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后殖民文学中的文化书写，本文共5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篇1：后殖民文学中的文化书写
后殖民文学中的文化书写
【原文出处】外国文学研究
【原刊地名】武汉
【原刊期号】4
【原刊页号】114～120
【分 类 号】J4
【分 类 名】外国文学研究
【复印期号】01
【作 者】刘亚斌
【作者简介】刘亚斌，4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博士生，主要研究外国文学及其理论。
【内容提要】殖民地作家在进行自身的文化书写时主要采用了3种方式：对抗性文化书写、认同性文化书写与混合性文化书写，然而这3种书写方式并没有摆脱西方文化霸权的话语圈套。后殖民作家的文化书写实践，在其有意无意之中，还与西方霸权的全球逻辑构成1种共谋与同犯，巩固了西方的霸权主义。面对这种困境，应该去除霸权话语的书写模式，强调文化书写的人民性、实践性与体验性，重构自身的文化形象。
【关 键 词】后殖民文学/文化书写/话语霸权
【正 文】
近2来，世界文坛的格局出现了1些新的变化。比如殖民地国家文学承继宗主国留下的文学痕迹，感受其文化优势，却又对殖民地的本土文化难以释怀，产生阐释与建构自身文化的焦虑与困惑，出现前所未有的文化认同危机。这些后殖民作家的文学作品给世界文坛带来1股新鲜气息，特别是90年代以戈迪默(Nadine Gordimer)、沃尔科特(Oerek Walcott)、奈保尔(V・S・Naipaul)等人为代表的作家相继荣获诺贝尔奖而举世瞩目，因此，对其文学作品中所表现出的文化书写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1、抵抗性文化书写
在西方文学所塑造的形象长廊中，最耐人寻味的莫过于东方形象的塑造。因为这种形象在绝大多数文本中，特别是与西方自身形象相比较时，总是遭到贬低与排斥。福楼拜在东方之行中邂逅1名叫库楚克・哈内姆的埃及舞女，库楚克的放荡与麻木给了他以“无尽的遐想”，东方人成为1群只知肆无忌惮地展示“它们的性的动物”(萨义德，《东方学》242)。康拉德在小说《‘白水仙号’上的黑家伙》写到，“白水仙号”遇到的海上灾难是因为船上有个“黑鬼”韦特，韦特死后“白水仙号”的船员们便脱离了苦海。鲁滨逊在荒岛上4次惊恐地看着“食人生番”的血淋淋场面……。总之，在各种文学文本中，西方人普遍地认为自己有理性，爱好和平、文明、宽宏大量、合乎逻辑、具有男人的勇敢，有能力保持真正的价值、优越与进步等，而东方人则专只、贪婪好色、落后野蛮、生活无规律、整日脏兮兮的、充满女性气息。在这些歪曲、大肆贬低的“他者”形象的笼罩下，殖民地作家深深感受到阐释自我形象的焦虑情怀，对西方的“他者化书写”满怀1腔愤怒。他们在建构自身良好、健康的形象前，首先将怒火也发泄在对西方形象的恶意贬抑上。如阿里・沙利亚蒂与贾拉尔・阿里・艾―阿赫迈德将西方文化与本土文化截然对立，称“西方是敌人，是1种疾病，是1种邪恶”(萨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39)。西方人狂妄自大、暴力凶杀、家庭观念淡薄、性开放以及各种各样希奇古怪的疾病、工业化所带来的严重环境污染等等都是殖民地作家深恶痛绝的东西，也是他们作品所极力书写的西方形象及他性特征。意味深长的是，与萨义德的《东方学》1样，艾―阿赫也在1978年出版了1本《西方主义》，像东方学家狂贬东方那样，在对西方文化的无理性发泄与民族欲望的无限膨胀中，指责世界的大部分罪恶来自于西方。
