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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李长之文学批评风格

时间:2022-05-22 14:53:28 文学概论 我要投稿 收藏本文 下载本文

【导语】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试论李长之文学批评风格(共10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试论李长之文学批评风格

篇1:试论李长之文学批评风格

试论李长之文学批评风格

论文摘要:本文试图探讨今天几被遗忘的现代批评家李长之的批评风格,并简析其成因。文章主要从感情的批评主义,浪漫的批评风格,精细广博体系及调合中国传统批评与西方现代批评等几个方面,分析李长之文学批评风格,从而肯定其做为三、四十年代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上非主流批评的特殊贡献。

论文关键词:李长之;感情的批评主义;传统文化;西方古典哲学

李长之这个名字现在已不为许多人所知,即使文学圈内人,不知的恐怕也不在少数。然三、四十年代,他却是声名显赫的学者。司马长风把李列为30年代五大批评家之一,他说:“30年代的中国,有五大文艺批评家,他们是周作人、朱光潜、朱自清、李长之和刘西渭。由于种种原因,沉寂多年的李长之已从历史的尘封中向我们走了过来擦去他表层的灰尘,我们会发现这个名字是如此的鲜亮,甚至有些耀眼。30年代初,李长之在清华园求学时就同季羡林、林庚、吴组湘以文章才气被称为清华“四剑客”。25岁时,写出了《鲁迅批判》,奠定了他作为一个学者批评家的位置。当时著名的日本学者竹内好对该评论推崇备至,许多观点被介绍到日本。此后,李长之有近百万字的论文以及近乎年出一书的速度发表评论,涉及文史哲各个领域,显示了独特的批评风格。著名的有《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苦雾集》、《梦雨集》、《迎中国的文艺复兴》、《中国画论体系及其批评》、《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中国文学史略稿》(1-3卷)等。

20世纪是一个批评的世纪,批评流派,批评方法纷繁众多。单30年代中国文坛就有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社会一历史批评、印象主义批评等显示李长之自甘独步的是他标举的“感情的批评主义”。文学批评是对文本的解读。艾布拉姆斯称“文学批评是有关解释、分类、分析和评价文学作品的一种研讨。这种解读、分析首先应是客观公正的。对于一名批评家而言,批评的公正性、客观性是最基本的要求,正如鲁迅所言:“批评必须坏处说坏、好处说好,才于作者有益。李长之认为要做到客观公正,面对作品“除了得一个‘是什么’的答案以外,还要追求‘那为什么’的来历”。然后对一个作品的好坏,下以褒贬。在此基础上李长之提出他的感情主义的批评的主张。他说“我倒以为该提出似乎和客观相反,然而实则相成的态度来,就是感情的好恶。我以为,不用感情,一定不能客观。因为不用感情,就不能见得亲切……感情就是智慧,在批评一种文艺时,没有感情,是决不能够充实、详尽,捉住要害。我明目张胆的主张感情的批评主义”。批评家应“跳进作者的世界”和“作者的悲欢同其悲欢”。这是一种颇具艺术心理学特征的批评解说。体验标志着批评主体在批评过程中的特殊方式;体验借着主体与对象的交流达到对生命的占有。由此他进而主张“以写出感情的型,作为最高文艺标准”。分析一部作品象层层剥笋,最后“便只剩下令人把握的感情,感情的对象都已经抽掉了。这种没有对象的感情,可归纳入两种根本的形式,便是失望和憧憬,我称这为感情的型。在感情的型上,……它正是不受时代的限制的了,如果文学的表现到了这种境界时,便有了永久性”。他的批评主张在一种远离政治的基调上生发对思想自由的意见。摆脱了文艺社会学的机械束缚,强调批评主体的能动感受,批评过程与体验过程统一,倾向于情理结合,情中见理,理中渗情,向文艺心理学和美学的领域发展。

马蒙泰尔认为:“只有感情才能判断感情,把感人的东西让精神去作判断,无异于让耳朵去判断和弦。PM《鲁迅批判》用审美的眼光,实践着他“感情的批评主义”,眼光锐利,感情热烈。用“感情判断感情”处处显示出一个天才的批评家对一个天才作家作品的灼见卓识及两个感情丰富的心灵的沟通。“阿Q已不是鲁迅所诅咒的人物了,阿反而是鲁迅最关切,最不放心,最为所焦灼。……阿Q还不安分,也有他生活上糊涂的幻想,有人了解,而且垂听,又加以斟酌的么,也没有的,除了鲁迅。批评家用自己的灵魂,情感去体验、感受,用感情的火去温热每一行文字。

与感情的批评主义相联系的是浪漫风格。浪漫的最大特点是情感化、理想化。批评家李长之同时具有诗人的气质,自称是“近于屈原一流的”。他本身就是一个抒情诗人,以诗人的气质去赏析批评,情绪自然是浪漫的。在《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中,他写道:“齐人的调倪风流,楚人的多情善感,都丛集于司马迁之身。周、鲁式的古典文化所追求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者,到了司马迁手里,便都让他乐就乐,哀就哀了!……以《诗经》为传统的‘思无邪’的科条是不复存在了,这里乃是《楚辞》的宣言:‘道思作颂,聊以自救!’‘发愤以抒情!’司马迁直然是第二个屈原。抒情性的笔调,饱含着激情与浪漫。思辩与抒情相济相生,批评是本分,抒情是灵魂。在谈到孔子对司马迁的影响时,更是放言直书,气势充沛,洒脱又瑰丽;飞扬而又充满灵气。“总之,由于孔子,司马迁的天才的翅膀被剪裁了,但剪裁得好,仿佛一绝世美人,又披上了一层华丽精美而长短适度的外衣似的;由于孔子,司马迁的趣味更淳化,司马迁的态度更严肃,司马迁的精神内容更充实而且更有着蕴藏了一个伟大的巨人遥遥地引导着一个天才,走向不朽!

当时批评界流行的是政治和阶级分析的批评,离开了大学的特性去评价作家作品。李长之抓住了现实同创作之间的中介,即作家的“精神情感”因素,避免了将文学现象简单地还原为政治经济原因的机械论。“感情的批评主义”抱着一腔对艺术的挚爱从事批评,以超脱的审美的态度看待人生。强调渗入主体意识,心理氛围,这是它不同于社会还原批评家的地方。

李长之文学批评又一突出之处是精细广博体系严整,分析细密。较之极左批评的机械解读要严密、灵活,较之单调、枯燥的“一点二线”刻板阐释要丰富、精细。这种精细广博决定于批评家的文学素养、知识结构、视野和胸襟。李长之具有深厚的传统文化功底,在北大、清华读书时又倾心西方古典哲学。特别是康德的批判哲学,克罗齐的美学理论。向东方求善,向西方求真,求美。然后细寻文内奥义,广插文外因缘。《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先为李白写了详细的传记。论述了他的求仙学道生活、道教思想体系、李白的从政、李白的情感生活、李白与杜甫、李白之痛苦等。把诗人的经历、交往及时代文化的影响整体地进行了梳理。爬梳到了李白灵魂的底层。探寻出李白浪漫奔放的形象下面那种“超人的痛苦”。进而分析李白的诗歌的特点,是“清真”、“豪气”一无形式,“所有这一切,只是由于生命力充溢之故,而这生命力,又经过道教的精神洗礼之故。因此,他豪无尘土气……(万物)跑到了他的笔端的也便都有着剔透玲珑的空灵清新之感了!“这种批评有人称之为传记式批评,具有整体意识。对此运用得更突出的是《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全书共九章,从司马迁的家学渊源写起,叙述了司马迁少年时的牧耕,受教于大师孔安国,接触飞将军李广,中年时的壮游(探禹穴、访曲阜、游燕赵等),以及入仕之后,李陵一案的牵连。同时从思想上追述了他的'批评精神,道家立场,孔子的影响,归结为他浪漫的自然主义人格,进而到司马迁风格之美学上的分析,将人格与风格的评析上升到美学的层面。这种细密广博的人格与风格结合的分析,重视人格与风格的互相辉映阐发,穿透对象的“密码”剔爬到作者和作品的灵魂深处。把创作看成是作家生命的流露,进而理解一个时代,一种文化精神。众多的评论对象,从屈原、司马迁、陶渊明直到鲁迅,勾勒出了时代与时代的转承关系,显示了中华文学的内在精神。显示李长之广博的另一重要方面是他往往把同时代或不同时代的文化伟人和艺术家放在一起进行比照,互相衬托,给人们以开阔的思路。“诗人,任何艺术的艺术家,谁也不能单独的具有他完全的意义。他的重要性以及我们对他的鉴赏,就是鉴赏对他和以往诗人以及艺术家的关系。你不能把他单独评价。你得到他放在前人之间来对照,来比较……这是一个不仅是历史的批评原则,也是美学的批评原则。对比的意图不在决高下,而是肯定各自的特征。进而了解对比双方不可取代的价值及应有的位置。李长之的批评对照式时时可见,闪耀着智慧的光芒,展示着见解的深刻,对照有“同中之异”,也有“异中之同”。

