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小编为大家准备的国际金融监管制度的法律问题探析，本文共13篇，欢迎大家前来参阅。
篇1：国际金融监管制度的法律问题探析
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发展逐步与世界整体经济发展相互融合，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经济管理的主要发展趋势。
美国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结构的发展带来了不利影响，导致世界经济发展的整体结构变化较大，金融危机后，世界金融监管制度实施全面化改革，实现了新的国际金融监管制度适应世界多元化的发展趋势，
实现了国际经济交易运行管理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同时，稳定的国际金融监管制度管理环境，促使我国紧紧抓住世界经济运行发展趋势，稳步提高我国经济发展水平。
一、金融危机对国际金融监管制度的影响
金融危机是资本主义经济结构的周期循环组成部分，金融危机导致了世界各国经济运行的支出比重大于收益比重，各国经济发展在房贷、存款人、消费者、投资者的经济利益降低，
社会经济发展的资金运行状态处于不稳定状态，世界金融管理制度无法应用完善的监督控制系统进行资源应用监控，金融危机的发生，导致世界各国经济运行发展状态处于“一边倒”的发展转台，金融投资管理风险性提高，
社会经济结构的运行稳定性降低;另一方面，世界金融危机导致世界经济交易制度处于架空状态，受美国金融危机影响的资本主义国家只能依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进行简单资金运行，对世界经济的发展造成了严重的不利影响。
二、国际金融监管制度的变革
国际金融监管制度的合理运行是促进世界经济运行发展的重要金融管理制度，金融危机是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周期性的重要体现，随着国际经济全球化的运行趋势，国际金融监管制度实施全面性合理改革，金融危机影响下，国际金融监管制度的欠缺主要表现为：
(一)监管作用下降
国际金融监管制度是国际金融管理的主要手段，金融危机前国际经济运行主要是以美元为核心的经济货币交易形式，金融危机后，美元在国际金融交易中的作用大大受到打击，世界各国经济交易的形式和交易结构也受到严重冲击，
导致世界各国经济的运行发展结构出现较大的经济管理问题，国际金融监管制在各国经济运行监督管理控制中的作用降低，国际金融监管制度的经济管理结构也受到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不同形势的货币汇率问题中的管理体系存在漏洞，世界国际金融监管制度处于不完善被动管理状态，对世界各国经济的稳定性交流发展带来了不利影响。
(二)经济管理主体单一
金融危机后，世界金融交易平台的恢复逐渐形成全球化、多元化的经济结构发展方向，金融监管体制在进行分析控制应用中的作用得到逐步拓展，但金融危机前，国际金融监管制度主要是以资本主义国家为核心的经济管理制度，
金融危机后逐步兴起的第三世界和发展中国家，应用旧的国际金融监管制度与世界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较大的脱节，对世界各国经济的发展造成了不利因素，需要适度进行国际金融监管制度的改革，以适应多元化的经济发展新模式，
金融危机后，需实施金融监管相关法律制度的进一步完善与改革，引导不同经济结构的科学性变革发展，为稳定世界各国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法律制度保障。
(三)国家经济管理比重
金融危机使世界经济结构发生变化，结合金融危机前国际经济发展水平来看，传统金融监管制度在实际经济划分中资本划分的公平性较低，国家经济管理比重在国际整体金融管理中的公平交易保障性较低，社会经济交易的金融监管作用性较低，金融危机后，
各国以国家经济利益导向的金融监管制度受到严重冲冲击，世界经济交易秩序处于逐步变革阶段，社会效益的重视程度在国际金融交易中所占的比重逐步增加。
实现金融危机后金融监管制度的改革，应当重新划分国家经济利益中经济利益与社会利益之间的比重，推进社会经济结构的逐步完善与全面性变革发展。
三、危机以来国际金融监管制度的基本发展趋势
(一)金融监管制度的管理广度延伸
从以上对金融危机后，金融监管制度运行表现出来的问题和社会发展的整体经济趋势来看，对金融监管制度实施全面化变革。
金融监管制度在管理上注重广度的延伸，社会经济管理中，以美元为中心的金融管理制度已经无法适应当前多元化的经济趋势，需要强化金融监管制度的管理范围，例如：金融货币交易结构进一步科学化分配，从国际交易金融债券等投资运行比重等因素进行分析，
实现金融管理与国际金融交易同步变革，逐步拓展金融交易中资产债券的优化，拓展金融管理在多元化经济交易中的作用，发挥金融监管制度的功效。
(二)金融监管制度中的法律结构逐步完善
国际经济交易在金融危机后趋于多元化发展趋势。
实施金融监管制度的逐步优化。
经济发展是文化与政治发展的物质保障，实现金融监管制度的法律结构及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的逐步完善，例如：，国际社会经济实施新资本主义国家协议，近年来，国际金融管理体制的发展逐渐从世界金融交易管理法等方面，实现国际金融监管制度的与国际法律制度的逐步融合。
此外，实施国际金融监制度各国之间的监督管理，为世界各国经济提供了新金融管理引导，为国际金融监管制度的执行提供了制度结构保障。
(二)金融监管制度的社会性提高
从世界经济变革发展的整体经济发展趋势来看，完善国际金融监管制度。
注重国际金融监管制度的实际应用，注重金融贸易双方经济管理中的应用分析阶段，从单一的注重贸易双方的经济效益向注重双重效益的发展趋势进行变革发展。
例如：国际金融监管制度在实施国际金融监督管理中，注重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交易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加强不同国家经济交易的公平性和社会效益，进一步优化不同世界不同区域之间的合作共赢。
例如：亚峰会议等地域性经济金融发展的共赢长远战略合作，推进世界不同国家之间的经济交流与贸易。
此外，实现国际金融监管制度全面性改革与创新，实现例如买卖双方经济效益与国际社会整体实力的综合性应用，从而实现国际金融监管制度在调节国际整体经济效益之间的关系中发挥积极作用，推进国际公平交易新金融环境的建立与完善。
四、国际金融监管制度对我国金融发展的启示
国际金融监管制度是国际经济交易发展的重要制度保障，国际金融监管制度相关法律制度的分析研究，对促进我国经济的长远性发展，完善我国经济发展结构，适应变革的国际金融监管制度，实现新常态经济结构下不同经济结构的逐步完善及促进我国社会经济结构的逐步完善发展都有深远的意义。
(一)金融管理理念的'全方位
从我国当前经济发展的整体趋势来看，在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模式下，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结构的逐步完善，推进金融投资管理理念的全方位发展，结合国际经济金融管理的基本运行发展趋势，应用多元化经济结构的变化理念分析我国经济发展趋势，
积极防范我国金融投资运行管理的风险，实现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基本规律相结合，例如我国经济管理实施自由竞争为主体，国家运行宏观调控，国家经济金融交易要从国际金融监管制度改革的发展新趋势入手，积极做好我国经济运行投资的国际投资合理化管理。
(二)金融管理风险意识
增强国际金融监管制度实施全面性变革，促使加强我国金融投资管理的风险意识。
国际金融危机的出现，对我国金融管理的作用分析，主要从社会经济中受到的后期影响进行分析，加强国家经济金融运行的风险管理。
例如;金融管理对国家内部金融管理、债券投资管理、房地产管理、信贷应用管理等多方面的资产管理，结合国际经济运行发展情况及国家内部经济实际运行情况进行分析，优化不同形式的经济管理比重，推进不同经济管理结构的科学性发展及不同形态的经济管理模式综合性发展。
例如：我国实施金融企业新型资本运行协议，合理应用国际金融监管制度进行国家经济内部管理形式的逐步优化，从而进一步加强我国金融投资管理企业的风险意识，实现我国金融管理的科学性发展。
(三)合理应用国际金融关系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实现我国经济结构逐步完善，一方面，将金融危机后国际金融监管制度的改革发展新趋势与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相适应，推进社会主义经济结构的逐步完善，另一方面，
充分应用金融危机后，逐步完善的国际经济新环境，应用完善的国际金融监管制度，保障我国经济在国际金融交易结构中的利益，推进社会主义经济结构发展与国际金融交易发展之间相适应。
例如;我国开展国际金融监管制度在国家经济结构中发展金融交易管理，可以与人民币交易汇率稳定之间关系进行分析控制，实现我国经济结构的逐步完善，逐步适应经济全球化的经济发展新趋势。
国际金融监管制度是保障世界各国经济稳定发展的重要制度，结合当前国际经济发展整体经济结构趋势，对国际金融监管制度在危机过后重建的改革重点进行分析，推进世界金融管理结构的逐步完善与发展，为建立相对完善的金融贸易环境提供理论指导。
参考文献：
[1]徐文.后金融危机时代国际金融监管法律问题研究.大连海事大学..
[2]刘泽云.巴塞尔协议Ⅲ、宏观审慎监管与政府财政角色安排.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2011.
[3]戴莹.证券信用评级监管法律问题研究.华东政法大学..
[4]刘坤.金融全球化背景下俄罗斯中东欧转轨国家金融发展与金融安全.东北财经大学.2012.
[5]张志远.后金融危机时代我国金融监管以及金融风险的博弈研究.吉林大学..
[6]肖健明.开放条件下我国银行业金融安全法律制度的构建.武汉大学..
[7]郭金良.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危机市场化处置法律制度研究.辽宁大学..
[8]潘静.中国影子银行体系监管的路径选择与制度构建.西南财经大学.2014.
[9]金震华.各国银行不良资产处置与防范的法律问题比较研究.华东政法大学.
