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民主生活会制度的历史由来与演进，本文共17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篇1：民主生活会制度的历史由来与演进
民主生活会制度作为党的一项重要制度，是伴随着党内民主生活的扩大和党内民主观念的提升而逐步确立并完善起来的，历史地考察民主生活会制度的由来与演进，对于各级党员领导干部在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开好民主生活会，具有重要意义。
建党初期，为反对家长制作风，提出扩大党内民主生活
建党初期，我们党虽然有“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但由于缺乏有效的实际经验，对党内民主生活尚未给予足够重视。作为我们党早期的主要负责人，陈独秀的家长作风就比较严重。曾任我党早期中组部部长的周恩来一针见血地指出：“从前组织上有一种‘家长制’的形式，党员群众对于党部，下级机关对于上级，只有机械的服从，而无活泼的党的生活。”有鉴于此，我们党在大革命失败后开始关注如何有效扩大党内民主生活的问题，并逐渐探索出一些好的做法，提出一些好的思想。
1928年，周恩来在谈到如何贯彻党的六大决议时，特别提出：“各级党部都要尽可能地讨论一切党的政治问题，引导每个同志都尽量发表对于政治问题的意见。”“所谓支部生活，并不是仅仅开会听政治报告、交纳党费就算完事，最要紧的是讨论当地的政治问题、工作问题”。
1929年，中央在给鄂东北特委的指示信中，就如何“实行党内的民主与集中”作出批示，特别指出：“我们党内过去缺乏民主的精神，造成了许多组织上的缺点。所以现在各级党部在可能的范围内，都要尽量地扩大党内民主……各级委员会的工作，不应由书记或主席包办，应经过大多数委员的共同讨论。”同年，古田会议所形成的决议提出，要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特别强调要用认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充分发扬党内民主的方法，解决党内矛盾。允许个人发表意见，允许争论，但争论要限于党内，对党委或同志的批评应当在党的会议上提出。这种做法与第三次“左”倾路线着重组织处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做法截然不同，在党的建设史上具有开拓性的意义。
党中央到达陕北后，开始提倡民主的工作精神，并在党内施行有关民主生活的教育
党中央到达陕北后，开始系统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就党内民主生活而言， 曾反思认为：“由于中国是一个没有民主生活的`国家，我党在过去大部分是处在极端秘密环境中，同时还由于某些同志有不正确的思想和对于党内民主的不正确了解，所以在党内民主生活上还没有养成一种习惯，以至在客观条件可能时，亦不能很好的很正确的实现民主生活。”为此，探索实现党内民主生活的精神和原则，也就成为毛泽东、 等党的领导人在多个重要场合着重强调的突出问题。
1937年5月8日，毛泽东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谈到党内民主问题时指出：“要达到这种目的，党内的民主是必要的。要党有力量，依靠实行党的民主集中制去发动全党的积极性。”同月， 在白区党代表会议上也谈到这一问题：“我们不只是要在形式上执行一些民主手续，更要紧的是我们要提倡一种民主的工作精神。领导机关应当尊重每一个同志的意见和应有的权利。负责人员在党内没有特权，不应斤斤于自己个人的领导地位，不自高自大，应服从多数，服从纪律，接受下面的批评，倾听同志的报告，详细地向同志解释，用平等的兄弟的态度对待同志，把自己看作是一个普通的同志，大公无私地处理问题，
这是民主的精神，我们每一个干部都应当具备这种精神。应当用这种精神来改造自己并教育同志。这正是党内所需要的民主。”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专门对如何实现党内民主生活作了详尽而精辟的论述。他提出，“由于我们的国家是一个小生产的家长制占优势的国家，又在全国范围内至今还没有民主生活，这种情况反映到我们党内，就产生了民主生活不足的现象。这种现象，妨碍着全党积极性的充分发挥。同时，也就影响到统一战线中、民众运动中民主生活的不足。为此缘故，必须在党内施行有关民主生活的教育，使党懂得什么是民主生活，什么是民主制和集中制的关系，并如何实行民主集中制。这样才能做到：一方面，确实扩大党内的民主生活;又一方面，不至于走到极端民主化，走到破坏纪律的自由放任主义。”
1941年，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20周年，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其主要内容是加强组织纪律性、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领导干部必须参加党的组织生活，听取党员群众的批评、增强党性，等等，从此确立了党内民主是增强党性的重要原则。
延安整风运动中倡导并践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党内民主生活方式
随着党内民主理论的不断深化，党内民主实践也在不断创新。1942年开始的延安整风运动，就积极倡导并践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党内民主生活方式。在南方局整风学习期间，周恩来曾多次主持会议讨论如何“自我反省，各人检讨自己的缺点”。他认为，领导干部应在自我批评方面起示范作用，“一个人或一个政党，如果不愿做反省功夫而自满自傲，不承认自己有任何错误和缺点，或者不善于看出自己力量之所在而害怕批评和自我批评，不敢正视错误和改正错误，那么，这个人和这个政党就一定不免于失败”。1943年，周恩来在45岁生日这天写下了《我的修养要则》，以明心志。
延安时期曾担任中央党校秘书长的黄火青后来评价认为，党内民主生活在延安时期是很好的，大家有啥说啥，敢说真话，从不拐弯抹角。他曾举例说，有个名叫窦商初的老团长，打仗的时候身上负过7次伤，从解放区来到延安，对有些事情看不惯，什么也不怕，什么话都敢讲。开小组会他讲，开大会他还上去讲，一讲就是半天。他讲完了，大家讨论他讲的话，哪些对、哪些不对，慢慢地跟他讲道理。他有气的时候，你说啥他也听不进;他缓过来了，你再给他提意见，他知道自己讲错了，就虚心接受了。
延安整风运动加强了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党的七大在整风运动的基础上，对如何开展党内民主生活作了系统阐述。 在《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提出，“必须放手地扩大我们党内的民主生活，必须实行高度的党内民主”，并总结指出：“从六届六中全会以来，情形是有了一些变化，不独中国解放区的民主运动有了极大的发展，就是党内的民主生活也有了很大的发展，特别在整风运动中，在检查工作的运动中，党内的民主已有极大的发挥……然而，就全党来说，就各个地方来说，党内民主生活至今还是不足的，还应该继续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作为执政党迫切需要健全党内民主，实现正规的民主生活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总体上从战争状态转到建设状态。为顺应这个转变，中国共产党迫切需要健全党内民主，实现正规的民主生活。在党的一系列重要会议上，有关党内民主生活的基本原则得以确定。
1955年，中组部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农村党的基层组织工作会议。会议指出：党在农村的基层组织，必须加强集体领导，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健全支部的民主生活。会议还认为，实现集体领导，建立支部民主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生活，增强党内团结和严肃党的纪律，是党的建设事业中极为重要的原则。
篇2：制度演进与农业产业发展
制度演进与农业产业发展
通过制度演进对农业产业发展作用机理的分析,阐明了制度一般是分工、专业化的产物,产权制度演生的动因在于消减资源交易剩余的流失(即资源的`外部性),企业演生的动因在于消减交易费用,从而节约了交易费用.因此,制度演进是农业产业发展的动力系统,我国农业产业发展中需要制度一般和产权制度创新,龙头企业的存在是农业产业发展的较高阶段,但并不是说农业产业发展的任何阶段都需要龙头企业.
作 者：王德勇 Wang Deyong 作者单位：东北农业大学,黑龙江,哈尔滨,150030 刊 名：东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英文刊名：JOURNAL OF NORTHEAST AGRICULTURAL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 EDITION) 年，卷(期)： 3(2) 分类号：F303 关键词：制度演进 农业 产业发展篇3：我国农作制度的演进及其历史原因
我国农作制度的演进及其历史原因
我国农作制度的历史演进过程大致可以划分为四个时期,即撂荒制、休闲制、轮种制和集约制.本文简要介绍这四个时期中作物生产的主要特征,同时对引起农作制度演进的`主要历史原因进行了分析.通过分析认为,我国农作制度历史演进的动力来源是社会发展和人口增长对农产品需要的不断增加,而农作制度历史演进的实现和维持则依赖于社会生产力和科学技术水平的不断进步与提高.
