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产品的价格形成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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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产品的价格形成机制

篇1：服务产品的价格形成机制

服务产品的价格形成机制

摘要：政府机构作为公共服务产品的唯一提供者的垄断地位已经动摇，各种私人公司、独立机构和社会团体也参与了公共服务的提供，政府职能由“划桨”转为“掌舵”，主要体现在对公共服务提供的监管上，根据公共服务产品的不同属性制定不同的定价策略。我国的现实情况是针对公共服务领域的三大矛盾，通过政府科学合理的价格形成机制来保证公共服务的有效提供及服务质量改善，以便政府公共服务职能顺利向社会化、产业化、民营化转变。

关键词：公共物品公共服务产品定价理论

1 公共服务产品的理论概述

1.1 公共物品的定义和分类

公共物品是相对于私人物品而言的。而所谓私人物品，就是在市场机制运行过程中的一类物品或者服务的概括，它们是排他的、具有很强竞争性的物品。经济学家萨谬尔森(Samuelson)认为纯粹的私人物品是指只有获取某种物品的人才能消费这种物品，或者说，私人物品一旦被消费或使用就不可能再被他人所用。而纯公共物品则是指任何一个人对某种物品的消费不会减少别人对其消费的物品，即只要一定数量的纯公共物品被生产出来或被提供，社会的所有成员都可以对其消费的物品，具有消费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同时公共物品的生产还具有较高甚至无法计量的私人交易成本，使得关于公共物品的定价和收费在现实中存在着技术操作上的不可能性。

关于公共物品的分类，布坎南在《俱乐部的经济理论》一文中明确指出：根据萨缪尔森的定义所导出的公共物品是“纯公共物品”，而完全由市场来决定的物品是“纯私人物品”。这只是问题的两个极端，现实世界中，大量存在的是介于公共物品和私人物品之间的商品，称作准公共物品或混合物品。在此基础上，有学者根据竞争性和排他性的有无将公共物品进行了分类(见附表)。

从表中可以看出，公共物品基本上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纯公共物品，即同时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第二类公共物品的特点是消费上具有非竞争性，但是却可以较轻易地做到排他，有学者将这类物品形象地称为俱乐部物品(club goods);第三类公共物品与俱乐部物品刚好相反，即在消费上具有竞争性，但是却无法有效地排他，有学者将这类物品称为共同资源或公共池塘资源物品。俱乐部物品和共同资源物品通称为“准公共物品，即不同时具备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准公共物品一般具有“拥挤性”的特点，即当消费者的数目增加到某一个值后，就会出现边际成本为正的情况，而不是像纯公共物品，增加一个人的消费，边际成本为零。准公共物品到达“拥挤点”后，每增加一个人，将减少原有消费者的效用。公共物品的分类以及准公共物品“拥挤性”的特点为我们探讨公共服务产品的多重性提供了理论依据。

1.2 公共服务产品的特性

公共服务产品就其整体而言具有公共物品的性质，按照竞争性、非竞争性、排他性、非排他性的物品属性对公共服务产品进行归类，可以把公共服务产品划分为私有私益、私有公益、公有私益、公有公益产品。显然，私有私益产品是纯粹的私益性物品，如市场上的肉、菜;而公有公益物品则是纯粹的公益性物品，如国防、社会治安。私有公益物品和公有私益物品，则是非纯粹的公益物品或不纯粹的私益物品。按照经济学分析的惯例，分别称之为俱乐部物品(可以低成本的排他)和公共池塘资源物品(竞争性和非排他性)，总称为准公共物品。

2 公共服务产品的定价理论

2.1 选择价格的形成机制

2.1.1 界定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产品的范围

鉴于公共服务产品的公共性，由政府提供部分公共产品是必要的。政府提供的优点是，政府可以根据社会和公众的需要，对公共物品资源进行合理的配置。纯公共物品，如国防、公共安全、消防等公共服务，由于供给的非排它性和消费的非竞争性，能够做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它可以采用免费方式供社会公众无偿消费，服务产品成本的补偿从国家税收收入中提取，也就是通过税收形式由全社会强制分摊生产费用。对于由政府提供的纯公共物品，定价主体是政府，实行政府定价。

