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王昌龄五言古诗的崇道意识，本文共4篇，仅供参考，欢迎大家阅读。
篇1：王昌龄五言古诗的崇道意识
王昌龄五言古诗的崇道意识
王昌龄的五言古诗中有不少反映其崇道意识的诗歌，展现了王昌龄不同于以往以边塞诗人著称的形象。
诗人王昌龄以其七绝在盛唐诗坛脱颖而出，被赞为“七绝圣手”，其中以“秦时明月汉时关”为代表的边塞诗尤受推崇。就体裁而言，除了七言绝句之外，王昌龄在五言古诗的创作上，成就也非常突出。王昌龄的五言古诗具有广泛的内容：建功立业的强烈愿望，怀才不遇的悲愤情感，佛道禅境的清寂虚明等等，风格多样。这些五言古诗中有不少表现诗人崇道的诗歌，让我们了解到一个不同于传统印象中发奋进取、意图建功立业，以边塞诗歌闻名于世的王昌龄。
崇道隐逸，是我国古代各个朝代知识分子的常有心态，在唐朝这个较为开放的时代，道教更是受到了皇帝的推崇，更不用说像李白、王维、王昌龄这样的大诗人。他们向往逍遥于天地之间，希望走隐居遗世的道路，以让大自然美景和清净无为的生活情趣成为其精神寄托和慰藉。王昌龄的五言古诗中就有一些诗歌体现了崇道隐逸的心态，主要表现在王昌龄赠友诗中的隐逸思想、王昌龄隐居生活的体验及求仙问道的经历三个方面。
一、赠友诗的隐逸思想
王昌龄一生交友众多，他的.诗作里有不少为赠送友人之作，这些诗歌不仅表达了诗人对友人的思念、对友人遭遇不如意的积极劝勉，也经常流露出劝勉友人归隐山林或修道成仙的情感，同时对友人的归隐生活充满羡慕和赞美之情。
“幽娟松■径，月出寒蝉鸣。散发卧其下，谁知孤隐情。吟时白云合，钓处玄潭清。琼树方杳霭，凤兮保其贞。”①(《山中别庞十》)诗人以凤鸟比作庞十，勉励其高蹈遗俗，善保天性，言语中流露出对其归隐的赞美。而在《送欧阳会稽之任兼呈陈处士》中，诗人对将任职于山水佳胜之地的欧阳会稽能寄情于山水之间的生活进行了美好的想象，同时“白发有高士，青春期上皇。应须枉车过，为我访荷裳”。又嘱咐欧阳会稽务必代诗人去看望隐居的陈处士，可见诗人对隐居的友人的思念与敬重，及对隐士友人们遗世隐居生活的羡慕与向往。
“昨日辞石门，五年变秋露。云龙未相感，干谒亦已屡。”《郑县宿陶大公馆赠冯六元二》中，诗人五年之前从家乡和友人一起出去谋仕的勃勃雄心，到现在依然成空，自己和友人都只身居下僚。诗人烦闷的心情如同傍晚飞雨引起的雾霭一般，虽然大雨滂沱，诗人依然“驱车郑城宿，秉烛论往素”。直到雨后山月出来，和故人畅叙怀抱之后，诗人的心情才开朗起来，想到“冯公尚戢翼，元子仍局步”的现实窘境，诗人劝勉友人“拂衣易为高，沦迹难有趣”，同时表达自己的心愿“张范善终始，吾等岂不慕”，与友人相约归隐。
《缑氏尉沈兴宗置酒南溪留赠》中，诗人与友人在南溪之上乘月泛舟饮酒，溪边幽翠的竹林，空崖上滴答的春泉，阴地上出生的小草，久而久之，风吹动榛子的声音也沉寂了，远远地传来砍樵的声音……在这异于人境的溪谷深处，诗人悠然沉醉于此情此景，自然生发出“永然沧州意”。诗人便想仿效古人，“古时青冥客，灭迹沦一尉”，同时劝勉友人“吾子踌躇心，岂其纷埃事。缑岑信所克，济北余乃遂”。友人必会向王子晋一样成仙而去，而自己也将遂成仙飞升之愿，从济北黄石公游。诗人还定下约期，“仲月期角巾，饭僧嵩阳寺”，可见其归隐之心如何强烈。
