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民事审判监督制度的改进与完善，本文共13篇，供大家阅读参考。
篇1：民事审判监督制度的改进与完善
民事审判监督制度的改进与完善
民事审判监督程序又称再审程序，它是指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对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不服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或者裁定提出的申诉，以及司法机关发现生效裁判确有错误的案件，在受理范围和处理上的分工。审判监督制度作为一种监督性和救济性的案件审理制度，对于修正审判错误，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保障司法公正，发挥了积极作用。然而，有些审判监督制度规定的过于原则，或不完整不合理，理论界对审判监督制度的争议颇多，实践上也带来操作上的困难和不规范，在一定程度上也阻碍了审判监督制度的纠错功能的充分发挥。
一、民事审判监督程序的启动及其弊病
民事审判监督程序的启动（即提起再审的途径）主要包括两种：
（一）司法机关的救济手段。《民事诉讼法》第177条规定，“各级人民法院院长对本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确有错误，认为需要再审的，应当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最高人民法院对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法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确有错误，有权提审或者指令下级人民法院再审。”第185条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各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确有错误的，应当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在这里仅就提起再审的主体设定为法院是否合理进行探讨。法院具有提起再审的主体资格明显干预了民法原理中公民的权利，不告不理是公民处分权在日常生活中的具体体现，虽然法院秉着实事求是的精神纠正错误判决，但如果当事人由于考虑外在的原因而放弃了再审请求权而法院非要干预，则法院不可避免的干预了当事人的处分权。另外，由于并非是当事人的本意提起再审，在具体操作中也存在许多困难，当事人也可能产生抵触情绪不愿参加诉讼。还有许多案件事过境迁，根本都找不到当事人。在司法实践中，法院通过内部的案件抽查发现判决，裁定的错误而决定再审的情况是极其少见的，绝大多数再审案件的发生情况是因为当事人的再审申请而提起的，法院本身提起再审的情况实际上难以发生，因此，民事诉讼法将提起再审的主体设定为法院，在实践中难以操作。
（二）当事人申请再审是审判监督程序启动的主要途径。因为当事人是与判决结果关系最密切的人，《民事诉讼法》第179条规定，由于当事人的申请，人民法院提起再审应符合以下条件：（1）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2）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3）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的。（4）人民法院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裁定的。（5）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案件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的。以上五条即包括程序上的再审事由，也包括实体上的再审事由，程序法的实施是实体法实施的有利保证，若审判过程中程序存在错误，则对实体法的.保护就会削弱，法院的裁判就可能出现错误。故程序上的错误应当是提起再审的根本理由。而实体上的错误则不能构成再审的根本理由，若因此提起再审程序的，还必须要求当事人提供相应的实体证据。民诉法规定当事人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可以提起再审，但随着民事审判方式的不断改革，许多学者对这种举证无期限的形式提出质疑。我国采取的是随时举证原则，这虽然可以保证案件处理的公正客观，但同时也存在难以克服的弊端，如影响法院判决的稳定性，增加了诉讼成本，为一些当事人缠诉提供了合理的借口，针对此弊端，许多学者都提出举证时限制度，认为举证时限制度可以充分体现程序公正的价值，可以完善诉讼体系。此外，许多国家也未将新证据作为可提出申诉的理由。如日本民诉法规定的再审理由有10种：（1）做出判决的法院组成没有依据法律的规定时。（2）依据法律不得参与裁判的审判官参与裁判时。（3）法定代理权，诉讼代理权或对于代理人进行诉讼行为缺乏必要的授权时（4）参与裁判的审判官，犯有与案件有关职务上的罪行时。（5）依据他人有刑事上应出发的行为而自认或妨碍提出可以影响判决的攻击或防御方法时。（6）作为判决证据的文书或其他物证是出于伪造或变造时。（7）以证人，鉴定人，翻译或经宣誓的当事人或法定代理人的虚伪陈述作为判决的证据时。（8）作为判决基础的民事或刑事判决以及其他裁判或行政处分，根据其后的裁判或行政处分已经变更时（9）对于影响判决的重要事项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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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如何改革与完善审判监督制度
如何改革与完善审判监督制度
论文提要：审判监督制度作为特别的司法救济制度，其目的是为了纠正确有错误的裁判，实现最终的司法公正。随着社会的进步、经济的发展，人民对现代司法理念的追求，以往的审判监督制度越来越显得不堪重负，难以适应，各种弊端日渐显露。为了进一步深化审判监督制度，本篇论文从审判监督的特征、误区以及如何改革与完善审判监督制度等方面，作了一点探讨。审判监督是指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人民法院认为确有错误，当事人基于法定的事实和理由认为有错误，人民检察院发现存在应当再审的法定事实和理由，而由人民法院对案件再行审理的程序。审判监督只是纠正生效和裁判错误的法律程序，它不是案件审理的必经程序，也不是案件的必经审级。它是审判工作中一项重要的补救制度。其目的是为了保证裁判的正确性和合法性，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国家法律的统一和尊严。
现行的审判监督制度既不利于维护司法公正，也不利于提高司法效率，暴露出越来越多的弊端，已不能适应当前新的形势和任务要求，特别是我国加入WTO以后，司法若不能高效、公正、权威地解决纠纷，将会损害我国在世贸组织中的声誉。因此，从根本上改革和完善审判监督制度，势在必行。
一、审判监督的特征
根据我国目前三大诉讼法的规定，当事人的申诉、申请再审之诉均规定在审判监督程序之中，一方面说明当事人的申诉和申请再审也是一种监督，但不同于其他几种主体的监督权，另一方面也可以说明再审程序与审判监督程序的基本内涵是相同的。
审判监督具有以下特征：
事后性。审判监督程序的提起有特定的要求。当事人申请再审，应当在判决、裁定发生法律效力后二年内提出，而法院依职权提起再审和检察院依职权提起抗诉则不受时间限制，只要法院发现生效裁判确有错误，随时都可以提起再审程序，或者检察院发现生效裁判存在法定的抗诉事由，随时都可以提起抗诉。但前提是再审的客体只能是人民法院已生效的判决、裁定。
法定性。一是指提起再审的事由是法定的，不存在酌定的事由。凡不符合诉讼法的.几种情形，均不得提起再审，这是法院的裁判具有终局性和既判力所决定的。任何机关和个人，包括法院的法官，均不能另立标准。在是否应提起再审的问题上不存在法官的自由裁量，而必须依据法定事由。二是行使审判监督权的主体是法定的，包括各级法院院长、最高法院、各上级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各上级检察院，除此以外，任何机关和个人都不能直接启动再审程序。党委、人大如对某些有重大影响的案件认为法院裁判不当的，可通过一定方式，监督上述法定主体进行审查，如符合法定事由的，才能由上述法定主体启动再审程序。当事人的申诉和申请再审虽然也具有一定的监督含义，体现了诉讼民主，但它仅仅是一种诉讼权利，根据现行的诉讼法规定，当事人的申诉还不属申请再审之诉，不能必然启动再审程序，是否应提起再审还须经上述法定主体审查。
权力性。审判监督是法律赋予某些特定主体的一种权力。它不同于一般的民主监督，也不同于党内监督、行政监督，因为这些监督不会必然引起法律后果。而审判监督权的行使必然会产生一定的法律后果，即启动再审程序。其目的是通过监督，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确保司法公正，以维护司法权威。
补救性。审判监督程序不是诉讼的必经程序，而是一种特别程序、补救程序。其作用在于：一是通过纠正生效判决、裁定的错误，使当事人的合法权利和利益得到补救；二是通过纠正生效判决、裁定的错误，使司法机关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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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民事送达程序改进与完善
民事送达程序改进与完善
[内容提要]：民事送达贯穿民事诉讼活动的始终，影响整个民事诉讼活动的进程，是一项重要的民事诉讼行为。但长期以来，由于重实体轻程序观念的影响，民事送达程序未能受到应有的重视，立法虽然规定了几种送达方式，但不够详尽实用，导致司法实践中产生了一些问题，如送达人与受送达人范围的确定以及各自权利义务的问题、立法对留置送达限制过多以及现有留置送达存在不规范做法的问题、对邮寄送达的法律规定缺乏实用性以及邮寄送达改革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公告送达欠缺规范性的问题等等。本文对上述问题的产生做了简单分析，并提出了一些个人意见和建议，试图对改进与完善民事送达程序有所裨益。一、引 言
民事诉讼中的送达，是指法院按照法定程序和方式，将诉讼文书送交当事人或其他诉讼参与人的行为。民事送达贯穿民事诉讼活动的始终，对整个民事诉讼活动的进程有着较大影响，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民事诉讼行为。民事送达不论在程序上还是实体上都会产生相应的法律效力。程序上的效力表现为产生民事诉讼程序上的法律后果，如在我国，被告在签收起诉状副本后，应当应诉，有权提出答辩状，同时答辩期间和提出管辖权异议的期间也于次日开始计算。传唤当事人出庭的传票送达后，当事人就应当出庭参加诉讼，原告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法院可按撤诉处理，被告反诉的，还可以缺席判决。被告拒不到庭的，法院可以缺席判决。在英国，“在高等法院提起的每一个诉讼都始于传票的签发，而传票或与之相当的文书的送达，作为法院管辖权的基础是必不可少的。如果传票不能依法送达被告，法院不能对其行使管辖权”：“法院认为法院受理案件的日期是文书送达的日期，而不是文书发出的日期”。实体上的效力是指产生实体上的法律后果。如具有给付内容的判决书送达后，债务人就有按判决书给付的义务；离婚调解书送达双方当事人后，就产生双方当事人之间婚姻关系消灭的后果。但也许是因为民事送达程序长期以来被认为缺乏足够的理论研究价值，人们并未给它以应有的重视，立法中对民事送达程序的规定只是寥寥数语（《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章第二节做了8条规定），从而在实践中引发了一些问题。在重实体轻程序的时代，这不足为怪，然而，在越来越重视程序公正问题的今天，依然忽视民事诉讼送达程序就有悖潮流了。我们应该给予民事诉讼送达程序足够的重视。本文将就民事送达程序中存在的问题及如何改进与完善民事送达程序谈一谈个人意见。
二、送达人与受送达人的确定
虽然民事诉讼法并未明确送达人，但人们的概念中，人民法院为送达人是不言自明的。其实在国外，送达人并不限于法院，例如在美国，一般性的司法文书的'送达被看成是当事人或代理律师的事情，送达的目的是向受送达人通知诉讼进程的情况和消息；在法国，也是由原告向被告送达传唤状。德国民事诉讼法第270条规定：“如果没有其他的规定，送达依职权为之”。在我国，送达是专属人民法院的职权，只能由人民法院按照法定程序和方式进行。司法实践中所使用的送达回证，抬头标明“某某人民法院”并加盖院章，落款注明填发人与送达人，这里的填发人和送达人，是某一个具体的人，也即实际填写、送达法律文书的行为人，或者称其为送达执行人或送达行为人更为恰当，他们一般是本案的承办人员（如审判员、书记员）或本院其他工作人员（如法警），也可能是其他法院的工作人员（在委托送达的情况下）。这里顺便谈一下法院内部管理问题？？应由法院哪个部门负责送达？有的法院是交立案庭送达，有的则交法警队送达，缺乏统一规定，以致一些基层法院在送达诉讼文书时各部门相互推诿，尤其是遇到当事人拒绝接收、地址不详、路途遥远等情况时，诉讼文书的送达更成为难题。关于民事诉讼送达的送达人为人民法院笔者并无疑义，但对于具体的送达行为主体，笔者认为有必要通过法律进一步明确。之所以要明确送达行为人，是因为送达是一项关系到当事人切身利益的诉讼行为，起诉状、上诉状、裁判文书等是否送达、送达是否合法、何时送达，都对民事诉讼的进程有较大影响，不应该出现随便哪个法院工作人员都可以为送达行为的情况，而且对送达人来说，他负有及时合法送达诉讼文书的法定职责，因此明确这一法定职责具体应由谁承担是极有必要的。可以借鉴的例子是我国台湾地区“民事诉讼法”？？“送达除另有规定外，由法院书记官依职权进行，”根据我国人民法院机构改革的趋势，审判员与书记员的职能日益明确分离，书记员将要越来越多地承担起程序性工作，而民事送达，在现实中就主要由书记员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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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论刑事审判监督程序的改进与完善
论刑事审判监督程序的改进与完善
前言审判监督程序，在我国被称为“再审程序”。当前，理论界及司法实务界和其他国内外诸多社会舆论对我国的审判监督程序提出了很多批评建议，希望我国的审判监督程序能够尽快得到修正与完善，我国最高人民法院亦正是在这一大的背景下，加大了理论的研究力度，并着手制定相关的司法解释。在此，笔者仅就我国刑事审判监督程序的改进与完善略抒己见。
一、刑事审判监督程序概述
我国刑事诉讼法中明确规定了“刑事审判监督程序”，这一重要的诉讼程序。所谓审判监督程序，是指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对于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发现在认定事实上或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依职权提起并由人民法院对案件进行重新审判的一种诉讼程序。
要准确理解我国刑事诉讼中的审判监督程序的本质属性，还应把握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审判监督程序的特征：
第一，审判监督程序不是法定的必经程序。我国刑事诉讼法第十条规定：“人民法院审判案件，实行两审终审制。”也就是说经过两审终审的案件，审理程序即告终结，案件转入执行阶段，执行终结，案件也就不复存在。但是，如果在执行过程中或执行终结后，发现已经生效的判决、裁定确有错误，有关审判机关依照法律规定进行再审或提审，就发生了审判监督程序。这种审判监督程序只能发生在生效判决、裁定确有错误的前提下，并不是每一起案件都有这种程序，而且绝大多数案件没有这种程序。审判监督程序的开始与否不取决于当事人申请与否，当事人申诉未必引起再审，当事人不申诉也不见得不进行再审。在这一点上，我们说审判监督程序是一种特殊的诉讼程序，不是法定的必经程序。
第二，审判监督程序审理的对象是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八条的`规定，生效的判决、裁定包括已经超过法定上诉、抗诉期限的地方第一审人民法院的判决和裁定，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的死刑判决、高级人民法院核准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判决。确定审理对象主要是从案件的表现形式上看，并不是依案件的内在本质内容来定。我们要强调的是，审判监督程序的审理对象是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并不意味着任何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都可以成为审判监督程序的审理对象，只有那些既发生了法律效力而又有错误的判决、裁定才可以成为审判监督程序的审理对象。