2.1.2 市场形成，企业定价，政府监管

由于准公共物品具有私人物品的特征，可考虑实行市场提供，适当收取费用，利用市场机制来引导资源的配置，特别是其中“私人性”程度较强的准公共物品。这种方式为准公共物品确立了优胜劣汰的竞争激励机制，能促进资源的有效配置。准公共物品的市场提供可以制约个人对准公共物品的过度消费，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控制“搭便车”现象，防止对稀缺资源需求导致的无序竞争，从而实现公共消费成本费用的全部或部分补偿。

但准公共物品的公共性要求其提供方式必须考虑到社会公众的整体利益，因此需要政府履行其促进竞争、解决外部经济效应等职能。这种机制可称为准市场机制或混合提供。与此相对应，在价格形成机制上是企业定价、政府监管。对此，需要把握的基本原则是：

对于垄断程度很强的部门，如邮电、供电、城市煤气、自来水等行业，政府仍需保留较多管制与监控，特别是在收费体制和收费标准方面。

对于垄断程度较强，如存在寡头垄断、竞争替代等有限竞争因素的部门，主要有发电、电信、广播、铁路、航空、港口、海运等。对于这些部门，政府的管制程度要有较大程度的放松，在收费体制和收费标准方面，管理要有一定的弹性，比如可实行浮动价格，采取申报、备案而非审批制度等。

对于垄断程度较低，竞争因素较大的领域，如公路运输、城市公交、出租汽车、金融、保险等，政府应给予更多的经营自主权。

2.1.3 针对不同的准公共物品类型，选择不同的定价方法

第一，俱乐部服务产品。俱乐部服务产品的共同特点是具有排他性、无竞争性，成员共同承担费用，共同享受利益。但随着消费者人数的增加会出现拥挤现象，即边际拥挤成本不为零。当拥挤现象产生时，厂商的边际生产成本仍然为零，但由消费者承担的拥挤成本却增加了。此时如果仍然免费供应，就会出现过度消费。避免过度消费的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是收费，可按照边际拥挤成本确定其价格水平，即均衡价格。不过，边际拥挤成本是难以事先测算的，在实际定价实践中一般实行试错法，以保证不出现过度拥挤为准。

篇2：成骨细胞骨形成机制研究

成骨细胞骨形成机制研究

发布时间： -1-14 作者：童安莉陈璐璐、丁桂芝

骨不断地进行着重建，骨重建过程包括破骨细胞贴附在旧骨区域，分泌酸性物

质溶解矿物质，分泌蛋白酶消化骨基质，形成骨吸收陷窝；其后，成骨细胞移行至

被吸收部位，分泌骨基质，骨基质矿化而形成新骨。破骨与成骨过程的平衡是维持

正常骨量的关键。成骨细胞是骨形成的主要功能细胞，负责骨基质的合成、分泌和

矿化。目前，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在骨形成过程中，成骨细胞发展及其调控的分

子机制也逐渐得以揭示。

1 成骨细胞的起源

成骨细胞起源于多能的骨髓基质的间质细胞，除成骨细胞外，基质细胞还可分

化成软骨细胞，成纤维细胞，脂肪细胞或肌细胞。成骨细胞来源谱系有以下几种：

(1)骨髓克隆形成单位(成纤维细胞集落形成单位，CFU-F)；(2)骨祖细胞，可分化

成前成骨细胞和前软骨细胞谱系，常位于骨髓腔中，有很强的自身增殖能力；(3)