《出郴山口至叠石湾野人室中寄张十一》写于诗人赴岭南贬所途中所作，诗人所寄友人张十一也被贬岭南，诗中诗人为劝慰友人，对张十一开玩笑说：“孰云议外降，岂是宦娱游。阴火昔所伏，丹砂将尔谋。昨临苏耽井，复向衡阳求。同疚来相依，脱身当有筹。”今既近苏仙之故里，又可求岭南之丹砂，则得道成仙、解脱世网就有办法了。从诗中可以看出，无论是诗人的友人还是诗人本人对于求仙得道都十分向往。
这些赠送友人的诗作中，王昌龄表达了对隐逸生活的强烈向往之情。当他感叹自身不见用于朝廷的无能为力，或是当他忘情于山水之间时，都常常使他产生一种出世忘机之道心，正如其在《宴南亭》中所说“物状如丝纶，道心为予决”。同时，他也劝诫友人一起超脱于尘世的纷扰而追寻隐逸的道路。
二、隐居生活的体验
王昌龄的隐逸思想不仅体现在其赠送友人的诗中，在生活中，他也确实有实践体验，常常有幽居感悟之作。据考，王昌龄于开元十五年进士及第入仕之前，先后有两次隐居学道的经历：一次是在开元七年末至开元八年初春的嵩山隐居，前后约八个月;一次是在开元十四年春的石门谷隐居，约一年时间。②这个时期的诗歌包括以下几首：
林卧情每闲，独游景常宴。时从灞陵下，垂钓往南涧。手携双鲤鱼，目送千里雁。悟彼飞有适，知此罹忧患。放之清冷泉，因得省疏慢。永怀青岑客，回首白云间;神超物无违，岂系名与宦。(《独游》)
日暮西北堂，凉风洗修木。著书在南窗，门馆常肃肃。苔草延古意，视听转幽独。或问余所营，刈黍就寒谷。(《秋兴》)
腰镰欲何之?东园刈秋韭。世事不复论，悲歌和樵叟。
开门望长川，薄暮见渔者。借问白头翁，垂纶几年也?(《题灞池二首》)
诗人的隐居生活十分惬意，或闲卧林间，听风感物;或垂钓南涧，目送飞雁;或在南窗著书，或在东园刈韭，表现出超然物外、与世无争的静穆闲淡的境界，充满了道家山水自然与心灵的契合和物我为一的状态。
在隐居期间，王昌龄不仅重视独游的感悟，也结交友人。在他隐居的石门谷，诗人常建也去探访过，并写下了《宿王昌龄隐居》的诗篇：“清溪深不测，隐处为孤云。松际露微月，清光犹为君。茅亭宿花影，药院滋苔纹。余亦谢时去，西山鸾鹤群。”在赞扬王昌龄隐居处的清溪孤云、松际微月、茅亭花影、药院苔纹美景的同时，自己也要谢绝尘世，归隐深山，以鸾鹤为群，隐逸余生。③
虽然王昌龄在隐居之后进入仕途，但在其后依旧有表现归隐之心的诗作。如王昌龄任校书郎时所作的《宿裴氏山庄》：“苍苍竹林暮，吾亦知所投。静坐山斋月，清溪闻远流。西峰下微雨，向晓白云收。遂解尘中组，终南春可游。”即表达了诗人辞官归隐的想法。 三、谒道求仙的经历
王昌龄除了亲身隐居之外，还常常拜谒道士，求仙问道。如他的诗作中有《谒焦炼师》《题朱炼师山房》《武陵开元观黄炼师院三首》《就道士问周易参同契》等诗。
“中峰青苔壁，一点云生时。岂意石堂里，得逢焦炼师。炉香净琴案，松影闲瑶墀。拜受长年药，翩翻西海期。”(《谒焦炼师》)诗人在山中石室意外遇到焦炼师，不禁又惊又喜，又从仙人处得到长生药，诗人想象着从此可以“翩翻西海期”，羽化升仙。
“仙人骑白鹿，发短耳何长。时余采菖蒲，忽见嵩之阳。稽首求丹经，乃出怀中方。披读了不悟，归来问嵇康。嗟余无道骨，发我入太行。”(《就道士问周易参同契》)诗人正在嵩山之阳采菖蒲，忽然见到骑着白鹿，垂着长耳的仙人。和《谒焦炼师》一样，诗人每次访求道人几乎都是不期而遇，更加强了道人行踪不定的神秘感，和自己能偶遇仙人的幸运。既已遇到仙人，诗人便抓住机会访求丹经，无奈却“披读了不悟”，拿回丹经也只能询问高士指点，诗人虽无道骨，也急切地想要如仙人般长生不老。全诗通过遇仙、求经、未悟、归问等描写，表达了诗人对道教的崇尚和对生命永恒的追求。
为什么王昌龄如此崇道呢?除了时代的风气和社会原因之外，王昌龄个人的经历最能做出解释。