篇2:李贺诗歌风格

李贺诗歌风格

李贺诗歌充满奇崛冷艳、幽冥凄冷和荒诞离奇的风格色彩,他笔下的诗歌世界充满了鬼气和阴暗之色,却也不乏明洁的色彩。

一、李贺诗歌的总体特征

幽冷、荒诞是李贺诗歌的整体风格。杜牧在《李长吉诗歌序》中曾用“鲸鳌掷,牛鬼蛇神,不足为其虚荒诞幻也。”概括李贺诗歌总体风格,并高度赞扬了李贺天才般创作才能。钱钟书先生则认为,李贺的苦心创作,专在修辞设色上用力,不考究命意谋篇,同时指出李贺虽然立意谋篇不能情意贯注,而修辞设色,确实有惊心动魄、爽肌刺骨的力量。

钱钟书先生对于李贺诗歌的品评非常独到,钱先生说:“长吉词诡调激,色浓藻密”,概括出了李贺诗“构思奇特、想象诡异、手法新颖、意象跳跃、语言峭奇、瑰丽”等艺术特点。

二、李贺诗歌的文体风格

文体风格的表现总是离不开具体可感的语言形式,用字不仅是语言艺术技巧,同时也是创作主体胸襟、才思的反映。李贺诗歌的文体风格在“炼字”中得到充分体现。钱钟书先生《谈艺录》 “长吉字法”论李贺诗风虚幻荒诞、词诡调激,凝重险急,指出其用字上的特点。李贺用字刻意求奇, “无一句不经百炼”。李贺诗中常常出现创新词,长吉诗中“奇”处处可见。在《感讽五首・其五》中“蟾光挂空秀”的“蟾光”指月;《贵公子夜澜曲》“腰围白玉冷”的“白玉”指腰带;《南山田中行》“冷红泣露娇啼色”中的“冷红”指秋花;以上所举,正是钱先生论李贺用字中所说“长吉好用代词,不肯直说物名。如剑曰‘玉龙’酒曰‘琥珀’”,以新奇之物代替常见之物。

李贺诗中的离奇比喻也同样是求新,李贺抓住喻体的.特征,淋漓尽致的发挥想象。以此向读者展示一个迥异的艺术世界。《大堤曲》中的“今日菖蒲花,明朝枫树老”一句,把难得一见的“菖蒲花”与多节的老“枫树”相对,用“菖蒲花”比喻容易流逝的女子的青春年华,用多节的老“枫树”比喻老丑之状,用这两种植物来曰美曰丑,颇具令人震撼的审美效果。

李贺“好取金石硬性物作比喻”, “昆山玉碎凤凰叫”、 “荒沟古水光如刀”。李贺也喜欢用动词、形容词之“有硬性者”,如“空白凝云颓不流”“霜重鼓寒声不起”。钱钟书说 “长吉化流易为凝重,何以又能险急。曰斯正长吉生面别开处也。”钱先生把李贺诗歌比作如冰山之忽塌,沙漠之疾移,说其“势挟碎块细石而直前,虽固体而具流性也。

李贺诗中修辞手法多样,无论是淋漓尽致的想象,还是天马行空的夸张,都体现了其诗歌的“炼字”艺术,展示了非凡的创造力。

李贺善于营造幽冥凄冷诗境,往往选取一些冷僻的意象。“秋”“月”“霜”“冷”“血”“泪”等意象,如“星依云渚冷,露滴盘中圆”,“竹黄池冷芙蓉死”,“秋明空旷间”,“幽愁秋气上青枫,凉夜波间吟古龙”。这些“冷”的意象更是与“鬼”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钱钟书说李贺能营造出“意境阴冷,悚人毛骨”的鬼的意象。

《南山田中行》中“秋野明,秋风白,塘水虫啧啧。云根台藓山上石,冷红泣露娇啼色。 荒畦九月稻叉牙,蛰萤低飞陇径斜。石脉水流泉滴沙,鬼灯如漆点松花。”这首诗首两句,描绘了秋季原野的景色,秋风掠过的田野、秋风淡白,塘水澄清,虫声唧唧,具有一种素雅、苍茫之感。长满苔藓的石头上,云雾缭绕,红花上依旧缀着冷露,像哭泣的女郎一般。野田稻熟,叉芽待割,这本应是繁荣浑厚之感,可接着,暗淡的残萤在田径上低飞而过,顿时削弱了这种爽朗之感,而后两句更是阴森、凄冷,石隙间的泉水低落到了沙上,冷森的鬼火点缀在松枝之间,上句描画所闻的幽冷,下句描画所见的幽冷。这首诗把深秋时分的原野上的情景描画得鲜明、细致,而诗尾仍未摆脱“冷”的气质,依旧充满幽冷的色彩。由这首诗,我们不仅看到了李贺作为写“冷”大师的用笔之妙,也看到了他诗中所展现不多的明洁、灵动、素雅之感,而这种风格除了一系列“鬼诗”外,在他其他题材诗篇中也能找到,虽然描写的不多,其中也会包含些许抱怨、牢骚,可仍是表现了他那种充满希望,不甘颓老,内心充满欣喜之感的感情。而他的艳情诗虽然会写的直白显露,为人诟病,可是却也有一种放荡洒脱的情绪于其中,旖旎之气十足。这也就是杜牧为李贺诗歌诗集作序所说:“云烟绵联,不足为其态也;水之迢迢,不足为其情也;春之盎盎,不足为其和也;秋之明洁,不足为其格也”。

综上所诉,李贺凭借其奇气、其奇才,在百花争艳的唐代诗坛上独放异采。钱钟书先生以敏锐而独到的观察力对李贺诗歌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和评论,他对于李贺诗歌的整体把握,对于李贺修辞设色的鉴赏,对于他炼字艺术的品评,都为我们研究李贺提供了宝贵的理论依据。

篇3:《李长歌》

硕大斗笠戴在头顶,我睁大惊愕的眼晴。兄弟间竟然可以杀戮,一代明君还万古留名。我该怎样面对世界?我的生活信仰何去何匆?浩瀚宇宙无边无际,我唯有在飘渺江湖里漂零。披上宽宽斗篷,纤纤素手将发儿拨弄,今后的岁月里,喊杀声时时嘹亮,我足行处刀光剑影。独处处轻抚斗笠,因为热爱这片土地,斗笠伴我安渡余生。

初二:我乃佳人

篇4:李比较白和杜甫诗歌风格

李比较白和杜甫诗歌风格

李白和杜甫是中国唐代诗歌的乃至中国古代文学的两座高峰,我们分别称他们为“诗仙”“诗圣”.他们共同经历了唐王朝由极盛到动乱的历史。面对这个乱世,他们形成了迥然不同的诗歌艺术风格和个人性格。

李白诗歌的风格形成于唐帝国最强盛的年代,以抒发个人情怀为中心,咏唱对自由人生个人价值的渴望与追求。(《中国文学史》)他的诗自由奔放明白顺畅想象丰富气势宏大。他继承了自《楚辞》以来的浪漫主义传统发展出自己独到的风格。

杜甫的诗歌风格形成于安史之乱时期并逐渐在苦难中成形。杜甫深入社会并关切政治和民生疾苦,重视写实。他背负着对国家和民族任务的沉重责任忠实描绘时代的面貌和自己内心的感受。杜甫“没饭不忘君”,艺术风格沉郁顿挫.自中唐到宋代以来都继承了杜甫的写实风格.尤其是宋代江西诗派更是杜甫视为宗祖.他的影响力巨大.

