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小编给大家整理的略谈荀况的欲望论研究论文，本文共15篇，希望大家喜欢!
篇1：略谈荀况的欲望论研究论文
略谈荀况的欲望论研究论文
[摘要]战国末期的思想家、教育家荀况，是朴素唯物主义思想的集大成者，他在提出“性恶论”的人道观时，曾经对人类欲望问题作了比较细致而又独到的分析，尤其是对如何满足人类欲望以及满足欲望的原则问题进行了客观的分析和论证，最终建构起比较系统的“欲望论”。在当今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每个人应如何认识和对待欲望问题，从中可以得到诸多启示。
[关键词]欲望满足欲望理性思维原则
在先秦诸子中，凡谈及人类欲望问题者甚多，但大都浅尝辄止，没有能作深入的分析。到了战国末期，先期各派学术思想的总结者荀况（约公元前3至前238年，战国末期赵国人），为了提出他的“性恶论”的人道观，曾对人类欲望问题作了比较细致而又独到的分析。他不仅分析了欲望的各种表现、欲望的性质等等，而且还分析了欲望的满足和对待欲望的原则等问题，以致形成了比较系统的“欲望论”。本文拟就荀况“欲望论”的主要内容作一浅析。
一、人生来就有欲望，欲望是人的性情的反应
荀况首先肯定的命题就是：“人生而有欲”。[1]即人们的各种欲望如欲食、欲暖、欲息、好利、恶害等等，是人与生俱来的生理机能。他认为：“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生而有疾恶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焉。”[2]
在此基础上，荀况还对人的性、情、欲之间的关系作了比较客观的理解。他认为：“性者、天之就也；情者、性之质也；欲者、情之应也。”[3]在他看来，性是天生成的，情是性的本质，欲则是情或性的具体反应。例如寒冷本身是情或性的本质的一种表现，而求暖的要求就是欲。既然性与情是“无待而然”的，那么欲同样也是“无待而然”的。在中国思想史上，荀况第一个直接地论述了性、情、欲之间的关系问题。
二、人的欲望是多种多样、无穷无尽的
在荀况以前的思想家当中，论述欲望的表现时，一般都只仅仅停留在“欲富”、“欲贵”之类，而荀况论列欲望的范围却相当广泛。他在《荀子》“性恶篇”里指出：“今人之性，饥而欲饱，寒而欲暖，劳而欲休，此人之性也。”“若夫目好色，耳好声，口好味，心好利，骨体肌理好愉佚，是皆生于之情性者也。”[4]由此可见，人的欲望确实是多方面的，按现代的归类来看，既有物质方面的欲望，也有精神方面的欲望，而且“穷年累世”永“不知足”。
因此，荀况认为情为欲多，而不欲寡，欲寡是错误的。他并进一步解释道，情为欲多“缘天官”，即人本身是一个复杂的机体，有各种器官，而每一种器官都有一种欲望，目有目欲，耳有耳欲，口有口欲，心有心欲，所以欲多是人之本性。据此，《荀子》“正论”篇里还专门批判了宋钘的“欲寡”论。他曾挪揄宋钘道：如果人之情真是欲寡而不欲多，无异是说“人之情为欲富贵而不欲货也，好美而恶西施也。”[5]所以欲多而不欲寡者是正确的，也就是说人的欲望是多种多样、无穷无尽的。
三、欲望本身和满足欲望的要求有区别
关于欲望本身，荀况认为欲望是人的自然的生理现象，他所说的“欲不待可得，所受乎天也”[6]就是这个意思。至于满足欲望的要求，荀况则另称之为“求”。所谓“求”，并非只根据人们的生理欲望而活动，还要经过理性的思维作用进行判断才能决定是否去求。“求者从所可，所受乎心也。”[7]这里所说的“心”即理性思维，所以“求”就是经过理性思维判断后的满足欲望的'要求，这显然和生理欲望本身的范围是不相同的。正因为满足欲望的要求有理性为依据，因此在一定范围内的合理欲望不但不应该“去”或“节”，而且应该充分地予以满足。
因此，他竭力反对道家的“无欲论”和“去欲论”。荀况认为老子笼统的强调“无欲”或“去欲”是不对的，因为只要是合乎理性的欲望肯定是可以满足的，人们根本不用“去”。所以“凡语治而待去欲者，无以道欲而困于有欲者也”。[8]
四、在满足欲望的活动中，理性思维的作用至关重要
荀况认为，既然天生的比较单纯的欲望和受着内心多方面的思虑所得出的欲望要求有所不同，那么就有可能出现“欲过之而动不及”或“欲不及而动过之”[9]的现象。荀况解释说，“欲过之而动不及”即欲望不强烈但行动却很积极，那是由于内心的驱使。所以其根本的问题在于“心”。他并且还进一步指出，如果说思维的判断是合理的，那么欲望虽多而对国家治理却没有妨害，如果思维的判断不合理，那么欲望再少，而对于国家的扰乱却是阻止不了的。所以治和乱的关键不在于欲望的多少，而在于理性思维的判断是否合理。由此可见，理性思维的作用相当重要。既然如此，人们在追求欲望的满足中，就可以利用理性思维的作用将欲望予以适当的调节和引导。
五、人类对待欲望最好的原则就是“进则近尽，退则节求”
荀况在分析了上述欲望问题后便总结道，欲望虽然不能完全满足，但可以接近于完全满足，欲望虽然去不掉，但对欲望的追求却可以节制。
由此，他便得出了所谓道欲的主张。荀子在“正名篇”中指出：“道者，进则近尽，退则节求，天下莫之若也。”[10]其意思是说，对待欲望的正道，就是在可以进取的条件下，就尽量使欲望接近于完全满足，在不能进取的情况下，就节制自己的欲望，这是天下对待欲望最好的原则。因此，对待可以依从的欲望，那就应该顺从它，而对待不可依从的欲望，那就应该放弃它，“故知者论道而已矣”，[11]所以真正的聪明人只论欲望是不是合乎正道就是了。
总之，荀况在他所接触到的各种现象中，欲望问题分析得最为细致，论述得也最为突出。他对欲望问题所作的考察和分析，不仅为当时建立和巩固新兴的地主阶级所有制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而且对整个中国思想史的发展所作的贡献也是无庸置疑的。尤其是在当今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每个人到底应该如何认识和对待欲望问题，从中可以得到诸多启示。
参考文献
[1]荀况：《荀子》礼论篇第十九
[2][4]荀况：《荀子》性恶篇第二十三
[5]荀况：《荀子》正论篇第十八
[3][6][7][8][9][10][11]荀况：《荀子》正名篇第二十二
篇2：论人的欲望论文
论人的欲望论文
人都有欲望，所谓欲望，就是某种要求，就是所要达到的目的及其过程或者说实现的过程。欲望可以从许多不同的角度和方面进行分类。比如从广义上分，欲望包括人所要达到的一切目的、一切要求；从狭义上分，可以仅指那些生命的必然要求和对社会造成危害的欲望和行为方式。
从个性和共性上说，有的欲望是个性的，有的欲望是共性的。
从社会效应和善恶上说，有的欲望是正效应，推动社会前进，为人类带来和平幸福文明进步，是对社会的贡献；有的是负效应，是对社会的破坏或危害；有的是善有的是恶；有的是中性的，只是一个、一种正常的要求、行为而已，无所谓正负善恶！
有的欲望是社会关系社会内容的；有的是生物生理的；有的是物质的有的是精神的；有的是个人的有的是社会的；有的是利己的有的是利他的；有的欲望是上述多种的综合共融。
有的欲望是对人类的巨大贡献，如哥白尼、牛顿、爱因斯坦等。他们那种探寻真理、献身科学的欲望，对人类做出了巨大贡献。
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是追求共产主义信念、社会公正人民幸福的欲望。
有的欲望是正当正常或必然的`，有的还是人的共性，但由于种种原因，它表现出来、达到这个目的所使用的手段、过程及其后果，却不一定相同，有的可能是危害社会他人的，产生负效应，如性欲、衣食住行财气色权等等。
人的欲望是多种多样的，你不可能使单个的人和社会全体的人只有一种统一的单一的欲望。既然如此，那么从事物的辩证法角度和对立统一规律说，正是人类欲望的多样性、复杂性、矛盾性，才构成了我们今天人类社会五彩斑斓丰富多彩的世界。欲望就如太阳的核聚变，源源不断的提供动力，使太阳发出光和热，使宇宙充满了生机。人类要是没有了欲望，就像太阳没有了核聚变，就会萎缩。正是人类永不满足的欲望，才推动了社会的发展。
我们不可能完全消除那些对社会有害的欲望行为，但我们能够努力地把它减少。就正如一群蚂蚁，尽管作用力如何的不同，但总是在推动着庞然大物前进。总而言之，人类要是没有了欲望，人类社会就会停滞不前！人类社会发展的今天，正是永不满足的欲望的强大推动力的推动！
篇3：论欲望作文300字
论欲望作文300字
欲望这种东西，是无形的，也是存在于每个人心中的，欲望有如一柄双刃剑，能使人奋进，亦能使人堕落，亦能让人努力，亦能让人疯狂，能让人奋发图强，更能让人深陷其中，无法自拔。
心灵犹如一片平静的海面，欲望就像是其中的一小片潮水，可以让无波的水面加一缕活跃，也可以让波涛泛滥，成为一片海啸。人不能没有欲望，那样会使人如静水般平静无波，死气沉沉。没有欲望，就相当于没有目标，更不能激起你心中那一抹努力的涟漪。而欲望过多或过大，更能让人迷失，反倒让人丢失了那一片平静，更不能让人静下心来，当然，欲望是不能和“狼子野心”混为一谈的。每个人心中，都有欲望，没有欲望，人就不能奋发图强，没有进取心。不要说欲望就是贪婪，就是野心，从而朝着心如止水，心神宁定的方向努力。没有欲望是不行的，因为这样不可以激起你的进取心，更不能让你努力，只能成为一个无论做何事都觉得枯燥乏味，没有兴趣的人。
没有欲望还有一点极大的害处——即自我满足，不思进取，只要一件事“做的不错”就不会再往更加深入的'方面去努力，也就是不追求完美的人，就是不是“完美主义者”，当然，欲望和完美主义可以说是互相连通的，有了想让事物完美的欲望，才会有所谓的“完美主义”，同理，有了欲望，才会有做其他事的想法，从而做出来，可见，欲望与很多事是相联系的。
欲望，是一柄双刃剑，如果你可以合理的控制这把剑，就可以让它刺向困难，阻碍，反之，利刃面对的，则是你的心脏。
篇4：论欲望作文500字
论欲望作文500字
没有欲望的人，他的生活如荒凉的戈壁，冷冷清清，没有活力；没有欲望的人，他的生活如无舵的航船，颠颠簸簸，没有方向；没有欲望的人，他的生活如漫长的黑夜，昏昏暗暗，没有光明。
当雏鹰尚嗷哺于巢穴之中，观望蓝天白云之时，它就有了欲望，那就是振翅九霄，与蓝天搏击，与白云共舞；当骏马休憩于栅栏之中，昂首长嘶之时，它也已有了欲望，那就是奋啼原野，驰骋天下。
那么何谓欲望呢？欲望是永不向敌人低头的执着，是永不向别人妥协的坚毅，是永不停止追求的脚步。欲望是点亮人生的火把。
喜马拉雅山直冲霄汉，因为有了攀爬者的欲望，所以上面才有胜利者的'旗帜；撒哈拉沙漠一望无垠，因为有了跋涉者的欲望，所以里面才有了跋涉者的脚印；阿尔卑斯山壁立千仞，因为有了探险者的欲望，所以其中才有了探险者的身影；雅鲁藏布江湍急浩荡，因为有了勇敢者的欲望，所以其中才有了勇敢者的故事。月球“遥不可攀”因为有了航天者的欲望，所以才会出现星条旗。
瞧瞧历史吧！我们的祖宗归有光八次落弟，于是有了《项脊轩志》这样隽永的文章；英国的大将军威灵顿七败七战，于是有了永垂千古的美名；越王勾践卧薪尝胆，于是有了“苦心人，天不负”这样的豪言壮语！是什么让他们有如此大的动力，是什么支撑着他们呢？我想是欲望，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欲望会指引人走向光明，成就辉煌。
一个人的目标定得高，他就必须付出更多的汗水，有了欲望，就得风雨兼程去实现它。
志存高远吧！壮志凌云吧！让我们拥有一个值得一生为之拼搏的高远志向吧！不在逢蒿间低低飞舞，敢上青天的鲲鹏比翼，摈弃燕雀屋檐下廉价的欢悦，勇敢的飞上高楼接受风雨雷电的洗礼。为思想拼搏，向人生的高空展翅飞翔。
欲望，人的精神动力，欲望，人生成功的出发点，欲望，点亮美好的明天。
篇5：教学论研究的论文
关于教学论研究的论文
