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中叶之后，随着商业和手工业的发展，都市的繁荣，市民人口的急剧增长，重商的思想逐渐抬头，有更多的商人、小贩、作坊主、工匠等成为小说的主角，特别是商人，作为当时商品经济中最活跃分子和市民的主要代表，在“三言”“二拍”作品中作为正面主人公而频频亮相，这是中国小说发展史上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
在传统观念中，士、农、工、商，商居其末。明以前的历代王朝都是“重农抑商”。“商”往往与“奸”相连，所以成为抑制的对象。但到明中叶以后，却出现了上述的情况，“三言”“二拍”及时地给与了反映。
鲜明的重商思想，全新的价值取向。小说中经商买卖已被视为正当职业，商人的地位有了明显提高。“三言”中的《蒋兴哥重会珍珠衫》，就写到社会上流传着这样的“常言”：“一品官，二品客”，客商凭着金钱的力量，已在百姓心中建立起仅次于官员的地位。《杨八老越国奇遇》重的杨八老，“年近三旬，读书不就”，决定改行经商，他的妻子也不把读书科考作为唯一出路，劝夫“不必迟疑”，后虽经千难万险，终于“安享荣华，寿登耄耋”。“二拍”中的重商思想也表现非常明显。像《赠芝麻识破原形》重的马少卿，出身“仕宦之家”，当有人认为“经商之人，不习儒业，只恐有玷门风”时，他理直气壮地说：“经商亦是善业，不是溅流！”特别是《叠居奇程客得助》写道：“徽州风俗，以商贾为第一等生业，科第反在次着”，人生的价值就以得利的多少来衡量。值得注意的是，这篇小说的主人公程宰，由原来经商失败流落关外，到后来与海神女结良缘、发大财，其情节可谓意味深长；历来的文学作品，只有文人雅士或民间故事中勤劳善良的农民可得到仙女，如今仙女却移情于一个“经商俗人”，这充分说明了生气勃勃的商人，正在取代读书士子而成为时代的宠儿。他们在拥有大宗财富的同时，也可得到非凡的“艳遇”。现实中，不仅商人们自己开始趾高气扬，而且周围的人们的价值观念也在悄悄变化：《韩秀才乘乱聘娇妻》、《通闺闼坚心灯火》，不是写官商舍不得把女儿嫁给穷儒，就是写商人不愿与“衣冠宦族”联姻，《两县令竟义婚孤女》更写道王奉把原本许配官家之子的女儿掉包嫁给官商之子。总之，在金钱面前，门第、仕途都已黯然失色。这种社会心理的微妙变化，反映了晚明时代一种新的价值取向。
“三言”中的商人往往“重义”，多为善良致富，辛劳发财；“二拍”中的商人更加“逐利”，常是投机致富，冒险发财。在小说中，商人已不再是什么“奸商”，特别在“三言”中，他们往往是一些善良、正直、淳朴而又能吃苦、讲义气、有道德的正面形象。如《吕大郎还金完骨肉》中的布商吕玉、《施润泽滩阕遇友》中的小商人施复，都拾金不昧，心地善良。《卖油郎独占花魁》中的卖油小贩秦重，“做生意甚是忠厚”，因而顾客“单单做成他”的买卖。《徐老仆义愤成家》重的阿寄，长途贩运，历尽艰辛，终于发财。因而诗中赞道：“富贵本无根，尽从勤里得。”“三言”中新兴的商人所获之“利”，往往被蒙上了传统的道德之“义”，表现的常常是一种“好人致富”的思想。
