入减少，其结果还将进一步加剧“通货紧缩”，促使新的不良债权的产生，使日本经济难以摆脱上述恶性循环。尤其应该指出的是不良债权的产生与日本传统经济体制密切相关，这将大大增加不良债权处理的难度。
（三）“结构性改革”任重道远
日本经济的深层“病根”在于日本自身的经济体制，没有彻底的结构改革，日本经济就难以从根本上获得新生。但结构改革是一项全新的立体化工程，改革方案的全面启动和付诸
实施将面临相当大的阻力和困难。首先，日本现有经济体制是颇具“钢性”的政治经济混合体，政经两界均存在着维护传统体制的保守势力，他们不但是该体制的既得利益者，而且也存在着牢不可破的紧密关系。改革现有经济体制等于向既得利益阶层开刀，这一“解体性手术”既是改革的本质所在，也是改革的重大难题。桥本执政期间曾以“六大改革”著称，但尚未全部实施便被推翻而流产；小渊也曾提出“景气优先”执政路线，也基本上是无果而终。目前正在进行的小泉号称为“无圣域的改革”，其主张主要是要清除银行系统坏账，缩减政府赤字，解除经济管制，并没有在改革的本质问题上拿出高见。为此一些日本经济学家认为目前日本进行的改革并没有真正触及日本社会中的深层问题。其次就是要解决这些非本质问题，也难以在短时间内取得进展。财政风险因不断还本付息的压力短期内难以消除；巨额不良债权还在不断产生；过剩生产能力更难以在短期消化。因此有专家预言解决日本实体经济中投资、人员及债务“三大过剩”问题至少需要3至5年时间。再次，改革与景气恢复形成强烈矛盾。改革的目的之一在于振兴10年低迷的日本经济，但结构性改革将直接造成大量中小企业破产倒闭、大量失业人口，无法避免地引发“社会阵痛”。这种将以牺牲景气恢复为代价的改革在日本上不并未得到完全认同，日本国内的经济学家对此也未达成共识。因此如何处理好结构改革与恢复经济的关系，如何让在野党和民众从较为长远的眼光理解和消化改革对实体经济带来的“阵痛”，将是小泉内阁改革能否成功的关键所在。第四，从一个较长远的时期看，日本的结构性改革还涉及如何提高国际竞争力、产业结构升级，以及如何从出口主导型增长模式向民需主导型增长模式转变等结构性问题，这些课题的解决都说明日本的改革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总之，日本经济不仅要解决扩大内需、处理不良资产、再建国家财政等各种难题，最重要的是要对现有经济体制进行全面彻底的改革，这一过程无疑是长期和艰难的。
【参考文献】
[1] 《东洋经济统计月报》2001年12月刊，3月刊。
[2] 203月8日日本总理府网页www.esri.cao.go.jp。
[3] 《东洋经济统计月报》2001年12月。
[4] 《东洋经济统计月报》2001年12月。
[5] 日本财务省2001年2月发表的《中期展望报告》。
[6] 《东洋经济统计月报》2001年12月。
[7] 日本国土资源厅2001年3月公布。
篇4：消费生态环境的保护与可持续消费行为的制度分析
消费生态环境的保护与可持续消费行为的制度分析
环境是一种特殊资产,它能为我们的生产和生活消费提供多种有价值的.服务.保护好消费生态环境,可以减少无效消费支出和投资支出,并为可持续性消费行为奠定基础.