作 者：许平 作者单位：新乡市师范学校,河南,新乡,453002 刊 名：平原大学学报 英文刊名：JOURNAL OF PINGYUAN UNIVERSITY 年，卷(期)： 18(3) 分类号：F3 关键词：农作制度 历史演进 社会生产力 技术水平篇4：西方制度经济史学的历史演进：评价与思考
西方制度经济史学的历史演进：评价与思考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西方制度经济史学已经走过了近半个世纪的发展历程。然而，国内外学术界至今尚未对制度经济史学的研究对象、理论方法、内容结构和学科体系等进行科学的概括和总结。本文拟对西方制度经济史学产生和发展的历程作一简要的回顾，并在此基础上，对其理论方法、研究内容、学术成就、历史局限性以及对我国经济史研究的借鉴意义进行客观的分析、评价与思考。一、西方制度经济史学的产生与形成
西方的制度经济史学是在新制度经济学和新经济史学革命的推动下产生发展起来的。
经济史学对于研究制度问题的特殊重要性，是在西方新制度经济学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中被逐渐认识到的。制度经济学所关注的核心问题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制度如何影响了经济绩效，二是制度为什么以及是怎样演变的。而无论对于哪个问题来说，经济史的研究都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是通过经济行为主体和这些行为主体置身于其中的一系列交换关系来影响资源配置，进而影响经济绩效的。而历史上不同的经济环境和社会条件的差异，则为人们考察特定的制度提供了独一无二的源泉和基础。同时，要说明现存制度的生成和演进，揭示现实世界中不同国家或社会在制度及其结构方面的巨大差异性，也必须从不同国家或社会各自独特的历史环境中去寻找答案。所有这些，使西方的新制度经济学家和经济史学家共同认识到了经济史对于制度研究所具有的不可替代的重要性，也促使经济史学家们开始把制度及相关问题的研究视为经济史学的一项不可推卸的历史使命和所面临的一项急待解决的重大课题，对其进行自觉的系统的思考与探索。从而，使经济史学的研究主体在对制度进行系统的历史分析的意识上，实现了从不自觉到自觉的飞跃。
从20世纪50年代下半期开始的西方新经济史学革命，是一场史无前例的经济史学大变革。在这场史学革命当中，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以及计量经济学分析方法的普遍应用，在经济史学研究中引发了一连串的重大革新和变化。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它为经济史学家们从事制度研究提供了特有的理论框架和专门的分析工具。此后，经济计量学方法、制度分析方法、反事实假设方法等被普遍地运用于经济史学的研究之中，实现了经济史研究方法论的革命，开创了经济史研究的新时期。这些新的理论框架和分析工具的运用，极大地增强了经济史学对制度及相关问题的解释力，使得已经对制度分析有了自觉认识的经济史学家们得以运用这些特有的理论框架和专门的分析工具，去系统地分析和研究制度及相关问题，并据此构建了一套较为完整的包括特有的理论方法、专门的分析工具和较为成型的内容结构的学科框架和研究体系，从而形成了所谓的“制度经济史学”(The InstitutionalEconomic History)。
二、新古典的制度经济史学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西方制度经济史学大致经历了“新古典制度经济史学”(TheNeoclassical Institutional Economic History)、“新制度经济史学”(The NewInstitutional Economic History)和“历史制度分析”(The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Analysis)这三个阶段。其中50-60年代的新古典制度经济史学，属于西方制度经济史学的早期发展阶段。
新古典制度经济史所着重研究的是市场这一特定的经济制度。新古典经济学认为，是市场制度支配着历史上的各种交换关系，也是市场和其统一化的进程，培育了经济效率与增长。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和计量经济学方法在经济史研究中的应用，极大地开拓了经济史的研究领域，增强了其对历史上的各种经济现象和经济行为的解释力，使其能够对大量的有关价格、数量和外生变量（如年龄、性别和不同产业的周期性质等）的历史资料进行归纳整理和统计分析，并用于检验和评价有关市场制度及其内部关系的各种假说。
制度经济史的许多研究成果表明，市场制度确实在历史上的很多时期存在并发挥过重要的作用。例如，美国早在殖民地时期就初步建立了劳动、资本和产品的市场制度；19世纪90年代时，密执安的劳动市场已经非常完善，甚至在不同的生产部门之间存在着非熟练工人的补偿工资差别。在欧洲，从15世纪以来，巴黎地区农民的专业化分工就已达到很高的水平，这充分显示了产品市场的功能；各种证券的价格也表明，18世纪时的国际金融市场已经在很多贸易国家之间发挥着作用。研究结果还表明，市场的产生和扩大是伴随着技术变迁，尤其是交通和通讯技术的提高，以及能随后带来和平的政治变革而出现的现象。例如，私人资本市场的出现，是为了适应铁路系统这样大规模的融资项目的需要，同时也有赖于政府证券市场的存在。
新古典制度经济史在关注市场制度研究的同时，也对非市场制度作了初步的考察。在这方面，新古典制度经济史学家深受科斯(Coase.Ronald)的影响。他们把非市场制度视为契约关系和财产占有的不同方式，认为这种契约关系和财产占有方式的产生，是市场不发达、不完善和价格过高的结果。因此，非市场制度的发达程度取决于市场制度的完善程度，换句话说，取决于市场制度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需要非市场制度来补充。显然，非市场制度是作为市场制度的替代物而存在的。
新古典学说的若干研究成果都对这种假说提供了支持。需要指出的是，新古典制度经济史对非市场制度的初步研究，绝不意味着它从根本上认识到了非市场制度的重要性。恰恰相反，在新古典制度经济史那里，非市场制度是无关紧要的。之所以对它予以一定的关注，是把它视为市场制度的一个替代与补充，只有在市场制度不完善的地方和时候，非市场制度才可能出现，一旦市场完善了，它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换句话说，非市场制度是可有可无的。
新古典制度经济史还试图以历史资料为基础，来证实新古典经济学关于市场和市场化进程培育了经济效率与经济增长的观点。但事实证明，这是相当困难的。只是到了80年代，索科劳夫(Sokoloff 1989)才运用数量分析方法，为美国市场规模的扩大促进了革新与发明的观点提供了佐证。他以1790年至1846年间美国专利注册为样本，证明了革新发明与市场规模存在着正的相关性。而另一方面，怀特(Wright 1987)的研究却得出了与此相反的结论：美国内战后商品市场的统一非但没有促进反而妨碍了南部经济的发展。
不难看出，新古典制度经济史对市场制度的研究极大地超越了传统经济史学的范围，开创了对制度进行历史分析的一个新的范式。首先，它以新古典经济学为理论基础，运用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各种学说和方法来分析解释历史上的制度问题，改变了经济史的制度研究多年来没有合适的理论框架和分析工具的局面，开创了制度经济史乃至整个经济史研究的新时期。其次，新古典制度经济史在对制度进行历史分析时
，大规模成功地运用了计量统计方法，特别是后来越来越高级的计算机的使用，使得经济史学家们能够对有关制度（特别是市场制度）的大量历史资料和成千上万条数据进行分类、整理和统计分析（这对于以前的传统经济史学来说是难以想象的），极大地增强了经济史学对有关制度问题的分析力和解释力。同时，计量统计方法和计算机的应用，对大量的历史统计资料和数据的处理和分析，也使得经济史学能够更好地发挥它本应发挥的特殊作用――为经济学的理论和假说提供历史的经验证明和检验，这是经济史学的一项特殊的学术使命和任务，也是传统的经济史学没有做到的。而新古典制度经济史学在这方面做出了可贵的尝试，也取得了可观的研究成果。第三，就市场制度的研究而言，新古典制度经济史学紧紧地围绕着经济制度的这一核心，就相关问题的方方面面展开了多角度、多层面的研究与探讨。从研究问题的.广泛性、研究内容的深入性、研究方法的新颖性、研究视角的独特性和研究结论的可信性来说，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然而，新古典制度经济史学本身也存在着诸多缺欠与不足。诺思曾指出，直到70年代，传统经济史学还没有对非市场制度做出更为深入的研究，也没能说明为什么在环境与背景相似的情况下，一些社会建立了市场经济，而另外一些社会却没有。从更深的层次上说，新古典制度经济史学的这些缺欠与不足，均源于构成其理论基础的新古典经济学的内在局限性。显而易见，制度经济史学的进一步发展，有赖于经济理论方面的突破与创新。