常听许多有经验的教师在经过某些所谓教学论专家培训后感叹“不知道课怎样上了”！更奇怪的是，冠之以新课程培训名目的一些教师培训成了教师游山玩水的借口，而培训组织者也心照不宣地把地点选在一些风景名胜区。
为何理论工作者在构建教学论的理论体系，进行宏大理论叙事的时候，那些奋战在课堂一线的教育实践工作者却显出了对教学论学科的极度冷漠？教学研究的最大困惑不是教学论学科研究本身，而是某种程度上教学论面对教育现实表现出的一种无能为力。传统迷失、西方话语泛滥、实践的困惑是我国当代教学论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传统话语迷失
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孕育了我国源远流长的教学论思想。孔子朴素的生活教育观，老子的自然主义教育目的论、体悟自化的教学方法论，墨家的科学教育思想，佛教禅宗的“迷了师度，悟了自度”的学生观……这些灿烂的思想，昭现出无穷的魅力。古代先哲的思想不仅影响了中国的教育，还影响了世界的教育。但这些本属于我们传统教学思想精华的东西，在我国教学论发展的现代化过程中却失去了它应有的影响力。
是这些传统的东西太陈腐，没有了现代的生命力？还是这些东西我们太熟悉，不能提升我们的学术层次，不值得研究？如果是这样，那些被我们奉为圭臬的西方学者为什么总能在这些被我们轻视的东西中生发出自己的学术生长点？美国学者罗杰斯不就是从老子那里找到了自己“无指导教学”理论的源头？再试想一下，我们是否曾经静心或愿意静心研究祖先遗留下的学术经典？
西方话语泛滥
教学论研究过程中的理论借鉴对中国教学论的发展有着非常积极的意义。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对前苏联教学理论的'借鉴，八九十年代对西方教育心理学、系统科学的借鉴都是非常成功的经验。借鉴的用法是比照，比照的目的是对自己本根本土的课程与教学进行改造、创新。
翻阅近年来的教育期刊和理论著作，我们发现，充斥其中的都是些西方的理论话语，现代、后现代，解构、建构，动辄欧美，似乎学术的生长点都得依靠在人家身上。头脑中装着别人的思想，脚行进在中国的大地上，我们能不困惑？
还有一个令人不安的事实。我们所借来的理论有许多在其本国的教育实践中已被证明是不合其教育实际的，事实上是行不通的。更有甚者，一些理论并未经过任何教育实践的检验，还只是理论家头脑中的一种构想。
还有一些理论在它的产生国只是哲学、社会学理论，到了我国却不加科学转化，就演化成了教育理论。
面对实践有惑
教学论研究的最大困惑不是教学论学科研究本身，而是在一定程度上无力指导教育现实问题。问题出在哪里？
我们的变革必须从我国实际出发，而不是从哪个外国的实际出发。中国传统哲学强调“知行关系”，不论是“知先行后”、“知后行先”，还是“知行合一”，都注重知行结合对人们行为处事的意义。教学论是一门理论学科，又具有很强的实践性。我们不妨汲取知行理论的精华，贯彻到我们的理论研究中去，做到理论和实践的紧密结合。但教育理论研究者习惯于在封闭的学术理论领域中苦心钻研，一心想用“自己”的理论去框定实践，让实践去适应所谓理论，遗忘了教育实践这片沃土，忘记了只有根植于实践之上的理论之花才能开得更加长久。
研究回归本土
中国教学论研究需要一颗静默的心，需要一种传承文化的责任心。要注意把中国文化史纳入当代教学论研究的视野，但我们对自己的经典还不甚了解、还没有吃透。缺少文化自信导致我们过于依赖外域的理论，使本民族的理论患上“失语症”。
我国教学论学科发展的必然选择是“回归本土”。杨启亮教授认为，回归本土是不该成为问题的问题。但在我们当下的课程与教学改革中，这却成为一个实实在在的问题。教学论研究回归本土，要着重解决如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研究对象的本土化。中国教学论研究对象应是中国的教学，而不是别国的教学。我们面对的是中国的课堂，课堂上活动的是在几千年中华文明的积淀中成长起来的中国孩子。
研究方法的本土化。除了坚持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工作方法，研究方法还要特别强调如下几个因素：一是深厚的中国文化传统。中国文化有重视教育的传统，这种传统中产生并形成了富有特色的中国古代教学理论体系。以儒墨为正统，以道家潜隐之学为补充的中国教育思想传统构成了教育的传统特色。我们应该从传统的合理内核中生成教学论研究的当代价值。二是中国人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传统中国人的自然观是一种天人合一的自然观。这种自然观有很强的伦理性，把宇宙事物人格化、伦理化，强调认识的目的求善大于求真。这种思维方式对人们的教育思想有着极大的影响。三是知行结合的实践观。现实需要我们去反思，在反思中进步。
篇6：论国际法的研究方法论文
论国际法的研究方法论文
国际法方学说及学派与国际法研究方法紧密相连，一定程度可以说方法是学说、学派之因，学说、学派则是方法之果。自然法学派和实在法学派是国际法的主流学派，与其相对应的国际法研究方法便是价值分析研究方法和实证分析法方法，这两种方法对于国际法的发展和完善起到了重要的“构建”作用。
一、国际法研究方法概述
近些年来，我国国际法学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涌现出大量的学术著述，但在研究方法上并无显著变化。国际法的研究方法只是在一些教科书中有简要陈述，而在实际研究领域较少有人谈及。德国法学方法论大师卡尔·拉伦茨在其名著《法学方法论》中指出：法学之所以成为科学，在于其能发展及应用其固有之方法。判定一门学科成熟到何种程度，一个很重要的学术标示就是看其有无特定的研究方法。[1]国际法作为法学门类的一门独立学科，自然要适用法学的一般研究方法，同时应有自身特殊的研究方法或者至少在法学一般研究方法中有所偏重。
国际法在其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许多学说和学派，这些学说及学派和研究方法紧密相连，一定程度可以说方法是学说、学派之因，学说、学派则是方法之果。[2]20世纪之前，自然法学派和实在法学派是国际法的主流学派，自然法学派主张国际法是自然法的一部分，自然法则是从自然现象中抽象出来的一些概念，如人类良知、理性、共同法律意识等。实在法学派则认为国家意志是国际法效力的根据，否认从自然法抽出来的抽象概念作为国际法效力根据。与自然法学派和实在法学派相对应的国际法研究方法——价值分析研究方法和实证分析法方法，实证分析采用事实分析、判断和评价的方法，而价值分析则多采用价值判断和评价的方法。前者要解决的问题为“实际是什么”，而后者要解决的问题在于回答“应该是什么”。[3]就国际法而言，实证分析方法要解决的是国际法“实际是什么”的问题，价值分析方法要回答的是“国际法应该是什么”的问题，这两种方法对于国际法的发展和完善起到了重要的“构建”作用。
二、价值分析方法
价值分析方法是一种从应当如何的角度分析、判断和评价法律问题的研究方法，它实际上是对法律进行一种超越其规则形态的价值判断和终极关怀。[4]价值分析的方法一般被法学家用来研究、分析既有法律规则的优点与不足，侧重于对法律漏洞的分析，以期对未来立法及法律适用有所贡献。法律及法律活动之所以不是价值无涉或价值中立的，是因为法律不是自然物，不属于自然界，而是人造物，与人类的社会生活密切相关。而人不仅仅是生物地存在者，而且是能够追问意义和追寻价值的存在者。价值分析研究方法对于认识国际法的本质和价值取向，改革和完善现有国际法制度，推动国际法的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价值主义的拥护者认为：“首先，‘事实’的丰富性或者说现实世界人们关系的复杂性、多样性，迫使研究者或立法者不得不选择一些关系进行研究或规范，而选择总是与选择者的价值取向有关; 其次，观察者和等待解释的客观事实之间是相互作用的，因为人们能够观察到什么东西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他所接受和拥有的理论结构。”[5]因此，通过价值主义方法研究国际法时，就同一法律制度，不同学者往往会站在不同的立场进行分析，如对WTO 体系的理解和评价，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学者因立场不同得出的结论就会有所不同，甚至截然相反。除了分析现行的国际法外，价值分析还着眼于对当下的国际法进行反思，提出批评和改进的建议，促进国际法的发展及完善。
三、实证分析方法
实证分析方法是一种通过对经验事实的观察和分析来建立和检验各种理论命题的科学研究方法。[6]国际法的实证分析即为以现有国际条约、习惯、国际法院判例等为基础，进行比较、分析和总结，对有关国际法问题的法律规制及适用问题得出相应的结论。这一研究方法也被称为注释法学的研究，或者国际法教义学的研究。可以说实证分析是国际法学的看家本领，是法学研究最基本、最主要的路径。主张实证研究方法学者认为：“第一，国际法的研究如果不基于实证，会让国际法看起来不像‘法’，而更像国际政治、国际关系; 第二，国际法研究如果缺乏实证，会使结论缺乏说服力。”[7]
尽管存在对实证分析方法的一些批评，但实证分析方法在国际法领域的主导地位未曾动摇过。这一方面是由于对实证分析方法的批判无力推翻实在法学派赖以建立的基础——广泛的'国际法规则;另一方面， 基于批判实证分析方法而产生的各种研究方法反过来对改革完善实证分析方法发挥了重大作用， 从而使实证分析方法抛弃或减弱了传统的严格形式主义色彩，转向现代的、更实用、更务实的做法。
四、国际法研究应当结合价值分析与实证分析研究方法
通过前述研究比较可见，价值分析方法和实证分析方法虽然存在着一些本质差异，但是在应用上并不互相矛盾，而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一方面，人的价值判断要以事实认知、实证分析为基础，另一方面，人的任何实践活动都不是盲目的，总是受着一定的价值目标的导引，法律实践更是如此。国际法学家运用价值分析方法进行法律的价值分析，大多是在现有国际条约、习惯、国际法院判例等基础上进行，只有对当前国际法规范及实践有所理解才能对其进行评判，进而提出在法律价值上更进一步的国际法规则。同样，实证分析也不仅只囿于现有的法律规范及实践，在更深层面是兼顾到法律背后体现的人类社会普遍价值。
我们要清楚的认识到，一旦研究方法单一化，其后果是不容乐观的：对于国际法本身，容易使分析对象始终停留在“静止的”文本状态，对于与之相关的其他方面，包括法律的起源、背景、运行空间等“社会学”方面的内容，却处于忽略状态。这样的研究方法，容易使研究成果脱离“现实土壤”，其生命力和对实践的影响力将大打折扣。[8]因此，国际法学者在研究分析解决国际法律问题时，既要坚持实证分析方法，以条约、习惯法、一般法律原则为准绳，对国际法院等司法仲裁机构的判决或裁决进行综合、全面地衡量，又不能弃价值分析方法于不顾，一味遵循当前的国际法律制度，而不去思考法律背后牵涉的国家利益、人类价值理念等是否符合公平正义。无论是规范分析还是实证分析，都是法律认识和实践必要环节，二者不可偏颇，它们贯穿于整个法律实践过程，正是它们的统一使得对国际法的认识和实践不断向前发展，有二者结合才能让国际法研究更加深入、细致并且更符合长远发展的需要。
篇7：论复杂性研究
论复杂性研究
复杂性研究是21世纪科学关注的中心议题之一.复杂性是动力系统演化的固有属性.层次结构的形成及其转捩既是复杂性的表现,也是系统整体性质的'实现形式.非线性非平衡系统是复杂性研究的难点所在.复杂性研究应以整体论为原则,整体论与还原论相结合,以多尺度建模和有效数值计算为手段,努力探求物质世界运动的根本规律.