前成骨细胞，即最近的成骨前体，能定向分化成成骨细胞，具有合成和增殖能力［

1，2］。成骨细胞由多能的间质干细胞在体内的各种调控因素的'调节下发展而来，

调控因素主要有BMP-2，BMP-2能诱导基质细胞向成骨细胞分化，具体就是诱导间质

干细胞分化形成骨祖细胞进而形成前成骨细胞［3］。

篇3：成骨细胞骨形成机制研究

成骨细胞在骨形成过程中要经历成骨细胞增殖，细胞外基质成熟、细胞外基质

矿化和成骨细胞凋亡四个阶段。很多因素可调节这几个阶段，从而最终调控骨形成

。

成骨细胞增殖期成骨细胞数量增加，以形成多层细胞，并合成、分泌Ⅰ型胶原

以便最终可以矿化形成骨结节。对成骨细胞增殖的调控具体说来即是对细胞周期的

调控，后者包括细胞在有丝分裂原作用下复制DNA和细胞分裂的调节机制，典型的

成骨细胞细胞周期时间为20～24小时［4］。抑制与细胞周期调节相关的基因会导

致增殖的停止。与增殖激活有关的基因有c-myc、c-fos、c-jun；与细胞周期有关

的基因有组蛋白、细胞周期素基因。在颅盖骨分骨细胞培养中观察到细胞从颅盖骨

中分离后很快即出现最高水平的c-fos mRNA表达，比c-myc和H4组蛋白基因表达早

许多。c-myc mRNA常在1天后表达达到高峰，H4组蛋白基因表达伴随细胞内DNA合成

，与增殖密切相关［5］。c-fos、c-jun基因表达在增殖晚期明显下调，同时伴随

成骨细胞增殖减慢，细胞由增殖期进入分化期。c-fos对成骨细胞增殖的作用在体

内实验中也得到证实，如在人的长骨与胚胎骨生长旺盛的区域c-fos原癌基因高表

达。另有报道，c-fos高表达的小鼠中骨形成也会增加，这些均证明c-fos与成骨细

胞增殖有关。而且c-fos与c-jun编码的蛋白质c-fos,C-jun能形成异二聚体，作为

转录因子结合到基因启动子区的AP-1位点，已观察到在增殖的成骨细胞中有很高的

AP-1结合活性，而在增殖下调后，这种高活性也明显改变，这说明原癌基因可能通

过c-fos/c-jun复合物来调节细胞增殖［2］。在成骨细胞增殖期，同时还能表达的

基因有表皮生长因子(FGF)、胰岛素样生长因子(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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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成骨细胞骨形成机制研究