篇2：国际金融监管制度的法律问题探析
摘要：
国际金融管理是社会经济结构稳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美国金融危机出现后，国际金融管理从金融危机的经济发展规律中，总结金融管理运行的基本问题，实现国际金融监管制度的进一步优化发展，
结合当前国际金融监管制度在实际应用变革中存在的不利变革因素进行分析，对未来国际金融监管制度的变革发展提供发展新趋势，同时，在国际金融监管制度变革发展的基础上，总结世界国际金融监管运行中存在的问题，指导我国金融监管制度的逐步优化与发展，推进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管理适应世界整体经济发展结构的创新与发展。
关键词：
篇3：金融监管制度研究论文
一、世界主要监管模式比较
从监管主体来划分，金融监管框架主要有四种：(1)以美国为代表的混业经营、分业监管模式。主要是美国银行以及储蓄性金融机构的监管由国家财政部货币监管局、美联储和联邦存款保险公司三大联邦级监管机构和各州监管机构共同负责；证券交易委员会对证券经营机构、证券信息披露机构、证券交易所和证券业协会等履行监管职能；保险机构由所在各州的保险监管局负责监管。全美保险监督官协会负责协调各州保险立法，保证各州保险法和保险监管的统一性、协调性。(2)以英日为代表的统一监管模式。主要是对于不同的金融行业、金融机构和金融业务，不论是审慎监管，还是业务监管，均是由一个统一的监管机构如中央银行或是单独成立的金融监管局来负责。目前韩国、中国台湾都开始采用这种模式。(3)以巴西为代表的牵头监管模式，即在实行分业监管的同时，特指定一个监管机构为牵头监管机构，负责不同监管主体之间的协调工作。(4)以澳大利亚和奥地利为代表的双峰式监管模式，即设置两类监管机构，一类负责对所有金融机构进行审慎监管以控制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一类负责对不同金融业务进行监管[1]。
二、我国金融监管的发展情况
中国开始是金融集中管理体制，中央银行负责对整个银行业金融机构的监督，从开始实施人民银行、证监会、保监会各司其责的分业监管，4月，国务院成立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由此形成了中央银行代表中央政府对我国国有重点金融机构进行监督和管理，中国银行业监督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委员会、中国保险监督委员会分别对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等金融业务实施监督管理的分工明确、互相协调的金融分业监管体制[2]。从我国实际情况看，由于我国经济发展结构不平衡，整体经济发展水平不高，资本市场还不成熟，市场投机成分仍然较多，金融机构的风险意识和相应的约束机制不健全，整体内控水平不高，金融法规也还不十分健全，金融监管人员综合素质较低，金融创新处于较低层次，分业监管在我国金融发展初期是必要的。但是随着我国加入世贸组织，我国金融业将逐步开放，金融混业经营已是发展趋势，商业银行进行包括金融衍生业务、各类投资基金第三方托管、各类基金的注册登记、认购、申购和赎回业务、代理证券业务、代理保险业务等；证券公司股民保证金账户在一定程度上具有银行储蓄存款的功能。在保险业务方面，投资联结险、万能险等新的保险业务，既具有投资功能，又具有储蓄功能[3]。这些金融混业发展的趋势对我国传统的分业监管体制提出了挑战。
三、我国分业监管模式存在的弊端
(一)分业监管缺乏有效协调机制，不利于信息交流和资源配置
在我国现行分业监管模式下，三家监管机构属于平行部门，相互没有隶属关系，也缺乏为自己和对方约定义务和权利的法律效力，加之各监管主体均是负责其业务模块下的金融监管，监管主体之间缺乏有效的沟通渠道，信息共享程度低；而且在分业监管体制下，多个监管机构的设立容易造成监管设施的重复投资，不利于监管资源的优化配置。尽管银监会、保监会和证监会三家金融监管机构在206月形成了《在金融监管方面分工合作的备忘录》，旨在以金融监管联席会议制度来避免重复监管和监管真空，但由于监管协调会不定期召开，并且透明性差而被普遍认为形同虚设[4]。
(二)分业监管易造成监管效率低下
混业经营使银行业、信托业、证券业、保险业之间的业务划分日益模糊，金融结构也趋于复杂，在分业监管体制下，多头监管容易造成多个监管主体对开展某项交叉性业务公司的重复监管，导致效率低下。另一方面，各监管主体由于监管侧重范围不同易造成冲突，往往不能及时发现风险和有效控制风险，容易导致监管疏漏和监管缺位同时并存，不利于有效防范金融风险。
(三)分业监管阻碍金融创新
我国监管形式主要以审批制为主，目前的金融创新产品主要是融合不同领域的产品而研发的，而在当前分业监管模式下，由于各监管机构只对自己负责的范围比较了解，需要通过部门间多次协调商讨才能作出决定，增大了监管时滞和协调成本，在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的情况下，时间对金融创新尤为重要，这种低效率的监管将逐渐不适应国际金融的发展。同时，分业监管还容易造成监管部门因为业务的局限盲目扩大新产品的风险，抑制金融创新。
(四)不利于监管业务多元化的外资金融机构
我国金融市场全面对外资开放后，大量外资银行不断涌入中国市场，或设立分支机构或办事处，或参股中资银行，外资银行的.混业经营模式给国内金融机构带来巨大压力，国内金融机构为提高竞争力，发展金融控股公司，实现混业经营。但金融控股公司在分业监管模式下存在许多监管空白和盲区。金融控股公司为逃避不同监管主体的监管，有可能利用自身业务的模糊界限在下属各子公司之间转移资产，或将某一特别的服务项目或产品置于监管成本最小或监管最宽松的领域，从而产生“监管套利”引起的监管真空。这对目前中国的分业监管模式来说，都是一个挑战。
四、我国当前金融监管的重要工作
(一)更新金融监管理念，建立有效的信息协调与信息共享机制
可以建立综合大型的数据库，由各监管机构提供监管中获得的数据和信息，由牵头机构负责维护该数据库和向有需要的监管机构提供数据，通过法律加以约束，保证定期召开联席会议制度，交流分析银行、证券、保险业务发展与合作的新情况、新问题，建立公告制度、通报制度、督办制度、咨询制度、金融机构整体测评制度等，从而减少业务交叉和重复、提高监管效率。在信息披露方面，要充分发挥信息披露制度的市场化风险防范作用，重视舆论监督，依靠市场力量加强对金融机构的约束。
(二)加强金融机构内部控制建设，控制金融机构经营风险，提高独立监管机构的监管水平由于混业经营必将大大增加混业经营机构的操作风险和市场风险，而行之有效的内部控制机制可以起到防范和化解这些风险的作用。因此当前监管重点就是要督促银行、证券和保险各监管机构努力改进和完善监管手段，通过建立科学有效的综合评价体系和权责制衡机制，提高独立监管机构的监管水平和监管能力，同时，各监管机构应加快监管方式电子化的步伐，努力实现监管标准的国际化和现代化。
(三)加强国际合作，不断创新监管制度
中国的金融监管发展还不成熟，监管体系还不完善，相关法律制度也不健全，在向混业经营过渡和中国金融市场不断融入全球市场的过程中，要加强国际合作，广泛参加国际联络和信息交流，通过参加国际性金融监管组织，进行金融监管的双边或多边合作，对跨国金融机构进行联合监督及金融监管国际规范的推广应用等，积累监管经验，从而对我国金融监管制度不断创新，完善监管体制。
参考文献：
[1]朱宏晋.构建我国金融监管体制——兼谈国际金融监管体制的发展趋势[J].中国商界，，(4):29-30.
[2]徐燕.对混业经营趋势下我国金融监管体制的思考[J].今日南国，2008，(4):107-109.
[3]孔曙东.对我国实行金融监管一体化的可行性探讨[J].武汉金融，，(9):9-10.
[4]谢云英.综合经营趋势下我国金融监管模式选择[J].福建金融，2008，(7):24-27.
摘要：当今世界经济的全球化发展使主要市场经济国家金融业开始向混业经营趋势发展，金融经营模式的转变要求金融监管体制的相应变化，我国目前的金融监管体制主要是针对当前的分业监管模式，这种监管体制在混业经营趋势下显示出很多弊端，探讨混业经营条件下我国的金融监管体制显得尤为重要。
篇4：金融监管国际合作制度双边模式探讨
各国通过金融监管国际合作制度为金融市场提供的金融稳定这一全球公共物品，制度模式表现出多元化的特点。监管合作既有双边模式、区域模式也有多边模式。这三种模式在合作基础、运作方式等方面均有所不同。本文主要对金融监管国际合作制度的双边模式展开研究分析。
双边合作模式的合作基础
(一)金融监管双边合作的两种博弈类型
双边合作作为国家间交往的一种重要模式，应用领域非常广泛，从投资、贸易、科技、文化到军事防务、争端解决，几乎涵盖国家交往中的所有领域。双边合作所表现出的广泛性，主要是由于在这一交往模式中，参与方数量少且固定，合作程度的可选择空间非常大，从对双方具有完全约束性的正式双边条约(bilateraltrea?ty)，到不具有约束效力的谅解备忘录(memo?randaofunderstanding)、联合公告(jointpressre?leases)，参与方可以根据议题的领域、谈判的时间、国内的政治情况自主决定最终进行合作的方式。双边关系的本质是典型的双人博弈过程，在这一博弈过程中，会因为议题的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博弈类型。在金融监管的双边合作关系中，国家其实面临着两类博弈情境。首先，国家与他国，特别是在全球金融市场中与本国金融市场相比，具有较弱竞争力的国家，在金融监管合作领域中呈现出典型的囚徒困境的博弈模式。尽管二者都明白在金融监管领域进行合作，对两国而言将获得更高的绝对收益。但同时，对于具有较强金融市场竞争力的国家而言，如果在金融监管领域展开合作，特别是就集中性较强的证券市场准入问题展开合作，会加大本国企业在证券市场上的融资压力。因此，对于处在这种金融关系中的两国，所具有的合作意愿是不同的，对于占有金融市场竞争优势的国家而言，并不具有强烈的合作激励。其次，金融交易技术手段的创新与便捷，使得巨额资本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跨境转移，从而给一国的资本市场与外汇市场带来巨大波动;与此同时，现代金融交易技术与金融交易工具的创新，也给金融犯罪带来了更多的机会空间。就维护两国金融市场稳定，保护消费者利益与打击金融跨境犯罪而言，两国的合作关系又体现出了“性别之争”[1]107型的博弈模式①。即两国对于在维护金融市场稳定与打击金融跨境犯罪领域应当进行合作是具有共识的。但是，鉴于相关的金融利益集团在每个国家中的政治地位与影响力有所不同，两国会在合作的范围与方式等具体执行问题中存有分歧。
(二)合作的基础
前文阐述了金融监管双边合作中的博弈类型，说明了两个国家面对金融监管的不同问题，具有不同的合作激励。除了合作激励以外，双边金融监管合作制度的建立，还需要具备以下四个方面的条件。第一，两国具有较高的交易频率。威廉姆森将交易频率分为一次、数次和经常三种类型[2]35。交易频率的高低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两国间关系的联系程度。较高的交易频率意味着两国之间的联系度较高，有着较强的相互依赖关系。特别的两国在金融领域具有较高交易频率，就意味着由此产生的.较强相互依赖关系，将给两国带来较高的监管合作激励，进而提升两国进行金融监管双边合作的意愿。第二，两国具有较高的同质性。国家的同质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国家的经济类型与政治制度。两国如果同属市场经济型国家，且具有较为相近的政治制度，那么，两国就具有较高的同质性。金融是社会经济领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两个具有不同经济类型的国家，在经济发展与管理理念中会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性，而这种差异性也会反映在金融监管领域，包括金融监管的目标、金融监管的水平和监管部门的实际执行能力。这种差异性越高，意味着金融监管双边合作制度中的交易费用就越大，而过高的交易费用很可能使得双方对监管合作望而却步。如果两国政府能够克服经济类型的差异性，而决定开展金融监管合作，但如果两国的政治制度存在较大的差异性，则会使得政府间达成的合作方案，在不同政治制度下最终获得通过的概率有所不同，而这将直接影响金融监管合作制度的顺利执行。第三，两国之间的了解程度。两国之间的了解程度主要是指各自对对方金融监管领域中的法律制度与监管模式的了解程度。两国之间的了解程度与交易频率有关，两国在金融领域的交往频率越高，势必对彼此的监管法律制度与监管模式了解的就越多。基欧汉与奈在关于世界政治的复合相互依赖理论中，对复合相互依赖的三个特征做出了详细的描述。其中，第一个特征就是强调社会之间的多渠道联系。这种多渠道联系包括国家间联系、跨政府联系和跨国联系三个层面①。跨国银行与跨国公司构成了跨国联系的主力。两国在金融领域中较高的交易频率，表明了两国跨国金融企业往来密切。跨国金融企业通过具体实践可以更多的、更为具体的了解对方的金融监管法律制度与监管模式，进而帮助本国政府在实践层面而非原则层面了解对方的监管法律制度与模式。第四，两国之间的政治关系。两国之间的政治关系是决定两国能否在金融监管领域开展双边合作关系的一个前提性因素。如果两国存在根本政治分歧，甚至处于严重政治对立状态，即使已经具备了前三项双边合作条件，两国也绝对不可能在对国家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金融领域展开双边合作，甚至会单方面终止已经存在的双边合作关系。由此可知，两国间的政治关系直接决定了金融监管双边合作的存续。
篇5：金融监管国际合作制度双边模式探讨
(一)美国—欧盟间的双边合作模型