李白年少时博览群书,“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十五观奇书,作赋凌相如”.他还仗剑任侠,“十五好剑术,遍于诸侯”。(《中国文学史》)他年少是曾广有游历。这一切都对李白自由奔放的性格形成有重大影响,还直接导致了他诗歌浪漫主义风格的形成。李白尚武轻儒,轻财好施,喜欢豪饮。他的人生理想既是超脱又是积极入世的。他的人格魅力也是别人所不能及的。

杜甫出身于官宦世家,其祖父杜审言是初唐重要诗人,所以对杜甫来说从仕与诗歌都是家业。他曾对儿子说“诗是吾家事“。杜甫深受儒家文化教养,终身都有辅佐君王的愿望,又加上自身一生的穷困潦倒,从而形成了他忧国忧民悲天悯人的性格。他的诗歌也因此偏重于现实主义。

李白终其一生都徘徊在出仕与高蹈之间。他在《蜀道难》中着力描绘了秦蜀道路上奇丽惊险的山川,从中透露了对社会的某种忧虑,他说“黄鹤之飞尚不得过”“剑阁峥嵘而崔嵬”这可能是对当时政局混乱他抑郁不得志的一种隐喻。在他的《行路难》中他用“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等太行雪满山”来形容自己艰难处境。由于当时高力士杨国忠的受宠,贤士都被据在朝门之外,因此他发出了“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的悲叹,但他的乐观主义天性又使他对理想追求都是执着的。他唱出了“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的充满信心与展望的强音。在《夜泊牛渚怀古》中他写道“登舟望秋月,空忆谢将军。余亦能高咏,斯人不可闻。”借用谢尚知遇袁宏的典故来表明自己的怀才不遇渴望知音的心情。以上都说明李白对仕宦生涯是积极的。而另一方面李白又受道家的影响,不时又有高蹈出世的想法,而且他也曾在深山隐居过。在《庐山遥寄卢侍御虚舟》中他说“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手持绿玉杖,朝别黄鹤楼。五岳寻山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表现了他对道家的崇信和对儒家的嘲弄和摆脱世情追求神仙生活的感情。在《梦游天姥吟留别》中他描写奇幻的梦境表达了对神仙世界的向往,最后他说“安能催眉事权贵,使我不能开心颜”表明了自己洁身自好不同流合污的志向。可以说李白的一生都在出世入世的矛盾中彳亍着。

而杜甫就简单的多。他一生都在谋求获得官位。“奉儒守官,未坠素业”(《进雕赋表》)。他一生都相信自己能有朝一日“致君尧舜上,再使民风淳”。这种精神一直渗透在杜甫诗的字里行间他的七律《登楼》“花近高楼伤客心,万方多难此登临。锦江春色来天地,玉垒浮云变古今。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寇盗莫相侵。可怜后主还祠庙,日暮聊为梁甫吟。”这首诗十分能体现杜甫诗歌的`特点,诗开头就以景色引出作者心绪,与“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一样有动人的对比。其后写出“万方多难”的境况,最后写出个人报负,他想像诸葛亮一样建功立业。全诗即景抒情写山川联系古往今来社会的变化,说人事又借助自然景物,互相渗透互相包容。熔自然景物国家灾难个人情感于一炉,体现了诗人沉郁顿挫的风格。他的《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写的是唐军攻克安史老巢后诗人听到消息后的喜悦。全诗以流走的音韵真挚的情感快速的节奏而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他的《登高》全诗对仗工整,写景抒情融合一体。前两联写景,后两联结合自身衰老,归结到零落潦倒的根源。其中“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更是千古名句。

在诗体上说李白擅长古歌行体,擅长五七绝句,他性格自由奔放使他不囿于格律音韵,他的《蜀道难》长短参差,他的《宣州谢眺楼饯别校书云》的前两句“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使用的是散文句法。而杜甫精于音律,擅长铺陈排比。因此律诗尤其是七律是他的长处。在诗的音美形美的方面李白稍逊于杜甫。而在风格美方面,李白的飘逸豪迈,谈吐天然是别人所不能学的。李白直抒胸臆多,乐则大笑悲则大号。而杜甫的诗多含蓄曲折沉郁顿挫。这也是年轻人多喜欢李白而思想成熟的人多喜欢杜甫的一个原因。

李白热爱现实生活中的一切美好事务而对不合理现象毫无顾忌的投之以轻蔑。这种已被现实所牢笼却不愿接受想征服现实的的态度,与杜甫那种始终以严肃的悲悯的心情注视关心祖国人民命运那种现实主义精神是相反而本质又相同的。用韩愈的话说:“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他们的艺术成就和高风亮节永远是中国文化的代表。

公元744年,杜甫与李白初次相逢于洛阳,两位诗坛泰斗一见如故,同饮同醉,携手同游,度过了一段彼此难忘的日子。

杜甫在成都做节度使严武的幕客时,生活还算安定。闲暇时常想起与李白相处的日子,这时他们阔别已经十多年了。想起那一段令人难忘的好时光,杜甫总感慨不已,颇为怀念。

如今正是仲春时节,蓉城景色秀美,心旷神怡,李白若能来此同游,那该是何等美事。一代豪放的诗仙,在这兵荒马乱的动荡年代,将栖息于何处?想到这里,诗人不禁提笔做诗,写了一首五律《春日忆李白》,开头四句是:

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 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

杜甫在诗中对李白是这样赞许的:庾信的诗清新而不俊逸,鲍照的诗俊逸而不清新,而李白的诗兼而有之,其清新俊逸之风实在是无人可以匹敌的。

但李白与杜甫在诗歌创作上,有着很大的不同及价值取向。我们可以从下列几点来比较李白和杜甫:

一、 思想:李白的诗,很多表现出求仙出世和及时行乐的思想;杜甫的诗,很多表现出忧时伤世,悲天悯人的思想。所以李白被称为“诗仙”,杜甫被称为“诗圣”。

二、 风格:李白经常用夸张的手法,生动的比喻,抒发出热烈奔放的感情;杜甫经常用刚健的手法,深沉的思考,表现对社会实况的深厚同情。李白偏向于浪漫,杜甫偏向于写实。

三、 擅长的体裁:两人都能写各种体裁的诗歌,但李白的七言古诗和绝句写得最好,而杜甫的律诗写得最好。

李白和杜甫是中国诗歌史上两座并峙的高峰。李白的诗更能表现盛唐文人意气风发、积极进取的精神风貌,而杜甫的诗则更能反映国破家亡、民不聊生的社会现实。李白天才放逸,诗歌自成一体,是天授的奇才;杜甫当世英才,诗歌兼备众体,是人能的极致。李白的诗对于后代爱好豪放诗风、具有奇特想象力的诗人有深远的影响。杜甫的诗对于后代关怀社会现实、重视诗法变化和字句锻炼的诗人影响更大。韩愈说得好:“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他们两人都是我国伟大的诗人,两人的诗,是各有长处的。

篇5:李贺的诗词风格

李贺的诗词风格

有诗鬼之称的李贺的诗词风格是怎样的呢?了解李贺的诗词风格,有助于赏析李贺的诗词,也是了解李贺性格的重要因素。

李贺诗受楚辞、古乐府、齐梁宫体、李杜、韩愈等多方面影响,经自己熔铸、苦吟,形成非常独特的风格。李诗最大的特色,就是想象丰富奇特、语言瑰丽奇峭。长吉上访天河、游月宫;下论古今、探鬼魅,他的想象神奇瑰丽、旖旎绚烂。长吉刻意锤炼语言,造语奇隽,凝练峭拔,色彩浓丽。他的笔下有许多精警、奇峭而有独创性的语言。如“羲和敲日玻璃声”(《秦王饮酒》)、“银浦流云学水声”(《天上谣》)、“玉轮轧露湿团光”(《梦天》)等匪夷所思的奇语,比比皆是。可以说,尚“奇”是长吉所处的时代、特别是他的良师益友韩愈所代表的韩孟诗派共同的追求。他也有不少明快易懂的作品,如《勉爱行》、《感讽五首》其一、《京城》、《嘲少年》等。与“诗仙”李白,“诗圣”杜甫,“诗豪”刘禹锡,“诗魔”白居易一样,另有四字真言,鬼、泣、血、死,故被称为”诗鬼“。

长吉诗的另一大特点就是较多地写古体诗、写乐府,很少写当时流行的近体诗,现存诗作无一首七律。李贺在乐府诗的继承和创新方面作出了杰出贡献,借古寓今,或讽或叹,灵活多变,涣然有新意。在同时代的.“元白”、“张(籍)、王(建)”两派乐府外,别开境界,独树一帜。他特别擅长短篇,如《天上谣》、《梦天》、《帝子歌》等,是后人称为“长吉体”的代表作。在唐代,李商隐、温庭筠的古诗,就是走李贺所开辟的道路。宋人贺铸、周邦彦、刘克庄、谢翱、文天祥,元人萨都剌、杨维桢,明人汤显祖,清人曹雪芹、黎简、姚燮,都受到李贺诗的影响。