成骨细胞在骨形成过程中要经历成骨细胞增殖，细胞外基质成熟、细胞外基质

矿化和成骨细胞凋亡四个阶段。很多因素可调节这几个阶段，从而最终调控骨形成

。

成骨细胞增殖期成骨细胞数量增加，以形成多层细胞，并合成、分泌Ⅰ型胶原

以便最终可以矿化形成骨结节。对成骨细胞增殖的调控具体说来即是对细胞周期的

调控，后者包括细胞在有丝分裂原作用下复制DNA和细胞分裂的调节机制，典型的

成骨细胞细胞周期时间为20～24小时［4］。抑制与细胞周期调节相关的基因会导

致增殖的停止。与增殖激活有关的基因有c-myc、c-fos、c-jun；与细胞周期有关

的基因有组蛋白、细胞周期素基因。在颅盖骨分骨细胞培养中观察到细胞从颅盖骨

中分离后很快即出现最高水平的c-fos mRNA表达，比c-myc和H4组蛋白基因表达早

许多。c-myc mRNA常在1天后表达达到高峰，H4组蛋白基因表达伴随细胞内DNA合成

，与增殖密切相关［5］。c-fos、c-jun基因表达在增殖晚期明显下调，同时伴随

成骨细胞增殖减慢，细胞由增殖期进入分化期。c-fos对成骨细胞增殖的作用在体

内实验中也得到证实，如在人的长骨与胚胎骨生长旺盛的区域c-fos原癌基因高表

达。另有报道，c-fos高表达的'小鼠中骨形成也会增加，这些均证明c-fos与成骨细

胞增殖有关。而且c-fos与c-jun编码的蛋白质c-fos,C-jun能形成异二聚体，作为

转录因子结合到基因启动子区的AP-1位点，已观察到在增殖的成骨细胞中有很高的

AP-1结合活性，而在增殖下调后，这种高活性也明显改变，这说明原癌基因可能通

过c-fos/c-jun复合物来调节细胞增殖［2］。在成骨细胞增殖期，同时还能表达的

基因有表皮生长因子(FGF)、胰岛素样生长因子(IGF)、转化生长因子β(TGFβ)、

Ⅰ型胶原、纤维连接素(fibronectin)等基因［6］。

在细胞增殖晚期，与细胞周期与细胞增殖相关的基因表达下降，而编码细胞外

基质成熟的蛋白的基因开始表达，在分化早期主要是碱性磷酸酶表达，因此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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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论误解的形成机制

论误解的形成机制

本文评述国内外关于误解形成根源的学说,指出其存在的四个不足,并在关联理论框架下提出一个关于误解形成机制的.完整解释模型.文章认为,导致误解产生的因素可归结为两个方面:一个是说话人的话语,另一个是听话人的心理,两个因素共同发挥作用,缺一不可.其发挥作用的顺序是:说话人的话语提供了误解的可能,或者说为昕话人作出非说话人期待的理解留下了空间;听话人的心理促成了误解的实现;只有同时具备这两个因素,误解才会发生.文章进一步指出,Sperber和Wilson的关联理论对误解所做的解释只揭示了其产生的心理因素,而忽视了其话语因素;而且,在心理因素方面,关联理论只指出了其普通心理,却没有注意到某些误解的产生还与听话人的社会心理有关.

作者：宗世海 Zong Shihai 作者单位：暨南大学刊名：外语教学与研究 PKU CSSCI英文刊名：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年，卷(期)： 37(2) 分类号：H030 关键词：误解形成机制认知语用学社会心理

篇6：责任感形成的机制探析

责任感形成的机制探析

该文从社会与个体之间的关系入手,分析了责任感的种类,指出了外在的`责任是个体责任感形成的根源,并从心理学角度对责任感形成的机制进行了分析.

作者：杨自力 Yang Zili 作者单位：嵊州市教师进修学校,浙江,嵊州,312400 刊名：绍兴文理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英文刊名：JOURNAL OF SHAOXING UNIVERSITY（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年，卷(期)： 22(2) 分类号：B84 关键词：责任责任感机制

篇7：浅析幽默形成的语言机制

浅析幽默形成的语言机制

生活离不开幽默,社交更需要幽默,因此,幽默语言在现代社会交往中日益显出独特的.魅力,使用也越来越多.文章从逻辑、语法、语义、语用和修辞的角度,并结合语言事例,简要分析了幽默语言产生的语言机制.

作者：崔娅辉 CUI Ya-hui 作者单位：黑龙江大学,文学院,黑龙江,哈尔滨,150080 刊名：周口师范学院学报英文刊名：JOURNAL OF ZHOUKOU NORMAL UNIVERSITY 年，卷(期)： 25(6) 分类号：H146 关键词：幽默逻辑语法语义语用修辞

篇8：城市生态系统景观格局特征及形成机制

城市生态系统景观格局特征及形成机制

以城市生态系统的格局-过程-功能等相关概念的`辨析为基础,重点分析了城市景观格局的基本特征,以及城市格局对生态系统过程和功能的影响.结果表明,高度人工化、高度的时空异质特性、破碎性、不稳定性是城市景观格局最为显著的特征.城市所在区域的自然环境条件,历史文化传统,城市格局的基本骨架--交通系统和城市职能是影响城市格局形成和演变的重要驱动因素.城市景观结构决定了其生态过程.综合研究城市景观格局-过程-功能的关系,认识城市的发展演变过程,可为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提供重要的科学基础.