三、新制度经济史学
可以说，新制度经济史学是伴随着西方新制度经济学的大规模发展而产生发展起来的，同时，它的发展也给了新制度经济学以极大的推动与促进。新制度经济学家在其对制度进行的不断深入的研究过程中，逐渐认识到了经济史、尤其是制度经济史对于制度分析的特殊重要性。新制度经济学的许多代表人物如威廉姆森(Oliver.Milliamson,1982)、奥尔森(Mancur.Olson,1982)和诺思(1981)等人都明确阐述了类似的观点。尤其是道格拉斯・C・诺思教授，更以他的令人瞩目的学术研究成果，成为新制度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史的集大成者。在他的研究成果中，新制度经济学与制度经济史之间的渗透和融合得到了近乎完美的体现。
在传统经济学中，市场的运作被假定为在完备信息、明确界定的产权和零交易成本条件下的运作过程。对整个经济活动的协调和组织，只要依靠“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就可以达到最佳状态，不需要任何外在力量的干预。这样，起到协调经济活动作用的各种制度和组织，就变得无足轻重了。然而，诺思通过对经济史的研究发现，用传统理论去研究某一历史时期的经济增长和经济绩效，并不能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尤其是它无法解释历史上的经济增长和西方世界兴起的原因。诺思认为，在传统经济学的增长模型中，忽略了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制度。诺思认为，“新古典经济学所假定的有效市场，只有在无交易成本时才会实现。当交易产生成本时，制度就起决定作用了。事实上，有很大一部分国民收入用于交易活动。因此，制度，尤其是产权制度，是市场效率的关键性决定因素。”
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制度分析框架，诺思对美国和欧洲经济史，特别是制度变迁的历史进行了广泛的实证研究，分析了制度和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国家和意识形态对制度和制度变迁的影响，以此来说明经济增长的制度变迁模型和西方世界兴起的原因，从而构造了一个以制度、制度变迁和制度创新为主轴，以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理论为主要分析框架的新制度经济史的理论体系和研究范式。
诺思认为，经济增长的历史是与制度变迁的历史分不开的。他认为，西方世界兴起的根本原因在于制度。“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正是西方兴起的原因所在。”制度的核心是产权制度，而产权的界定者是国家。诺思认为，经济增长有赖于明确界定的产权，但在技术和现有的组织制约下，产权的创立、裁定和行使的代价极为高昂。而国家作为一种能够低成本地提供产权保护的制度，在产权形成、产权界定、产权保护和降低交易成本方面具有特殊的优势，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但是，国家也会（而且是经常地）起到负面的作用：它会造成无效产权，破坏产权界定的市场规则，采取歧视政策对待不同的交易当事人，并限制交易的空间，阻碍交易的发展。因此，国家对产权乃至经济增长具有双重作用：它既可以促进产权的界定，提高产权的运作效率，也可以导致无效的产权。这种现象被称之为“国家――产权悖论”。诺思指出，“国家的存在是经济增长的关键，然而国家又是人为经济衰退的根源，这一悖论使国家成为经济史研究的核心，在任何关于长期变迁的分析中，国家模型都将占据显要的一席。”除了揭示国家在产权界定和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外，诺思还对国家的性质、起源、其目标函数和约束函数以及产生“国家――产权悖论”的根源做了深入的分析，从而建立了一个完整的有关国家的理论模型。
诺思在新制度经济史学研究上的另一个重要创新，是他把意识形态纳入了制度经济史研究的范畴，从而使他对历史制度的研究从以产权为核心的正式规则，拓展到了以意识形态为核心的非正式规则上。诺思认为，意识形态是经济理论研究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如果没有一种明确的意识形态理论或知识社会理论，那么，在说明资源的现代配置和历史变迁的能力上，就存在着无数的困境。意识形态的变化和创新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制度因素。
诺思认为，新制度经济史所要解释和说明的核心问题是：“为什么相对无效的经济会持续？是什么妨碍了它们去采用更有效的经济中的制度呢？”在探寻这一问题答案的过程中，诺思又发展了制度变迁的轨迹和路径依赖理论。他认为，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理论能够为上述问题的解答提出一个新的视角，“路径依赖性是分析理解长期经济变迁的关键”。诺思把路径依赖的相关概念和分析方法引入了制度变迁的分析之中。他认为，在制度变迁中，同样存在着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机制。这种机制使得制度变迁一旦走上某条路径，它的既定方向就会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自我强化，从而形成对制度变迁轨迹的路径依赖。诺思将制度变迁的这种路径依赖特征与经济的长期增长或下降模型结合起来，给出了制度长期变迁中的两种轨迹。他认为，制度变迁的这种轨迹差异和路径依赖，揭示了当今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政治经济形态千差万别的重要根源，也是低效率的制度得以长期存在的重要原因。
无论从经济学理论的发展，还是从经济史学研究的角度看，新制度经济史学都占有着极为重要的历史地位。首先，新制度经济史学实现了经济学理论和经济史研究的真正意义上的结合。这种结合无论对于新制度经济史学的发展还是对于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都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应该说，让众多经济学家（尤其是理论经济学家）真正认识到了经济史研究在经济理论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与意义，是新制度经济史学的一大功绩。而这一点，对经济史学的发展来说至关重要。其次，新制度经济史学运用交易成本、产权和公共选择等理论，成功地解释了西方世界兴起的根源，并创建了以产权、国家、意识形态和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理论为核心的经济史研究的理论体系和学术范式，开创了经济史学特别是制度经济史学的一个新时期。第三，新制度经济史学的重要贡献，不仅在
于它通过自己卓有成效的工作，研究探讨了制度经济史中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而且通过诸多富有开拓性的和思考性的工作，为制度经济史学今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指出了方向。
当然，新制度经济史学也存在着一些不足与缺陷，其中最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由于新制度经济史学在从事制度分析时，主要使用了交易成本和产权理论。这就把它的主要研究领域，限定在了以产权为核心的由国家界定并实施的制度上，而对于无国家和中央法律体系强调的自我实施制度，没有也无法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特别是在其现有的理论框架内，它无法解释国家（本身作为一种制度）的起源。其二，尽管诺思等人意识到了文化传统和意识形态的重要作用，但始终没有找到适用的理论框架和分析工具，因此，他们没有也不可能对这些非经济的社会和文化因素对制度选择和路径依赖的影响，作出深入的理论分析和具体翔实的历史考察。而这一点，一直令诺思感到无能为力和遗憾。
四、历史制度分析
历史制度分析起源于80年代末90年代初，其主要代表人物是美国斯坦福大学的艾夫纳・格瑞夫(Avner Greif)教授。从80年代末起，格瑞夫开始研究中世纪末期商业革命中的制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问题。在这一过程中，他发现了诺思新制度经济史学的缺陷与不足，引发了他对新制度经济史学的再思考。他认为：“新制度经济史对经济史中有关制度的研究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这是勿庸置疑的。它引起了人们对国家界定并加以实施的产权、规则、规制，它们形成的政治过程，及其交易成本的重要性的普通关注。然而，它所依赖的交易成本经济学、产权理论和公共选择理论，意味着它只能考察由国家界定并实施的制度。这些理论框架妨碍了它对‘自我实施’制度（如国家本身），对影响制度与组织发展走上特定轨迹的非法律因素，对非经济的社会和文化因素对制度选择和路径依赖的影响的考察。”因此，必须从理论、方法和研究内容上对新制度经济史学进行全方位的创新。
