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古文献学的传承的论文，本文共11篇，仅供参考，欢迎大家阅读。
篇1：古文献学的传承的论文
关于古文献学的传承的论文
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有着丰富的文化遗产。在这个丰富的文化遗产宝库中，作为古代文化特别是思想文化载体的文献典籍占据着重要位置，其数量之多、流传之久世所罕见。我国不仅有丰富的古代文献典籍，还有整理、研究、利用这些文献典籍的悠久历史，在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成果和经验，总结出有益的理论和方法，逐渐形成比较完整的古文献学。古文献学对于我国古代文献典籍的保存和流传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能否继承和发展中国古文献学，是关系我国丰富的古代文献典籍存亡的大问题。如果没有正确的古文献学理论和方法，古代文献典籍将会面临两种后果：或者任其错乱、散佚，日渐消亡；或者乱加整理、妄加窜改，歪曲历史、贻误后人。这两种后果都将使古代文献典籍遭受难以估量的损失，对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非常不利的。不久前，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发展古文献学、加强我国古代文献典籍整理编纂出版工作是重要基础。
古文献学涉及古文献的搜集、甄辨和对内容的准确理解
古文献学是关于古文献阅读、整理、研究和利用的学问。古文献在形式和内容两方面的特点，决定了古文献学是个交叉、兼综的学科。古文献就形式而言，包括语言文字和版本形态，涉及中国古代语言文字学和古籍版本、目录、校勘、辑佚、辨伪、编纂学等。就内容而言，分具体和抽象两个方面，具体方面包括人物、史实、年代、名物、典制、天文、地理、历算、乐律等，涉及自然和社会、时间和空间诸多方面的考实；抽象方面主要指思想内容，需要结合语言文字和具体内容由浅入深地剖析探求。按学术性质来分，古文献学又分为考据之学和义理之学。有关形式方面的文字、音韵、训诂、版本、目录、校勘、辑佚、辨伪诸学以及有关内容的考实之学均属考据之学；有关思想内容的剖析探求属于义理之学。
从古文献利用的角度分析，古文献学涉及古文献的搜集、甄辨和对内容的准确理解两个方面。搜集、甄辨与目录、版本、校勘、辨伪、辑佚有关。古籍目录是考察文献和治学的门径。由于我国传统目录具有“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特点和优良传统，其在读书、治学、传承文化方面的指导作用尤为突出。版本学涉及文献版本的鉴定和流传源流的考察，读书、治学、传承文化应依据可靠的善本。校勘是借助有关理论和知识，运用相关文献比对、综合考订的方法，以极其审慎的态度校正古文献在流传过程中产生的种种错误，包括字句的讹误、篇章的错乱等，以期恢复文本的正确面貌。校勘的意义十分重大，它是取得正确文本的重要手段，是读书、治学、传承文化存真求是的先决条件。辨伪有狭义、广义之分：狭义辨伪仅指关于书籍本身包括名称、作者、年代等方面真伪的考辨；广义辨伪除此之外，还包括书籍内容真伪的考辨。辨伪是一项鉴别史料的基础工作，也是读书、治学、传承文化考信求真所必需。辑佚是从传世的有关文献中钩稽、辑录已经散佚的整部古书或现存古书中遗失的内容，具有拾遗补缺的作用。
对古文献内容的`准确理解，包括三个层次：一是对古文献的语文解读，二是对古文献的内容考实，三是对古文献的义理辨析。古文献的语文解读在古文献学中居于基础地位。古文献是用文字记载的以书面形式存在的文本，也就是说古文献是以书面语言为载体的。因此，要了解古文献的内容，必须从弄懂语言文字入手。语文解读包括认字、读音和释义，涉及文字学、音韵学和训诂学。中国古文献学有一个优良传统，就是以小学为中心。所谓传统小学，狭义指文字学，广义则包括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中国古籍目录，从汉代到清代，小学类书籍一直附属于经部，作为通经的工具书。古文献的内容考实是指对古文献具体内容的各个方面如人物、史实、年代、名物、典制、天文、地理、历算、乐律等的实事求是的考证，直接关系到对古文献内容的准确理解。义理辨析是古文献解释的灵魂。义理与文义有别，文义是文献语言的字面意思，这属于语文解读所要解决的问题；义理则指文献语言所表达的思想，这是义理辨析所要解决的问题。义理辨析是对古文献内容理解的最后一个环节：即在语文解读和内容考实的基础上，对古文献的内在意义进行准确的理解和诠释。只有完成义理辨析这一环节，才算得上对古文献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的完全理解。
运用古文献学阅读、整理、研究和利用古文献
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特别是其中的思想文化，离不开对其载体――古文献的准确把握和理解；而对古文献的准确把握和理解，又必须凭借古文献学的理论和方法。可见，古文献学对于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为了更加深入认识这种重要意义，我们不妨举两个具体例子。
例一，利用敦煌写本校正《高适集》传世诸本的错误。
高适是唐代著名诗人。《高适集》传世诸刻本及清影宋抄本有《登百丈峰二首》，此诗敦煌残卷伯3862题作“武威作二首”，按以敦煌写本为是。第一首首句，传世诸刻本及清影宋抄本均作“朝登百丈峰”，而敦煌残卷伯3862是“朝登百尺烽”，也应以敦煌写本为是。“烽”即烽火台，西北河西走廊至今仍有遗迹，相当高大，素有“百尺”之称，如李益《暮过回乐烽》有“烽火高飞百尺台”句。高适此诗本作“百尺烽”，应该是后代中原人不谙熟“烽燧”的形制，因而不知“烽”指烽火台，所以错误地将其改为形近的“峰”字。既改为“峰”字，则“百尺”高度与山峰不相称，又错误地怀疑其文字有误，进而改为“百丈”，致使一错再错、面目全非，随后又改诗题，将“武威作”妄改为“登百丈峰”。
“烽”讹混为“峰”，在唐诗中经常见到，原因都跟这差不多。如前面提到的李益《暮过回乐烽》，因诗中有“烽火高飞百尺台”句，受其牵制，题中“烽”字没有被妄改；但其《夜上受降城闻笛》首句“回乐峰前沙似雪”，“烽”被妄改为“峰”。幸好《全唐诗》于“峰”字下附注异文：“一作烽”，得以留其真迹。其实，回乐为唐灵州大都护府属县，绝非山名，“回乐烽”指筑于其地的烽燧。又如王维《凉州赛神》诗：“凉州城外少行人，百尺峰头望虏尘。”凉州即武威郡，诗中“百尺峰”明显是“百尺烽”之讹。这是一个校正讹误的例子，涉及古文献学版本、校勘和内容考实(如烽燧考实)等方面。如果不是先去解决此类复杂问题，而是费力详考“百丈峰”在何处，非但徒劳无功，而且会以讹传讹。
例二，通过语文解读与义理辨析了解孔子的仁学思想。
《论语》中的“仁”字，不仅出现的次数多，而且孔子对仁的说法以及后人的解释也众说纷纭。究竟怎样把握其实质、了解孔子的本意？只有运用古文献学的理论和方法，综考全书、前后互证，语文解读与义理辨析兼而用之，才能比较准确、全面地了解孔子的仁学思想。
孔子讲的仁，基本含义是爱人，如樊迟问仁，孔子说：“爱人。”(《论语颜渊》，以下只注篇名)但是爱人又不是对所有的人一视同仁地爱，而是有亲疏远近之别。孔子说：“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学而》)这里清楚地说明了爱的层次。首先，仁以维护“亲亲”“尊尊”的宗法血缘关系的孝悌为根本内容，如孔子的弟子有若所说：“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学而》)其次，礼是仁的准则。如颜渊问仁，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又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礼的中心内容是宗法等级制度，同时也包括维护社会秩序、反映社会公德的礼节和礼俗。再次，仁要求体恤别人，奉行推己及人的“忠恕”之道。如仲弓问仁，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颜渊》)子贡问：“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孔子说：“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卫灵公》)这是就禁止一面而言的“恕”。至于“忠”，是从积极可为的肯定一面而言的，如孔子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雍也》)所谓“近”，指自身；所谓“能近取譬”，就是说将心比心、推己及人。“忠”和“恕”是仁的同一内涵的两个方面，所以孔子又说：“吾道一以贯之。”曾参解释道：“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里仁》)最后，把推己及人的体恤，再进一步拓展，一直到广济博施、泛爱大众。如孔子认为，如果“博施于民而能济众”，那已不止于“仁”，而是达到最高的层次“圣”，连尧、舜都不易做到(《雍也》)。由此可见，孔子的仁学思想，既以宗法等级的人际关系为基本内容，又包含了人道主义的泛爱成分。
仁除了仁爱的含义，还包括“敏于事而慎于言”(《学而》)，就是要求人表里如一、言行一致、重在实践。如“巧言令色鲜矣仁”(《学而》)，“仁者先难而后获”(《雍也》)，“仁者，其言也”“为之难，言之得无乎”(《颜渊》)，“刚、毅、木、讷近仁”(《子路》)。孔子还说过：“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并对“五者”加以指明和解释：“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阳货》)。其中，“恭、宽、信、惠”均属仁爱的范畴，而“敏”则属身体力行的实践范畴。孔子之所以把力行作为仁的内容，一方面是为了反对言行不一、“色取仁而行违”(《颜渊》)的伪君子和只说不做的空谈家，甚或揭露借仁德之名行凶恶之实的阴谋家；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提倡实践，让人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对自身负责，为社会尽责。如何凭借古文献学的理论和方法求真考实，在解读、整理《论语》方面还可以举出很多例子，限于篇幅，不再举示。
(作者为北京大学教授)
篇2：21世纪易经文献学研究展望论文
21世纪易经文献学研究展望论文
摘要：易学研究是当代国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在新世纪里，易经文献整理如何发展和继续，这是从事易学研究的文献学者需要首先思考的问题。文章针对学科的走向问题，提出了一系列个人的见解和主张。
关键词：易经；文献学；发展走向
Prospects of Yijing philological study for the 21rt century
Abstract:The study of Yijing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issues in today’s study of Chinese national culture. In the 21rt century, it is the first question to be thought for the philologist to develop the philological study of Yijing and other ancient books. This paper attends to put forward a series of individual opinions in view of the developing trend of this subject．
Key words:Yijing; Philology; developing trend
近两年来，全国各大报刊杂志上，有关21世纪经济全球化与中华民族文化走向的讨论性文章纷呈并出。的确，这正是我们现时代的热门话题和重要话题。众所周知，我国已经在21世纪的第一个年头正式加入了WTO，这意味着我国经济的发展正式步入一个新阶段，融入了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行列之中。然而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深入，各民族的优秀文化也必将会加速其各自互相渗透、互相影响、取长补短、升华吸收的过程。《周易》古经是我国古代的一部占筮用书，其《易传》是一部充满丰富哲理的古代哲学著作，它们保存了大量珍贵的上古社会史料，汉代以后一跃而成为儒家重要的经典著作，因而被赋予了中国传统文化重要代表的身份，并成为历代学者长期研究的对象，为全世界的华人和各国汉学家们所研读，形成了一股彪炳灿烂的“易学”热潮。20 世纪以来，对《周易》以及与其相关的历代易学著作的研究，在国内外得到了极大的重视和长足的发展，可以预见的是，在这个新的世纪里，易学的研究自然将会不断取得新发展、新成果。易学的研究是多方面的，涉及到现代多个学科门类，如哲学、历史、语言学、天文学等。同样，它也是当代从事古典文献学研究的学者非常关注的治学对象。作为从事中国古典文献学研究的学者，我们对易学著作的研究，显然更多的关注于易学文献本身的爬梳和整理，执着于通过运用目录、版本、校勘、训诂、编纂、辨伪、辑佚等一系列文献整理研究手段，为其它相关学科层面的研究提供基础性的研究资料。因为不论是中国学者还是外国学者，只有立足于研究对象文献整理的基础上，然后才能进行哲学的、历史的以及其他方面的深入研究。关于21 世纪易经文献整理工作的发展走向，我们认为，可能在以下几个方面有所体现和反映。
一、易经文献学学科理论体系的初步建构和发展
中国文献学这样一门学问，大概至迟从春秋中期孔子整理以六艺为主的古代典籍开始就已经存在，但由于我国传统文献研究重实践轻理论的原因，作为一门学科的文献学却产生很晚。目前所知最早的以“文献学”命名的，是20世纪30年代郑鹤声、郑鹤春所著《中国文献学概要》［1］一书。此后近半个世纪却处于沉寂状态，直到20世纪80年代，研究才继之而起，各类文献学著作层出不穷。这些著作，有的属于古典文献学著作，有的属于现代文献学著作，有的属于文献学总论性质专书，还有的属于专科文献学。据笔者所见，仅专科文献学就有张君炎《中国文学文献学》［2］，单淑卿、张春玲等《中国经济文献学》［3］，刘跃进《中古文学文献学》［4］，谢玉杰、王继光等《中国历史文献学》［5］，张伯元《法律文献学》［6］，等等。由此可见，晚近20多年来的中国文献学研究已取得了相当丰硕的研究成果。近来，有的学者还对中国文献学学科发展现状进行了辩证的思考和分析，并从学科本身发展建设的角度，深入论证了学科改革和发展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如冯浩菲教授先后发表了《我国文献学的现状及历史文献学的定位》［7］、《试论中国文献学学科体系的改革》［8］等系列论文，就此提出了一系列中肯可行的意见。冯先生还颇具卓识地指出：“专科文献学的发展，无疑将会启迪、激发专题文献学、专书文献学的研究。也就是说，不难预料，21世纪前，不仅会有大批的、配套的专科文献学著作出现，还会有大量的专题文献学、专书文献学著作相继问世。”［8］从如上所述中国文献学相关的各级学科体系建设情况来看，作为专书文献学性质的易经文献学，以及与之相关的易经各专题文献学，已具备了进行学科体系初步建构的可能性。
另一方面，对易经的研究，历来是我国学者研究的一个重点。从现有的史书《艺文志》或《经籍志》记载情况来看，易学文献是相当丰富的；而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周易》的研究也有了长足的进展，研究著作时有出版。从目前所知的情况来看，易经文献当不下3000部。从适应本学科研究发展的需要来看，建立易经文献学及各专题文献学的必要性也愈益明显，如果能够在尽可能全面吸收和反映前人研究状况的基础上，建构一门专书文献学意义上的易学文献学，显然会有利于促进易学研究的深入发展，并可能激发和引导当代易经研究自觉、有序地发展下去。基于上述所述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两方面原因，我们认为，易经文献学学科理论体系建构的任务，就迫在眉睫地压在了当代文献学理论研究学者的身上。同时，我们还相信，21世纪也必将出现多部日益完善、成熟的易经专题文献学著作。