杜牧(《李长吉歌诗叙》)赞之为“骚之苗裔。”王夫之(《唐诗评选》)说:“长吉于讽刺,直以声情动今古”,“真与供奉(李白)为敌。”毛先舒《诗辨坻》说:“大历以后,解乐府遗法者,惟李贺一人。设色浓妙,而词旨多寓篇外。刻于撰语,浑于用意。”薛雪(《一瓢诗话》)认为:“唐人乐府,首推李、杜,而李奉礼、温助教(即温庭筠),尤益另炷瓣香。”沈德潜(《唐诗别裁集》):“依约楚辞,而意取幽奥,辞取环奇。”高棅称他为“天纵奇才”(《唐诗品汇》);姚文燮以为他“力挽颓风”(《昌谷集注凡例》);黎简甚至说:“论长吉每道是鬼才,而其为仙语,乃李白所不及”。鲁迅先生同情李贺的不幸,且“年轻时较爱读唐朝李贺的诗”,在他手书古人的诗文中,李贺是最多的一位。毛泽东主席与陈毅元帅探讨诗词时也曾说:“李贺的诗很值得一读,不知你有兴趣否?”(《致陈毅》)

毋庸讳言,李贺的诗也有不少缺点。一方面由于过分雕琢求奇,有的作品语意晦涩、堆砌词藻,艺术形象欠完整,情思脉络欠连贯。杜牧含蓄地说:“贺能探寻前事,所以深叹恨古今未尝道者,如《金铜仙人辞汉歌》、《还自会稽歌》,求取情状,离绝远去笔墨畦径间,亦殊不能知之。”钱钟书评曰:“长吉穿幽入仄,惨淡经营,都在修辞设色,举凡谋篇命意,均落第二义。”《谈艺录》另一方面由于李贺仕进无路,体弱多病,尽管是一个青年诗人,术特色李贺的诗想象力丰富,意境诡异华丽,常用些险韵奇字,作品中出现的“死”字达20多个﹐“老”字达50多个,风格同唐朝其他诗人迥然不同。他的诗作内容有一部分承袭了屈原《楚辞》中《山鬼》、《国殇》等篇的传统,如《神弦曲》、《雁门太守行》、《金铜仙人辞汉歌》等。另一部分则很有现实主义风格,如《老夫采玉歌》,反映了贫民生活的艰苦。同时他的诗中也流露出对好景不常、时光易逝的感伤情绪。贬李者说是“牛鬼蛇神太甚”(张表臣《珊瑚钩诗话》),甚至认为是“诗之妖”(潘德舆《养一斋诗话》)。王世贞用一个“过”字来简要概括长吉诗,还是很有道理的。

李贺简介

李贺(790~816),字长吉,世称李长吉、鬼才、诗鬼、李昌谷、李奉礼,与李白、李商隐三人并称唐代“三李”。自称陇西长吉、庞眉书客、唐诸王孙、李长吉。李贺祖籍陇西,生于福昌县昌谷(今河南洛阳宜阳县)。家居福昌之昌谷,后人因称李昌谷.体貌细瘦,巨鼻,通眉,长指爪.因仕途失意,就把全部精力用在写诗上.外出时背一破囊,得句即写投囊中,暮归足成诗篇.他的母亲见他作诗辛苦,责怪说:”是儿要当呕出心乃已尔.“唐宗室郑王李亮后裔。虽家道没落,但李贺志向远大,勤奋苦学,博览群书,顺利通过河南府试,获得了“乡贡进士”的资格。但李贺的竞争者毁谤他,说他父名晋肃,当避父讳,不得举进士。韩愈曾为此作《讳辩》,驳斥无耻奥步,鼓励李贺应试。但无奈“阖扇未开逢猰犬,那知坚都相草草”,礼部官员昏庸草率,李贺虽应举赴京、却未能应试,遭馋落第。一生愁苦多病,仅做过3年从九品微官奉礼郎,因病27岁卒。李贺是中唐的浪漫主义诗人,又是中唐到晚唐诗风转变期的一个代表者。他所写的诗大多是慨叹生不逢时和内心苦闷,抒发对理想、抱负的追求;对当时藩镇割据、宦官专权和人民所受的残酷剥削都有所反映。他喜欢在神话故事、鬼魅世界里驰骋,以其大胆、诡异的想象力,构造出波谲云诡、迷离惝恍的艺术境界,抒发好景不长、时光易逝的感伤情绪,他因此被后人称为“诗鬼”。

篇6:李贺诗的风格

李贺诗的风格

李贺的诗,不论何种内容,想象都非常丰富,是著名的浪漫主义的诗人。那么李贺诗是什么风格呢?让我们来探究一下。

李贺诗受楚辞、古乐府、齐梁宫体、李杜、韩愈等多方面影响,经自己熔铸、苦吟,形成非常独特的风格。李诗最大的特色,就是想象丰富奇特、语言瑰丽奇峭。长吉上访天河、游月宫;下论古今、探鬼魅,他的想象神奇瑰丽、旖旎绚烂。长吉刻意锤炼语言,造语奇隽,凝练峭拔,色彩浓丽。他的笔下有许多精警、奇峭而有独创性的语言。如“羲和敲日玻璃声”(《秦王饮酒》)、“银浦流云学水声”(《天上谣》)、“玉轮轧露湿团光”(《梦天》)等匪夷所思的奇语,比比皆是。可以说,尚“奇”是长吉所处的时代、特别是他的良师益友韩愈所代表的韩孟诗派共同的追求。他也有不少明快易懂的.作品,如《勉爱行》、《感讽五首》其一、《京城》、《嘲少年》等。与“诗仙”李白,“诗圣”杜甫,“诗豪”刘禹锡,“诗魔”白居易一样,另有四字真言,鬼、泣、血、死,故被称为”诗鬼"。

长吉诗的另一大特点就是较多地写古体诗、写乐府,很少写当时流行的近体诗,现存诗作无一首七律。李贺在乐府诗的继承和创新方面作出了杰出贡献,借古寓今,或讽或叹,灵活多变,涣然有新意。在同时代的“元白”、“张(籍)、王(建)”两派乐府外,别开境界,独树一帜。他特别擅长短篇,如《天上谣》、《梦天》、《帝子歌》等,是后人称为“长吉体”的代表作。在唐代,李商隐、温庭筠的古诗,就是走李贺所开辟的道路。宋人贺铸、周邦彦、刘克庄、谢翱、文天祥,元人萨都剌、杨维桢,明人汤显祖,清人曹雪芹、黎简、姚燮,都受到李贺诗的影响。

杜牧(《李长吉歌诗叙》)赞之为“骚之苗裔。”王夫之(《唐诗评选》)说:“长吉于讽刺,直以声情动今古”,“真与供奉(李白)为敌。”毛先舒《诗辨坻》说:“大历以后,解乐府遗法者,惟李贺一人。设色浓妙,而词旨多寓篇外。刻于撰语,浑于用意。”薛雪(《一瓢诗话》)认为:“唐人乐府,首推李、杜,而李奉礼、温助教(即温庭筠),尤益另炷瓣香。”沈德潜(《唐诗别裁集》):“依约楚辞,而意取幽奥,辞取环奇。”高棅称他为“天纵奇才”(《唐诗品汇》);姚文燮以为他“力挽颓风”(《昌谷集注凡例》);黎简甚至说:“论长吉每道是鬼才,而其为仙语,乃李白所不及”。鲁迅先生同情李贺的不幸,且“年轻时较爱读唐朝李贺的诗”,在他手书古人的诗文中,李贺是最多的一位。毛泽东主席与陈毅元帅探讨诗词时也曾说:“李贺的诗很值得一读,不知你有兴趣否?”(《致陈毅》)