王昌龄在《郑县宿陶大公馆赠冯六元二》诗中写道：“本家蓝田下，非为游弋故。无何困躬耕，且欲驰永路。”诗人虽然生在帝都旁边，但不得不困守家园，过着穷苦寂寞的日子。他在《上李侍郎书》中曾感叹道：“久于贫贱，是以多知危苦之事”，“昌龄岂不解置身青山，俯饮白水，饱于道义，然后谒王公大人，以希大遇哉?每思力养不给，则不觉独坐流涕，啜菽负米。”④ 可以看出王昌龄出仕之前的隐居是为了“饱于道义，然后谒王公大人，以希大遇”的“终南捷径”，但因其贫困，不得不通过其他途径进入仕途，于是王昌龄漫游西北、奔赴边
塞，希望通过在边疆建立功勋，然而他“虽投定远笔，未坐将军树。早知行路难，悔不理章句”(《从军行二首其一》)，于是又通过科举才步入仕途。王昌龄入仕之前的隐居是为其入仕的途径之一，但是在入仕之后，王昌龄仕途的波折与不顺以及长期身居下僚不被重用的失落，使得他常常怀念归隐的日子，并一直心存归隐的愿望，所以在他的诗作中始终贯穿着归隐崇道意识。可以说，王昌龄的这种崇道意识是对现实失意的无奈反抗，也是其渴望自由、希望生命永恒的生命意识的体现。
篇2：王昌龄崇道与隐逸
王昌龄崇道与隐逸
王昌龄的主导思想是儒家的，同时受时代风气濡染，心倾佛门，也显受道教及隐逸思想的影响。
一、道教的兴盛与隐逸的风行
唐代文化政策宽容，“三教”并用，“佛学发达，禅风大炽，而且亦是道教发展的全盛时期，而盛唐则更是其盛之又盛时期”。具有自然浪漫气质的道教与青春浪漫的盛唐精神自有相契之处，而统治者的推崇备至与盛唐道教的兴盛密切相关，如道教经典成为科举取士的考试内容,士人可以通过道举入仕。道家先于道教，道教依道家而起，二者关系若即若离，同异并存。道家隐逸思想鲜明而丰富，讲求“道法自然”，清静无为，主张遗世隐居，以此来“保身、全生、养亲、尽年”(《养生主》)，逍遥于天地之间。道教求经问药、寻仙访道为的是长生不老，道家隐逸山林、遁迹江湖为的是避世保全，二者目的不尽相同却有着内在必然联系。例如山林湖海等隐居之地多为修道成仙之所，隐居与求仙常常和谐统一，则隐士即道士，道士即隐士。而盛唐道教的兴盛和统治者对隐士的礼遇无疑促进了隐逸之风的畅行，由隐入仕成为当时士人阶层普遍追求的人生理想。本文试结合王昌龄的主要生平和诗作分析其崇道隐逸思想在不同时期的表现及其原因并与儒家入世思想做比较。
二、耕读隐居到科举入仕
唐统治者崇道有其政治目的，文士们隐居多也不过是求仕的手段。王昌龄对这条由“隐”而“仕”的基本路径十分清楚，在《上李侍郎书》中即说过：“昌龄岂不解置身青山，俯饮白水，饱于道义，然后谒王公大人，以希大遇。对于这条“终南捷径”王也是身体力行。
隐居生活往往少不了寻仙访道之举。王昌龄隐居嵩山时，有幸拜谒到当时著名的道士焦炼师，喜出望外，写下《谒焦炼师》一诗：“中峰青苔壁,一点云生时。岂意石堂里,得逢焦炼师。炉香净琴案,松影闲瑶墀。拜受长年药,翩翩西海期。”隐幽闲净的环境渲染了出世高人的仙风道骨。末写诗人得到长生药，期盼着从此羽化登仙。
隐居学道，道经的学习必不可少，入仕以后，依旧用功不辍，可见于汜水尉任上所作的《赵十四兄见访》等。《就道士问周易参同契》一诗中诗人虔诚地“稽首求丹经”，最终感动得仙人“乃出怀中方”。可惜“我”“披读了不悟”，老道士只能 “嗟余无道骨,发我入太行”。末两句用王烈典，意义双关，谓在嵩山学道不成，乃有北上太行之意。