作 者：王玉海 喻国华 WANG Yuhai YU Guohua 作者单位：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江苏,南京,210024 刊 名：系统科学学报 PKU英文刊名：CHINESE JOURNAL OF SYSTEMS SCIENCE 年，卷(期)： 14(2) 分类号：N031 N94-0 关键词：复杂性 层次结构 非线性、整体论 多尺度建模篇8：论犯罪构成研究
论犯罪构成研究
论文摘要我国司法实践中一直遵循着四要件犯罪构成理论，但是理论界关于犯罪构成的论争却已持续很久，集中在是坚持或者完善四要件犯罪构成，还是以三阶层犯罪构成予以重构。本文从比较的视角，从概念、结构、出入罪机制等方面对这两种犯罪构成理论予以论述。
论文关键词犯罪构成 四要件 三阶层
近年来，刑法学中的犯罪构成理论在我国和德国、日本成为研究的热点，如德国的希尔斯、威尔兹等的目的行为论、主观犯罪要件与总体犯罪要件等方面的研究，日本井田良、振津隆行、山中敬一、竹田平直山口厚等的主观违法要素现在与目的行为论等方面的研究，还有韩国的金日秀、裴锺大等的体系性犯罪论等方面的研究。这些研究极大地丰富和完善了犯罪构成理论，从贝林提出的“客观的、中立的”犯罪构成理论发展到洛克辛的“包含所有不法要素的总体的”犯罪构成理论。我国郑军男、陈兴良等的犯罪论理论的系统整合与犯罪构成位阶性研究，使得三阶层犯罪论体系的立体与四要件犯罪构成理论的平面更加明晰，进而形成两个旗帜鲜明的研究流派。
一直以来，我国刑法采用的是缘于前苏联的四要件犯罪构成理论。近些年来，关于我国犯罪构成理论的走向成为理论界论争的热点，存在着坚持、完善、直接引进和创新模式等几种主要观点，前两种观点归为“改良论”，后两种观点归为“重构论”。改良论的立场在于坚持“四要件”构成理论框架，重构论的立场在于采用大陆法系的“三阶层”犯罪构成理论。目前，实务界仍然采用“四要件”构成理论。司法考试似乎也受到过理论界论争的影响，的《国家司法考试辅导用书》采用了“三阶层”犯罪构成理论，现在仍然采用“四要件”构成理论。
一、两种理论下的犯罪构成概念
犯罪构成是刑法规定的认定犯罪的规格和模型，不同的犯罪构成理论下，对于犯罪构成有不同的界定。四要件构成理论下，犯罪构成，是指刑法规定的，决定某一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及其程度，而为该行为构成犯罪所必须具备的一系列主客观要件组成的有机整体。三阶层构成理论下，犯罪构成，是指刑法规定的，反映行为的危害性(法益侵害性)和应当承担责任性(有责性)的客观和主观构成要件的有机整体。
两种构成理论的共性表现在：都强调犯罪构成的法定性;都认为犯罪构成是主客观要件的统一整体，这主要是由于两种犯罪构成理论的起源和历史相同。犯罪构成的概念源于16世纪的意大利刑法学者法利丘，后来，德国刑法学家克莱因将其译成“犯罪构成”，不过，此时的犯罪构成仍属于诉讼法上的概念。直到费尔巴哈从罪刑法定原则出发，把刑法分则上关于犯罪成立的条件称之为犯罪构成，才赋予其实体法的意义。在德国刑法理论的影响下，前苏联于19世纪下半叶开始进行犯罪构成的研究，形成了四要件犯罪构成理论，并且于20世纪50年代被我国刑法学界所接受。
二、两种理论下的犯罪构成结构
一般认为，四要件犯罪构成的逻辑结构具有平面的耦合性特点，由四个相互并列的要件组成，即犯罪客体、犯罪客观方面、犯罪主体和犯罪主观方面。犯罪客体，是指刑法保护的而为犯罪行为侵害的社会关系，关于犯罪客体能否成为犯罪构成要件也是刑法中争议较大的问题之一;犯罪客观方面，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犯罪的客观外在表现，通常由危害行为、危害结果、因果关系等要素构成;犯罪主体，是指实施危害社会的行为，并且依法应承担刑事责任的单位或者个人，作为犯罪主体必须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犯罪主观方面，是指犯罪主体对自己实施的行为及其后果所持的心理态度。这“四要件”彼此之间没有前后的逻辑关系，只要同时具备即构成犯罪，成为犯罪构成的积极要件，缺任一要件则不能构成犯罪。而作为“形似有罪、实为无罪”的正当防卫和紧急避险等排除犯罪的事由是犯罪构成的补充，成为阻却犯罪成立的事由。
三阶层犯罪构成则采取递进式的逻辑推理形式，由该当性(符合性)、违法性和有责性三个要件组成，各要件之间具有明确的位阶关系，逻辑清晰，成为一种立体的犯罪论体系。该当性(符合性)，是指构成要件的实现，即所发生的事实与刑法条文所规定的构成要件相一致。构成要件该当性的判断，是一种价值关系的事实判断，是一种抽象的、定型的判断，包括犯罪主体、犯罪行为、结果、因果关系等要素。违法性，是指行为违反法律，即为法律所不允许。关于违法性的判断，是一种具体的、非定型的价值判断，研究的内容主要有违法的实质和违法阻却。有责性，是指能够就符合构成要件的违法行为对行为人进行非难、谴责，即非难可能性，包括责任能力、责任形式等主要内容。
两种犯罪构成框架虽然要件不同，逻辑结构不同，但是，在关于犯罪构成的考量要素上则具有对应性，即主体、行为、结果、责任能力、故意与过失等要素的对应。
三、两种犯罪构成理论的出入罪机制
四要件犯罪构成理论体系中，对入罪机制的构建比较完善，只要符合耦合的四要件即构成犯罪;但是，对出罪机制的构建则不够完善。有学者认为，四要件犯罪构成先入为主的认为被告人是有罪的，然后在有罪的前提下对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进行推理，与无罪推定原则相违背。虽然刑法规定了正当防卫、紧急避险等阻却犯罪的事由，但是阻却犯罪的事由并非犯罪构成要件之一，不在四要件的逻辑结构之内，而是对四要件犯罪构成的补充。犯罪构成与阻却犯罪事由的`这种罪与非罪的关系，使得四要件犯罪构成重入罪而轻出罪。
相比而言，三阶层犯罪构成理论体系的出入罪机制则比较完善。在构成要件该当性的基础上，违法性是犯罪行为的价值判断，正当防卫和紧急避险等阻却犯罪的事由成为违法性的主要内容。在三阶层犯罪构成的递进式推理形式下，使得该当性、违法性和有责性各个构成要件之间具有明确的位阶关系，依此逻辑关系认定犯罪的过程也是去罪的过程，使得出罪与入罪成为认定犯罪的有机整体。
篇9：广告论文《广告与欲望修辞学》
广告论文《广告与欲望修辞学》
人们竟日生活于广告的包围圈之中。迄今为止，广告已经是文化空间最为强大的符号系统之一。相对于小说、电视肥皂剧乃至一首抒情歌曲，广告是一种微型叙事。然而，广告的发表频率极大地弥补了形式的份量；人们的记忆之中，广告所占有的文化份额并不亚于其他文化类别。另一方面，广告是一种妇孺皆知的艺术；形象生动，朗朗上口--这使广告的亲和力远远超出了通常的文化类别。现代社会，商业广告令人们见多识广。即使没有见到实物，人们仍然意识到了丰盛的物质世界。这个意义上，广告扩大了人们想象生活的空间。当然，广告赢得的效果与广告的生产及其发表机制有关。与另一些文化产品相异，广告不仅免费提供，广告所宣传的企业还必须向广告制作者和传播媒介支付制作、发表的费用。企业所期待的是，这一切费用都将在商品的销售之中得到巨额的补偿。广告的活跃及其无与伦比的复盖面表明，这个符号系统正在公共领域扮演一个愈来愈重要的角色。令人犹豫的是，这里所提到的公共领域是否可以沿袭哈贝马斯的著名描述。哈贝马斯认为，公共领域是介于国家与社会之间进行调节的一个领域，人们可以在这个领域自由地结合，理性地讨论种种公共问题，坦率地公开表达他们的意见。“当这个公众达到较大规模时，这种交往需要一定的传播和影响手段；今天，报纸和期刊、广播和电视就是这种公共领域的'媒介。”哈贝马斯甚至具体分析了18世纪西方历史上的文学公共领域--例如沙龙、咖啡馆和宴会--如何成为宫廷公共领域向新兴资产阶级公共领域过渡的桥梁。（1）然而，现今的公共领域--包括表述公共意见的传播媒介--是否以理性和自由为原则？人们无宁说，公共领域交织了多重的权力关系。一方面，国家的强制性权力并未像哈贝马斯所说的那样遭受抑制，国家的声音仍然在许多时候主宰了公共领域；另一方面，其他类型的权力--例如性别、种族、财富、名望以及体现为知识技术的文化资本--仍然此起彼伏，逐鹿中原。按照汉语的字面涵义，“广告”即是广而告之。然而，面向公众发言从来不是毫无限制的事情。发言权决不是无偿的。没有严格的论证和审批，三五个市民或者一些小团体试图相聚于某一个电视频道自由地宣谕他们的理论，这几乎是天方夜谭。即使在自由市场的环境之中，即使私人的交易不再遭受强制性的控制，大众传播媒介仍然不是一个完全敞开的场所。大众传播媒介不可能脱离特定的经济、物质条件而存在。这打破了大众传播媒介不受限制的自由幻想。例如，商业广告很大程度地支付传播媒介的运作费用，这即是利用财富换取发言权。即使某些广告文辞拙劣，制作粗糙，巨额的广告费仍然可以为它们敲开大众传播媒介的大门。这无疑是经济实力兑换的权力对于公共领域的支配。所以，相对于哈贝马斯的乐观，我更多地想到霍克海默与阿多尔诺在《启蒙辩证法》之中的简洁断言：“广告本身纯粹是社会权力的展示。”的确，这种权力的号召功能及其集结的隐形社会组织均是不可低估的：
……今天，广告宣传甚至用女电影明星的特写照片，来标明某些产品的声望，用流行歌曲的曲调，来赞美它们的对象。广告与文化工业在技术上和经济上都融为一体了。到处是同样的广告，到处机械地重复宣传同样的文化工业产品，甚至采用同样的宣传用语。到处介绍和推广人们使用文化工业产品的技术、心理状态和经验。到处都宣传奇特的但又是令人信任的，轻松的但又是印象深刻的，富丽堂皇的但又是朴素的范例，以便吸引分散的具有各种各样意见要求的顾客。（2）
20世纪下半叶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中国似乎取缔了称之为公共领域的空隙。革命领袖意识到，如果无产阶级没有主动地占领文化阵地，资产阶级必定会乘虚而入。按照这种观点，国家与新兴的无产阶级互为表里，时刻抵制资产阶级的复辟企图。两大阶级相互交锋的前沿并不存在缓冲地带。因此，从期刊、报纸到广播、电视，阶级搏斗成为首要主题。无产阶级的压倒性优势表现为社会主义国家权力对于大众传播媒介的绝对控制。种种自上而下地规定的口号分布在大众传播媒介之中，成为不可违抗的主导旋律。八十年代开始，阶级搏斗的主题开始后退，取而代之的是“人性”、“人道主义”、“主体”这些温情脉脉的理念。我至今还清晰地记得见到两条标语替换而产生的感慨--八十年代的某一天，一面通常刷上&q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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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0：欲望促进艺术发展论文