作者：李伟峰欧阳志云王如松王效科 LI Weifeng OUYANG Zhiyun WANG Rusong WANG Xiaoke 作者单位：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北京,100085 刊名：生态学杂志 ISTIC PKU英文刊名：CHINESE JOURNAL OF ECOLOGY 年，卷(期)： 24(4) 分类号：Q998 关键词：城市生态系统景观格局生态过程生态功能

篇9：论企业融资机制的形成

[内容提要]我国国有企业改革以来,企业融资体制发生了重大变化。但融资规模、形式呈现体制性特征,说明企业融资机构尚未形成。企业融资机制形成,应从存量和增量两个方面进行。存量调整是基础,但更重要的在于形成增量上的规范性和规律性。正确地认识各种融资形式的特征,掌握融资成本与融资结构、企业价值之间的关系,才能从实现企业财务目标出发,合理选择融资方式,形成最佳资本结构。所有一切都是企业的随机决策。

融资是企业资本运动的起点,也是企业收益分配赖以遵循的基础。足够的资本规模,可以保证企业投资的需要,合理的资本结构,可以降低和规避融资风险,融资方式的妥善搭配,可以降低资本成本。因此,就融资本身来说,它只是企业资本运动的一个环节。但融资活动,决定和影响企业整个资本运动的始终。融资机制的形成,直接决定和影响企业的经营活动以及企业财务目标的实现。

一改革开放以来,企业融资体制发生了重大变化,表现在:

1.企业资本由供给制转变为以企业为主体的融资活动。

改革以前,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均在国家计划下进行,企业是否需要资本,需要多少,长期资本或是短期资本,均由国家通过财政或银行予以供应。这种体制下,企业不需要研究融资渠道、融资方式和融资成本,更不用研究企业资本结构问题。经济体制改革以来,企业自主权的扩大,特别是作为市场经济主体建立以后,企业为主体的融资活动代替了原来的供给制。企业根据市场状况和前景,进行投资计划,并努力为实现投资计划融资。这一变化表明,融资活动由宏观性计划分配转变为微观性融资。

2.由纵向融资为主向横向融资为主转变。

供给制条件下,企业资本均由国家限额、限用途供应,资本分配是由上而下的分配活动。随着改革的不断进行,为了实现资源最优配置,企业与企业间的横向融资活动日益增加,存量流动提高了资本运营效率。

3.融资形式由单一化向多元化转变。

计划分配资本体制下,企业融资形式单一,财政分配形式或银行分配形式,至多也是二者兼而有之。商业信用的确立,资本市场的建立,企业内部积累机制的形成,企业融资形式呈现多元化,形成内源融资和外源融资、间接融资与直接融资、股本融资与债务融资等多种形式(见表1)。

上述变化,最本质的在于融资体制正在实现计划分配向市场引导融资的转变。过去,财政、银行作为国家总资金分配的两个手段,不断进行着总资金量的分割。尽管后来银行分割总资金量的比例增大,并占了绝对比例,但与现在资本市场融资相比是不同的,这是一个质的变化。伴随这一变化,各种融资工具职能回归并日益得以体现。对财政投资与银行贷款的认识,也不只限于有偿和无偿的划分、量上的分割,而是循其自身的特点,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二虽然融资体制发生了重大变化,但企业融资机制并未形成。

以企业为主体的投融资活动,还没有真正的以市场为主导,理性地根据资本成本、风险和收益对称原理选择融资方式,确定资本结构。因此,企业融资机制的形成,还需要从存量和增量两个方面进行。

存量调整是基础,它是针对过去融资行为及其形成结果进行的处理;增量是存量形成的前提。融资活动在增量方面的规范性和规律性,则是企业融资机制形成的关键。存量调整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率过高,而国有企业高负债率是由于体制原因形成的。据统计,1980年国有企业的资产负债率为18.7%,1993年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率为67.5%,1994年为79%。如此巨大变化,不是非体制原因所能形成的。我国80年代中期开始实行固定资产投资由财政拨款改为银行贷款,即所谓的“拨改贷”,从开始银行统管流动资金。这一改革的初衷是国家试图通过银企债务关系来硬化对企业的约束。但实践结果事与愿违,由于银行体制本身的严重缺陷,借贷双方因产权不清而形成信贷软约束。尽管1993年以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贷款约束规则,延缓了国有企业“完全债务化”的速度,但负债增长速度仍远远超过资本增长速度。

