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小编给大家整理的老舍童年经验中的贫穷元素，本文共2篇，希望大家喜欢!
篇1：老舍童年经验中的贫穷元素
老舍童年经验中的贫穷元素
老舍出身寒门是个老话题，其童年时期的资料处于基本空白的状态。
部分学人认为，老舍平民化的幽默态度和老舍的出身、经历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在我们力图解说老舍生涯和老舍艺术时，不能不常常想起这位作家那別一榉惨淡的‘入之初”。也有文学史表现出类似观点，黄修己的《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指出：“老舍(1899-1966)，原名舒庆春，字舍子，北京人。他出身于城市贫民家庭……这个经历使老舍对北京下层市民生活十分熟悉，因而能够成为现代文学中用纯熟的北京口语描写北京市民生活的‘铁笔’、‘圣手’。”《现代文学三十年》中亦说明：“老舍……生于北京城的一个贫民家庭，在大杂院里度过艰难的幼年和少年时代。他非常熟悉社会底层的市民生活，喜爱流传于市井巷里的戏曲和民间说唱艺术，这些阅历有利于他日后创作的平民化与‘京味’风格的形成。”
对一个作家而言，童年记忆会在创作中留下多种印迹。老舍也是如此，最显著的例子是他曾分別在1937年的《小人物自述》、1944年的《四世同堂》、1962年的《正红旗下》三部小说中详尽描写了他在小羊圈的生活，对小羊圈和小院里的一切包括每一间房屋的陈设，在作品中都有精确表述。但是，有关老舍童年时期的资料基本空白，几乎没有直接文献史料能够证明老舍出身穷人。而且，贫穷是个很广泛的观念，可以从社会、政治、经济等多个维度进行解析，若把这个元素作为单一概念放置于作家的童年经验中，便很难解释与之相关的文学的多义性、模糊性以及作家个人体验的细节性、丰富性。因此，这个命题中含有很多未解的疑问。
一、老舍童年的'经济考察
研究界对于老舍童年经验中的“贫穷”元素一直存在争议，最典型的有两种说法。一是“贫穷”说，认为老舍出身寒门，这种童年经验影响了老舍生活中多次抉择与文学创作中素材选择、写作态度等诸方面，许多文学史也持这种说法。二是“非贫穷说”，认为老舍童年阶段居住于下层社会区域中，对下层社会生活耳濡目染，但自身家庭并非属贫寒之家，并对笼统的“贫穷说”提出了细节方面的质疑：一是舒家有祖产，有属于自己的房子与祖坟地。老舍自己也提到“北城外的二三十亩地早巳被前人卖掉，只剩下一亩多，排列着几个坟头儿”，而且“父亲唯一的无忧无虑的事就是每月不必交房租”。二是舒家当时每月有固定的收入，旗人身份使得老舍一家温饱有靠，并且有一定的社会地位。老舍父亲为人很老实，“可是，谁也不大欺负他，他是带着腰牌的旗兵啊”。老舍父亲死后，老舍的母亲马氏以阵亡旗兵孀妇的身份可以拿到原来“钱粮”的半数，作为抚恤赡养费。而过了一段时间后，长子庆瑞补上了一个“养育兵”的缺，也能每月在衙门里领一两五的饷银。三是舒家可以供老舍读书，接受良好教育，全面成长。四是老舍在师范毕业后一跃为月薪一百多大洋的中产阶级，最终成为一名稿酬不菲的作家。
以上两种说法对同一问题进行了不同角度的探查，产生争议的症结在于对贫穷标准厘定的不统一。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将贫穷定义为一种生存状态，认为贫穷是指人口寿命、健康、居住、知识、参与、个人安全和环境等方面的基本条件得不到满足，因而限制了人的选择。贫穷这个概念不是平面化、绝对的，而是多层次、相对的，既有普遍的标准又具有特殊的地域性与时效性，时代不同，地理位置不同，生活的样式与标准也不同。在老舍童年阶段，有一半以上的时间里家庭全年收入不足以支付基本生活需要的开销，可以推定其家中的经济状况属于城市下层贫穷市民家庭水淮。
此外，还有几个细节需要重新厘定。
首先，舒家有私人房产，基本满足自家居住的需要，也曾出租过，但租金极少，不能成为家中的支柱收入。父亲阵亡后，他们虽然有旗人的“铁杆庄稼”，但是这庄稼给的不及时不够成色，舒马氏给店铺伙计或者屠夫浆洗缝补衣服，哥哥沿街叫卖小食品，这样才能勉强够他们母子四人糊口。这种状况使老舍在刚刚懂事起，就知道“愁吃愁喝”了。