欲望促进艺术发展论文
欲望是每个人都有的，欲望的需求也是无止境的。就如人类在发展过程中最初赤身裸体的在森林里穿行，有了羞耻感后会用树叶来遮羞，树叶只能用来遮羞，不能满足身体保暖的要求，在欲望的强烈需求及人类意识的发展下，人类开始学会用兽皮做衣服，使自己身体暖和，在身体暖和之后，人类希望自己更漂亮，更与众不同。在这样的欲望下开始装饰自己，衣服做得越来越精致的同时还出现了一些装饰物。以至于发展到现代这个异彩分呈的流行时代，各式各样的服饰、发型、化装等。也许昨天还是大街上的流行主调，今天的新的款式、样式的出现又成为大街的主流。正是人类对欲望的追求才使得新事物不断涌现。
地球上所有的动物中，只有人类是穿衣服的。当猿刚刚进化为人的时候肯定没有穿衣服，我们的祖先从什么时候开始穿衣服的？不得而知。上古传说把衣服的发明归功于黄帝。《易经》说：“黄帝、舜垂衣裳而天下制。”实际上，衣服的出现要得多。我们在周口店的山洞里就发现了骨针，从而可以知道，一万八千年前的山顶洞人已经穿衣服了。在60前的韵文化遗址中，发现过每平方厘米经纬各有十根的粗麻布印痕。在4000年前的良渚文化遗址中，发现过每平方厘米的经纬各有20～30根的细布和每平方厘米经纬各有90～50根的绢。那时的人们一定也穿衣服了，只不过我们无法知道他们穿什么样的衣服而已。
在我国历史上，从传说的玉帝时代起，经夏商周时期的奴隶社会，从战国时期进入封建社会，直到清朝末期，共约4900多年，由于这一历史时期相当长久，经历许多历史朝代，各个朝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有所不同，所以人们穿着的服装在逐步的发展变化。
由于人的欲望是没有截止的，社会也是发展的，所以新的艺术品，也会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不断发展，其实艺术发展的轨迹就是人性与欲望的发展，在寻求自由、解脱的过程。
精神分析的创始人西格蒙得?弗洛伊德把人的心理结构分成三个部分：“本我”、“自我”、“超我”，“本我”包括所有原始的遗传的本能和欲望，宛如“一口充满着沸腾的激动的大锅”，其中最根本的性欲冲动，欲望提供力量，是人的整个精神活动的基础和源泉。所以说有了欲望艺术才会发展。
生活中常有衣、食、住、行的说法，把衣放在第一位，然而唐代被称为一个“万国衣冠拜冕旒”的王朝，从中可以看出当时的社会以及人们对奢华欲望的极度追求。
唐朝出现的“贞观之治”，从“贞观”到“开元”的一百多年间，国力强盛，版图扩充，农业、手工业都相当繁荣，对外贸易也空前发展，国内各民族关系比以往更加融洽。中外的文化交流也日益活跃。京都长安成为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也是国际贸易和文化交流的中心；扬州、洛阳、益洲、广州等地都是当时重要的商业和手工业城市，长期安定的局面和丰富的物质财富是唐朝科学文化进步的可靠保障。在这样的背景下唐朝的纺织业和印染业也得到了高度的发展。
唐代妇女的生活服装在传承本民族服饰传统的基础上，吸取西域异质文化的优良成分而创新发展，它们是唐代服饰文化的主流。唐代女装有一定的流行变化，被当时诗人称之为“时世妆”。它造型华美，品类丰富。
唐代时还流行一种袒胸大袖衫襦。是贵族妇女在庭院散步、菜花、促蝶、戏犬时常穿的服装式样是：袒露胸部上部，大袖，对襟衫，长裙，肩披批帛，饰有织文和绣文，裙腰高至乳部以上，以大带系结，大胆地夸张了女子的腿部又好箱是现在朝鲜妇女所穿的群，上短下长。面料一般是纱罗织品。所谓的‘绮罗纤线见肌肤’，又是唐代妇女服饰的一大特点，即仅以轻纱蔽体，这种装束体现了唐代文化开放的特点。宋代妇女也穿纱，罗衫襦，但从穿着的方式，面料透明的程度上都无法以唐代比，隋唐时期女子的裙，腰高至胸部，半担化，裙长可拖地，并且造型瘦俏。从隋唐壁画中可以看到隋唐女子穿衫，长裙亭亭玉立和秀美形象。裙的色彩从绯、紫、黄、青等为最流行。当是唐弦宗的杨贵妃最爱穿一种黄裙，这种裙子用阴金香草染成，色泽如花，特别鲜艳，不怕日晒，而且可以发出芬芳的清香。这种黄裙逐渐在宫缤妃、仁官之家的太子家中流行，唐朝诗人李商隐的诗句：“折腰多舞阴金裙”。就说明了这一点。
隋唐时，妇女喜欢穿胡服，而且爱穿男子的服饰，这时的胡服特点是：领、袖和下摆处有锦边装饰，应边忖襟，折领式圆领窄袖，头戴高顶毡帽，系束带且带上有多种饰物，下穿带坚系的小口裤，脚穿尖失的绣花鞋式半呦软货。胡服革带上的扫饰物在三国就传入中原了，到了唐代已成为了武员必佣之物，佩挂的饰物有算袋刀子，砺石、契芯真。
在唐代的绘画或陶俑中，都可以见到妇女穿着窄袖的.衣服，袒着胸口，露出半只臂膊，系着束到乳房以上的长裙。在她们的肩背上还披着一条长长的围巾。这围巾两端垂在臂旁，有时一头垂得长些，一头垂得短些。有时把围巾两头用手捧在胸前，下面垂至膝下。有时把右边一头固定束在裙子系带上，左边一头由前胸绕过肩背，搭着左臂下垂。有时把披在两肩旁的垂端凑在胸前，好像穿着一件马甲。形式很多，都很合乎审美的要求。这种长围巾就是“帔帛”。
敦煌莫高窟390窟许多隋代女供养人都有帔帛。唐代除莫高窟壁画之外，从陕西乾县唐中宗神龙二年（公元7）入葬的永泰公主墓壁画及石椁线刻画宫女图，周昉《簪花仕女图》、张萱《虢国夫人游春图》、唐人《宫乐图》，到莫高窟98窟五代于阗王后曹氏像等，都有帔帛，画出了帔帛的各种花色和披戴的方式。唐代诗文中关于帔帛的描写也很多。中国衣料向来以丝绸见长，从战国秦汉到东晋，妇女服装常常做成长袖或飞动的带饰，来美化妇女柔美轻盈的身姿。帔帛正是发展了传统服饰艺术以虚代实，以动育静的艺术法则，吸入西域服饰的特点为我所用，使我民族服饰更加丰富。
隋唐五代时期除政府官员按制度穿用规定花色的官服之外，一般生活服装流行图案花式丰富多彩。概括起来，大体有如下各大类：联珠团窠纹、宝相花纹、瑞锦纹、散点式小簇花、小朵花、穿枝花、鸟衔花草纹、狩猎纹、几何纹。
总体看来，隋唐的妇女的服饰可以说是花样繁多，五光十色，具有艳丽、华美、自由、潇洒的艺术风格。通过这些服饰把隋唐美人秀美丰满的风姿显露得淋漓尽致。
隋唐时期（尤其在唐代）妇女对头部的化妆十分重视，发式和发髻式样的变化多式多样，头上插戴簪钗金叶银篦珠玉宝石及鲜花，既承袭前代遗风，又有刻意创新，可谓丰富多彩。
唐代发髻名称众多，有倭堕髻、螺髻、反绾髻、半翻髻、惊鹄髻、双鬟望仙髻、抛家髻、乌蛮髻、盘桓髻、同心髻、交心髻、拔丛髻、回鹘髻、归顺髻、闹扫妆髻、反绾乐游髻、丛梳百叶髻、高髻、低髻、凤髻、小髻、侧髻、囚髻、偏髻、花髻、云髻、双髻、宝髻、飞髻等。西安开元六年（公元7）韦顼墓和永泰公主墓石椁线刻画，西安武氏圣历元年（公元6）独孤思贞墓女俑，咸阳唐景龙四年（公元7）薛氏墓壁画，西安唐开元二十八年（公元740年）杨思勖墓女俑，敦煌130窟唐开元五年至十四年（公元746年至755年）壁画都督夫人太原王氏供养像，西安唐开元十一年（公元723年）鲜于庭诲墓女俑及唐代绘画如《簪花仕女图》、《捣练图》、《虢国夫人游春图》、《宫乐图》等，都保留了大量唐代妇女发型的形象资料。唐代妇女的发型，直接影响到五代和北宋末年，其特点是竞尚高大，即利用自己收集或别人剪下的头发加添在头发中（即髲髢），或以之做成各种假髻来装戴。这类高髻，在五代时更与银钗牙梳相配，据《入蜀记》记载，蜀中未嫁少女，都梳同心髻，高二尺，插银钗至六只，后插大象牙梳如手大。《宋史?五行志》记载，后蜀孟昶广政末年“妇女竞治发为高髻号朝天髻”。山西晋祠北宋彩塑还可见到这种梳髻于当顶的朝天髻发型。至于广插金玉珠翠花枝、鸾凤步摇、簪钗篦梳的情况，亦可在敦煌晚唐第9窟、第10窟，五代第98窟，北宋第61窟壁画供养人像中见到。
唐代妇女面部化妆，一般是敷铅粉、抹胭脂、涂鹅黄、画黛眉、点口脂、描面靥、贴花钿。铅粉古称粉锡或铅华，夏商时已经出现，为我国古老的化妆品。汉以前胭脂主要产于河西走廊焉支山，主要原料为红蓝花，汉武帝击败匈奴，红蓝花在内地大量种植。唐代妇女用青黑色颜料将眉毛画浓，叫做黛眉，描成细而长的叫蛾眉，粗而宽的叫广眉。面靥原是用来掩饰面颊上的斑痕的，后和贴花钿都作为妇女面部的装饰。
由于在当时的社会中那些贵族对美的欲望极度膨胀，为满足欲望而使社会出现了许多精美绝伦的艺术品。让艺术得到了更为自由的发展。就如唐朝的服饰可以说是艺术中的精品之一。
然而在现代社会中的服饰、发型、面部化装等也在现代的社会中发展着，有了美容院、美容顾问等着都是为满足人门欲望而出现的。
现在人们在选择发型是也要按没个人的脸型来选择如长脸形：不适合往上梳，短而蓬松的式样较适宜。发型可以选择中盘或低盘，穿旗袍者梳低盘发式更能显示东方之美。将头发梳于两边也可以，但长发垂肩不可取，这会在视觉上拉长脸型。
圆脸形：发型可以尽量梳高，增加顶部的发量，使脸部拉长。或者将头发偏分，服帖地梳于两端，这样脸部就显得瘦一些。如果中分，尤其是短发中分，看上去有圆滚滚的感觉。
正三角形：额头较小，颧骨较高，可将头发梳高。如果额头漂亮，发际线优雅，可以敞露出额头，更显纯真典雅。避免将发型梳于两侧，如此将会增加颧骨的宽度。
心型脸：此脸形额头宽广、下巴较尖，最好不要留短发，因为它容易夸张面部的轮廓，使眼睛看上去过低。整理发型时，可用刘海遮掩或做成发卷半掩，以显示出妩媚多姿。
这些都是有讲究的，这都是在完美无暇的欲望要求下，而发展起来的。
现在人门花很多时间和金钱在衣服、首饰、发型和脸部化装上，也不忘对指甲的修饰，在指甲上镂空、镶小水钻、亮片以及进行彩绘等。还有不少人进行整容，在欲望的促使下成为现代的人造美女。着也是一种艺术！
从古到今人性皆有欲望，爱美之心人皆有之。艺术的发展轨迹就是人性与欲望的发展，寻求自由和解脱的过程。欲望的平衡就是自由的终点。
参考书目：
《中国古代史》（上）刘泽华、扬志玫，王玉哲等著人民出版社出版
《隋唐五代史》吴枫陈伯岩著辽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中华文化史述》刘蕙孙著文化艺术出版社
《弗洛伊德的智慧》刘烨编译中国电影出版社
篇11：欲望、物质、精神的论文
欲望、物质、精神的论文
我也不知道最近脑子里进了那些胡乱的想法，总会思考一些莫名其妙的问题。 经常会发现自己和自己在对话，确全都自相矛盾。我们来就是个矛盾体吧。而对话的内容往往都不是日常生活中的，而是超出我理解范围的。是很久很久以前埋在潜意识里的一颗种子，一种声音在我身体里敲打。
我知道，那声音不是我，可能就是人类生来就有的共性吧。
或者，如果把我的大脑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我生来的就有的动物拙劣的野性，比如吃饭和睡觉的欲望。第二部分是我竭力要靠近的方向，一种超出俗欲的境界。而这第三部分就介于两者之间，是我的物质与精神的接口。说得通俗一点，是我用俗世的躯体来领悟精神的召唤。我想，大多数人都是介于这个位置，在物质与精神之间，保持一切平衡。
先简单谈一下第一部分，物质与欲望。