作 者：杨立宾 YANG Li-bin 作者单位：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委党校,研究生院,宁夏,银川,750021 刊 名：长春市委党校学报 英文刊名：JOURNAL OF CHANGCHUN COMMUNIST PARTY INSTITUTE 年，卷(期)：2001 “”(2) 分类号：F014.5 关键词：消费生态环境 经济动因 可持续消费行为篇5：可持续发展的制度基础分析
可持续发展的制度基础分析
1 伦理观念的重构――生态道德系统的建立
可持续发展观的提出，是有深刻的社会文化背景的。当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人们逐渐懂得了合作比不合作好的道理时，道德就产生了。同时，道德也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发展。道德与经济学有非常密切的关系。讲道德并不是不言利，正是出于利益的考虑才有道德要求，因此，有的学者把道德看作是“为了大家的利益而要求牺牲自己一时利益的一种行为规范”。
可持续发展首先面临的制约，来自于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人们在时间和空间的维度上能否以“非零―和”代替“零―和”的博弈模型，从而实现代内公平和代际公平。从一定意义上讲，可持续发展的合理性主要体现在确立一定的伦理规范，去调节人类的经济活动。这就要求可持续发展这种新的发展模式，必须建立在新的道德伦理观基础上。因此，探讨经济发展的理论和道德，呼唤新的伦理道德标准，建立一种为人类持续发展而约束自己的新道德精神，对于建立可持续发展的新文明具有重要意义。
可持续发展要求的伦理道德是传统的伦理道德的放大和延伸，二者的分界和区别只是体现在涉及范围、内容和评判坐标上的差异，以及由此带来的合作博弈的复杂性等方面。如果说，传统道德把凡是能够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就看成是道德的话，那么，可持续发展所持的伦理道德，则要求在实现代内公平和代际公平的基础上，实现经济的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要求人类构建的道德规范主要有：第一是平衡原则，即人们进行一切经济活动决不能局限于局部利益，而应考虑到自己的行为所引起的全局性的长远的生态后果，努力保持生态系统的平衡状态。第二是恒久原则，即克服对待自然资源唯利是图的态度，在对待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关系上，做到眼前利益服从长远利益。第三是洁净原则，即要求任何个人和群体，为了全社会的利益，停止污染环境的行为，对已造成污染要尽快治理，恢复大自然洁净的面目。第四是群体原则，即要求人们要有一种反映群体生态环境利益的道德意识，在个人利益与群体利益发生矛盾时，应使个人利益服从群体利益。其目的在于把价值观、权利观、伦理观推广到自然界中，建立人与自然之间的道德规则和规范。
2 人自身的发展――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出发点和归宿
可持续发展尤其突出强调的是发展，解决贫困问题，是我们提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出发点和归宿，也是实施可持续发展的一项不可缺少的条件。可持续发展的人文含义就是以提高全体人民的能力为主旨，而特别关注那些迄今为止缺乏这种能力的人群。
对于贫困，不仅要认识到贫困的表现，而且要重视贫困的成因，这样才能更好地理解贫困的本质，才能有解决贫困的有效途径，才能真正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
贫困和环境恶化具有高度的相关性。我国尚未解决温饱而处于绝对贫困状态的人口，基本上分布在自然资源贫乏、生产生活条件恶劣、生态环境脆弱的地区。在我国贫困和环境之间的恶性循环中，贫困实际上是起作用的主要方面。实际上，贫困地区的人对于环境与贫困之间的恶性循环关系是相当清楚的，他们对当地生态系统中有限的生物量竭泽而渔的行为，不是出于无知和不顾后果，而是为了生存而进行的本能反应。然而，这种行为对环境造成的灾难性后果，只能便原本贫穷的地区和人口进一步贫困化。这就是贫困导致环境破坏，环境又进一步造成贫困的恶性循环的本质。
虽然贫困的原因与相对不利的资源环境禀赋有密切关系，但贫困的本质原因还在于人本身的贫困，在于人的能力的贫困，即人文贫困。具体表现为：①与人力资本相关联的体力因素和智力因素都陷入极端的缺乏状态。②参与政治经济生活的程度低、缺乏安全感、社会性歧视。③生态系统遭受破坏和环境污染的直接受害者。在这样一种含义中，贫困意味着一些基本能力的缺乏，使得陷入这种状况的群体不能很好地履行必要的生产、生活职能。其含义是包括寿命、健康、居住、知识、参与、个人安全和环境等发明的基本条件得不到满足，因而限制了人的选择。因此，要想使贫困人口摆脱贫困和环境之间的恶性循环，根本的策略在于注重对贫困地区人力资本的培育，注重人的发展能力。
法国学者佩鲁于1983年发表的《新发展观》一书中，通过对“增长”与“发展”这两个概念的区分，也展现了对人的关注。他认为，增长应该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提高。而发展则包含着更为广泛的内容。其含义有：关注提高全体人民的生活水平；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发展是可持续的；强调结构的变革和演进，而结构的这种演进过程，又表现为“各种形式的人力资源都有机遇获得效力和能力”；把人类生活质量的提高作为其终极目的。应当说，这种发展观具有相当的代表性。
3 哲学观念的更新――实现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