格瑞夫认为，要建立一种全新的理论和方法，首先也是最为重要的，就是要超越新制度经济史学把国家作为制度的唯一来源的分析范式，重新给制度下一个更为宽泛的定义。为了弥补新制度经济史学的不足，历史制度分析有针对性地把制度被定义为：本身“是自我实施的对行为的非技术决定的约束。”
历史制度分析在方法论上的最大特征，就是开创性地运用了博弈论和历史经验的归纳性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由于历史制度分析把制度定义为非技术决定的自我实施制度，就为博弈论广泛地应用于制度经济史研究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自我实施制度的一个最基本的特征，就是它的自发产生和自我实施的性质。与那些由国家和法律强制实施的制度不同，自我实施制度必须是参加者各方经过协商、谈判、讨价还价后自愿达成一致的结果。因此，历史制度分析将自我实施制度视为特定历史条件下制度博弈的一种均衡状态或均衡结果。自我实施制度产生的过程，也就是制度博弈者各方在特定的战略局势中，根据自己各自不同的目标与对手进行博弈，自主地选择各自的最优策略，最后求得均衡的过程。自我实施制度所具有的自发产生和自我实施的基本属性，说明了它对博弈论分析框架的特殊适用性。
然而，把博弈论框架应用于历史制度分析也面临着挑战。在很多种战略局势中，存在着多重均衡的可能性，这意味着结果并不是唯一确定的。博弈论本身所具有的这种有关均衡结果的非确切性和非结论性的特征，极大地限制了它在以往的制度分析中的应用范围。而历史制度分析则通过博弈论与历史经验的归纳性分析相结合的办法，较好地解决了这一难题。格瑞夫指出，正是博弈论分析结果的这种非确切性和非结论性的特征，内在地规定了它与历史经验研究相结合的必要性。历史发展的结果依赖于历史发展的逻辑、过程和细节，即具有历史的路径依赖性。因此，博弈论的这种（均衡）结果的不确定性问题，只有在历史的逻辑和进程中才能得到解决。也就是说，博弈者是如何从他所面临的多重均衡结果中选择了历史和现实中的这个唯一结果，只有通过历史的经验分析才能予以说明。在研究的实践中，格瑞夫通过“特殊历史相关性模型”(A context-specific model)较好地解决了博弈论分析结论的非确定性问题。
在给出了制度的明确定义，找到了适用的理论框架和分析方法后，格瑞夫对历史上的经济、政治、文化制度和影响制度选择、制度变迁与路径依赖的各种因素，进行了深入严谨的理论分析和具体翔实的经验研究，对一系列有关制度经济史的重大问题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
格瑞夫是以11-14世纪欧洲“商业革命”时期的意大利城市热那亚和地处北非地中海沿岸的马格里布为典型案例，展开历史制度分析的。之所以选择这两个地区为典型，是因为它们在中世纪晚期虽然同样经历了商业革命的经济贸易繁荣，但在后来长期的经济与社会发展中却走上了完全不同的道路：以热那亚为代表的意大利实现了贸易和经济的长期增长，成为西方世界兴起的发源地；而以马格里布为代表的穆斯林世界却从此进入了经济的长期衰落。格瑞夫十分敏锐地注意到了这个问题本身所具有的特殊重要意义。他指出：“对西方世界与穆斯林世界制度发展的比较分析，可能会揭示出导致这两个社会出现截然不同的制度轨迹的诸多因素，并且揭示出制度路径依赖的根源。”
格瑞夫首先探求解决的问题是，是什么因素导致了热那亚和马格里布的经济与社会发展走上了不同的道路？经过严谨缜密的历史考察和理论分析后，格瑞夫得出结论：是不同的制度选择把热那亚和马格里布的经济与社会引上了不同的发展轨道。历史事实清楚地表明，在中世纪晚期诸多事关未来长期经济增长的制度安排上，热那亚和马格里布人都作出了截然不同的选择。然而，在相同的环境和条件下，为什么热那亚和马格里布人会作出如此不同的制度选择？是什么因素决定了这种选择呢？经过深入细致的比较研究，格瑞夫指出，是马格里布人和热那亚人不同的文化遗产以及他们在文化方面表现出来的巨大差异性决定了他们对制度的不同选择。历史事实表明，到中世纪晚期的商业革命时期，不同的社会历史发展进程，已经使热那亚和马格里布分别形成了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的文化传统。而不同的文化传统，对热那亚和马格里布人的经济政治制度选择和变迁产生了截然不同的深刻影响。
在建立海外贸易代表关系过程中，热那亚人的文化传统使他们选择了以“个人主义”惩罚机制为基础的第二方实施制度。而马格里布人却选择了以“集体主义”的惩罚机制为基础的第三方实施制度。在海外贸易扩张的过程中，热那亚商人采取了无社区限制的“开放”的方式扩大海外贸易代理关系。而马格里布商人则采取了仅限社区内的“封闭”的方式来扩大海外贸易代理关系。此外，在社会内部代理关系模式的选择上，热那亚人采用的是“纵向”的代理模式；而马格里布人则采用了“横向”的代理模式。经过论证，格瑞夫进一步指出，热那亚的第二方实施制度、开放型的扩大贸易方式和社会内部的纵向代理模式，对于一个社会的长期经济增长是十分有利的；与此相反，马格里布的第三方实施制度、封闭型的扩大贸易方式和社会内部横向的代理模式，对经济的长期增长则是不利的。
文化传统也影响了相关市场制度的建立与发展。马格里布人没能建立起提货
单制度，是因为他们通过非正式的集体主义实施机制已经解决了相关的制度保障问题。而热那亚商人缺乏同样的非正式实施机制，他们只好通过使用提货单、通知单及其需要承担的法律责任，来解决与海运货物相联系的组织问题。另外，马格里布的集体主义文化提倡社会成员之间的互助精神。而热那亚的个人主义社会，商人们不会指望得到这种互助。于是，意大利人发明了保险制度。再有，在热那亚的个人主义社会中，商人们迫切希望提高雇佣代理商的安全性。这样，家族企业这种具有无限生命期和较低破产可能性的组织形式便在热那亚应运而生了。而随着家族企业形式的发展完善，它开始向非家族成员出售股份，同时产生了所有权和控制权分离、相关信息的传递以及会计程序的完善等问题。显然，这孕育了股票市场、股份制和现代公司制度的最初形式。而马格里布商人在从事贸易活动相当长的时间后，仍没有建立类似的组织和相应的制度。
文化传统也对国家和法律制度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简单地说，在热那亚这种个人主义社会中，由于缺乏经济上能够自我实施的集体主义惩罚机制和传递通畅的信息网络，非正式的经济强制水平又相对较低，为了促进交换、支持集体主义行为和减轻搭便车问题，以国家权威为基础的法律体系就是必需的。而在一个集体主义的社会中，有效的集体主义惩罚机制完全能够对潜在的违约者形成强有力的约束，并对现实的违约者实施有效的惩罚，当然也就不再需要国家和法律的强制力了。
从上面理论分析和史实描述中不难看出，文化信仰对经济和政治制度的选择和变迁产生了持久的影响，而后者的发展状况又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轨迹。格瑞夫指出，“历史制度分析揭示了一个社会内部经济、文化、社会特征之间关系的复杂性。例如，支配热那亚和马格里布人代理关系的不同的制度，在很大程度归结于他们不同的社会和文化特征，而这些特征又反过来进一步强化了其经济制度。在马格里布人中间，集体主义的文化信仰和与此相联系的经济上的自我实施的集体惩罚，导致了一种水平式的社会结构（即商人一身兼商人和代理人二职），社会的封闭，和集体的社会信息通讯网。在热那亚人中间，个人主义的文化信仰，则导致了具有一种垂直并融合的社会结构以及相对比较低水平的信息联络的个人主义的社会。”正是这种差异性，导致了两个地区的长期经济发展走上完全不同的道路。
最后，格瑞夫指出，马格里布人的制度结构与当代发展中国家的制度结构相类似，而热那亚人的社会组织与当代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组织相类似。这表明，制度的路径依赖在这些社会的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从历史上看，中世纪基督教的个人主义社会或许已播下“西方世界兴起”的种子，而集体主义的文化传统可能是发展中国家长期落后的根源。