sigmund freud 认为人类的一切行动都是出于欲望。那是否生与死，真与假，善与恶，都和欲望有关呢？分析一下，世界上最简单的与生俱来的欲望是生存、繁殖、饥渴、性欲。这些都是保证生活的动力。
想要生存的人就必须要竞争，但人们不满足于仅仅生存。而“活的比别人好”成为了大多数人衡量生活的准则。当一切变得纷繁复杂起来，真与假，善与恶就产生了。
然而，有些人不乏想要消失的欲望，死的欲望。生命不停的运转，诞生，成长，死亡。这些都是周而复始的轮回，繁衍不息，浮华到了一定程度时，就会产生像要停止一切的欲望。让世界所有事物都停止，让生命恢复最简朴最单纯的样子，一切平静。换句话说，让所有的生命变成一种死亡的，非生物的状态。
既然欲望是保持生命的力量，那么死亡算不算一种愿望呢？
这世界没有绝对，只有相对。说起来可能不太易懂，物极必反，活着也许是为了告诉别人自己没有死，而死了，也许是为了证明自己曾经活过。总而言之，不管生死都是为了给别人看的。没有人能解释清楚，也许这就是一个与生俱来的本性。也许有一天，世界上人全都死光了，留下你一个人在世界上，你会发现活着也并没有什么意义。总而言之，生死都是互相参照的。没有绝对的生，也没有绝对的死，有些时候，生就是死，而死又是一种重生。
人死了，是不是就没有欲望了呢？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本人从来没有死过，所以也不知道会是什么样。这个问题还要谈到宗教信仰了，但我们不妨分析一下。中国的国教是佛教，佛教提倡的是脱离俗世，摆脱七情六欲，才能得到灵魂的安定与永生。可以理解，欲望太多的人永远不会满足，不会快乐，而摆脱了七情六欲，自然会快乐。但是，人在生存这一状态中永远不能摆脱欲望，“生存”既是一切欲望的根源，只要还在生存，欲望也会源源不断。至于死了，自然就不会有欲望了。
但相反的.是，西方近年兴起的宗教是基督教，而基督教徒们相信人死后会进入天堂抑或地狱。于是欲望又来了，即使死了，也会为了进入天堂的而产生欲望。都说物质不灭，在这个情况下，欲望才是永不磨灭的。
关于死后还有没有欲望，这是个有待争论的问题。而这个问题提，还可以引出一条新的问题。欲望是由精神那部分操纵的，而死亡只的是肉体。那么肉体的死亡会影响精神么？还有，一个人即将要死，是肉体先死亡还是精神先衰竭？
我曾经和同学讨论过无数次这问题，每次都谈到把自己搞晕为止，关于此问题，有很多说法，各不相同。我们的数学课代表说这种情况要分类讨论：
有人说，先昏迷一阵子，然后停止呼吸，这就是精神先衰竭。而还有人说，那为什么把鸡的脑袋砍掉了，鸡还能到处乱跑？我个人感觉这个讲的是神经，而不是精神。还有人说，是同时进行的，肉体死了，精神也不能坚持。在我看开，肉体死亡和精神衰竭是因果关系，由于肉体死了，因此精神也衰竭了。至于时间的先后，我也只也搞不明白。
有一句话叫作“精神脱离不了物质”。这还要从生物学的角度说，人类的一切精神思想活动都是在脑部进行的，而为了让脑部运转顺利，还要提供血液和蛋白质。而如果肉体死了，血液和蛋白质停止生产，精神就消失了。
而千古以来却有这样的说法，“雷锋死了，但他的精神永远存活！”额，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呵呵，不必较真，只是人们美好的说法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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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突然发疯似的爱上了这类东西，还请各位老师同学多多指点，请懂哲学或人类学的高手赐教。感激不荆
篇12：论女性声乐的艺术研究论文
论女性声乐的艺术研究论文
内容提要:20世纪中国女性声乐艺术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与审美的蜕变，她们在社会生活以及艺术舞台上找到自己应有的位置，并在每一个显著的位置上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和影响力。她们与同时代的男性歌唱家、歌星相比更受关注，更容易引起人们的津津乐道。
关键词：女性艺术 多视角 理论思考
性别意识是中国声乐艺术的热点话题，“在艺术创作中，性别差异，或者说，性别意识形态即使算不上最热门的话题，也肯定是最富意味的重要问题之一。性别，尤其是女性问题，自古以来就是人和文明的首要问题。对待女性的态度，是对待历史、对待文明以至于对待宇宙的态度的一个缩影。要对历史、文明、文化，要对艺术文化关系进行探讨，同样取决于是否能认清这个因素。”
假如我们从文化和审美的广角，对女性声乐艺术在中国声乐乃至整个音乐表演艺术发展史上的艺术成就进行研究的话，便不难看出，其中有一些颇为有趣的现象。
纵观20世纪中国女性声乐艺术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与审美的蜕变，虽然她们在社会生活以及艺术舞台上找到自己应有的.位置，但对于审美理想和艺术的追求是她们的永恒主题；中国传统文化在她们心中已经扎下了根。
由此，使得我们穿越时空联想到封建社会的女性，由于受到封建礼教以及传统思想、传统观念的束缚，她们封闭在极其有限的活动范围生存，“大家可能也知道昆曲《牡丹亭》里的杜丽娘，这样的太守之女，她的生死缘起都因为一个梦。其实她做梦的地方并不远，就在她家的后花园。杜丽娘长到十六岁，竟然从没有去过自己家后花园，因为父母对她管教很严，除了让她勤习女工，还请来了一个腐儒陈最良教她读书。
但是，就在这一年的春天，杜丽娘读着‘关关睢鸠’，‘没乱里春情难谴，摹地里怀人幽怨’，她的青春突然间觉醒了。” 当然，事实上，这种觉醒仅仅是以梦幻的形式出现，也之能随着梦幻之美收场，最终落得一个悲剧的结局。外面的世界的确很精彩，但哪个时候显然还不属于女性；只有男性才有资格享用。女艺术家又怎么样呢？比如女声乐家、女艺人她们仍然处在男性职业之外，20世纪初， “五四”运动的风暴，打破了对于女性长期不公平的腐朽陈规。作曲家、剧作家创作了大量需要女性参与的艺术作品，为女性提供了展示才能、享受外面精彩世界的“舞台”。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那个“宣传科学、崇尚西洋的时代，西洋声乐艺术伴随着其它艺术形式引入中国；诸多知识女性大踏步奔赴西方国家开始正规地学习西洋声乐艺术。西方声乐艺术的引入以及女性声乐家的大量出现，中国表演艺术舞台，开始出现了更多的艺术形式，比如有了戏曲艺术以外的声乐艺术，声乐艺术的出现，中国艺术舞台越来变的丰富多彩，一个争奇斗艳、绚烂夺目、星光无限的局面正在形成。
女性声乐家的出现，从此打破了中国传统思想和社会对女性的限制和重重清规戒律，她们的出现，向世人证明：女性的活动范围并不全是家庭而是像男人一样是社会公众；而社会、公众效仿和仰慕的不仅仅是贤妻良母型的家庭妇女形象，还有杰出的艺术家。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思想的进步，吸引着社会公众眼球的女性声乐家、女歌手，以她们动人的歌唱、以她们亮丽的服饰、以她们美丽的形象引领着社会的文化潮流和艺术时尚；并不断的改变颠覆着艺术的审美。 与其它艺术门类如美术、文学艺术相比，舞台艺术似乎具备直接进入人们视线的优势，而女声乐家、女歌手更具备了与公众互动交流的“先天”优势和条件。这也正是当今舞台上，为什么女声乐家、女歌手比男声乐家、男歌手更容易出名更容易受到欢迎的主要原因之一吧。女性声乐艺术家、女歌手的大量涌现，不仅丰富和推动了中国声乐艺术的历史，而且她们创造了20世纪中国声乐艺术的百年审美和属于自己鲜明的女性声乐文化史。从第一位跨出国门留学学艺的周淑安、20世纪初被称作声乐艺术界“四大名旦”的喻宜喧、黄友葵、郎毓秀、周小燕；到从延安走出来的王昆、李波、孟于、郭兰英、；再到建国初期走出国门的郭淑珍、邹德华、民族声乐百花园中的邓玉华、朱逢博、黄婉秋、才旦卓玛；流行歌坛的邓丽君、李玟、毛阿敏、那英、韩红以及当下人们所熟知的:殷秀梅、丽媛、宋祖英、吴碧霞等。她们在属于自己显著的位置上发挥着男性歌唱家所不能发挥的巨大作用和影响力，关于这一点正是需要我们从社会学、心理学、审美学研究问题之一。
伴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变化，声乐艺术的进步、声乐艺术的审美理想受到了来自现代科学技术，特别是音乐复制以及网络音乐的无限制的传播、鱼龙混杂、名目繁多的选秀等音素的严峻挑战，但我们欣喜地看到：那些被称作是真正的歌唱家的新女性,崇高审美理想和艺术上的不懈追求，尤其是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民族文化重要元素和基本的审美思想，似乎在女性歌唱家心中已经深深地扎下了根。
事实上，20世纪以来一代又一代女性艺术家的出现，特别由她们演唱的经典歌曲的广泛流行以及所塑造的女英雄角色在中国舞台的闪亮登场，从此创造并丰富着音乐世界，更重要的是她们从此赢得了公众的认可，奠定了值得公众尊重的社会地位。随着社会文明的进步，当下女性艺术家的地位和社会影响力日益凸显，她们的审美艺术创造已经成为和谐社会构建和发展进程中的“催化剂”。
篇13：本科毕业论文中模拟实验方法研究论文
本科毕业论文中模拟实验方法研究论文
摘 要：研究者越来越关注新模拟实验方法的探讨，旨在发现日益复杂的科学技术问题的新特性。本文在论述基本模拟类型的基础上，以近年来航空航天技术领域的某些中文科技论文为案例，通过调研模拟实验的最新进展，提出模拟实验的属性依赖法与现场依赖法。所提出的方法以提取属性信息和现场信息为特征，解决动态、非线性、不确定性与多变性问题，为模拟实验发展提供新思路。合理使用属性依赖法与现场依赖法能有效地揭示研究对象的演变规律和研究成果的创新性。
关键词：科技论文；方法论；模拟实验；模拟方法
中图分类号：G304 中图分类号：A 文献标识码：1672-812205-0125-02
模拟实验是一种重要的科学技术研究方法，已广泛应用于许多领域[1-3]。社会发展与人类进步，迫切要求研究者日益关注新模拟实验方法的探讨，以发现越来越复杂的科学技术问题的未知特性，更好地揭示其内在运行机制。同时，研究者在科技论文中如何有效展示其模拟实验方法产生的效果，对提升论文价值，突出研究成果的创新性有重要意义。为此，在论述基本模拟类型的基础上，以近年来航空航天领域的某些中文科技论文为主要案例，探讨模拟实验方法的最新进展特征，提出属性依赖法与现场依赖法，为解决更复杂的科学技术问题提供新思路。
一、模拟的类型
1.模拟的基本类型