比较起来，“二拍”中的商人，更注重逐“利”，而不是求“义”，因而常常幻想为偶然间的横财暴富，更触到了商业活动的本质。比如著名的《转运汉巧遇洞庭红》，写的是主人公文若虚在国内经商屡屡失败，陷入破产境地，于是想到海外冒险。他偶然搭一伙“拼死”走海道的商船出海，临行时带了国内只值一钱银子的洞庭红（桔子），到海外却意外卖了银子八百多两，归途中又意外在荒岛上拣了个内涵24个夜明珠的大乌龟壳，于是摇身成了一个大富商，在闽中沿海“重立家园”。这个故事，反映了晚明海运开禁以后，市民百姓对于海外贸易的兴趣，表现了作者对商人们投机冒险、逐利生财的肯定。再如名篇《叠居奇程客得助》写徽州商人程宰经商失败流落关外，有幸得到海神仙女指点经商之道，靠囤积居奇而暴富：他先囤药材，再囤丝缎，又囤粗布，每次都赚了大钱，四五年间，由原来本银十来两赚到五十万两。这种不是从道义角度，而是从获利角度描写经商，确实更贴近商业活动的本质，更准确反映了晚明商人迅速崛起的时代特征。
二、张扬婚恋自主和女性意识
由于受新思潮的影响，冯梦龙不仅鲜明地提出了“主情”的文学见解，公然宣称：“我欲立情教，教诲诸众生”（《情史叙》），要“借男女之真情，发名教之伪药”（《序山歌》），而且通过编纂“三言”，鲜明肯定婚恋自主，热情张扬女性意识，自觉地向封建婚姻中门第观念、贞节观念、男尊女卑等传统思想挑战。
1、肯定以“情”抗“礼”，张扬执着真爱
在礼教森严、禁锢人性的封建社会，青年男女的婚姻往往要家长做主，门当户对。这种由媒妁牵线、父母包办的婚姻，虽然也不排斥有个别美满恩爱的结局，但更多的却是使男女当事人双方根本没有什么爱情可言。其中的男性，也许还可以通过收婢纳妾等方式得以补偿，而女性则往往成为包办婚姻的最大受害者。因此，“三言”、“二拍”尤其注重反映青年女性对恋爱自由、婚姻自主的渴望与追求。
《宿香亭张浩遇莺莺》中的李莺莺便是一个积极主动的追求者。作为一个深闺少女，她久闻张生的美名，产生了爱慕之情，便以“观花”为名去见张生，主动表明自己的爱慕之情，二人私定终身并互赠信物。而后两年随着接触的增多，感情愈加深厚，但张生叔父逼其另娶他妇。莺莺闻之后，没有听凭命运的摆布，而是努力争取自己将要逝去的幸福。她大胆地诉之于父母，并以“忽背前约”为名，一纸诉状将张生告上了公堂，要求官府“礼顺人情”。这桩婚事没有父母之命，也没有媒妁之言，有的只是真情。但在这桩以下犯上、大逆不道的官司中，莺莺却实现了自己的夙愿。这实际上是肯定了“情”对“礼”的挑战。
《乐小舍拼生觅偶》中则歌颂了乐和、喜顺娘二人生死不渝的爱情。二人幼时同窗读书，私下结为夫妇。长大之后，乐家因门户不当不敢议亲。但乐和热恋顺娘，誓不先娶。一次钱塘观潮，顺娘不幸为潮水带入江中，乐和纵身入江，拼死相救。二人被救上岸后，仍然“依抱得紧，分拆不开，叫唤不醒。”至到顺娘父亲允婚，二人才苏醒过来。可见他们爱得非常真挚、热烈。
《乔太守乱点鸳鸯谱》中的乔太守，面对一桩牵扯了四个家庭、六个男女的婚姻纠纷，不是以现存条文为依据，不在乎那僵死的婚约书，理直气壮地充当了自主婚姻的保护人。他认为青年男女接触相爱，如“干柴烈火，无怪其燃”，公开宣称“相悦为婚，礼从义起”。