企业与银行关系不顺、不清,他们之间不仅仅是债务关系,而且存在着在这种关系表面掩盖下的所有者与经营者关系。而且,银行还承担有政府的职能,企业依附于银行,银行贷款并非遵循安全性、流动性和盈利性三原则,有时不仅不遵循,反而相背,在企业严重亏损或停产、半停产而不能破产情况下,银行仍不得不发放违背市场规则的贷款。因此,当国有银行实行商业化改革时,国有企业高负债率问题,已经造成了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问题,同时也加重了企业的支出负担。为了减轻企业利息支出负担,以来中央银行先后七次降息,但企业减负效果并不明显。其实,企业利息支出高,不是利率水平高引致,而是贷款数额大形成,而效率不高情况下的高负债形成,是典型的计划分配结果。降低利率不仅没有减轻企业利息负担,相反,降低利率有可能进一步刺激贷款需求,国家不得不进一步强化行政干预手段,在降低利率同时,仍辅以贷款规模限制,抑制贷款需求。

问题的关键在于,国有企业贷款是计划分配结果,而非市场引导的资源配置,因此,贷款数量并非企业所能左右。由于贷款数额过多造成高负债率,从而加重企业负担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股权融资(或自有资本)的股利支付是在投资形成效益以后,而债务融资在投资活动开始就支付利息,在国有企业投资缺乏资本金的基本上,贷款包揽一切的后果,造成了企业巨大的利息负担。另一方面,由于贷款关系模糊不清,特别是80年代中期推行所谓“税前还贷”,使得贷款关系更加复杂化。在后来进行的国有企业产权界定中,将“拨改贷”投资形成的资产界定为国有资产,意味着企业贷款面临两次分配,一是支付贷款利息回报债权人,二是支付股利回报所有者。

公司融资理论认为,增加负债可以取得财务杠杆收益,由于企业支付的债务利息可以计入成本而免交企业所得税,债权资本成本低于股权资本成本,因此,资产负债率似乎越高越好,因为负债率提高时,企业价值会增加,但负债比率上升到一定程度之后再上升时,企业价值因破产风险和代理成本的增加反而会下降。这样,由于企业负债率增高会令企业价值增加,同时也会引起企业破产风险和代理成本上升而使企业价值下降,当两者引起的企业价值变动额在边际上相等时,企业的资本结构最优,负债率最佳。

上述讨论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企业必须要用较高的销售利润率来弥补负债经营带来的风险,企业的盈利能力(净资产收益率)只有超过银行贷款

的资本成本时,企业负债经营所体现的财务杠杆效应才是正效应,否则为负效应。也就是说,只要一个企业运行良好,盈利能力强,负债再高也是可以良好运转的。从这一角度分析,负债率高低只是说明了企业融资结构,而不能以此作为衡量企业负担高低的标准。我国理论界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造成企业经营困难的原因是过高的负债率造成的,这是值得商榷的。

我国近几年致力于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率降低的研究,采取了相应的措施。但高负债率是由于体制原因形成,必然应从体制上解决这一问题,因此,高负债率治理过程,不只是企业负债多少的量的治理过程,而是企业融资渠道、融资方式等选择和形成的过程,需要综合配套措施才能解决。例如19开始推行的“债转股”制度改革,如果只限于债权转成股权, 降低负债率从而减少企业利息支出的思路操作,这一改革最终是要失败的。因为体制不改变,企业治理结构不改变,降低了的资产负债率还会再提高,债权和股权的性质仍会被扭曲。因此,债转股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在于:通过债权转股权,形成企业新的治理结构,使得股权所有者通过改造企业制度,实现融资结构最优。我国第一家实行债转股的企业―――北京水泥厂,债转股以后,资产管理公司持有股份达到70%以上,从而为通过债转股实现企业转制、改造提供了可能。