仅仅指责、贬低甚至恶意谩骂西方是不够的，后殖民作家又从另1方面揭示西方殖民者对殖民地国家所造成的巨大灾难，它使殖民地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从而彰显西方殖民者的邪恶本性以及由此而造成的殖民地灾难性的生活状况。在西方侵略者被赶出殖民地之后，关于当地奴隶与下层人的叙述、受难心灵的自传、狱中苦难的回忆录、西方在殖民地罪恶活动以及殖民地生活常态的见证日记等相关与类似的文本开始在东方世界盛行，展开了与西方帝国的文化历史、霸权表述、他性书写以及所谓具有科学性的学术话语等方面的积极对抗。例如艾米・西赛尔的加勒比版《暴风雨》就是与莎士比亚的戏剧争夺对加勒比的再现，“《暴风雨》的每1个来自美洲的新讲述都是那个古老故事的当地版本，在正在展开的政治与文化历史压力下获得新的活力和反映”(萨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303)。这些当地人的叙述、回忆录、自传及见证日记，强调受压迫者的共同经历，使其自我属性得以表述与成形，成为民族团结、乃至于向更多处于同样境地的受殖者进行宣传的方式与途径。
在西方作家的文本中，对于东方世界的风景描写数不胜数。然而殖民地作家注意到，除了这些西方作家尽情展示东方世界的异域情调与神秘风味以引诱西方人海外冒险、寻宝探奇外，还采用了1种鸟瞰式的观察与描述方式，“凝视”这块神奇的土地，用1套西方旧有的风景词汇来命名它的神秘莫测，将它分门别类。南非黑人作家所罗门・普拉杰在小说《姆胡蒂》中将这种描写挪用过来加以变形，也采用扫视全景、鸟瞰战场的描写，嘲弄地模仿殖民者的“凝视”模式。殖民地作家认为自己有权再现属于自己的东西，甚至只有他们才能再现殖民地的日常生活，并以此抵抗那些殖民者单1化、标准化的形象描述。在1种浓烈的民族情结的支撑下，尽管这些作品“创造了对立的意义范畴，却仍在采用殖民者的权力语言，所以他们在努力接近真实自我的时候，却反倒有可能摆出1副殖民者的权威架势”，支持原本压制他们的文化书写体系与象征模式(博埃默118―119)。
在与西方争夺话语与文本再现时，有1个极为有趣的现象值得关注。1些后殖民作家针对那些表现西方殖民扩张意识的经典文本，进行颠倒性复制，以此达到对西方他性叙述的霸权解构。《鲁滨逊漂流记》所产生的巨大影响是无法估量的，进入后殖民时代以来，它1直被认为是西方帝国与殖民意识的经典再现，对这样1部著作进行移置、戏仿与解构自然能增加后殖民文学文本的'批判份量，由于它的巨大影响，后殖民作家自视可以引起西方世界不再漠视东方存在，做起了取得话语权与文本再现权的“白日梦”。特立尼达作家萨缪尔・塞尔封在《孤独的伦敦人》与《升天的摩西》中戏拟了《圣经》中带领希伯来人逃离埃及统治的英雄摩西，将自己作品的主人公也称为摩西。摩西是个从身处边缘地位的加勒比海移民到帝国中心伦敦的黑人。作者颠覆了《鲁滨逊漂流记》的文本结构，策划了文明的反向运动，鲁滨逊去了荒岛，摩西却移民到宗主国；鲁滨逊与星期5的关系被置换成黑主子摩西与白仆人鲍勃的关系。作者通过摩西，试图向西方世界展示真正的加勒比海文化。鲍勃忠厚老实，从来不听人们议论黑人，他迫切地希望能够学习黑人的生活方式，这真可谓是又1个“星期5”。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摩西发现鲍勃是个文盲。鲁滨逊对荒岛黑人叽里咕噜的“鸟语”颇为反感与厌恶，便教星期5学说文明话。现在鲍勃成了野蛮人，摩西成了文明人，摩西随口教的1句话竟然是“当时殖民统治者用来教化殖民地人的教科书上的，而教科书上的这句诗又取材于特立尼达民谣”(任1鸣 瞿世镜65)。小说的结局却是摩西最终返回了自己的家乡，回归了自己的文化传统。摩西在两种文化之间界限分明，他完成了自己的光荣使命，接下来该是固守文化传统的时候了，尽管它不可避免地带上了西方的文化因子。