毋庸讳言,李贺的诗也有不少缺点。一方面由于过分雕琢求奇,有的作品语意晦涩、堆砌词藻,艺术形象欠完整,情思脉络欠连贯。杜牧含蓄地说:“贺能探寻前事,所以深叹恨古今未尝道者,如《金铜仙人辞汉歌》、《还自会稽歌》,求取情状,离绝远去笔墨畦径间,亦殊不能知之。”钱钟书评曰:“长吉穿幽入仄,惨淡经营,都在修辞设色,举凡谋篇命意,均落第二义。”《谈艺录》另一方面由于李贺仕进无路,体弱多病,尽管是一个青年诗人,术特色李贺的诗想象力丰富,意境诡异华丽,常用些险韵奇字,作品中出现的“死”字达20多个﹐“老”字达50多个,风格同唐朝其他诗人迥然不同。他的诗作内容有一部分承袭了屈原《楚辞》中《山鬼》、《国殇》等篇的传统,如《神弦曲》、《雁门太守行》、《金铜仙人辞汉歌》等。另一部分则很有现实主义风格,如《老夫采玉歌》,反映了贫民生活的艰苦。同时他的诗中也流露出对好景不常、时光易逝的感伤情绪。贬李者说是“牛鬼蛇神太甚”(张表臣《珊瑚钩诗话》),甚至认为是“诗之妖”(潘德舆《养一斋诗话》)。王世贞用一个“过”字来简要概括长吉诗,还是很有道理的。

篇7:李贺诗歌奇诡风格

李贺诗歌奇诡风格

在李贺短短的27年生涯中,他体弱多病,命运坎坷,仕进无路,空有抱负而无处施展,于是他将全部精力投入到诗歌创作中,把他内心极为浓郁的伤感情绪和幽僻怪诞的个性特征,都写进了诗歌中。

在中国文学史上,李贺以其诗歌奇特的风格和影响而引人瞩目。他年仅二十七岁便不幸早天,遗留在世的作品也不过二百多篇,可是却能在名家卓立的中唐诗坛上别开蹊径,崛起于大家的门庭堂芜之外,杜牧为他写序,盛赞其诗歌之美;李商隐为其立传,称他为“不独地上少,即天上亦不多”的奇才;皮日休赞许李贺为自李白以来百年内诗歌之翘楚。后世诸多诗人都对他推崇备至。吴汝纶《跋李长吉诗评注》说:“昌谷诗上继杜韩,下开玉奚,雄深俊伟,包有万象,其规模意度,卓然为一大家。”

一、李贺的诗歌风格

幽冥凄冷是李贺诗歌的主体格调。杜牧曾以诗人所独有的艺术敏感力,用诗的语言形象指出李贺诗歌的特征:“贺,唐皇诸孙,字长吉。元和中,韩吏部亦颇道其歌诗。云烟绵连,不足为其态也;水之迢迢,不足为其情也;春之盎盎,不足为其和也;秋之明洁,不足为其格也;风墙阵马,不足为其勇也;瓦棺篆鼎,不足为其古也;时花美女,不足为其色也;荒国陟殿,梗莽丘垅,不足为其怨恨悲愁也;鲸嘧鳌掷,牛鬼蛇神,不足为其虚荒诞幻也”。十分鲜明地说出了李贺诗歌奇诡冷艳的特点。

李贺诗歌不屑作平常语,“辞必穷力而追新”审美趣味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的,只是一味的搬用传统,常常难以创作出优秀的诗篇来。所以,对前人常表现的题材,李贺不愿步人后尘,而是以新奇取胜。例如:“思牵今夜肠应直,雨冷香魂吊书客。秋坟鬼唱鲍家诗,恨血千年土中碧!”(《秋来》)人们习惯上以“肠回”、“肠断”表示悲痛欲绝的感情,李贺却一空依傍,自铸新词.采用“肠直”的说法,愁思索绕心头,把纤曲百结的心肠牵直,形象地写出了诗人愁思的深重、强烈,可见他用语的新奇。凭吊之事只见于生者之于死者,他却反过来说鬼魂前来凭吊自己这个不幸的生者,更是石破天惊的诗中奇笔。

李贺素以富于想象著称,并且他思路的展开以及想象的衔接处多异于常理,充满错觉与幻觉。故所写诗歌也常常有奇幻的特色。如《梦天》中的“老兔寒檐泣天色,云楼半开壁斜白”,“遥望齐州九点烟,一泓海水杯中泻”,取奇幻之象,构成包容诗人对月宫,对人世沧桑深沉感慨的意象,实现了尘世与天国的极富生命寓意的时空转换,显得无比奇幻怪谲。再如他的《天上谣》:“天河夜转漂回星,银浦流云学水声。玉宫桂树花未落,仙妾采香垂骊缨。秦妃卷帘北窗晓,窗前植桐青凤小。王子吹笙鹅管长,呼龙耕烟种瑶草。粉霞红绶藕丝裙,青洲步拾兰苕春。东指羲和能走马,海尘新生石山下。”这首诗想象富丽,具有浓烈的浪漫气息。诗人运用神话传说,创造出种种新奇瑰丽的幻境来。诗中所提到的人物和铺叙的某些情节,都是神话传说中的内容。但诗人又借助于想象,把它们加以改造,使之更加具体鲜明,也更加新奇美丽。象“王子吹笙鹅管长,呼龙耕烟种瑶草”,不仅使王子吹的笙有形可见,而且鲜明地展示了“龙耕”的美妙境界。总之,诗人把对现实生活的感受与心中虚幻世界融为一体,用诗歌传达他内心的奇情幽思。

李贺还常常选择一些冷僻的意象,构成幽冥凄冷的诗境。例如《秋来》“桐风惊心壮士苦,衰灯络纬啼寒素。谁看青简一编书,不遣花虫粉空蠹?思牵今夜肠应直,雨冷香魂吊书客。秋坟鬼唱鲍家诗,恨血千年土中碧。”诗人画出了一幅多么凄清幽冷的画面,而且有画外音,在风雨淋漓之中,仿佛隐隐约约听到秋坟中的鬼魂,在唱着鲍照当年抒发“长恨”的诗,他的遗恨就象苌弘的碧血那样永远难以消释!一个凄冷的世界展现在我们面前。其他如“嗷嗷鬼母秋郊哭”(《春坊正字剑子歌》),“桂叶刷风桂子坠,青狸哭血寒狐死。百年老鹄成木魅,笑声碧火巢中起。”(《神弦曲》)“鬼灯如漆点松花”(《南山田中行》)等,意象寒气逼人,透出阴幽之境,给人阴森恐怖之感,使人觉得诗中多鬼气,非白昼之下不敢读也。

李贺对于诗歌物象的色彩描写,多喜用冷艳色调的语言。如写红,有“冷红”、“愁红”,写绿,有“凝绿”、“寒绿”、“颓绿”,还有“青紫”、“酸风”等。他宛如一位高明的画家,特别善于着色,以色示物,以色感人,不只是勾勒轮廓而已。并在关键色彩上加以哀伤字眼,注入强烈的主观感受,使其诗歌呈现出凄冷格调及病态美的特征。他常常把多种色彩交织起来,构成一幅幅裱艳斑驳,令人目乱神迷的画面。如《雁门太守行》:“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燕脂凝夜紫。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报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一般说来,写悲壮惨烈的战斗场面不宜使用表现裱艳色彩的词语,而李贺这首诗几乎旬旬都有鲜明的色彩,其中如金色、胭脂色和紫红色,非但鲜明,而且裱艳,它们和黑色、秋色、玉白色等等交织在一起,构成色彩斑斓的画面。他借助想象给事物涂上各种各样新奇浓重的色彩,有效地显示了它们的多层次性。有时为了使画面变得更加鲜明,他还把一些性质不同甚至互相矛盾的事物揉合在一起,让它们并行错出,形成强烈的对比。例如用压城的黑云暗喻敌军气焰嚣张,借向日之甲光显示守城将士雄姿英发,两相比照,色彩鲜明,给人以感官刺激,造成浓烈的悲壮气氛和心理效果,具有强烈的感染力。

二、李贺心境产生的原因

中唐诗坛产生出李贺这种具有鲜明风格的诗歌,一方面是唐诗发展的必然趋势决定的。唐诗到李杜,题材的广泛、手法的`变化、体裁的运用都达到了极高的境地。他们是丰碑,更是不易跨越的高峰。中唐诗人的境况即是如此:前辈诗人的辉煌成就可以给他们以借鉴,诗坛的喧嚣过后他们能够在师承之中冷静地有所扬弃,有所创新——形势逼着他们要有更细微的观察体会,更深刻的挖掘,更广泛的开拓。

但是,李贺奇诡凄冷诗歌风格的形成更主要的是李贺在多方面因素影响下,创作主体的忧愁苦闷的心境对其产生的作用。这是李贺诗歌风格缘起的最具决定意义的一面,也是理解李贺诗歌的一把钥匙。