学道不成而北上太行，是为了进一步求道还是由隐转仕的借口呢?公元722年(开元十年)，王氏二十四岁，离嵩山北上太行入山西。联系《驾幸河东》一诗，此行当与唐玄宗的太原之行有关。那么王昌龄结束隐居生活，离开嵩山北上，似乎是为了功名。
诗人的谒君之行致仕未果，投笔从戎，从军不成，便转试科举。进士及第前，王昌龄在石门谷隐居近一年，重温耕读的日子，旨在应试。
《秋兴》：“日暮西北堂，凉风洗修木。著书在南窗，门馆常肃肃。苔草延古意，视听转幽独。或问余所营，刈黍就寒谷。”这首诗描绘的大约正是诗人隐居石门谷时耕读的情形与感受，何等清静与幽独。但躬耕、隐居皆非王昌龄的理想，故而他与邻相邀出谷谋仕。在他入仕后所作《郑县宿陶大公馆中赠冯六元二》一诗中王昌龄回忆道：“儒有轻王侯，脱略当世务。无何困躬耕，且欲驰永路。幽居与君近，出谷同所骛。”与隐居嵩山时相比，这次隐居谋仕的功利色彩似乎更鲜明了。在诗人看来，入仕为官才是他所要走的畅通恒久之道，可见发奋进取、积极入世的儒家思想是他的主导思想。
三、入仕“资本”到精神“良药”
如果说早期崇道隐居更多的.是走“终南捷径”不可或缺的“资本”，那么入仕后则是为自己解脱心灵束缚开的一剂良药。王昌龄两中科举，惜其一生所任不过丞、尉之类，又两窜遐荒，可谓仕途坎坷。理想与现实产生了巨大的差距，满腔抱负无法施展。而苦闷的精神压力需要释放，受伤的灵魂需要安抚，这就导致诗人由积极“入世”而转为消极“出世”，以寻求另一片精神家园。
(一)公元727年(开元十五年)春，王昌龄登进士第，授为秘书省校书郎。《放歌行》作于其初授校书郎时：“望尘非吾事，入赋且淹留。幸蒙国士识，因脱负薪裘。今者放歌行，以慰梁甫愁。但营数斗禄，奉养母丰羞。若得金膏遂，飞云亦可俦。”诗人对于终遂入仕夙愿虽心存感恩之心，但这毕竟与诗人的理想还有很大差距，故诗人在末联表示了得仙药以飞升的愿望，实际上是委婉地表示了对现状的无奈与不满足。
这从他上任当年秋后所作的《郑县宿陶大公馆中赠冯六元二》一诗中表现得更为明显：“昨日辞石门，五年变秋露。云龙未相感，干谒亦已屡。子为黄绶羁，余忝蓬山顾。” 五年了，也试过了干谒的路子，可惜仍未遇合于君，你我担任的不过是些小官。“拂衣易为高，沦迹难有趣。”诗人感叹隐居容易，然而沉沦下僚的我们高蹈遗世名迹却难显于当代。诗人不愿默默无闻地隐居，而隐居留名在他实非易事。诗的末句“屈伸备冥数”是说穷达一听于命，以道家清静无为、顺其自然的思想来消解理想与现实的矛盾。
(二)不满现状的王昌龄于公元734年(开元二十二年)，又应博学宏词试，并且登第，就由校书郎改为汜水尉，却仍然是个不起眼的小官。《缑氏尉沈兴宗置酒南溪留赠》大约作于汜水尉任上。诗的开头描写了南溪幽深清寂的脱俗奇异之境，进而萌生“永然沧洲意”的归隐之意。“古时青冥客，灭迹沦一尉”，联想到古人沦为一尉后便隐身不出，如今踌躇满志的沈兴宗怎会被县尉这般微职带来的纷繁琐事而束缚呢?“吾子踌躇心，岂其纷埃事。缑峰信所魁，济北余乃遂。”相信沈兴宗必将前往王子晋得仙处缑氏山得以隐居避世，自己也将从济北黄石公遨游，成就成仙飞升之愿。“齐物亦已会，息肩理犹未”尽管庄子的齐物之论已会意，但彼此仍未摆脱世务。接着诗人表示要冲破世俗所谓贤哲之论的牢笼，全方位地舒展身心，所谓“卷舒形性表，脱略贤哲议”，并决定仲月时隐居到嵩阳寺。全诗表现了诗人对小官任上琐碎俗事的厌倦，对隐居自由生活的向往和对仙人的追慕，显示出道家超迈脱俗、返朴归真的精神气质。
篇3：王昌龄的崇道隐逸思想
王昌龄的崇道隐逸思想
王昌龄的主导思想是儒家的，同时受时代风气濡染，心倾佛门，也显受道教及隐逸思想的影响。