历史制度分析是20世纪90年代才刚刚在西方兴起的一种学说。虽然它产生的时间不长，但其独特新颖的研究视角、富有创造性的研究方法、别其一格的理论框架、灵活实用的分析工具以及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已经引起了国际上经济学和经济史学界越来越密切的关注。第一，历史制度分析把研究的重点放在了自我实施制度上，弥补了制度经济史研究的一大空白，极大地拓展了制度经济史的研究领域和范围，给制度经济史学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第二，历史制度分析在如何综合运用多种方法，尤其是运用博弈论与历史经验的归纳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研究历史中的制度问题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也取得了显著的成就。通过探索，格瑞夫不仅为博弈论在制度经济史研究中的大规模应用找到了较为有效的途径，而且为博弈论本身从这一应用中获得新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和可能。第三，历史制度分析在如何在制度分析中发挥历史的作用，尤其是发挥历史的检验功能方面，进行了可贵的尝试，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新进展。第四，对制度经济史研究中的若干重大问题（同时也是制度经济学研究的重大问题），进行了严谨缜密的理论分析和确凿翔实的经验论证，并据此提出了一系列精辟独到的观点和发人深思的结论，推动了制度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史研究的发展。
当然，历史制度分析毕竟是一个刚刚兴起的新学说，还处于不断的发展和完善当中，必然存在着某些不足与局限。第一，历史制度分析对“自我实施制度”概念的界定尚不清晰，对其基本内涵和本质特征也缺少充分的论述，这就容易引起了概念上的模糊和歧义，也给理论上的分析带来了不便。第二，研究领域和范围还过于狭窄，还有待于进一步扩展。从目前的研究领域和范围看，历史制度分析只是对中世纪晚期的地中海国家，主要是热那亚和马格里布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历史制度分析。虽然格瑞夫已经清醒地认识到，并且也在努力通过这些具体的个别的案例研究来发掘出更一般的规律，但就现有研究的广度和深度而言，其对制度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及其规律性的认识，还只是刚刚起步，还有待于不断地加深与拓展。第三，博弈论与制度经济史研究的结合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探索和发展。在博弈论与经济理论、与经济史研究、尤其是与历史制度分析的结合上，仍然有很多需要进一步研究和解决的问题。例如，模型的假设条件与历史的关系问题，对博弈论模型的检验问题，以及博弈论模型在制度经济史研究的一个更大的领域内的普遍适用性问题，等等。
五、启示与思考
纵观西方制度经济史学产生与发展的历程，我们可以得到以下两点启示：其一，西方制度经济史学在其发展历程中所取得的每一次重大进步，都与经济学理论上的重大突破与创新以及新的理论、方法和分析工具在经济史研究中的应用紧密联系在一起。例如，新古典经济理论与方法同经济史研究的结合，导致了新古典制度经济史学的产生；新制度经济学理论方法在经济史研究中的大规模运用，促成了新制度经济史学的出现；而历史制度分析的崛起，更是得益于博弈论、信息经济学等新理论新方法的大规模引入。其二，西方制度经济史学产生与发展的历史也表明，经济史学的发展仅仅依赖于经济理论的创新与发展是不够的，还要（或者说更主要地）依靠自身的实力去赢得发展的机会和空间。进一步说，经济史学的发展不仅需要从理论经济学中汲取动力和营养，积极引进和借用经济学的理论、方法和工具，更要以自己所特有的高质量、高水平的研究成果来推动和促进经济理论的发展，来证实自己对经济理论发展所具有的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只要这样，经济史学才能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才能真正地融入经济学的主流。西方制度经济史学能取得今天的发展成就，能有今天的学术地位，与新制度经济史学对新制度经济学发展所产生的重要推动作用，与历史制度分析对博弈论、信息经济学和现代契约理论所做出的重大贡献，都是分不开的。
目前，我国经济史学的进一步发展面临着诸多需要解决的问题，许多经济史学界同仁认为，制约我国经济史学发展的“瓶颈”是缺少一个更好的发展环境和更大的发展空间。而我以为，如何使我国的经济史研究提高到一个新水平、上一个新台阶，才是我们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一个更好的发展环境和更大的发展空间无疑是重要的，但好的发展环境和更大的发展空间不能靠别人的“施舍”与“恩赐”，不能依赖四处呼吁去乞求别人的重视和更多的倾斜政策，而是要靠自己学科所特有的研究方法、独具的研究视角、尤其是自己与众不同的研究成果，去证明经济史研究对于我国社会科学乃至社会经济的发展所具有的特殊重要地位和作用，去赢得社会
和学术界（尤其是理论经济学界）的认可和重视。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得到一个更好的发展环境和更大的发展空间。而要做到这一点，当务之急是使我国的经济史研究在理论和方法上实现新的突破与创新。在这方面，需要我们做好两项工作：一是要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方法，二是要学习和借鉴外国先进的研究成果。目前看来，对后一工作更缺乏重视与投入，更需要大力加强与提高。这，也正是本文的目的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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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科学技术与思维方式的历史演进
科学技术与思维方式的历史演进
制造石刀和摩擦取火体现了原始人的动作思维和因果思维,古代思维方式是以巫术、神话、宗教、哲学等意识形式为主导的.在近代,科学的、理性的权威取代了神学的、宗教的权威,力学的完善导致了机械的`思维方式.在现代,相对论和量子力学冲击了经典物理学的思维方式,复杂性科学描绘了不同于经典科学的世界图景.
作 者：颜晓峰 作者单位：国防大学,政治理论教研室,北京,100091 刊 名：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英文刊名：JOURNAL OF OCEAN UNIVERSITY OF CHINA（SOCIAL SCIENCES EDITION） 年，卷(期)： “”(3) 分类号：B03 关键词：科学技术 思维方式 古代 近代 现代篇6：愚人节的由来与历史
愚人节的由来与历史
ALSO KNOWN AS: All Fool's Day
ORIGIN: the exact origin of April Fool's Day isn't known, but many think it began in France around 1582 with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Gregorian Calendar, which is the most widely used calendar today. In previous calendars, New Year's Day was between March 25 and April 1. Many people refused to change the New Year's celebration day and were dubbed “fools.” They were sent on “fool errands,” sent invitations to nonexistent parties and had other practical jokes played on them.
起源：四月愚人节的确切起源已不可考，不过很多人认为这个节日是起源于1582年前后的法国，在公历被引进之后——公历就是我们到今天还在使用的历法。在早先的历法中，新年是在3月25日和4月1日之间的。很多人不愿意改变新年的日子，就被叫做“愚人”。会有人给这些人发“愚人信”，发请帖请他们参加不存在的庆祝活动，还会成为恶作剧的对象。
HISTORY: The harassment evolved and spread to other countries, including Britian and Scotland. In England, jokes are only played in the morning as it is considered bad luck to play a practical joke on someone after noon.
历史：很快就席卷了其他国家，包括大不列颠和苏格兰。在英格兰，只有上午才能和人开玩笑，过了中午的`恶作剧会被人认为是不吉利的。
The American colonies likely learned the tradition from the English and French.