李贺一生,备受压抑之苦,使得他的心灵有时变得畸形而异于常态,内心忧愁苦闷,而形成他忧愁苦闷心境的原因首先应是当时社会的中衰气象:兴盛一时的大唐帝国,经历安史之乱后,已显露出衰败的迹象。当时藩镇割据严重,朝廷内朋党斗争激烈。元和时代短暂的中兴也并未使帝国再现辉煌,只是回光返照,转眼又呈萧瑟衰朽之象。这个时代的诗人们,一方面经历了前辈诗人没有经历过的政局动荡和贫困生活,思考的深刻,体味的沉痛也非前人可比。但另一方面,他们已少有前辈诗人的宽广胸怀和阔大气象。中唐诗坛上作品题材多琐屑细小,微观的挖掘是更加深邃了,相比之下,宏观把握上即显得不足。中唐诗人的眼光常局限于自身的困顿遭遇,他们既不象具有蓬勃青春气息的盛唐诗人那样志向远大,也不象晚唐诗人那样近于一无所有后的悲哀。中唐诗人处在他-者之间,在他们的作品中,往往是那种欲说还休,失望和希望混杂的尴尬和无奈,这一点在李贺诗歌中则是常常贯注的凄恻、幽冷而又奇崛之气。他的诗歌中没有衰败到极点的深深叹息,而是在绝望中仍有丝丝的希望和寄托的激荡不平:这种忧愁、凄怆的气象正和那个时代的社会背景吻合,也充分体现了时代背景对李贺内心的愁苦心境的影响,乃至对其诗歌风格的影响。

其次是仕途受阻怀才不遇的功名苦痛对其心境的影响。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向来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人生最高境界。而在唐代,这种人生最高境界的实现,往往要依靠在科举考试上。李贺是唐宗室后裔,但家世衰落,他少时聪慧而有诗名,志向远大,自恃甚高。在诗中一再以“皇孙”、“宗孙”、“唐诸王孙”称呼自己,希望通过科考置身通显。《旧唐书》谓李贺“七岁能辞章。”唐人赵磷《因话录》云:“张司业籍善歌行,李贺能为新乐府,当时言歌篇者,宗此二人。”而且《旧唐书》甚至把李贺与先辈诗人李益相提并论:“贞元末,名(李益)于宗人贺(李贺)相桴,每一篇成,乐工争相贿求取之,被声歌,供奉天子。”

然而,在李贺准备考试时却因为父名而不能参加进士考试。仕途功名的无望,对自恃甚高的李贺来说,无疑是巨大的打击。心中充满找不到出路的哀伤和雄才难展的激愤:“束发方读书,谋身苦不早。……狭行无廓落,壮士徒轻躁”《春归昌谷》清人姚文燮注此诗云:“高才为时所嫉,如好鸟之处缯檄,嘉鱼之再笼罩,安能振羽鼓鳞,任我飞跃?举步穷途,轻躁又安庸乎!”可谓一语中的。实际上,李贺在很长时间内仍是对抱负的实现有信心的。因此,如果要探求李贺在仕途受阻,功名不就的情况下的真实心境,我们还要聆听诗人冷静思考时的心声。“落莫谁家子?来感长安秋。壮年抱羁恨,梦泣生白头。瘦马秣败草,雨沫飘寒沟。南宫古帘暗,湿景传签筹。家山远千里,云脚天东头。忧眠枕剑匣,客帐梦封侯。”这首《崇义里滞雨》较好的表现了李贺对自己仕进遭遇的思考,“忧眠”之忧,“梦封侯”之梦.道出诗人心中对未来的不安及对功名难以实现的感慨。而诗中的“壮年抱羁恨,梦泣生白头”则是诗人生存状态的真实写照。开篇之“落莫”二字,不仅在精神上表现了诗人心中的苦寂,还透露出此诗是李贺的心声倾诉,是诗人愁苦心境的写照。随着时光流逝,希望进一步幻灭,李贺心中的苦寂日益沉重,“长安有男儿,二十心已朽。”(《赠陈商》)我们知道,在现实社会,一个人的名字如果能为同时代的人所了解,一个人如果功成名就,他的生命的价值就得到体现。但功名的是否成就,常常是难以如人愿的。于是,这种对功名的向往与这种向往难以实现的矛盾,便一直紧扣诗人的心弦,使得“建功立业”和“怀才不遇”的咏叹,在文学创作中长盛不衰。李贺这一点要比别人不幸的多,他连追求功名的资格都没有了。“秋风吹地百草干,华荣碧影生晚寒。我当二十不如意,一心愁谢如枯兰。”(《开愁歌》)仕途希望的幻灭,带来的是内心的忧愁苦闷。

可见,年少才高的李贺,对功名的追求是有很大信心的,但客观的原因却使他满腔抱负化为泡影,这种来自仕途的打击对他身心构成了极大的伤害,使他心神交瘁,末老先衰。这就使他诗歌充满凄冷的悲情色彩。再次是生存的苦痛对李贺心境的影响。与仕途无缘后,诗人的生存环境日趋恶化。李贺一向自诩为“王孙”,其实家道早已日趋衰落,成为孤寒之士而且,李贺自小体弱多病,充满李贺诗集的,多有诗人感于疾病缠身的苦吟。“咽咽学楚吟,病骨伤幽素。秋姿白发生,木叶啼风雨。灯青兰膏歇,落照飞蛾舞。古壁生凝尘,羁魂梦中语。”《伤心行》这首诗篇把物质的贫乏与身体得病痛连在一起,有力的表现出李贺内心的极大悲伤。“冻馆闻弦惊病容,药囊暂别龙须席。”(《听颖师弹琴歌>)身居京都繁华地,李贺非但未能春风得意,且怀才不遇,使诗人积愁成疾,以病客自居。“日夕著书罢,惊霜落素丝”<咏怀二酋其二》,诗人一次又一次的为自己未老先衰的个体生命而伤心不已,并体味到深幽的生命悲剧意识。困顿的生活和恶劣的身体条件使他十分容易感受生命的脆弱。诗人在表现这种愁苦心态时,又常常是在裱艳富丽之中进发出悲帐凄厉之声,酣歌醉舞,兴高采烈之时撒下黯然神伤之泪。如(-月》:“二月饮酒采桑津,宜男草生兰笑人,蒲如交剑风如薰。劳劳胡燕怨酣春,薇帐逗烟生绿尘。金翘峨髻愁暮云,沓飒起舞真珠裙。津头送别唱流水,酒客背寒南山死。”此诗前八旬描绘风和El丽、花鸟芳妍的仲春风光以及美人的酣歌畅舞,气氛浓艳热烈。但诗末一句陡转“酒客背寒南山死”,南山都要死去,何况人呢?裱丽之中深蕴凄冷的情调,构成幽冷的诗境。

前途无望,体弱多病,使李贺陷入了无限的孤寂和痛苦中,而来自死亡的威胁,更令李贺胆战心惊,这种诗人内心痛苦的心境使其诗歌多显幽冥凄冷的鬼气。因此,李贺写到了幽冥世界。他“鬼诗”仅十来首,只占其全部作品的二十分之一左右,但“鬼”却与他结下了不解之缘。严羽《沧浪诗话》说:“人言‘太白诗仙,长吉鬼才’。不然,太白天仙之词,长吉鬼仙之词而。”然而,李贺并不是脱离人而单纯的写鬼,如《苏小小墓》:“幽兰露,如啼眼。无物结同心,烟花不堪剪。草如茵,松如盖,风为裳,水为骊。油壁车,夕相待。冷翠烛,劳光彩。西陵下,风吹雨。”这首诗以景起兴,通过景物幻出人物形象,把写景、拟人融合为一体。写幽兰,写露珠,写烟花,写芳草,写青松,写春风,写流水,笔笔是写景,却又笔笔在写人。写景即是写人。把景与人巧妙地结合在一起,既描写了景物,创造出鬼魂活动的环境气氛,同时也就塑造出了人物形象,使读者睹景见人。诗中美好的景物,不仅烘托出苏小小鬼魂形象的婉媚多姿,同时也反衬出她心境的落寞凄凉,她是那样的一往情深,即使身死为鬼,也不忘与所思缚结同心。她又是那样的牢落不偶,死生异路,竟然不能了却心愿。她怀着缠绵不尽的哀怨在冥路游荡。在苏小小这个形象身上,我们可以隐约看到诗人自己的影子。诗人也有他的追求和理想,就是为挽救多灾多难的李唐王朝做一番事业。然而。他生不逢时,奇才不被赏识,他也是“无物结同心”!诗人使自己空寂幽冷的心境,通过苏4-,4,的形象得到了充分流露。在绮丽裱艳的背后,有着哀激孤愤之思,“鬼魂,只是一种形式,他所反映的,是人世的内容,它所表现的是人的思想感情。”