《卖油郎独占花魁》写的是一个挑担卖油的小贩秦重和一个名满临安的妓女莘瑶琴相爱的故事。秦重作为一个无钱无势、无才无貌、走街串巷的卖油郎，论身价、论财富，他都绝对不能与花魁娘子相比，可他又为什么独占了花魁呢？小说中主要强调了“情”的力量。当初卖由郎挑担经过妓院门口，为花魁娘子的身姿体态深深吸引。可是，风里来、雨里去，辛辛苦苦、好不容易攒足了接近花魁的银子，却又被公然冷落。对方不仅不陪客，反而独自饮酒，酩酊大醉后和衣上床，倒身而卧。卖油郎却不急不躁，夜间给醉酒的花魁盖被子，端茶壶，用自己的道袍袖子接对方呕吐的污物，百般伺候体贴，一直守了一夜后才离开。这使花魁深受感动，第二天直把秦重想了一天，但终因男方是“市井之辈”而没有下嫁的勇气。后来花魁在光天化日之下当众受辱，又是秦重为之解了围。后来她终于彻底明白那些“豪华之辈，酒色之徒”，“只知买笑追欢的乐意，哪有怜香惜玉的真心”，主动要求嫁给卖油郎，并表示“布衣疏食，死而无怨”。我们说，花魁平日周旋于王子公孙之间，享尽奢华却感到的是人格的屈辱；卖油郎虽是市井之辈却富于笃厚的痴情。就是这个平等的真情，相互的尊重，使花魁最终从世俗观念中猛醒过来，看到了比声名、身价、财富更可贵的东西，所以才有最后的婚姻。这就突破了“门当户对”和“一见钟情”的传统观念，赞扬了相爱基础上的婚姻。
与“三言”一样，在“二拍”中，也同样肯定“情”对于人生的至高价值。不过，“二拍”却更多地把“情”与“欲”（即性爱）联在一起，并且对女性的情欲多作肯定的描述。这对传统观念的冲击更为直接。比如《通闺闼坚心灯火》就是一篇很典型的作品：罗惜惜与张幼谦自幼相爱，私定终身。后来惜惜被父母许嫁他人，惜惜誓死反抗，每日与幼谦私会：
如是半月，幼谦有些胆怯了，对惜惜道：“我此番无夜不来，你又早睡晚起，觉得忒胆大了些，万一有些风声，被人知觉，怎么了？”惜惜道：“我此身早晚拼是死的，且尽着快活，救败露了，也只是一死，怕他什么？”
在这里，青年女子为追求个人幸福，勇敢地冲破父母之命，并对礼教决不饶恕的女性之欲进行热烈的追求，甚至将死置之度外，简直真有点儿悲壮的意味儿了。
2、冲破贞节观念，主张男女平等
封建婚姻中的贞节观念，向来是套在广大女性身上的一大绳索。因为它往往是只要求女方守贞、抑制性情，丈夫则可以三妻四妾、寻花问柳。丈夫在世时，妻子当然要视夫如天，百依百顺，断不能另有他爱；丈夫过世后，她们还得为夫守节，从一而终，仍没有再嫁之理。这其实又是一种典型的男尊女卑。 “三言”“二拍”突破了“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传统观念，表现了一定的两性平等意识。
“三言”的第一篇《蒋兴哥重会珍珠衫》，就是写丈夫原谅妻子的失贞。蒋兴哥与王三巧本是一对恩爱夫妻，只因婚后蒋兴哥长期经商在外，在家独守空房的妻子王三巧耐不住寂寞，又禁不住诱骗，便与外地商人陈大郎私通而失贞，并把夫家祖传的珍珠衫给了奸夫陈大郎作临别纪念。后来奸夫陈大郎与原夫蒋兴哥在苏州萍水相逢，凑巧在一桌上喝酒，虽素不相识，却谈得投机。酒酣耳热，奸夫无意间露出了蒋家的珍珠衫，引起了兴哥的注意，陈大量一高兴就顺嘴说了他私通一个女子的风流事儿。蒋兴哥听后，“如针刺肚”，又气又恼，连夜收拾行李，次早回家后，万分痛苦地把妻子休了。不过，因过去夫妻感情甚好，事后蒋兴哥又有些自责，他责怪自己“贪着蝇头微利，撇她年少守寡，弄出这场丑来”。所以，后来妻子改嫁给吴知县作妾的时候，蒋兴哥还顾恋旧情，特别为王三巧陪嫁了十六箱金帛珠宝。后来陈大郎经商遭遇强盗，折了本钱而一病身亡，陈妻平氏又改嫁蒋兴哥，珍珠衫才物归原主。这时蒋兴哥还一直挂念着前妻王三巧，一次他把人命官司打到三巧后夫吴知县那里，与三巧相遇，两人抱头痛哭，吴知县问明原委，把三巧又还给了兴哥，兴哥顾恋旧情，也不嫌三巧二度失身。我们知道，在旧礼教中，妇女贪于情欲而失节是极大的罪恶，绝对不可饶恕。而小说中却让夫妻旧情战胜了贞操观念，鲜明地表现出传统的三从四德、贞操守节观念，在新的时代已失去了它的支配作用。