二、对易学文献的经学和经学史研究将会成为新的研究重点之一
20世纪以来，由于受西学东渐的影响，传统国学特别是传统经学的研究一度受到排挤和非议，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前，整个国内的政治形势和学术环境不适宜也不允许经学研究问题的提出，这无疑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作为中国古典文献学重要分支的经学的深入发展。80年代以后，由于改革开放政策的持续和深入，国内经济形势的日趋繁盛，以及与国外学人学术交流的频繁不断，学术思想也渐趋自由和先进，因此我们认为，在新的世纪里，回顾和总结检讨有关易学中的经学问题，组织相关学者重新考察论定有关易经部分经学研究中的一些是是非非，诸如《周易》经传的作者、成书年代和性质等问题，做出总结性的评说，应该是很有必要也是很有意义的事情。
我们注意到，20世纪以来，国内一些学者对经学及经学史中的一些问题作了较深入的探讨，以易学史研究为例，台湾学者高怀民《先秦易学史》、《两汉易学史》，徐芹庭《易学源流》(上、下)，简博贤《魏晋四家易研究》，大陆学者如萧汉明《船山易学研究》、廖名春等《周易研究史》、林忠军《象数易学发展史》、徐志锐《宋明易学概论》、刘玉建《两汉象数易学研究》等，各自从不同角度探讨易学史,并且取得了可喜的成果。部分学者在研究中，更注意到将易学学术思想史和社会史的研究结合起来，他们往往透过学术发展背景的社会层面因素，探讨论证经学问题的是是非非，然而，我们必须指出，文献学者仅仅满足于通过对文献的大量爬梳来论述问题这样一种思维角度还是不够的。一方面，社会政治、生活、教育等时代潮流中的各种因素，无疑在影响着易学的传播、研究和发展，这已为许多学者的研究所证实，无须在此赘述。而另一方面，当易学的传播和研究（当然也包括其他儒家经学分支学科）在社会各阶层意识中占据一定的主导地位时，它必然要反过来广泛而深入地影响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民风、习俗等各个领域的具体方面，甚至还可能影响到统治者的治国方略的制定和实施效果，因此，对后一方面现象的研究，就不能不引起当代学者的关注和重视。根据目前情况来看，当代易学文献学者对此方面考虑不足，没有引起广泛的关注，研究更谈不上。所以我们相信，未来的易学经学史研究，将会在这方面出现更多的闪亮之作，并在另一层面更加深入地推动易学文献本身的研究。
在对有关易学的经学史研究中，不难发现一些学者特别强调和关注的对象，更多是历朝历代经学研究具有较大影响的易学文献，如郑玄《周易注》，王弼《周易注》、《周易略例》，朱熹《周易本义》等一类二次文献乃至三次文献的研究，强调研究对象的代表意义。当然，我们并不反对对易学研究主流代表人物的文献进行深入探讨，但同时似乎还应对一些在当时乃至其后影响不深的易学文献进行梳理、研究，因为只有如此，才能够客观全面地反映出各个阶段易经研究的实际状况。此外，还应加强对其它相关文献中潜在的易学思想的研究，例如从汉代扬雄《方言》、许慎《说文解字》、刘熙《释名》的释词内容，可以抽绎出扬氏、许氏、刘氏各自所接受的易学思想，深入了解易学在当时的影响因子。总之，这一方面的研究，为我们今后的易学文献研究开辟了更为广阔的生存空间。
三、《周易》文献本身的训诂研究工程的进一步加强和开展
对《周易》文献的研究是多方面的，但训释翻译却是其中的基础性工作，只有懂得词义、句意，然后才能展开其它方面的研究。由于目前所面临的经济全球化以及与之相伴而来的文化全球化进程，当代学者的治学理念纷繁多样。同时，随着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必将推动传统人文科学治学理念的变革。因此，今后《周易》文献的训释研究，其学术思想将更趋开放自由，更趋进步。另外，21世纪即将诞生的《周易》训诂著作，在训诂体式上，也必将体现出多样化的态势。传统的传注类、考证类、目录类、工具书类、论说类，也还会很大程度上予以保留和发展。
ソ半个世纪以来，对出土文献的整理、训释工作有了很大的进展。有关《周易》的出土文献资料，同样也需要考校释读和训诂。目前已知的易学出土文献，有1973年12月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周易》六十四卦和《易传》，及卷后佚书五种；有1977年安徽阜阳汉简，存《周易》近600片，其中与今本不同的卜筮之辞约400片。上一世纪，在二者的考释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仅马王堆帛书《周易》文献，其考释材料就有：《马王堆帛书六十四卦释义》、《马王堆汉墓文物》、《易传》中的《易之义》、《二三子问》、《要》等释文，以及重新整理的《系辞》释文。另外，目前保存在上海博物馆的战国楚竹书《周易》则是迄今为止时间最早的一部易书。这些古写本文献的出土，无疑为今人考证古书的时代及真伪、校补古书的讹脱及释读古书文义提供了可靠的最新证据，显然大大地推动了易经文献学的深入研究和发展。由于前两者已有考释著述出版，因而对后者的考释和整理，则应是21世纪《周易》训诂工作的一个重点课题。
在重视出土文献训释工作的同时，我们认为，不能够忽略传世易经典籍的训诂工作。我们注意到，在20世纪里，对《周易》的注释，有的以义理为主,有的以字词句的训诂为主，有的以象数为主,呈现出多样化的态势。以闻一多为代表的新训诂义疏一派，试图通过科学的考订训诂，勾稽古史资料；高亨先生的《周易古经今注》、《周易大传今注》，则继承了清代朴学方法，致力于经、传的训诂。其他如李镜池的《周易通义》、徐志锐的《周易大传新注》、黄寿祺、张善文的《周易译注》、周振甫的《周易译注》、宋祚胤的《周易译注与考辨》、刘大钧、林忠军注释的《周易古经白话解》［10］、《周易传文白话解》［9］等，都是较有影响的`代表作。当然，当代一些学者还注意从义理、象数角度对易经进行训释。以义理注《周易》,当以金景芳、吕绍纲的《周易全解》、潘雨廷的《周易表解》等为代表作。以象数解《周易》，当以尚秉和先生的遗著《周易尚氏学》等为代表。另外，当代学者刘大钧先生也特别重视开展象数易学研究，其出版的第一部重要专著《周易概论》［11］，在探讨易学各领域内容的同时，强调指出，作为易之本源的象数易学绝不可弃，并积极倡导象数与义理兼顾的研究方向。刘先生还在其主编的《象数易学研究》系列丛书第一辑《前言》中指出：“恢复象数易学研究，将其纳入现代人的研究视野。从整理易学经学史的角度入手，对象数易学中的一些专人、专题，进行专门研究，以求述其条贯、明其通例、释其凝滞而伸其亡阙。”［12］ 这无疑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作为易学之根的象数之学的研究，澄清了人们对象数易学的一些偏见和错误认识。以上这些充分说明，对易经文献的训诂研究，其内容是多方面的。为了推动易学文献学的深入发展，就目前现状来看，迫切需要一部分学者对历代训诂著作做一番钩稽爬梳工作，编撰出一部反映历代易经训诂研究成果的集大成著作《易经诂林》，并力求做到编撰体例完善、内容丰富、视野开阔宏通。这应当是现代学者总结前人《易》学成果的基础工作之一，其意义是重大的。
就目录类训诂著作而言，由于它是治学入门的第一步，因此，此前的一些学者已为我们做了一些基础性的工作。如程启的《历代易学存目》及《现存易学存目》，沈竹i《自得斋目睹国朝易学存目韵编》，庐松安《易庐易学书目》［13］，山东省图书馆编《易学书目》［14］，等等。此外，当代也有一些学者正在编制20世纪易学文献目录。然而随着视频和音频媒体的日益发展，对研究资料进行快速检索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从而要求目录类著作不再满足于以纸质文献为载体，而应适应于信息科学发展的需要，通过特殊的计算机软件辅助，建立通过互联网络传播的电子目录库，并成立专门站，为从事易学研究的人员提供便利的检索和查寻，这也成为当代文献学者目前的一个重要工作内容。
四、撰写易学普及性读物，以加强易学基础知识的普及推广工作，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易学文化本身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特别强调自身的社会政治功能，强调在文化传承过程中学以致用的特点。因此，摆在21世纪文献学者面前又一个重要的、刻不容缓的任务是，如何在经济全球化、文化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强调在民众、特别是大学生中间的易学基础知识的传播，实现对易学文化的扬弃，清除社会上对易经文献片面的、错误的认识，并在这种易学传播的过程中，力求将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和当前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结合起来，实现新的“经世致用”的文化功能。
我们注意到20世纪80年代刘大钧先生曾撰写《周易概论》［11］一书，该书既是一部重要的学术专著,同时也在特定条件下、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普及易学文化基础知识的意图。此外，1990年由学苑出版社出版、周止礼撰写的《易经与中国文化》［15］一书，也对易经文化的传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另外，20世纪也出版了少数今注今译性质的普及性入门读物，如孙振声《白话易经》，南怀瑾、徐芹庭合著的《周易今注今译》，等等。但80年代末以来，《周易》研究已经更加深入，对某些问题的认识，也更加深刻，诸书的某些内容有待完善和补充；而从传播的角度看，也不是单靠上述几部读物就能完全达到普及的目的的。因而，易学普及性读物的撰写和出版，也将是21世纪易经文献学者所需从事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当代文献学者对于研究和文化的普及决不能存厚此薄彼之心，相反，当前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更需要广大文献工作者们投入相当精力从事易经知识的普及工作。
五、各种传统《易经》文献的外文译注工作将会得到加强
由于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全球化互动趋势的冲击和影响，中国古典文献学者自然就肩负着让本国传统文化走出国门，进而影响别国的重任。对于其他国家学者而言，要接受和掌握中国传统文化，必须要学习中国的各种儒家典籍，这其中当然要包括各种易学文献在内。据笔者所知，全世界的易学组织不下于七十个，这充分说明易学研究在21世纪的前景是广阔的，《周易》文化的传播显然有助于促进全人类的文明进程。从这个意义上讲，对《易经》传统文献的各种外文译注，将会成为精通各种外语的部分中国学者的主要用武之地。我们相信，本国学者对易经文献的外语译注，必将在译注传播的准确性和可靠性方面，比之外国学者的译注本更有长足之处。据笔者所知，目前，已经出版了一些易学文献的外文著作，既有《易经》本身的译注成果，也包括当代学者研究成果的外文翻译，如刘大钧、林忠军先生注译的《周易传文白话解》被翻译成英文版，《易经全译》还被翻译成法文版。这些著作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海外易学文化的传播，也推动了易学事业的发展。另外，随着信息科学的日益发展，互联网已经成为一种主要的文化传播媒体，这一传播手段也有助于加快外语译注的工作进程，使易学成为人类的共同精神财富。
以上，我们结合当前的时代背景，就21世纪（尤其是前20年）易经文献的研究趋势，谈了个人一些不很成熟的看法。当然，从事易经研究的文献学者，其今后的研究方向决不只是体现在以上五个方面，诸如历代易经文献的辑佚、编撰、辨伪、版本的重新考订等，虽然20世纪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但仍有待于继续深入全面的探讨。我们期待更多的易经研究学者对此进行深入的思考，参与到这种讨论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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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周止礼.易经与中国文化［M］.北京：学苑出版社，1990.
篇3：探讨音乐文献的文献学方法及其规范论文
探讨音乐文献整理的文献学方法及其规范论文
音乐文献整理中，文献学方法的运用有失规范，影响到对中国古代音乐史诸多问题的认识与总结，“燕乐二十八调”的研究是为显例。文章围绕这一问题的整理研究，利用目录、选择版本、校勘注释、考订辨伪、义理分析等基本方法展开讨论，强调正确运用文献学方法的重要意义。
当我们引进了“音乐学”（musicology）这个概念时，我们看重的是这个术语的后缀-ology，它表明这是一个关于音乐的知识系统，这就意味着研究方法要遵循学科规范。研究音乐史，最主要的工作内容是在分析理解音乐史料，并将这些史料与保留至今的音乐传统以及出土文物相互联系起来思考。这个与文献挂钩的环节就产生了音乐学的一个分支――音乐文献学。从前辈王光祈、杨荫浏等人的里程碑式的学术成果中，我们看到了文献工作是保证其学术成功的重要基础。他们的成功经验也为我们竖起一个榜样：中国古代音乐研究要与传统学术结合起来。中国音乐的研究者也同样认识到：中国古代音乐叙事有自己独特的描述、记录音乐和理解音乐的方式及传统，但在记录专业知识的同时，这些音乐文献也是在中国古代学术的规范背景下形成的。所以，在研究古代音乐史问题中，不仅要重视音乐文献，更重要的是要以文献学方法来认识、理解音乐文献。
要泛泛论文献学，说起来极简单，即关于文献典籍搜集、整理、研究的学问。艰难的是，从哪里搜集，如何整理，又怎样研究。因此，应用文献学的技能并不是容易的事。文献学实际上是一门综合性的学科，就文献整理而言，即关涉到文字、音韵、训诂、目录、版本、校勘、辨伪、考订、辑佚等等诸多方面的知识。各种学科的相互贯通及其长期实践，形成了各学科的基本原则与基本规范。比如在文献整理中，孔子整理校释“六经”时所总结的“多闻阙疑”、“择善而从”、“无征不信”的原则与方法，即为后代文献典籍整理者所信守。再如具体到校勘学，汉代刘向、刘歆广备众本，互相对校，校字句、订脱误、删复重、增佚文等方法，清代章学诚《校雠通义》即将之树立为“宗”。而现当代学者的古籍校勘，陈垣“四校法”则堪称“模范”。文词注释，荀子的“循名责实”，为精确地辨析、训解词语指明了道路；释事释义，唐代李善《文选注》，历来被看成古注之佳作。辨伪学上，从来都以孟子“尽信《书》，则不如无《书》”为训，以资提醒对古文献的整理采取审慎态度。考据学派的诸多“技能”，均成为文献整理研究的“守则”。
方法运用的是否得当，直接关系到结论的是否真实，尤其是对古典文献的整理，所求的就是“真实”的文献效果。没有正确的方法，或违背学科的基本原则，即失去了规范。在不守规则的基础上进行研究，难以达到信实的结论，这也是不难理解的。虽然音乐文献有其特殊性，但是当我们面对“不闻其声”、仅存文字的古代音乐典籍时，实际上的工作就是古籍整理，这可以说与一般文史学界的古籍整理工作没有区别。当音乐学界的人们要进行这样的工作时，只不过是以“音乐人”的身份在从事古代文献的整理工作，仍然应该以一般意义上的文献学理论原则、工作方法为指导，遵守文献学的规范进行研究。本文即以“燕乐二十八调”的研究为例，来探讨运用正确、规范的文献学方法在学术研究中的重要性问题。
对“燕乐二十八调”的整理、研究，涉及到古文献学的诸多方面，比如目录、版本、校勘、注疏、辑佚、辨伪、考订。本文就下列四个主要方面加以分析。
一、“燕乐二十八调”的资料搜集与目录版本
依靠目录检索，“二十八调”名称的出现，今见最早文献为《乐府杂录》。这里举《乐府杂录》为例。