其次，老舍能够得以受教育，是出自刘寿绵的资助。刘寿绵对舒家的帮助主要体现在为老舍“过满月”与资助上学两个方面，并没有对老舍一家的生活进行全方位的“脱贫”帮助。老舍虽然有学上，但是在求学期间，家境依然困于生计。一直到老舍考入师范学校后，才进入到有保障的生活中，因为在师范学校，食宿、教学全部公费，连制服、帽子、大衣、皮鞋和文具，也概由学校发放。老舍选择读师范学校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因为家境贫困使他没有经济能力可以与好友罗常培一样去读中学读大学。
再次，老舍非终身穷困潦倒。197月老舍在北京师范学校毕业，被派往位于方家胡同的京师第十七高等及国民小学校当校长，并因工作出色在19被选拔为“劝学员”，月薪一百多元。这是一个事情不太多而待遇优厚的职务，但是这属于老舍成年后的生活。
综上所述，老舍是城市贫民出身，但不是一穷二白的赤贫，他的邻居、他的亲戚和他的朋友也大都在下层贫民社会里生活度日。他从小就亲身经历了贫苦生活，又耳濡目染他人的各样贫苦困境，这种对穷人生活的熟悉与对穷人活法的理解，是读多少书本都学不到的。这种穷苦出身为老舍带来了独一无二的人生体验，成为他日后创作的丰富素材与底色，也形成了他在现代文学史上对穷人独特的综合视角：既揭穿其身上的劣根性，又真心热爱着他们。
二、老舍童年的贫穷刻度
有研究者依据老舍童年的生活状况，将老舍定为“穷人”，从“穷人”的泛义上来解释老舍的生涯，这样的归类是粗疏的。首先，“泛义上的穷人，特别是彻底式的穷人——即德穷、财穷、智穷、文穷的群落，是不会从中诞生出老舍的。老舍的‘旗人’高脉，老舍的基督意识，老舍的求学欲望和从教、从文意趣，都使他大大有别于一般性的穷人。”其次，老舍是一个城市贫民出身的作家，他所经历的生活与农村尤其是偏远农村的生活有所不同，具体表现为：生活水准较高、生存机会较多、眼界视野较为宽广、文化氛围较浓厚等等。老舍笔下的成功人物形象也多是各种各样的城市贫民形象，这些形象的性格、文化内蕴等与其他作家笔下的“穷人系列”大相径庭。
篇2：老舍作品中的满族元素
老舍作品中的满族元素
老舍作品中的满族元素便随处可见，具体表现在哪里呢?下面来看看!
一、老舍生平及其创作
老舍，满族正红旗人，于1899年出生在北京护国寺附近的小羊圈胡同。他出生不久，其作为满族护军父亲便在与八国联军的巷战中阵亡。因此，母亲对他一生的影响深刻：“我的性格、习惯，是母亲传给我的……她给我的是生命的教育”他的母亲是正黄旗人，她从母亲那里继承了满族人所特有的性情和品质。在新中国成立之前，老舍作品中满族元素并不多。这是因为“他与许多年轻的满人一样，像替罪羊一般为那个并未给他带来过幸福，而现世已经倒台了的清政府担负着来自外族的排挤和打击。”尽管如此，读者仍能从其作品中人物的思想情感、道德观念等看出老舍对于满族文化的批判，如《小坡的生日》《猫城记》等。新中国成立之后，满族元素大量进入其作品，这在其自传体小说《正红旗下》和戏剧《茶馆》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它们所展示的满族所特有的文化、风俗等使其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满族文学作品。其中，“他的民族自卑与民族自尊同时滋长着，对本民族的热爱与为本民族争气，渴望民族间平等的思想，时时萦绕在他的心头”。下面笔者就拟从两部作品的旗人形象塑造以及有关满族风俗礼仪的描写来具体分析他对本民族既眷恋又批判的矛盾之情。
二、老舍作品的满族元素
(一)旗人形象
所谓旗人，在清代是指被编入满洲八旗、蒙古八旗、汉军八旗这类兵民一体化组织中人们。在老舍的作品中，他通过对旗人形象的塑造鲜明地体现了一个优秀的民族作家对于本民族问题的思考和感悟以及在旗人身上所寄托的忧思与希望。在他笔下，有些旗人是只知道挥霍和玩耍的，如《正红旗下》的大姐公公和大姐夫。大姐公公“虽是武职，四品顶戴的佐领，却不大爱谈怎么带兵与打仗”“他为官如何和会不会冲锋陷阵到似乎都是次要的，他和他的亲友仿佛一致地认为他应该食王禄，唱快书和养四只靛颏儿”。更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大姐夫“情愿随时为一只鸽子而牺牲了自己”“不管去办多么要紧的公事或私事，他的眼睛总是看着天空”“万一有那么一只掉了队的鸽子，飞的很低”“见此光景，就是身带十万火急的军令，他也得飞跑回家，放起几只鸽子，把那只子天而降的‘元宝’裹了下来”。他们的挥霍与享受依靠的是“铁杆庄稼”，而究其根源则是八旗制度的变异与腐化。欧立德在《满洲之道：清朝的八旗制度与民族认同》中认为满族之所以能够统治中国达三百年之久，靠的就是八旗制度，然而到了清朝后期正是这种腐化了的八旗制度，造成这些旗人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在《茶馆》中茶客丁说：“叫旗兵不关钱粮，去自己谋生计吗?心眼多毒!”就是直接对“铁杆庄稼”制度的批判和讽刺，他们已经丧失了自我谋生的能力，何谈带兵打仗，保卫国家。老舍的夫人胡絮青曾经说过：老舍通过各种各样的人物形象要告诉读者，清朝是怎样由“心里儿”烂掉的。老舍用温情含蓄的语言对这些从“心里儿”烂掉的人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他们不仅是满族更是国家的败类。