第三，提起审判监督程序的主体是法定的机关和人员。有权依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再审的，是最高人民法院、上级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上级人民检察院和各级人民法院的院长。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对已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可以向人民法院或人民检察院提出申诉。但只是引起再审的一个来源，其本身不是再审的主体，不能直接引起审判监督程序，也不能阻止判决裁定的继续执行。
第四，依照审判监督程序提起再审，不受时间限制。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对依照审判监督程序提起再审没有规定时间上的限制，无论生效的判决、裁定是处在执行的过程中，还是已经执行完毕，只要在认定事实上或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任何时候都可以提起再审。
第五，我国刑事审判监督程序没有再审程序和监督程序的划分。我国刑事诉讼法没有再审程序与监督程序之分，只有一种审判监督程序。这有利于司法机关正确掌握，便于诉讼当事人参加诉讼，也有利于人民法院在事实与法律的全面审查中发现原裁判的错误，从而彻底纠正错误。因为事实上的错误与适用法律上的错误有时是交织在一起的，断然划开是做不到的，所以我国的规定较科学、合理。
第六，再审改判可以判处重于原判的刑罚。这与“上诉不加刑”是有区别的。再审后的案件，认为原判事实属实，适用法律正确的，应当裁定维持原判，驳回申诉和抗诉；认为原判认定的犯罪事实失实，或者事实属实，但不构成犯罪的，应当撤销原判，改判无罪；如果原判量刑过重，被告人仍在服刑的，可以撤销原判，酌情改判减轻刑罚，原判确属量刑过轻，可以改判加重刑罚。
我国刑事审判监督程序作为对生效裁判实施救济的一种特别程序，其设立有着自己的理论基础。按照中国的主流诉讼理论，建立“审判监督程序”的最大目的，就是贯彻“实事求是”，“有错必纠”、“不枉不纵”的原则，最大限度的实现刑事诉讼法的任务。为了纠正原审生效裁判在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方面的错误，追求实体裁判结论上的正确，法院和检察机关都应当随时提起再审程序。这一论点实际构成中国审判监督程序赖以存在的主要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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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举证责任与民事审判方式改革
举证责任与民事审判方式改革
近几年，全国各地人民法院响应最高人民法院的号召，掀起了一场审判方式改革的热潮，强化当事人举证责任作为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重要内容已被列入工作日程，人民法院通过强化当事人举证责任，使审判资源在有限的时间和空间上发挥更大的效率和效益， 对于提高办案质量，保证严肃执法起到了良好的积极的作用．举证，是民事诉讼当事人在诉讼中所享有的权利， 也是当事人进行诉讼所应承担的义
一
举证责任直接规制着民事诉讼的构造形态，是民事诉讼法的“实体法”，在民事审判过程中居举足轻重的地位。所谓举证责任，就是指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提供证据加以证明的责任。民事诉讼法教科书中关于举证责任的界说大体上有行为责任说、双重含义说，义务说、危险负担说等。
行为责任说是指当事人在诉讼中对自己提出的主张负有提供证据来证明其主张是真实的责任，该学说在民事诉讼法(试行)颁布的八十年代较为流行，原因是：1、当时我国民事诉讼模式属与当事人主义对立的职权主义，人民法院包揽了全部的调查取证．2、人民法院对于案件事实真伪不明的现象采取否定态度，追求绝对真实。 “既要求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提供证据，又要求人民法院全面客观地收集调查证据，将两个方面的积极性结合起来，以便揭示案件的客观真实情况，这是我们的基点。”2
双重含义说指举证责任包含两方面的基本内容，即行为责任和结果责任，3 在诉讼进行中，法律要求当事人就自己的主张实施提供证据行为和证明行为， 结果责任是指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不实施举证行为或在其主张无法证实时承担不利诉讼后果的责任。我们之所以能够接受结果责任，是因为：1、现行民事诉讼法修改了举证责任制度。现行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二款将原来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收集和调查证据”进行了修改，突出了当事人的举证责任。2、立法者认识到了案件事实确有真伪不明的现象，然而人民法院对此种案件又不得拒绝审判，因此采取当事人举证责任，由当事人来承担举证不能的败诉后果。
义务说认为我国民事举证责任的法律属性属于诉讼义务，4 因为在我国民事诉讼制度中，举证责任不仅含有实体上的败诉危险属性(内在动力)，更重要的还渗透着诉讼上的事实义务属性(外在动力)；诉讼上的真实义务较诸实体上的败诉危险，处于更高的理论层次，更贴近我国民事举证责任的本质属性，因此，我国民事举证责任的法律性质，不容置疑地属于诉讼义务的范畴。
以上三种举证责任界说反映了我国民事诉讼法在不同历史时期举证责任的不同内涵，笔者认为，举证责任内涵的变化，同时体现出我国民事审判方式的变化，即从职权主义到弱化职权主义、强化当事人主义变化的整个过程，我国从过去的单一计划经济体制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社会经济制度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因此作为上层建筑的民事审判方式也应当作相应的调整和改革，提高民事审判效率和效益，便有限的审判资源得到最大限度的利用和配置。
很少有人去注意举证责任与证明责任之间的差别，在一般教科书中，往往认为举证责任即证明责任，或者举证责任又名证明责任。5 举证责任与证明责任两个名称的差别，源于历史上移译过程中产生的讹。6 但是正是这种讹，不仅帮助我们认识到在民事诉讼中有两类不同性质的证明活动，而且也为这两类活动提供了两个合适的名称。从实然法来看，举证责任是当事人在诉讼中有对自己的主张提供证据的责任；证明责任则是人民法院为作出裁判，有确认裁判所依 据的一切事实(证据)真实性，相关性、可采性(合法性)的责任。如现行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就是关于举证责任的规定，第三款和第六十三条第二款“以上证据必须查证属实，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等等条款，都应当视为关于证明责任的规定，由此观之，举证责任与证明责任的差别在于：举证责任的承担者是诉讼各方当事人，而证明责任的承担者则是人民法院；举证责任没有直接的法律后果，当事人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必须通过人民法院的证明责任才 能发生，而证明责任的负担则是一定有直接的法律后果，人民法院完成证明责任，一定使一方当事人遭受败诉或部分败诉的后果；举证责任可以放弃以及在当事人之间转移，而证明责任既不能放弃也不能转移。举证责任与证明责任互相区别，是否还有联系呢?回答是肯定的。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 表明了举证责任在特定的诉讼条件下，可能向证明责任转移，这个特定条件就是“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此时，这种难以自行收集的证据就会离开举证责任的范围，而成为证明责任的内容，人民法院对此种证据“应当调查收集”。民事诉讼法在这里实际上为举证责任与证明责任提供了一个连接点，是有了这个连接点，举证责任才有向证明责任转移的可能．但是，即使在人民法院通过承担证明责任来调查收集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的情况下，当事人仍不能免除对举证责任的负担。人民法院的这种行为可以说是当事人举证责任的“延伸”，是一个代行为，这个代行为不可能永远停留在证明责任内，一旦完成，它将返回到当事 人的举证责任中去，因此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六条又规定“证据应当在法庭上出示，并由当事人互相质证”，质证的证据当然包括人民法院代为收集的证据。
笔者不惜笔墨阐明举证责任与证明责任两者之间的关系，意在折射出两种责任的承担者―― 当事人和人民法院(或行使审判权的法官)在诉讼过程中的不同角色．我国过去实行职权主义民事诉讼，现行民事诉讼法颁布后，我们的法官还有相当多数沉浸在职权主义模式中，包揽全部调查取证活动；也有少数法官误解当事人举证责任，凡证据均是当事人负责收集递交，不管当事人能否客观上收集到，法官在所不问．笔者认为上述两种不良倾向在民事审判方式改革过程 中都可能发生，这实际上是法官在举证责任与证明责任之间的角色错位。当事人各方按照举证责任的分配各自承担举证责任是原则，在特定的诉讼条件下，当事人的举证责任可以向法官的证明责任延伸是例外，这是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模式的内在要求，对民事审判方式改革有着积极的意义：7
首先，使诉权和审判权在诉讼证据制度上的混淆得到了解决。根据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的举证责任，民事审判方式实行当事人举证，法官听证，当事人行使诉权，法官行使审判权，当事人依照诉权要求举证，法官按审判权要求对当事人举出的证据的真实性，相关性，可采性进行审查，运用理性思维，综合当事人的证据对案件事实进行证明：在民事审判的法庭辩论阶段，当事人各方也运用各自的证据进行证明，那么当事人的证明与法官的证明活动有何区别? 笔者认为，两者的区别是明显的：1，当事人的证明活动由当事人的辩论权派生，是诉讼权利，可以行使亦可放弃，而法官的证明活动是审判权的必然要求，不得放弃；2、在可能的情况下，当事人举的证据至他自己能充分证明他的主张止；法官
的证明活动是行使审判权的具体形式，不圃于任何当事人的证明活动，以最大限度再现真实为己任。3．当事人的证明属举证责任范畴，法官的证明活动属裁判范畴，然而法官是不得承担举证责任的．任何人均不得为自己的法官，这是一项公认的诉讼活动原则，人民法院不承担举证 责任正是此项原则在民事诉讼的证据制度方面的良好体现．如果人民法院承担举证责任，那么这不仅仅意味着违背了任何人均不得为自己的法官，更意味着人民法院可能会背离“以事实为依据”的基本诉讼原则。 4、当事人的证明在特定诉讼条件下，可以向法官的证明活动转移，而且这种转移是单向可逆的，即当事人的证明可以向法宫的证明转移，当事人的证明通过法官的证明―旦完成之后，就立即返回到当事人的证明活动中，法官的证明却不能向当事人的证明转移。法官的证明总是有结果的，这种结果就是由当事人承担的胜诉或败诉后果。所以说，区分了举证责任与证明责任，也就解决了法官“包揽取证”的问题，解决了当事人的诉权与法官审判权相混淆的问题．
其次，有利于提高审判质量．包括审判效果、庭审质量。诉权行使和结果公正在内的审判质量，通过当事人的举证责任得到了提高．因为当事人对案件最了解，对所需何种证据以及到何处去收集最清楚，对为证明自己的诉讼请求而举证最积极，不仅保证了当事人举证权利的充分行使，加快了审判速度，提高审判效率，而且双方当事人彼此之间所举之证、反驳之证，从不同角度去认定和否定主张的事实，为防止先入为主、主观臆断、法官客观听证和采信证据、处理“公正”奠定了基础．
第三，保障律师代理作用的正确发挥．在过去传统的民审判方式中，由于不区分举证责任与证明责任，律师的诉讼代理活动，主要是靠查阅法院“包揽取证”的卷宗，往往出现律师与法官讼争的现象，影响了律师诉讼代理作用的正确发挥。在民事审判方式改革中，我们必须厘清当事人举证责任与法官的证明责任之间的关系，实行当事人举证，把律师诉讼代理行为的主要基点引导和规范到积极为被代理人举证查证上，变过去同法官“对峙”为与对方当事人之间相互举证、质证及讼争，发挥了律师诉讼代理人的正确作用。
二
我们在对举证责任有了初步了解之后，再立足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现实，来审视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依据，目标及举证责任在审判活动中的价值体现。目前，我国民事诉讼学界对我国民事诉讼模式的属性、转换及选择之研究，可谓百花齐放，研讨氛围异常浓厚．但是理论上的众说纷纭和混乱不清业已导致审判业务中无所适从，具体到民事审判方式改革中来看就是缺乏理论指导，8 审判方式改革只得按照法院领导和上级法院的要求，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 错了重来．
笔者认为，在没有统一的权威理论指导之前，我们的民事审判方式改革只能从民事诉讼活动自身构成要素出发，摸索改革的方向。众所周知，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的诉讼活动和人民法院的审判活动是构成民事诉讼的两大组成都分。证据是民事诉讼的中心环节，从这个视角来考察，我们可以将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的诉讼行为视为举证行为，人民法院的审判活动可以视为证明行为，那么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主线也就可以视为如何正确规范当事人的举证责任和人民 法院的证明责任。
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依据是什么?对此，司法界和学术界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人认为，民事审判方式改革是改不利于社会主义民主法制之误，是革不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之弊，因此不必拘泥于民事诉讼法的个别规定，该执行的须执行，该突破的.要突破，9 笔者作为司法工作者，对此不敢苟同。如果我们的审判方式改革将民事诉讼法典都改了，那么民事诉讼法典的权威何在?全国人大的权威何在?民事审判方式改革只能是改掉那些不符合民事诉讼法规 定的旧习惯，旧做法，中心环节就是改掉过去人民法院包揽取证的旧做法，正确界定当事人的举证责任和人民法院的证明责任，真正贯彻实施民事诉讼法。证据制度是民事诉讼的生命力所在，没有证据就没有诉讼。然而离开法律规定去给当事人分配举证责任，不但有悖程序正义，而且也是违法的，因此民审判方式改革只能依据民事诉讼法进行。对人民法院来说，审判式改革，不如说改良或改。
民事审判式改革的目是什么?可以从不同的侧面作出不同的归纳。从人民法院工作实际来看，我们认为民事审判方式改革所追求的目标应当是实现当事人充分行使诉讼权利，提高审判效率和质量，树立人民法院的公正形象和司法审判的权威性。过去我们一些法官由于包揽取证，在庭前就掌握了案情，庭审中不由自主地按照自己的思路指挥法庭调查、辩论活动。当事人被动受审，而遭受法官取证“突袭”的当 事人则对人民法院的公正性产生了怀疑。改革审判方式的目的，就是要纠正法官“主动管理”的错误心态，分清当事人的举证责任与法官的证明责任，让当事人在公正的程序中举证，质证，法官综合各方证据对案件事实进行证明。由于当事人各方在整个庭审过程中经受了公正，平等、民主的待遇，因此不管实体结果如何，出于诉讼程序正义的无可挑剔，人民法院的公正形象和司法审判的权威自然会在其心目中塑造起来．
我国民事审判方式改革只能依据现行民事诉讼法进行，同时我国现阶段民事诉讼模式也只能是职权主义与当事人主义高度兼容的混合式诉讼模式10 (即现代职权主义)， 这种诉讼模式在民事审判中当事人的举证责任与法官的证明责任的联系中也得到了印证。前面谈到，当事人的举证责任在特定的诉讼条件下可以暂时向法官的证明责任转移，即法官为完成证明责任得依职权代为当事人举证。这就充分说明，我们的民事诉讼模式中还带有职权主义色彩，法官在诉讼中，对诉讼的中心环节――举证还有着较强的干预。
在明确了我国现阶段民事诉讼模式属混合式这个前提之后，我们再来看民事审判方式改革中如何处理当事人的举证责任和人民法院的证明责任．人民法院包揽取证显然是与审判方式改革背道而驰的，但是将收集证据的责任一概推给当事人，也不是符合法律规定的．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举不出证据，不是必然要承担败诉后果，而要看举不出证据的原因。11 最高人民法院于7月6日公布了《关于民事经济审判方式改革问题的若干规定》，《规定》对当事人的举证责任向人民法院的证明责任转移的连接点进行了例 举：“l、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 行收集并已提出调取证据的申请和该证据线索的；2、 应当由人民法院勘验或者委托鉴定的；3、当事人双方提出的影响查明案件主要事实的证据材料相互矛盾，经过庭审质证无法认定其效力的；4、人民法院认为需要自行调查收集的其他证据。上述证据经人民法院调查，未能收集到的，仍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可以看出，《规定》对连接点的例举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73条的例举相比较有了一些变化，但仍保留了“人民法院认为需要自行调查收集”这一弹性条款，更进一步说明了