实际上，文化作为1种已经形成的、固定的、本质主义的东西只能在与异质文化的竞争中展示自我。如果说帝国主义时期是西方民族性在国内外不断发展、形成与扩张的时期，那么后殖民时期则是本土民族性反向复制西方民族性形成的历程。殖民地作家戏仿西方殖民文本的叙述结构、移置其意象、嘲弄其视角，解构、批判其霸权话语下，但是他们的思维装置与文本建构并没有打破、否定与超越黑格尔“主/奴”关系的权力模式，依然采用西方在地域区分、差异确定基础上的文化塑形模式，充其量不过是将“主/奴”的位置颠倒而已，另外，这些作家所采用的戏谑、复制、移置等解构策略与批判思想，直接来自宗主国的理论成果，没有摆脱与宗主国理论和文学实践的相互依存关系。
2、认同性文化书写
西方文学对东方世界的“他者化”、“东方化”的文化表述与话语塑形，致使殖民地作家展开了1场争夺对东方世界的话语表述与文本再现的“拉锯战”。无论是痛斥西方的邪恶，还是深入西方文本内部进行颠覆性的霸权解构，都没有亲自塑造东方形象更有说服力。确然，在西方霸权的全球逻辑下书写自身文化已经成为殖民地作家所面临的重大课题。
实质上，重塑自我形象涉及到文化身份认同的问题。换言之，也就是说究竟应该按照什么样的思维模式与目的形象来重塑自我的文化身份呢？在普遍的受殖者看来，西方侵略者在殖民地所犯下的罪行罄竹难书，但是也不乏受殖者褪去自己的种族肤色与民族文化品格，而积极向西方世界靠拢，为此他们不惜歪曲自己、否定真我。《紫色》中的聂蒂踏上非洲大陆时，便看见有些非洲人将自己的肤色、发色以及穿着都打扮成欧洲白人的样子。西方殖民者也经常运用1些花招与骗术，利用东方人寻求向西方同化的心理，分化瓦解黑人团体，甚至使部落之间兵刃相接，而自己却坐收渔翁之利。这类故事在后殖民文学中也是屡见不鲜的。可以肯定地说，如果没有东方世界的“崇洋”心理，西方殖民者是不可能轻易成功的。生殖器崇拜1直是许多民族的原始信仰与图腾，它象征着本部族生生不息的活力以及征服自然与其他部族的伟大力量。有关性的描写在后殖民文学中占有很多的篇幅，如大江健3郎在小说《饲育》中便展现出东方对西方人的阳具崇拜，日本小男孩全然被美国白人那耀武扬威的性器以及所体现出来的雄性荷尔蒙震慑住了。
在西方文化的历史长河中，确实也表现出对于东方艺术与民族特性的浓厚兴趣，1度还出现崇拜东方的心理行为。但西方始终是在文化利用的支撑下俯视东方文化的。让人可悲的是，东方人开始揣摩西方的心理需求，积极寻找西方文化的疾病，从西方文化的健康需要出发，重新配制与发明自身的文化传统。“儒家及其代表的中国究竟是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西方文化出了哪些问题与毛病，西方文化需要什么样的疗救办法，我们儒家就‘生产’什么样的药丸”(张兴成9)。西方则充分利用竞赛、评奖、颁发奖杯等
篇2：文学翻译中文化意象传递的最佳关联策略
文学翻译中文化意象传递的最佳关联策略
文学作品中的文化意象与关联性语境紧密相连,不同的认知语境产生了不同的文化意象.英汉民族由于认知语境不同,对于同一意象会产生不同的理解,因此,在翻译文化意象时无法同时传递原作的信息意图和交际意图从而出现文化亏损.在文学翻译中,采取直译补充和直译加注为主的`异化翻译策略可以有效的减少这一文化亏损,使原作的意图和读者的期盼相吻合,实现最佳关联性.