三、李贺的心境与诗歌风格的关系

盛世不复,壮志不遂,生命不永等种种因素共同整合了李贺生命的悲剧意识。在他诗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青年诗人在命运面前的痛苦心灵浪漫的理想和困顿的现实之间的冲突,使李贺心中充满忧郁,这种忧郁又转化为一种深沉的生命的悲剧意识。人生短促,光阴易逝,怀才不遇,再加上李贺赢弱多病,对生命的悲剧意识便尤其敏感。谁的理想与现实条件之间的差距越大,谁的痛苦就越深。而人在现实中屡遭挫折之后,又会更强烈地感受到生命短促、时光易逝的悲哀。因而这生命的悲剧意识,构成了李贺诗歌的主旋律,他常把对生命与理想的忧郁和痛苦放在心中反复咀嚼,写在诗中,如《秋来》:桐风惊心壮士苦,衰灯络纬啼寒素。谁看青简一编书,不遣花虫粉空蠢。思牵今夜肠应直,雨冷香魂吊书客。秋坟鬼唱鲍家诗,恨血千年土中碧。这种忧郁与激愤的情绪,渗透了李贺的大部分诗歌。从个人命运出发,感受、体验和对抗自然与社会对人的压抑,是李贺诗的主要内容。钱钟书在《谈艺录》中说:“细玩昌谷集,含诧傺牢骚,时一抒泄而外,尚有一作意,屡见不鲜。其于光阴之速,年命之短,世变无涯,人生有尽,每感怅低徊,长言咏叹。”他不能指望建功立业,不能指望生命长存,便以他自己的天赋,敏锐的感觉力,对生命的短暂进行咏叹,于是他便写黑暗,写幽寂,着意创造出一种奇诡冷艳的意境。“在他的诗中,‘死、恨、愁、涕、泣、寒、涩’等写恨传恨,表现凄苦心态的词处处可见。在他眼中,似乎一切都在愁:‘别浦今朝暗,罗帷午夜愁’(《七夕》);‘东方风来满眼春,花城柳暗愁杀人’(《三月》)。一切都有恨:‘恨血千年土中碧’(《秋来》);‘无情有恨何人见’(《昌谷北园新笋》)。”从某种意义上讲,正是这种生命悲剧意识使李贺诗歌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

李贺仅二十七岁就告别人世,因此,对自我生命消失的恐慌,李贺要比一般人更敏感强烈,在其敏感的内心影响下,李贺的生命悲剧意识也与众不同。他更多的是从自己坎坷的命运中感到世界的冷漠、残酷,他内心充满苦闷,对现实社会和人生充满排斥,他心中这个世界天昏地暗:“天迷迷,地密密。熊虺食人魂,雪霜断人骨。嗾犬狺狺相索索,舐掌偏宜佩兰客。……毒虬相视振金环,狻猊撰翻吐馋涎。”(《公无出门》)就连山水自然也是阴森森的,他所看到的,是枯死的兰花芙蓉,是衰老的鱼马兔鸦,是残败的虹霓露珠,是朽腐的桐桂竹柏。“老景沉重无惊飞,堕红残萼暗参差”,“离宫散萤天似水,竹黄池冷芙蓉死”(《河南府试十二月乐词》)。李贺常把自己对社会的厌恶幻化为灰暗阴沉的色调,弥漫在自然万物之上。“冷红泣露娇啼色”,“鬼灯如漆点松花。”(《南山田中行》),“咽咽学楚吟,病骨伤幽素。秋姿自发生,木叶啼风雨。”(《伤心行》),“衰灯络纬啼寒素”,“雨冷香魂吊书客”,“秋坟鬼唱鲍家诗”。(《秋来》),这种令人不寒而栗的景象在李贺笔下比比皆是,显然李贺在感物时不自觉的消融了物我的界限,将自己的情绪和感触移植自然万物之上,甚至连自然万物也因此充满了灵性,变得苦寒凄冷。明人王世贞曾云:“李长吉师心,故而作怪,多有出人意表者”。李贺在怀才不遇,功名不就下将其卓越的才华和全部精力都投入到了诗歌创作上,把诗歌作为生命之所在,把他内心极为浓郁的伤感情绪和幽僻怪诞的个性特征,都写进了诗歌中。他的每一句、每一首诗的意象都体现着诗人内心的情感指向,反映着其心灵独特的历程,给人以心理的刺激。李贺搜寻意象时,多偏重于枯寂幽僻的一类,“老”、“死”、“瘦”、“枯”、“硬”这种语汇是他常用的,“秋姿白发生,木叶啼风雨。”(《伤心行》)作为背景的意象是萧杀肃瑟的暮秋冷败之景,然后叠加上一片片树叶在凄风苦雨中飘离枝头,发出如人伤心啼哭般的声响,最后还有苍苍白发,奇诡凄冷的意象,充分表达诗人身处病态社会的烦闷、压抑、凄凉与愤激心绪。再如《将进酒》“琉璃钟,琥珀浓,小槽酒滴真珠红。烹龙炮凤玉脂泣,罗帏绣幕围香风。吹龙笛,击鼍鼓;皓齿歌,细腰舞。况是青春日将暮,桃花乱落如红雨。劝君终日酩酊醉,酒不到刘伶坟上土!”。前三句用一个有浓艳的美酒、珍异的佳肴和美妙的歌舞等组成的色彩鲜艳的意象群来写尽人生乐事。后面却以“桃花零落”,“刘伶坟上土”等组成的意象群来反映人生的无聊与空虚,生动的将诗人心灵深处所隐藏的矛盾与苦闷揭露出来。可见,李贺诗歌的意象是他复杂矛盾的内心世界的反映。有着与诗人审美情趣相适应的特点,从而构成其诗歌奇诡冷艳的风格。这是与其他中唐诗人如韩愈、孟郊等人所不同的,李贺是真正把自己的全部幽苦心境和身心来浇灌诗歌的诗人。他的诗歌可以看作作者的心灵史。公务员之家:

“仕途的失意和个人生活的困顿,使李贺心中总笼罩着一层浓郁愁云,当凄苦的灵魂在阴冷的时代铁砧上锻造着诗篇时,诗句、诗意、诗篇无不带着冷意,透露着凄神怅骨的哀激之思”。内心的忧苦,生命的悲剧意识,使李贺的诗风独具特色,他奇诡的诗歌风格和幽冥凄冷的格调,折射出唐王朝江河日下,为唐王朝唱出首首挽歌。李贺正是以其独特风格成为唐涛中的别调。

篇8:李贺的诗歌风格是什么

李贺的诗歌风格是什么

李贺的诗作有着独特的艺术风格,引人瞩目。那么,李贺的诗歌风格是什么呢?有着怎样的诗歌体会呢?彰显着怎样的艺术魅力呢?