一、道教的兴盛与隐逸的风行
唐代文化政策宽容，“三教”并用，“佛学发达，禅风大炽，而且亦是道教发展的全盛时期，而盛唐则更是其盛之又盛时期”。具有自然浪漫气质的道教与青春浪漫的盛唐精神自有相契之处，而统治者的推崇备至与盛唐道教的兴盛密切相关，如道教经典成为科举取士的考试内容,士人可以通过道举入仕。道家先于道教，道教依道家而起，二者关系若即若离，同异并存。道家隐逸思想鲜明而丰富，讲求“道法自然”，清静无为，主张遗世隐居，以此来“保身、全生、养亲、尽年”(《养生主》)，逍遥于天地之间。道教求经问药、寻仙访道为的是长生不老，道家隐逸山林、遁迹江湖为的是避世保全，二者目的不尽相同却有着内在必然联系。例如山林湖海等隐居之地多为修道成仙之所，隐居与求仙常常和谐统一，则隐士即道士，道士即隐士。而盛唐道教的兴盛和统治者对隐士的礼遇无疑促进了隐逸之风的畅行，由隐入仕成为当时士人阶层普遍追求的人生理想。本文试结合王昌龄的主要生平和诗作分析其崇道隐逸思想在不同时期的表现及其原因并与儒家入世思想做比较。
二、耕读隐居到科举入仕
唐统治者崇道有其政治目的，文士们隐居多也不过是求仕的手段。王昌龄对这条由“隐”而“仕”的基本路径十分清楚，在《上李侍郎书》中即说过：“昌龄岂不解置身青山，俯饮白水，饱于道义，然后谒王公大人，以希大遇。对于这条“终南捷径”王也是身体力行。
隐居生活往往少不了寻仙访道之举。王昌龄隐居嵩山时，有幸拜谒到当时著名的道士焦炼师，喜出望外，写下《谒焦炼师》一诗：“中峰青苔壁,一点云生时。岂意石堂里,得逢焦炼师。炉香净琴案,松影闲瑶墀。拜受长年药,翩翩西海期。”隐幽闲净的环境渲染了出世高人的仙风道骨。末写诗人得到长生药，期盼着从此羽化登仙。
隐居学道，道经的学习必不可少，入仕以后，依旧用功不辍，可见于汜水尉任上所作的《赵十四兄见访》等。《就道士问周易参同契》一诗中诗人虔诚地“稽首求丹经”，最终感动得仙人“乃出怀中方”。可惜“我”“披读了不悟”，老道士只能 “嗟余无道骨,发我入太行”。末两句用王烈典，意义双关，谓在嵩山学道不成，乃有北上太行之意。
学道不成而北上太行，是为了进一步求道还是由隐转仕的借口呢?公元722年(开元十年)，王氏二十四岁，离嵩山北上太行入山西。联系《驾幸河东》一诗，此行当与唐玄宗的太原之行有关。那么王昌龄结束隐居生活，离开嵩山北上，似乎是为了功名。
诗人的谒君之行致仕未果，投笔从戎，从军不成，便转试科举。进士及第前，王昌龄在石门谷隐居近一年，重温耕读的日子，旨在应试。
《秋兴》：“日暮西北堂，凉风洗修木。著书在南窗，门馆常肃肃。苔草延古意，视听转幽独。或问余所营，刈黍就寒谷。”这首诗描绘的大约正是诗人隐居石门谷时耕读的情形与感受，何等清静与幽独。但躬耕、隐居皆非王昌龄的理想，故而他与邻相邀出谷谋仕。在他入仕后所作《郑县宿陶大公馆中赠冯六元二》一诗中王昌龄回忆道：“儒有轻王侯，脱略当世务。无何困躬耕，且欲驰永路。幽居与君近，出谷同所骛。”与隐居嵩山时相比，这次隐居谋仕的功利色彩似乎更鲜明了。在诗人看来，入仕为官才是他所要走的畅通恒久之道，可见发奋进取、积极入世的儒家思想是他的主导思想。
三、入仕“资本”到精神“良药”
如果说早期崇道隐居更多的是走“终南捷径”不可或缺的“资本”，那么入仕后则是为自己解脱心灵束缚开的一剂良药。王昌龄两中科举，惜其一生所任不过丞、尉之类，又两窜遐荒，可谓仕途坎坷。理想与现实产生了巨大的差距，满腔抱负无法施展。而苦闷的精神压力需要释放，受伤的灵魂需要安抚，这就导致诗人由积极“入世”而转为消极“出世”，以寻求另一片精神家园。