《乐府杂录》，作者唐段安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其成书与著录情况有一个较为简明的介绍：“书（《乐府杂录》）中称僖宗幸蜀，又序称洎从离乱，礼寺隳颓，既移，警鼓莫辨，是成于唐末矣。《唐书・艺文志》作一卷，与今本合。《宋史・艺文志》则作二卷，然《崇文总目》实作一卷，不应《宋志》顿增，知二字为传写误也。”①《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是阅读古籍的入门书，为目录著作之典范。这里提供了三个信息：《乐府杂录》成书于唐末；北宋初年的《崇文总目》即有著录；《新唐书・艺文志》著录一卷，与成书于它稍前的`《崇文总目》比勘，可证《宋史・艺文志》著录有误。考《乐府杂录》的流传，宋代而下，如元末明初陶宗仪《说郛》、明嘉靖陆楫等辑刊的《古今说海》、明吴g校刊《古今逸史》、清曹溶辑《学海类编》、清道光钱熙祚校刊《守山阁丛书》，均有收录。在诸多版本中，以陶氏《说郛》本为早。尽管陶氏《说郛》为丛书，却时有节录。故为求全求精，尚需查找足本以及校勘整理本。依据这些基本规则，清道光钱熙祚校刊《守山阁丛书》本《乐府杂录》更具有学术资料性。《守山阁丛书》本虽后出，但钱氏遍检《文献通考》、《太平御览》、《琵琶谱》诸书，逐句考定，校勘精当，《丛书集成初编》收录并据此影印。《丛书集成》的这种选择，其实已经为我们提供了如何采用版本的参考。但钱氏在编校《守山阁》本时，并未见过《说郛》，这却又留下了很大遗憾，《守山阁》本仍然存在几处关键性错误，笔者将另行撰文专论。
再如《事林广记》，目前较易阅读到的有两种版本：一为中华书局1963年影印元至顺年间（1330―1333）建安椿庄书院刻本；另一种为日本元禄十二年（16，即康熙三十八年）刻本，见《和刻本类书集成》第一卷。这两种版本中的谱字律名均有不同程度的讹误，只要将二书对校，就会看到中华书局影印元本比日本元禄刻本错误要少得多。但在研究中，因为疏于版本选择，学者多以日本元禄本为据，盲目跟从，研究的结论也就可想而知了。
“燕乐二十八调”研究的已有成果，之所以存在诸多偏失，主要原因即在于对所录各版本缺乏源流考辨，未能选取精善之本作依据，比如清代著名学者凌廷堪对二十八调结构的分析，仅据《辽史・乐志》的记载立论，难免挂一漏万，得出不全面的结论。而后来的研究者，趋其一端，以他的研究成果作为原典文献，反过来去论证宋人沈括、陈元靓、张炎的记述，以企分辨“七宫四调”还是“四宫七调”，这种颠倒文献关系的做法，难以说清问题的根本。
可见，重视文献来源，慎重选择版本，精细考识辨别，以求掌握古文献的本来意义，恢复古文献的本来面貌，这正是解读音乐文献的基础。
二、“燕乐二十八调”的资料梳理与校勘考订
今存“燕乐二十八调”的文献资料，依时代顺序来看，主要有：唐段安节《乐府杂录》、宋欧阳修等《新唐书・礼乐志第十二》、王溥《唐会要》、沈括《梦溪笔谈》、《补笔谈》、宋徽宗《景v乐髓新经》、陈D《乐书》、蔡元定《燕乐书》、陈元靓《事林广记》、张炎《词源》、元脱脱《辽史・乐志》、《宋史・乐志》等。这些文献著述成书的时代不同，撰写编辑的体例有异，随着不同时代的刊刻传播，版本一定会有出入。因此，在溯源探流、辨析版本优劣的基础上，进行校勘、考订，以求精求善是必须进行的工作。
校勘的目的是为了正讹误。在校勘正误、考识辨别的基础上再作研究，地基扎得稳，结论靠得住。遗憾的是，现今诸多研究者，仅据某一版本或只就翻检到的文献，甚至据别人文章、著作中的转引，立论申发，指责“郑译弄错了”，“蔡元定弄错了”，“宋人弄错了”，或拘于传统偏见，对文献不作全面的梳理与考订，一味地加以否定而致使观点错误，使研究陷入困境。比如对张炎《词源》所记燕乐二十八调理论的认识与采用，就表现出这样的偏颇。
张炎是南宋末年著名的词作者和词论家。其父即通晓音律，他本人也曾从当时著名的古琴家杨缵问学，词作音律协洽。所著《词源》，成书于元仁宗延v四年（1317）前后。书中详细全面地记录了二十八调（尽管当时常用的只有七宫十二调）的结构关系。他的记录应该是当行本色之论。当代著名的音乐学家也承认《词源》以及《景v乐髓新经》、《梦溪笔谈》、《燕乐书》等的记载，以为“它们至今还是基本上可以各与当时乐坛上流行曲调相对证的‘活材料’”①。可惜的是，在论到燕乐二十八调的记载时，却说“其间（指《景v乐髓新经》、《梦溪笔谈》、《燕乐书》和《词源》）虽然捉襟见肘而不得不一变再变”②。“不得不一变再变”的结论是如何得出来的？宋人又是如何“捉襟见肘”了呢？当我们将这几部宋代文献依成书的时间先后排列比勘，将其中所记燕乐二十八调的相关内容进行考查订正，便会发现，《词源》所记录的调名及律吕的对应关系与《乐府杂录》、《唐会要》所记录的自唐天宝十三载以来的对应关系，未见发生变化。如果非要论定宋人“泥古”，他们的记载不可信，那么，依据什么文献才是可信的呢？也许是受凌廷堪的影响，研究者竟然多重视《辽史・乐志》的记载。《辽史・乐志》的撰成晚在至正四年（1344）。众所周知，辽起朔方，记载本少，其制国人著作不得传于邻境，故经兵燹，荡然无存，修史时仅据金人耶律俨、陈大任二家所记及叶隆礼《契丹国志》。资料缺乏，颇见疏略，早为史学界所公认，书中舛误，钱大昕《廿二史考异》也早有辨证。就其中燕乐二十八调的记载而言，比较低级的错误也是屡见不鲜，从中亦可见出，撰著者对于这个已经失传一半的乐调理论，既不请教乐工，也未仔细考订，只是一味“托古”，将二十八调名附会于《隋书・乐志》中苏祗婆调名之下，以示所谓的“高古”。凌廷堪关于“不用黍律以琵琶弦叶之”（语出《辽史・乐志》）的错误说法③，正是以《辽史・乐志》的所谓“四旦”为依据的。但《辽史・乐志》中关于“旦”这个术语的理解已经不同于最初出现在《隋书・乐志》中的“旦”，故此“四旦”的乐学内容已经不同于苏祗婆之“五旦”。以错误文献为原始依据，得出的结论怎能令人信服！
三、“燕乐二十八调”的资料阅读与辨疑注释
阅读、整理古代文献，分辨资料的真伪，对资料的可靠性进行审订，破疑释难，准确注释，是进一步研究的前提。关于“燕乐二十八调”，在对诸多文献进行精细校勘的基础上，分析辨别，疏通注释，做出正确理解，这才是研究工作的意义所在。
记载“燕乐二十八调”的文献，版本系统复杂，流变时代久远，尤其“燕乐二十八调”是专业性极强的音乐文献，如何正确理解，辨妄纠缪，进行正确的注释，便显得十分重要。《梦溪笔谈・乐律》虽然全面记载了燕乐二十八调的结构理论，但其中所记有许多显而易见的学理性错误。
例证一：关于工尺谱字与十二律吕名称的对应关系，《梦溪笔谈》有两处记述。第一处见卷六《乐律二・燕乐十五声》，第二处是《补笔谈》卷一《乐律・燕乐十五声》。两处所记，孰是孰非？为了明晰辨疑，兹据清照旷阁刻本录原文并断句如下：
《梦溪笔谈・卷六・乐律二・燕乐十五声》：
十二律并清宫，当有十六声。今之燕乐，止有十五声。盖今乐高于古乐二律，以下故无正黄钟声，只以“合”字当大吕，犹差高，当在大吕、太簇之间。“下四”字近太簇，“高四”字近夹钟，“下一”字近姑洗，“高一”字近中吕，“上”字近蕤宾，“勾”字近林钟，“尺”字近夷则，“工”字近南吕，“高工”字近无射，“六”字近应钟，“下凡”字为黄钟清，“高凡”字为大吕清，“下五”字为太簇清，“高五”字为夹钟清。
《补笔谈・卷一・乐律・燕乐十五声》：
十二律并清宫，当有十六声。今之燕乐，止有十五声，盖今乐高于古乐二律，以下故无正黄钟声。今燕乐只以“合”字配黄钟，“下四”字配大吕，“高四”字配太簇，“下一”字配夹钟，“高一”字配姑洗，“上”字配中吕，“勾”字配蕤宾，“尺”字配林钟，“下工”字配夷则，“高工”字配南吕，“下凡”字配无射，“高凡”字配应钟，“六”字配黄钟清，“下五”字配大吕清，“高五”字配太簇清，“紧五”字配夹钟清。
根据以上文献内容，列表比较如下：
表中所示相异之处有如下四点：
1． 工尺谱字所对应的音律高度不同。按《梦溪笔谈》（以下简作《笔谈》）所记，合字在“大吕、太簇之间”，最后四清律有明确对应谱字，但与倍（正）律谱字完全不合；按《补笔谈》所记，合字恰好对应于黄钟。两处所记相差1 半音，谱字全体相隔1 半音，或者反过来说，《补笔谈》所参照的律吕系统比《笔谈》全体低约1 半音。
2． “紧五”音位，《笔谈》未记，《补笔谈》记。
3． “下工”音位，即“高工”左边（低半音）的音位，记法有异。《笔谈》记作“工”，《补笔谈》记“下工”，即按《补笔谈》所记，“工”这一谱字，实际上应该理解为“下工”音位。
4． 自“高工”至“下五”一段，排序不同。《笔谈》排列：“高工、六、下凡、高凡、下五”。如此排列，即可知“合”的高八度谱字是“高凡”；《补笔谈》排列：“高工、下凡、高凡、六、下五”。这一分歧极有参照性，必须对这二者的正误做出鉴别。
这里的疑问有二：
1. 正确的排序究竟是“凡”比“六”高，还是“六”比“凡”高？
2. 与“合”字同律名（比“合”字高八度）的，究竟是“高凡”还是“六”？
有工尺谱常识的人不难判断：
1. 工尺谱字的高低顺序是“六”比“凡”高，十个谱字的顺序为：合、四、一、上、勾、尺、工、凡、六、五。这是音乐常识，而《笔谈》则排列反了。
2. “六”与“合”是同律的高低八度谱字；《笔谈》中低八度大吕、太簇之间为“合”，大吕清、太簇清之间就应该是“六”，而不是“高凡”。也就是说，应该是这样的对应，如下表：
显然，《笔谈》所记误，《补笔谈》所记是。再如，燕乐二十八调各均所用的谱字，《梦溪笔谈・卷六・乐律二・燕乐二十八调》记云：
今之燕乐二十八调，布在十一律，唯黄钟、中吕、林钟三律各具宫、商、角、羽四音，其余或有一调至二三调，独蕤宾一律都无。内中管仙吕调，乃是蕤宾声，亦不正当本律，其间声音出入，亦不全应古法，略可配合而已。如今之中吕宫，却是古夹钟宫；南吕宫，乃古林钟宫。今林钟商乃古无射宫，今大吕调乃古林钟羽，虽国工亦莫能知其所因。
《补笔谈・卷一・乐律・燕乐二十八调》记云：
今燕乐二十八调，用声各别。正宫、大石调、般涉调皆用九声：高五、高凡、高工、尺、上、高一、高四、勾①、合；大石角②同此，加下五，共十声。中吕宫③、双调、中吕调皆用九声：紧五、下凡、高工、尺、上、下一、四、六、合；双角同此，加高一，共十声。高宫、高大石调④、高般涉皆用九声：下五、下凡、工、尺、上、下一、下四、六、合；高大石角同此，加高四，共十声。道调宫、小石调、正平调皆用九声：高五、高凡、高工⑤、尺、上、高一、高四⑥、六、合；小石角加勾字，共十声。南吕宫、歇指调、南吕调皆用七声：下五、高凡、高工、尺、高一、高四、勾；歇指角加下工，共八声。仙吕宫、林钟商、仙吕调皆用九声：紧五、下凡、工、尺、上、下一、高四、六、合；林钟角加高工，共十声。黄钟宫、越调、黄钟羽皆用九声：高五、下凡、高工、尺、上、高一、高四、六、合；越角加高凡，共十声。外则为犯。
显然，《补笔谈》比《笔谈》更加详细地记述了各均所用的谱字以及角调加用的谱字，《补笔谈》还专门记录了二十八调煞（杀）声：
十二律①配燕乐二十八调，除无徵音外，凡杀声：黄钟宫，今为正宫，用“六”字。黄钟商，今为越调，用“六”字。黄钟角，今为林钟角，用“尺”字。黄钟羽，今为中吕调，用“六”字。大吕宫，今为高宫，用“四”字。大吕商、大吕角、大吕羽、太簇宫，今燕乐皆无。太簇商②，今为大石调，用“四”字。太簇角，今为越角，用“工”字③。太簇羽，今为正平调，用“四”字。夹钟宫，今为中吕宫，用“一”字。夹钟商，今为高大石调，用“一”字。夹钟角、夹钟羽、姑洗宫、商，今燕乐皆无。④姑洗角，今为大石角，用“凡”字。姑洗羽，今为高平调，用“一”字。中吕宫，今为道调宫⑤，用“上”字。中吕商，今为双调，用“上”字。中吕角，今为高大石角⑥，用“六”字。中吕羽，今为仙吕调，用“上”字。蕤宾宫、商、羽、角，今燕乐皆无。林钟宫，今为南吕宫，用“尺”字。林钟商，今为小石调，用“尺”字。林钟角，今为双角，用“四”字。林钟羽，今为大吕调，用“尺”字。夷则宫，今为仙吕宫，用“工”字。夷则商、角、羽、南吕宫，今燕乐皆无。南吕商，今为歇指调，用“工”字。南吕角，今为小石角，用“一”字。南吕羽，今为般涉调，用“工”字⑦。无射宫，今为黄钟宫，用“凡”字。无射商，今为林钟商，用“凡”字。无射角，今燕乐无。无射羽，今为高般涉调，用“凡”字。应钟宫、应钟商，今燕乐皆无。应钟角，今为歇指角，用“尺”字。应钟羽，今燕乐无。（《补笔谈・卷一・乐律・二十八调杀声》）
根据《补笔谈》的描述，便可勾勒出二十八调的结构逻辑。可见《补笔谈》确实做到了“补”，文献价值
比《笔谈》要高。但在通常运用中，无论文史界还是音乐界，往往关注《笔谈》多于《补笔谈》。考察已有成果，笔者阅读到的诸多论文及数十种著作，均以《笔谈》的记载为主要依据。事实上，若仅据《笔谈》，上举学理性的错误就无从辨识，产生的疑难也无以解释，而结论本身又要引起质疑了。“燕乐二十八调”的记载，出于同一人之手的《笔谈》、《补笔谈》，尚且存在正误差异，其他诸如类书中的记载，资料辗转摘抄，若采摭史料失考，即有以讹传讹之嫌，更当谨慎采用，因以起疑，细加考证方好。
对古籍文献加以注释，内容广泛，方法多种多样，注音、辨字、句读、释义、释事均在注释学范围之内。考辨名实，成为关键。注释专业术语，古代文献学中早有循名责实、据实考名的理路。对如“燕乐二十八调”这些专业性极强的理论做出正确注释，应该是音乐学研究者责无旁贷的义务，但若忽视文献整理的基本规范，总是偏于一隅，要对专业之内的理论做出准确释读也是困难的。
四、“燕乐二十八调”的资料分析与探求义理
从方法上说，文献学分两大派，即考据派与义理派。考据派力主从对语言文字、典章制度等诸多内容的考证入手，以求掌握所考察文献的本来意义，恢复它的原始面貌。义理派则多采取“六经注我”的方式，往往摆脱语言文字，为我所用，注释疏证或穿凿附会，强就我意。我们不提倡轻疑、臆测的不实学风，但针对一个学术概念、学术问题，要分辨是非、择善而存，没有义理分析，也很难做出判断，更难以在学术思想史上有所开拓。实际上，在具体研究中，考据、义理二者并不是泾渭分明的，往往两种方法兼而有之。与考据的实证性相比，义理分析更需要专业知识为积淀，否则即使是著名的文献学家、音乐文献研究家也会因专业理论方面的隔膜而做出错误判断。比如关于“二十调中管调”的考订，很显然《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本《乐府杂录》的编校者对“中管调理论”缺少了解，所以尽管看到了《说郛》本的“二十调”，还是仅据惯常使用的“二十八调”之说，并沿袭钱熙祚的校勘结果，对“二十调中管调”写出“‘二十’下似脱‘八’字”的校语 ①。文学界研究词学的学者，多重文献的文字记录，不思音乐术语的运用。以此集成本在词学研究界的影响，跟随论说者不会少，即使在音乐学界，亦偶见从者。另外如《补笔谈》卷一《乐律・燕乐二十八调》所记各均所用的谱字以及角调加用的谱字，其间有关两均所用谱字的记载明显存在逻辑矛盾：
正宫、大石调、般涉调皆用九声：高五、高凡、高工、尺、上、高一、高四、勾、合；大石角同此，加下五，共十声。
……
道调宫、小石调、正平调皆用九声：高五、高凡、高工、尺、上、高一、高四、六、合；小石角加勾字，共十声。
加以对比，可以看出：1. 两均如果不看角调加用之声，仅从前三调来看，一均（一个音律集合）之内，有“上”就不可能有“勾”，有“勾”就不可能有“上”。2. 若按胡道静的校勘，将“勾”字校改为“六”，以“合”字为宫和以“上”字为宫的两均，前三调所用七声完全一样，更是不符合乐调结构逻辑。因为任何相邻两个音律集合必有一音不同（参见附录中的综合分析表）。所以，“正宫”一均所用九声中应删去“上”字，添加“六”字。可是，这些问题，专业意识不敏感或专业知识缺乏的人是难以发现并加以纠正的。
记载“燕乐二十八调”内容的文献极其复杂。有唐宋人的笔记杂录，如《乐府杂录》、《笔谈》、《补笔谈》、《事林广记》；有正史乐志，如《新唐书》、《辽史》、《宋史》；有专门的乐类著作，如《景v乐髓新经》、《乐书》、《燕乐书》；有文学类的著作，如《词源》；有分立门类记载典章制度、文物故实的会要，如《唐会要》。这些文献中，唐代文献对“二十八调”的记载，并未写出完整的调名与律吕的对应，因此，要勾勒出二十八调的结构逻辑，就必须借助宋代文献予以补充。而宋代文献多数又将“二十八调”放置在“八十四调”的叙述框架中，需要加以辨析叙述体例，加以区别，并要纠正文本叙述中可能存在的系统性错误，以便寻绎各类文献记载的共性与差异，分辨其差异产生的历史原因和是否合理；如果不合理，其错误性质又是怎样的。比如，二十八调的排序，《乐府杂录》、《唐会要》、《景v乐髓新经》、《新唐书・礼乐志二》、《梦溪笔谈》、《补笔谈》、《乐书》、《燕乐书》、《词源》、《事林广记》、《辽史・乐志》的记载差异很大，诸书叙述的体例也不同，主要有下列三种方式：
1. 以调式分类叙述，按煞声的音高顺序排列，由低至高记述
《乐府杂录》、《新唐书・乐志》、《辽史・乐志》、《乐书》、《燕乐书》所记四调顺序以及音高顺序略有不同。《乐府杂录》和《新唐书・乐志》中七个“角调”的叙述顺序不同：