模拟是以科学技术理论与实践为基础，在一定环境与条件下，将研究对象用其它手段进行模仿的一种实验方法。该方法不直接涉及研究对象固有的现象与过程本身，而是设计一个和该现象与过程相似的模型，并通过该模型间接地呈现出该现象与过程。模拟实验的目的主要是便于经济地检验、验证、再现、发现或揭示该现象与过程的特征、演变规律与内在机制。
模拟的基本类型有物理模拟与计算机模拟。
物理模拟是制作和某现象与过程相似的物理模型，并对该模型研究，获取该现象与过程的特征。
计算机模拟是利用计算机对某现象与过程进行求解、分析、判断以及图像显示等，得出该现象与过程的特征。计算机模拟有模型模拟和统计模拟两种基本方法。
2.模拟实验方法的进展特征
科学技术的发展，对许多航空航天系统有越来越严格的性能要求[4-7]。为探索性能的未知特性，实时评估与预测性能退化轨迹，科学技术研究已经从静态发展到动态、从线性发展到非线性、从确定性参数发展到不确定性参数、从不变性函数发展到多变性函数。面对这些新问题，现有研究所采用的模拟实验方法取得了许多进展。
以近年来航空航天技术领域的某些中文科技论文为案例，经研究发现，模拟实验方法的最新进展以依赖问题的属性信息和现场信息为特征，旨在求解动态、非线性、不确定性与多变性等复杂问题，根据对问题信息的依赖特征，将现有的模拟实验方法归纳为属性依赖法与现场依赖法。
二、属性依赖法
属性依赖法是基于属性、目标属性与层次属性等3个信息要素的模拟实验方法。
属性是问题的抽象刻画，表示问题的性质与关系。性质表示问题的固有特征，关系表示不同问题之间的性质传承与影响。
目标属性是期望得到的对问题属性的某种解答或认知。
层次属性是目标属性的分解，即将目标属性分解为若干个子属性。若子属性彼此独立，则称为同层次子属性；否则称为非同层次子属性。层次按从低到高的顺序分为多层，目标属性依赖于最高层子属性，最高层子属性依赖于次高层子属性，依次类推，直到最低层子属性。
根据目标属性的不同，属性依赖法又细分为同步进化法与层次进化法。
1.同步进化法
同步进化法是将问题分解成低一层次的多个彼此独立的子问题，用基本模拟方法逐个解决各子问题，最后融合出结果。这是一种化整为零、逐个击破、同步进化的方法。具体做法是，若目标属性是由多个低一层次的独立子属性综合构成，则可以根据各独立子属性的特征，进行子属性模拟，然后推断各子属性的模拟结果，使各子属性由低层次同步进化至高层次，获得目标属性特征。
例如，揭示航空发动机非线性动力学特征是相关领域的一个重要问题。为此，文献[7]综合现有方法的优点，提出一种振动耦合动力学模型，计算出系统非线性响应，并在两个航空发动机转子模拟装置上进行模态实验，发现计算结果与实验结果有很好的吻合性。
在这个案例中，非线性响应特征问题被分解为2个同层次的子问题，即理论建模计算与模态实验，2个子问题解答的融合是将计算结果与实验结果进行对比分析。可以看出，解决这2个子问题的实验模拟方法分别是物理模拟和计算机模型模拟，经过对2种模拟结果的对比检验，最终推断出航空发动机非线性响应的某些特征，为探索航空发动机非线性动力学特征提供了新思路。
2.层次进化法
层次进化法是将问题按属性层次由低到高地分解成多个前后有联系的子问题，用基本模拟方法逐步解决各子问题，最后直接得到结果。该方法的特点是化整为零、逐步击破、依次进化。具体做法是，若目标属性可以分解为多个彼此低一层次的关联子属性，则可以根据各子属性的特征，按照设计好的步骤，依次进行子属性模拟，逐步使属性由低层次向高层次进化，逼近目标属性特征。
例如，航空发动机的故障诊断技术对发动机性能的可靠性、维护性和保障性有重要影响。但是，现有研究主要关注故障诊断算法的有效性，尚未有效验证故障检测率、定位率与虚警率等指标，从而无法定量评价故障诊断系统性能。这里的问题是如何定量评价故障诊断系统性能？
为此，文献[4]将问题分解为混合卡尔曼滤波器组故障诊断理论，发动机故障诊断系统和故障诊断实验等3个不同层次的子问题。这3个层次的进化关系为：（1）用计算机模型模拟方法构建混合卡尔曼滤波器组，为发动机故障诊断系统奠定理论模型基础；（2）基于理论模型，针对民用涡扇发动机常见的4种故障，用物理模型模拟方法搭建发动机故障诊断系统，为故障诊断实验奠定基础；（3）基于故障诊断系统，用统计模拟法评价出发动机故障诊断系统性能的定量指标值。
在该案例中，依次解决3个子问题的`实验模拟方法分别是计算机模型模拟、物理模型模拟和统计模拟，最终目标是实现故障诊断系统性能的定量评价，为工程实践提供了重要依据。
三、现场依赖法
现场依赖法是基于时间序列和参数序列的模拟实验方法，时间序列和参数序列统称为序列。时间序列是将某现象的某一个指标在不同时间上的各个数值按时间先后顺序排列而形成的序列，序列中的信息与时间密切相关。参数序列是由某现象的某些特征值构成的序列，序列中的信息与时间没有关系。
现场依赖法是指依赖于问题真实现场信息的一种模拟实验方法，其特点是，在模拟实验中有现场的实时信息输入、输出与交流，可以及时矫正评估与预测结果。按照现场实时信息特征，现场依赖法可以细分为时间序列依赖法与参数序列依赖法。
1.时间序列依赖法
时间序列依赖法是根据现场实时信息的输入时间序列来实施输出序列运行轨迹评估与预测的一种模拟实验方法。
不确定性的输入时间序列干扰会导致输出时间序列运行轨迹发生未知的非线性与多变性演化，通过将外界的真实或模拟真实的时序干扰输入模拟实验系统，获取输出时间序列的演化响应机制，及时预测与矫正其运行轨迹，可以为真实航空航天系统的可靠运行奠定基础。
例如，为揭示大气阻力导致卫星轨道衰减的机制，文献[1]构建了模拟实验系统，将地球扁率与大气阻力摄动影响作为输入时间序列，通过模型模拟输出轨道根数变化，获取卫星轨道高度衰减结果即输出时间序列。其中，依赖的现场实时信息是经模拟改进的用某卫星高精度加速度仪测量得到的大气密度数据。尽管热层大气密度数据呈现出明显的动态、非线性、不确定性与多变性时序特征，模拟轨道序列与卫星实际轨道序列仍然保持一致，发现了卫星运行轨迹演变的新特性，研究成果具有创新性。
2.参数序列依赖法
参数序列依赖法是根据现场实时信息的输入参数序列来实施输出序列运行轨迹评估与预测的一种模拟实验方法。
常见参数有刚度、阻尼、固有频率、压力、流量与温度等，多种参数的组合构成参数序列。模拟实验系统的参数序列取值应该与真实系统的参数序列保持一致，才能可信赖地实施输出序列运行轨迹评估与预测。
例如，文献[8]的卫星在轨微振动环境模拟实验，用物理模拟方法构建出低频弹性支撑装置，揭示出自由边界条件对卫星动力学特征的影响机制，为提高卫星在轨微振动地面模拟实验精度奠定了基础。其中，依赖的现场实时信息是微振动扰振，输入参数序列为激振力参数，输出序列为模拟卫星弹性体的模态相应。
四、结 语
基于科学技术问题的属性信息和现场信息特征，提出模拟实验的属性依赖法与现场依赖法，可以解决动态、非线性、不确定性与多变性问题，为模拟实验方法的发展提供新思路。
模拟实验方法归类为科学技术研究方法论，合理运用属性依赖法与现场依赖法可以有效地验证或再现研究对象的表现，揭示其演变规律，发现某些未知特性。
在科技论文中，将属性依赖法与现场依赖法产生的效果充分展示出来，能更好地突出研究成果的创新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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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4：论文：量论因明认识论之研究。
摘 要：量论因明主要包括推理规则和认识论两部分内容。佛教逻辑之认识论部分有一个自身而展的逻辑过程。古因明时期主张知识之来源是现量、比量和圣教量，而新因明时期则主张知识之来源是现量和比量。试图对古因明时期之量与当时各哲学派别进行比较，对古因明时期的现量、比量、圣教量进行阐释，研究新因明时期陈那之二量，最后研究法称之量与成量，进而得出量论之根本目的在于成就量。
关键词：量论因明；现量；比量；量；成量
量论因明，亦即佛教逻辑。总的说来包括两部分内容：一是关于推理论证之学问，一是关于认识论之学问。推理论证主要是研究推理中的逻辑规则和逻辑错误，其主要包括九句因、因三相、因三十三过等等内容；而认识论主要研究现量和比量。认识论是佛教逻辑中的一个重要理论。可以说，只有对佛教逻辑认识论有了深刻的认知，我们才能真正地了解佛教逻辑。按照佛教逻辑的发展历史进程来看，简要地说，古因明时期以《瑜伽师地论》为代表，新因明时期以陈那《集量论》为集大成者，而佛教逻辑之最高峰则以法称《释量论》为标志。佛教逻辑正是一步步从注重论辩的规则发展到以认识论为主，即以量论为主。目前学界主要集中在对佛教逻辑之逻辑规则部分进行研究。因此，试图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佛教逻辑之认识论部分做一个综合性研究，以期对佛教逻辑有一个全新的认识。
一、对古因明时期之量与印度哲学各派之量的比较
量论因明之“量”，梵文为PramANA，可译为量、规则、权威、正确认识之手段、真实之观念、定量、理、因明等等，可见其意蕴之丰富。量总的说来，既包括逻辑的规则，也包括行为的法则。依其规定，量乃知识确实性之规定，亦即知识种类之问题。从印度哲学的历史来看，印度的知识确实性之问题，实则是印度各哲学派别学问之核心问题。基于印度哲学各派对于量的认识不尽相同，从现有的文献可以看到，对量的理解约有十种：
1.现量：在眼前、一目了然、现法。
2.比量：比量谓比类之量也，即是以分别之心，以已知之事比知未知之事。
3.圣教量：又名圣言量。是借助权威而获得的认识。
4.譬喻量：也译为“义准量”。是指通过譬喻来显示的量，根据已知之物与未知物的相似来认识未知物。
5.假设量：又译为“义准量”，指通过两概念间的蕴含关系而获得知识。
6.无体量：是通过观察某处没有某种东西，因而产生不存在某物的判断。
7.世传量：指有一种传言，这种传言不指明它最初是由何处产生的。
8.姿态量：指姿态也能成为一种量，因为姿态能够表达一种思想感情。
9.外除量：即用排除某类中的分子的方法以获知识。
10.内包量：指根据包含某一事物的另一事物的存在来认知这一事物的存在[1]170。
对量的理解如此之多，那么何为正量？大致说来，印度各哲学派别依其教义而对量的理解有所不同。例如，耆那教承认第二种量为正量，顺世论承认第一种量为正量，数论派和瑜伽派承认第一种、第二种、第三种为正量等等。不过，也有的哲学派别承认上述九种或十种量都是正量。
对于佛教而言，印度五世纪以前，古因明时期，《方便心论》以现见、比知、以喻知、随经书等四量作为知因。则佛典对现量的表述不一。《方便心论》规定现量为“五根之所知”；五根即是眼根、耳根、鼻根、舌根、身根，其分别有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的机能。我们的这五根所感知到的即是现量；《瑜伽师地论》规定现量为“现量者。谓有三种。一非不现见。二非已思应思。三非错乱境界”。现量有三种情况，一是现见；一是当下的思才是现量，过去了的不是现量，还没有来的也不现量；一是不是错乱的认知。如有眼病而看到有两个太阳，如乘船头晕而觉得天在转动、地在动摇等等。《大乘阿毗达摩集论》规定现量“自正明了，无迷乱义”。即指能够正确认知事物，没有发生任何迷乱之心。古因明时期对现量的规定表述不尽相同，但其共同点是，对现量的定义都强调正确之认知，强调对知识的把握需要本人亲自感受，而且隐含只有当下的'感知才是最真实的。