当然还有一部分旗人是作者极力赞美和颂扬的，他们踏实、勤劳，不再一味的依靠“铁杆庄稼”而是另谋生路。例如《正红旗下》的福海二哥和《茶馆》中的'常四爷就是这类典型。福海二哥“是个熟透了的旗人，既没忘记二百多年来骑马射箭的锻炼，又吸收了汉族、蒙族和回族的文化”尽管当时的旗人学艺是被人耻笑的，可是他在看到了当时“铁杆庄稼”并不能使人富裕起来时便毅然去做了油漆匠，即使后来补上旗兵的后缺他也没有丢掉油漆匠工作。同样，常四爷也是一个冲破八旗制度束缚的人，他因说了句“大清国要完”而被抓去坐了一年的监狱，在别人都说“让我自己去谋生，非死不可”的时候,出狱之后的常四爷却自己卖菜另谋生路。对于他们“老舍以久存心底的激情赞美福海，赞美常四爷，赞美那些具体推进历史转折，使艰难历程轻松化，将人生无痕地融入时代的一代旗人……力图给你看到当历史的车轮子迎头驶来时，那些大踏步地迎向新生活去的旗人，他对于民族深藏着得骄傲”这一类的旗人正是看到了“铁杆庄稼”的腐败，才会挣扎着走上自食其力的道路，同时在国家和人民需要帮助的时候，他们也毅然伸出了援助之手，福海放走了参加义和团的王十成，常四爷为危难之中的王利发雪中送炭。因此老舍对于这些旗人的赞美不仅仅限于自力更生的能力，更在颂扬他们的爱国心和正义感，他们不仅是国家和民族的希望所在，更是引导腐败的清王朝走向光明前景的使者。
(二)满族的风俗礼仪
满族常见的礼节是请安、打千，过去的小辈对长辈，三天一请安，五天得打千。《正红旗下》的福海二哥请安请得最好看，以至于使每一个接受敬礼的老太太都哈腰儿还礼，并且暗中赞叹：“要是我的儿子能这样懂规矩多好啊!”作者借老太太之口由衷地表达出了自己对福海二哥的赞赏之情。类似于这样温情场面的描写还有我的“洗三”，所谓“洗三”就是在小孩子出生第三天时举行的出生典礼，届时方方面面的亲戚、朋友都要前来祝贺，德高望众的老太太一边给洗澡一边说吉祥话，文中的白姥姥：“先洗头，做王侯，后洗腰，一辈倒比一辈高，洗洗蛋，做知县，洗洗沟，做知州。”最后还要用大葱打我三下，口中念念有词：“一打聪明，二打伶俐!”而据老舍说他后来也确实像大葱一样聪明。作者诙谐幽默的描写在字里行间都透露出对新生儿的美好祝愿，在这样祥和的气氛中，不难看出老舍对于满族一些风俗礼仪的赞美之情和自豪之感。五千年的中华民族本是一个礼仪之邦，而满族更是因其独特的生活习惯而形成一些特有的风俗，这些习俗不仅传递着人与人之间的美好祝福，更是社会和谐发展的一个必备因素，所以在这里作者用一种温馨的笔调，表达着自己对于民族礼仪的认可与接受。
与此同时，作者也对一些本是值得夸耀的风俗礼仪进行了批判：“自从姑母搬到我家来，虽各过各的日子，她可是以大姑子的名义支使我的母亲给他沏茶倒水，擦桌子扫地，名正言顺，心安理得。”她可是我们胡同里的“财主”，拿着好几份的钱粮，却在我家白吃白住白拿炭，而且他稍不顺心就会闹的天翻地覆，把“我”们全家包括大黄狗在内骂的狗血喷头，对此“我”们家是没有任何人敢反抗的。对于姑母的蛮横无理，为所欲为，尽管及其厌恶却又无可奈何，因为在满族的家庭中姑奶奶享有崇高的地位，同样地还有满族人养花养鸟的爱好，这本是在八旗制度束缚下的八旗子弟为了消磨时间而培养的一些兴趣，既不违八旗制度的规定，又使自己的生活的得到了充实。然而到了清朝末年，内忧外患的政治局面使每一个八旗子弟都应正视自己的身份，保卫国家而不是继续过着“养尊处优”的日子。因此，老舍对于一些风俗礼仪的描写。“在很多场合，更是由批判封建的文化传统这种总的意图出发的。”面对这些优雅的废物，怎能不让人痛心疾首。
关于老舍及其作品，舒济曾经说过：“我们从满族的角度来看他，才能更准确地认识和理解他的文学作品，正是知人才能识文”因此对于老舍，很多时候我们由表及里。当我们看透他内心的骄傲与自尊的时候，才能真正的了解他的满族情怀以及他的满族文学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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