《乐府杂录》七个角调顺序是：“上声角七调 第一运越角调，第二运大石角调，第三运高大石角调，第四运双角调，第五运小石角调，亦名正角调，第六运歇指角调，第七运林钟角调。”②
《新唐书》七个角调顺序是：“大食角、高大食角，双角，小食角、歇指角、林钟角、越角为七角。”①
《辽史・乐志》七个角调排列顺序与《新唐书》相同，即：“大食角，高大食角，双角，小食角，歇指角，林钟角，越角。”②
陈D《乐书》七个角调顺序是：“越角、大石角、高大石角、小食角、双调角、歇指角、林钟角，是谓为七角……凡此俗乐异名，实胡部所呼也。”③
《宋史・乐志》中载蔡元定《燕乐书》七个角调顺序是：“角声七调：曰大食角、曰高大食角、曰双角、曰小食角、曰歇指角、曰商角、曰越角，皆生于应钟。”④
《乐府杂录》为保持音阶由低到高的排列而形成按平声羽、上声角、去声宫、入声商的顺序叙述四调，角调类叙述顺序又保持了与商调调名平行的关系；而《新唐书・礼乐志》中四调类顺序与《古今乐纂》相同。每类的七个煞声排列顺序也是按音律的音高，基本保持以黄钟为煞声开始，由低到高罗列，但角调顺序则以大石角与高大石角的派生关系而略作调整。诸种文本各有其体例叙述方面的道理，顺序不同并不意味着改变了各种调式之间的结构。
陈D《乐书》基本上也是以音高顺序来排列调名，但角调和羽调的排列顺序比较混乱，以“石”、“食”区分大小，最后一句“凡此俗乐异名，实胡部所呼也”也不准确。因为二十八调名中有些形成于典型的中国传统调名法，原来一些来源于胡乐的调名也早已被“华化了”，比如从“鸡识”转化过来的“大食调”、“小食调”等，惟一还留有舶来意味的只剩“歇指”、“般涉”这样的调名。此则材料与前代已有的资料相比，没有任何新的实质性价值。与同代人沈括《梦溪笔谈》的信息来源也没有关联。据岸边成雄考证认为，这段记载是以徐景安的《乐书》为根据，但比较《新唐书》中也被认为是出自徐景安《乐书》的那段记载，叙述顺序还是有些不同。从角调叙述顺序比较来看，与《乐府杂录》的关系更直接一些。
2. 以均（调域）分类叙述
《唐会要》、《梦溪笔谈》、《补笔谈》，按音阶顺序排列宫、商、羽、角四调，体现出内行意识。《补笔谈・燕乐二十八调》每均所用谱字由高至低排列；以雅乐律“为调”称谓对应燕乐调名。
《景v乐髓新经》，按音阶顺序由低至高排列，以雅乐律“为调”称谓对应燕乐调名，并以雅乐律“之调”称谓补充其他三调。但这实际上是个雅乐八十四调结构，将当时盛行的燕乐调名放置其间。其中对“角调”的理解，和对二变声（变宫、变徵）的名调方法混淆了二十八调的逻辑关系。此处不展开讨论。
《词源》，按音阶顺序排列七声，也是八十四调的结构，燕乐二十八调收纳其间，用二十八调名、二十中管调名，又以雅乐律“之调”称谓对应燕乐调名，以俗乐律“之调”称谓补充其它三调，构成八十四调名。
3. 以煞声分类叙述
《事林广记》，按十二律吕顺序排列，以雅乐律“之调”称谓对应燕乐调名并补充其他三调，构成八十四调。
这些文献尽管因为分类不同，叙述顺序有异，但其中“义理”脉络是清晰的，只要对比分析，理出逻辑结构，即可准确阐述，正确运用。可是，已有的研究成果，尤其是20世纪以来的研究论文，大多只选用上述文献中的某一种或某几种立论，以局部判断代替全部判断，对于不同文献中有关二十八调顺序的叙述缺少分析，便导致对二十八调逻辑结构理解的错误。
综上所述，对“燕乐二十八调”研究，堪称音乐文献整理中的“显例”。明清之际，或为恢复传统乐调理论系统，或为从音乐史上解释现实音乐实践的传承变异，或为清理乐调系统的变化脉络，众多经学家即对“燕乐二十八调”加以解释，出现了不少专著。如明代《太和正音谱》（朱权）、《钟律通考》（倪复）、《苑洛志乐》（韩邦奇）、《 雅乐发微》（张）、《乐律纂要》（季本）、《曲律》（王骥德）、《稗史汇*》（王圻辑）；清代《竟山乐录》（毛奇龄）、《律吕新义》（江永）、《乐律表微》（胡彦升）、《律吕古义》（钱塘）、《魏氏乐谱》（［日本］魏皓撰辑）、《燕乐考原》（凌廷堪）、《管色考》（徐养原）、《律话》（戴长庚）、《古今乐律工尺图》（陈懋龄）、《词源衣伞罚ㄖN撵蹋、《顾曲麈谈》（［清末民国初］吴梅）、《清史稿》（柯劭氲龋……形成“燕乐二十八调”研究的“高潮”。20世纪80年代以后，可谓是“燕乐二十八调”研究的第二次高潮。据检索，相关论文近200篇，著作近30部。遗憾的是，如此众多的研究成果并未能解决“燕乐二十八调”中存在的根本问题，论者仍然各执一说，未达共识。原因何在？综观大多数研究成果，结合本文对“燕乐二十八调”的资料考察、梳理、分析可以见出，研究方法的得失，成为获得“真实”结论的关键。这一问题决不是某篇论文或某位作者个人的不足，关涉到整个音乐史学界的学科建设，应该引起普遍重视。面对繁富的古籍文献，正确解读乐学理论，弘扬传统音乐文化的精华，的确有待音乐学界、文史学界的学者们的共同努力。
附：
燕乐二十八调文献综合分析表
制表的必要说明：表中“合”字所配的“黄钟”，相当于当代国际通用律制的c1，有如下理由：
1. 据李石根对西安鼓乐乐器的记录，“平调笛”和“梅管笛”配“平调笙”和“梅管笙”是僧、道两派常用的。城隍庙的平调笛筒音“六”字，绝对音高为c1，梅管笛筒音“五”字为d1，三孔为“尺”字，绝对音高为g1①。
2. 杨荫浏的《陕西的鼓乐社与铜器社》②是一份对1952年、1953年两次在西安地区的田野调查的最终调查分析报告，其中记录了城隍庙乐社的平调笛、平调笙和管子的绝对音高都是“六字”为c2。杨、李二人的记录都表明各乐社“官调笛”的“六”字绝对音高不统一，特别是手工业者、农民组成的乐社，喜欢较高较明亮的音高，笛和笙之间甚至刻意追求音高不同③。而平调笙与梅管笙之间管苗对应的音高关系和陈D《乐书》中记载的和笙与巢笙组合关系相同。这表明，平调笙与梅管笙的组合关系有着悠久而稳定的传承历史，并依托于道观、寺院这种稳定的实体保存下来。
3. 程天健所撰《长安古乐中的笛子及其应用》④一文报告了当代的数据。
该文概括：“西安市及城郊各古乐社的音高大都在ㄙ＝c1，个别乐社有偏差，但基本是围绕在c1的周围。”（在燕乐半字谱的谱式内，读作“合”［huó］的谱字写作“ㄙ”。）
该文所列的统计资料，有12个古乐社的测音数据，其中
8个古乐社ㄙ＝c1
3个古乐社ㄙ＝#c1
1个古乐社ㄙ＝b
4. 结合李幼平对宋代大晟钟黄钟标准音高研究的成果，大晟乐推行期间，教坊宴乐奉诏用大晟律黄钟标准音高，相当于当代国际标准b－c1⑤。
5. 考虑到古琴的琴歌传统⑥和宋代词调的盛行，二十八调的绝对音高调（tiáo）制应该是以适合人声为前提的。
根据以上理由，设计上表时，将燕乐“合”字所配（宋代俗乐律制的）“黄钟”与小字一组c（即中央C）相对应。
6. 表中以律吕相生秩序与调域编号来提示七均之间的亲疏关系。以“合”字为宫的7音律集合（均）为核心，调域编号为0；向右可移1步，调域编号为正号；向左可移5步，调域编号为负号，总计共有7个不同的集合。
上表展示的七宫四调逻辑结构清晰明确，与历代文献记载相一致。各个朝代黄钟音高的变迁不影响燕乐二十八调的逻辑结构。
责任编辑 容明
①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①②黄翔鹏：《念奴娇乐调的名实之变》，载《音乐研究》1990年第1期。
③凌廷堪：《燕乐考原》，影印清嘉庆十六年（1811）张其锦刻本。
表一《梦溪笔谈》：
表二《补笔谈》：
1
①胡道静的《梦溪笔谈校证》（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以为“六”原误作“勾”，故将“勾”字删去。当代多从之，皆省去“勾”字。胡道静校证所据各本皆为“勾”字，见《校证》第913页第531条。
②原文缺“角”字。
③原文缺“宫”字。
④原文缺“高大石调”。
⑤原文写为“高宫”，校为“高工”，《四库全书》本亦为“高工”。
⑥原文写为“下四”，校为“高四”。
①张氏昭旷阁刻本误为“十三律”。
②同上，原文误为“太簇调”。
③《古今丛刊》本误为“上”字，昭旷阁本为“工”字。
④两本皆漏“姑洗宫”。
⑤昭旷阁本讹为“游调宫”。
⑥原误为“高大石调”。
⑦两本皆误为“四”字。
①《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第一卷，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版，第64、89页。
① 《新唐书・礼乐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影印本，第4183页。
② 《辽史・乐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影印本，第6865页。
③ 影印文渊阁的《四库全书》本。
④ 《宋史・乐志》，上海古藉出版社1986年影印本，第5610页。
①参见《西安鼓乐中的音阶变异》、《西安鼓乐的乐器与乐器法》两文，两文分别载于《中国音乐学》1987年第3期、1991年第2 期。
②中央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研究所编，1954年油印本，第70―79页。
③参见杨荫浏《陕西的鼓乐社与铜器社》，油印本第70页。
④程天健：《长安古乐中的笛子及其应用》，《长安古乐研究论文选集》，西安地图出版社版，第291―299页。
⑤参见李幼平《大晟钟与宋代黄钟标准音高研究》，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出版社版，第134页。在11月武汉音乐学院举行的东亚乐律学研讨会上，李幼平报告了他在北美找到的大晟钟“无射”钟，经测音，音高为#A，再次证明黄钟音高为C。
⑥笔者曾请教琴家吴文光教授有关古琴定弦的音高传统。他也认为琴上黄钟音高一直是在c－d之间，而且这个音高习惯不会有太多变动，因为许多琴学文献中对琴丝弦制作有很详细的记载，对各弦缠丝的股数有详尽规定。
篇4：传承与发展论文
传承与发展论文
摘要：本文以南郊公园为例，探讨在新时期城市建设中，如何利用和整合现有资源、紧扣城市发展脉搏、满足市民使用公园的新需求。走传承与发展之路，实现公园的重塑和更新，提升公园品质和品位，赋予公园新的景观活力。
关键词：风景园林；南郊公园；总体规划；整合与更新；传承与发展
1 公园概况
南郊公园位于长沙市西南角，东接新开铺路，南靠南大桥和南环路，西临湘江和湘江风光带，北接金盆开发区，总面积532.15亩。公园于1986年建成开园，森林覆盖率达到92.5％，享有“绿色明珠”的美誉，成为我市一处以森林休闲、科普教育为特色的综合性城市公园。
西面是猴子石码头的遗址，保存着老火车南站的原始风貌和部分设施，呈现出一种岁月遗痕、生态恢复的特殊景观。
交通主要为车行道和登山道两种类型，公园主入口为南大门，北面有一小型入口，为宿舍区出入口。
地形地貌以丘陵为主，平地极少，总体呈“四条丘陵三片沟谷”格局。相对高差大于50m，地势最高处为86.6m，最低处为34.0m。
植被覆盖较好，山林气息较浓。植物以典型的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和亚热带暖性针叶林为主。
辟有漫竹湖、秀峰、数红阁三大景区，形成了一些特色功能空间。
2 现状分析
随着时代的发展，公园在景观和功能方面已不能适应市民的需要。
通过现场踏勘结合问卷调查的方式搜集了大量的基础资料。调查结果发现：一方面，公园有其得天独厚的滨江优势和地形特色，以烧烤、滑草、趣乐园等特色经营吸引了大量的游客，特别是14～40岁年龄段的青年游客；另一方面，落后的基础设施、无序的空间格局令游客感到美中不足，主要问题表现在：景观设施偏少且无序，风格不统一；游乐设施位置不合理且陈旧，沿路而设既不利安全又有损园容；水面小且缺少参与性；园内外缺少停车场，无法满足交通需要：缺少老年人健身场地和设施；植物景观单一，没有形成良好的生态景观。
综上所述，如何在一个有多年积累的城市综合性公园中，协调增设景观设施、拓展活动功能和营造良好环境之间的矛盾；如何充分利用和挖掘现有景观资源，整合滨江优势，提升公园品质和品位，做好传承与发展文章，是本规划的重点。
3 规划定位
规划把南郊公园定位为以山林休闲、科普教育为特色的中亚热带丘陵山地型现代综合型市级城市公园。
4 规划原则
尊重现实，合理利用的传承原则；坚持功能优先、生态优先、环境优先的发展原则；因地制宜，合理利用土地的原则；突出特色，理念创新的前瞻性原则；适应城市总体规划、现实需要和长远发展的原则；社会效益、环境效益、经济效益相统一的原则。
5 功能分区
根据公园经营、管理特点，结合用地状况、现有格局和发展态势，规划为六个功能区。
5．1管理服务区
园东大门新征用地，原南大门区、原北门区、基于衔接规划建设中的湘江风光带和城市干道的西门区以及原南门对面的三角地块均属管理服务区范围。
将原南大门作为车行主入口，新征东入口结合控规确定的城市广场功能规划为人流主入口；远期将新增西入口作为主要的人行出入口。
改造并新建管理服务建筑和游客服务中心，作好交通衔接处理，解决公园人、车流管理，行政后勤综合管理和游客接待服务等功能。
5．2主题游乐区
针对公园的特殊地形，择原云海湖素质教育基地处山谷平缓空地和林缘以及相邻的平缓高地，规划为主题游乐区。
5．3科普活动区
将公园原趣乐园和科普乐园地块，规划为科普活动区。保留公园历来在青少年科普活动方面的特色和基础，并进行功能和景观整合，合理组织游线，完善空间序列，使区域品质得到提升。
5．4生态休闲区
将公园原数红阁景区、滑草场、烧烤乐园、莱茵园、秀峰草坪，漫竹湖以及从漫竹湖到粉单竹景区的连绵山谷和西南角生态山林，整合规划为生态休闲区。
该区占地最广，也是公园一直以来最具活力的地块。是人们感悟自然、漫步山林，森林游憩，烧烤滑草，亲近水景和远眺湘江、岳麓的好去处。
5．5生态健身区
将公园北面连绵山林规划为生态健身区，解决一直以来公园存在的户外健身场地严重缺乏的问题。
该区以林荫健身活动为主，因地制宜地设置“森林卡座”型活动空间。
5．6文化休闲区
将公园西面与湘江风光带衔接的区域规划为文化休闲区。以猴子石码头和老火车南站遗址为题材，通过景观重塑、生态修复和文化再现的综合举措，展示老长沙水路和铁路运输文化，保留一段特殊的城市记忆。
6 景点规划
景点规划应实现三个目标：
①充分展示生态野趣的自然景观；
②强化景观轴线，完善景观序列；
③创造时空变化的意境空间。
人们的视觉感受随着视距、视野的不同而发生变化，人们的视觉印象也随着季节的更替有所不同。
中国的传统绘画十分讲究“三远”的结合，对平远、高远、深远的画理追求一直是中国传统山水画的评判和审美标准。从景观的角度而言，可以采用利用远景、关注中景和重视近景的手法来达到中国传统山水画的境界：借公园多变的地形做好借景文章，充分利用远景：在不同的景观区域形成围绕景观，塑造丰富多彩的中景；置身于某一景点，观赏花木、小筑、水体等，满足近景的要求。
按照传承与发展的总体思维，以原来初具规模的景点或景区为依托，根据功能分区的情况，将公园的新景观体系归纳为“南郊八景”。
6．1双亭映秀
对原漫竹湖景区进行景观改造。以草坡结合景石驳岸的方式获得自然美感：以双亭为轴心增设休闲平台，理顺游线，增加水边停留赏景和亲水、戏水的机会：增植湿生、水生植物，形成丰富而自然的环境氛围。
6．2竹苑听泉
迁走原漫竹湖以西至粉单竹景区的游乐设施，利用谷地理溪，营造一条滚珠落玉的“琴溪”；坡度较大的沟谷，则形成“旱涧”，设路、架桥、置汀石，组织便捷而有趣的游线；水岸植湿生、水生植被，形成生态野趣的画境空间；使静谧的漫竹湖焕发出“惟有源头活水来”的景观活力。
对原粉单竹景区进行景观改造理溪涧，设亭台，掇石为瀑；在现状良好的粉单竹林基础上，增植适生竹类，形成竹类主题植物区。人们坐在“清音亭”中，看竹影斑驳，听“清音瀑”的和音，清新静气，心旷神怡。
6．3梦幻山谷
对原云海湖素质教育基地进行景观改造，形成主题游乐空间。并充分利用相邻缓坡地，平缓的坡顶和林缘，因地制宜设置森林游乐设施，形成南郊特色的“欢乐谷”。
充分尊重和合理利用原有资源，对原有 建筑采取拆除和保留改造并举的办法，将改造后的主建筑设为该区域的`管理用房和游戏大厅；对原游泳池进行适当改造，作为水上游乐活动的场所。
6．4空山鸟语
将公园北面自然山林规划为生态健身区，满足市民的迫切需求。结合地形和植被现状，因地制宜地设置“森林卡座”型林荫健身场地。以有意识保留的林荫绿岛以及适于健身活动、休憩的硬质铺地、坐凳为主要景观形态。增植招鸟引蝶植物，让人们在相对寂静的山林健身漫舞的同时，聆听自然的声音，颇有“空山鸟语”的古典意境。
6．5莱茵映秀
公园现莱茵园地块，已具备良好的景观形态。
规划保留该区块的基本风貌，在林缘和大草坪中部，增植樱花树林，增添春色美景。莱茵小筑，秀峰草坪，相映得趣。
6．6天趣乐园