《单符郎全州佳偶》中的单符郎更为开明，对于因战乱而沦为娼女的未婚妻，他“不以良贱为念”，娶她为妻，心态平和。既没有一丝毫的故作姿态或自觉情调，也没有任何的精神负担。对于妻子的出身，他也毫不掩饰欺瞒。而对于他娶娼为妻，家人和同行们也一致赞同。家长考虑到“至亲骨肉流离失所”，理当收拾，竭力扶持；朋友们认为“甘娶风尘之女，不以存亡易心”而对他十分推重。上司们也都以为此举有义气而互相传说，无不加意钦敬。
在“二拍”中，对于女性的失节问题似乎表现得更为宽容。比如《酒下酒赵尼媪迷花》，写巫娘子遭人奸污之后，她设计报仇，丈夫见她“立志坚贞，越相敬重”，夫妻感情比原来还好。这显然是与“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理学教条背道而驰的，更具人道色彩和现代意识。
“三言”“二拍”的这种新的妇女观，显然是出于对女性的尊重。“二拍”的《满少卿饥附饱飏》中，有这样一段关于两性关系的议论：
天下事有好多不平的所在！假如男人死了，女人再嫁，便道是失了节，玷了名，污了身子，是个行不得的事，万口訾议；及至男人家丧了妻子，却又凭他续弦再娶，置妾买婢，做出若干的勾当，把死的丢在脑后，不提起了，并没有人道他薄幸负心，作一场说话。就是生前房室之中，女人少有外情，便是老大的丑事，人世羞言；及至男人家撇了妻子，贪淫好色，宿娼养妓，无所不为，总有议论不是的，不为十分大害。所以女子愈加可怜，男子愈加放肆。这些也是伏不得女娘们心里的所在。
显然这里是在抨击封建社会以男子为中心的传统观念，迫切呼唤两性关系的平等。
3、抨击负心薄幸，维护女性尊严
在以男性为中心的封建时代，女子不过是男性的附属品，她们的婚姻爱情根本得不到任何保障，她们的美好追求，随时都可因薄幸男子的移情易心，而转瞬化为泡影。而世俗对像唐代元稹《莺莺传》中，张生“始乱终弃”负心薄幸之举，还往往百般袒护，深知美化为“善补过”。对这种极不合理的社会现实，冯梦龙在《情史》卷14中曾严肃指出：“时人以张生善补过。夫此何过也？而如是补乎？如是为善补过者，即天下负心薄幸，食言背盟之徒，皆云善补过矣”。因此，他在热烈赞扬那些“为情所使，不顾性命”的青年男女的同时，又特别以犀利之笔，无情鞭挞那些背信弃义，视婚姻为儿戏的负心汉、薄情郎。《金玉奴棒打薄情郎》中富贵弃妻的莫稽，《王娇鸾百年长恨》中“贪财慕色”的公子哥周廷章，都是作者痛加谴责的对象。尤其是著名的《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不仅对伪君子李甲卑劣丑恶的灵魂作了无情解剖，而且通过塑造光彩照人的杜十娘形象，对“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的价值观，作了一番真切的演绎，为被侮辱、被损害的广大妇女，唱了一曲悲壮的挽歌。