我国民事审判方式改革中必须保留职权主义，不能照搬当事人主义，而应兼采两者之长。 《规定》第二十一条至第三十条对人民法院的证明责任的规则进行了详细地规范，使人民法院的证明活动高效有序运作．
从法理上看，民事审判方式改革是为了更好地实现民事诉讼的目的。然而，现代民事诉讼目的论具有多重性，那么我国应如何确定民事诉讼目的呢?首先，民事案件事实审理应当追求客观真实仍是最高理念；其次，基于当事人的程序保障、诉讼的促进、诉讼经济等因素的考虑，人民法院在诉讼中，必须兼顾当事人的实体利益和程序利益，同时赋予当事人自由、平等地追求此二利益的机会。12 在我国民事诉讼目的论中，发现和保护真实是我们的传统做法，但是对当事人的程序利益的保护却很不足。笔者认为，在民事审判方式改革中，保护当事人的在诉讼中的程序利益，重要的切口在落实当事人的举证责任，划清其与人民法院的证明责任的界限，充分调动并保护当事人的举证积极性。而且在民事诉讼中；举证责任有它独立存在的自由与公正的内在价值。
举证责任是包含有风险负担的诉讼义务，同时也是当事人的一项诉讼权利，它的自由价值体现在：l、当事人在诉讼中的举证不受人民法院的压抑，当事人的举证权利小而言之是诉讼权利，大而言之可上升至受司法保障的宪法权利，对当事人的举证，人民法院不得拒绝审判。2、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进行证明时不受诉讼外干扰。人民法院的证明活动属审判权范畴，不应受行政权等外界压力干扰，举证责任的公正价值体现在：l、当事人在诉讼中的举证是 平等地参加，人民法院保持超脱中立位置，除非当事 人找到举证责任与证明责任的连接点并申请时，人民法院不代为取证。2、当事人的举证是在庭审公开的情况下进行，人民法院不搞暗箱操作，事前禁止单方接触。
从法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民事审判方式改革中正确处理举证责任与证明责任，有利于降低审判成本，也许有人提出审判成本降低了，但当事人的诉讼成本增加了，因此整个诉讼成本总量还是没有变。这种说法无疑是有道理的，但是，如果举证责任与证明责任界限不清，那么当事人为了把本应由自己负担的举证责任向人民法院转移，并在诉讼外进行大量非公开的投入，而且这种投入是个不可估测的变量，也许是吞噬金钱的黑洞．如果将当事人这些投入算进来，那么 贯彻实行举证责任制度的诉讼成本总量会大大下降，况且，在诉讼中正确处理举证责任与证明责任，有利于人民法院利用有限的审判资源，在有限的时间与空间里解决更多的民事争议，这就是举证责任在审判过程中效益价值。
结束语
有人会提出，本文所称的“证明责任”实际上就是民事诉讼过程中人民法院“审查核实证据”。本文认为，之所以弃“审查核实”而取“证明责任”，是 因为在民事诉讼法证据制度中，人民法院承担的不仅仅是“审查核实证据”，而是更多，一定程度上讲，审判权的最终实现，要取决于证明责任的圆满完成，有证据，方有“审查核实”的对象，所以人民法院必须收集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在特定条件下，人民法院还代为当事人提供因客观原因不能提供的证据，人民 法院的代为举证将通过质证程序回到当事人那里去(风险后果由当事人负担)，最终再回复到证明责任中来，等等，民事诉讼法的“审查核实”却不足以描述这些，“证明责任”恰好可以较为圆满地说明它们，更何况“证明责任”包容了“审查核实”。令人遗憾的是，由于立法的缺陷，现行民事诉讼法缺乏庭前证据开示制度、举证时限和当事人举证责任分配的规定，这使得目前人民法院的某些证明活动陷入非理操作，如要求当事人庭前交换证据，向当事人送达《举证须知》，限时要求当事人举证等，我们期待着民事诉讼 法修改时能够完善这些内容。
（于秋）
注释：
(1)何文燕教授主张在确定我国民诉模式改革目标时，应以现行的职权主义民诉模式为基础，兼采职权主义与当事人主义两种模式之长建立一种高度兼容的民诉模式，即现代职权主义模式。谢安山、王伯山、宋纯新等同志主张建立以当事人主义为基础吸收职权主义的优点，实现兼收并蓄的新型审判方式；张卫平教授主张我国应选择大陆型的当事人主义模式。转引自《法学研究》98年第3期， 李浩： 《法官素质与民事诉讼模式的选择》。
(2)参见周道鸾主编《民事诉讼法教程》P124， 法律出版社。
(8)参见梁书文等主编： 《民事诉讼法及配套规定新释新解》P195，人民法院出版社。
(4)参见汤维建：《论民事举证责任的法律性质》，载《法学研究》92年第3期。
(6)参见巫宇d主编： 《证据学》P92，群众出版社。
(6)举证责任和证明责任均从英文burden of proof翻译而来，由于译名的差别产生了两个名称。 参见刘海东等《举证责任与证明责任》，载《法学》 93年第3期，
(7)参见王柏山，宋纯新主编： 《辩论式审判方式操作实务》P105，人民法院出版社。
(8)张卫平教授认为，民事诉讼法学领域一直比较冷清，平静，在学术界还没有留神的情况下，人们便大胆地实施和推进了民事审判方式的改革，但是学术界不甘心这种被动局面，迅速地投入了民事审判改革研究领域，从而形成了民诉理论的热点研究。参见张卫平： 《民事诉讼基本模式：转换与选择之根据》，载《现代法学》第6期。
(9)参见田平安： 《民事审判方式改革探略》， 载《现代法学》96年第4期。
(10)见注释(1)．
(11)参见戴建志： 《来自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的思考》载《人民司法》94年第9期。
(12)江伟： 《市场经济与民事诉讼法学的使命》， 载《现代法学》96年第3期。
篇6：试论民事审判监督程序中存在的缺陷及其完善
试论民事审判监督程序中存在的缺陷及其完善
审判监督程序也称再审程序，是指人民法院为了保障法院裁决的公正，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确有错误，依法对案件进行再审的程序。民事审判监督程序在我国的民事诉讼法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对保障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和实体权利，依法纠正错案，提高办案质量和法官的业务素质等，都起到了突出的作用。但是，随着审判方式改革的深入和诉讼制度的不断完善，通过认真总结多年来我国民事审判监督程序的经验，我们不难发现，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审判监督程序中确实也存在一些缺陷。我国民事诉讼法的一个重要指导思想是实事求是，有错必纠。这种指导思想的积极意义在于，它重视保护当事人的实体权利，充分体现了实体公正，尤其强调了个案的公正，使每一个案件都得到正确处理，每一个错案都得到彻底纠正。这无疑是正确的，也是非常理想的。但是任何事情都要把握一个度，“有错必纠”强调过分了也会有副作用。首先，要明确什么是错案，错案的范围如何确定，错到什么程度就得必纠，这需要有一个明确、具体、合理的标准。其次，司法程序是解决争议的最后一道程序，生效的判决、裁定是对双方当事人权利义务关系的最终确定，它具有法律约束力，其特征之一是具有稳定性、终局性，不可任意变动。只有这样，才能使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关系建立在稳定的基础上，使社会主体在交易过程中具有安全感，使社会关系处于一种平衡状态，社会的发展也才有序。
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九条规定的`内容之一即是当事人如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经当事人申请，人民法院应当提起再审。从中不难看出，现行民事诉讼法从充分保障当事人诉讼权利和实体权利出发，规定当事人可以在诉讼的任何阶段提供证据，一审可以，二审可以，终审后发现新证据足以推翻原判的还可以申请再审。这对于再审申请人来说无疑是有利的，其权利得到了最大限度的保护。但是，这种规定的弊端也十分明显。首先，有违两审终审制原则。两审终审制的含义，应当包括案件的所有证据尤其是主要证据只经过两级法院审理质证；其次，为当事人制造假证创造机会。现实中，有些当事人在终审判决后，针对一、二审已经质证的证据，挖空心思地寻找能够推翻原证据的“新证据”。有的给原证人好处费让其推翻原证据，有的则采取威胁的手段令原证人提供“新证据”，而多数证人为了摆脱困扰而违心地推翻了原证据。对于法院来讲，对上述情况却很难查清，导致在再审审理时，陷入进退两难，极其被动的境地。可以说正是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九条的这一规定，才给予了当事人制造假证的机会。一般情况下，在一、二审审理程序中，双方当事人都有充足的时间向法庭提交证据。如果在一、二审审理中有条件提交但没有提交，而在事隔一、两年后又向法庭提交的所谓“新证据”其证据效力令人置疑。一旦法院依据这样的“新证据”对原终审判决进行改判，极有可能会作出错误的判决；再次，不符合诉讼效率和成本原则。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诉讼效率和成本已经成为人们不得不认真考虑的一个问题，没有必要的诉讼效率和成本，诉讼公正也必然会大打折扣甚至会无从谈起。试想，如果当事人为了1万元的标的，打了几年的官司，其付出已接近甚至超过1万元的话，公正的判决结果对他而言又有什么意义？举证没有任何时间限制的做法，显然会大大影响整个诉讼的进程，降低诉讼效率和成本。因此，现在越来越多的国家都规定了举证时效制度，有的国家甚至还规定二审中当事人不得再举证，更何况二审终审之后呢？
基于上述分析，笔者认为，应当对再审作如下必要的限制：
第一，一审判决以后，当事人未行使上诉权的不得申请再审。我国实行的是两审终审制，设立二审程序的目的，就是为了防止和纠正一审判决的错误，使当事人的权利得到更充分、合理的保护，这实质上就是一种监督审。一审判决后，如果当事人对判决不服，自然应当提起上诉，进入二审程序。如果当事人未上诉，说明其服判或行使了处分权，放弃要求上级法院改判的权利。所以一审判决生效后，若当事人又以原判决有错误为由申请再审，则不符合处分原则的要求，是对其权利的滥用，也是对对方当事人权利的一种损害，故此种情况不应当允许当事人申请再审。
第二，终审后发现新证据的不能申请再审。如前所述，举证应有时效制度，否则既不利于提高诉讼效率、降低诉讼成本，也不利于保护对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参照世界许多国家的做法，终审后发现新证据不应作为提起再审的理由。
第三，已经经过再审程序的不得申请再审，即同一案件只能再审一次。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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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企业经营业绩考核改进与完善论文
企业经营业绩考核改进与完善论文
摘要：经营业绩考核是衡量企业经济运行质量的重要手段和方法，本文通过对A企业经营业绩考核办法进行介绍，阐明其可行性和适用性，并对其在实际运用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建议，以进一步发挥其经济评价的作用。
关键词：企业;经营业绩;考核
一、引言
企业经营业绩考核是运用一定评价方法、量化指标及评价标准，对企业某一阶段的经营成果做出客观、公正的评价。在国资委明确将经济增加值作为业绩考核的核心指标后，中央企业纷纷结合自身实情制定相应的经营业绩考核办法，此举一定程度上提升了企业管理水平，有效促进企业转型升级，核心竞争能力也不断增强。
二、A企业经营业绩考核办法介绍
1、A企业简介。A企业是是一家以航空机电产品生产和研发为主，向航天、兵器、舰船等非航空防务领域以及民用飞机、汽车零部件和车、船载系统等非航空民用领域延伸、辅之于国际贸易、航空维修服务业的全价值链和全产业协同发展的大型军工企业。A企业以价值创造为核心，以推进其成员单位整体上市的战略目标为动力，从管理者内部视角出发将财务指标与非财务指标有机融合，制定了旨在全面落实经营责任业绩考核办法。
2、A企业经营业绩考核办法框架体系。A企业经营业绩考核办法按照军民分类的原则，围绕总体战略目标对经营指标及科研型号任务的完成情况进行百分制评判。其具体评价内容及标准如下表所示。年度经营业绩考核得分=（经营类指标得分+管理控制指标得分）*经营难度系数+否决指标得分其中经营难度系数=（平均资产总额系数+营业收入系数+利润总额系数+净资产收益系数+经济增加值系数）*20%各项指标系数根据指标不同数值区间分别确定，并呈现单调递增的趋势即指标数值越大，指标系数越大。各项指标系数值最大为1.4，最小为1。
三、A企业经营业绩考核办法的适用性和可行性
1、考核办法将考核指标分为经营类、管理控制以及否决类指标，主要体现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评价标准。其中经营类、大部分管理控制指标为量化指标，少部分管理控制指标以及否决指标则是定性参考主要根据相关文件，以客观事实为参考依据，通过合理方式将其转化为量化得分。
2、考核办法为了能够更好体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要求，针对企业经营短板设定重点关注及短板指标，以发挥业绩评价的导向，提高企业经营管理水平。
3、考核办法秉承重要性及代表性原则，在设计难度系数公式时选取了最能体现企业经营规模、盈利能力、价值创造的指标，并分别赋予一定的权重。同时在管理控制类指标中将科研生产任务完成情况及关键技术攻关完成项目纳入考核评价范围，体现了A企业作为国防武器装备的制造和供应主体，具有坚定依照国家意志完成军品生产科研任务的军事性和公益性等特征
4、考核办法严格遵守同类型企业可比原则，在基于军民分类原则的基础上按照企业规模和产品的配套关系将成员单位划分为三大类，根据纵向可比原则将同类型单位是否完成计划值或者超过上年完成值作为考核基本评分的.依据。根据横向可比原则将该单位否超过同类型单位综合平均营业收入以及平均利润增长率等作为额外加分的依据。
四、A企业经营业绩考核办法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措施
1、计算经营难度系数的五项指标被赋予同样的权重，不能深刻反映每项指标对评价结果的影响程度。比如国资委在引入经济增加值的考核指标后，通过近年来在中央企业的不断实践和摸索，以及专家学者的充分研究，对经济增加值的计算方法不断完善和改进，其提升企业价值，创造股东回报的意义愈发明显，理应赋予更高的权重。
2、总资产周转率以及全员劳动生产率指标目标值纵向考核标准的设定是根据企业近三年历史财务决算完成情况加权平均计算而得。为了避免因企业改制或业务转型素等经营生产以为因素造成的指标波动，进而拉低了目标值判定标准，造成“优惠慢牛”的现象产生。可以考虑在完成原目标值的同时结合宏观经济发展环境和行业发展趋势增设上年实际完成值作为目标值，并参照其他指标的评判原则，对超出部分予以额外加分。
3、定性考核指标缺乏具体的评判依据。管理控制指标中科研生产任务的评判主要是依靠定性评判，在考核办法中并没有明确的评判细则，解释较为抽象，在实际操作中有必要对此进行明确，比如组织具有一定专业技术技能或行业从业经验的专家通过评议打分形式完成。然后以专家评价总得分除以专家总人数作为定性考核指标最终得分。
4、否决指标主要是从履行社会责任的角度以及根据相关部委较为关注其他指标来设置。从企业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旨在对否决指标发生严重问题的成员单位在年度经营业绩考核结果基础上采取减分甚至降级的措施。但从事物的两面性来看也有必要增设加分指标，比如对企业获得省级以上重大表彰、企业风险管理水平不断提升，内控制度不断完善的企业通过直接调增最终考评得分，鼓励企业积极争优评先，开展各项工作，努力适应外部环境和经济形势的变化，增强风险防范和抵御风险的能力。
5、考核办法中指标权重的设计和分配一成不变，没有针对企业实际情况和战略目标进行局部调整。在实际操作中对于连续亏损的企业有必要将扭亏为盈作为未来工作的重心，因此应该关注是成本占营业收入的比重的降低而不是营业收入规模的增长，对已在同行业中已处于优势地位的企业在没有明显短板的情况因该鼓励其加大技术投入比重，并在考核时给予较高的得分。
五、结语
本文尝试在A企业原有经营业绩考核办法框架体系基础上对其提出进一步改进和完善对策。在当今外部经济环境复杂多变情况下，通过建立健全企业经营业绩考评办法能够更加激励和促进企业完成年度经营目标及各项任务，提高经济效益，增强企业整体经济实力，对完成企业中长期战略发展目标也能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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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于洋，河北省国有企业负责人业绩考核体系研究[D]，河北：河北大学，.