显然，古因明时期，佛教把圣教量作为宗，对圣教量只需要接受，无需质疑和论证。其信仰容易使人心生疑惑，最终导致人们不能获得真知。随着佛教逻辑内在自身的发展，其理论的完备将由陈那建构。
二、对新因明时期现量和比量之认识
大约在公元五、六世纪时，新因明之开创者陈那在《正理门论》曰：“为自开悟，唯有现量与比量。”即认为正确认识的途径只有两个：一是现量，一是比量。相应地，人们的知识对象只能有两个：一是自相，一是共相。自相亦即感性认知，共相亦即理性认知；自相亦即直接认知，共相亦即间接认知。而所谓的圣教量、因果比量、譬喻量等等量，实质上被现量和比量所包含。认知途径之种类由认知对象所决定。陈那《正理门论》曰：“此中现量除分别者。谓若有智于色等境远离一切种类名言。假立无异诸门分别。由不共缘现现别转。故名现量。”
因此，现量就是于色等境中远离了一切言语。若现见某事物，试图用言语表达出来，那么所处之境不再是现量境。现量之境实只能体会不可言说。正如《金刚经》所云：“如来所说法，皆不可取、不可说，非法，非非法”。“是故，须菩提，诸菩萨，摩诃萨，应如是生清净心，不应住色生心，不应住声、香、味、触、法生心，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其思想是，试图使人在现量之认知中，生起对宇宙人生之真确认知。又，陈那将现量分为：一依据五根而得的感觉性的认识，二与此同时生起的意识，三自证，四修定者的无分别心。除第四种现量为定心现量，其余三种都是有错乱的散心现量。
何为比量？《正理门论》曰：“余所说因生”。即是说比量智之产生是以现量智作为基础。正确的比量智应遵守三相正因。商羯罗主《因明入正理门论》曰：“谓藉众相而观义”。比量以事物之共相为研究对象，以一定的理由或者事实为推理的依据，在记忆、想象等思维活动的指引下，从而获得对事物的间接认知。比量有两种，一是真比量，一是似比量。区别何种为真比量，何种为似比量，其依据是因的正还是不正。如果依据的是正因，则是真比量；如果是不正的因，则是似比量。那么，正因从何而来呢？在公元7世纪，窥基法师的《因明入正理论疏》曰：
智为了因，火、无常等，是所了果。以其因有现、比不同，果亦有两种，火、无常别。了火从烟，现量因起；了无常等，从所作等，比量因生。
现见“此山有烟”，比知“此山有火”，此因即现量因；现见“声是所作性”，比知“声是无常”，此因即比量因。可见，正因之来源为现量因和比量因。又，比量可分为几种？陈那在《集量论》之《为自比量品》曰：“比量有二种，为自与为他。”为自比量即通过三相因而观察义，为他比量即是传达自我观察所得之物[3]2-10。为自比量以三相因，通过观察得出结论，已达到对事物的自我开悟。其开悟的过程无须借助于言语。那么，若观察义之时，观察者本人也借助了言语，那么还是不是为自比量呢？我以为，在实际的推理过程中，虽然可以不言说，但是借助已有的认知，借助于语言文字在内心处进行推理，此种情形依然属于为自比量。为他比量则借助于语言向他人表达自己的所悟。
古因明时期，无著与世亲认为知识之来源为现量、比量和圣教量。《瑜伽师地论》卷十五曰“一切智所说之言教称为圣教量”。圣教量有三：一是不违圣言，一是能治杂染，一是不违法相。无著在《大乘阿■达摩集论》中主张圣教量和现量、比量并不相违。而后期唯识学派之陈那认为圣教量不是正确知识来源之一。
知识的来源是现量和比量，这是佛陀本人的认识论。此表明了佛教一开始就具有彻底的批判精神。早期佛教中采取三量之说，实际上是后学误会了佛陀之本来思想。自陈那以后，佛教逻辑发生了一个根本性地转向，即从因明学转向了量论。量论所要构建的是，如何使人走向成佛之路，使人获得解脱的智慧。
三、对量论之量和成量的认识
量论之“量”，是佛教知识论之总称，佛学之最终目的是成量，即成为定量。也就是成佛。释迦牟尼佛本人就是定量士夫。陈那《集量论》归敬颂“敬礼成量欲利生，大师善逝救护者”。量论因明从知识论的角度而言，就是通过现量和比量，最终达到定量士夫。法称之《释量论》专门辟《成量品》一章，讲述量之总相为何，世尊为何是正量。《成量品》开篇曰“量谓无欺智”。僧成大师解释曰“量之总相谓新生无欺智”[5]97。量的定义是无欺智，即是正智。法上论师认为正智是与经验不相违的知识，如果知识能指引我们达至他所言之境，那么该知识就是正确的。
陈那《正理滴论》曰：“众人所务，凡得成遂，必以正智为其先导。是故彼智，此论今详。正智有二。一者现量，二者比量。”[6]24-25陈那和法称对量的定义，其语言表达方式不相同。陈那对量定义时，是遮“欺”诠“正智”；法称对量定义时，是遮“欺”诠“无欺”。实质上，法称是继承了陈那对量的看法，只不过法称说得更加细致罢了。法称认为，量识的性相是新起而非欺诳之智。所谓“新生”，即是指在第一刹那间所生起的认知，以此排除一切非第一刹那间之认知，比如已决智就会被排除掉。当认知不是处在第一刹那间，而是处于第二刹那，甚或第三刹那间等等，那么这就是已决智了。“无欺”是指对所缘境而言。也就是对认识之对象――所知境无欺骗，以此消除一切邪智邪见。这些邪知邪见妨碍了对所知境的真实认知，而只有量才能对所知境如实反映。“智”是佛所说的般若智慧、无上遍正觉，以此避免错误的量识。 不欺智是量，则还包括比量。外道则认为不能包括比量，其理由是以比量不以自相为所取境故。法称反驳道“如通达具烟山上有火之比量，是不欺诳，以是通达安住能烧煮作用之觉故”。即看到此山上有烟，推断此山上有火。烟与火是不相离的。佛教逻辑要归到胜义有之真实存在，而这已经不再单纯是逻辑问题，而是关于宇宙人生之真相了。佛教逻辑最终已然超越了名相，落实到名相背后之真相。
不欺智是量，则还包括声。外道以为“若不欺智量相者，不应道理，以不能遍声起量故”[5]97-98。即是说如果不欺智是量，那么就不应包括声。法称对此反驳，认为声显示了起声的人所欲达到境，则声所生起的量应是无欺。如言说“山”，说者在心中能够生起真实存在之境，即“山”的真实存在，使其表象在认识主体的内心活动中显现。此时，对于“山”而言是量。当言说“山”之声时，说者的心中随即有了“山”之表象，说“山”的声是不欺。其量满足因三相。然而说“瓶”声时，并不是意味着现见某处有真实之“山”，此不以瓶的现实真实存在为因。
不欺智是量，但不是由根现量里之见分或相分确立量，而依自证现量确立量。在自证现量里，超越了见分和相分，例如面对蓝色，当面对蓝色之境所新生的第一刹那的认识，这才是正量。之后，当试图把当下之境用言语表达出来，那就不再是量了，而是后得智。因此，法称认为境是有次第的，新生也是有次第的。同一个命题有不同次第，每一次第之间都是新生。量永远只能是生死相续，永远新生。新生即是无常。按照佛教的观点，无常有二种：一是刹那间的无常，即是刹那刹那有生住异灭之变化也；一种是相续的无常，即谓一期相续之上有生住异灭之四相。佛陀从“声是无常”这一现量境里，悟出了尘世间一切之法，都是生灭迁流刹那不住。正如《大智度论》曰：“一切有为法无常者。新新生灭故。属因缘故。”量，实已隐含了从凡夫位到成佛之所有次第。佛陀以无上菩提心领悟到无上瑜伽现量，从而认识到“声是无常”这一极其隐秘之境。
佛陀是量，并且佛陀是成量。说明佛陀是通过精进修行而成就量。这样就遮止了外道无生自然量。佛陀依据意乐圆满和加行圆满，而成为定量士夫。正如《大乘起信论》所云“诸佛如来离于见。自体显照一切妄法，有大智用，无量方便，随诸众生所应得解，皆能开示种种法义，是故得名一切种智”。因为佛陀只承认知识之源泉是现、比二量，佛陀则具有意乐圆满和加行圆满，佛陀所说真实不虚，于是成就了佛陀是正量、定量、量士夫。
四、余论
综上所述，佛教逻辑从开始的三量说逐步发展到陈那时期的二量说，其过程不得不说有一些漫长。这也说明了佛教理论是一步步走向量论因明之本来意蕴。其实，佛陀早已在其著作中开示，但因为后人的误解，直到陈那时期，方才揭示量论因明这一认识论之真实意蕴。法称继承了并发展了陈那之学，明确提出量即是佛，成量之路即是成佛之路。而法称之后，藏传因明很好地继承发展了陈那法称之量论学说，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而在汉地，陈那之量论没有受到很好地重视，甚至对于法称之量论几乎不曾耳闻，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因此，我以为，如果想要在佛教逻辑中有所作为，那么重视对陈那《量论》和法称《释量论》之研究则显得异常重要了。
篇15：中西译论研究基本模式对比论文
中西译论研究基本模式对比论文
摘要：中西译论研究古来有之，两大翻译体系中的研究模式各有特色，各具优势，不能简单地以优劣区分。本文试对中西译论研究的基本模式进行对比，从历史、特点、展望三个方面展开探讨，主张在研究的方法上相互取长补短、相得益彰，在研究的范畴上营造出一个多元共存的和谐的局面。
1.中西译论研究回瞻
中国翻译的历史源远流长。自有翻译活动以来，人们就没有停止过对翻译理论的探索，译论研究经历了古代、近代、现代、当代四个阶段。“文”与“质”早在古代佛经翻译时期就是争论的焦点，有的主张直译，有的主张意译，如东晋、前秦时代的释道安和鸠摩罗什。此后一千多年间，虽然有相对的沉寂期，虽然对其理解和定义有相当大的差异，但围绕着直译、意译的探讨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清末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严复的“信达雅”之说一经提出，便在译界引起了长期激烈的争论，但是它在我国翻译界有广泛而巨大影响。实事求是地说，时至今日许多翻译工作者仍然在以“信达雅”这套理论指导他们的翻译实践活动，尽管由于时代不同人们已经赋予其新的阐释和要求。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傅雷在《高老头》重译本序中提出了“神似”的思想，将翻译提高到美学范畴和艺术领域。十二年之后，钱钟书在他的《林纾的翻译》中发表了“化境”的见解。钱氏的这种见解与傅雷的“神似”十分接近，在“神似”的基础上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二者都是中国传统美学思想在翻译研究上的延伸。六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由于历史原因，翻译研究几乎停滞，但是中国翻译工作者并没有停止工作，他们在不被署名的情况下产出大量的内部发行的翻译资料和作品，为随后的新的翻译和翻译研究高潮奠定了基础。进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中国大陆百废具兴，翻译活动和翻译理论研究也掀起了史无前例的高潮。传统译论的研究焕发新春，无论在量和质的方面都有了长足的发展。与此同时，大量的西方的翻译理论和研究方法被引入国门，形成了百花齐放，色彩纷呈的局面。这一时期出现了一批知名的翻译理论研究学者，其中有辛勤耕耘数十年的译坛老将，有年富力强中坚力量，也有相当多的新秀。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二十一世纪初，中国的翻译理论研究逐渐成熟起来。虽然引介西方翻译理论，崇尚西方翻译理论仍居强劲势头，但是一些有造诣的学者们开始了冷静的思考。“中国翻译界的学者们已经能够摆脱前期过多模仿西方翻译理论模式的桎梏，不沉溺于简单介绍西方的译学理论，而是立足于民族自身的特定文化历史积淀遗产，有选择地大胆采撷若干西方成果，推陈出新，写出具备中国特色的翻译理论专著。”（辜正坤，2001）。