美国与欧盟，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金融市场，代表了现代金融的发展方向。两个金融市场之间联系紧密，欧洲企业15%的股权融资来源于美国市场②，美国在银行业与其他金融部门的对外直接投资的50%是在欧盟，而在银行与保险领域的欧洲投资者将75%的对外直接投资投向了美国③。鉴于美欧金融市场如此紧密的联系，美国与欧盟在设立了美国—欧盟金融市场监管对话机制(US?EUFinan?cialMarketsRegulatoryDialogue，简称FMRD)。美国与欧盟委员会派出本国的高层决策者与监管者，通过一系列正式与非正式会议实现双方的经常性对话机制。双方的会议议程，主要包括对各自管辖区域内有关监管政策变化的信息分享，解决双方的监管冲突以及协调双方金融监管方面的政策法规。由FMRD负责解决的问题包括同意逐步完成美国通用会计准则与国际金融报告标准的趋同;由美国证监会(USSecur?itiesandExchangeCommission，简称SEC)负责组建一个监管大型非银行性金融联合企业的部门，以符合欧盟对金融联合企业的监管要求;以及制定新的外国私人发行者撤销登记的监管要求。美欧金融监管双边合作机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欧盟委员会在的一份有关美欧金融市场发展关系的报告中指出，美欧良好紧密的金融市场关系，为两个市场间节省了60%的贸易交易成本，增加了50%的双边贸易量以及降低了9%的股权融资成本①。美国与欧盟之间的金融监管双边合作关系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良好的成果，主要是因为双方具有良好的政治关系，在金融市场上具有较高的交易频率和紧密的市场联系，在经济类型与政治制度方面较为相似，对彼此的金融监管法律制度与监管模式有着较为深刻的了解，且金融企业间的联系紧密，符合上述金融监管双边合作的所有条件。
篇6：股票期权制度及相关的法律问题
股票期权制度及相关的法律问题
股票期权制度及相关的法律问题张涌
随着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化与市场经济的确立与完善，在国有企业中探索一种科学有效的激励机制已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课题。股票期权制度作为近年来在西方国家中行之有效的一种企业激励机制，在我国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注意力。那么，在我国现行的公司法律体系下，推行股票期权制度会遇到那些法律问题呢？本文试图从这方面作一些粗浅的探讨。
股票期权制度（ESO）发源于企业竞争最激烈的美国。自80年代起至今，美国大多数公司都实行了这种制度。继美国之后，许多国家的企业都纷纷引进这一制度，实践证明了这是一种建立激励机制的行之有效的方法。据报道，全球排名前500家的大工业企业中，至少有89％的企业对经营者实行了股票期权制度。在我国，《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要“建立和健全国有企业经营管理者的激励和约束机制”，而股票期权制度就是在国有企业中建立激励机制的一种尝试。目前，我国部分城市已经开始进行股票期权制度的探索，上海、武汉、深圳还制定了对国有企业经营者实行股票期权制度的办法。一些在香港上市的红筹高科技公司如四通、联想、方正等，也纷纷引入股票期权制度。
一、股票期权制度的概念
股票期权，是由企业的所有者向经营者提供激励的一种报酬制度。通常的做法是给予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一种权利，允许他们在特定的时期内（一般3
5年），按某一预定价格（通常是该权利被授予时的价格）购买本企业普通股。这种权利不能转让，但所购股票仍能在市场上出售，这样，经营者就可以获得行权（Exercise）当日股票市场价格和行权价格（ExercisePrice）之间的差价。如果在该奖励规定的期限到期之前管理人员离开公司，或者管理人员不能达到约定的业绩目标，那么这些奖励股份将被收回（例如公司以雇员当时的购买价格购回这些股份）。
实施股票期权制度是为了将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个人利益同公司股东的长期利益联系起来，避免以基本工资和年度奖金为主的传统薪酬制度下经理人员的行为短期化倾向，使管理人员从公司股东的长远利益出发实现公司价值的最大化，使得公司的经营效率和利润获得大幅度提高。但是，为了起到效果，奖励的规模必须足够大，也就是说，奖励对管理人员来讲必须是可观的。如果奖励规模不够大甚至相应于管理人员的工资和其他收入来说很小，那么也就起不到激励机制应有的作用了。
二、股票期权制度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使企业能够不断吸引和稳定优秀人才。
为了吸引、留住优秀人才，许多高科技公司都向高层管理人员提供优厚的薪酬。而对于高层管理人员来说，股权的吸引力远大于现金报酬，现在股票期权已经成为高科技行业中一个吸引人才的重要砝码。通过股票期权制度，优秀人才可以获得相当可观的回报。同时，由于股票期权制度具有延期支付的特点，如果管理人员在合同期满之前离开公司，他就会丧失本来可以获得的期权，这样就加大了管理人员离职的机会成本。
（二）、股票期权具有不确定性，而且能使公司在不支付资金情况下实现对人才的激励。
在股票期权制度下，企业授予管理人员的仅仅是一个期权，是不确定的预期收入，它的价值只有在管理人员经过若干年的奋斗，使公司经营业绩上升和股票市价上涨后才能真正体现出来，这种收入是在市场中实现的。公司始终没有现金流出。如果以增发新股的形式实施股票期权制度，公司的资本金还会增加。同时，经理人员在取得股票期权后，会比较容易接受相对较低的基本工资和奖金。这一点对处于创业阶段的高科技公司来说尤其重要。
（三）、股票期权制度可以降低企业的代理成本。
所谓代理成本主要是指由于经营者代替股东对公司进行经营、管理而引起的额外成本。由于信息的不对称，股东无法知道管理人员是在为实现股东收益最大化而努力工作，还是已经满足平稳的投资收益率以及缓慢增长的财务指标；股东也无法监督管理人员到底是否将资金用于有益的投资，还是用于能够给他本人带来个人福利的活动。通过股票期权，将管理人员的薪酬与公司长期收益的不确定性联系起来，从而激发管理人员的竞争意识和创造性，无形当中就有可能将代理成本降到尽可能低的标准。
针对我国国有企业中经常出现的“59岁现象”，股票期权制度可以矫正部分国企管理人员的短视心理。在股票期权制度下，管理人员在退休后或离职后仍可以继续拥有公司的期权或股权（只要他没有行使期权或抛售所持股票），会继续享受公司股价上升带来的收益。这样出于自身利益考虑，管理人员在任期间就会从公司股东的长远利益出发实现公司价值的最大化。而不仅仅将注意力集中在短期财务指标上，从而有效地克服了传统激励机制下管理者行为的短期性。
（四）、股票期权制度体现了人力资本的产权价值。
所谓人力资本，是指知识、技能、资历、经验和熟练程度、健康等的总称，代表人的能力和素质。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科斯认为，企业是一个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共同订立的特殊市场合约，在工业化时代，决定企业生存与发展的主导要素是企业拥有的物质资本。所以，在企业中，物质资本的所有者就占据着统治地位：出资人的利益高于其他要素所有者的'利益；企业经营决策的最终决定权也掌握在股东手中。但是作为倡导知识经济的今天，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的地位发生了重大变化：物质资本的地位相对下降，而人力资本的地位相对上升，特别是企业经营者的知识、经验、技能，在企业中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地位。既然承认人力是一种资本，那么就必须承认劳动者拥有人力资本的产权。企业经营者的人力资本是一种稀缺性资源，传统薪酬制度已不能体现这一稀缺性资源的产权价值。而企业经营者作为这种人力资本的拥有者，在客观上有成为企业所有者的要求，股票期权制度是时代变迁的产物，能够较好地解决这一问题。因此说，股票期权制度体现了人力资本的产权价值。
三、与股票期权制度相关的几个法律问题
（一）、股票期权的股份来源问题。
公司通过把股权赠予或配予经理阶层和优秀员工的方法，以增加他们的归属感及对公司的忠诚，进而提高员工的生产力。那么用什么方法让员工持有公司的股权？在国外一般有三种方法，一是由原股东把其股权出让予雇员（公司由单一大股东组成且股份属于私人股份时较适宜），二是由公司增发新股予雇员（比较通行），三是公司自二级市场上回购股票来支付股票期权的需求。在国有企业中由于所有者缺位，如果采用第一种方法可能会导致企业经营者将国有股份低价转让，造成国有资产流失。而且，国有股份的出让受到诸多限制并且必须经过严格的审批程序，因此第一种方法实际上难以操作。第三种方法在我国则有着难以逾越的制度障碍，我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九条规定，公司不得收购本公司的股票。这是因为回购自身股份实际上等于减少公司的资本金，间接导致的结果是债权人的权益可能会受损，而且也不利于国家对公司进行监控。当然，立法者在制订法律的时候没有考虑到实施股票期权制度的需要也是原因之一。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可以参考第二种方法，通过一个专门的“员工购股权计划”来解决这个问题。即根据公司的扩股计划，经过股东大会批准，在公司历次增资扩股时预留一部分普通股股票作为公司认股权计划可用股份。这种方式实际上是一种特殊的股份转让行为，我国法律没有禁止。
（二）、股票期权计划的生效条件。
一个股票期权计划的生效一般应满足以下几个条件。首先，股票期权计划必须经过股东大会批准。股票期权计划的具体内容主要包括下列各项：1、受益人；2、股份计划所涉及的证券总数及其上限；3、受益人所获得的认股权数目及上限；4、规定认股期权的期限（一般不得超过十年）；5、制定期权行权价的基准（通常不低于授予日前五个交易日的平均收市价的80%）；6、促请参与人注意认股期权附有的投票权、股息、转让权及其它权利；7、该计划的最长有效期（一般不得超过十年）。8、订明已授出期权遇公司资本化发行、供股、分拆、合并时调整期权价的规定。其次，获得股票期权的员工必须与公司订立股权计划协议。期权实质上是一种契约，其持有人有权利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或未来某一特定日期），以一定的价格向对方购买（或出售给对方）一定数量标的物。股票期权制度是建立在员工与公司订立认股计划协议的基础之上的，离开了认股计划协议，股票期权制度也就无从谈起。最后，股票期权计划的所有内容不能违反我国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我国现行法律、法规中虽然没有对股票期权制度的明确规定，但与股票期权制度关系比较密切的主要有《公司法》、《合同法》、《证券法》、《国有企业财产监督管理条例》、《股份有限公司规范意见》、《股份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规定》等及其他的一些相关的法律、法规。
（三）股票期权的不可转让性以及行权之后的有限转让。
根据股票期权的性质及其实施方案来看，股票期权是不可转让的，否则也就违背了其将管理人员的利益与公司利益相统一的初衷了。但是在某些特殊情况下也有例外。()比如，美国国内税务法规规定，股票期权不得转让，但是期权拥有人可以在遗嘱里注明某人对其股票期权有继承权，当期权拥有人死亡、完全丧失行为能力等情况出现时，其指定的家属或朋友就有权代替他本人行权。
行权之后，受益人就拥有了公司普通股股票，成为公司现实的股东。这时候，受益人可以选择持有股票，作为对公司的长期投资；也可以选择将股票出售以获利。但是我国《股份有限公司规范意见》第30条第6款有规定：“公司董事和经理在任职的三年内不得转让本人所持有的公司股份。三年后在任职内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持有公司股份额的百分之五十，并须经董事会同意。”由此可见，除非受益人在行权之后离开公司，否则由于其在公司中的特殊地位，其所获的公司股票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进行有条件的转让。
上述三点只是股票期权制度涉及的法律问题中的冰山一角。事实上，由于我国现行法律、法规中没有对股票期权制度的直接规定，所以在推行股票期权制度的过程中难免会碰到这样那样的法律问题。如何通过立法程序制定全国性的股票期权制度管理法规，如何协调股票期权制度与现行法律法规的冲突在当前已显得十分迫切。政府有必要参照国外的实践对股票期权实施过程中的行权价格、有效时期、期权数量上限等方面作原则性的规定，但其它方面则由企业与接受期权的员工自行约定。政府还有必要修改现行的某些相关的规章制度，如税收、信息披露、监管等方面的制度以适应推行股票期权制度的需要。惟有如此，才能对大批国有企业推行真正意义上的股权激励，也才能使稳定的制度供给形成后对公司发展有良好的促进作用。
篇7：探究继承公证制度法律问题
探究继承公证制度法律问题
摘要：继承公证是公证机构依法律之规定和个人的申请，依法对继承人的继承行为的真实性、合法性进行证明的活动，具有较强的权威性以及法律上的证据效力。现实生活中，发生继承时或者涉及到继承的民事行为时，许多人都选择继承公证的方式。为适应继承公证的大量需求，我国继承公证制度有必要完善，本文在论述继承公证特征和实践中存在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完善我国继承公证制度的建议。
关键词：继承公证 继承人 证据效力
一、继承公证制度概述
(一)继承公证的涵义
公证是指公证机构受理社会组织以及个人的申请后，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对相关法律行为、事实状态和文书的真实性、合法性等的证明活动。具有权威性、可靠性的特点，一般来说，不受行业、职业、行政级别以及地域等条件的限制，具有独立性。继承公证是指公证机构根据法律的规定和继承人的申请，依法证明继承人的继承行为真实性、合法性的活动。继承公证作为公证的一种，具有公证的一般特征以及法律上的证据效力。