计划分配资本的体制引致国有企业高负债率,改革正是应从体制入手,改变国家计划分配资本从而决定企业融资结构的做法,形成企业在市场条件作用下自主决定融资结构的体制。

三现代公司融资理论认为,融资机制的形成,表面上是融资形式的选择,实际上是企业通过决策融资结构,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的过程。

所有这些,都是由融资工具本身的特征、融资成本和融资风险决定的。

融资方式的选择,是企业融资机制的'重要内容。融资方式多种多样,按照不同标准,可以划分为内源融资和外源融资、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股票融资和债券融资等。

企业融资是一个随经济发展由内源融资到外源融资再到内源融资的交替变迁的过程。一个新的企业建立,主要应依靠内源融资。当企业得以生存并发展到一定水平时,利用外源融资可以扩大生产规模,提高竞争能力。当企业资产规模达到一定程度时,企业往往会从融资成本的比较中选择一种更高层次的内源融资方式。实际上,就内源融资和外源融资关系来说,内源融资是最基本的融资方式,没有内源融资,也就无法进行外源融资。从国外资料分析,在发达市场国家中,企业内源融资占有相当高的比重(见表2)。

表2主要发达国家企业资金结构(%)美国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英国内源资金75544662443475外源资金25405926526632其他06-51240-7 注:美国为1944―1990年平均数,其他国家为1970―1985年平均数。

内源融资获得权益资本,企业之所以可以外源融资,首先取决于企业内源融资的规模和比重。内源融资规模大,才能吸引更多的投资者投资,同样的,也才能获得借入资本。从融资原理分析,企业负债经营,首先是企业自有资本实力的体现,自有资本为企业负债融资提供了信誉保证。而且,经济效益好的企业,投资回报率高,股东收益好,更应注重内源融资。如果增发股票,无异是增加更多的股东,良好的投资回报会被新的投资者分享,这是得不偿失的做法。

与发达经济国家不同的是,我国企业主要依赖于外源融资,内源融资比例很低,这说明:(1)体制决定了企业对银行贷款的依赖性;(2)企业缺乏自我积累的动力和约束力;(3)一些上市公司可以比较便宜地通过股票融资。

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方式的选择,是外源融资决策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我国改革开放以前,企业只允许间接融资,而否定直接融资。实际上,能否直接融资,主要是取决于国民收入分配制度和企业制度改革。1952―1978年,我国采取的是低收入分配加社会福利的政策。低收入集中分配的政策,造成了积累主体单一化,直接融资是经济体制改革、国民经济分配结构变化后才出现和可以利用的。从1978年开始到90年代初,通过扩大企业自主权方式实现了政府向国有企业分权,1994年以后又推行以股份制为主体的现代企业制度改革。1978年,居民持有的金融资产仅占全部金融资产的14%左右,占GDP的比重为7%;1995年上述两个比重分别为50%以上和76%。

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选择,还与一个国家的资本市场发育和金融体制有密切关系。目前,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究竟以谁为主,主要有两种模式:一种是以英美为代表的以证券融资方式(直接融资)为主的模式;另一种是以日德为代表的以银行融资方式(间接融资)为主的模式。由于英美是典型的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国家,资本市场十分发达,企业行为完全是在市场引导下进行。在美国,曾任美国金融学会会长的著名学者梅耶斯(S・Myers)提出的优序融资理论(ThePeckingOrderTheory,1989)得以实证,企业融资的选择,先依靠内源融资,然后才外源融资。外源融资中,主要是通过(1)发行企业债券,(2)发行股票方式从资本市场上筹措长期资本。由于法律上严格禁止银行成为工业公司的股东,英美企业与银行之间只是松散的联系。日德模式的特征是:间接融资为主,银行在金融体系中居主导地位,产融结合。资本市场发展受到抑制。日本的银企关系有着特定的制度安排,即主银行制度。主银行是指对于某企业来说在资本筹措和运用方面容量最大的银行。这一银企关系的特征表现在:(1)主银行是企业最大的出借方。所有公司都有一个主银行,每个银行都是某些企业的主银行;(2)银行与企业交叉持股。(3)主银行参与? 笠捣⑿姓?裣喙匾滴?是债务所有者法律上的托管人。德国实行主持银行制度,特征与日本主银行制度相似,其存在背景都是资本市场不发达,产权制约较弱,银行在金融体制和企业治理结构中扮演重要角色。