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是哲学的永恒话题之一。可持续发展作为当代人类得以长期存在的现实选择，在哲学理念上体现了理性与价值双重尺度的整合。所谓理性原则，就是人类必须按照世界的本来面目去认识和改造世界，它追求的是“是”，它侧重于客体性原则，是人在活动中的条件性原则，它更多地关注什么是“能做的”。而所谓价值的原则就是人类必须按照自己的`尺度和要求去认识和改造世界，使世界适合人的生存和发展，它所追求的是“世界应是什么样的”，它所侧重的是主体性原则，是人在活动中的目的性原则，更注重的是什么是“该做的”。
就传统发展观而言，更多的是坚持了理性的原则。在近代机械世界观和二元论的基础上，近代哲学认为：主体与客体是分离的、对立的；人是世界的主人，是自然界的掠夺者和征服者，自然是人的奴仆，是僵死的、机械的，可以还原为数宇，毫无内在价值可言；凡是人们所期望的，就是能够实现的，这种理解虽然是基于以人为中心的原则，并且驱使着人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物质文明，但也造成了人的急功近利和短期行为，忽视了潜在的、影响未来的危机。可以说，人类今天所普遍面临的生态资源危机、环境危机和从前未曾有过的人文危机，就其直接原因来讲都与人类理性的过分张扬有不可分割的联系，或者说，人类在实践活动中忽视了价值原则，忽视了什么是“能做的”和“不应该做的”。它给人类带来的深刻的反面效应，已经远远超过了人们在从事理性及其对象化活动时所作的价值预测和期望，这是人类始料未及的。因此，实现理性原则和价值原则的整合已经不可避免，可持续发展体现的正是这一整合趋势在现实中的反映。
如果说，哥白尼发现了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在人类文明史上具有伟大的变革意义，那么，我们现在也应该承认，人类不是自然界的中心，同样具有伟大的变革意义（曲格平，1995）。生态学理论告诉我们，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人是能动的因素，但是人作为自然的人，它只能在生态规律的制约之中生存，恩格斯指出：“我们对自然界的全部统治力量，就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生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如果不顺乎自然规律，人就会成为对地球生态系统造成破坏的因素。目前出现生态危机的责任在于人，而且需要强调的是责任不在哪一个人或哪一个地区，责任在全人类。因此，我们解决生态危机的态度就应该是：树立全球生态意识，共同承担责任，共同解决危机。这是可持续发展得以确立的思想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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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制度的安排――有效的生态转移支付体制的建立
实现可持续发展要解决的问题，都不可避免地遇到个人决策与公共选择之间的安排问题。一方面，个人决策与市场机制不能保证资源可持续利用，这是因为，人们更关心资源的现在价值而容易忽视其未来价值，加之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条件不是始终具备的，以及资源的产权界定比较困难（资源如此，对生物圈、大气层这样的整体资源来说尤甚）。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集体行动和公共选择；另一方面，在政府参与决策的情况下，由于受利益集团的影响作出的决策可能不会反映公众的根本长远利益，并且政府与私人相比由于信息不对称而带来的执行政策成本高昂效率低下，也难以弥补市场机制的不足，甚至会造成比个人决策的场合更大的损失。在这两种情况下，为矫正市场机制和政府职能各自的不足，就需要一系列机制，把两个决策主体的缺陷抵消，同时将两者的优势互补。
人类今天所面临的资源被过度开发和消费以及环境污染日益加重等现象，在一定程度上都可以从外部性那里找到经济学原因。经济学中所说的外部性的存在，会造成资源与环境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的差异和冲突。所谓外部性，简单地说，就是指特定的经济行为影响了第三者的利益。外部性，简单地说，就是指特定的经济行为影响了第三者的利益。外部性之所以成为问题，就是因为缺乏对这些外部性进行交易的市场。无论是外部负效益还是正效益，都是一种超出交易之外的外部效应。如果某种被人们关心的东西不能通过市场的时候，市场反映出来的结果就会造成一定的社会福利损失。比如，草原的下风向，河流的下游一般是发达地区，却未对上游赐予的生态效益进行补偿。经济落后亟待脱贫的上游不得不将产权不明晰的自然资源以不计后果的方式使用，以降低生产成本，才可能与发达地区通过高效生产管理和完备的资源配置体系降低了成本的产品竞争。换言之，由于生产效益的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市场结算做得不好，所以，上游地区为了不吃亏，为了发展一定会以资源的过度开发为代价，结果，处于经济高位势的发达地区因为同时处于生态低位势，不得不饱受环境之苦。
制度的一个基本功能就是将外部性（正、负外部性）内在化。于是，制度安排――建立有效的生态转移支付体制，就摆在了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位置。利用经济手段就是制度安排的一种具体形式，利用经济手段实现可持续发展，就是要按照环境资源有偿使用的原则，通过市场机制，将环境成本纳入各级经济分析和决策过程，既要促使污染、破坏环境资源者从全局利益出发，选择更有利于环境的生产经营方式，也要促使生态位势较低的发达地区支付享受绿色生态的酬金。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手段主要有征收环境费制度、环境税制度、财政刺激制度、排污权交易制度以及环境损害责任保险制度等。