篇8：民事简易程序的改革与完善
民事简易程序的改革与完善
简易程序是指基层人民法院及其派出法庭审理第一审简单民事案件适用的诉讼程序。相对于普通程序而言，它是一种简便易行的诉讼程序，是一个独立的诉讼程序，既不依附于，也不从属于普通程序或其他的诉讼程序。
一、简易程序的改革动因
（一）凸显简易程序特征的需要。我国民诉法对简易程序虽作了专章规定，从起诉方式，受理程序，传唤方式，审判组织、审限均作了比普通程序简化的规定，这些简便、灵活、快捷的要求，在过滤大量无争议或争议不大民事案件，方便当事人诉讼，方便人民法院办案均起到积极作用。但整章中只有5个条文，简易程序本身的特征不明显，在配套制度上与普通程序没有严格、明确的界限。如诉讼费收取标准，归档卷宗材料要求，审级救济机制，裁判文书制作方面完全相同，使得简易程序的优势没有凸显，不被重视和看好，最终导致设立简易程序的目的未能充分实现。
（二）推进法治建设进程的需要。随着依法治国方略提出，法治建设被日益提上重要议程。作为法治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为了确保司法公正，树立司法权威，必然要求提高司法资源的合理利用和诉讼效率，要求提供便利快捷的司法救济途径，要求一种更加便捷高效、成本低廉的诉讼程序。尤其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后，民事活动频繁，民事案件剧增，如果不能以灵活、快捷，节省的程序解决大多数简单民事案件，一方面，必然导致诉讼拖延，造成大量积案；另一方面，要实现对复杂民事案件的慎重裁判也是不可能的。这样一来，司法公正，法律权威都将成为一句空话。因此改革简易程序本身也是符合市场经济对诉讼程序的.需求，同时更是与国际上对诉讼效益和效率追求接轨的需要。
（三）规范审判方式的需要。《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出台后，关于司法制度的改革论著不断涌现。减轻当事人及人民法院的讼累，简化诉讼程序，加快诉讼节奏已成为实务界和理论界的研究重点。2月中国人民大学和北京海淀区法院还共同主办了中国民事诉讼简易程序研讨会。为缓解诉讼案件猛增与审判人员不足的矛盾（而根据最高法院的改革构想，法官人数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还不可能实现快速增长），各地法院都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广东省高级法院还专门制发了《广东省法院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规则（试行）》。虽然学术界和实务界观点鲜明精辟，呈现了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景观，但由于没有统一的操作规程和执法标准，各地法院各出奇招，各自为政，造成全国范围内适用法律的不统一，直接影响了法制的统一性和权威。为改变这一混乱局面，最高法院将扩大简易程序适用范围作为今年重点研究课题，并将择期出台相应司法解释。因此，在这个时期，深入探讨简易程序改革和完善更具有现实意义。
二、简易程序的价值及功能
对一项诉讼制度提出改革和完善的建议，首先必须认清其在诉讼制度中的地位和作用，必须理清其本身具有的价值和功能。具体来说，民事简易程序功能主要表现在以下 几方面：
（一）有利于贯彻“两便”原则。两便原则包括便利人民群众参加诉讼和便利人民法院办案两个方面。世界人权宣言明确规定：任何人都有利用诉讼制度，请求法院审判的基本权利。因此，在对诉讼制度进行创建和改革之前，首先必须考虑到，是否有利于真正实现司法救济的权利。而简易程序的改革，正是基于这一前提，使得司法救济途径从繁杂、冗长的诉讼程序走出来，让更多的公民可以接近司法资源，获取国家司法资源的帮助，从而保障公民参加诉讼的权利，保障法院充分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
（二）有利于贯彻诉讼经济原则。诉讼经济原则是每一项诉讼机制必须包含的原则和价值。以诉讼经济的原则要求，在保证诉讼公正的前提下，要充分地体现诉讼周期的缩短，诉讼程序的简化，审级层次的减少，以及相应诉讼费用和成本的降低。简易程序正是通过上述途径，使得原本稀缺的诉讼资源能够发挥出最大潜能，最大程度节省人力、物力、财力，实现诉讼经济的目的。
（三）有利于提高人民法院的威信。扩大简易程序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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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改进和完善乡镇执政方式与研究
改进和完善乡镇执政方式与研究 -行政工作总结
乡镇作为我国最基层的一级政权组织，作为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农村的贯彻执行者，在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进程中，面临着如何改进和完善执政方式、增强调控能力这一重大课题。我部成立了专题调研组，对本课题进行了为期一个多月的调研，积极探索改进和完善乡镇执政方式、增强乡镇调控力的有效途径，形成本调研报告。
一、乡镇调控力现状
从狭义上理解，乡镇调控力是指乡镇对乡镇内部、部门站所、村级组织等所具备的一种调节、控制的权力、能力，表现为影响力、号召力和协调力。从广义上理解，乡镇调控力还应包含乡镇对乡镇内部、部门站所、村级组织等所具备的服务能力，表现为亲和力、凝聚力和向心力。
（一）调控主体能力偏弱
乡镇党委政府作为调控主体，在现阶段其总体调控能力偏弱。
1、党政运行不规范。一是党政不分。乡镇党政联席会议代替党委会、乡镇长办公会议的现象比较普遍。二是党政不和。一些乡镇党委书记民主决策意识不强，习惯于搞“一言堂”；一些乡镇长认为行政事务管理实行首长负责制，在某些重大政务决策上不接受党委意见。
2、干部队伍不适应。一是个体工作能力缺乏。农村工作中出现的新矛盾、新问题要求乡镇干部适时调整新思维、讲究新方法去解决。二是整体工作效能不高。三是部分干部干劲缺乏、作风不实。
（二）调控财力基础薄弱
必要的.财力是乡镇调控力的重要保证。就目前永嘉县而言，乡镇的财力基础相当薄弱。一是乡镇财政可用资金严重不足。山区乡镇财政基础十分薄弱，沿江乡镇虽然财源相对充足，但其可以调控支配的可用财力相当有限。二是赤字和负债压力大。截止2004年底，仍有9个山区乡镇没有完全消除赤字和负债，占全县乡镇个数的24％。山区乡镇的消费性赤字和负债总计达700余万元。三是管理监督制约机制不完善。乡镇内部财务管理制度存在许多漏洞。
（三）调控缺乏有效手段
从实际情况看，乡镇对内部、部门站所、村级组织实施有效调控力度较弱，调控效果和调控目标之间还有较大的差距。一是对乡镇内部调控不力。部分副职不服从正职的领导，部分一般干部不服从集体的领导，下属机构部门不能很好履行职责，人力资源得不到有效整合，工作效能低下。二是对部门站所难以调控。县级部门在乡镇站所各自为政，乡镇难以协调。三是对村级组织调控过弱。乡镇集体决策的落实在一些具体工作中操作难度增大，如计划生育工作、重点工程政策处理、村级选举特别是村委会选举工作等。
二、对策与建议
按照十六大的要求，乡镇政府要逐步走向有限政府，从管理型政府转向服务型政府，强化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职能。改进和完善乡镇执政方式、增强乡镇调控力，应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着眼于规范乡镇公共管理职能、增强乡镇公共服务能力，明确乡镇职能，健全法规制度，完善运行机制，加强自身建设，实现“小政府，大社会、大服务、大保障“的目标。
（一）提高执政能力
1、优化班子结构，提高班子合力。一是适当扩大交叉任职，减少领导职数。二是合理搭配。选用干部要注重知识的互补性、专业的配套性和性格的相容性。
2、明晰职责分工，规范议、决、行程序。一是科学界定党政职责。坚持和完善乡镇 常任制度，扩大党内民主，牢固树立乡镇党委的领导核心地位。二是强化人大监督职能。通过发挥人大对政府工作的监督，促进政府工作的规范运作，从而有效缓解党政不合形成的紧张压力。三是进一步完善和落实乡镇党委政府议事规则。
3、加强干部队伍建设，提高干部整体素质能力。一是强化教育培训。二是强化监督管理。三是健全完善干部激励机制。
（二）转变乡镇职能
1、明确乡镇职能设置原则。一是实事求是的原则。对于乡镇没有能力去行使的职能，应予剔除。二是责权统一的原则。要充分行使职能，必须拥有相应的事权和财权。三是分类设置的原则。
2、确定乡镇职能内容。根据上述原则，将乡镇职能确定为基本性职能和附加性职能两大类。
就永嘉县而言，山区乡镇应确保履行基本职能，工业发达乡镇、集镇、旅游资源相对丰富乡镇可视情况赋予附加性职能。
3、确保乡镇职能行使到位。一是做到不“错位”。要充分考虑乡镇的实际承受能力，切忌在工作落实中动辄使用“一票否决”。要尊重乡镇的相对自主独立，调动乡镇工作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最终实现“务实、高效”的目的。二是做到不“缺位”。彻底改革“唯上不唯下”的行政管理体制，做到既“唯上”，更要“唯下”。
（三）理顺条块关系
1、合理设置站所机构。一是调整放权。二是精简撤并。三是有序分流。
2、强化乡镇对站所的监督管理。一是建立党代表、人大代表定期评议工作制度。二是建立人事任免征询制度。
3、健全完善乡镇与站所的沟通协调机制。一是建立健全重大工作事项通报制度。二是探索建立乡镇与站所的协调会议制度。
（四）改善乡村关系
1、坚持党对农村的领导，建立良性运行、充满活力的村级组织工作机制。一是加强村党支部建设，提升党在农村的影响力、凝聚力和号召力。二是支持、帮助村委会依法履行职责，切实提高村委会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能力。三是进一步规范村级组织工作规则。
2、坚持领导与指导并举，构建协调有序、运行顺畅的乡村联动格局。一是正确认识和把握领导与指导的联系和不同，统一思想，形成合力。二是积极培育和发展农村专业经济合作组织和各种社会中介服务组织。三是探索建立乡村应对突发事件、灾难性事件预警机制。四是建立健全村干部激励机制。五是建立健全联系群众，便民利民的长效服务机制。
3、结合实际，做好乡村撤并工作。
（五）健全财政体制
1、分类建立科学规范的财政利益分配模式，增加乡镇财政的可用财力。
2、建立有效的乡镇财政风险防范机制，确保乡镇财政的平稳运行。
3、改革乡镇财政机构，加强对乡镇财政的管理和监督。
篇10：试论证券民事赔偿制度的建立与完善
试论证券民事赔偿制度的建立与完善
试论证券民事赔偿制度的建立与完善一、引言
前一段时间，郑百文虚假重组案，中科创业、亿安科技股价操纵案，银广夏虚构利润案等若干侵害投资者权益的恶性证券欺诈案件相继被揭露，人们在震惊之余，强烈呼吁人民法院介入此类案件的民事审判，维护证券市场的公开、公平、公正原则，保障数千万投资者的切身利益。[1]1月15日，最高法院发布有名的《关于受理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侵权纠纷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当时市场参与者与法律界以为这一下可以启动证券民事诉讼运作了、终于可以追究那些欺诈股民的行为人之责任了。于是，对红光实业、大庆联谊、渤海集团、嘉宝实业、ST九州的诉讼陆续送到相关法院。到年中，有些案件也开始庭审，但庭审之后除少数以和解或其他方式结案之外，其他的案件则迟迟不能作判决，原因是在虚假陈述与损害结果间的因果关系上（即谁有胜诉权）、损害计算方法、诉讼方式（单独诉讼、共同诉讼、还是集团诉讼）等发面还存在许多疑问。
1月9日出台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1-9规定》），至少使《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给定的部分股东民事权利有得以维护的基础。但这是否意味着中国股民的权利就有了实质性的司法保障呢？股民们是否因此就对股市投资更有信心了呢？答案不容乐观。《证券法》从生效到今天已差不多4年了，尽管在《1-9规定》后对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诉讼已有可操作的细节，但对内幕交易、市场操纵等引发的民事诉讼还是被悬在空中。尤其令人遗憾的是，《1-9规定》本身存在两处重大缺陷，以至于这一名为规制证券市场虚假陈述行为的《1-9规定》，事实上给一部分虚假陈述者留出了逍遥于民事赔偿之外的空子，对投资者的利益保护仍然很不完善，仍然具有许多不确定因素。[2]也正如《南方周末》所言，《1-9规定》的象征意义大于它的实际意义。[3]
有鉴于上述问题，笔者拟从制度建立之必然性（即意义）、具体禁止行为及其民事责任和证券民事赔偿制度的实现机制这几方面展开论述建立与完善我国证券民事赔偿制度的相关问题。
二、证券民事赔偿制度建立之必然性
综关《证券法》的全部条文可以发现，针对证券市场主体违反禁止性行为而施加的法律责任中，绝大多数都是诸如吊销资格证书、责令停业或关闭、没收违法所得、罚款等行政责任；以及当该违法行为构成犯罪时产生的刑事责任，而极少关于民事责任的规定。[4]此种现象反映了多年来我国经济立法中长期存在的重行政、刑事责任而轻民事责任的倾向。
法国法谚曰：“无救济，无权利。”“任何制度只有以责任作为后盾，才具有法律上之力，权利人才可借此法律之力强制义务人履行其义务或为损害赔偿，以确保权利的实现。”[5]尽管我国证券市场已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证券市场中各项制度的建设也在逐步完善之中，但由于证券法[6]中民事责任制度并未真正建立与完善，致使许多因证券违法或违规行为而蒙受损害甚至倾家荡产的投资者无法获得法律上的救济，违法违规行为也难于受到有效监控和遏制。我国目前证券市场中存在着诸多问题，确与民事责任制度的不完善有直接关系，长此以往，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前景的确令人担忧。尤其是当前中国已加入WTO，证券业将面临进一步的开放，此时建立和完善证券法中的民事责任制度具有更为迫切与更为重要的意义。笔者认为，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证券民事赔偿制度的建立符合证券立法的根本宗旨，是确实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的有力举措。
《证券监管的目标与原则》把“保护投资者，确保公正、有效和透明的市场，减少系统风险”作为证券监管的目标，其首要的目的就是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1]《证券法》第1条亦指出其立法宗旨之一便是“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证券市场是信心市场，而对投资者合法权益的切实保护为其源泉之一。[2]罗伯特。S.洛佩斯曾言：“无限制的信用是商业革命的润滑剂”。[3]]对投资者来说，证券市场的风险再大，也大不过上当受骗却告诉无门的风险。如果投资者在遭受损失时却被告知无法行使诉权时，保护投资者利益就是一句空话。
在证券交易这一复杂的民事活动中，中小投资者往往处于劣势地位，而且由于交易的特殊性与大众性，在发生侵权后中小投资者寻求赔偿往往无从下手；责任分析所需的高技术成分，夹杂上风险的分析与推论，更使中小投资者难以按一般的民法原则来运作。因此法律给以明确、具体的规定，使他们在投资之前，就能预见到如果发生侵权行为，其利益能受到的保护程度及利用这一制度来追偿损失以保护自身利益的现象系可操作性，这样他们参与市场就会有安全感。[4]正如世界银行的一份报告中所说：“向金融市场提供资金的所有者都必须对资金能否收回的前景进行评估，并相应要求足够高的回报，以抵补所面临的亏本风险。”[5]