公园原趣乐园，以青少年野趣活动为特色，一直以来备受市民青睐。规划保留该区块的特色，对景观设施进行合理增设，对景观植被进行合理改造，加强林下地被建植，提升景观品质。
6．7双阁数红
公园原数红阁景区，既是借景远眺的佳处，又是公园的标志性建筑，地位较突出。但随着植被的生长、猴子石大桥的拉通以及湘江风光带的南拓，数红阁作为标志性建筑的地位已不够突出。
保留该区特色，并根据人流增容和挖掘借景资源的需要，增设可远眺麓山江洲，近赏秋艳红叶的五层高阁——留云阁和水平拓展的亭廊组合园林建筑，形成独具特色的“双阁”标志性建筑组合。与“双亭”景点一脉相承，且可作为增加借景空间和展示文化特色的主景点统领公园景观全局。依山势叠级拓宽现艺绿居的户外活动和赏景平台面积，提高其园林经营接待能力，整理艺绿居前坪，规划小块临时泊车空间，使之更适应时代的需求。
对植被进行适当调增，增添红叶氛围，加强高阁数红的空间氛围。
6．8记忆旅程
公园西侧紧靠湘江大道的地段曾经是猴子石码头和老火车南站的原址，保存有废弃的铁路、站台以及日积月累的生态——恢复痕迹，呈现出一种斑驳而蕴含活力的特殊景观形态。把这一地带规划为反映老长沙铁路和码头运输历史的文化纪念区块，作为一种城市的记忆。“记忆旅程”分为两大板块：铁路文化区主要包括遗存的铁路，以废弃的厂房改建的铁路历史博物馆和特色酒吧，通过景观更新、生态修复，形成有特色的文化景观。通过对老猴子石码头遗址的保护，景观和文化的重塑，注入新的景观和生态活力。两个区域以断断续续的老铁路连接，既是时光隧道，又是生态休闲走廊。
“记忆旅程”挖掘和升华了公园文化，保留了一段特殊的城市历史和城市肌理，丰富了湘江风光带景观，更是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和建设的一个重要文化节点。
7 植物规划
植物规划应以保护自然生态和原有景观为前提。遵循“整体优化、多样性、特色性、综合性、共生性”原则，根据公园植物景观现状评价和分析，结合景观、功能分区，将公园的植物景观体系规划为七个不同特色的区域：
7．1红叶景观区
分布于现数红阁以北和以西地块。该区现状林相效果一般，除保留数红阁南坡的红继木团以外，因地制宜地在林缘和空地增植鸡爪槭、红枫、红叶李、乌桕、枫香、山麻杆等红叶植物，形成更浓郁的红叶景观林。
7．2樱花草坪景观区
樱花草坪景观区位于现秀峰草坪和滑草场以及西部紧邻湘江风光带的区域。考虑到公园缺乏春花景观林的具体情况，采用林缘片植与草坪中孤植(群植)的方式，形成浪漫明媚的春花草坪景观。同时樱花冬季落叶，冬态优美，不影响秋冬人们在草坪中享受宝贵的阳光。
7．3原生风景林区
对现状景观效果较好的林相，以保留为主，适当在林缘增植适生地被和花灌木，维持公园的自然野趣。
这些林相主要分布于公园的南面、北面和东部云海湖素质教育基地地块，量大面广，形成了良好的植物景观骨架。
7．4竹林景观区
分布于原粉单竹景区和云海湖素质教育基地以南山坡及公园南入口左侧的山洼中。除保留原有的粉单竹、凤尾竹、青皮竹、凤凰竹、黄金间碧玉竹以外，还可引进湘妃竹、佛肚竹、紫竹、刚竹、苦竹、方竹、箬竹、山竹等品种，形成丰富而幽雅的竹类专类园。
7．5水生(湿生)植物景观区
位于公园原南大门的正面，以湖为核心，以溪涧为纽带，植桃，栽柳，并加强水生(湿生)植物景观份量。水中植莲浮萍，水边栽萱草、菖蒲、水芋、千屈菜、芦苇等湿生植物，形成生机勃勃的湿地景观。
7．6招鸟引蝶景观区
分布于公园北部，现状林相效果一般。增植观果引鸟为主的植物，如枇杷、柿树、枸骨、石楠、南天竹、火棘等，既增添观果特色，又为生态健身活动提供良好的环境。
7．7树阵景观区
树阵景观区位于公园新东大门，结合交通功能布局，在广场边缘及中间以树阵为主要种植形式，形成广场氛围的入口绿化景观。
8 交通规划
8．1路网
规划将公园内道路分为三个等级：
8．1．1园内主干道(车行道路)：主干道与城市道路相连，是公园内、外车行交通主干道。在原有车行道基础上新增部分车行道，宽4m。
8．1．2园内支路：各景点之间的次要道路，为主要的步行道。分布在整个公园范围内，连接各景点、游乐设施、休闲场所，平均宽度1.5-2m。
8．1．3游步道：辅助园内支路，构成道路网络。平均宽度1.5m。
8．2出入口
8．2．1东门：建成后将结合城市广场功能成为景观广场和人行入口。
8．2．2南门：远期将从原有的主入口位置改变成为主要的车行入口。
8．2．3西门：随着沿江风光带的建成，将成为公园的人行主入口。
8．2．4北门：现为宿舍的出入口，随着宿舍的拆迁会一并拆建。
8．3交通工具
规划交通工具主要为观光自行车、电瓶车等无污染的生态式交通工具。
8．4停车场
入口区设置临时停车场和地下停车场，主干道每隔一定距离设置车辆会车处及自行车暂存处。
采取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停车方式：在东门处设一大型地下停车场，面积3000m2；在南门、东门及西门处各设一中小型地面停车场，停车面积3600m2：在莱茵园和数红阁两处，考虑到车流量较大，分别设置200m2的停车场，方便游客泊车休闲；规划总停车面积达到7000m2。
9 建筑风格控制
公园建筑按院落式民居风格规划布局，宜隐不宜显，凸现中国传统园林建筑和湖南民居的精髓。建筑单体设计应强调本地特征，建筑材料应强调乡土特色，建筑色彩应强调与周围环境相协调。
10 结语
南郊公园总体规划是一个有历史、有基础、有影响的城市综合性公目的重塑和更新，这类项目在新时期我国城市建设中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充分利用和挖掘现有景观条件，紧跟城市发展脉搏，满足市民使用公园的新需求，走传承与发展之路，是重塑公园形象、提升公园品质和品位的正确途经。
篇5：传承中国传统文化论文
传承中国传统文化论文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是世界上唯一从未中断的文化体系，经过五千年的发展和积淀，中国传统文化已经发展成为体系完整、内容丰富的一种文化模式。中国传统文化是指中国社会起源、发展和演变过程中所展现出的具有独特文化风貌的总和，是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所创造的民族文化。
关于中国传统文化论文篇1
浅谈中国传统文化
摘要：中国传统文化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发展历史中有着特定的内涵和主导地位，其基本精神肩负着一中华民族的价值取向，影响着中华民族的生活方式，聚拢着中华民族自我认同的凝聚力。
本文着重从文化含义、分类、功用以及中西文化差异几个角度论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地位，表明应采取积极的态度，吸收西方文化的文明成果，继续繁荣和发展我们的民族文化。
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中西文化差异
传统文化，是指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保留在每一个民族中间具有稳定形态的文化。
它是一个民族的历史遗产在现实生活中的展现，有着特定的内涵和主导地位的基本精神。
它肩负着一个民族的价值取向，影响着一个民族的生活方式，聚拢着一个民族自我认同的凝聚力。
中国传统文化是指中国社会起源、发展和演变过程中所展现出的具有独特文化风貌的总和，是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所创造的民族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中国古代社会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比较稳定的文化形态，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是中华民族的历史遗产在现实生活中的展现。
关于中国传统文化，古今中外有许多学者进行研究：德国哲学家莱布尼兹在他的著作中写道：“从前，我们谁也不会相信在这个世界上还有比我们的伦理更完善、立身处世之道更先进的民族存在;现在，因为东方中国的出现，使我们觉醒了。
”法国思想家伏尔泰等人在思想启蒙运动中，也高举孔子人道思想的大旗，用以反对宗教神权，反对封建王权。
他们对中国崇尚理性的道德观念甚为推崇，甚至著文主张欧洲各国政府必须以中国为范本。
现代学者余秋雨也在《千年一叹》写到：“中国就像是一个两千多岁的老人，今天他还在和众多年轻人一起跑在世界的田径赛场上。”
一、文化的含义
在中国，文化是一个古老的词汇。
“文”的本义是指由各种颜色交错而形成的纹理，后来引申为文物典籍、礼乐制度、文德教化等。
“化”的本义是生成、造化，指事物一种动态的变化过程，后来引申为教行迁善等意义。
“文”与“化”联用最早见于《易经》：“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天文”，指天道运行的自然规律，如冬去春来、风雨雷电等。
“人文”，指人际之间纵横交织的社会关系、人伦规范和风土民情等。
这里的“人文”与“化成天下”紧密联系，已经具有“以文教化”的思想。
西汉以后，“文”与“化”才合成一个整词，如西汉刘向的《说苑・指武》：“文化不改，然后加诛”。
《文选・补之诗》：“文化内辑，武功外悠”。
这里的“文化”，或与天造地设的自然对举，或与无教化的“质朴”、“野蛮”对举。
总的来看，我国古代“文化”一词的本初含义偏向于人类的精神领域，是一种人文文化，属于狭义文化的范畴。
我们现在常用的文化一词，源于西方拉丁文cultura。
原形为动词，含有耕种、居住、练习、注意等多重意义。
英文写作culture，表示栽培、种植之意，并由此引申为对人的性情的陶冶、品德的教养。
由此可见，西方“文化”一词比中文“文化”的含义宽泛些，包括精神和物质的双重含义。
“文化”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中国大百科全书》说：“广义的文化指人类创造的一切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的总和。
狭义的文化专指语言、文学、艺术及一切意识形态在内的精神产品。
”广义文化涵盖众多的领域，包括认识领域(语言、哲学、科学、教育)、规范领域(道德、法律、信仰)、艺术领域(文学、美术、音乐、舞蹈、戏剧)、器用领域(生产工具、日用器皿以及制造它们的技术)、社会领域(制度、组织、风俗习惯)等。
几乎与人类有关的一切事物都和文化密切关联。
因此，广义文化又叫“大文化”。
狭义文化是指人类在实践中所创造出来的精神财富，包括上层建筑及其意识形态。
而在大多数情况下，狭义文化专指社会意识形态，包括政治、法律、道德、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
因此，狭义文化又称“小文化”。
二、文化的分类
一般情况下，文化研究者往往从不同的视角对文化的结构作出不同的分类。
例如：从时间角度，分为原始文化、古代文化、近代文化、现代文化等;从空间角度，分为东方文化、西方文化、海洋文化、大陆文化等;从不同的社会功用角度，分为礼仪文化、制度文化、服饰文化、校园文化等;从文化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角度，分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精神文化四个层次等。
其中精神文化，又称“心态文化”，是文化的核心部分，是人类在长期的社会实践活动中蕴育升华出来的价值观念、知识系统、审美情趣和思维方式等。
心态文化又分为社会心理和社会意识形态两个部分。
社会心理是指人们日常的精神状态和思想面貌，如人们的情绪、愿望和要求等等。
社会意识形态则是指经过系统加工的社会意识，由科学家、作家、学者对社会心理进行归纳、概括、整理，用物化的形态如著作和艺术品把它们固定下来，并跨时空传播，留传后世，如文化典籍，世界性的名著名画等。
文化结构无论如何划分，核心都是价值观念的问题。
无论是哲学宗教、科技教育，还是文学艺术、伦理道德、风俗习惯等，都折射出某种价值观念，反映出一个民族固有的文化心理特征，而不同民族文化的差异，最根本就在于价值观念的差异。
三、文化的功用
人类由于共同生活的需要才创造出文化，文化在它所涵盖的范围内和不同的层面发挥着主要的功能和作用：(1)整合功用。
文化的整合功能是指它对于协调群体成员的行动所发挥的作用，就像蚂蚁过江。
社会群体中不同的成员都是独特的行动者，他们基于自己的需要、根据对情景的判断和理解采取行动。
文化是他们之间沟通的中介，如果他们能够共享文化，那么他们就能够有效地沟通，消除隔阂、促成合作。
(2)导向功用。
文化的导向功能是指文化可以为人们的行动提供方向和可供选择的方式。
通过共享文化，行动者可以知道自己的何种行为在对方看来是适宜的、可以引起积极回应的，并倾向于选择有效的行动，这就是文化对行为的导向作用。
(3)维持秩序。
文化是人们以往共同生活经验的积累，是人们通过比较和选择认为是合理并被普遍接受的东西。
某种文化的形成和确立，就意味着某种价值观和行为规范的被认可和被遵从，这也意味着某种秩序的形成。
而且只要这种文化在起作用，那么由这种文化所确立的社会秩序就会被维持下去，这就是文化维持社会秩序的功能。
四、中西文化之差异
当今世界，各国和各国人民交往日益繁多，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关系密切。
但是，中西方文化在不同环境发展过程中形成各自主要特性，产生了差异。
不同文化、不同价值观体现在人际关系和人际交往中，有着各自不同的规则和习惯。
(一)文化内涵不同
根据中西方文化的具体形态的不同，我们可以把两者分别归结为和谐型文化与抗争型文化。
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上，中国传统文化主流侧重于主张“天人合一”，强调尊重自然，遵循自然规律，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认为“获罪于天，无可祷也”。
中国文化主要地是把自然作为崇拜的对象而不是研究和征服的对象，作为想象的对象而不是作为探究的对象。
篇6：传承传统文化的论文
论传统文化的保护
一、传统文化的界定
“传统文化”是根据英文“Traditional and Folk Culture”翻译而来，在《生物多样性公约》(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CBD)中使用的概念是“采用传统生活方式的本土和地方社区的与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相关的知识、创新和实践。
”也就是说传统知识是历经数个世纪，适应本土文化和环境，通过口头的方式，代代相传的文化。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使用的“传统文化”是指“基于传统的文学、艺术或科学作品;表演;发明;科学发现;外观设计;标记、名称或符号;未公开信息;和所有其他在工业、科学、文学或艺术领域内产生的基于传统的发明和创造”。
目前国内很多学者对传统文化的界定的观点也不统一。
诸如中国社会科学院知识产权中心郑成思教授主张传统知识主要包括“民间文学艺术”和“地方传统医药”两大部分。
而中国社会科学院知识产权中心李顺德教授则认为传统知识是一个内容非常广泛的领域，涉及到人类生活的衣、食、住、行、文娱、体育等诸多方面。
由上可知：无论是组织还是学者，对传统文化都没有统一的界定，但又都肯定了传统文化的基本特性，即在小区域内由集体创作、使用、保存且代代相传，属于传统或土著的文化。
当然，不可否认随着经济的发展，传统知识所涵盖的范围越来越广，当今还包括医疗、农业或者工业的方法等。
二、传统文化面临危机与保护之意义
面对全球化和现代化的冲击，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正在面临现实的流失和淡漠。
在我国，尤其令人心痛的是，以非遗为核心的传统文化产业在我国许多地方发展缓慢，尚未发挥助飞地方经济的作用，却成为流失海外的娱乐产业或产品的高附加值。
再如我国的民间文学《花木兰》被拍成美国卡通影片，“变脸”绝技流传海外,《西游记》故事被拍成日本影片,端午祭、走马灯分别被韩国、柬埔寨向联合国申报为其非物质文化遗产，等等，不一而足。