杜十娘是京师名妓，为摆脱非人的处境，她迫切希望从良。一心一意想找一个有情有义的男子，早日跳出火坑。她对对方要求不高，只希望“忠厚志诚”即可。为此，他“风尘数载，私有所积”，合计有万金之多。结识了世家公子李甲后，满以为李甲真情可托，要求李甲为她赎身后，二人就一起乘舟南归。可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李甲原来竟是个浮薄子弟，在归家途中，当盐商孙富觊觎十娘美貌，要以千金之财与李甲交易时，李甲竟决定出卖杜十娘。面对心上人贪图钱财、断义绝情，想到自己几番努力，终究未能摆脱被人视为玩物、可以随意买卖的命运，杜十娘一生的梦想，刹那间被击得粉碎！愤恨难忍之余，她毅然拿出自己平时用心血积攒的百宝箱，厉声说道：“今日当众目之前，开箱出视，使郎君知区区千金，未为难得，妾椟中有玉，恨郎眼内无珠！”然后，抱持宝匣，向江心一跳，众人急呼捞救，但见云暗江心，波涛滚滚，杳无踪影。可惜一个如花似玉的名姬，一旦葬于江鱼之腹！
杜十娘的死，是死于对真情的追求、对命运的反抗，更是一种对自我人格的维护。他当初所以要嫁给李甲，完全是出自一片痴情，幻想以此来摆脱自己的商品命运。但当这种梦想随着李甲的绝情而破灭之后，她没有一声哀求，没掉一滴眼泪，而只用冷笑和冷语表现她对李甲的轻蔑，对孙富的憎恨。李甲所以背叛爱情，一是由于他脑子里封建礼教思想根深蒂固，既为杜十娘的姿色动心，又对杜十娘的妓女出身耿耿于怀，生怕因自己带回一个妓女，触怒家人，辱没家风；二是如果卖了杜十娘，不但去了一块心病，而且还可得千金之财，从而抵销他在京师游荡的开销，可谓是一举两得。从贪财角度说，李甲根本没有想到杜十娘还有那么多金银珠宝，杜十娘当初嘱托李甲为其赎身，到处奔波、东找西借，完全是为了考察李甲的真心和诚意，因此她并未暴露自己的富有；而当最后她面对贪财的李甲，哪怕稍稍透露一点自己的富有，要么就干脆顺从了孙富而改换门庭，都可以既不必身死，又可以保全多年积攒的丰厚资财，无奈杜十娘把“真情”看得比珠宝值钱，把“人格”看得比生命贵重，因此，她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要拼死抗争。由此说来，杜十娘既死于李甲对礼教的信守，又死于李甲对金钱的贪求。小说通过杜十娘之死，对晚明社会相当顽固的封建势力、日渐增长的金钱势力，都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
另外，如果按照传统的道德标准，李甲最终抛弃一个妓女以求的父母的欢心，不仅绝对算不上什么过错，反而还是“发乎情，止乎礼仪”，是应该赞美的“善补过”行为。但在这里，李甲则是背信弃义、负心薄幸，是严重的不道德行为。小说结尾特引一首诗：
不会风流莫妄谈，单单情字费人参。
若将情字能参透，唤作风流也不惭。
特意将“情”字点出来。杜十娘就是为了维护自己的“真情”，抗议枉为风流的李甲的“伪情”，并最后以死找回了自己的人格尊严，这很能使人真切感受的晚明社会涌动着的人文思潮。
《市民社会的风情画.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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