(二)继承公证法律制度的特征
我国现行立法中，并没有专门针对继承公证的特别规定，目前继承公证仍主要适用《公证程序规则》的规定，实践中继承公证活动是公证机构的常务性事务来源，数量较大，办理程序也较为复杂，有其自身的特征，具体表现为：
1.专门性。继承公证是属于公证事务中的一个专门的事务，继承公证法律制度是专门用来针对继承民事法律关系中的特殊需要而设立的，它虽然要严格遵循一般公证的程序要求，还要专门考虑继承公证的特殊性质和情况，以规范的方式安排相应的公证程序。
2.关联性。继承公证制度虽然具有专门性，但是其与其他的公证制度还是有密切的关联性。都要遵循公证的一般程序，有相同的公证原则以及业务操作技巧，因此可以说，继承公证制度中每一项规则都与其他规则彼此相关。
3.保障性。继承公证活动因为其复杂性和专业性的特点，使得在公证过程中的风险较大，因此需要通过完善程序来降低继承公证的风险，维护公证的威性和证明效力，故继承公证程序制度设计可以有效保障公证员规范的进行公证，并出具合法的法律证明文书。
二、继承公证制度存在的问题以及原因
现实生活中，我国的继承公证制度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有效解决公民在继承方面的若干需求以及防范纠纷的产生，稳定继承民事法律关系。但是由于目前继承公证法律制度的不健全，在继承公证活动中还存在着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和问题存在的根源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遗漏继承人
在继承公证实务过程中有时会出现遗漏继承人的问题，这实际上是损害了合法继承人的切身利益，往往会引发了不必要的新的纠纷。出现该问题的根源在于：第一，在继承公证活动过程中公证员往往只能依据申请人提供的证明材料来展开调查核实工作，向有关的行政部门、社会组织等调查，因为信息不对称等原因，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遗漏继承人的现象。如公证员按程序向户籍管理部门，即公安机关发出了申请人的亲属关系调查函，虽然公安机关也依照程序进行回函，为相关的人员出具了亲属关系的证明。但是，由于我国户籍管理并未实现统一联网，信息共享，当几个亲属的户口不在同一公安机关所在地时，公安机关出具的证明就会存在遗漏继承人的情况。第二，有些公证机构和公证员对材料审核不严，未尽到严格谨慎的审查义务。特点是在涉及到较为复杂的情况时，经办人员可能对复杂的继承法律关系没有梳理清楚，出现遗漏合法继承人的工作漏洞。比如，当公证员承办的遗产继承公证人数众多，可能会同时涉及到法定继承、代位继承、遗嘱继承以及转继承等继承法律关系，这时公证员审查不够细致，对相关的法律关系分析得不够透彻就很有可能出现遗漏现象。第三，由于当事人个人的行为导致遗漏情况出现，如有的继承人不懂法律和公证程序，嫌麻烦，想及早办完手续而有意无意隐瞒其他合法继承人;有的当事人是出于多占遗产的目的或者其他非法目的而故意隐瞒了其他合法继承人，甚至提供假证明，此时出现遗漏继承人情况时的过错就不完全在公证机关，恶意当事人应承担相应的民事和刑事法律责任。
(二)调查核实力度不够
根据公证法的相关规定，公证机构依法独立行使公证职能并独立承担民事责任。法律上规定了公证机构的独立责任与义务，但是却没有赋与公证机构进行独立调查的权力。因此，公证机构因为法律上保障与支持的力度不够，其并不重视调查核实的工作。实际上公证机构对相关重要信息的调查核实多是走走形式，而且公证机构的.调查方式也只是发函之类的单一方式。这种情形下，使得公证活动的可靠性打了折扣，公证文书的公信力也难以提高，与国家公证制度的设立宗旨相违背。实务中还有其他原因使得公证机构无法加大核实的力度或者造成调查核实难度大，如随着我国法治进程的加快，许多行政部门都提高了法律风险防范的意识，为了避免出具证明失误而导到承担行政法律责任，越来起多的行政部门对外出具证明进行严格的限制，或者说不愿出具相关证据给公证机构。还有相关的行政部门由于管理以及历史原因，一些材料档案缺失，使公证机构无法查找到相关的信息。
(三)继承公证制度不完善
在公证制度方面，相比西方国家我国起步较晚，如西方的公证制度已有近2的历史沿革，而我国则仅仅在才有了第一部公证法。因为起步晚，包括继承公证在内的各种公证制度都还远远不够完善，没有确立完备而成熟的继承公证制度，许多继承公证实务中出现的问题都缺乏相对应的规定和操作依据，在实践中公证机构主要依据《继承法》规定以及参考适用《公证程序规则》的规定，而《公证程序规则》的规定又非常宽泛、概括，存在程序设置简单、不科学的问题，给公证实务中的办理继承公证事务带来一定的难度。如在股权的继承公证方面，我国目前没有明确的相于股权继承的法律规定，公证机构在进行股权公证时，只有引用公证法、继承法以及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同时，在办理股权继承公证时，也没有专门的具体公证规则。由此，公证员在办理股权继承公证时，缺乏可统一适用的具体规则和程序，各公证机构大多根据自已的相关经验办理，由于对继承公证制度的理解不一，观点各异，因而出现对同一公征事务而出现不同公证结果的混乱局面。
三、完善继承公证制度的建议
要解决我国目前公证实务中出现的诸多问题，需要健立建全继承公证法律制度，加强理论研究，统一继承公证的适用规则和程序，具体建议有：
(一)赋予公证机构公示催告权
由于存在着上文所述的诸多遗漏继承人的问题及原因，为了树立公证机构的公信力和公证文书的权威性，减少法律风险的产生，可以在继承人的查明问题上借鉴民事诉讼程序的查明被告的成熟方式，引入公示催告制度。民事诉讼程序中的公示催告制度经长期适用，已为社会大众所接受和认可，能够从根本上解决公证程序中继承人查明的问题，因为公告期满而未申报继承权利者即被视为放弃继承权，但同时也为被遗漏的善意继承人留有救济途径，故在公证中引入公示催告制度有利于维护公证文书的权威性以及保障并维护相关继承人的利益。在国外的公证制度中，就有公示催告制度，其在实务操作中，也起到了良好的效果。而在我国公示催告制度则是人民法院才可以运用的，即人民法院在无法查明当事人的情形下，通过公开告示，要求不确定的或者不明确的权利人在法律规定的期间内申报权利，如在规定的期限内当事人不申报相关权利的，则相丧失相应的权利。
因此，在继承公证中，应当通过立法的方式赋与公证机构相应的公示催告的权利。在公证机构通过各种调查核实方式仍然无法确认继承人的时候，出于对合法继承人、债权人的利益保护，公证机构可以选择公示催告的方式。这样不仅能够减小遗漏继承人的情况发生，也有助于解决继承公证中的诸多问题。
(二)改变单一程序模式
“正义不仅应当实现，而且要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来实现”。从现代正义理论的角度来说，程序正义应优先于实体正义，因为实体正义的实现具有不确定性，而程序则是人们看得见的方式。因此，在继承公证中要重视程序上正义，需要从程序上入手，改变目前单一的程序模式，以完善的体现公平性与合理性的程序，维护公证的公信力、权威性以及独立价值。特别是在当前社会诚信缺失的社会背景下，公证作为一项公益事业更是肩负着重要的使命，应尊重客观，以规范的程序处理公证事务，以达到公平、合理的公证结果，以此化解民事纠纷，稳定民事法律关系。因此，在继承公证制度中要增设公平、合理的程序设计，如在办理遗产数额大、法律关系复杂的继承公证时，专门设置特殊程序，可以实行重要事项的集体合议，并扩大调查规模。
(三)确立公证机构调查权
公证实务中公证机构对相关事实和情况的调查核实力度不够大，调查核实工作难度大的突出问题中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法律上并没有明确地赋与公证机构调查取证的权利，公证机构调查取证行为缺乏法律的明确授权，即没有法律的刚性支持作后盾，从而使得公证机构对事实情况的调查工作开展的力度不够，给公证工作顺利开展增加了难度，也给公证机构和公证员的执业带来了法律风险，最终可能会降低公证机构以及公证文书的权威性和公信力。因此，应通过立法，明确赋与公证机构调查取证的权利。比如，可以在公证机构内部单独设立一个部门，通过立法的形式赋与该部门独立的调查权，将公证与调查核实程序相分离，由该部门专门负责公证事务的调查核实的工作。
(四)完善继承公证立法
在国外一些公证业较为发达的国家，有专门的继承公证程序法，但我国目前还没有专门的继承公证程序法律法规。从我国现行的法律和相关的司法解释来看，公证机构和公证员承担了较大的执业风险，与其工作中的权利相比极不协调。因此，应通过立法方式，来提高公证行业的法律地位，并设计科学合理的公证事务处理程序。从继承公证业务来看，我国社会开始进入了社会财富的积累阶段，公民的生、老、病、死是不可避免的自然规律，而公民死亡后遗留的个人财产是遗产，将被继承。因而，继承公证将有巨大的社会需求，而继承公证立法应当与时俱进，及时跟上社会的发展变化，通过继承公证立法程序促进我国公证事业的快速而健康地发展。
四、结语
目前我国继承公证制度还有待完善，学术界和实务界对继承公证的关注度不够。由此，在社会生活中，继承公证实务过程中出现了遗漏继承人、对事实的调查核实力度不够等问题，这些问题的出现，一方面增加了公证机构以及公证员的执业风险，同时，也会降低公证机构和公证文书在人们心目中的权威性和公信力。由此，有必要研究继承公证实务中存在的若干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案，以促进我国继承公证法律制度的完善。
参考文献：
[1]司法部律师公证工作指导司编.全国公证岗位培训大纲.法律出版社..
[2]司法部律证司、中国公证员协会.公证制度与公证实务.法律出版社..
[3]叶青，黄群.中国公证制度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4]张焕红.继承公证若干法律制度研究.山东大学优秀硕士论文.
篇8：国际航天保险市场的发展及相关的国际法律问题
国际航天保险市场的发展及相关的国际法律问题
1967年<外空条约>中规定的“外空探索和利用自由的`原则”以及航天市场广阔的发展前景,使得越来越多的私营和民营企业参与航天活动,从事有关的开发和利用.据不完全统计,全球大约有350家大型公司直接或间接从事航天活动,尤其是空间商业利用和开发活动.它们的活动范围已逐渐从简单地参与航天科学研究、实验设计和星箭生产转向独立发射和经营航天器.
作 者：尹玉海 作者单位： 刊 名：中国航天 PKU英文刊名：AEROSPACE CHINA 年，卷(期)： “”(10) 分类号：F8 关键词：篇9：我国外商投资企业公司制度若干法律问题之探讨
我国外商投资企业公司制度若干法律问题之探讨
[关键词]外商投资企业 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制度 改革开放以来，外商投资企业作为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主要形式，在我国的国民经济体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我国的外商投资企业，又称“三资企业”，是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和外商独资企业的简称。我国的外商投资企业法是指我国制定的调整外商投资企业的设立、变更、终止和经营管理过程中所产生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及其《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实施细则》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等法律的规定，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组织形式为有限责任公司，经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批准，外资企业也可以为其他责任形式。[2]中外合作企业依法取得中国法人资格的，为有限责任公司。[3]很显然，有限责任公司是我国外商投资企业的一般组织形式。在我国的法律体系中，按照法律分类，外商投资企业法属于我国公司法规的一个组成部分。如果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是管辖国内所有公司的一般法，那么外商投资企业法则属于解决具有涉外投资因素的公司制度的特别法。[4]基于这一特别法所设立的具有涉外因素的有限责任公司，在注册资本的含义、股权转让的条件、公司的权力机构等诸多方面，与按照《公司法》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存在实质性区别。[5]因此笔者认为，基于外商投资企业法所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并非一种规范的有限责任公司，尤其是以中外合作形式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其出资方式和利润分配方式更有别于一般的公司。在我国引进外资的实践中，因上述公司制度本身的缺陷而导致的纠纷屡屡发生。本文将结合笔者在审批外商投资企业的实践中所接触到的实际情况和案例，剖析与此类具有涉外投资因素的有限责任公司制度相关的法律问题，与大家共同探讨。 一、外商投资企业的权力机构及其运作机制 根据我国《公司法》的规定，依照该法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会是公司的最高权力机构。股东会会议由股东按照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也就是说，股东在行使表决权时，谁拥有的股权比例大，其所代表的表决权就大。但依照外商投资企业法所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则一律不设股东会，董事会是公司的最高权力机构，决定公司的一切重大事项。