此外中草药方面还有日本仿我国的六神丸开发救心丸，韩国仿制我国的牛黄清心丸等等。
大量的传统文化遗产海外流失，民间文学艺术被粗暴使用，传统科技被无偿使用，有甚者还申请专利、注册商标来限制我国的正当使用。
由此可见，传统文化的保护刻不容缓。
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传统文化的保护被纳入议题，足以见证保护传统文化的重要性。
加强传统文化的保护对我国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我国的传统文化的持有者多数在少数民族手中或者地处偏远的民众手中，保护传统文化有助于保护西部创新能力相对较弱的人群之利益，最大化的实现社会资源与利益的均分配。
第二，保护传统知识有助于增强西部本土居民的社会竞争力，为本土居民争取更好的生存条件，更好的适应社会的发展，同时也更有助于本土居民自己保护传统文化。
第三，保护传统文化有助于保留文化多样性。
像我国这样民族众多的国家，要尊重少数民族群体，允许其在本民族的管辖范围内，对自己民族的文字语言和民族文化进行自治，使之能够不断地传承、延续。
第四，保护传统文化可以防止非权利人的不当使用。
正如前文所述，传统文化被大量的海外滥用，通过立法或者其他途径对传统文化加以保护，其目的就是防止非权利人未经允许而加以利用，或者是在利用的过程中对传统文化的恶意扭曲。
三、传统文化保护之探讨
保护传统文化的目的是为了促进传统文化的维系、发展和合理利用，激励创作，保护文化多样性，继承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弘扬民族精神，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根据保护传统文化之目的，笔者将从立法保护、项目保护、传承保护、节会保护、四个方面探讨传统文化的保护措施。
(一)立法保护
立法保护是传统文化保护最主要的积极措施，从当前国内立法实践看，仅有《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三条规定了对传统文化的保护。
法规方面有出台的《传统工艺美术条例》《云南省传统文化保护条例》等。
当今国内部分学者主张将传统文化的保护纳入知识产权法体系，这一观点我是不予认可的。
首先，知识产权的权利主体、客体都是明确的，而传统文化的主体在多数情况下是不确定的。
其次，立法的价值存在冲突。
知识产权法的目的是为了激励创新，实现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和社会财富的增加;传统文化的保护之目的在于保护文化多样性，使特定文化所承载的精神、宗教、伦理、道德等重要价值与特定的群体或者个人之间保持联系。
所以，知识产权法很难再实践中保护传统文化。
再者，勉强将传统文化保护纳入知识产权法体系，无法达到法律效果，这本身也是对知识产权法的损害。
与之相反，鉴于传统 文化是一种适应本土文化和 环境，通过口头的方式，代代相传的文化。
各省份根据自己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地方法规对本地区的传统文化予以保护更具有可行性。
(二)项目保护
项目保护重在确定传统文化遗产名录。
对于那些有重大价值的项目，鼓励积极地申报世界或者国家级文化遗产代表名录。
同时，鉴于民族文化的原生性、独特性和不可替代性，要加大对传统文化基础设施的投入，比如建设文化馆、博物馆，便于对传统文化集中 管理和保护。
(三)传承保护
保护民族传统文化是为了使民族传统文化代代相传，永世长存。
首先，要加大宣传力度营造民族文化保护氛围，掀起保护民族文化潮流。
例如通过民族文化保护走进校园、课堂等形式。
其次，传统民族文化保护需要保持原貌，需要在本地区开设特色民族 职业 教育，培养传统文化传承人才，增强年轻一代关注传统文化的意识。
再次，全力挖掘尚存在的传统文化艺人并予以登记，政府出台相应的政策，对传承人予以资金支持或对做出贡献的艺人提供奖励。
(四)节会保护
我国的传统 节日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是我国传统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些传统民族节日都具有明显的地域文化和历史文化，像端午节、清明节等。
近年来，人们，尤其是年轻一代，热衷于西方的节日，诸如情人节、圣诞节等，而对端午节、清明节趋于冷淡，这不利于传统文化的保护。
然而，通过节会上的 活动可以使传统文化和民族风情得以传承和展示。
渲染节日氛围，培养人们对传统文化的兴趣。
四、结束语
我们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 语言、文字、艺术，这些构成了独具魅力的人文风景。
保护和传承文化遗产在 社会和 经济 发展中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民族的传统文化具有了解历史、教育后人、凝聚国民、鼓舞人心、陶冶情操、净化灵魂的功能。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应当以文化复兴作为灵魂。
希望在全社会形成弘扬传统文化的良好氛围，人人都来为传统文化的保护贡献一份力量，尽一份责任。
篇7：传承传统文化的论文
浅析中国传统文化保护的路径
摘要:本文首先对南京市的民俗文化进行了概括论述,继而论述了民俗文化保护的原则,最后提出了南京市民俗文化的保护路径,以期对南京市民俗文化的保护提供一点可借鉴之处。
关键词: 民俗文化;南京;保护路径
一、南京市民俗文化概述
民俗是一个民族或社会群体在长期的共同生产和社会生活实践中,逐渐形成的并世代相沿的风尚和习俗。
民俗的内涵十分广阔,它包含了人民的服饰、饮食、起居、丧葬、信仰、风尚、礼仪、禁忌等方面的习惯。
篇8：家风传承的论文
关于家风传承的论文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稳定是社会稳定的基础。古往今来，有无数思想家从社会稳定、社会发展的高度来探讨研究家庭问题。历朝历代都存在大量社会问题，其中有不少都是由家庭问题引发。因此，重视家庭问题、研究家庭问题，事关整个社会的发展稳定。
促进家庭稳定和幸福的因素有许多。其中，家训就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家训是中国家庭教育的优良传统，是中国家庭教育的方法之一。关于家训的说法很多，有人做过统计和专述，有包括家范、家戒、家教、家规、家法在内不下70种说法，其中被使用最广泛的是“家训”。
一、家训文化的发展历程
中国的家训文化源远流长。家训最早出现，是通过父母对子女的当面训诫来体现的。据《史记·鲁周公世家》记载，西周政权建立以后，遍封功臣，建立诸侯国。周武王之弟周公旦，受封于鲁国。由于周公旦要留在京城辅佐侄子周成王，不能就封，就让自己的儿子伯禽就封于鲁。伯禽临行之前，“周公戒伯禽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我于天下亦不贱矣。然我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叶哺，起以待士，犹恐失天下之贤人。子之鲁，慎无以国骄人。”’周公训子，就是父母对子女当面进行训教，这也是一段关于中国家训文化最早又最可信的记载。
父母对子女面对面的训诫，用文雅的词来说，就是“庭训”。“庭训”典出《论语·季氏》，讲的是孔子当面训诫儿子孔鲤的故事。由此，“趋庭”、“鲤对”、“庭对”也成为中国家训文化的代名词。后来，中国的家训通过书信、训词和遗嘱等形式传递;再后来，家训又通过制定完整的家规、家约、家范来体现，形成了家庭内部所有成员的行为准则。
中国的家训文化从一开始就有明确的指向。综合起来有这么几项基本功能—
一是训导教育子女成人成才。这是家训最基本的一个功能。周公戒子、孔子庭训，都体现了这一点。中国的家训文化，可分为萌芽期、发展期、成熟期、衰败期、蜕变期，但不管是哪一个时期，家训都离不开对子女的教育。
二是实行家庭的自我控制。任何一个家庭都不是孤立的。它作为社会细胞、社会的基本单位，必须接受来自外在的社会控制。这种社会控制包括法律控制、行政控制、道德控制以及习俗控制。同时，为了维护家庭内部的稳定、调整和处理好家庭内部关系、将子女培养成人，使家庭得以承继和绵延，还必须要有家庭的内在控制及家庭的自我控制。这种自我控制的一个主要方面，就是通过家训(包括家规、家约、家范等)，以口头或书面的各种形式来体现，从而起到对子女、对全体家庭成员的教育、引导和约束作用。
三是确立良好的家风。家风是指一个家庭的传统风习，是人们在长期的家庭生活中逐渐形成和世代言传下来的生活作风、生活习惯、生活方式的总和。家风的形成，是家庭长辈和主要成员潜移默化的影响和教诲的结果，而家训和家风有着密切的联系。隋朝初年的颜之推在《颜氏家训·治家篇》中说过这样一段话:“夫风化者，自上而行于下者也，自先而施于后者也。是以父不慈则子不孝，兄不友则弟不恭，夫不义则妇不顺矣。父慈而子逆，兄友而弟傲，夫义而妇陵，则天之凶民，乃刑戮之所摄，非训导之所移也。”在这里，作者强调了家风引导和家庭中长者、尊者的表率作用的重要性。在近现代，江南钱姓家族人才辈出，若星汉灿烂。这和其先祖制定的《钱氏家训》并代代相传、恪守不移、形成良好的家风是分不开的。
二、从司马父子到土氏兄弟
孝有大小之分，对父母能养能敬，是一种孝，但只是小孝;自身修行扬名，以彰显父母养育教诲之德，才是大孝。这是中国古代孝道思想的升华，对后世的孝道文化产生了极大影响。
中国古代家训内容广泛，包括伦理道德的要求、文化知识的教育、谋生技能的传授、为人处世的告诫等，几乎涉及个人、家庭、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其中，对孩子的伦理道德教育被放在第一位。而孝道是人类最基本的道德，因此，关于孝道的教育，成为中国家训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古代家训文化成果的重要体现。关于孝道，无论是思想家、帝王、官员以及民间的士绅读书人家庭，在他们的家训实践和家训著作中都有大量体现。
在古代帝王的家训中，对孝道很重视。三国时期魏武帝曹操，对儿子要求严格，尤其重视儿子的慈孝。他曾发表《诸儿令》，说“今寿春、汉中、长安，先欲使一几各往督领之，欲择慈孝不违吾令，亦未知用谁也。儿虽小时见爱，而长大能善，必用之。吾有二言也，不但不私臣吏，儿子亦不欲有所私。字里行间所表达的主要精神，是不以权谋私、赏罚分明、用人唯贤，但同时也清楚地表明了他对儿子孝道品行的严格要求。
在古代的名臣将相中，有两个家庭的家训和孝行是很出名且足以垂范后世的。一个是西汉的司马谈、司马迁父子，另一个是东汉末年的王祥、王览兄弟。
司马迁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的作者。他在西汉武帝时任太史令，后因替投降匈奴的李陵辩解获罪下狱，受腐刑。出狱后任中书令。一个男子，身受腐刑，这是难以忍受的奇耻大辱。因此，司马迁几次想到去死。但他最终还是含垢忍辱地活了下来。为什么?据《汉书·司马迁传》记载，司马迁认为自己之“所以隐忍苟活，函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这里所说的司马迁的私心，正是他遗憾于自己一个最大的心愿尚未完成，那就是父亲司马谈留给他的遗训必须完成《太史公书》。
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记录了他在父亲病前接受遗训的过程，“太史公(司谈)执迁(司马迁)手而泣曰:‘余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虞夏，典天官事。后世中衰，绝于乎?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今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司马迁从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夫天下称诵周公，言其能论歌文武之德，宣周邵之风，达太王王季之思虑，爱及公刘，以尊后程也。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俱焉，汝其念哉!’迁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闭。”’司马谈在给儿子司马迁的遗训中，对孝道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即“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这一遗训，对司马迁的日后生活产生了巨大影响。
王祥和王览，是同父异母兄弟。王祥(公元185-269年)，西晋琅哪(今山东临沂)人，字休微。汉末，他隐居庐江(治所在今安徽舒城)20余年;后任温县令，累迁大司农、司空、太尉;至晋代魏，官至太保。就是这样一个大官，却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大孝子。“二十四孝”中的“卧冰求鲤”故事说的就是他。王览，字玄通。《晋书·王祥传》称他“孝友恭烙，名亚于祥”。他对父母笃孝，对兄长恭敬，名声仅次于王祥。最难得的是，他自小就不忍心看到母亲虐待兄长，经常在母亲朱氏责骂加害兄长王祥时挺身而出护着兄长。王览出仕以后，先后任司徒西曹椽、清河太守、太中大夫。西晋武帝司马炎下诏表彰王览曰:“览少笃至行，服仁履义，贞素之操，长而弥固。”
王祥在孝道方面不仅自己身体力行，对子女也提出了严格的要求。在他85岁高龄的时候，身染重病，乃“著遗令训子孙”道:“夫言行可覆，信之至也;推美引过，德之至也;扬名显亲，孝之至也;兄弟怡怡，宗族欣欣，涕之至也;临财莫过乎让。此五者，立身之本。”信、德、孝、涕、让，这就是中国古代家训中著名的“五德”。王祥家训中的“五德”，尤其“扬名显亲，德之至也”这一训令，显然是继承了汉代司马谈“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的思想，是中国古代孝道思想的又一次升华，对后世的孝道文化产生了极大影响。
至东晋南朝，琅哪王氏成为江南第一著名士族，涌现出很多政治家、文学家、书法家和画家，诸如东晋名相王导、大书法家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等。王氏家族诗书传家，人才辈出，世系绵长，和王祥兄弟以孝悌为本，又以信、德、孝、悌、让“五德”戒子是分不开的。
清朝第二任皇帝康熙对家教一贯重视，后来雍正特将其父在世时对诸皇子的训诫编为《庭训格言》。全书共16条，包括读书、修身、为政、待人、敬老、尽孝等内容。该书有言，“凡人尽孝道，欲得父母之欢心者，不在衣食之奉养也。惟持善心，行合道理，以慰父母而得其欢心，其可谓真孝者矣。”该书又提出，“《孝经》一书，曲尽人子事亲之道，为万世人伦之极，诚所谓天之经、地之义、民之行也。推原孔子所以作经之意，盖深望夫后之儒者身体力行，以助宣教化而敦厚风俗。其旨甚远，其功甚宏，学者自当留心诵习，服膺弗失可也。”通过《庭训格言》可以看出，康熙认为“真孝”和行孝道不能停留在书本经义上，而是要“身体力行”、“服膺弗失”。这两点至今仍对孝道文化的传播和实践具有现实意义。
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如果用历史的、理性的眼光来看，这三位皇帝并不比历史上任何一个皇帝差，他们开创并形成的康雍乾盛世对中国社会的促进和发展也是不可否认的。其中，康熙、雍正等对皇族家训的'重视、对子女行孝尽孝的严格教育和要求所起到的作用都是值得我们研究和借鉴的。
三、辩证看待中国孝道文化
辩证地看待和批判地继承历史文化传统固然是不应被忽略的必要步骤，但如果凡此种种讨论最后只是得出一个类似“国人议论未定，孝道仍在滑坡”这样的结论，就颇令人堪忧了。
孝道文化是中国家训文化的一大亮点，它对于子女的教育、成才，对于家庭成员互尊互爱、和睦，对于优良门风的确立、传承，都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那么，它在经典著作及其流转中有哪些体现呢?