上述分析说明,试图确定一个所谓的以直接融资为主的模式还是以间接融资为主的模式,似乎没有必要。典型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融资结构构成中,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比例是一个随机变量,根据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条件,成本和效率的变化,由企业自身决定。我国长时期形成了企业对银行的依附关系。90年代也曾实行了主银行制度,但这一制度无论是形式还是内容与日本等国家都有重要差异。尽管我国不可能达到美英那样直接融资比例,也很难确定最佳的融资比例,但提高直接融资比重是必然的。发展股票、债券等直接融资形式,改善企业融资结构,将是我国企业融资结构方面的方向性选择。资本市场,特别是证券市场发展,股票融资和债券融资成为企业的重要外源融资方式。但如何决策股票融资

或是债券融资,现代公司融资理论已有明确的结论:融资成本决定融资方式,股票融资成本高于债券融资成本。现实却与经典理论相背,我国目前上市公司融资结构具有三个明显特征:一是内外源融资比例失调,外源融资比重畸高;二是外源融资中偏好于股权融资,债券融资比例低;三是资产负债率较低。由于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并上市直接融资,对企业来说可以带来的收益是显而易见的,以至于企业还来不及研究和掌握股票融资的特点,就不遗余力地积极争取股票融资了。由于中国资本市场规模的限制,能够成为上市公司的数量很少,而通过重组、改制,按市场经济要求塑造的上市公司,其非经营性资产、无效资产可以剥离,可以取得优惠融资权,紧缺的壳资源成为企业争宠的对象。在这种状况下,公司通过股票融资的成本远远低于债务融资成本,这是因为:(1)理论上说,股权融资成本最高,这是以企业正常的运营,即生存和发展为前提的。如果企业经营不善,甚至亏损企业仍可以发行股票的话,那么这种股票的融资成本很低,甚至趋近于零。(2)上市公司中,国有股权占有绝对比重,由于国有股权所有者虚位,对投资分红的要求呈软性,而中小股东要么无权或难以左右分配方案,或者根本就不关注利润分配,因此,上市公司较少发放现金股利,权益融资能避免债务融资造成的现金流压力。

上述原因造成了股票融资成本低于债务融资成本(债转股也有这种嫌疑),以至于一些企业不惜一切手段成为上市公司,实现股票融资。一旦融资成功,似乎万事大吉,许多公司通过股票募集资金后无法落实投资项目,不得不存放银行;有的上市公司甚至通过发行股票融资偿还债务,例如,底上市公司股东权益比上年增长了36.66%,负债增长了10.6%,由此使上市公司整体负债率下降了5.26%,说明上市公司通过发行新股和配股所募集的资金的相当一部分用于偿还了债务。另外,一些经营效率指标均保持较好水平的上市公司,资产负债率却较低。据对年868家上市公司调查分析,在这些公司中,有27家公司的平均净利润率高达24.1%,而其资产负债率却低于10%。有的上市公司公开宣称“不缺钱花”,甚至干脆就不再向银行借款,通过负债实行财务杠杆的效应没有得以充分利用。

上述现象可以说明企业通过上市进行股票融资,增资减债,存在数量上的矫枉过正,本质上的问题依然是体制原因造成企业尚未能就融资方式等问题做出合理的、科学的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