[6]再者，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各投资方委派董事的人数并不完全取决于其出资的比例，投资方之间可以协商方式确定各自委派董事的人数。[7]董事会在行使表决权时，每一董事的投票权是平等的，完全依赖表决事项获得多少名董事的支持，与出资比例无必然关系。 虽然在实践中存在大股东侵害小股东利益的现象，但从现代公司制度的本质上看，公司是资本的融合，股东权利的大小应直接与资本的多少成正比。因此，由股东会作为公司的最高权力机构是顺理成章的。而依照外商投资企业法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恰在此重要问题上与现代公司的基本制度不一致，由董事会作为公司的最高权力机构，由此而引发了一系列值得深思的问题。 笔者曾经接触到这样一家中外合资企业。美国一公司（以下简称外方）与国内某企业（以下简称中方）共同投资设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公司投资总额和注册资本均为100万美元，中外双方的出资额分别占合资公司注册资本的30％和70%，显然，外方是合资企业的大股东。但合资企业的董事长却是由中方委派的， 董事会由3名董事组成：外方1名，中方2名。合资企业生产销售体外生化试剂， 属高科技项目，在国内外均有较大的市场份额，合资企业自成立起连年盈利。然而，作为小股东的中方目睹合资企业的产品畅销，向工商管理部门谎称其为生化试剂产品商标的权利人，同时又注册了一有限责任公司，并由合资公司的董事长任该企业法人，生产、销售与合资公司相同的产品，从而损害了合资公司的合法权益。 合资企业的外方董事知道上述情况后，数次致函董事长，强烈要求召开董事会会议予以处理。然而，中方利用我国《公司法》和《中外合资企业法实施条例》的明显缺陷，以董事会会议并非“必须”召开为由，拒不召开董事会会议。万般无奈之下，外方向外商投诉中心投诉，后达成和解协议，中方向外方赔礼道歉，收回侵权产品，并赔偿损失。 上述事件中产生的纠纷迟迟得不到解决的.主要缘故，从公司制度方面分析，主要在于合资企业不设立依照投资比例大小决定表决权的股东会；我国《公司法》及《中外合资企业法实施条例》等法律法规均缺乏召开董事会会议的程序规定；《公司法》与《中外合资企业法实施条例》对董事长的职权方面的规定，均不明确，且有很大差异；而现行《民事诉讼法》对于董事长及投资一方的非法行为，无法提供相应的有效的诉讼程序上的保护。 第一，根据外商投资法律法规，我国的外商投资企业一律不设股东会，只设立董事会，董事会是合营企业的最高权力机构。外商投资企业董事会行使股东会和董事会的双重职权，因此外商投资的有限责任公司董事会的权力要明显大于《公司法》中规定的董事会的权力。[8]董事会成员不按投资比例而由合资各方协商确定。上述案例中，尽管外方拥有70％的股权，但仅指派1名董事，且董事长由中方委派。因此，外方无法通过董事会的表决制度来维护其大股东的利益及合资企业自身的利益。 第二，现有法律法规对外商投资企业董事会会议召开程序的规定存在明显缺陷。我国《合资企业法实施条例》第35条则规定：“董事会会议每年至少召开一次，由董事长负责召集并主持。董事长不能召集时，由董事长委托副董事长或其他董事负责召集并主持董事会会议。经三分之一以上董事提议，可由董事长召开董事会临时会议。”而《公司法》第48条则规定：“董事会会议由董事长召集和主持；董事长因特殊原因不能履行职务时，由董事长指定副董事长或者其他董事召集和主持；三分之一以上董事可以提议召开董事会会议。”根据上述法律法规的规定，召集并主持董事会会议以及决定是否召开董事会临时会议的职权属于董事长；只有董事长“不能履行”职务时，才由董事长委托他人代行此项职权；而董事长“不履行”职务的情形，在法律法规中却未作规定。因此，在我国引进外资的实践中，通常由于董事长不负有必须召开董事会会议或临时会议的义务，他可以利用职权，拖延甚至否决由合营他方所委派的董事提出的召开董事会会议的提议。法律法规仅仅规定“不能履行”时董事长应采取的措施，却未规定“不履行”时董事长应承担的个人责任或其他董事可采取的补救措施，董事们对董事长的不作为毫无办法。这样，公司内部的矛盾通常演变为无法克服的合作方之间的争议，并最终可能导致合营企业的解散。 第三，外商投资企业法规定董事长是企业的法定代表人，但并未规定其具体的职权。因此，在实践中对于董事长究竟应承担何种法定职权，理解不同，人们习惯地认为董事长相当于国内企业的第一把手，应行使第一把手的职权。这种理解无疑有悖于国际惯例，也与外商的理解不同。[9]我国《公司法》第114条规定，董事长行使下列职权：“主持股东大会和召集、主持董事会会议；检查董事会决议的实施情况；签署公司股票、公司债券。”而《公司法》第120条则规定：“公司根据需要，可以由董事会授权董事长在董事会闭会期间，行使董事会的部分职权。”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虽然董事长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职权更多的是形式上的和程序上的。 第四，虽然公司董事、经理等高级管理人员的义务及其法律责任在我国的《公司法》和外商投资法规中都有明确规定，但实践中这些管理人员因触犯上述法律法规而遭到惩罚的却非常罕见。笔者认为，其主要原因是：无论是《公司法》还是有关的外商投资企业法，对于由谁来追究责任人员的责任、必须履行何种法定程序后方可起诉；如果董事长触犯公司章程时，由谁代表公司对董事长起诉；假如公司董事会集体违反了公司章程所规定的义务，或者董事、总经理具有严重失职行为而董事会不予追究，股东在何种条件下以何种方式行使权利等一系列重大的维护公司利益和股东利益的事项，均未作具体规定。 二、中外合作企业的注册资本和公司资产 我国的外商投资企业法与《公司法》对注册资本有不同的规定。根据《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实施条例》的规定：“合营企业的注册资本是指为设立合营企业而在登记管理机构登记的资本总额，应为合营各方认缴的出资额之和。”“合营者可以用货币出资，也可以用建筑物、厂房、机器设备或其他物料、工业产权、专有技术、场地使用权等出资。”《外资法实施细则》也有类似的直接规定。但《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实施细则》第17条却明确规定：“合作各方应当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和合作企业合同的约定，向合作企业投资或者提供合作条件。”此处所谓的“合作条件”是指货币，实物或者工业产权、专有技术、土地使用权等财产权利。[10] 上述“合作条件”被视同为投资投入合作企业，作为公司的资产。《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提出合作条件这种投资方式，可以避免对实物和工业产权等投资进行作价的困难和麻烦以及有关争端的产生。[11]这种投资方式，的确更为灵活、自由。但正是这种灵活性，导致实践中容易产生争议，并且在争议发生后难以公平合理解决。下面，笔者将结合实际，对此加以评析。 （一）不作价的合作条件的性质 一直以来，当中外投资者拟成立合作企业时，中方通常向合作公司提供房屋或场地使用权作为合作条件，外方（包括港、澳、台投资者）以现金或实物作为投资或合作条件。在合作企业合同中，通常约定以外方所提供的现金或实物作价作为该合作企业的注册资本。这种投资结构集中体现在餐饮、娱乐以及房地产等行业。前不久，笔者就审批了这样一家中外合作娱乐有限公司。合作公司合同、章程规定的投资总额和注册资本均为260万美元。其中，中方提供8000平方米房屋使用权作为合作条件，外方以美元现汇出资260万美元。从上述情形可以得出这样一种结论：似乎合作公司的注册资本全部来自外方，而提供了8000平方米房屋使用权作为合作条件的中方分文未出。由此引起人们思考下述重要的法律问题：在中外合作的有限责任公司中，不作价的合作条件的性质是什么？ 众所周知，土地使用权可以评估作价。但实践中，合作双方通常约定不对土地使用权进行价值的评估，其目的只是为了使交易更为灵活、简便，并不表明不 作价的土地使用权是毫无价值的。因此，这种不作价提供的合作条件与另一方的现金投资之间存在着一种内在的价值比例关系，正是基于这种内在的价值比例关系，提供合作条件的合作方和提供现金投资的合作方才能在合作合同中对收益分配、风险和亏损的分担、经营管理的方式以及合作企业终止时财产的归属等事项作出双方均能接受的约定。 大多数合作合同往往仅规定以投入现金一方的资金作为合作公司的注册资本，显然，它是有悖于公司制度的根本原则的。上述案例中，在审批部门签发的批准证书以及工商管理部门颁发的营业执照上，确实只能表明提供现金出资一方的出资额，而提供房屋使用权的一方的出资额为“零”。这极易使人产生合作公司注册资本仅由现金出资一方提供的误解。 （二）不作价的合作条件是否构成公司资产 据此，不作价的合作条件具有其内在价值，则当此项合作条件一旦投入合作公司，就应构成公司资产的一部分。根据我国《公司法》第3条的规定：“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以其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公司以其全部资产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公司资产既包括现金、设备、物料、厂房等有形的动产和不动产，又包括工业产权、商业秘密等无形资产，还包括场地使用权一类的有限物权。既然不作价的合作条件同样构成公司资产的一部分，公司若进入清算程序时，就必须将包括场地使用权在内的所有公司资产抵偿债务。然而，在外商投资的实践中，这一公司法的基本制度从未得到过切实的执行，合作公司的债权人几乎从未能通过合法占有场地使用权来实现自己对合作公司的债权。一般情况下，合作双方均在合作合同中约定：一旦合作期满或提前终止合作合同，中方作为合作条件投入的房屋或场地的使用权，由中方自行收回后再清算合作公司的全部债务。其结果是，只能将公司的动产及银行存款用以低偿债务，而使债权人的大部分权利落空。合作企业出资方式的这一特殊性，不但使合作双方对于合作企业产生利润的源泉―资本的表现方式―产生模糊认识和法律上的混乱，而且还会影响与之交易的债权人的利益。[12] 若将一方合作者投入合作企业的场地使用权视为合作企业的资产，在企业清算时，当公司不能以现金和实物方式抵偿债务时，该项场地使用权就必须用以偿 债，因为它作为合作条件提供给合作企业，在法律上就不属于投资人所有，而成为合作公司的资产的一部分。但就公司制度而言，并不允许公司的两个投资者随意约定，而不考虑任何一个第三方的利益。也就是说，即使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合作公司合同期满终止或提前终止，场地使用权由中方收回，此项约定也不能对抗第三方，不得以此规避合作公司对第三方的债务。我国的《中外合作企业法》及其《实施细则》一方面规定合作公司可以成为有限责任公司，另一方面却不明确合作条件的性质，甚至违背公司制度的基本原则，即股东的出资（不论以什么方式出资）构成公司资产，从而损害了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反之，如果认为中方提供的合作条件不构成公司资产，当合作公司无法偿债时，中方仍有权无偿将其收回，那么可以推定：在设立合作企业这一有限责任公司时，提供场地使用权的一方未向公司提供任何资本。笔者认为，中外合作企业的这一特殊情况值得深思。 三、中外合作企业的利润分配 （一）外方在合作期限内先行回收投资 作为一般的有限责任公司，公司向股东分配利润应以股东所占的股权比例为基础，股东获取股息和红利的数额与其投资额相对应。但依照中外合作企业法律法规所建立的有限责任公司的利润分配形式，与《公司法》所规定的分配原则却大相径庭。根据《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实施细则》第43的规定：“中外合作者可以采用分配利润、分配产品或者合作各方共同商定的其他方式分配收益。”但是，如果在合作期满时，合作企业的全部固定资产无偿归中方所有的，允许外方在合作期限内优先于中方合作者回收投资。在此前提下，通常采用通过扩大外方的收益比例的方式使外方在合作期限内先行回收投资。[13]但在实践中，合作企业的外国合作者要想以税前分利或者加速折旧方式提前收回投资，有相当难度。这是因为税务机关对未经其事先批准的此类合同一概不予认可。这种因收益分配问题所产生的争议，在某种程度上与从80年代以来各地普遍采用并沿用至今的的合作企业格式合同有关。 （二）不参与管理的一方通常要求获得保底利润 从《公司法》原理来说，公司的股东或投资者是从公司取得相应的利润分配或收益，并且是在税后。如果公司未按公司章程的规定向股东分配利润，股东有 权对公司起诉。然而，实践中，合作企业通常由外方合作者为主进行管理，这样，不参与管理而提供房屋或场地使用权的中方通常要求获得保底利润。在此情况下，如果负责经营管理的外方未按合同规定，从合作公司帐户中向中方支付定额利润，必然导致合作双方的争议。不参与管理的中方认为，尽管合同约定是由合作公司来分配利润，但是合作公司的经营管理全由对方负责，支付了定额利润后的所有利润余额全部归对方，对方不支付定额利润属违反合作合同的行为。而负责经营管理的外方则认为，合同约定是由合作公司这一法人实体负责利润的分配，股东不会向另一股东承担收益分配的义务；尽管自己负责管理，但都是以合作公司的名义在行事，所获得的经营收入全部归合作公司所有，故不存在违约的事实。故实际上构成了对方与己方之间合同所产生的纠纷。 对于此类合作合同争议的处理，确实是一值得探讨的法律问题。对中外合作企业而言，是基于合作合同而产生的合作关系，按照合同的相对性原则，中外双方不能约定一个第三方，即合作企业，向中方提供所谓的“保底利润”。但在实践中，我们的中外合作企业恰恰是以这种方式为特征。 通常认为，合作企业这种不规范的有限责任公司（假定合作企业采取有限责任公司形式），从其本质来分析是一种以“人合”而非“资合”为特征的企业形式，具有浓重的“人合”的色彩。合作双方的权利义务基本上通过合同加以确定，而不是以公司法原则来调整公司股东的权利义务，故被视为“契约性合营企业”。