比如，中国儒家经典之一的《孝经》。其作者经学者专家长期反复考证，基本确立为孔子的嫡孙孔极所撰。孔极虽然受教于曾参，但他的孝道思想的形成，不能说不受到祖父孔子、父亲孔鲤的直接耳提面命的教育与影响。
又如，隋唐五代是中国古代家训文化的成熟时期。其标志就是出现了由颜之推撰写的中国第一部专门的、成本的、完整的家训著作《颜氏家训》。它对后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到了宋元明清，家训文化进入繁荣时期，先后出现了北宋司马光的《家范》、南宋袁采的《袁氏世范》等。这些专门的、成本的家训，内容涉及家庭生活的方方面面。但总体而言，孝道都在这些家训著作中占据了重要的位置。
颜之推在《颜氏家训·教子》中说:“父母威严而有慈，则子女畏慎而生孝矣”，“父子之严，不可以钾;骨肉之爱，不可以简。简则慈孝不接，钾则怠慢生焉。”《颜氏家训·勉学》中有言，“孝为百行之首，犹须学以修饰之，况余事乎!”司马光在《家范》中则说，“父慈而教，子孝而溉，兄爱而友，弟敬而顺，夫和而义，妻柔而正，姑(指婆婆)慈而从，妇听而婉，礼之善物也”。袁采在《袁氏世范·睦亲》中提出，“为人父者，能以他人之不肖子喻己子，为人子者，能以他人之不贤父喻己父，则父慈而子愈孝，子孝而父益慈，无偏胜之患矣”。又说，“人之孝行，根于诚笃，虽繁文末节不至，亦可以动天地、感鬼神”。
在以上这些关于“孝道”的论述中，有一点很值得重视，那就是，他们都认为孝道是父母和子女双方的事情，而不是做子女的单方面地行孝。中国“孝道”大都强调了父子间双向的良性互动，盖因有此双向互动，父慈才能子孝，子孝而父益慈。这里面讲究父母对子女的严格要求，强调父母长辈在孝道文化中必须以身作则，按父母的角色规范在家庭生活中为子女树立榜样，如前文所引《颜氏家训》中的“父母威严而有慈”所示，这句话将“威严”与“有慈”并立。换言之，其所讲的父母对孩子的威严和慈爱从来不是对立的，而是互为一体的。这样的家训，这样的孝道文化，有着积极的意义，是值得提倡的。
无可否认，在中国不同的历史发展时期，无论是在统治阶层还是在民间，都出现过提倡孝道过头、使孝道文化呈现出其消极一面的情况。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在一定时期对中国孝道文化进行批判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正如对孝道文化的倡导有时会过头一样，我们对孝道文化的几次猛烈批判也早已被历史证明是过头了。过头到现在我们要“挽狂澜于既倒”，重建孝道文化在今日几乎已成相当艰难之事。如今，在父母膝下尽孝几成渴盼而不可及之事，以至于“常回家看看”到了要入法的地步。而用法律来约束本应归于伦理道德范畴的孝道究竟是否合适，是值得讨论的。
《诗经·大雅·既醉》有言，“威仪孔时，君子有孝子。孝子不匮，永锡尔类”。这是一句将孝子和家族的幸福美满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祝愿之辞。但这只是一句祝愿吗?历史已一次又一次证明，在中国，孝道文化是检验和测量社会精神文明程度的试金石，孝梯也是社会和谐、家庭和睦的基础。只要人类存在一天，家庭和社会对孝道文化的提倡就不该须臾离开。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至今我们还在要不要继承中华民族的孝道文化这个问题上争论不休;还在衡量中国古代的孝道文化里，究竟是积极因素多一点，还是消极因素多一点。辩证地看待和批判地继承历史文化传统固然是不应被忽略的必要步骤，但如果凡此种种讨论最后只是得出一个类似“国人议论未定，孝道仍在滑坡”这样的结论，就颇令人堪忧了。在提倡和饯行孝道文化这个问题上，我们千万不要再出现反复和折腾了。“孝子不匮，永锡尔类”，若果真如此，实属中华民族之大幸也!
从中华民族孝道文化的式微以及当下社会上存在的各种家庭伦理困境，我们不能不看到，中国历史上的家训文化对家庭建设是有重要作用和积极意义的。中国家训文化的起源虽然很古老，但中国家训这一形式及其所能承载、体现的功能并没有过时，也不会过时。它对我们今天的家庭建设依然可以具有重要的引导和教育作用。与时俱进地介绍并继承中国家训文化及其优良传统，该是新时期家庭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
篇9：谈古代文献学与现代文学史料的文学论文
谈古代文献学与现代文学史料的整理文学论文
说到现代文学与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我们往往想到现代文学与儒、释、道之间的关系，或者现代文学与传统文学之间的关系。实际上，除此之外，传统的学术方法也对现代文学的研究构成深刻的影响，其中古代文献学的思想和方法，对现代文学研究就极具借鉴意义。
现代文学研究，离不开作家作品的研究，而许多现代作家，古代文献学素养深厚。杜泽逊先生曾说:“在现代、当代，不少有成就的作家、学者，他们不仅学贯中西，而且博古通今，蔡元培、鲁迅、胡适、朱自清、刘半农、钱玄同、周作人、闻一多、郑振铎、冯沅君、郭沫若、叶圣陶等都有深厚的古典文献修养，而且这些人的文献修养为他们的著作和创作注入了新的营养，其间的内在关系是颇有研究之必要的。”[1]面对这样的研究对象，如果我们缺乏足够的古典文献知识，对于他们的文学作品特别是学术著作，如何能够真正理解呢?就说鲁迅吧，他不仅是一位伟大的文学家，还是一位了不起的学者。有人已经梳理了鲁迅与章太炎、刘师培等之间在学术上的师承关系，认识到鲁迅与清代朴学之间有着根深蒂固的联系。鲁迅反对“整理国故”，但他“整理国故”的成绩却非一般人可及。有人统计，光他整理的比较完善的各类古代文献，就多达22种。新近出版的《鲁迅辑录古籍丛编》，收录了鲁迅辑录整理的如下著作:第1卷:《古小说钩沉》、《小说备校》;第2卷:《唐宋传奇集》、《小说旧闻钞》;第3卷:谢承《后汉书》、谢沈《后汉书》、虞预《晋书》、《会稽郡故书杂集》、《范子计然》、《魏子》、《任子》、虞喜《志林》、张隐《文士传》、《众家文章记录》、《岭表录异》;第4卷:《嵇康集》、《沈下贤文集》、《云谷杂记》、《说郛录要》，附《百喻经》校本。如果没有深厚的古文献功力，鲁迅不可能取得如此骄人的成就。鲁迅辑佚、校勘，极为用功。单就《嵇康集》而论，光工作本就有四个，而用以勘校的本子，几乎囊括了国内所有的版本。佚文的辑录，词句的校勘，版本的鉴别，史料的编排，目录的编制，鲁迅完全继承了清代朴学的传统。要研究鲁迅，这一部分就不能出现空白，但有多少研究者真正具备深入研究的素质呢?如果没有像林辰、王永昌这样古典文学、古代文献学功力雄厚的学者联手，耗费二十年的时间，这些文献的整理出版还不知要等到何时!作为普通的研究者，如果我们没有相当的古代文献学素养，这些著作恐怕即使读过了也难解其中三味。不光对于鲁迅，对于其他的研究对象往往也是如此，叶圣陶注过《十三经》，郁达夫写过很多旧体诗，郭沫若在古代文化研究方面广有建树，不懂古代文献学，就不能对他们有全面的了解。实际上，现代作家的这一文化侧面，迄今为止还有很多研究空白。在此意义上，有人认为，“无论是研究古代学问还是近代学问，都离不开文献知识。没有文献知识，就无法深入研究。”[2]这并非妄言。
现代文献史料的整理研究，也离不开古代文献学。王瑶先生在《关于现代文学研究工作的随想》中说:“在古典文学研究中，我们有一大套大家所熟知的整理和鉴别文献材料的学问，版本、目录、辨伪、辑佚，都是研究者必须掌握或进行的工作;其实这些工作在现代文学研究中同样存在，不过还没有引起人们的应有的重视罢了。”现在，许多现代文学的研究者已经认识到了史料的短板对整个研究造成的阻滞作用。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关于史料文献问题，开始成了现代文学研究的热点，陈平原、杨义、钱理群、严家炎、孙玉石、刘增杰、刘跃进等许多知名学者，纷纷撰文发表自己的看法，有人还把命名为“史料年”。现代文学文献史料建设和研究离不开对古代文献学的借鉴，这已经是一个不需再讨论的共识了，解志熙先生数年前提出的现代文学研究“古典化”的观点，也逐渐为大家接受。
理论倡导固然能提高人们的认识水平，但关键在于文献资料的切实整理。关于现代文学文献资料的整理，在以往的研究工作中已经取得了一些成绩。现代文学研究的部分先驱，对资料整理非常重视。早在三十年代，阿英就着手编撰了《中国新文坛秘录》(1933)、《中国新文学运动史料》(1934)、《中国新文学大系·史料索引》(1936)等资料性书籍，后来还致力于晚清文学史料的搜集整理。赵家璧先生对《中国新文学大系》编辑的组织，唐弢先生对新文学期刊的搜集，郑振铎先生对各类书籍的收藏，都是现代文学史上的佳话。建国之初，社科院的文学研究所、上海“现代文学期刊联合调查小组”以及山东师范大学现代文学教研室等单位，都着手进行期刊资料的清理，可惜这项工作刚刚开始就被政治运动打乱了。新时期以来，有识之士又展开了资料的搜集和调查，《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丛书》等书系的出版启动，说明资料建设开始纳入到系统化的轨道上，令人遗憾的是此项工程后来陷入停滞。如果我们加以考察的话，就会发现，现代文学文献整理的每一点成绩，都与“古典化”的指导思想和操作方式分不开。但是，在总体上，文献史料的薄弱至今仍然是现代文学研究的软肋。对此，刘增杰先生有一个切中要害的评价:“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薄弱环节之一是文献问题。常见的突出问题有:使用史料时粗枝大叶，张冠李戴，史实讹误;不重视触摸、鉴别原始资源，轻率地使用第二手资料，从而陷入别人的话语场中不能自拔，被人牵着鼻子走;混淆学术论争和政治斗争的界限，破坏以尊重事实为前提的学术研究运行机制;在作家选集、文集、全集编辑过程中，不加说明就任意删改原作，造成了如鲁迅所说妄行校改的灾难性后果。”[3]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很复杂，比如现代文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历史尚短，长期战乱，政治干预，市场干扰，等等，当然，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部分现代文学研究者自身古典文献学知识严重不足。
文献学方面的运作，自汉代就已经开始了。这样的传统被清代学者顾炎武等继承，他们在古籍整理方面取得了卓著的成就。此后余响不绝，终于成就了清代朴学的繁荣。以惠栋、江声等为代表的吴派，以江永、戴震等为代表的皖派和以王念孙、焦循等为代表的浙派，彼此呼应传承，一时蔚为大观。古代文献学经历这么长时间的发展，已经积累了一套成熟的知识和操作规范。从文献学传统来看，它主要包括辑佚、典藏、考证、版本、校勘、目录、编辑、注释等基本范畴。现代文学文献整理，一开始就借鉴了古代文献的研究和整理方法。在理论研究上，作为现代史料学的第一部、几乎也是唯一的`专著，朱金顺先生编撰的《新文学资料引论》一书，就是在充分吸收借鉴古代文献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写成的。该书分为资料的搜集和整理、考证篇、版本、校勘与目录等五章，无论在内容的设置上，还是在方法的论述上，都借鉴了古典文献学。最近有关现代文学文献学的一些讨论性文章，无论在术语上，还是在规范上，也都表现出对古典文献学的学习和崇尚。不仅如此，一些现代文学研究者还运用古典文献学方法，对现代文学史料进行整理。比如，《中国现代文学总书目》(贾志芳、俞元桂等)和《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汇编》(唐沅、韩之友等)的编制，很明显效法了传统的目录学。在辑佚方面，许多当代学者往往向朴学大师学习，很舍得下功夫。为编《师陀全集》，刘增杰“以数年之力，多方扩大查找线索，加上师友相助，终于基本上完成了搜集作品的任务。计全集新收入短篇小说20篇，散文(包括散文诗)49篇，诗歌10首，长篇小说(未完)2部，论文等25篇，共约50万字，占已出版师陀作品的五分之一。”[4]为编《于赓虞诗文辑存》，解志熙、王文金耗时数年，“共辑录于赓虞诗文367篇，其中从于氏诗集中集录者146篇(包括2篇序引)，新辑获的佚文221篇”[5]等等，不一而足。在版本与校勘方面，学者们也非常重视效法前贤。为编《废名集》，王风广收版本，大都选用初版为底本，然后用多个版本进行汇校，“废名在世时出现的所有版本，包括手稿、报刊版、编集后各版次，