(一)公元727年(开元十五年)春，王昌龄登进士第，授为秘书省校书郎。《放歌行》作于其初授校书郎时：“望尘非吾事，入赋且淹留。幸蒙国士识，因脱负薪裘。今者放歌行，以慰梁甫愁。但营数斗禄，奉养母丰羞。若得金膏遂，飞云亦可俦。”诗人对于终遂入仕夙愿虽心存感恩之心，但这毕竟与诗人的理想还有很大差距，故诗人在末联表示了得仙药以飞升的愿望，实际上是委婉地表示了对现状的无奈与不满足。
这从他上任当年秋后所作的《郑县宿陶大公馆中赠冯六元二》一诗中表现得更为明显：“昨日辞石门，五年变秋露。云龙未相感，干谒亦已屡。子为黄绶羁，余忝蓬山顾。” 五年了，也试过了干谒的路子，可惜仍未遇合于君，你我担任的`不过是些小官。“拂衣易为高，沦迹难有趣。”诗人感叹隐居容易，然而沉沦下僚的我们高蹈遗世名迹却难显于当代。诗人不愿默默无闻地隐居，而隐居留名在他实非易事。诗的末句“屈伸备冥数”是说穷达一听于命，以道家清静无为、顺其自然的思想来消解理想与现实的矛盾。
(二)不满现状的王昌龄于公元734年(开元二十二年)，又应博学宏词试，并且登第，就由校书郎改为汜水尉，却仍然是个不起眼的小官。《缑氏尉沈兴宗置酒南溪留赠》大约作于汜水尉任上。诗的开头描写了南溪幽深清寂的脱俗奇异之境，进而萌生“永然沧洲意”的归隐之意。“古时青冥客，灭迹沦一尉”，联想到古人沦为一尉后便隐身不出，如今踌躇满志的沈兴宗怎会被县尉这般微职带来的纷繁琐事而束缚呢?“吾子踌躇心，岂其纷埃事。缑峰信所魁，济北余乃遂。”相信沈兴宗必将前往王子晋得仙处缑氏山得以隐居避世，自己也将从济北黄石公遨游，成就成仙飞升之愿。“齐物亦已会，息肩理犹未”尽管庄子的齐物之论已会意，但彼此仍未摆脱世务。接着诗人表示要冲破世俗所谓贤哲之论的牢笼，全方位地舒展身心，所谓“卷舒形性表，脱略贤哲议”，并决定仲月时隐居到嵩阳寺。全诗表现了诗人对小官任上琐碎俗事的厌倦，对隐居自由生活的向往和对仙人的追慕，显示出道家超迈脱俗、返朴归真的精神气质。
(三)王昌龄被贬时间在任汜水尉之后。赴岭南贬所途经衡山所作的《奉赠张荆州》表现出诗人感到险祸逼近时的不安：“鱼有心兮脱网罟”，用比喻表示希望早日逃脱困境，“王君飞鸟仍未去，苏耽宅中意遥缄”二句用典故表现当时现实政治的恶劣，也劝张九龄退出政局。尽管如此，王昌龄依然保持乐观精神。《出郴山口至叠石湾野室中寄张十一》一诗中，豁达的诗人同张十一开玩笑说：“阴火昔所伏，丹砂将尔谋。昨临苏耽井，复向衡阳求。同疚来相依，脱身当有筹”。意为如今既近苏仙之故里，又可求岭南之丹砂，我们同病相怜之人则有办法得道成仙，解脱世网了。
(四)公元739年(开元二十七年)王昌龄遇赦北返，后被任命为江宁丞。《送韦十二兵曹》为其任江宁丞时所作。这首诗充分表现诗人或仕或隐的矛盾心理。“县职如长缨，终日检我身。”而相比之下，故人身仕心隐，“迹在戎府掾，心游天台春”，视富贵如尘埃，唯自然之清风明月，白云净海“长相亲”，体现了清心寡欲、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的道家思想。美丽的大自然和自由无拘的生活何尝不是王昌龄所向往的，但根深蒂固的儒家入仕济世思想又时刻催促诗人忠君报国。尽管“平生驰驱分，非谓杯酒仁”，自己平生志在建功立业、报效朝廷，并非尸位素餐之徒，无奈位卑职微，“忠贞何由伸”，抑郁愤懑之情溢于言表，故而产生“出处两不合”的矛盾心理，于是乎“ 看君孤舟去,且欲歌垂纶”，生成归隐之念以暂时逃避现实。