美洲的殖民地可能是接受了英国和法国的传统。
篇7：春联的历史与由来
春联的由来，历史
春联是从桃符发展而来的。原来人们用桃木板画神萘、郁垒画像，挂在两扇门上。后来，画像又改成只写字的 “门目”。但门目上两边各写两字，表达内容有限，人们觉得不过瘤，便又在大门两侧再挂上两块桃木板（后改用纸），写上了字数较多、能充分反映心愿的对子。据《宋史·蜀世家》载：蜀后主孟旭命学士为题桃符，以其非工，自命笔题云：“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据说这便是我国最早的一对春联。明代朱元漳建都南京后，曾令各家贴对联，并将门联改名为春联，一律用红纸书写。传说有一次，朱元璋亲自到民间察看，只一户人家没贴春联。一问，原来这人家是阉猪的，不识字，于是亲自动笔为他写了一联：“双手劈开生死路，一刀割断是非根”，由于历代大力提倡，使春联成为我国一种特殊的民间文艺形式，长盛不衰。潮汕人对春联更是重视，买一副春联，往往要琢磨很久。 从各家各户所贴的春联看，可以反映出不同的审美情趣 和价值观念。其中较多的是反映出潮汕人勤劳上进、团结和睦的特点，像“和睦一家添百福，平安二字值千金”广勤生产五 谷丰登，善治家六畜兴旺”等等。潮汕对联中最有名的莫过于明朝潮州才子林大钦撰写的“天增岁月人增寿，春满乾坤福满堂”一联。传说，林大钦早年曾当过私塾先生。有一年正月初一日，东家夫人过生日，请来先生撰写春联、寿联。只见林大钦提笔沾墨，不假思索便写出此联。
英语单词“couplet” ，其意有两项：一为对句，指两行尾韵相谐的诗句；一为“一对”，“一双海译文出版社1991年9月第1但也有的辞书译为“两行诗；对句；对联”（《新英汉词典》，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4月第1版，第265页）。有的辞书干脆译为“对句；对联”（《袖珍英汉辞典》，商务印书馆1959年12月初版，第68页）。而《牛津现代高级英汉双解词典（oxford advanced learner's dictionary of current english with chinese translation）》（简化汉字本）中的翻译似乎更接近一些：“相连、同长度并押韵的两行诗句；对句。”（商务印书馆、牛津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66页）我以为倒不如不要“对联”一个义项，因为外国语言中，尤其是西方的拼音文字中根本就没有对联这个东西。况且，我们的对联也没有押韵这个要求。我以为：“对联”当然应该译为“duilian”，如同中国人名、地名，用汉语拼音。（散漫斋主）
红学家周汝昌先生曾经有这么一段话：“对联是由我们语文本身的极大特点、特色而产生的，并非‘人为’地硬造而成。这在西方语文中是没有的。比如莎士比亚的名剧中，偶然只有运用‘排句’（couplets）的例子，那还远远不是‘对仗’。我记得英国著名汉学家谢迪克教授（prof shadic 早年在我国燕京大学，后在美国康乃尔大学）告诉我说：‘在英文来说，用排句是为了取得一种特殊的艺术效果，用多了使人有滑稽之感。’这说明中西语文之异，文学美学观念之异，是多么巨大（因为我们有全部排句对仗的骈文体，如《文心雕龙》，乃是价值极高的文学理论名著）！”（《对联•民间对联故事》XX年第10期，第16—17页）（散漫斋主）
篇8：传统演进与制度创新个体本位观
传统演进与制度创新个体本位观
问题的提出尽管哈耶克特意解释过他为什么不是一位对任何变革都表示反对的保守主义者，而是一位古典自由主义者（老辉格党人），但是由于他对待传统的态度，他仍被许多人看作是保守主义者，他们常常引述哈耶克对于传统的态度，来为无条件接受某种传统辩护，比如许纪霖在《读书》杂志，第一期发表的《上半个世纪的自由主义》结语就说：“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中国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思潮是那样千丝万缕地联系着，不管你喜欢还是不喜欢，毕竟成为我们的一个历史传统。按照哈耶克的说法，传统是应当受到尊重的，因为我们无法按照自己的理性建构未来，只有从以往的传统中演化历史。”
中国学人也尝试着要给哈耶克这种试图调和个人自由和创造力与尊重传统之间内在的冲突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最典型者大概是陶东风的解释：“窃以为哈耶克得出自由与传统相互协调的理论是有其特殊原因的，从而这个理论也就不具备必然的普适性。在哈耶克熟悉的英国社会文化环境中，已然存在一个在他心目中既‘自生自发’、又合乎自由理想的传统与秩序……因而在哈耶克的心目中，维护这个传统就是维护自由，而用人为设计摧毁这个传统就等于摧毁自由。”1
这种解释当然不是没有道理，但却从根本上瓦解了哈耶克社会理论的普遍意义，似乎他的理论只是适应于自由秩序的原发地英国和生来就只有自由传统的美国，甚至连欧洲大陆都难以援为旧例，后来的努力要超越自己的本来传统，建设自由社会的文化和民族国家，则只有彻底打破、抛弃自己的传统，另起炉灶一途。这就使哈耶克陷入尴尬的境地：有自由法治传统的民族将享有自由法治，而没有自由法治传统的民族则永远不能享有自由法治。哈耶克成了文化相对主义者。我想这是哈耶克所决不能接受的。从他对市场普适性的坚持，从他坚持自发秩序及晚年探讨扩展秩序看，不应该得出这种结论。
在哈耶克看来，现代西方社会（尤其是英国、美国）之所以发展出可欲的复杂的自由法治秩序，并不是人们刻意设计的结果，而是偶然地采用了某种适当的规则，这种规则透过不断扩展和深化而逐渐自发地形成为复杂的自由法治秩序。而没有自由传统的社会，其固有的传统有没有可能向自由的'方向演进？哈耶克提出了种群文化竞争进化理论，即某些社会的规则之所以得到发展，是因为实施它们的群体更为成功并取代了其他群体，即这些群体比其他群体更繁荣并发展起来，并能更成功并包容群体外的人，因此，他晚年更多把自发秩序称之为扩展秩序。
虽然有论者指出，哈耶克晚年的文化种群选择理论笼罩着神秘的气息，并且其立论似乎与其早年所坚持的方法论的个人主义直接冲突，但它依然可以给我们某种启发。不过，哈耶克似乎并没有仔细地解释被动地卷入进化过程的群体何以会改变其规则，其传统以何种方式演进。这些问题对于哈耶克的思考是无关紧要的，但对于中国人来说，却是最要紧的问题。
本文的基本观点就是尽管中国传统自身在封闭环境下演进，可能无法通向自由社会，然而随着文化种群进化过程的扩展，中国也能够逐渐地演变为自由社会。至于这种文化种群选择机制的基础，我们仍将回归个人主义的方法论，而提出一种个人主义的传统观，指出规则的变化是在从个体的层面上启动的，而由于处于开放的状态下，在个体层面上展开的规则的创新活动最终将导向一种可欲的社会秩序之建立。
规则与传统
作为社会活动之基本单位的个体和他所遵奉的传统都不是固定的、静态的实体性存在，而是两者持续互动从而不断生成的过程。
人类不可避免的无知使我们的理性不可能掌握关于复杂现实的所有细节，我们不得不依赖规则行事，必须大量地依赖不用怀疑的传统规则，而不必企图作出理性的选择，或去构建某种指导我们行动的规则体系。由于现代社会是一种大社会，成员的交往范围远远超出了熟人的圈子，在这个社会中我们很难了解他人的详细具体的知识，我们就需要通过社会规范、规则和制
[1] [2] [3] [4]
篇9：大学职能的历史演进与现代拓展
大学职能的历史演进与现代拓展
现代大学教学、科学研究和服务社会的三大职能是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的,是特定时代背景下的产物,也是大学适应外部社会变化的必然选择.大学与社会的联系越来越密切,三大职能也在不断地丰富和完善.大学的教学、科研、服务的.社会职能分别拓展出培养创新型人才、加强知识技术创新、提供创造性服务等职能.大学还将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社会需求的多样化而衍生出更多的职能.
作 者：魏京明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南京,210097 刊 名：教育探索 PKU英文刊名：EDUCATION EXPLORATION 年，卷(期)： “”(11) 分类号：C64 关键词：大学职能 演进 拓展篇10：双语：愚人节的由来与历史
also known as: all fool's day
origin: the exact origin of april fool's day isn't known, but many think it began in france around 1582 with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gregorian calendar, which is the most widely used calendar today. in previous calendars, new year's day was between march 25 and april 1. many people refused to change the new year's celebration day and were dubbed fools. they were sent on fool errands, sent invitations to nonexistent parties and had other practical jokes played on them.