作 者：张丽华 ZHANG Li-hua 作者单位：三明学院,外语系,福建,三明,365004 刊 名：三明学院学报 英文刊名：JOURNAL OF SANMING UNIVERSITY 年，卷(期)： 25(3) 分类号：H315.9 关键词：文化意象 文学翻译 认知语境:最佳关联:翻译策略篇3：谈文学翻译中文化的可译性论文
一、引言
语言与文化之间本身就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首先，语言是人们在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劳动中产生的。从某种意义上来看，任何一种语言都凝聚了该语言民族在认识和改造世界过程中所取得的全部智慧和经验，是本民族文化的宝库。
因此，语言就是文化的载体，而语言的翻译便是文化的翻译，自然文学翻译也是文化翻译的过程。文学作品通常都会展现出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 承载着厚重的民族文化和悠久的文化传统， 是我们人类语言的精华。而且文学作品多具有典故、双关、谚语、成语等表达方式， 所以在文学作品的翻译过程中就会出现文化差异的问题。
文学翻译就是将某一特定文化中所展现的内容、风格、含义再现于另一文化语境中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译者需要处理的问题不仅仅在于两种语言符号之间简单的转换。因为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同时也是文化的重要组成内容，而文学翻译的难点就在于对其文化的翻译。文化差异在文学翻译中绝对不可忽视，需要正确地处理文学翻译中的文化差异问题。
二、文学翻译中的文化差异
地域环境差异
地域环境差异是指由所处地理环境的不同而形成的差异性特征，也就是说不同的地理生存环境，会在不同的民族文化中形成不同的地域文化，具体表现在不同民族对同一种现象或事物有不同的语言表达方式。因此，我们应该要正确认识这种地域环境差异在文学作品中的表现，和对同一事和物在不同地域的不同理解。在翻译实践中， 需要考虑译文的`可读性，以免造成译文读者的费解，从而造成原文信息的缺失，要尽量把原文中的含义用译文文化的可理解方式充分地表达出来。比如在中国，由于受大陆性气候影响，“东风”常常和“春天”有关。而在英国，“东风”却意味着“寒冷和干燥”。
风俗习惯差异
不同民族的风俗习惯会形成完全不同的风俗文化。因此不同民族的社会风俗的差异有时会使原文难以忠实地表达出来。比如问候语的是使用，中国人见面通常会问对方“吃了吗”或“干嘛去”，而英语本族语者一般用“Hello”或“H i”，可以想象如果将其直接译成“Have you eaten yet?”或“What will you do?”，一定会造成一定程度上的误解。
宗教文化差异
一个民族的宗教文化包括了其宗教信仰、宗教著作、宗教意识、宗教制度等等内容。因此，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就会遇到许多与宗教文化相关的表达方式。比如中国的三大宗教：儒教、道教、佛教在中国民众中已具有了深远的影响力。而在欧洲和美洲，人们信仰的是基督教，他们认为世界是上帝创造的， 世界上所有的一切都依照上帝的指示行事。在宗教文化的影响下，有些词语的含义已远远地超越了原有的含义，并且随着语境的不同，其含义也有所不同，比如“临时抱佛脚”、“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等，简单地直译已经不能够传递所要表达的意思。
三、文化的可译性
可译性就是指在两种不同的语言之间，通过语言转换，将源语文本（source text）用另外一种语言表达出来，以此实现两种完全不同语言的人群对同一个事物的理解。即可译性就是指双语转换中源语（source language）的可译程度。
首先，我们人类对于客观世界的本质认识具有一致性，正是因为这种共性，不同民族的语言虽然在各自不同的领域存在并发展，但同时也存在着相应的等值特征，因此是可以互译的。
其次，我们人类文化具有广泛的共性及交融性，大部分文化符号是可译的，在两种语言之间能达到一定程度的对应。文学翻译中的文化差异必然会在语言文化意义和内涵方面表现出明显的矛盾冲突。语言文化符号信息量越大，文化差异就越大，可译性难度也就越大。因此，我们需要尽量去避免文化色彩淡化，最终实现最大可译性程度。
再次，我们谈到了地域环境的不同而引起的文化差异，但也相对地存在着文化超地域性的特征，文化的超地域性主要表现为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有些文化信息首先在某一特定地域产生并发展，然后再通过信息传递或转换被其它地域所接受、吸收和消化。
文化的可译性可以从三个角度来阐释:第一，译者能理解原作者所要传达的文化信息；第二，译者可以用译人语来表达自己所理解的原作所承载的文化信息；第三，译人语读者能理解并接受译者所表达的文化信息。“理解”、“表达”和“接受”这三方面既相互联系，也互相影响，它们的共同作用构筑了译者在作者与读者之间的平衡。
四、结语
中西方文化之间因为各种原因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我们要承认这种差异，在翻译实践中，采用多种方式来缩小这种差异，以使目的语读者能够在本族语言中不同于本国的异语文化。文学作品的翻译不仅仅是简单的字译和句译，而是综合了地域文化、风俗习惯、宗教文化等等的翻译，正是由于存在这些差异，才会造成翻译作品的信息损失。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各自的语言有其相应的特征，只有掌握两种不同语言的特征且能驾驭它们， 熟悉不同民族的文化差异， 译者才能从真正意义上创造出生动展现源语风格的翻译作品。
参考文献:
[1]孟兆芬.谈英汉翻译中的可译性与不可译性[J].语文学刊，2008(3):167-168.