西方翻译研究的历史久远，有人将其分为四个阶段：古典译论期、古代译论期、近代译论期和现代译论期。古典译论期包括古代到第四世纪末这段时期，译论以围绕希腊文化翻译为特征，主要代表人物有西塞罗等。西塞罗被认为是西方翻译史上的第一位重要的翻译理论家，约在公元前46年他在《论最优秀的演说家》中说：“我不是作为解释员，而是作为演说家进行翻译的……不是字当句对，而是保留语言的总的风格和力量。”从而引发了对于“直译”和“意译”两种基本翻译方法的思考，不仅主导了翻译的实践活动，而且确定了翻译理论探讨的方向。古代译论期始于欧洲的中世纪至十八世纪，以宗教翻译和人文著作翻译为特征，主要代表人物有奥古斯丁等。奥古斯丁的理论涉及译者必备的条件，翻译中应注意的风格，与翻译研究有关的语言符号理论，翻译的基本单位和翻译“凭上帝的启示”、“凭灵感”等。他对翻译的理论及对后世的翻译研究具有相当大的影响。近代译论期始于十八世纪后期到十九世纪末。这一时期的优秀译品不断涌现，涉及宗教、文学、科技等各个方面。在翻译理论研究方面也取得了丰富的成果，阿诺德是其中一个重要的代表人物。阿诺德与纽曼之间就荷马史诗的翻译问题展开的大争论，不仅涉及荷马史诗的英译问题，而且澄清了许多翻译中的一般性理论和原则问题。尤其是阿诺德所提出的翻译观，甚至在今天仍然影响着西方的翻译研究界。现代译论期始于十九世纪，一直到今天。这个时期，特别是二十世纪后半期以来，西方各国的翻译实践活动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其范围、形式、规模和成果都是历史上任何时期无法比拟的。与此同时，翻译理论著作层出不穷，翻译思想不断更新，学派纷呈，人物辈出，是翻译研究百花齐放的时期。
2.中西译论研究的特点
中国译论研究的传统重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与翻译实践没有直接联系的理论研究不被多数人重视。因而从古至今，中国翻译研究主要是围绕如何解决翻译中的实际问题和困难展开的，例如释道安的“五失本”、“三不易”，严复的“信达雅”，傅雷、钱钟书的“神似”与“化境”等。虽然二十世纪末以来，积极从事翻译理论研究的学者们引进西方翻译理论的研究方法，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有了占据翻译研究主导地位的趋势，但许多热心于翻译研究的学者们仍然孜孜不倦地从事理论指导实践的研究工作，而且大多数翻译工作者仍然关心的是你的翻译理论是否对他们的实践活动有没有直接的指导意义。西方译论传统并非不重视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但是其在阐释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关系的同时，更为重视理论的抽象性、条理性和系统性，竭力透过实际操作层面去挖掘抽象理论。特别是从二十世纪以来，出现了从现代语言学、社会符号学、文化建设、女性运动、目的论等不同角度对翻译理论进行更富理性、更为抽象的大量著述。
中国译论研究重归纳、重宏观把握、重结论，而西方译论则重分析、重微观阐述、重求证的过程。这就好比中医和西医，“西医善于精确的分析，任何症状和体征都有一个科学的解释，而中医却注重于整体的把握，不见得拿得出清清楚楚可以用数字证明的证据。”（叶子南，2000）。西方学者往往会用洋洋万言分析一个翻译概念，并不惜篇幅旁征博引、陈述定义，而中国学者则惯于提纲挈领，一言蔽之。例如“信达雅”、“神似”与“化境”、以及诸多的指导翻译实践活动的著述，都体现出了中国译论的这一特点。一些西方学者甚至中国学者按照西方研究的标准看待中国译论研究，认为中国传统译论谈不上什么翻译研究学说，充其量只不过是经验之谈，这是不公正的。实际上，西方研究方法虽然具有条理性、系统性和有说服力的优势，但并非完美无暇，“其缺陷是往往见树不见林，易犯钻牛角尖式的琐碎毛病或一叶障目的片面性错误，弱于综合概括。”（辜正坤，2001）。就译论研究而言，二者取长补短，互匡不及才是正确的态度和应循的道路。
中国译论研究的传统主要建立在二元对立的基础之上。由于中国翻译相对集中地发生在汉语言文化这个单一的体系之内，翻译研究的对象和基本模式易于找到可循的规律，这就在某种意义上导致了长期以来传统译论研究重视具体的语言结构对比，在原文与译文对比研究和字词句推敲上下工夫。直译与意译、信与顺、神与形等的探究形成了二元对立的基本模式。基于这一基本模式的翻译研究揭示了汉语言文字与其对应的语言文字在字、词、句、篇各个层面的差异及相应的对策，在指导翻译实践活动的理论成果方面是西方译论所不能比拟的。但与此同时，这一基本模式又制约了研究领域的广度和深度，缺乏远瞻的创造性和进取精神。相形之下，西方译论研究则建立在一个多元的翻译体系之上。西方翻译起始于古罗马时期，经历了从同一“母”体系到不同“子”体系发展、演化的过程，即从古代拉丁语言文化体系，向后世欧洲各个民族语言文化体系发展、演化的过程。因此可以说，西方翻译传统是一个“多元的”翻译体系。（谭载喜，1999）。建立在这种多民族语言文化体系之上的'翻译研究不可能局限于两种语言结构的对比，难以找到一对一的可循规律，于是便更倾向于向更为广阔的领域里去探索，走向具有普遍意义的，跨语言跨文化的层面，拓宽研究的范畴。
3.中西译论研究展望
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多元共存、促进发展将是译论研究的必然走向。纯理论研究制定解释、预测翻译现象的普遍原则，起到宏观指导的作用，为应用理论的研究指示方向。没有纯翻译理论指示方向，应用翻译理论研究将很难开展和深化。另一方面，翻译说到底是一种实践活动，在译论研究里需要有人研究对翻译实践有具体指导意义的应用理论。应用理论研究应当在纯理论研究的指引下不断开阔视野，在“新”字上做文章，拓宽研究的范围，增强系统性和科学性，从而更好地指导翻译实践活动。
中国译论研究长期局限于实践应用或微观操作层面，只是在上个世纪末随着改革开放才开始引进和了解西方翻译理论研究的方法、途径和成果，逐步放开了视野。因而，我们以往从未涉足的理论研究课题将会在中国译论研究领域占居重要的地位。将翻译研究的领域扩大到文本之外，从文化碰撞的角度，从社会、历史的角度，从意识形态、政策的角度，从委托人――译者――读者地位的角度，乃至结合后殖民主义、全球化、女性运动等来进行研究，将会为译论研究开拓出广阔的空间。
另一方面，围绕着如何解决翻译中的实际问题和困难而展开的翻译研究，即解决“怎么译”的研究，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都势必会继续下去。有人说“怎么译”的问题，西方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之前已基本解决了，我国至迟在六、七十年代前也已基本解决。这种说法未免欠妥。翻译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有关指导翻译实践的探索是无止境的。语言的差异、文化的差异、以及上述种种因素所造成的差异反映在翻译实践中的具体问题十分复杂，不是仅靠主观拟想或宏观理论就能解决问题的。深入细致、持之以恒的微观研究不可或缺。事实上，许多中国译论研究者和翻译工作者仍然在这个领域里辛勤耕耘，孜孜不倦地探索。西方学者和翻译工作者也不例外，他们在积极从事纯理论研究的同时，并没有轻视应用理论的研究和探索。他们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不断出现在为数众多的各种层次的翻译期刊杂志里。围绕着应用翻译理论的研究方兴未艾，与纯理论研究齐头并进，并没有阳春白雪下里巴人之分。而且，为了适应全球化发展的需要，应用理论的研究甚至有上升的势头。以美国为例，许多高等院校翻译系部和翻译研究中心在进一步深化纯理论研究的同时纷纷开设双语课程，积极从事应用理论的研究和教学。位于号称世界语言之都的蒙特雷的国际研究学院翻译研究生院涵括的双语教学和研究竟达七个语种之多，包括汉语、法语、德语、日语、韩语、俄语和西班牙语。
就译论研究的方法而言，中西各具优势不言而喻。但是我们更应当看到的是我们的差距。虽然改革开放以来，一些学者们积极引进西方理论，利用西方理论提供的研究方法结合汉语言文化的特点，写出了不少翻译研究的文章和专著，其广度和深度在不断地进步，但我们的研究方法仍然有待于完善。中国译论研究善于归纳和宏观把握，弱于量化分析和微观阐述。我们应当在保持自身优势的基础之上，吸纳西方翻译研究的长处，培养和发挥从不同角度对翻译现象进行理性、抽象研究的创新精神。与此同时，引进学习西方译论和研究方法应当有所选择，应抱有健康的心态，这样我们才能以冷静成熟的态度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为我所用。目前，国内已经出现了一批在中西译论及其研究方法上均颇有造诣的知名学者，但是其数量与我国庞大的翻译及翻译研究队伍极不相称，扶植培养新人、补充新鲜血液是当务之急，是重中之重。
总之，中西传统译论及其研究方法的特点或差异不能简单地用优劣来判定。我们不应当拒绝接受或排斥西方翻译理论和研究方法，同时我们也不应当妄自菲薄，轻视中国传统译论和研究方法。那种认为凡是西方的一定就好就先进，凡是中国的一定就差就落后的理念是不正确的。二者之间的关系应当是取长补短、相得益彰。我们应当沿着百花齐放的道路不断进取，营造出一个相互包涵、多元共存的和谐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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