由于我国证券法中缺乏民事责任的规定，因此在实践中，对有关的违法违规行为一般都采取行政处罚的办法解决，但对受害人却没有给予补偿。例如，实践中已经发生的多起证券欺诈案，如苏三山事件，琼民源虚假报告等等，没有一起对无辜投资者遭受的损害给予补偿。[6]被查处的“红光实业案”中，尽管证监会的处罚力度很大，采取的却仍然是行政责任，广大受害投资者并没有获得应有的赔偿。[7]这种忽视对受害人补救的制度，显然是不利于证券市场的长远发展，因为保护投资者是证券立法的首要目标。只有通过对受害者提供充分补救，才能保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并维持公众对投资市场的信心。如果无视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则会使证券市场赖以存在的基础丧失，最终影响到它的发展。[8]因此，建立证券民事赔偿制度，会使可能的与现实的投资者增强信心和安全感，激起、保护公众参与投资的热情，将资金用到实处，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优化资金结构，让资金发挥出应有的作用，从而实现社会经济的良性循环与发展。
（二）证券民事赔偿制度的建立能够有效地遏制我国证券交易中的违法违规行为，确保公正、有效和透明的市场。
谈到中国证券市场发生的重大违规事件，早期具有典型性的是1992年8月发生的深圳8.10事件和1995年2月23日的“327事件”。前者是因投资者对新股抽签表发售工作不满，而引发的股市骚乱，受其影响深圳股市几乎全面停顿，上海股市也狂跌不止。中国年轻的股市付出成长代价。[1]后者主角为有中国“证券之父”之称的管金生。它在国债期货收市前8分钟，为求生存，凭着“灵感”疯狂地创造出700万口价值1760亿元的空单将稳步上升的327国债从152元砸到147.50元，给遵守游戏规则的同场竞技的炒手们予沉重打击。[2]近几年，有关证券交易中的违法违规行为的诉讼案件亦是层出不穷：大庆联谊案、圣方科技案、渤海集团案、嘉宝实业案、ST同达案、红光实业案、银广夏案、ST九州案、三九医药案、ST天颐案等等，不仅损害了投资者的权益，而且由于法院没有有效地使违法行为人受到应有的惩罚，所以违法行为一直没有得到有效遏制。
在证券交易中，违法行为人从违法行为中获得与从其他不法行为中获得的利益相比可能更多，而单个投资者又有可能损失较少，“如果个别投资者的损失相加为个别违法人所有，则数额之巨大，足以使违法者一夜间成为百万或者千万富翁”，[3]证是这一原因，导致了某些不法行为人并不顾忌没收、罚款等行政责任而甘愿铤而走险，从事各种证券法所禁止的行为。如果法律中明确规定违法违规者的民事赔偿责任，那么行为者在受到相应的行政与刑事处罚后，所获得的不法利益将依法院的有效判决或调解而回复到受有损害的投资者手中，那么，违法违规行为人将因为自己的行为而遭受更大的不利益。这样对于那些潜在的、有条件为违法违规行为的主体来说，他会在“为”与“不为”所带来的后果中进行相应的衡量，当发现“为”所带来的后果是严重的利益失调的时候，我相信，其违法违规的动机一定会大大降低，违法违规现象相应地会得到有效的遏制。
除此之外，证券市场中，投资者尤其是中小投资者，由于受自身所处的地位及所具有的资金数额，其在信息的了解和风险的分析与防范中，往往处于“先天不足”的劣势。建立证券民事赔偿制度，在有效遏制违法违规行为的发生的同时，可以使那些处于“优势”地位的主体（如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经理等）更加注重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更加自觉地履行相应义务，从而确保公正、有效和透明的市场的不断形成与完善。
（三）建立证券民事赔偿制度，使人民法院介入和加强对证券纠纷的民事审判，有助于增强人民法院的公信力，训练出更多有经验、有法律思维能力的律师，从而有利于我国司法建设的完善。
人民法院受理和审判证券纠纷案件，在实体和程序上均具有相应的法律依据。但在司法界、证券界和社会上，对人民法院受理和审判证券纠纷案件是否有法律依据存在一些认识上的误区，个别法院和审判人员对证券纠纷案件存在一定的畏难情绪。还有不少人认为，地方法官没有审理证券类诉讼案的经验，他们怎么能审理、判决这类案件呢？[4]其实我们不应忘记，最高法院也没有证券判案经验，他们也只能凭自己的想象力和征求他人及国外的经验来写作、出台司法解释。如果从一开始就让各地法院在具体审案中去摸索、在审案中征求证券专家和法律专家的意见，外加媒体的报道评论，那么这种互动的过程不仅会让《证券法》发挥相应的作用，而且会在这一判例法的运作模式中训练出更多有经验、有法律思维能力的法官和律师。这种在具体判案中不断摸索、不断思考的特点也恰恰是在美国有许多高水平、受到社会普遍敬佩的法官的原因，因为法律条文的规定只能是原则性的，在具体运作中法官们必须有独立思考和创新的能力。[1]鉴于我国当前法官整体素质不高，建立明确的证券民事赔偿制度，给法官审理证券案件以指导具有更加现实的意义。
证券纠纷案件虽然具有特殊性，但仍然属于民事案件，现阶段，在《证券法》没有特殊规定的情况下仍适用民法通则。从原则上讲，民法通则中规定的法律行为制度、代理制度、侵权行为制度、民事责任制度等均适用于证券纠纷。证券法中规定的内幕交易行为、市场操纵行为、虚假披露行为等，在民事领域中均可归入侵权行为。通过受理和审判证券民事赔偿纠纷案件，可以在侵权构成要件、因果关系、损失计算、举证责任、诉讼形式、判决执行等诸方面探索出指导司法审判的经验，并给《证券法》司法解释文件的制定提供素材。
此外，根据证券纠纷案件的特点，通过对典型案件的立案和审理，不仅可以依法保护当事人享有的诉权，维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还能够增强人民法院的公信力和权威性，维护司法公正，进而加快“依法治国”的步伐。
（四）证券民事赔偿制度的建立，能够有效地吸引和利用境外中小投资者的资金，促进证券市场的国际化。
中国于11月13日加入WTO，WTO的统一规制本身就是不同法域下的法律理念、价值、规则的融合，从这一意义上说，金融“入世”，就是金融法律的“入世”。WTO下的《金融服务贸易协议》对我国金融服务贸易市场开放及其立法提出了新的法律性要求。建立开放健全的证券市场，运用证券方式筹资更接近国际惯例。对境外投资者来说，证券投资方便，数量灵活，风险、投资成本相对较小，因而证券筹资对境外投资者具有一定的吸引力。当然，这必须有个前提，即投资者不仅仅看中我国经济发展势头利于其投资回报，还需确信自己的利益能得到最佳保护。若无一套健全的投资者保护措施和制度，国内经济形势再好，投资者也不敢涉足。证券民事赔偿制度的建立，通过对投资者的损失予以补救，可以增强境外投资者对我国证券市场的信心，从而有效地吸引和利用境外中小投资者的资金。美国一直是世界上吸引外资的头号大国，其中不少是通过证券市场筹集的，这是与其完善的法律制度分不开的，这一点值得我国借鉴。外国投资者重视投资法律环境，重视其投资安全系数，特别是重视其权益保护措施中有无其“利益无端受损后能否得到赔偿”这一事后保护制度。从这一角度看，建立证券交易中的民事赔偿制度是必不可少的。[2]
另一方面，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不断发展，我们在资本市场上已不能再固步自封、盲目闭关，我们有必要去关注现在国际资本市场所呈现的金融证券化、证券多样化和国际化的势头。证券市场的国际化是指一国国内证券市场在国际范围内的延伸，也就是消除证券市场交易双方（投资者和筹资者）的国籍界限，在本国或国际证券市场自由参与证券市场上各种上市证券的交易活动。[3]具体包括五个方面的内容，即证券交易国际化、证券发行国际化、证券制度国际化、证券市场国际化及资金国际化。[4]这一趋势有效地促进了证券资本在世界范围内流动，迫使各国政府打开门户，放松管制。综观世界主要发达国家或地区的证券法规，多把证券交易中的民事赔偿制度作为一项重要的制度加以规定。[5]为促进我国证券立法与国际接轨，实现证券市场的国际化，我们必然要借鉴其他国家的立法经验与司法实践，建立完善的保护投资者利益的证券民事赔偿制度。
三、证券禁止行为及其民事责任
证券法以保护投资者和促进社会发展为立法宗旨，以公开、公平、公正原则为基本理念，以证券发行和交易制度为规范核心。为贯彻上述宗旨与理念，证券法规定了一系列强行规范，要求证券市场主体有所为、有所不为。证券禁止行为是指证券法所禁止的，在证券发行、交易等活动过程中发生的，各证券市场主体以欺诈方式损害他人利益，破坏市场秩序的行为，又可被称为证券欺诈。[1]由于证券禁止行为违背了证券市场运行的公开、公平、公正的基本理念，扭曲市场供求关系，破坏了市场机制的正常运行，造成了对广大投资者的利益及证券市场秩序的严重削弱，因而为各国证券立法所禁止。我国1993年8月由国务院批准发布了《禁止证券欺诈行为暂行规定》，其第2条规定：“本办法所称证券欺诈行为包括证券发行、交易及相关活动中的内幕交易、操纵市场、欺诈客户、虚假陈述等行为。”这里所提及的主要是证券交易中发生的一些欺诈行为，此外，笔者认为，还应包括发行中的有关违法违规行为，较为典型的是发行人擅自发行证券的行为。具体概说如下：
（一）发行人擅自发行证券及其民事责任
发行人擅自发行证券，是指发行人未经法定的机关核准或者审批，擅自发行证券或者制作虚假的发行文件发行证券，致使投资者进行投资而遭受损失的行为。我国《证券法》第10条规定：“公开发行证券，必须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条件，并依法报经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或者国务院授权的部门核准或者审批；未经依法核准或者审批，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向社会公开发行证券。”此处的法律主要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法规主要是指《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2]
关于擅自发行证券的民事责任，我国法律没有明确的规定。《证券法》第175条指出：“未经法定的机关核准或者审批，擅自发行证券的，或者制作虚假的发行文件发行证券的，责令停止发行，退还所募资金和加算银行同期存款利息，并处以非法所募资金金额百分之一以上百分之五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警告，并处以三万元以上三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上述的“退还所募资金和加算银行同期存款利息”在性质上其实是一种行政责任而非民事责任，因为此处所说的退款，即非指证券持有人依据不当得利请求返还，也不是指证券持有人直接向发行人提出请求或者提起诉讼，而是由于行政机关责令发行人向证券持有人退还所募资金和加算银行同期存款利息，可见该条并没有对民事责任作出规定。[3]建议在证券法以后的有关立法中应该赋予投资者以请求权，并明确规定有关赔偿的具体范围和具体的责任人员。
（二）内幕交易及其民事责任
内幕交易（InsiderTrading），又称知情者交易或内线交易，是指已发行证券的公司的内部人员及其他市场相关人员，直接或间接地利用其地位、职务之便利或控制关系，获取发行人尚未公开的但将对其证券价格有重大影响的信息，自己或通过他人进行证券交易，从中牟利或避免损失的行为。简言之，内幕交易即掌握内幕信息的人员利用内幕信息买卖证券以获利或减损的证券欺诈行为。[4]其构成要件为：
第一，行为主体――内幕人员。内幕人员是在发行公司中具有特殊地位或因特殊身份而与发行公司存在有特殊联系的人，其是内幕交易行为的主体。我国《禁止证券欺诈行为暂行办法》第6条规定：“内幕人员是指由于持有发行人的证券，或者在发行人或者与发行人有密切联系的公司中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者由于其会员地位、管理地位、监督地位和职业地位，或者作为雇员、专业顾问履行职务，能够接触或者获得内幕信息的人员。”并将其分为如下五类：“（一）发行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秘书、打字员，以及其他可以通过履行职务接触或者获得内幕信息的职员；（二）发行人聘请的律师、会计师、资产评估人员、投资顾问等专业人员，证券经营机构的管理人员、业务人员，以及其他因其业务可能接触或者获得内幕信息的人员；（三）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对发行人可以行使一定管理权或者监督权的人员，包括证券监督部门和证券交易场所的工作人员，发行人的主管部门和审批机关的工作人员，以及工商、税务等有关经济管理机关的工作人员等；（四）由于本人的职业地位、与发行人的合同关系或者工作联系，有可能接触或者获得内幕信息的人员，包括新闻记者、报刊编辑、电台主持人以及编排印刷人员等；（五）其他可能通过合法途径接触到内幕信息的人员。”
我国《证券法》第68条也规定：“下列人员为知悉证券交易内幕信息的知情人员：（一）发行股票或者公司债券的公司董事、监事、经理、副经理及有关的高级管理人员；（二）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三）发行股票公司的控股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四）由于所任公司职务可以获取公司有关证券交易信息的人员；（五）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工作人员以及由于法定的职责对证券交易进行管理的其他人员；（六）由于法定职责而参与证券交易的社会中介机构或者证券登记结算机构、证券交易服务机构的有关人员；（七）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其他人员。”
从我国上述有关规定中可以看出，我国对内幕人员的规定涵盖了外国立法和司法实践中所规定的“公司内幕人员”和“市场内部人员”，但却忽视了从上述两类主体处获取内幕信息的第三类人员，[1]而仅以“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其他人员”涵盖，未免太过笼统，难于操作。
第二，占有、利用内幕信息。作为一种责任条件，内幕人员必须占有并利用内幕信息。内幕信息一般是指未公开的、可能对证券价格产生实质性影响的信息，因此，内幕信息的认定标准有二：一为未公开，二为价格敏感。我国《禁止证券欺诈行为暂行办法》第5条第二款列举了可能影响证券价格的敏感信息，其中包括：“（一）证券发行人（以下简称“发行人”）订立重要合同，该合同可能对公司的资产、负债、权益和经营成果中的一项或者多项产生显着影响；（二）发行人的经营政策或者经营范围发生重大变化；（三）发行人发生重大的投资行为或者购置金额较大的长期资产的行为；（四）发行人发生重大债务；（五）发行人未能归还到期重大债务的违约情况；（六）发行人发生重大经营性或者非经营性亏损；（七）发行人资产遭受重大损失；（八）发行人的生产经营环境发生重大变化；（九）可能对证券市场价格有显着影响的国家政策变化；（十）发行人的董事长、三分之一以上的董事或者总经理发生变动；（十一）持有发行人百分之五以上的发行在外的普通股的股东，其持有该种股票的增减变化每达到该种股票发行在外总额的百分之二以上的事实。（十二）发行人的分红派息、增资扩股计划；（十三）涉及发行人的重大诉讼事项；（十四）发行人进入破产、清算状态；