(五)王昌龄天宝六年又以所谓“不护细行”的罪名贬为龙标尉。诗人贬赴龙标初抵武陵后作有《武陵开元观黄炼师院三首》：其一写了黄炼师做法事的情景后，又写诗人欲从溪路寻访桃源，终不可得。其二有承接其一之意，桃花源中人“至今不与人通问”的原因是“尘忝何堪武陵郡”，即无法忍受武陵郡赋税徭役之扰，其中的讽刺意味不难体会。其三则写自己“从官役吏扰尘喧”，整天被繁琐的尘事所扰,便想要脱离尘网，皈依道门，寻个清静，“欲使投诚依道源”。与之前相比，诗人对现实似乎更加失望，更加抗拒，对“此岸”的失望更刺激了他对“彼岸”的向往。在武陵期间，诗人诚心求道问经。《武陵龙兴观黄道士房问易因题》便是此期作品，诗云：“斋心问易太阳宫，八卦真形一气中。”诗人于龙兴观太阳宫中虚心向黄道士请教，以力求了解构成天地万物的基本质素。“仙老言馀鹤飞去，玉清坛上雨蒙蒙”，以景作结，把黄道士仙化如驾鹤归去，黄鹤已去，言余未尽，其中奥妙自须细细体悟。当王昌龄离武陵赴龙标时作《留别武陵袁丞》，再次透露出他在仕欲隐的真正原因。“从此武陵溪，孤舟二千里。桃花遗古岸，金涧流春水。”诗人对世外桃源的向往源自现实中“谁识马将军，忠贞抱生死”的愤懑不平之气。
综上可知王昌龄向往方外，崇尚道教，入仕后的诗作也能时感其崇道归隐之心，自然与其早年习道有关，更是由其政治失意、仕途偃蹇所致。
如果说道教是满足人们对长生仙界之渴求的宗教，那么道家更多的是给人提供一种生存哲学与思维方式，具有一种理性精神，而这也是王昌龄崇道的重要原因。王昌龄对道家经典特别是对同为儒道二家奉作经典的《周易》的学习使他对于人事自然的体认有了更高的境界，明白了其中盈亏屈伸、否泰穷达自有其道，即某种规律性，得以一定程度上化解理智与情感之间的冲突，求得安身立命之道。王昌龄的理性精神和旷达乐观的情怀，使他面对坎坷的仕宦生涯多了一份从容不迫，少了几多悲戚哀怨，得以履险若夷，处变不惊。
王昌龄受时代思想风气的濡染，心倾佛门, 也显受道教及隐逸思想的影响,与道士、隐者多有来往，且时常不忘研读道经，陶醉于自然美景，表达了自己对清静虚明之境与身心自由的追求。尽管如此，生活在大唐盛世开元天宝年间的王昌龄，面对较为开明的政策和宽广的出路，他和其他人一样渴望建功立业，乐观进取、积极入世的儒家思想在其世界观中占主导地位。王昌龄入仕前隐居学道除了享受自由虚静，也不免是“身隐心仕”。入仕后时有崇道归隐之念或可归纳为“身仕心隐”，而究其根源，就会发现其实为“身心俱仕”，便难怪诗人一生沉沦下僚，却终生未尝请辞归隐，每每失望又满怀希望，暂时的“心隐”还是敌不过根深蒂固的“心仕”，只因为对儒家入世的执着，这或许是传统儒士的可悲处与可敬处。
篇4：王昌龄的五言古诗《同从弟销南斋玩月忆山阴崔少府》赏析
《同从弟销南斋玩月忆山阴崔少府》
唐•王昌龄
高卧南斋时，开帷月初吐。
清辉澹水木，演漾在窗户。
冉冉几盈虚，澄澄变今古。
美人清江畔，是夜越吟苦。
千里共如何，微风吹兰杜。
【赏析】
这是一首观月怀远的古诗，前两句先写诗人与堂弟高卧南斋赏月，时月亮刚刚出来。一个“吐”字，十分生动，富有趣味。紧接着两句描写月光，“清辉澹水木，演漾在窗户”，写月亮渐渐升高之后，清辉遍洒水上、树木上，倾泻在窗户上。这两句写月光很有特色，不仅写出月光如水般轻柔的特质，还营造出一种清幽宁静的氛围，刻画出月夜之柔美。“澹”，本指水波纡缓流动的样子，这里来形容月光缓缓倾洒在水面上、树木上的情景，突出其舒缓轻柔；“演漾”本形容水流摇曳的样子，这里用以形容月光移动，像水一样泻于窗上。这两句把月光完全当作水来写，不仅给人以通透澄澈的视觉之感，还给人以柔滑细腻的触感，极其传神地道出月光的特点。