起源：四月愚人节的确切起源已不可考，不过很多人认为这个节日是起源于1582年前后的法国，在公历被引进之后——公历就是我们到今天还在使用的历法。在早先的历法中，新年是在3月25日和4月1日之间的。很多人不愿意改变新年的日子，就被叫做“愚人”。会有人给这些人发“愚人信”，发请帖请他们参加不存在的庆祝活动，还会成为恶作剧的对象。
history: the harassment evolved and spread to other countries, including britian and scotland. in england, jokes are only played in the morning as it is considered bad luck to play a practical joke on someone after noon.
历史：很快就席卷了其他国家，包括大不列颠和苏格兰。在英格兰，只有上午才能和人开玩笑，过了中午的恶作剧会被人认为是不吉利的。
the american colonies likely learned the tradition from the english and french.
美洲的殖民地可能是接受了英国和法国的传统。
篇11：元旦的由来与历史
元旦的由来
在公元前50左右，古埃及人已由游牧改为农耕，定居在尼罗河两岸，他们的农业收成与尼罗河是否泛滥有很大关系，古埃及人从长期的观察中发现，尼罗河泛滥的时间是有规律的，他们就把这个时间每次都记录在竹竿上，从中得知两次泛滥时伺之间大约相隔365天，同时还发现，当尼罗河初涨的潮头来到今天开罗城附近的时候，也正好是太阳与天狼星同时从地平线上升起的时候。于是，古埃及人便把这一天定为一年的开始，这便是元旦的由来。
在中国关于元旦的由来
中国的元旦，据传说起于三皇五帝之一的颛顼，距今已有5000多年的历史。
“元旦”一词最早出现于《晋书》：“颛帝以孟夏正月为元，其实正朔元旦之春”的诗中。南北朝时，南朝文史学家萧子云的《介雅》诗中也有“四季新元旦，万寿初春朝”的记载。宋代吴自牧《梦粱录》卷一“正月”条目：“正月朔日，谓之元旦，俗呼为新年。一岁节序，此为之首。”;汉代崔瑗《三子钗铭》中叫“元正”;晋代庾阐《扬都赋》中称作“元辰”;北齐时的一篇《元会大享歌皇夏辞》中呼为“元春”;唐德宗李适《元日退朝观军仗归营》诗中谓之“元朔”。
我国在发掘大汶口文化遗物中，发现一幅太阳从山颠升起，中间云烟缭绕的图画。经考证，这是我国最古老的“旦”字写法。后来，在殷商的青铜器铸铭上，又出现了被简化的“旦”的象形字。“旦”字是以圆圆的太阳来表示的。“日”下面的“一”字表示地平线，意为太阳从地平线上冉冉升起。
中国元旦历来指的是夏历(农历、阴历)正月初一。元是“初”、“始”的意思，旦指“日子”，元旦合称即是“初始的日子”，也就是一年的第一天。在汉语各地方言中有不同叫法，有叫“大年初一”的，有叫“大天初一”的，有叫“年初一”的，一般又叫“正月初一”。
元旦故事
在4000多年前远古的尧舜盛世之时，尧天子在位时勤政于民为百姓办了很多好事，很受广大百姓爱戴，但因其子无才不太成器，他没把“天子”的皇位传给自己的儿子，而是传给了品德才能兼备的舜。尧对舜说：“你今后一定要把帝位传交好，待我死后也可安心瞑目了。”后来舜把帝位传给了治洪水有功的禹，禹亦像舜那样亲民爱民为百姓做了很多好事，都十分受人爱戴。后来人们把尧死后，舜帝祭祀天地和先帝尧的那一天，当作一年的开始之日，把正月初一称为“元旦”，或“元正”，这就是古代的元旦的由来。历代皇朝都在元旦举行庆贺典仪祈祀等活动，如祭诸神祭先祖，写门对挂春联，书写福字、舞龙灯，民间也逐渐形成祭神佛、祭祖先、贴春联、放鞭炮、守岁、吃团圆饭以及众多的“社火”等娱乐欢庆活动。晋代诗人辛兰曾有《元正》诗：“元正启令节，嘉庆肇自兹。咸奏万年觞，小大同悦熙。”记述元旦庆贺情景。
元旦节的传说有什么故事
大约在公元5万年前，古埃及人的生活方式已由游牧变成农耕，定居在尼罗河的两岸，他们的农业能否收成与尼罗河发洪水有很大关系。古埃及人在长期的观察中发现，尼罗河的泛滥时间是有规律的，他们就每次都把这个时间记录在竹竿上，从中得知两次泛滥时间大约相隔365天;同时还发现，当尼罗河初涨的潮头来到今天开罗城附近的时候，也正好是天狼星与太阳同时从地平线上升起的时候。于是，古埃及人便把一年的开始定为这一天。这便是元旦最早的由来。
有个传说，是在4000多年前远古的尧舜盛世之时，尧天子在位时勤政于民为百姓办了很多好事，很受广大百姓爱戴，但因其子无才不太成器，他没把“天子”的皇位传给自己的儿子，而是传给了品德才能兼备的舜。尧对舜说：“你今后一定要把帝位传交好，待我死后也可安心瞑目了。”后来舜把帝位传给了治洪水有功的禹，禹亦像舜那样亲民爱民为百姓做了很多好事，都十分受人爱戴。后来人们把尧死后，舜帝祭祀天地和先帝尧的那一天，当作一年的开始之日，把正月初一称为“元旦”，或“元正”，这就是古代的元旦。
历代皇朝都在元旦举行庆贺典仪祈祀等活动，如祭诸神祭先祖，写门对挂春联，书写福字、舞龙灯，民间也逐渐形成祭神佛、祭祖先、贴春联、放鞭炮、守岁、吃团圆饭以及众多的“社火”等娱乐欢庆活动。晋代诗人辛兰曾有《元正》诗：“元正启令节，嘉庆肇自兹。咸奏万年觞，小大同悦熙。”记述元旦庆贺情景。
篇12：《文体与文化：小小说的历史演进》阅读答案
近来，上百位的小小说个人专著作为“素质教育读本”成为了大中小学生换代的课外文学读物。陈建功在《中国小小说50强》的出版序言中说：“不少作家的作品深深影响了中国青少年阅读近三十年，相当多的作品入选小学、中学、大学语文教材乃至国外的中文教材。还有的作品成为了中考、高考、研究生入学考试的试题。”中国的小小说已从专门的期刊走出，与出版、与教育深度合作，出现了令其它小说品种和其它文学体裁羡慕的境界。中国的小小说参与了民族的素质教育，成为出版事业的重要文体，在凝练为国家的文化软实力，整合世界范围内的汉语文学创作，重建和提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方面，正在发挥着越来越明显和重要的作用。
如果说，邢可的“小小说是立意的艺术”是“文体学”重要定义的话，那么杨晓敏的“小小说是平民艺术”是“文化学”的定义。中国小小说的这个“文化学”定义，涵盖了、提升了以往人们对小小说文体的各种认识，并是目前中国小小说从“文体现象”演化为“文化现象”的内涵鲜明、外延周全的精辟概括。因为“小小说是大多 数人都能阅读(单纯通脱)、大多数人都能参与创作(贴近生活)、大多数人都能从中直接受益(微言大义)”，这里面就涉及了大众文化的基本的寓教于乐的功能，也兼有了精英文学的“主旋律意识”，还涉及了现代社会包括平民百姓在内的“人全面发展的主体创造精神”。因为“小小说作为一种文体创新，自有其相对规范的字数限定(1500左右)，审美态势(质量精度)和结构特征(小说要素)”等艺术规律上的界定(杨晓敏)，这个文体理论基本上从内容到形式归纳了30年来人们对小小说文体特征上的种种认识——小小说是一种字数在1500字左右，在立意和结构上有特殊的创作要求的特殊的小说文体。这就顺理成章地得出结论：小小说是一种高品位的大众文化，也是一种人们走向精神全面和谐和全面发展的“主旋律审美文化”。
中国小小说这种“文化学”的理论与实践引起了国外比较文学学者的关注。美国爱荷华州立大学穆爱莉教授以“中国小小说的文化学现象研究”成功地获得美国莱布斯特基金资助，她在用了半年的时间对中国小小说的文化现象做了广泛的“田野作业”。她的研究方法实际上是用世界文化的角度和眼光来比较探讨中国当代小小说的文化学现象。她的研究成果将会 成为我们观照、反思中国小小说从“创作现象”到“文体现象”再到“文化现象”的重要参照系。
篇13：《文体与文化：小小说的历史演进》阅读答案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
A.一代又一代的大中小学生将小小说著作作为“素质教育读本”的课外文学读物，不少小小说作品深深影响了中国青少年阅读近三十年。
B.相当多的小小说入选小学、中学、大学语文教材乃至国外的中文教材，还有的小小说成为了中考、高考、研究生入学考试的试题。
C.中国的'小小说与出版、与教育深度合作，凝练为国家的文化软实力，整合世界范围内的汉语文学创作，重建和提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D.“小小说是平民艺术”这个“文化学”定义精辟概括了目前中国小小说从“文体现象”演化为“文化现象”的鲜明的内涵和周全的外延。
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3分)( )