[14]在此情况下，硬要将此类企业戴上有限责任公司的帽子，只能使有限责任公司这种公司形式搞得不伦不类。 中外合作企业这种有限责任公司的形式，是我国改革开放初期，对公司制度了解不多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当比较规范的公司制度建立起来时，其缺陷就越来越明显了。合作企业法之所以用“合作条件”作为投资的一种方式，主要考虑它的灵活性。但是，中国合作者以房屋、土地使用权为主要内容的合作条件提供给合作企业，通常不参与合作企业的经营管理，只求得定额的利润，其实质是收取房屋和土地的租金，且避免了采用合资方式时必须对土地和房产进行估价的麻烦。 因此，笔者认为，目前在餐饮、娱乐、房地产等服务行业的外资准入放宽的 条件下，如果中方不具备参与经营管理的能力，倒不如将房屋、土地使用权等类的合作条件租赁给外商独资的公司，收取租金。如果仍然采取合作企业这一形式，且由合作一方负责经营管理，应该在合同中明确规定由负责经营管理的合作一方向合作另一方支付保底利润，不论合作企业的盈亏情况如何，均必须支付。也就是说，不能在合同中既约定合作企业向一方提供保底收益，又约定由一方向另一方提供这种收益。如前所述的中外合作娱乐有限公司就是采用这一方式，由外方负责合作公司的经营管理，不管公司盈亏，外方每年必须向中方支付290万元人民币的保底利润。只有这样，才能在今后万一发生纠纷时，比较明确地让负责经营管理的外方承担合同约定的义务，以免在产生争议后，在谁将作为支付保底利润的义务主体问题上产生分歧。 四、我国外商投资的法律法规之构想 我国的外商投资企业法颁布于《公司法》之前，前者是特别法，而后者属一般法。尽管《公司法》第18条规定：外商投资的有限责任公司适用本法；有关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外资企业的法律另有特别规定的，适用其规定。使《公司法》可以在不与外商投资企业法相抵触的条件下适用于外商投资的有限责任公司，但迄今为止，各地政府的外经贸管理机关仍然仅仅按照相关的外商投资企业法律法规来审查合资企业和合作企业合同（这些合同本身就是八十年代不规范的公司制度的产物），从而使运用比较规范的公司制度来调整不够规范的外商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的愿望难以实现，从而导致争议和纠纷的频频发生。 与八十年代初期相比，我国的经济体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目前，我国已成为WTO的成员国，而且早在1995年全国人大通过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远景目标纲要中，我国就明确指出，今后要“逐步统一内外资企业政策，实行国民待遇”。[15]因此，实行内外统一的公司制度势在必行。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我国应将《公司法》完全适用于外商投资企业，逐步实行内外统一的公司制度，并对现行《公司法》进一步修订和完善，使我国的公司法律制度更趋完善，以适应“公平、公正、公开”的市场机制要求以及当前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总趋势。篇10：我国外商投资企业公司制度若干法律问题之探讨
我国外商投资企业公司制度若干法律问题之探讨
[关键词]外商投资企业 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制度 改革开放以来，外商投资企业作为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主要形式，在我国的国民经济体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我国的外商投资企业，又称“三资企业”，是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和外商独资企业的简称。我国的外商投资企业法是指我国制定的调整外商投资企业的设立、变更、终止和经营管理过程中所产生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及其《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实施细则》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等法律的规定，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组织形式为有限责任公司，经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批准，外资企业也可以为其他责任形式。[2]中外合作企业依法取得中国法人资格的，为有限责任公司。[3]很显然，有限责任公司是我国外商投资企业的一般组织形式。在我国的法律体系中，按照法律分类，外商投资企业法属于我国公司法规的一个组成部分。如果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是管辖国内所有公司的一般法，那么外商投资企业法则属于解决具有涉外投资因素的公司制度的特别法。[4]基于这一特别法所设立的具有涉外因素的有限责任公司，在注册资本的含义、股权转让的条件、公司的权力机构等诸多方面，与按照《公司法》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存在实质性区别。[5]因此笔者认为，基于外商投资企业法所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并非一种规范的有限责任公司，尤其是以中外合作形式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其出资方式和利润分配方式更有别于一般的公司。在我国引进外资的实践中，因上述公司制度本身的缺陷而导致的纠纷屡屡发生。本文将结合笔者在审批外商投资企业的实践中所接触到的实际情况和案例，剖析与此类具有涉外投资因素的有限责任公司制度相关的法律问题，与大家共同探讨。 一、外商投资企业的权力机构及其运作机制 根据我国《公司法》的规定，依照该法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会是公司的最高权力机构。股东会会议由股东按照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也就是说，股东在行使表决权时，谁拥有的股权比例大，其所代表的表决权就大。但依照外商投资企业法所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则一律不设股东会，董事会是公司的最高权力机构，决定公司的一切重大事项。[6]再者，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各投资方委派董事的人数并不完全取决于其出资的比例，投资方之间可以协商方式确定各自委派董事的人数。[7]董事会在行使表决权时，每一董事的投票权是平等的，完全依赖表决事项获得多少名董事的支持，与出资比例无必然关系。 虽然在实践中存在大股东侵害小股东利益的现象，但从现代公司制度的本质上看，公司是资本的融合，股东权利的大小应直接与资本的多少成正比。因此，由股东会作为公司的最高权力机构是顺理成章的。而依照外商投资企业法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恰在此重要问题上与现代公司的基本制度不一致，由董事会作为公司的最高权力机构，由此而引发了一系列值得深思的问题。 笔者曾经接触到这样一家中外合资企业。美国一公司（以下简称外方）与国内某企业（以下简称中方）共同投资设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公司投资总额和注册资本均为100万美元，中外双方的出资额分别占合资公司注册资本的30％和70%，显然，外方是合资企业的大股东。但合资企业的董事长却是由中方委派的， 董事会由3名董事组成：外方1名，中方2名。合资企业生产销售体外生化试剂， 属高科技项目，在国内外均有较大的市场份额，合资企业自成立起连年盈利。然而，作为小股东的中方目睹合资企业的产品畅销，向工商管理部门谎称其为生化试剂产品商标的权利人，同时又注册了一有限责任公司，并由合资公司的董事长任该企业法人，生产、销售与合资公司相同的产品，从而损害了合资公司的合法权益。 合资企业的外方董事知道上述情况后，数次致函董事长，强烈要求召开董事会会议予以处理。然而，中方利用我国《公司法》和《中外合资企业法实施条例》的明显缺陷，以董事会会议并非“必须”召开为由，拒不召开董事会会议。万般无奈之下，外方向外商投诉中心投诉，后达成和解协议，中方向外方赔礼道歉，收回侵权产品，并赔偿损失。 上述事件中产生的纠纷迟迟得不到解决的主要缘故，从公司制度方面分析，主要在于合资企业不设立依照投资比例大小决定表决权的股东会；我国《公司法》及《中外合资企业法实施条例》等法律法规均缺乏召开董事会会议的程序规定；《公司法》与《中外合资企业法实施条例》对董事长的职权方面的规定，均不明确，且有很大差异；而现行《民事诉讼法》对于董事长及投资一方的非法行为，无法提供相应的有效的诉讼程序上的保护。 第一，根据外商投资法律法规，我国的外商投资企业一律不设股东会，只设立董事会，董事会是合营企业的最高权力机构。外商投资企业董事会行使股东会和董事会的双重职权，因此外商投资的有限责任公司董事会的权力要明显大于《公司法》中规定的董事会的权力。[8]董事会成员不按投资比例而由合资各方协商确定。上述案例中，尽管外方拥有70％的股权，但仅指派1名董事，且董事长由中方委派。因此，外方无法通过董事会的表决制度来维护其大股东的利益及合资企业自身的利益。 第二，现有法律法规对外商投资企业董事会会议召开程序的规定存在明显缺陷。我国《合资企业法实施条例》第35条则规定：“董事会会议每年至少召开一次，由董事长负责召集并主持。董事长不能召集时，由董事长委托副董事长或其他董事负责召集并主持董事会会议。经三分之一以上董事提议，可由董事长召开董事会临时会议。”而《公司法》第48条则规定：“董事会会议由董事长召集和主持；董事长因特殊原因不能履行职务时，由董事长指定副董事长或者其他董事召集和主持；三分之一以上董事可以提议召开董事会会议。”根据上述法律法规的规定，召集并主持董事会会议以及决定是否召开董事会临时会议的职权属于董事长；只有董事长“不能履行”职务时，才由董事长委托他人代行此项职权；而董事长“不履行”职务的情形，在法律法规中却未作规定。因此，在我国引进外资的实践中，通常由于董事长不负有必须召开董事会会议或临时会议的义务，他可以利用职权，拖延甚至否决由合营他方所委派的董事提出的召开董事会会议的提议。法律法规仅仅规定“不能履行”时董事长应采取的措施，却未规定“不履行”时董事长应承担的个人责任或其他董事可采取的补救措施，董事们对董事长的不作为毫无办法。这样，公司内部的矛盾通常演变为无法克服的合作方之间的争议，并最终可能导致合营企业的解散。 第三，外商投资企业法规定董事长是企业的法定代表人，但并未规定其具体的职权。因此，在实践中对于董事长究竟应承担何种法定职权，理解不同，人们习惯地认为董事长相当于国内企业的第一把手，应行使第一把手的职权。这种理解无疑有悖于国际惯例，也与外商的理解不同。[9]我国《公司法》第114条规定，董事长行使下列职权：“主持股东大会和召集、主持董事会会议；检查董事会决议的实施情况；签署公司股票、公司债券。”而《公司法》第120条则规定：“公司根据需要，可以由董事会授权董事长在董事会闭会期间，行使董事会的部分职权。”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虽然董事长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职权更多的是形式上的和程序上的。 第四，虽然公司董事、经理等高级管理人员的义务及其法律责任在我国的《公司法》和外商投资法规中都有明确规定，但实践中这些管理人员因触犯上述法律法规而遭到惩罚的却非常罕见。笔者认为，其主要原因是：无论是《公司法》还是有关的外商投资企业法，对于由谁来追究责任人员的责任、必须履行何种法定程序后方可起诉；如果董事长触犯公司章程时，由谁代表公司对董事长起诉；假如公司董事会集体违反了公司章程所规定的义务，或者董事、总经理具有严重失职行为而董事会不予追究，股东在何种条件下以何种方式行使权利等一系列重大的维护公司利益和股东利益的事项，均未作具体规定。 二、中外合作企业的注册资本和公司资产 我国的外商投资企业法与《公司法》对注册资本有不同的规定。根据《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实施条例》的规定：“合营企业的注册资本是指为设立合营企业而在登记管理机构登记的资本总额，应为合营各方认缴的出资额之和。”“合营者可以用货币出资，也可以用建筑物、厂房、机器设备或其他物料、工业产权、专有技术、场地使用权等出资。”《外资法实施细则》也有类似的直接规定。但《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实施细则》第17条却明确规定：“合作各方应当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和合作企业合同的约定，向合作企业投资或者提供合作条件。”此处所谓的“合作条件”是指货币，实物或者工业产权、专有技术、土地使用权等财产权利。[10] 上述“合作条件”被视同为投资投入合作企业，作为公司的资产。《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提出合作条件这种投资方式，可以避免对实物和工业产权等投资进行作价的困难和麻烦以及有关争端的产生。[11]这种投资方式，的确更为灵活、自由。但正是这种灵活性，导致实践中容易产生争议，并且在争议发生后难以公平合理解决。下面，笔者将结合实际，对此加以评析。 （一）不作价的合作条件的性质 一直以来，当中外投资者拟成立合作企业时，中方通常向合作公司提供房屋或场地使用权作为合作条件，外方（包括港、澳、台投资者）以现金或实物作为投资或合作条件。在合作企业合同中，通常约定以外方所提供的现金或实物作价作为该合作篇11：国际雇佣兵制度揭秘