本文所述的内容，既是可持续发展的制度条件和基本要求，也是衡量一个社会在发展上是否进步的重要尺度。文明的产生和发展是人与环境协调的产物，它依赖于物质生产者与自然环境和自然资源之间进行的劳动及其产出。可持续发展观念的提出是人类思想发展史上的一场革命。作为人类历史发展新阶段，可持续发展在人地哲学观念、道德意识、社会结构、经济水平、能源特征、消费标志、生产模式、环境响应等方面，都与传统发展阶段有明显的区别。在这个新的文明阶段，“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这个新的文明阶段的产生，是一个客观过程，但我们在尊重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会加快这种文明的到来。
篇6：可持续发展的制度基础分析
可持续发展的制度基础分析
1 伦理观念的重构――生态道德系统的建立
可持续发展观的提出，是有深刻的社会文化背景的。当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人们逐渐懂得了合作比不合作好的道理时，道德就产生了。同时，道德也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发展。道德与经济学有非常密切的关系。讲道德并不是不言利，正是出于利益的考虑才有道德要求，因此，有的学者把道德看作是“为了大家的利益而要求牺牲自己一时利益的一种行为规范”。
可持续发展首先面临的制约，来自于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人们在时间和空间的维度上能否以“非零―和”代替“零―和”的博弈模型，从而实现代内公平和代际公平。从一定意义上讲，可持续发展的合理性主要体现在确立一定的伦理规范，去调节人类的经济活动。这就要求可持续发展这种新的发展模式，必须建立在新的道德伦理观基础上。因此，探讨经济发展的理论和道德，呼唤新的伦理道德标准，建立一种为人类持续发展而约束自己的新道德精神，对于建立可持续发展的新文明具有重要意义。
可持续发展要求的伦理道德是传统的伦理道德的放大和延伸，二者的分界和区别只是体现在涉及范围、内容和评判坐标上的差异，以及由此带来的'合作博弈的复杂性等方面。如果说，传统道德把凡是能够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就看成是道德的话，那么，可持续发展所持的伦理道德，则要求在实现代内公平和代际公平的基础上，实现经济的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要求人类构建的道德规范主要有：第一是平衡原则，即人们进行一切经济活动决不能局限于局部利益，而应考虑到自己的行为所引起的全局性的长远的生态后果，努力保持生态系统的平衡状态。第二是恒久原则，即克服对待自然资源唯利是图的态度，在对待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关系上，做到眼前利益服从长远利益。第三是洁净原则，即要求任何个人和群体，为了全社会的利益，停止污染环境的行为，对已造成污染要尽快治理，恢复大自然洁净的面目。第四是群体原则，即要求人们要有一种反映群体生态环境利益的道德意识，在个人利益与群体利益发生矛盾时，应使个人利益服从群体利益。其目的在于把价值观、权利观、伦理观推广到自然界中，建立人与自然之间的道德规则和规范。
2 人自身的发展――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出发点和归宿
可持续发展尤其突出强调的是发展，解决贫困问题，是我们提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出发点和归宿，也是实施可持续发展的一项不可缺少的条件。可持续发展的人文含义就是以提高全体人民的能力为主旨，而特别关注那些迄今为止缺乏这种能力的人群。
对于贫困，不仅要认识到贫困的表现，而且要重视贫困的成因，这样才能更好地理解贫困的本质，才能有解决贫困的有效途径，才能真正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
贫困和环境恶化具有高度的相关性。我国尚未解决温饱而处于绝对贫困状态的人口，基本上分布在自然资源贫乏、生产生活条件恶劣、生态环境脆弱的地区。在我国贫困和环境之间的恶性循环中，贫困实际上是起作用的主要方面。实际上，贫困地区的人对于环境与贫困之间的恶性循环关系是相当清楚的，他们对当地生态系统中有限的生物量竭泽而渔的行为，不是出于无知和不顾后果，而是为了生存而进行的本能反应。然而，这种行为对环境造成的灾难性后果，只能便原本贫穷的地区和人口进一步贫困化。这就是贫困导致环境破坏，环境又进一步造成贫困的恶性循环的本质。
虽然贫困的原因与相对不利的资源环境禀赋有密切关系，但贫困的本质原因还在于人本身的贫困，在于人的能力的贫困，即人文贫困。具体表现为：①与人力资本相关联的体力因素和智力因素都陷入极端的缺乏状态。②参与政治经济生活的程度低、缺乏安全感、社会性歧视。③生态系统遭受破坏和环境污染的直接受害者。在这样一种含义中，贫困意味着一些基本能力的缺乏，使得陷入这种状况的群体不能很好地履行必要的生产、生活职能。其含义是包括寿命、健康、居住、知识、参与、个人安全和环境等发明的基本条件得不到满足，因而限制了人的选择。因此，要想使贫困人口摆脱贫困和环境之间的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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