A. 邢可和杨晓敏分别以“小小说是立意的艺术”“小小说是平民艺术”的论断给小小说下了“文体学”和“文化学”的定义。
B.小小说作为一种文体创新，自有其相对规范的字数限定、审美态势和结构特征，所以30年来人们对其文体特征有种种认识。
C.美国爱荷华州立大学穆爱莉教授是用比较文学的方法来研究探讨中国当代小小说的文化学现象。
D. 我们将来研究中国小小说，还可以参照、反思国外比较文学学者有关中国小小说“文化学”现象的研究成果。
3. 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论述不符合小小说“文化学”定义的一项是(3分)( )
A.小小说是大多数人都能阅读、大多数人都能参与创作、大多数人都能从中直接受益的艺术形式。
B.小小说具有大众文化的寓教于乐的功能，精英文学的“主旋律意识”，还有现代社会“人全面发展的主体创造精神”。
C.小小说是一种字数在1500字左右，在立意和结构上有特殊的创作要求的特殊的小说文体。
D.小小说是一种高品位的大众文化，也是一种人们走向精神全面和谐和全面发展的“主旋律审美文化”。
参考答案：
1.A(偷换概念，原文“换代”的是“课外文学读物”，不是指一代又一代的大中小学生。)
2. B (“所以30年来人们对其文体特征有种种认识”强加因果。)
3. C(是“文体学”定义。)
篇14：建党节的由来与历史
建党节的由来
中国共产党成立纪念日，每年公历七月一日。19俄国十月胜利后，马克思主义 迅速传遍到我国，经过“五四”爱国运动，最早接受马列主义的知识分子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董必武等人，相继在各地成立共产主义小组，宣传马列主义，从事工人运动。在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的积极帮助下，197月各地共产主义小组派出代表到上海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后因被帝国主义密探发觉，会议又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的一只游船上继续进行。参加会议的有李达，李汉俊，张国焘，刘仁静，董必武，陈潭秋，毛泽东，何叔衡，王尽美，邓恩铭，陈公博，周佛海，共十二名。代表全国各界五十七名党员出席了会议。包惠僧受陈独秀派遣，出席了会议。参加会议的还有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尼柯尔斯基。大会通过了党的章程，选举陈独秀为总书记，宣告中国共产党成立。从此，在中国出现了完全新式的以共产主义为目的，以马列主义为行动指南的，统一的工人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开辟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新时代，使中国面貌焕然一新。抗日战争时期，由于环境困难，不能查记“一大”召开的准确日期(后经过考证，得出“一大”召开的时间为1921年7月23日)，因此1941年党决定召开“一大”确定1921年7月的首日即7月1日作为党的生日和纪念日。
篇15：历史故事：“元旦”的由来与演变
元者，首也;旦者，日也。“元旦”者，“首日”也，也就是一年中的第一天。
传说远古时期的尧帝勤政为民，其子却无大才，尧帝驾崩之前，将帝位禅让于德才兼备的舜。舜帝即位当日，祭祀天地与先帝尧。那一日，称之为“元旦”，也就是一年之“首日”的意思，又称为“正月初一”，即第一个月的第一天。
此后，历朝历代的皇帝都在元旦(正月初一)那天举行祭祀祈福等活动，民间也跟风在这一日祭祀祖先，慢慢演化成挂春联、放鞭炮、舞龙灯、守岁、吃团圆饭等娱乐聚会活动。
所以，中国古代的元旦就是正月初一。但是，到底哪月是一年的第一个月，也就是正月，历史上并不统一。
夏朝的夏历以孟喜月(元月)为正月，商朝的殷历以腊月(十二月)为正月，周朝的周历以冬月(十一月)为正月。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又以阳春月(十月)为正月。
所以，元旦(正月初一)的具体日期分别曾是十月初一、十一月初一、十二月初一、元月初一。
从汉武帝之时开始，又回归夏历(农历、阴历)，重新规定孟喜月(元月)为正月，把夏历的元月初一称为正月初一，也即“元旦”，一直沿用到清朝末年。
辛亥革命之后，清帝溥仪退位。中华民国建立前夕，为了与世界接轨，各省都督代表在南京开会决定使用公历(西历、阳历)，把公历的1月1日称为“元旦”，而把农历的正月初一叫做“春节”，不过反对声音较大，这一方案并未正式公布。民国政府最终将公历1月1日定为“新年”，而民间仍然习惯将农历正月初一称为元旦。
1949年，民国败亡，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当时的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决定施行民国那个没有正式公布的方案，将阳历1月1日称为“元旦”，而将农历正月初一改为“春节”，并一直施行至今。
大家听我这么绕半天，是不是有点晕啊，我将历史上元旦的具体日期弄个简化版：
舜帝：正月初一
夏朝：元月初一
商朝：十二月初一
周朝：十一月初一
秦始皇——汉武帝：十月初一
汉武帝——清末(19)：一月初一
(自夏朝至清末，元旦=正月初一，只是正月的月份有异。)
中华民国(1912——1949)：新年=阳历1月1日(政府);元旦=阴历正月初一(民间)
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元旦=阳历1月1日;春节=阴历正月初一
最后，祝大家元旦快乐!新年快乐!
徐崇杰
12月31日
于牛栏山
篇16：独立董事制度的历史与比较分析
独立董事制度的历史与比较分析
我国企业市场化改革和上市公司完善引入的`独立董事制度,我们在见其优越性的同时,必须考虑到其不足和我国实际的独立董事制度基础环境的不同,其中特别应该考虑到文化和社会环境的差异.
作 者：张枢盛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商学院,江苏,南京,210097 刊 名：云南财贸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英文刊名：YUNNAN FINANCE & ECONOMICS UNIVERSITY JOURNAL OF ECONOMICS & MANAGEMENT 年，卷(期)： 18(3) 分类号：F271 关键词：独立董事 制度基础 权力 文化篇17：西方怀疑主义认识论的历史演进与思维方式
西方怀疑主义认识论的历史演进与思维方式
西方怀疑论起源于古希腊的普罗泰戈拉,这是人类第一次对知识的普遍有效性的置疑,皮浪的否定一切知识的可能性的不可知论是古代怀疑论的最后结论.值得一提的是,由笛卡尔所倡导的近代理性哲学以研究知识的可靠性和必然性为己任,却是从普遍怀疑开始的.英国哲学家休谟在总结前人的基础上,把其先辈洛克的'经验主义原则义无反顾地贯彻到底,从而得出了否定因果关系和归纳原理的怀疑论,大哲学家康德“梦醒之后”,更是提出了“没有认识论的本体论无效”的结论,进而严肃认真地考察了人的认识能力,因此形成了彪炳于西方哲学史的认识论思想.从普罗泰戈拉到康德,“怀疑”已经从对事物的置疑发展成为批判地认识和把握事物的思维方式,它对于我们这个讲求创新的时代,具有很强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
作 者：解保军 张彤 作者单位：哈尔滨工业大学,黑龙江,哈尔滨,150001 刊 名：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英文刊名：JOURNAL OF HARBI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SOCIAL SCIENCES EDITION) 年，卷(期)：2003 5(3) 分类号：B083 关键词：怀疑论 感觉主义 不可知论 思维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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