[2]邱懋如.可译性及零翻译[J].中国翻译，(1):24-27.
[3]杨小红.论文化因素与习语的可译性[J].武汉科技学院学报，(12):81-84.
篇4：后殖民语境中的翻译对策-兼论爱尔兰早期文学
后殖民语境中的翻译对策-兼论爱尔兰早期文学
对爱尔兰早期文学作品英译的案例研究,对曾经是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中国以及其他许多有过类似殖民地和半殖民地遭遇的国家和地区的文化研究具有深远的借鉴意义,以期达到我们强调文化的民族性,弘扬民族的文化风格,从而达到真正的、平等的文化交流的目的.
作 者：徐荣博 作者单位：东北财经大学,国际商务外语学院,辽宁,大连,116025 刊 名：世纪桥 英文刊名：BRIDGE OF CENTURY 年，卷(期)：2007 “”(12) 分类号：H0 关键词：后殖民翻译 爱尔兰早期文学 后殖民语境中的翻译篇5：当代四川文学的农民工书写与身份认同 毕业论文
◎魏红珊
【摘 要】本文以农民工题材的文学文本为依托，将农民工的身份认同置于新时期四川文学的背景下予以考察，由聚焦当代文学农民工书写推进到农民工身份的内涵阐释及焦虑起因，探讨农民工书写所呈现出的复杂的文学价值及文化意义。
【关键词】四川文学；农民工书写；文化认同
【中图分类号】I206.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0139（2010）04－0112－6
四川是传统的农业大省，农民是社会的主体。
新时期以来，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与城市化进程的到来，农民开始大规模地向着沿海城市迁徙。农民工的流动，不仅动摇了中国传统社会稳定的内在结构，从形式到本质重新塑造了当下社会文化空间，而且农民进城也带给他们前所未有的身份焦虑。
身份焦虑无疑是农民工作为主体觉醒的标志，也是农民工适应城市的主体选择。它关乎个体与群体的主体建构意识，也关乎个体与群体的现实生存境遇与文化境遇，及群体的文化属性定位。在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工的身份发生了怎样的变化？群体的归属感如何？面临何种程度的身份焦虑？原因何在？与此相应，当代文学叙事中如何呈现农民工的身份焦虑？当代文学的农民工书写对其身份构建有何意义？对文学创作有何积极影响？本文试图以农民工题材的文学文本为依托，将农民工的身份认同置于新时期四川文学的背景下予以考察，运用文化研究的理论，对当代农民工题材文学文本进行细读，由当代文学农民工书写聚焦并推进到农民工身份的内涵阐释、焦虑起因及文学创新，探讨农民工书写所呈现出复杂的文学价值及文化意义。
一
文化研究是目前国际学术界最富活力的学术思潮之一。它与传统的文学研究不同，文化研究更关注阶级、性别、身份等更为广泛的社会文本，关注文化中蕴含的权利关系及其运作机制，它具有迫切的政治性和焦虑感。
身份研究是当下文化研究中最活跃的话题。安德鲁・埃德加和彼得・塞奇威克在《文化理论的关键概念》中说：“就文化研究要考察个体与群体在其中建构、解决和捍卫自己的身份或自我理解的各种语境而言，身份问题对于文化研究来说至关重要。”〔1〕特别是在全球化浪潮和移民潮涌动的现代社会，由于个体和群体的特质在与其他人或群体空前的互动中正面临着变动、迷离、甚至消解，身份问题显得尤为紧迫。
农民工无疑是有着中国特色的特殊的移民阶层。大批涌入城市务工经商的农民，不单是居住及工作环境的变化，相伴而来的是“我是谁”的身份追问，及“我与什么认同”的文化反思，漂泊在外的农民工需要完整一致的意义支撑，以便平息在陌生的文化环境下所产生的文化冲突，使自己与新环境之间的文化联系得以重建。这种联系正是主体获得文化归属感的依托，也是确定个体和群体文化身份的基础。农民工作为城市化背景下的移民，在城市多数流动在边缘，由于确定感和归属感的匮乏，其价值观和身份观正经历着史无前例的深刻巨变，也遭遇了空前突出的身份困扰与认同危机。这种危机多被理解为一种缺乏归属感的焦虑体验。