国际雇佣兵制度揭秘
事实上，自从中东、北非发生**以来，雇佣兵的身影就活跃在现代战争的多个战场。
正规军的养成需要长期组织训练，装备数量庞大，因此“少兵可用”的国家要么走向军队全志愿役，要么干脆直接向国外招募兵员代打，以求速战速决。
结果，就造成今天这样的.尴尬局面：由于雇佣兵参战的比例越来越高，“买家给钱，卖家开打”将导致“无信念战争”和“无国界战争”的扩散，如今雇佣兵遍布100多个国家内，每年获取的利润高达多亿美元。
雇佣兵遍布内乱地带
与国家性质的军警相比，雇佣兵或者私人军事公司在提供武力方面确实有自己的独特优势：精干、强悍、政治限制少、反应迅速。以脱胎于黑水的美国阿卡德米私人军事公司为例，雇员基本是美国和欧洲退伍军人，甚至不乏退役的特种兵，因此人员素质非常高，即使是职业化的精锐部队也未必胜过他们，况且这类公司均属私人商业性质，没有诸多政治限制，深受雇主欢迎。
雇佣兵在中东、北非，以及后的乌克兰，总数量甚至达到数万之巨。
20利比亚内战期间，卡扎菲为了保住自己的政权，征召了1.2万名来自尼日尔、马里甚至布基纳法索的图阿雷格族男子充当雇佣兵，这些人以耐力出众、擅长沙漠奔袭闻名，他们屡屡打了“倒卡”武装几回措手不及。即便是当年10月卡扎菲毙命后，携带武器和大批战利品的图阿雷格雇佣兵们也毫发无损地回到自己的沙漠家园，继续在尼日尔、马里、乍得等国的“三不管”地带为所欲为，甚至在差点推翻马里现政权，令国际社会吓成一身冷汗。
和利比亚内战相比，几乎同时爆发的叙利亚内战更是雇佣兵的“狂欢盛宴”。据美国《连线》杂志称，伊朗革命卫队秘密机构圣城旅出资组建一支名为“斯拉夫旅”的雇佣兵部队，帮助阿萨德政府对付自由军(FSA)以及“伊斯兰国”(IS)等极端武装。这支“斯拉夫旅”主要由来自俄罗斯、白俄罗斯和摩尔多瓦的雇佣兵组成，其领导者是乌克兰退伍侦察兵谢尔盖·拉佐莫夫斯基，据称叙利亚政府为雇佣兵提供叙利亚公民身份，同时向雇佣兵的家人提供高额保险金，并答应在战争结束后出钱帮助雇佣兵购买住房。
与阿萨德政府相比，有西方撑腰的叙反对派在招募雇佣兵方面更为“阔气”。据俄罗斯“纽带新闻网”称，叙反对派得到大笔资金援助，能够与阿萨德政府在国际市场上“抢购”雇佣兵，像北非国家突尼斯就有多达2000余名公民出没于叙利亚，20突尼斯媒体曾爆料，有132名突尼斯雇佣兵在阿勒颇被打死，事件震动突尼斯全国。更可怕的是，一些国际恐怖组织也在北非某些城市设立了雇佣兵招募点，专招雇佣兵赴叙利亚作战。招募点以大约每月1000美元的酬金为诱惑，吸引贫穷者前来加入，部分北非学生、工人和失业者将充当雇佣兵视为赚钱谋生的机会，纷纷趋之若鹜，然而不少人成为雇佣兵后才发现，招募他们的恐怖组织将他们视作“作战奴隶”。
篇12：《完善独立董事制度的若干法律问题研究》
《完善独立董事制度的若干法律问题研究》
《完善独立董事制度的若干法律问题研究》作者：张志刚
一、独立董事制度的源起及其功能概述
（一）独立董事制度的源起
独立董事制度最早是从西方国家的非雇员董事或非执行董事发展而来。上一世纪初叶，随着管理革命的发展与深入，先是所有权与管理权分离，继而演变为所有权与决策权的分离。董事会成员不一定都要是股东，也不一定在本公司拥有股份。非股东董事开始进入公司决策班子，由于其独立身份和所拥有的专业知识，在董事会中发挥特殊作用。这便是所谓的“董事会革命”。在经济史的发展过程中，这一董事身份有多种称谓，诸如非股东董事、外部董事、非执行董事、顾问董事等等，而最终以“独立董事”范畴成为现代市场经济中的主流范畴。
美国是实施独立董事制度较早的国家之一。70年代由于美国几家公司卷入了向官员行贿等丑闻及一些性质恶劣的不当行为中，法院判决要求公司改变董事会结构，要求董事会必须由大部分外部董事组成。与此同时，美国证监会为阻止大公司滥用权力，也积极推动对公司治理结构的改革。90年代，《密歇根州公司法》在美国各州公司立法中率先采纳了独立董事制度，该法不仅规定了独立董事的标准，而且同时规定了独立董事的任命方法以及独立董事拥有的特殊权力。美国全国公司董事协会在就曾指出，董事会的成员应当大多数是独立董事，甚至还建议在公司中只需设立一名内部董事，即首席执行官（缩写为CEO），其余的均可为独立董事。据统计，在美国大型公开上市公司的董事会中，独立董事所占比例很高，而且有逐步提高的趋势。据《财富》杂志调查显示，在美国公司1000强中，董事会的平均规模为11人，独立董事就高达9人。如摩托罗拉公司董事会12席中，有9席为独立董事；美林集团董事会由16位董事组成，其中十一位为独立董事。英国伦敦证券交易所在1991年专门成立了公司财务治理委员会，即卡德伯里委员会。卡德伯里委员会在其报告中建议，应该要求董事会至少要有3名非执行董事，其中的两名必须是独立的。伦敦交易所要求上市公司在年度财务报告中披露他们是否遵守了《准则》的规定。这可以认为是伦敦交易所以间接方式要求上市公司的董事会中应包括独立董事。世界经合组织在《世界主要企业统计指标的国际比较》报告中专门列项比较了董事会中独立董事成员所占的比例，其中美国是62％，英国34％，法国29％。香港联交所于1993年11月引入对独立非执行董事的要求，即每家上市公司董事会至少要有2名独立的非执行董事。如果联交所认为公司的规模或其他条件需要，可以提高最低人数的规定。按照香港联交所的规定，独立非执行董事如果发现关联交易有损于公司整体利益，有义务向联交所报告；独立董事须于公司年度报告内审定交易是否符合公司的利益。
从上述可以看出，目前许多国家及地区都把建立独立董事制度作为完善股份公司治理结构的重要举措。独立董事越来越成为公司董事会中的主要力量，在世界大多数国家和地区中，独立董事的作用日益受到重视。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鉴于我国原在公司治理结构中设立的监事会制度实施的不成功，我国的公司治理结构选择了在上市公司董事会中引入独立董事制度这样一种模式，以图进一步健全公司治理结构，并在这方面实践中已经作了一些有益的探索。
，H股公司率先按香港联交所的要求设立独立董事。193月，国家经贸委和中国证监会联合发布了文件，要求H股公司应有2名以上的独立董事；2名以上的独立董事可以提议召开临时股东大会。这些工作为我国进一步推广独立董事制度提供了有益的经验。8月，中国证监会发布《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简称《指导意见》），标志着我国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制度的正式实施。该文件要求6月30日前各上市公司董事会成员中至少应包括三分之一的独立董事。20据中国证监会统计，截止到当年6月底，在沪深证交所1250家上市公司中，有1244家上市公司配备了独立董事，独立董事总人数达到3839名，平均每家公司达到3名以上。在配有独立董事的1244家上市公司中，独立董事占董事会成员三分之一以上的有800家，占总数的65%；独立董事占董事会成员四分之一以上的公司有1023家，占总数的82%。在20中国证监会发布《指导意见》的征求意见稿文件中规定：上市公司董事会成员中应当有三分之一以上为独立董事。这意味着在我国上市公司中已逐渐建立起独立董事制度。独立董事制度的引入，将进一步完善上市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强化公司董事会的内部监控机制。
（二）独立董事制度的主要功能及其条件分析
1、独立董事制度的主要功能
（1）由于独立董事因其独立性和行权能力决定其制衡作用，独立董事可以不受利益的局限而公平地对待全体股东、董事和经理人员，维护全体股东和整个社会的权益。
（2）设立独立董事制度有助于建立健全董事会制约机制，有效保护外部投资者利益不受公司内部人员侵害。
（3）实行独立董事制度可以提高公司董事会决策的科学性，有助于强化公司董事会的管理职能。独立董事一般由本行业的技术专家和经济学家担任，其中大部分是一些专家、学者。他们进入董事会后，客观上改变了董事会成员的知识结构，会给公司带来新的知识、技能和经验，这必然会提高公司决策的科学性，提高公司整体管理水平。
（4）实行独立董事制度可以制约公司操纵行为，增强公司经营管理的透明度，有效地制止公司的造假行为。
（5）设立独立董事制度对于维护公司员工与债权人、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对加强公司与社会的联系及提升公司的社会外部形象也起着一定的积极作用。
2、独立董事在我国公司治理结构中的功能条件分析
公司治理的根本目的就是对公司管理者实施有效的内部监控，使他们为了公司、公司股东利益的最大化而行事。我国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需要完善的公司治理，独立董事制度顺应了强化公司内部监控的要求，因此对于公司治理结构的改善是一种较好的选择。独立董事制度所表达的正是一种强化公司内部监控的理念。为什么这样说呢？这是因为：公司的合法有效运转需要良好的内外部监控体制。公司的治理离不开股东和管理者这两种基本元素，但由于专业能力、兴趣以及集体行动的问题，股东往往无法亲自参与经营管理，公司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发生分离，公司重大事务的经营管理决策权基本交由管理者组成的董事会行使，董事会成为了公司治理结构中的中心环节，董事再把经营权委托给经理层，经理层对董事会负责而不对股东大会负责，双层委托造成了管理结构的延伸，股东对经理的控制力越来越薄弱，而董事会控制经理层的希望在现实中却往往无法实现，监控者无力监控，致使董事会沦为经理层用来贯彻自己意志的一个程序而已。这种现象就是伯利-米恩斯早在30年代所提到的企业的经营管理控制，他们断言：“没有控制权的财产所有权与没有财产所有权的控制权乃是股份公司发展的逻辑归结。”①由于公司利益及股东利益与管理者利益可能不一致，管理者使用其拥有的自由裁量权在进行决断时往往可能作出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或谋取私利甚至不作为的行为，于是在法律制度上，必须建立具体机制，用各种力量来监控经营管理层的行为，使股东能够对公司的经营与决策活动施加最终的有效监控。
那么如何才能使监控有效呢？第一是监督者与被监督者要分开，使他们相互独立，相互之间没有利益联系，这一点正是独立董事制度所强调的中心要点，依照独立董事定义，独立董事除出席董事会以外与公司没有任何的业务上接触的关系，与公司的经理没有其他任何影响其独立判断的联系，独立董事首先在形式上是独立的；二是监督者要享有充分的监督资源，包括权利与权利行使的手段，独立董事的行为可以说有董事会内部与外部两种效力。从内部程序上看，凡是董事会所做出的涉及到与经理层有关的决议，都要经过独立董事的提议或批准，才能够成为董事会的正式决议。从外部效力上看，经过独立董事独立批准的决议，在某种程度上说应该是效力最高的判断；三是监督者本身要有监督能力和足够的监督动机。由此可见，独立董事所反映的监督者必须独立与监督者必须有监督权利与手段的理念是非常积极的。此外，独立董事之所以被称为“独立董事”，在于其中“独立性”这三个灵魂性字眼，因此唯有严格维护独立董事的“独立性”地位，才能充分发挥其应有的功能。独立董事的独立性功能总体上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来形成：一是经济地位独立，自身利益不会与公司利益发生冲突；二是法律地位的独立，他们必须在股东大会上选举产生，而不由大股东推荐或委派，也非公司的经营管理人员，具有独立的人格，作为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的代表，享有对董事会决议的表决权和监督权；三是意思表示的独立，基于经济和法律的独立，使得其能以公司整体利益为主，对董事会决策作出独立的意思表示。
二、中国独立董事制度失灵的现状及原因
严格来说，独立董事制度在我国实施刚刚三四年，客观上尚为一个新生事物，如何进行具体运作在目前来看还处于探索阶段，实践中仍存在不少问题。
（一）独立董事难以保持其“独立性”。
1、独立董事产生机制的制度性缺陷。我国独立董事难以独立，首要原因在于独立董事的产生机制使其难以独立。首先，从独立董事由董事会或监事会提名来看，由于我国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明显呈现出“一股独大”的特征，控股股东很容易取得股东大会的控制权，而流通股股东受各种条件所限几乎不参加股东大会，由此使股东大会基本流于形式，而实质上成为少数大股东会议。绝大多数董事由大股东委派，董事会代表大股东的利益，再由代表大股东利益的董事会来提名独立董事，其独立性应该说根本不能确保。若大股东兼任董事长或经理，更演变成完全由“内部人”控制的独立董事，其独立性更加无从谈起。其次，从由股东大会或董事会集体表决确定独立董事来看，因为由股东大会或董事会集体表决所确定的独立董事的候选人多由大股东操纵的董事会提出并确定的，由此产生的独立董事不可能否定董事会，无法形成有效监督。因此，独立董事最终由股东大会或董事会来确定，多只是形式而已，并无实际意义。再者假设由监事会来提名独立董事，亦无法保证独立董事的独立性，我国《公司法》规定：“监事会由股东代表和适当比例的职工代表组成”，监事与公司存在密切的利益关系，导致许多监事往往受制于大股东，从而使本身独立性大打折扣，由此其选择的意向亦不可能保证公正。所以，从实践中来看，我国上市公司所聘请的独立董事大多在实质上完全偏离了独立董事制度设置的初衷。
2、独立董事人数比例不合理，不能建立履行其特殊职能的专门机构。独立董事在董事会中的人数比例不合理。根据《指导意见》的相关规定，上市公司董事会成员中应当有三分之一以上是独立董事，如果上市公司下设审计、薪酬、提名等委员会，独立董事应占二分之一以上的比例。但实际情况是，截止年7月20日至，我国聘请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达204家，而聘请的独立董事仅314名，平均每家公司的独立董事只有1.4名。在我国上市公司中，独立董事只占董事会成员的三分之一，独立性没有得到有效的组织保证，根本无法在公司决策中起主导作用。不仅影响其独立性，而且影响其监督作用的充分发挥。