（十五）发行人章程、注册资本和注册地址的变更；（十六）因发行人无支付能力而发生相当于被退票人流动资金的百分之五以上的大额银行退票；（十七）发行人更换为其审计的会计师事务所；（十八）发行人债务担保的重大变更；（十九）股票的二次发行；（二十）发行人营业用主要资产的抵押、出售或者报废一次超过该资产的百分之三十；（二十一）发行人的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行为可能依法负有重大损害赔偿责任；（二十二）发行人的股东大会、董事会或者监事会的决定被依法撤销；（二十三）证券监管部门作出禁止发行人有控股权的大股东转让其股份的决定；（二十四）发行人的收购或者兼并；（二十五）发行人的合并或者分立；（二十六）其他重大信息。”
我国《证券法》第69条和第62条列举了如下事项：（一）公司的经营方针和经营范围的重大变化；（二）公司的重大投资行为和重大的购置财产的决定；（三）公司订立重要合同，而该合同可能对公司的资产、负债、权益和经营成果产生重要影响；（四）公司发生重大债务和未能清偿到期重大债务的违约情况；（五）公司发生重大亏损或者遭受超过净资产百分之十以上的重大损失；（六）公司生产经营的外部条件发生的重大变化；（七）公司的董事长，三分之一以上的董事，或者经理发生变动；（八）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其持有股份情况发生较大变化；（九）公司减资、合并、分立、解散及申请破产的决定；（十）涉及公司的重大诉讼，法院依法撤销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十一）公司分配股利或者增资的计划；（十二）公司股权结构的重大变化；（十三）公司债务担保的重大变更；（十四）公司营业用主要资产的抵押、出售或者报废一次超过该资产的百分之三十；（十五）公司的董事、监事、经理、副经理或者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的行为可能依法承担重大损害赔偿责任；（十六）上市公司收购的有关方案；（十七）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认定的对证券交易价格有显着影响的其他重要信息。
《禁止证券欺诈行为暂行办法》和《证券法》的规定大同小异关于内幕信息的范围二者规定基本相同，只是《禁止证券欺诈行为暂行办法》为规定内幕信息的认定机关，而《证券法》则规定内幕信息的认定机关为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其享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
第三，行为表现――证券交易。内幕人只有利用内幕信息实施了证券交易行为，才受各国禁止内幕交易的法律的约束。客观行为的表现有两大类：一是内幕人员直接利用内幕信息买卖证券或根据内幕信息建议他人买卖证券；二是内幕人员向他人泄露内幕信息，使他人利用该内幕信息进行内幕交易。
第四，主观方面――行为人有主观故意。对内幕信息的规制往往是以行为人明知此内幕信息应予以保密，但为了获利或避损目的，仍利用此信息从事证券交易为要件。内幕交易的主观故意包括三方面内容：其一，行为人必须知悉所利用的内幕信息的内容；其二，行为人必须知道所利用的信息是尚未公开且价格敏感的重大信息；其三，行为的目的是为自己获利获减少损失。[1]
我国《证券法》没有规定由于内幕交易而发生的民事责任，只规定了其行政和刑事责任。[2]虽然《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第77条规定：“违反本条例规定，给他人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赔偿责任。”但该条规定太原则，缺乏操作性。因此，就我国目前有关法律法规而言，对于因内幕交易给广大投资者带来的损失而实施的民事保护是极其有限的。实际上，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都规定了内幕交易的民事责任。如我国台湾地区《证券交易法》第157条规定，违法进行内幕交易者，应就消息未公开前，买入或卖出该股票之价格，与消息公开后10个营业日收盘平均价格之差额限度内，对善意从事相反买卖的人，负损害赔偿责任，其情节重大者，法院得以善意从事相反买卖之人请求，将责任提高至3倍。此外，美国、韩国等均对内幕交易规定了民事责任。[3]所以从保护投资者利益和维护证券市场出发，我国应在以后立法中对相关民事责任加以完善。
（三）操纵市场行为及其民事责任
操纵市场，即证券市场中的操纵行为，是指一个人或某一组织，有意识地利用资金、信息媒体等优势或行政权利或个人影响，背离自由竞争和供求关系而人为制造证券行情，制造市场假象，诱使一般投资者作出错误的证券投资判断、盲目跟从参与买卖，企图获取经济利益或避免损失，或虽未获利但因此使投资公众的利益受到损害的行为。操纵市场行为的表现形式较多，各国立法对它的划分也不尽相同。通观美国《证券交易法》、日本《证券交易法》第125条及台湾《证券交易法》第155条的有关规定，有以下几种典型的表现形式：[1]
第一，虚买虚卖。又称虚售、洗售或冲洗买卖，是指以影响证券市场行情、制造证券虚假价格为目的，人为地制造证券市场虚假繁荣的假象，从事证券所有权非真实转移的证券交易行为。这是最古老的证券市场操纵形式，构成要件为：其一、行为人有主观故意；其二、客观上行为人达成交易，但证券未交割，财产所有权未转移。
第二，相对委托（MatchedOrders）。又称合谋、对敲，是指行为人意图影响证券市场行情，与他人通谋，双方分别扮演卖方和买方角色，各自按照约定的交易券种、价格、数量，向相同或不同的证券经纪商发出交易委托指令并达成交易的行为，即一方做出交易委托，另一方做出相反交易委托，依事先通谋的内容达成交易。其构成要件为：主观上，双方具有通谋的故意，具有制造证券市场假象、诱导投资公众做出错误的证券投资判断、企图获取利益或避免损失的目的；客观上，双方具有通谋行为和委托事实，通常而言，交易双方的委托在时间、价格、数量上虽不要求绝对一致，但要求具有相似性。[2]
第三，连续交易（ActualPurchases）。指意图抬高或者压低某种证券的交易价格，自行或以他人名义，连续买入或卖出该证券。连续交易有两种形式：一是连续以高价买进而抬高股价，二是连续以低价卖出而压低股价。连续交易最重要的特征是操纵行为具有时间上的连续性与持续性。
第四，散布谣言（Touting）。指意图影响证券价格，制造市场假象，恶意散布足以影响市场行情的谣言或不实材料，诱导投资公众做出错误的投资判断，企图获取利益或避免损失的行为。其构成要件是：主观上，行为人须有恶意，即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影响市场行情、制造市场假象而仍然为之；客观上，行为人须有散布足以影响市场行情的谎言或不实资料的行为。
第五，联合操纵（PoolOperation）。指两个或两个以上有较强实力的人联合组成临时性组织，共同运用操纵手段操纵证券市场以谋取暴利的行为。它一般是在同一交易方向中统一步骤，不含合谋进行相对交易。具体形式有二：一是联合交易操纵（TradingPool）；二是期权联合操纵（OptionPool）。联合操纵的构成要件是：主观上具有联合操纵的故意，即行为人须存在共同故意；客观上具有联合操纵的行为，即行为人联合运用操纵手段操纵市场，至于联合操纵的结果如何则不予考虑，联合操纵实质上是一种通谋行为。
除上述几种操纵行为的基本形式外，还有其他一些操纵行为。我国国务院证券委1993年发布的《禁止证券欺诈行为暂行办法》第8条规定：操纵市场行为包括：1.通过合谋或者集中资金操纵证券市场价格；2.以散布谣言等手段影响证券发行、交易；3.为制造证券的虚假价格，与他人串通，进行不转移证券所有权的虚买虚卖；4.出售或者要约出售其并不持有的证券，扰乱证券市场秩序；5.以抬高或者压低证券交易价格为目的，连续交易某种证券；6.利用职务便得，人为地压低或者抬高证券价格；7.其他操纵市场的行为。
中国证监会5月29日发布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严禁操纵证券市场行为的通知》中规定如下：“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以获取利益或者减少损失为目的，利用其资金、信息等优势操纵市场，影响证券市场价格，诱导投资者在不了解事实真相的情况下作出证券投资决定，扰乱证券市场秩序。操纵市场行为包括：1.通过合谋或者集中资金操纵证券市场价格；2.以散布谣言、传播虚假信息等手段影响证券发行、交易；3.为制造证券的虚假价格，与他人串通，进行不转移证券所有权的虚买虚卖；4.以自己的不同帐户在相同的时间内进行价格和数量相近、方向相反的交易；5.出售或者要约出售其并不持有的证券，扰乱证券市场秩序；6.以抬高或者压低证券交易价格为目的，连续交易某种证券；7.利用职务便利，人为地压低或者抬高证券价格；8.证券投资咨询机构及股评人士利用媒介及其他传播手段制造和传播虚假信息，扰乱市场正常运行；9.上市公司买卖或与他人串通买卖本公司的股票；10.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操纵市场的行为。”该通知较为全面的规定了操纵市场的具体表现形式，且赋予了中国证监会较大的认定权。但其中没有关于民事赔偿责任的规定。
《证券法》第71条则规定：禁止任何人以下列手段获取不正当利益或者转嫁风险：1.通过单独或者合谋，集中资金优势、持股优势或者利用信息优势联合或者连续买卖，操纵证券交易价格；2.与他人串通，以事先约定的时间、价格和方式相互进行证券交易或者相互买卖并不持有的证券，影响证券交易价格或者证券交易量；3.以自己为交易对象，进行不转移所有权的自买自卖，影响证券交易价格或者证券交易量；4.以其他方法操纵证券交易价格。
至于操纵市场的民事责任，《证券法》中没有规定操纵市场的民事责任。1993年由国务院发布的《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第74条第1款第2项、第3项、第4项、第5项、第6项规定了单位和个人的操纵行为，第77条规定：“违反本条例规定，给他人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该规定过于简单、过于原则，缺乏操作性，很难在实践中有所作为。从比较法角度讲，各国普遍要求操纵市场行为人须对善意相对交易人的损失负赔偿之责。如日本《证券交易法》规定，从事虚假买卖，操纵市场行情者，应当依违法行为形成的价格，向在证券市场上买卖该有价证券者或办理委托买卖所遭受损害者，负赔偿责任，且美、日的证券法都规定，赔偿请求权自请求权人知道违法行为时起1年内，或自该行为发生时起3年内有效。[1]
（四）虚假陈述及其民事责任
虚假陈述是指具有信息公开义务的市场主体及其所属人员，违反证券法律规定，在证券发行或者交易过程中，对重大事件作出违背事实真相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在披露信息时发生重大遗漏、不正当披露信息，致使投资者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决策失误、造成损失的不法行为。[2]它是发生在证券发行、交易过程中的一种特殊的欺诈行为。[3]构成要件如下：
第一，行为主体――负有信息公开义务的单位或个人，其中既包括证券发行人，证券经营机构，也包括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资产评估机构等专业性证券服务机构，另外也包括了证券交易所、证券业协会等自律性组织。上述《1-9规定》第7条规定：“虚假陈述证券民事赔偿案件的被告，应当是虚假陈述行为人，包括：（一）发起人、控股股东等实际控制人；（二）发行人或者上市公司；（三）证券承销商；（四）证券上市推荐人；（五）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资产评估机构等专业中介服务机构；（六）上述（二）、（三）、（四）项所涉单位中负有责任的董事、监事和经理等高级管理人员以及（五）项中直接责任人；（七）其他作出虚假陈述的机构或者自然人。”
第二，主观方面――虚假陈述行为人有过错，包括故意和过失两种情形。大多数行为人具有故意的主观动机，或是为了诱骗投资者，或是为了逃避监管，故意对公司及证券发行、交易及相关活动的有关重要事项作不实陈述，但也不排除行为人过失作虚假陈述的情况，虽然其主观恶意较轻但仍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第三，客观方面――行为人确实已有虚假陈述有关重要事项的行为。根据《1-9规定》第17条的有关规定，对于重大事件，应当结合《证券法》第59条、第60条、第61条、第62条、第72条及相关规定的内容确定。至于具体的行为表现，主要有以下几种：其一、虚假记载，即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披露信息时，将不存在的事实在信息披露文件中予以记载的行为；其二、误导性陈述，即虚假行为人在披露信息文件中或者通过媒体，作出使投资人对其投资行为发生错误判断并产生重大影响的陈述；其三、重大遗漏，即信息披露义务人在信息披露文件中未将应当记载的事项完全或者部分予以记载；其四、不正当披露，即信息披露义务人未在适当期限内或者未以法定方式公开披露应当披露的信息。
第四，因果关系，即虚假陈述与投资者的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关于因果关系的认定，《1-9规定》从正反两方面认定，其第18条指出：“投资人具有以下情形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虚假陈述与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一）投资人所投资的是与虚假陈述直接关联的证券；（二）投资人在虚假陈述实施日及以后，至揭露日或者更正日之前买入该证券；（三）投资人在虚假陈述揭露日或者更正日及以后，因卖出该证券发生亏损，或者因持续持有该证券而产生亏损。”第19条：“被告举证证明原告具有以下情形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虚假陈述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一）在虚假陈述揭露日或者更正日之前已经卖出证券；（二）在虚假陈述揭露日或者更正日及以后进行的投资；（三）明知虚假陈述存在而进行的投资；（四）损失或者部分损失是由证券市场系统风险等其他因素所导致；（五）属于恶意投资、操纵证券价格的。”从上述对于因果关系的规定来看，其采用了过错推定原则，即：只要投资人买入的是与虚假陈述直接关联的证券，而且是在虚假陈述实施日后、揭露日（或更正日）前买入并造成损失，人民法院即可判定侵权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除非被告能够举出反证。
从上述第18条第2款和第19条第1款可知，只有当投资者在实施虚假陈述行为与揭露或更正该虚假陈述行为之间的时间段内购入并持续持有与该陈述直接相关的证券，投资者的损失才有可能被认定与该虚假陈述有因果关系。换句话说，以下两种情形被排除在民事赔偿范围之外：（一）投资者在虚假陈述实施之前购入某种证券，其后发生的虚假陈述与该证券有直接关联，在虚假陈述实施日或以后至虚假陈述被揭露或更正之日之前，投资者卖出该证券的情形；（二）投资者在虚假陈述实施之前购入某种证券，其后发生的虚假陈述与该证券有直接关联，在虚假陈述实施日或以后，投资者持续持有该证券至虚假陈述被揭露或更正之日的情形。[1]此处的立法缺陷不无遗憾。