归属感的匮乏所导致的认同危机是现代化及全球化过程中的突出现象。而“认同危机的产生与文化传统紧密相关，一个人常常通过对传统的自觉的或自发的态度来确立自己的认同，而当一个人在各种文化传统的对立、冲撞中无所适从的时候，就必然陷入认同危机”〔2〕。现代社会特别是城市化进程，使原来稳定的社会转变为流动性社会，如果说传统社会更倾向于被动接受既有的文化认同，那么流变的现代社会则迫使人们主动找寻自己的文化归属。
在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工与自然之间的传统联系被割断，与乡土、宗亲、家庭之间的亲情联络被削弱。大量的农民工被强行带入了现代性的快车道。而现代性引发的身份危机使得进城农民不再拥有恒定不变的`文化身份。在农民的传统精神根基和文化身份惨遭解构的当下，由于原有的农民身份日益瓦解，新的身份尚未形成，农民工失去了安身立命之本，成了游离于传统与现代、乡村与城市之间的无根的漂泊者。大量进城农民被日益崛起的商业社会流放，成为城乡夹缝中孤立无援的边缘人。
城市化在把大量农民囊括其中，导致其文化属性丧失的同时，也使其不可避免地面临更为直接的身份焦虑。
这在当代四川文学创作中有集中的反映，作品以文学的方式对农民工身份主题作了最形象的呈现。尤其是新世纪以来，四川文学涌现出“书写农民工”和“农民工书写”的创作景象，农民工的文学书写不单是对打工生活边缘化生存境遇的关注，也是对处于双重边缘的农民工身份认同和价值归属的探究，凸现了独特的身份认同的主题。
罗伟章的小说《我们的路》《我们的成长》《我们能够拯救谁》《大嫂谣》《变脸》等以及打工诗人郑小琼的诗歌《黄麻岭》《活在异乡的村庄》《流浪》《命运》，徐非的《心灵之约》，许强的《打工时代》《失业者》《在深圳流浪的日子》《流浪是一块永不愈合的伤疤》《为几千万打工者立碑》等作品，尽管其中进城农民的现实境遇不尽相同，但作品的主题或故事背景却始终与农民进城这一宏大的社会趋势有着或多或少的关联，并且在众多农民工的书写中，无一例外都将农民工作为无根的漂泊者和异乡人，以此凸显作为身处社会边缘农民工个体的身份焦虑和群体的身份诉求。
二
郑小琼以诗歌文本的方式讲述了一个又一个因迷失自我而不断游荡、追寻意义的象征性故事，从多个层面见证了农民工艰难的生存现实和艰辛的心灵漂泊，以此凸显农民工群体的卑微生活及与日俱增的身份焦虑。无论是在《五金厂》的《挣扎》，还是《人行天桥》上的《耻辱》，以及对《活着的记114ZHONGHUA WENHUA LUNTANFORUM ON CHINESE CULTURE忆》中《完整的黑暗》的描写，这些描写凸现了一个打工者自身的生存体验和文化际遇，揭示了一个特殊社会群体的漂泊不定的精神特征和内在焦虑。
郑小琼在《流水线》一文中鲜活地展示了打工妹艰辛、屈辱的生存现实和身份错位。在作家笔下青春靓丽、性感迷人的打工妹，一旦进入流水线，“与外面的世界隔开来……她们的神色那样苍白、黯然，飘浮着一种迷茫”。而且她们每个人的沉默或愁苦都是“如此压抑，漂浮着一股阴柔的死寂。每张脸上的眼神间都流露出一种由紧张而产生的恐惧，某种冰冷规矩下而产生的胆怯与小心翼翼”［3］。这是青春被尘封的空间，是自我被放逐的时段。在这里没有了性别，没有了自我，没有了身份。打工妹在流水线上呈现出迷失本性的异化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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