月光纵然很美，但诗人没有局限于写月光，五六句便宕开一笔，写对月亮的思考，感慨人生短暂，明月永恒。最后四句写怀人，诗人悬想朋友崔少府也必定在这清月之下吟诗，表达对朋友的思念。最后一句“微风吹兰杜”最有意味：微风吹来兰杜之芳，那是我对朋友的思念。全诗笔不离月，景不离情，情景交融，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扩展阅读：王昌龄的文学成就
王昌龄存诗181首，体裁以五古、七绝为主，题材则主要为离别、边塞、宫怨。就数量之多，体制之备，题材之广说，王昌龄的诗实不如李白、杜甫和高适、岑参，但他的诗质量很高。边塞诗可并高适、岑参而三，四杰以后，诗坛几乎没有边塞诗作。唐玄宗改府兵制为募兵制后，文人掀起了从军热以求边功。开元十三年，王昌龄漫游西北边地，有了较深的边塞生活体验，创作了大量的边塞诗，此时岑参11岁，高适还没有开始边塞生活，后人依次考证称王昌龄为边塞诗的创始和先驱。
王昌龄的边塞诗善于捕捉典型的情景，有着高度的概括和丰富的表现力。既反映了盛唐时代的主旋律，又对边塞风光及边关战场场景进行细致描写，同时能够捕捉到将士细腻的内心世界。其诗歌意境开阔，语言圆润蕴藉，音调婉转和谐，耐人寻味，在发情、造景、写意等方面均有很高造诣。而王昌龄的宫怨诗可与李白争胜，且其诗用意之深、写景之妙、比兴之切、造语之奇，都有独道之处。王昌龄闺怨诗以悲天悯人的精神书写那些久闭深宫的妃殡宫人的悲情哀怨，以细腻的笔触多方面地展现她们的生活和感情世界，揭示她们在残酷的宫殡制度下所遭遇的悲惨命运，客观上批判了封建社会摧残妇女的罪恶。这种思想倾向奠定了其作品的健康基调，洗尽六朝宫廷诗浮艳色情之污秽，有力地扭转了齐梁歌咏的不良文风另一方面，就艺术表现而言，王昌龄又发扬了六朝华美艳丽、精雕细琢的表现手法，继承了其形式美。因此王昌龄被誉为是成功地用七言绝句写宫词的第一人。
扩展阅读：历史评价
唐·岑参：少伯天才流丽，音唱疏远。
唐·殷璠：“风骨”的代表。……王维、昌龄、储光羲等二十四人，皆河岳英灵也。（《河岳英灵集》）
唐·司空图：国初，上好文章，雅风特盛，沈宋始兴之后，杰出江宁，宏思于李杜。
宋·刘克庄：唐人《琉璃堂图》以昌龄为诗天子。（《后村诗话》）
明·王世贞：七言绝句，少伯与太白争胜毫厘，俱是神品。
明·陆时雍：王昌龄多意而多用之，李太白寡意而寡用之。昌龄得之锤炼，太白出于自然，然而昌龄之意象深矣。（《诗镜总论》）
明·焦宏：龙标、陇西，真七绝当家，足称连壁。（《诗评》）
明·胡应麟：李写景入神，王言情造极。王宫词乐府，李不能为，李览胜纪行，王不能作。……余尝谓古诗、乐府后，惟太白诸绝近之；国风、离骚后，唯少伯诸绝近之。
明·吴乔：王昌龄五古，或幽秀，或豪迈，或惨恻，或旷达，或刚正，或飘逸，不可物色。……王昌龄七绝，如八股济之也。起承转合之法，自此而定，是为唐体，后人无不宗之。（《围炉诗话》）
清·彭定求等《全唐诗》：绪密而思清。
清·潘德舆：七绝第一，其王龙标乎？右丞以淡而至浓，龙标以浓而至淡，皆圣手也。（《养一斋诗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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