如小说，一直到1957年《废名小说选》，一律逐字通校;身后亦即八九十年代以来出现的版本因作者所未见，仅供参校。”[6]这样一来，整理所耗费的精力，自然是非常巨大的，“以废名区区二百万字平生所作，有限的版次，工作量之大依然让人不堪回首，如《桃园》一集，报刊版加四个成集版，就需校阅五次，逐条撰写校注。”[6]而且，王风综合运用了对校、他校、本校、理校四种方法，完全是“朴学”做派。金宏宇的博士论文《中国现代长篇小说名著版本校评》(人民文学出版社版)，选取了《倪焕之》、《家》、《子夜》、《骆驼祥子》、《围城》、《桑干河上》(后更名为《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青春之歌》、《创业史》等八部现代长篇小说名著，将它们的版本搜罗殆尽，全面汇校，并加以研究。以上这些研究成果，正是由于借鉴了古代文献学的方法，才使得无论在史料的钩沉上，还是在版本的校勘上，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目前，这种“古典化”学风在现当代文学研究界已经渐成气候，孙玉石先生把现代文学研究能否古典化，看成研究是否实现规范化的重要指标，并倡导学界形成一种重视史料、重视考据的学风，“不是一般的重视史料，就是真得要花工夫，来做一些属于古典文学应该做的工作。因为我觉得我们这个学科，你说已经达到了成熟，我还不大承认。好多东西还不规范，随意性还很大。可以不看史料，即使看史料，也可以翻烙饼一样，今天可以这样说，明天又可以那样说。要真正达到成熟的一个条件，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就是按照古典文学那种科学化的研究方法纳入到一个正的轨道上来”。[7]
当然，尽管现代文学文献学与古代文献学有非常多的相似之处，但由于文化环境的变迁，二者还是表现出了诸多的不同。古代文学一般没有手稿，现代文学出现了手稿问题，最可信的也许不是初版，而是手稿了。现代文学作品一般首先发表于期刊杂志或报纸副刊，这种情况在古代没有出现，因此，现代版本、校勘又多了一个重要环节。古代文学不存在标点和分段，标点和分段就不属于校勘学内容，而属于后人对于古典文献的整理范畴，而在现代文学文献学中，此项工作完全属于校勘学的问题。因为自《狂人日记》开始，标点、分段都成了文学作品的重要修辞手段，不注意这些就可能引起作品意义的变化。古代文学的校勘需要训诂、音韵、文字及其他古代文史知识修养，现代文学在此方面要求变低，但又出现了简化字、俗体字、方言等新问题，许多文本还与外国文化关系密切，这又远不是过去的章句之学所能应对的。随着语言形式和书写工具的发展，现代以来作家的产量明显提高，个人专著动辄就以数百万字计，古人的作品在数量上一般比较少，校勘起来工作量要小得多。由于各种原因，现代文学版本比古代更为复杂，版本差异不再仅仅是讹、脱、衍、倒、乱的问题，大面积删改乃至部分重写的现象屡见不鲜。除此之外，刘增杰先生还针对现代文学文献史料的辑佚、考证和编排，归纳出了五种新的情况:“一种情况是同名异文，即文章题目相同实际上却是两篇文章。第二种情况是异名同文。第三种情况是作者署名相同实际上却是不同作者。第四种情况是作者有意地以假乱真，作者自己设圈套，掩盖事实真相，以躲避日伪的迫害。这些，我们给他做年谱传记的时候若不加鉴别就闹笑话了。第五种情况是作品体裁的互换。这些情况和古代文学不一样，至少在古代是不多见的。”[8]面对这些崭新现象，我们也不能倚靠着古典文献学的宝藏坐吃山空，而要不断根据新情形，在充分吸收借鉴古代文献学养分的基础上，创造出更加适应现代文学史料整理研究需要的现代文学文献学。
注释:
[1][2]杜泽逊:《文献学概要》，北京:中华书局，版，第8、9页。
[3]刘增杰:《论文献薄弱的四个因素》，河南大学学报(社科版)，20，第1期，第14页。
[4]刘增杰:《〈师陀全集〉编校余墨——兼及现代作家文集编辑中的若干问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第1期，第220页。
[5]解志熙:《刊海寻书记——〈于赓虞诗文辑存〉编校纪历兼谈现代文学文献的辑佚与整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年，第3期，第26页。
[6]王风:《现代文本的文献学问题——有关〈废名集〉整理的文与言》，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4年，第3期，第51页。
[7]孙玉石:《积极倡导 努力落实》，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4年，第3期，第113页。
[8]刘增杰:《建立现代文学的史料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4年，第3期，第95页。
篇10：中国汉语言学传承论文
中国汉语言学传承论文
1中国的传统语言学形成的优良传统
在今天的汉语言文字学研究中，我们首先应该继承自己的优良传统，并将其发扬光大。中国传统语言学最值得我们发扬的传统有以下三点。
1.1重视实证和归纳现代学术意义上的实证法来自西洋。但是，作为学术研究的一般方法，实证法在中国本土有厚实的基础、悠久的历史和持续的传统。中国传统语言学研究从许慎开始就特别重视实证和归纳。中国语言学史上的大量著作都是通过实证和归纳而成就的。如在《说文解字》研究上，清代乾嘉学派通过实证研究取得卓越成就。但是，从20世纪50年代后，乾嘉和传统实证方法一直处于被否定的地位，这是不尊重传统的表现。对此，王力先生曾强调“：能不能因为乾嘉学派太古老了我们就不要继承了呢？决不能。我们不能割断历史，乾嘉学派必须继承。特别是对古代汉语的研究，乾嘉学派的著作是宝贵的文化遗产。段王之学在中国语言学史上永放光辉。他们发明的科学方法，直到今天还是适用的。”鲁国尧先生也认为，研究汉语史的最佳方法，或者最佳方法之一是“历史文献考证法”与“历史比较法”的结合。可见重视实证是中国语言学的重要特色。
1.2重视书面语言及其意义研究我们需要实事求是地评价文言文及其在历史上的功用。文言文是汉语的一个传统，一个与汉字的表意性质有关的传统。汉字作为表意体系的文字与西方拼音文字性质差异巨大。中国学者把意义作为独立的对象加以研究，形成了以汉字的形、音、义为研究对象的文字学、音韵学和训诂学。《说文解字》所包含的字在离开语言环境后，还可以见到它的本义，看到其本义如何引申出新的意义。古代学者一直把意义当作可以独立研究的对象看待，而不认为它从属于语法。在训诂学中，意义是可以分析的，它运用“义界”的训释方法，就是在意义内部进行结构分析。传统语言学还特别重视语音在词汇语义系统、词源系统、诗词韵律中的表现，古人很少做纯形式的运作，而是在务实的基础上以音证义，以义证音。这是传统语言学研究的又一特色。
1.3重视语言和文化的关系在中国古代的语言研究中，一直有很浓厚、很自觉的人文传统，“离经辨志”“、随文释义”“、微言大义”等说法，都表明人们自觉不自觉地追寻语言背后的东西。因此，传统的文字学、训诂学研究历来与文化有着密切关系，如文字构成的理据、古代名物典章制度的训释，都直接牵涉到文化，或是直接为文化服务。这就是语言研究和文化研究相结合的学术传统。中国现代语言学由于受到西方语言学影响很大，在解释汉语现象时并不能完全适合，甚至常常碰壁。原因在于西方语言本身较重形式，而汉语和汉字则具有较浓厚的人文色彩。为了促进汉语研究，找到一种较为切合汉语实际的解释框架，从20世纪80年代起，在中国兴起了文化语言学。汉语中的很多语言现象都可以通过这方面的研究得到合理的解释。因此结合文化来研究语言一直是汉语言文字学研究的一个传统。
2文字语言学的未来发展对策我们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从汉语现象出发，借鉴解构主义思潮建立适合汉语特点的语言学理论和方法。在这个过程中，要注意解决好下面问题。
2.1如何看待继承传统与借鉴西方的关系问题中国传统语言学已经有了两千多年的历史，在其发展中积累了大量的成果，形成了一些优良传统，这些是我们继续发展的最重要基础。但我们的传统研究也有自己的弱点和不足。如传统的语言学有注重实证和归纳的优点，也有不善于演绎和推理的不足。单独的归纳法，难以产生现代意义的语言学。训诂学中字、词不分的问题，还有语音研究上，由于受到音节的模糊性和笼统性限制，而没有细致精确的声音分析的习惯等。这些都是我们的弱点，反映出我们传统语言学理论的不足。
2.2如何看待书面语言和口语的关系问题现代结构主义语言学曾对中国语言学的发展产生了极大影响，起到了有益的作用。结构主义以来以语音为中心的重口语和共时的方法对当代语言学的独立具有重要贡献。但这种过分重视口语和语音、轻视书面语的情况也产生了一些弊端。很多汉语现象不是单纯的形式结构所能解释的。如启功先生所说，一个五言诗可以变换十种句式，只有一句不通。比如为什么汉语中那么多四节拍，多于四拍的压成四拍，少于四拍的加成四拍。虽然现代语言学重言轻文，是苦苦挣脱了因文废言的传统语文学发展起来的。但是如果把结构主义强调到极点，就会导致另一个极端，即限制了语言学研究的范围，影响了语言学研究的丰富性，导致汉语言文字学研究出现贫血现象。而解构主义则给我们一种更广阔的视野。我们对于口语和书面语都不能偏废。
2.3如何看待实用语言和文学语言的关系问题在目前的汉语言文字学研究中，对文学语言的研究是不足的'。汉语有常用部分和非常用部分，常用部分即实用语言，非常用部分如古代汉语、现代文学语言等。文学语言与实用语言不同，实用语言以明白清楚为目标，因此逻辑、语法重于形象；文学语言则以有意味有情趣为目标，因此形象重于逻辑。“常用部分和非常用部分是一个整体。如果我们把母语比做一颗大树，树干、树枝、树叶、花朵，都属于表层的常用部分，根是深层的非常用部分。”因此对汉语的研究，实用语言和文学语言是不可偏废的。
2.4如何处理好汉语本体与应用研究的关系问题当前的汉语言文字学研究中，还有重本体、轻应用的倾向，似乎只有本体研究才是真正的语言学。实际上任何本体研究如果脱离了应用就很难取得真正的成果。正是由于没有很好处理本体和应用的关系，目前语言文字学许多应用领域，如语言的规划和规范问题、汉语的国际传播和对外汉语教学问题、汉字规范和国际通用标准问题、辞书编纂问题等，都存在由于本体研究的滞后或游离而产生的诸多难题，影响了我国社会语言生活的健康发展，阻碍我国向高科技信息时代前进的步伐。因此，今后的汉语研究必须重视本体与应用的结合。为了解决好上面的几个问题，我们必须坚持语言学研究理论和方法的多样化。“语言学的方法必须多样化，用一种方法排斥和否定另一种方法是不妥当的。这是因为，人类认识自然、认识社会都比认识自身容易，认识自身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不是某个单一的研究路线能够解决的。”只有我们的汉语言文字学有了自主创新的能力，才能和西方语言学界进行平等对话，汉语言文字学研究的道路才会越走越宽广，这就是解构主义给予汉语言文字学研究的启示。
篇11：民间舞蹈艺术的传承论文
民间舞蹈艺术的传承论文
一、历史文化影响下江西民间舞蹈艺术的传承
江西民间舞蹈文化受商周文化的影响较深，东周时期江西地理位置极为复杂，处于吴、越、楚三国争雄之地，因此形成了商周、吴、越、楚文化并存，相互交流相互影响的多源头文化形态的江西文化历史背景。楚文化对江西民间舞蹈影响深远，楚乐舞巫风盛行，商周遗传巫风至楚更胜，江西傩舞就是巫风文化影响的一种舞种，它取材于民间祭祀并流传至今，其经久不衰的原因在于宗教巫术祭祀是属于民俗活动范畴，人们有着浓重的崇神意识，我国现存的江西龙舞有十余种，再有旱情时会用来雩祭，可见江西民间舞蹈传承受到了巫风、楚风、宗教民俗等因素的深远影响。西周以后江西民间舞蹈受到吴、越文化的影响。汉代是我国古代乐舞发展的鼎盛时期，其乐舞特点是长袖细腰，富丽华贵，汉代宫廷事傩舞场面更加宏大。
现今保留的作品《攀杠》、《小鬼爬杆》便是汉代百戏之遗存。宋代时期江西远离战乱之苦，经济复苏超越了当时的中原，此时的江西民间舞蹈受到古乐舞的影响，舞姿变得优美恬静，潇洒飘逸。明清时期戏曲得到飞速发展，从宏观角度来看对江西民间舞蹈艺术的发展有所影响。江西民间赣南采茶舞就极具代表性，它根植于民间土壤，汲取民俗民风的养料，同时心里崇尚交融，形成了独具一格的舞蹈体系。1921年工农武装建立，开辟了红色革命根据地，江西民间苏区歌舞也在此时诞生，文化受到马列主义教育的影响，更多的汲取民间艺术元素，创作出大量革命题材的歌舞。
二、当代文化融合背景中江西民间舞蹈艺术的`发展
从总体上看江西民间舞蹈艺术一直处于活态传承中，在与当代文化融合的同时，江西省文化产业不断发展，加大了传承、保护、开发江西民间舞蹈的力度。江西民间舞蹈艺术历史悠久，它是在生产、生活、实践中形成的我国特有的文化财富，是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民间艺术文化的宝贵资源。江西民间舞蹈艺术在进入21世纪的发展是有目共睹的，涌现出许多原创优秀作品，这些作品富有江西文化特色。《瓷魂》这部舞剧的创作就具有江西特色的瓷文化，反应赣文化的舞蹈，它显示出江西瓷文化的博大精深，舞剧蕴含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弘扬了民族的创新精神。《井冈山》是一部当代优秀的大型情景剧，反应出江西红色文化根据地的历史文化记忆，整部作品在写实和浪漫的双重构建中，刻画出悲壮且唯美的井冈山，竭尽全力挖掘红色资源的精神内涵，树立江西的形象。《赣傩的表情》这部作品是传承赣傩文化的优秀歌舞作品。《水之韵》是反应江西悠久文化历史孕育下的鄱湖文化。以上举例的作品，从不同方面反映出江西民间舞蹈艺术的文化特质，表现出独有的美学追求，这些作品更像是一个万花筒，折射出江西地方文化的价值取向。
三、结语
综上所述，江西民间舞蹈艺术具有较为明显的地方特色，它积极吸收外地舞蹈的优良元素，经过不断发展变化与本土文化相融合，形成另外一种独具一格的舞蹈形式。
★传承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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