至于虚假陈述的民事责任，《1-9规定》第21条至第25条作了明确规定，其第21条：“发起人、发行人或者上市公司对其虚假陈述给投资人造成的'损失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发行人、上市公司负有责任的董事、监事和经理等高级管理人员对前款的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但有证据证明无过错的，应予免责。”第22条：“实际控制人操纵发行人或者上市公司违反证券法律规定，以发行人或者上市公司名义虚假陈述并给投资人造成损失的，可以由发行人或者上市公司承担赔偿责任。发行人或者上市公司承担赔偿责任后，可以向实际控制人追偿。实际控制人违反证券法第四条、第五条以及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虚假陈述，给投资人造成损失的，由实际控制人承担赔偿责任。”第23条：“证券承销商、证券上市推荐人对虚假陈述给投资人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但有证据证明无过错的，应予免责。负有责任的董事、监事和经理等高级管理人员对证券承销商、证券上市推荐人承担的赔偿责任负连带责任。其免责事由同前款规定。”第24条：“专业中介服务机构及其直接责任人违反证券法第一百六十一条和第二百零二条的规定虚假陈述，给投资人造成损失的，就其负有责任的部分承担赔偿责任。但有证据证明无过错的，应予免责。”第25条：“本规定第七条第（七）项规定的其他作出虚假陈述行为的机构或者自然人，违反证券法第五条、第七十二条、第一百八十八条和第一百八十九条规定，给投资人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从上述规定可见，对于不同类型的被告，其所承担的责任并不是完全相同的。针对上市公司（或发行人）、证券承销商和上市推荐人、专业中介服务机构等不同对象，《1-9规定》对其归责与免责作出了不同规定。总的来说分为三种：[1]
第一种是无过错责任，即只要侵权行为存在，被告即使能够证明自己无过错，也必须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此种责任最为严格，适用于发起人、发行人或上市公司，因为上述主体在虚假陈述行为中一般而言是行为的主要发起或炮制者，同时其行为在民事案件受理之前已由有关行政管理机关作出行政处罚或由人民法院作出刑事判决，因此无须再给予其辩解的权利。
第二种是过错推定责任，即首先推定被告是有过错的，但如果被告能够提出证据证明自己没有过错，即可予以免责，无须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此种责任相对较轻，适用于发行人、上市公司的负有责任的董事、监事等高级管理人员，证券承销商、上市推荐人及其负有责任的董事、监事等高级管理人员，专业中介机构及其直接责任人。上述主体在虚假陈述的行为中理应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限于其所作出相应行为所依据的资料或者信息均来源于发行人或上市公司，也有受到欺诈或隐瞒的可能，从而造成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作出错误判断，其行为的性质与发行人或上市公司有可能不尽相同，因此，赋予上述主体有证明自己无过错的权利是十分必要的。
第三种是过错责任，即有过错才承担责任，其举证责任落于原告。此种责任适用于上述两类主体以外的其他机构和个人。《规定》对于各种类型主体的归责与免责事由的区分，较好地体现了法律的公平原则，即责任应与过错相一致。
（五）欺诈客户及其民事责任
欺诈客户是指行为人在证券发行、交易及相关活动中利用其特殊地位，违背委托人、被代理人真实意思从事有损其利益的证券交易，以及诱导客户委托其代理进行证券买卖而从中渔利的不法行为。可见它并非证券市场上的一般欺诈行为，而有自身的特定含义。其构成要件包括：[2]
第一，行为主体是证券公司及其从业人员。从我国《禁止证券欺诈行为暂行办法》中规定的几种具体欺诈客户行为来看，证券经营机构，证券登记、清算机构，发行人或者发行代理人均可成为行为主体，《证券法》第73条更是将证券公司及其从业人员明确界定为“损害客户利益的欺诈行为”的主体。
第二，欺诈行为的侵害客体是证券经营机构及其从业人员与委托其代理买卖证券的投资者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它是行为人为牟取不当利益针对与其有委托关系的投资者实施欺诈，或是诱导投资者委托其代理证券交易，从中获利，因而，欺诈客户行为所侵害的并非一般社会公众投资者的普遍利益。
第三，行为人有主观故意，且已实施欺诈投资者的行为。欺诈客户的行为人有诱骗客户买卖证券的主观故意，这是此行为的核心要素和基本特征，以此区别于证券市场上有损客户利益的其他不法行为。故意实施欺诈客户行为必须具备两个要素，一是投资者在券商的诱导下陷于错误认识，作出不利于自己的投资决定；二是证券公司及其从业人员的诱导行为有充分的利己性。此外，此行为也应已产生投资者损失之后果，如资金、交易费用的损失，以及盈利机会的丧失等。
第四，欺诈客户的客观表现。《禁止证券欺诈行为暂行办法》第10条规定：“……欺诈客户行为包括：（一）证券经营机构将自营业务和代理业务混合操作；（二）证券经营机构违背代理人的指令为其买卖证券；（三）证券经营机构不按国家有关法规和证券交易场所业务规则的规定处理证券买卖委托；（四）证券经营机构不在规定时间内向被代理人提供证券买卖书面确认文件；（五）证券登记、清算机构不按国家有关法规和本机构业务规则的规定办理清算、交割、过户、登记手续；（六）证券登记、清算机构擅自将顾客委托保管的证券用作抵押；（七）证券经营机构以多获取佣金为目的，诱导顾客进行不必要的证券买卖，或者在客户的帐户上翻炒证券；（八）发行人或者发行代理人将证券出售给投资者时未向其提供招募说明书；（九）证券经营机构保证客户的交易收益或者允诺赔偿客户的投资损失；（十）其他违背客户真实意志，损害客户利益的行为。《证券法》第73条规定：“在证券交易中，禁止证券公司及其从业人员从事下列损害客户利益的欺诈行为：（一）违背客户的委托为其买卖证券；（二）不在规定时间内向客户提供交易的书面确认文件；（三）挪用客户所委托买卖的证券或者客户帐户上的资金；（四）私自买卖客户帐户上的证券，或者假借客户的名义买卖证券；（五）为牟取佣金收入，诱使客户进行不必要的证券买卖；（六）其他违背客户真实意思表示，损害客户利益的行为。”以上的有关规定，法院在审理案件时都可参照。
关于证券欺诈的民事责任，受欺诈行为损害的客户以及受损的交易相对人均有权要求损害赔偿。由于证券交易的特殊性，在追究行为人民事责任时，以赔偿作为主要救济途径，一般不考虑恢复原状，即撤销欺诈所致的交易关系。[1]
四、证券民事赔偿制度的实现机制
关于证券民事赔偿制度的实现机制，我们必须通过司法实践逐步总结出一些方便投资者实现自己权益的制度，在时机成熟的时候再通过立法加以确定。至于具体的实现机制，笔者认为应注意以下几方面：
（一）和解先行
在证券民事赔偿案件中，和解对投资者而言，可减少诉讼成本且能早日获得利益；对上市公司而言，可以减少诉累压力；对法院而言则可提高审判效率并起到维护社会稳定的作用，嘉宝案和红光案的和解结案就反映了这一点。在美国，据统计，证券民事赔偿案件在一年内结案的仅8％（通常被法院驳回），两年内驳回或和解的案件有26％，三年内结案的仅占所有案件的39％，其余的都在三年以上，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投资者维权成本之高昂，为了减轻讼累，美国法官也尽量鼓励诉讼各方和解。从长远来看，证券民事赔偿案件通过调解达成和解的途径很多，除诉讼内调解外，还有当事人自我调解、社会调解、行政调解、仲裁内调解等方式，因此，证券民事赔偿制度应建立立体的调解框架。[2]这些应该由法院及相关机构在以后的实践中不断完善。《1-9规定》第4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虚假陈述证券民事赔偿案件，应当着重调解，鼓励当事人和解。”这一规定从某种意义上亦反映了和解先行的趋势。
（二）完善现行诉讼机制
《1-9规定》第三章（第12条至第16条）对虚假陈述民事赔偿的诉讼方式作出了原则性的规定，但其只是对我国《民事诉讼法》的简单重复，没有具体化的规定，更不用提有什么创新的举措。比如其第14条规定：“共同诉讼的原告人数应当在开庭审理前确定。原告人数众多的可以推选二至五名诉讼代表人，每名诉讼代表人可以委托一至二名诉讼代理人。”其共同诉讼仍然是人数确定的诉讼。
从理论上讲，证券纠纷的诉讼程序完全适用《民事诉讼法》的规定。由于证券纠纷中侵权的对象往往是众多的投资者，因此采取共同诉讼或集团诉讼的方式将较为普遍，人民法院应加强对这两种诉讼方式的研究和指导，并有必要正确认识集团诉讼的积极性和必要性。我国着名法学家江平先生曾在一次论坛[3]中说过：“英美法比较灵活，……不仅更重视实用，亦重视商业里面的需要。应该说，只要有商业的需要，它们就会在制度上有所规定。在大陆法和英美法两个挑战面前，往往英美法有时能更好解决问题。”他还举例说：“就侵权行为法国民法典只规定了三条，德国民法典也只规定了十几条，而参照美国侵权行为法重述，有九百多条，它们并没有按照严格的体系被分为一般侵权行为和特殊侵权行为，但是在符合生活需要或者说人的生活关系中的需要的基础上规定的，并不考虑它到底是一般侵权行为还是特殊侵权行为。比如说恶意诉讼，在大陆法系你能说它是一般侵权行为还是特殊侵权行为吗？但在美国，法律上或判例中就有规定。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认为我们应该充分吸收英美法系上的对我们来说行之有效的制度。”笔者认为，美国的集团诉讼正是这样一种我国在考虑证券民事赔偿的诉讼机制时应当充分吸收的行之有效的制度。
美国的集团诉讼是从英美衡平法上发展而来的一种诉讼制度，经过几个世纪的演变，集团诉讼从形式到内容都有了丰富和发展。美国的集团诉讼是指一个或数个代表人，为了集团成员全体的、共同的利益，代表全体集团成员提起的诉讼。法院对集团所作的判决，不仅对直接参加诉讼的集团成员具有约束力，而且对那些没有参加诉讼的主体，甚至对那些根本料想不到的主体，亦具有约束力。[1]美国1月6日修改的《联邦民事诉讼条例》第23条第1款规定了集团诉讼的四项条件：（1）集团一方人数众多，以至于全体成员的合并在实际上是不可能的；（2）该集团有共同的法律或事实问题；（3）代表当事人的请求或共同抗辩是在集团中有代表性的请求或抗辩；（4）代表人能公正和充分维护集团成员的利益。[2]
我国的代表人诉讼制度与美国的集团诉讼相比，在以集团名义起诉的许可性和判决的扩展性上有相似之处，但仍然有很大的差别，这些差别主要表现在：第一、我国《民事诉讼法》第55条明确规定，权利人只有向人民法院进行登记后才能参加到代表人诉讼中来。否则，他必须重新提起诉讼。因此，我国的代表人诉讼是人数确定的诉讼。而在美国，集团诉讼中权利人如果在法院公告期间内没有明确向法院申明退出该集团，那么就视为参加了该诉讼，不必另行起诉，其采用的默示承认原则。因此，集团诉讼的适用范围较我国的代表人诉讼要大。第二、判决扩张的方法不同。美国集团诉讼判决是直接将判决扩张适用于未明示把自己排除于集团之外的成员；而我国代表人诉讼判决则是对未登记的权利人间接有扩张力，即在权利人独立提起诉讼后，人民法院裁定适用对代表人诉讼的判决和裁定。第三、我国代表人诉讼是由其他当事人明确授权产生或由人民法院与多数人商定；而美国集团诉讼则是以默示方法消极认可诉讼代表人的地位。[3]
正是以上三方面的差别，使得我国代表人诉讼制度在解决证券市场纠纷时存在以下缺陷：首先，由于权利人必须到法院进行登记才能参加到代表人诉讼中来，而证券市场中中小投资者众多，让受害人到法院登记并选定代表人会增加诉讼的复杂性，亦增加了当事人的诉讼成本。而且在败诉的情况下，也要承担律师费用，使得许多中小投资者实际上不可能行使诉权。而集团诉讼中，集团成员人数不确定时，判决仍然对不确定的集团成员生效。如果集团一方获得胜诉判决只可能存在多余的利益无法分配的情况；如获败诉判决，集团一方的诉讼费用一般有律师承担。美国集团诉讼代理律师一般采胜诉取酬制度，如胜诉，律师可从赔偿中获得较高的酬金，如败诉，则由律师自己承担相应的风险。因此，就单个投资者来说，其因证券违法行为所遭受的损失并非很大，其本身诉讼动力已经很小，如果还给其诉讼增加障碍，就无法有效刺激诉讼代表人的产生。其次，由于判决扩张方法上的限制，一些权利人在没有及时进行登记而被排除在先前的代表人诉讼中，无法直接获得判决的适用，为维护自己的权利只有再次提起诉讼。这样必然给当事人增加了诉讼成本，既不利于有效保护受害人的合法权利，也无法发挥代表人诉讼严厉制裁违法行为的功能。第三，由于代表人产生方式的严格限制，使得我国代表人诉讼出现的可能性相对要小，更多的情形是受害人息事宁人。[1]正是鉴于这几方面的缺陷，笔者认为我国有必要吸收集团诉讼中的合理因素，完善我国现行的证券诉讼机制。
五、结语
证券市场投资者作为民事主体享有法定诉权，只要其起诉符合民事诉讼法第108条规定的四个条件，属于人民法院管辖，人民法院就应当受理。因此，对这类案件的受理，人民法院应当采取积极的态度。至于人民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可能遇到的技术困难，可以通过及时下达批复、颁布司法解释文件予以解决。即使是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在法律上不能得到支持，也应通过审理作出结论。()而不应像实践中的有关案例，以“法律没有具体规定”为由而不予受理或驳回起诉。上述对建立与完善我国证券民事赔偿制度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但鉴于中国证券市场发展、发育状况及目前立法、司法的实践水平等，使本文对许多重大问题未能涉及，如对投资者遭受损失的事由――合理风险（如系统风险）与违法违规行为之关系――的分析、损害的具体计算方法等；对有些问题尚须进行深层研究，如各种证券禁止行为的归责原则、归责主体、因果关系的认定、诉讼时效，及证券赔偿的实现机制等。这些均有待笔者今后的不懈努力。
证券业属于金融服务业的范畴，在WTO有关的法律框架中服从于乌拉圭回合谈判达成的《服务贸易总协定》。该协定是一个全球性的服务贸易规定，对金融服务业主要有五项基本原则：市场准入原则，国民待遇原则，最惠国待遇原则，透明度原则和发展中国家的特殊待遇原则，即逐步自由化原则。这些原则的核心内容就是市场开放和平等竞争。[2]建立与完善我国证券民事赔偿制度，充分保护投资者是合法权益，对于我国证券市场的对外开放、吸引境外投资者及确保公正、有效、透明的市场具有重要的意义。我们应当在不断完善司法实践、总结各方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逐步建立与完善我国证券民事赔偿制度。
当然，除了完善民事赔偿法律制度，在法律层面上下功夫外，我们还要在公民道德、公众平等意识等思想层面上下功夫，正如我们国家这几年来，不仅提倡“依法治国”，还提倡“以德治国”；也正如着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所说的那样，“市场经济除了需要市场调节、政府调节外，也需要道德调节”。只有法律与道德双管齐下，我们才能建立一个逐步完善、良性循环的市场环境和生活土壤。[3]涓滴而泉涌，一步一脚印，我终相信我国证券市场乃至整个市场经济一定会日趋繁荣、不断完善。
篇11：试论证券民事赔偿制度的建立与完善
试论证券民事赔偿制度的建立与完善
内容提要：201月9日出台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使《证券法》给定的部分股东民事权利有得以维护的基础，但股民的权利仍然未得到实质性的司法保障，有鉴于此，笔者从证券民事赔偿制度建立之必然性（即意义）、具体禁止行为及其民事责任和证券民事赔偿制度的实现机制几方面展开论述建立与完善我国证券民事赔偿制度的相关问题。关键词：证券民事赔偿制度 《1-9规定》 《证券法》 集团诉讼
一、引言