3、经济上的依附地位使其难以独立。如果独立董事由董事会聘请，报酬理应由董事会支付，如此以来，独立董事在经济上便依赖于董事的薪酬，独立董事的独立性必然会受到影响乃至削弱。独立董事的报酬来自聘任他的公司，如果报酬太低，独立董事很难有积极性去从事责任很大的工作；如果报酬太高，就很难保证独立董事的独立性，总之，不合理的薪酬制度可能使独立董事丧失独立性，易被大股东收买。
（二）独立董事难以有效履行独立董事职责
1、独立董事的时间和精力限制了其履行独立董事的职责。目前我国上市公司聘请的独立董事大多是证券从业人员、知名教授或经济学家，他们的介入对上市公司拓展视野确实非常有帮助。但是其中一些人除了同时兼任多家公司的独立董事外，还要完成自己的正常工作，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需的时间和精力无法得到保证，难以发挥独立董事的作用。而《指导意见》规定：独立董事在公司的时间每年应不少于15个工作日，在如此短的时间内，他们所能做的仅仅是浏览公司文件、参加会议、有时甚至缺席董事会。根本无法详细掌握公司的营运状况。
2、独立董事的知识结构不能满足其职责要求，综合素质难以满足上市公司发展的要求。在国外，独立董事不仅要求是具有专业技能或是某一领域的知名人士，能够具备足够独立地履行其职责的知识、经验及能力及从业品质；而且还要求在实务中具有财务、业务、法律、工商管理等技能的人，以确保其能充分考虑广大股东和公司的利益，能够及时做出独立的有价值的商业判断。而目前我国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大多是经济学家和证券从业人员等类型的人员，他们并不一定具有技术、商业、管理等方面的综合素质，知识结构往往趋于单一，这不但不利于上市公司对重大经营项目的决策，反而有可能因此而增加负面影响。
3、独立董事的职责不明确，任期不稳定及非正常提前离任现象，影响到独立董事履行职责。由于无成文法律法规或规章制度对独立董事应履行的职责作出明确的界定，这就客观上导致了很多上市公司对独立董事职责的认识存在着偏差。认为独立董事只要负责保证上市公司不违法违规就可以了，至于对如何促进企业的发展，企业如何在合法合规条件下经营则不在独立董事的职责范围内。基于这种认识上的偏差，多数上市公司在选择独立董事时，除了按照《指导意见》的规定选择一名会计专业人才外，其余的则大都选择理论多于实践的大学教授或知名经济学家等来担任，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独立董事作用的发挥。而对于独立董事来说，由于没有明确的职责和义务，他们也大多把自己定位为上市公司的顾问。如此一来，独立董事应有的监督作用也就根本无从发挥。另外据统计，在全国上市公司61位离任的独立董事中，任期不足一年的有31位，占到离任独立董事的50%,其中有13位任期不足6个月；任期不足两年的有54位，占到离任独立董事总数的90%,其中一年以上、两年以下的有23位。独立董事任期不稳问题，已直接影响到独立董事制度作用的发挥。
4、独立董事的激励机制尚未健全。目前，国外独立董事制度的激励机制主要有两种：一种是薪酬激励机制，另一种是声誉激励机制。然而在我国这些激励机制还没有真正发挥作用。一方面，如前所述，不合理的薪酬制度可能使独立董事丧失独立性，被大股东收买。另一方面，我国目前的社会环境也不适于实行声誉激励机制，因为“独立董事”这一头衔还没有像西方国家一样得到广泛的.认可，还不能作为一种诚实正直的象征，因而也就难以为独立董事带来额外的非货币收益。
三、关于对完善独立董事制度的法理思考
独立董事制度的引进对于上市公司的治理改革具有重要意义，并且实实在在地在开始改善中国企业的公司治理，但目前我国的独立董事制度还处在进一步的制度磨合期，存在诸多影响独立董事发挥作用的不利因素。该制度所涉及到的诸多方面还有待进一步发展和完善。
（一）建立规范的独立董事聘选程序，改进完善独立董事的产生机制。
在目前的实际操作中，绝大部分独立董事是由大股东或其控制的董事会提名产生的。事实表明，小股东或监事会的提名权并未得到保证，这使独立董事的独立性受到干扰。为此，为确保独立董事真正成为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代表，我们可以考虑选择的对策是：
1、建立独立董事的扩大与循环机制，对已导入独立董事制度的公司通过以独立董事为主的提名委员会来选任独立董事，在目前业已达到三分之一的基础上，实现提名委员会中独立董事比例超过1/2,实现独立董事比例进一步扩大的目标。通过提名委员会，可以把独立董事的提名与大股东隔离开来，有助于提高独立董事的独立性和任期稳定性。
2、改进股东大会独立董事选举方式，在首届独立董事产生程序中采用控股股东回避制度，规定独立董事必须实行差额选举，在未实行累积投票制②的情况下，大股东应回避表决。为确保独立董事真正成为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代表，在独立董事的提名任命上明确大股东和中小股东各自对独立董事推荐的比例；此外，由于上市公司聘任独立董事时忽视了独立董事的合理结构和履行职责时间上的保证，独立董事人员的构成中职业经理人员比较少，而职业经理人员所具有的管理知识和经验又正是独立董事履行职责所必不可少的。因此中国在独立董事的选任方面，还需要执行更严格的标准，最好是选用具有相当的企业和商业阅历和直抒己见的勇气和魄力、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并能够做出有价值的商业判断的综合性人才。
（二）对独立董事的任职行权的保障和约束
1、加强对独立董事任职行权的法制保障。
（1）修改《公司法》，增加有关独立董事在董事会成员中的比例以及权利、义务、职责、作用的法律条文；（2）中国证监会等部门制定有关配套法规。配套法规应对独立董事任职条件、产生程序，发表意见的原则以及津贴等问题进一步做出明确规定，并对独立董事的过失追究做出原则规定；（3）在法律条文中使独立董事的责任明确化，可以适当借鉴国外相关经验来决定独立董事责任的承担与否；（4）允许独立董事与公司事先签订免责合同并为独立董事购买责任保险。（5）修改公司法，使独立董事选任累积投票制度和投票权征集制制度化、法律化。
2、完善独立董事任期及任职制度，强化独立董事勤勉尽责意识
（1）应对现行董事任期及届满和董事会任期及届满并存，董事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同步届满的规定进行修改，在《上市公司章程指引》中取消关于董事任期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为止的规定。同时，应明确规定和引入董事任期交错制或董事会分批改选制，即将董事会成员分为三组，每次只改选其中一组，董事会每次只有1/3的董事需要改选。这样既有利于保持董事会一定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又可防止董事会成员构成因大股东变化而突然发生变化，制约大股东对董事会成员构成的操纵和控制。（2）完善独立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制度。为遏制独立董事出席重要董事会会议比例偏低的现象，应进一步明确规定独立董事必须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的原则，规定独立董事必须亲自出席审议年度报告、重大投资事项等重要董事会会议，严格限制独立董事委托他人出席董事会行为，规定独立董事只能委托其他独立董事代为出席董事会，并将现有独立董事连续3次未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的，由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予以撤换的规定修改为独立董事未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累计达到3次的，应由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予以撤换。同时要求上市公司在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独立董事年度内亲自出席董事会及股东大会的情况，使独立董事年度工作情况透明化，使全体股东和监管部门充分了解独立董事履职情况，监督独立董事勤勉尽责。（3）限制独立董事兼职。如果将其本职工作算在内，目前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都是兼职的，有关调查显示，约21%的独立董事同时在三家或三家以上的上市公司中兼任独立董事。为保证独立董事勤勉尽责，独立董事不宜过多兼任。对美国1000名公司董事和董事长的研究分析表明，董事任职服务一般不超过2至3家董事会。（4）保障独立董事的知情权。根据有关问卷调查表明，在影响独立董事发挥作用的三大主要原因中，无法获得公司的全面信息位于第二位，占接受调查上市公司的14.64%。为确保独立董事的知情权，我们可以采用：①建立执行董事或董事会秘书与独立董事定期沟通制度；②建立健全专门委员会中独立董事占多数比例的制度。
3、完善独立董事的报酬和激励机制
（1）报酬机制的完善。在许多国外公司中，为了使得独立董事的利益与股东的利益保持一致，独立董事的报酬多实行现金与股票期权相结合的办法。目前，我国上市公司支付给独立董事的薪酬仅限于津贴形式，这对于个人收入本来就不低的独立董事几乎产生不了什么激励作用，股票期权作为一种长期激励措施，其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但由于目前我国实行股票期权的法律和政策还不成熟，在具体推行中还存在着诸如规范运作、期权流动、纳税等方面的问题，将其引入独立董事的薪酬机制中还缺乏一定的可操作性。可先采取适度津贴加奖金的办法，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再逐渐过渡到“固定薪酬加股票期权”的方法，促使独立董事关心上市公司的经营业绩和发展前景，发挥更大的作用。再者是应实行独立董事报酬发放的社会化。以此有效保证独立董事经济上的独立性，其报酬发放可由独立董事协会完成。独立董事的报酬来源，可通过由上市公司上交独立董事经费和从其印花税中提取一定比例方式筹集。
（2）激励机制的完善。完善独立董事的激励机制：一方面使独立董事在经济上独立于受聘公司；另一方面在独立董事群体中引入竞争机制。通过部分独立董事的职业化，使独立董事专心于以个人声誉、信用与业绩为基础的职业工作。发挥声誉激励的作用，对那些人格独立、尽职尽责的独立董事，由证监会予以公开表彰，并优先向各上市公司推荐。
4、协调理清独立董事与监事会的关系
由于我国在制定《公司法》时，立法者没有把独立董事制度考虑进去，也就不会为独立董事预留法定监督权限。如此以来，在上市公司推行独立董事时，似乎存在独立董事与监事会权限的碰撞。()事实上我国上市公司监事会的存在，已决定了我国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的出现，不可能也不应当取代监事会，更不可能享有如美国独立董事所享有的那么多权限。独立董事的主要权限应当限定于《公司法》载明的董事会职权中的关键部分，如向董事会提议聘用或解聘会计师事务所；向董事会提请召开临时股东大会，提议召开董事会；聘请独立财务顾问，从而对董事会提交股东大会讨论的事项出具独立财务顾问报告。因此，只要独立董事在《公司法》规定的董事会权限范围内运作，不侵占监事会的权限范围，就不会存在独立董事与监事会发生职权相抵触的问题。另一方面，为避免职能重叠，独立董事制度与监事会制度可以进行有所侧重的分工。结合有关实践情况，可以把对关联交易发表专门意见等关系到决策正确与否的事前和事中监督作为独立董事的核心职能，监事会的监督应主要以是否违法违规等事后监督为主，以保障独立董事更好地发挥其应有的其他制度难以替代的重要作用。
5、建立健全独立董事的行业自律体系。
建立会员制的独立董事协会可以保障独立董事的合法权益，通过制定内部惩戒措施，规范独立董事执业行为。协会可以制订具体执业准则，明确独立董事执业责任，对已有的和潜在的独立董事人选进行专业培训和教育，提高独立董事执业水平，以形成专业化的独立董事阶层。另外，由协会对独立董事的资质和经营绩效定期进行评估，提供权威的可行性论证，可以增强独立董事的行业自律性。此外，还可以效仿国外的做法建立独立董事事务所，独立董事以加入事务所的方式执业，使独立董事职业化，可以把独立董事的自然人责任转化为法人责任。这样，可以由事务所直接出面对独立董事的行为加以约束，承担相应的损失赔偿责任。独立董事事务所还可以限制独立董事同时任职公司的数量，防止独立董事同时在处于竞争关系或有利益冲突的公司之间任职，客观上起到自律的作用。
篇13：会计信息披露制度的国际比较
会计信息披露制度的国际比较
会计信息披露制度的国际比较,也为我国会计信息披露制度建设提供借鉴和思考.主要论述了各国的政治、经济、法律、社会、文化等环境因素对各国会计模式的影响,阐明了由于各国所处的`社会环境不同,各国都根据自身特点制定适合自己的会计信息披露制度,发展自己适合的会计实务.
作 者：周剑峰 ZHOU Jian-feng 作者单位：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财务处,江苏,常州,213164 刊 名：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英文刊名：JOURNAL OF CHANGZHOU VOCATIONAL COLLEGE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年，卷(期)：2006 5(1) 分类号：F233 关键词：会计信息 披露 国际比较★三项制度
★教研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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