前一段时间，郑百文虚假重组案，中科创业、亿安科技股价操纵案，银广夏虚构利润案等若干侵害投资者权益的恶性证券欺诈案件相继被揭露，人们在震惊之余，强烈呼吁人民法院介入此类案件的民事审判，维护证券市场的公开、公平、公正原则，保障数千万投资者的切身利益。[1]201月15日，最高法院发布有名的《关于受理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侵权纠纷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当时市场参与者与法律界以为这一下可以启动证券民事诉讼运作了、终于可以追究那些欺诈股民的行为人之责任了。于是，对红光实业、大庆联谊、渤海集团、嘉宝实业、ST九州的诉讼陆续送到相关法院。到年中，有些案件也开始庭审，但庭审之后除少数以和解或其他方式结案之外，其他的案件则迟迟不能作判决，原因是在虚假陈述与损害结果间的因果关系上（即谁有胜诉权）、损害计算方法、诉讼方式（单独诉讼、共同诉讼、还是集团诉讼）等发面还存在许多疑问。
年1月9日出台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1-9规定》），至少使《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给定的部分股东民事权利有得以维护的基础。但这是否意味着中国股民的权利就有了实质性的司法保障呢？股民们是否因此就对股市投资更有信心了呢？答案不容乐观。《证券法》从19生效到今天已差不多4年了，尽管在《1-9规定》后对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诉讼已有可操作的细节，但对内幕交易、市场操纵等引发的民事诉讼还是被悬在空中。尤其令人遗憾的是，《1-9规定》本身存在两处重大缺陷，以至于这一名为规制证券市场虚假陈述行为的《1-9规定》，事实上给一部分虚假陈述者留出了逍遥于民事赔偿之外的空子，对投资者的利益保护仍然很不完善，仍然具有许多不确定因素。[2]也正如《南方周末》所言，《1-9规定》的象征意义大于它的实际意义。[3]
有鉴于上述问题，笔者拟从制度建立之必然性（即意义）、具体禁止行为及其民事责任和证券民事赔偿制度的实现机制这几方面展开论述建立与完善我国证券民事赔偿制度的相关问题。
二、 证券民事赔偿制度建立之必然性
综关《证券法》的全部条文可以发现，针对证券市场主体违反禁止性行为而施加的法律责任中，绝大多数都是诸如吊销资格证书、责令停业或关闭、没收违法所得、罚款等行政责任；以及当该违法行为构成犯罪时产生的刑事责任，而极少关于民事责任的规定。[4]此种现象反映了多年来我国经济立法中长期存在的重行政、刑事责任而轻民事责任的倾向。
法国法谚曰：“无救济，无权利。”“任何制度只有以责任作为后盾，才具有法律上之力，权利人才可借此法律之力强制义务人履行其义务或为损害赔偿，以确保权利的实现。”[5]尽管我国证券市场已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证券市场中各项制度的建设也在逐步完善之中，但由于证券法[6]中民事责任制度并未
[1] [2] [3] [4]
篇12：试论民事审前程序的改革与完善
试论民事审前程序的改革与完善
现行民事审判制度在效率和保障公正方面的弱点主要表现在暗箱操作、庭审形式化、重复开庭等方面。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对现行审判准备程序的功能、目的等定位失当造成的。审前程序改革是民事审判方式改革中的重要课题，它牵涉了一系列重要的诉讼理论问题，也对诉讼体系的构造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我国已经进行过一定的审前程序的改革，但并不顺利，曾一度踏入“一步到庭”、弱化审前程序的误区。这说明我国对于审前程序还缺乏系统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讨。本文分析了我国现行审前程序存在的弊端和改革中出现的失误，试图通过借鉴国外审前程序的有关情况，结合我国法院的实践状况，力图总结出审前程序的普遍特点、规律，为我国的审前程序改革提出一点可供参考的意见。一
一、审前程序的涵义和相关规定
（一）审前程序的涵义
审前程序即审理前的准备程序。对于其具体涵义，学者表述不一。但可概括为两大类：一类即广义上的定义：审前程序即审理前的'准备，指法院受理案件后开庭审理前所进行的一系列诉讼活动。另一类为狭义的定义：审前程序指为使案件达到适合开庭审理的目的而设置的，让当事人在开庭审理之前确定争议焦点和收集证据的诉讼程序。两种定义相比较，前者未把审前程序当作一个有机的体系化的程序予以描述，后者则从根本上突出了审前程序的实质内容和本质精神，较为准确地确定了审前程序的内涵。因篇幅所限，本文仅对民事审前程序予以涉及探讨。
（二）我国民事审前程序的相关规定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13条至119条对民事诉讼审理前的程序问题作了相关规定，主要包括以下步骤：（1）法院审查立案后送达起诉状、应诉通知书等诉讼文件；（2）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及当事人有关诉讼权利和义务；（3）承办法官认真审核诉讼材料，全面了解案情，调查搜集必要的证据；（4）通知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加人开庭时间和地点。此外，最高人民法院6月19日颁布的《关于民事经济审判方式改革问题的若干规定》的第五部分，也对庭前准备作了较为详细的规定，其内容与法典规定基本相同，只增加了法官应当“审查有关诉讼材料，了解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和“案情比较复杂的证据材料较多”的案件，可以组织当事人交换证据两方面的规定。
二、我国当前民事审前程序的弊端
上述有关规定，在长期的审判实践应用中，其弊端已显现得愈来愈明显：
1、我国的审前准备活动具有浓重的职权注意模式特征。法院是审前程序中的主要主体，其所实施的一系列诉讼行为构成了审前准备程序的全部内涵。审前程序中权利义务的配置严重偏离当事人，属于他们的权利义务非常有限，不利于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和主观性，如关于当事人的举证责任问题，未明确当事人举证期限及举证不能的后果。实践中，审前活动中权利义务向法官过度倾斜，法官包揽大部分工作，负担很重，而且，本着追求客观真实的目的，又规定法院须按照实际需要依法自行调查搜集证据。这容易使法官先入为主，形成思维定势而导致法官专断，甚至暗箱操作，影响了法院的形象。
2、有违诉讼公正。诉讼公正，包括诉讼过程的公正和诉讼结果的公正，这二者都是诉讼公正的有机组成部分。诉讼过程的公正对诉讼结果的公正有决定性的作用。我国的审前准备活动实际上就是法官调查取证、查明案情的活动，这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庭审的地位，成为对判决形成有决定性作用的阶段。法官在庭审之前已对案件的事实及处理结果有了成形的意见，其在庭审活动中就难以排除预断，做到居中裁判，导致了“先审后开庭”、先定后开庭“的结果。使庭审中举证、质证、辩论等一系列对抗式活动形式化、使严肃的庭审活动形式化。与现代诉讼法所确立的公正、公开、辩论和直接言词等诉讼原则相违背。此外，关于法官主动调查取证的规定，有可能会人为地造成拼命为一方当事人取证，使当事人双方攻防力量失衡，审判有失公正。
3、影响诉讼效率、效益和安定。我国民诉法规定的是证据随时提出主义，亦未建立有效的审前程序，使当事人在开庭前的观点和争议焦点并未明确，鼓励和放纵了一方当事人向另一方当事人搞突然袭击，甚至有部分当事人借机拖延诉讼，重复开庭，多次再审。再有“当事人动动嘴，法官跑断腿”情况的大量存在，稀缺的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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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3：对阜宁县法院民事审判工作的调查与思考
对阜宁县法院民事审判工作的调查与思考
各位代表：
你们好！
民事审判工作是法院工作的重头戏，老百姓所讲的“打官司”主要是指民事诉讼。因为民事审判工作涉及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牵涉面广、工作难度大，既要依法审理，按法办事，又要使人民群众得到满意的结果，矛盾较大，直接影响整个法院的工作和法院在外界的形象。我们阜宁县人民法院在县委领导、县人大的监督下，在上级法院的具体指导下，紧紧围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主题，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司法保障，促进社会稳定、百姓安居乐业、人们和睦相处、社会井然有序，积极探索，坚持司法为民，推进审判改革，民事审判工作取得显著进步。
一、落实各项措施，强化民事审判工作
去年，法院积极筹措资金，建成苏北一流的城北人民法庭，并对其它四个法庭进行了重新装修，使整个人民法庭的面貌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为民事审判工作的开展提供了良好的硬件环境。根据方便审理、方便诉讼原则，今年五月还新设立了羊寨人民法庭，各庭还在有关镇设立巡回办案点。针对民事审判面广量大，政策法律性强的特点，法院将年轻的`审书人员安排到人民法庭工作，配备工作能力较强的庭长到基层。切实加强民事审判队伍的教育培训，积极鼓励和支持他们参加学历教育，目前95%的民事审判人员具有法律本科以上学历。法院还通过开展竞赛等活动，认真搞好民事审判队伍的党风廉政建设，不断提高他们的业务素质和司法能力。
二、认真贯彻民事政策和法律，确保审判活动制度化、规范化
在民事审判工作中，阜宁县法院民事审判庭的全体审判人员认真学习和贯彻国家的民事法律和政策以及最高院的司法解释，熟练地掌握<<民法通则>>、<<民事诉讼法>>和<<合同法>>、<<婚姻法>>等法律法规相关的司法解释。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平等地保护当事人的财产和人身权利。认真贯彻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今年上半年，法院在全县范围内聘请了二十名人民陪审员，经人大任命，省高院和市中院培训，目前已全部上岗，和审判人员一样成为审判组织重要成员。坚持规范庭审活动和司法程序，正确地适用普通程序和简易程序。坚持巡回审判制度，选择了一些赡养、侵权、道路交通事故赔偿等案件，深入到农村、居委会就地开庭，取得了审判活动的最佳社会效果。
三、狠抓审判质效管理，全面提高民事审判工作水平
审判质量和效率是法院工作的主题，也是人民群众对法院工作的期望和要求。阜宁县法院始终把质量和效率放在突出位置，采取各种措施，确保案件质量和审判效率，全面提高民事审判工作的水平。
加强教育，增强审判质量、效率意识。抓好审判工作的各个环节，保证程序公正。坚持重大疑难复杂案件的集体定案，防止因个人的偏见而导致实体裁判的不公。强化审判管理，把法官审判业绩同个人利益直接挂钩。
四、充分发挥审判优势，大力强化司法调解功能
我们党所要构建的和谐社会是民主法制、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人民法院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又一重要职能是“调”――即调解。调解工作至关重要，“能调则调、当判则判、判调结合、案结事了”是最高人民法院对基层法院或法官在新形式势下的基本要求。阜宁县法院民事庭强化诉讼调解，尽量把矛盾解决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他们一方面认真审理好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各类民事纠纷案件，凡是经基层民调组织调解达成的协议，只要不违反法律、法规和社会公共利益，不违反当事人的意志，又不明火执仗公平的，都予以支持，确认其效力，判令当事人按约履行。另一方面他们充分发挥审判职能，在诉讼保全环节上加大调解力度，使一大批案件通过调解协商的方法加以解决。近两年，阜宁县法院民事案件的调撤率始终维持在50%左右，施庄法庭和益林法庭的调撤率更已达60%以上，有力地促进了地方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
五、强化服务意识，确保审判工作的社会效果
民事审判工作具有直接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服务的功能。在实际工作中，阜宁县法院一方面强调司法公正，坚持贪污办事，另一方面在确定具体案件裁判结果时，尽量考虑到双方当事人的利益、公众的认知程度和可能带来的正反影响。
六、增强自学接受人大监督意识，切实改进工作作风
阜宁县法院注意摆正被监督者同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位置。除每年一次的人大会议上，向全体人大代表汇报人民法院的各项具体工作外，在日常工作中认真听取人大领导，特别是内司委领导和人大代表对法院民事审判工作的批评、意见和建议，并注意在实际工作中按照其要求抓好落实。他们全力配合人大个案监督，经常向人大领导和内司委的领导汇报具体案件，尽最大可能的做好个案的审判工作，尽量达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经过调查研究，我认为当前民事审判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有：
1、民事审判工作受到当事人信访压力和媒体的影响，公正司法受到挑战。
2、解工作由于律师的参与和基层调解组织的不健全，调撤率提升的空间已越来越小。
3、新类型的案件如农业承包合同中的侵权案件，人民法院在实际操作中有相当的难度。
4、别案件的审理在程序上不够规范。
5、力量不足，民事审判队伍的建设还需进一步加强。
针对以上几种存在情况，我建议：
1.改善司法环境,促进司法公正。法院要加强独立审判制度建设，进一步完善公开审判制度；今后如有媒体对民事审判施加压力，可与宣传部门联系，及时制止和纠正。
2、把法官队伍建设作为一项战略性任务来抓，进一步提高司法人员素质。法官必须有较高的法律专业知识、政治素质、高度的责任感，同时还必须具有丰富的审判实践经验和驾驭庭审能力，这就要求法官加强素质教育，提高法学理论知识和明确法律理念，增强内心确信；培养出一支高素质法官队伍，使审判工作走向制度化、规范化，真正做到公正司法、公道审判。
3、加大对审判工作的经费投入，保证办案所必须的经费。人民政府要加大对法院的投资，最大限度地满足法院办案经费问题。
4、突出“调”字，依法调解各种矛盾纠纷，营造和谐环境。民事调解工作应从情、理、法方面为争议双方寻求沟通的结合点，引导当事人自愿调解，达到最佳效果，把诉讼调解作为构建和谐社会的一项重要工作常抓不懈，在调解的主动性上下功夫，在调解形式上求创新，在调解的方式、方法上求突破。调解是审判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抓住调解时机，释法说理，化解积怨，提高调解成功率，及时有效地化解矛盾，稳定社会应加大调解力度，促进社会和谐。
★绞刑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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