幽冥凄冷是李贺诗歌的主体格调。杜牧曾以诗人所独有的艺术敏感力,用诗的语言形象指出李贺诗歌的特征:“贺,唐皇诸孙,字长吉。元和中,韩吏部亦颇道其歌诗。云烟绵连,不足为其态也;水之迢迢,不足为其情也;春之盎盎,不足为其和也;秋之明洁,不足为其格也;风墙阵马,不足为其勇也;瓦棺篆鼎,不足为其古也;时花美女,不足为其色也;荒国陟殿,梗莽丘垅,不足为其怨恨悲愁也;鲸嘧鳌掷,牛鬼蛇神,不足为其虚荒诞幻也”。十分鲜明地说出了李贺诗歌奇诡冷艳的特点。

李贺诗歌不屑作平常语,“辞必穷力而追新”审美趣味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的,只是一味的搬用传统,常常难以创作出优秀的诗篇来。所以,对前人常表现的题材,李贺不愿步人后尘,而是以新奇取胜。例如:“思牵今夜肠应直,雨冷香魂吊书客。秋坟鬼唱鲍家诗,恨血千年土中碧!”(《秋来》)人们习惯上以“肠回”、“肠断”表示悲痛欲绝的感情,李贺却一空依傍,自铸新词.采用“肠直”的说法,愁思索绕心头,把纤曲百结的心肠牵直,形象地写出了诗人愁思的深重、强烈,可见他用语的新奇。凭吊之事只见于生者之于死者,他却反过来说鬼魂前来凭吊自己这个不幸的生者,更是石破天惊的诗中奇笔。

李贺素以富于想象著称,并且他思路的展开以及想象的衔接处多异于常理,充满错觉与幻觉。故所写诗歌也常常有奇幻的特色。如《梦天》中的“老兔寒檐泣天色,云楼半开壁斜白”,“遥望齐州九点烟,一泓海水杯中泻”,取奇幻之象,构成包容诗人对月宫,对人世沧桑深沉感慨的意象,实现了尘世与天国的极富生命寓意的时空转换,显得无比奇幻怪谲。再如他的《天上谣》:“天河夜转漂回星,银浦流云学水声。玉宫桂树花未落,仙妾采香垂骊缨。秦妃卷帘北窗晓,窗前植桐青凤小。王子吹笙鹅管长,呼龙耕烟种瑶草。粉霞红绶藕丝裙,青洲步拾兰苕春。东指羲和能走马,海尘新生石山下。”这首诗想象富丽,具有浓烈的浪漫气息。诗人运用神话传说,创造出种种新奇瑰丽的幻境来。诗中所提到的人物和铺叙的某些情节,都是神话传说中的内容。但诗人又借助于想象,把它们加以改造,使之更加具体鲜明,也更加新奇美丽。象“王子吹笙鹅管长,呼龙耕烟种瑶草”,不仅使王子吹的笙有形可见,而且鲜明地展示了“龙耕”的.美妙境界。总之,诗人把对现实生活的感受与心中虚幻世界融为一体,用诗歌传达他内心的奇情幽思。

李贺还常常选择一些冷僻的意象,构成幽冥凄冷的诗境。例如《秋来》“桐风惊心壮士苦,衰灯络纬啼寒素。谁看青简一编书,不遣花虫粉空蠹?思牵今夜肠应直,雨冷香魂吊书客。秋坟鬼唱鲍家诗,恨血千年土中碧。”诗人画出了一幅多么凄清幽冷的画面,而且有画外音,在风雨淋漓之中,仿佛隐隐约约听到秋坟中的鬼魂,在唱着鲍照当年抒发“长恨”的诗,他的遗恨就象苌弘的碧血那样永远难以消释!一个凄冷的世界展现在我们面前。其他如“嗷嗷鬼母秋郊哭”(《春坊正字剑子歌》),“桂叶刷风桂子坠,青狸哭血寒狐死。百年老鹄成木魅,笑声碧火巢中起。”(《神弦曲》)“鬼灯如漆点松花”(《南山田中行》)等,意象寒气逼人,透出阴幽之境,给人阴森恐怖之感,使人觉得诗中多鬼气,非白昼之下不敢读也。

李贺对于诗歌物象的色彩描写,多喜用冷艳色调的语言。如写红,有“冷红”、“愁红”,写绿,有“凝绿”、“寒绿”、“颓绿”,还有“青紫”、“酸风”等。他宛如一位高明的画家,特别善于着色,以色示物,以色感人,不只是勾勒轮廓而已。并在关键色彩上加以哀伤字眼,注入强烈的主观感受,使其诗歌呈现出凄冷格调及病态美的特征。他常常把多种色彩交织起来,构成一幅幅裱艳斑驳,令人目乱神迷的画面。如《雁门太守行》:“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燕脂凝夜紫。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报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一般说来,写悲壮惨烈的战斗场面不宜使用表现裱艳色彩的词语,而李贺这首诗几乎旬旬都有鲜明的色彩,其中如金色、胭脂色和紫红色,非但鲜明,而且裱艳,它们和黑色、秋色、玉白色等等交织在一起,构成色彩斑斓的画面。他借助想象给事物涂上各种各样新奇浓重的色彩,有效地显示了它们的多层次性。有时为了使画面变得更加鲜明,他还把一些性质不同甚至互相矛盾的事物揉合在一起,让它们并行错出,形成强烈的对比。例如用压城的黑云暗喻敌军气焰嚣张,借向日之甲光显示守城将士雄姿英发,两相比照,色彩鲜明,给人以感官刺激,造成浓烈的悲壮气氛和心理效果,具有强烈的感染力。

篇9:李善长简介

《大明律》

明代综合性法典。

制定过程吴元年(1367)十月,朱元璋命左丞相李善长、御史中丞刘基等议定律令。十二月,编成《律令》四百三十条,其中律二百八十五条,令一百四十五条。同时又颁《律令直解》,以训释《律令》文意。洪武六年十一月,明太祖朱元璋命刑部尚书刘惟谦等以《律令》为基础,详定大明律。次年二月修成,颁行天下。其篇目仿《唐律》分为《卫禁》、《斗讼》、《诈伪》、《杂律》、《捕亡》、《断狱》、《名例》等十二篇。三十卷,六百零六条。二十二年又对此作较大的修改,以《名例津》冠于篇首,按六部职掌分为吏、户、礼、兵、刑、工六律,共三十卷,四百六十条,传统的法律体例结构至此面目为之大变。三十年五月重新颁布,同时规定废除其他榜文和禁例,决狱以此为准。由于朱元璋严禁嗣君“变乱成法”,此次重颁《大明律》后,终明之世未再修订。有变通之处,则发布诏令或制定条例,辅律而行。弘治十三年(1500)制定《问刑条例》二百七十九条。

嘉靖二十九年(1550)重修,增内三百七十六条;万历十三年(1585)又重修,增内三百八十二条。此后律、例并行。

基本内容包括:《名例律》一卷,四十七条,是全律的纲领。名例是刑名和法例的简称。它规定了对不同等级、不同犯罪行为论罪判刑的基本原则。其中“五刑”条规定刑有五种,即笞、杖、徒、流、死;在“六律”的具体条款中又有凌迟处死、边远充军、迁徙、刺字等刑罚;“十恶”条规定了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内乱等十种所谓“常赦所不原”的重罪,集中地表明了明律维护封建统治和纲常名教的阶级实质。“八议”即议亲(皇亲国戚)、议故(皇帝故旧)、议功、议贤、议能、议勤、议贵(爵一品及文武官三品以上,散官二品以上者)、议宾(承先代之后为国宾者),确定了皇族、贵戚、官绅的法律特权。这八种人犯罪,法司皆不许擅自鞫问,须实封奏闻,取自上裁。但《明律》“八议”中文武官员的特权上前代比较有所下降。

《吏律》包括《职制》、《公式》二卷,三十三条。主要规定文武官吏应该遵循的职司法规及公务职责。其中“大臣专擅选官”、“文官封公侯”、“交结朋党紊乱朝政”、“交结近侍官员”、“擅为更改变乱成法”等死罪条款为明律所特有,反映出明代君权及封建专制的中央集权日趋强化的历史特点。

《户律》分为《户役》、《田宅》、《婚姻》、《仓库》、《课程》、《钱债》、《市廛》七卷,共九十五条。此律是人口、户籍、宗族、田土、赋税、徭役、婚姻、钞法、库藏、盐法、茶法、矾法、商税、外贸、借贷、市场等有关社会经济、人身关系及婚姻民事内容的立法。调整经济关系的内容大为增加,《课程》、《钱债》、《市廛》专篇,反映出明代封建经济和商品货币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在土地制度、赋役制度、人身依附关系、宗法关系等方面也有时代特点。不限制私人土地拥有量,但严禁“欺隐田粮”;允许土地买卖,但规定典卖田宅必须税契、过割,并严禁正常土地买卖之外的土地兼并。有关钱粮等事明律科罪较唐律重,但“脱漏户口”、“立嫡子违法”、“别籍异财”、“居丧嫁娶”、“良贱为婚”等科罪却较轻。另外,还规定庶民不准蓄奴,田主不得随意役使佃客抬轿、佃户对田主只行“以少事长”(即以弟事兄)之礼。

《礼律》分《祭祀》、《仪制》二卷,二十六条。此律是对祭祀天地、宗庙、社稷、山川及君臣、父子、夫妇之间各种礼仪的法律规定。律中除“留难朝见官员”、“阻挡上书陈言”、“假降邪神惑众”等直接侵犯皇权的行为外,对其余“亏礼废节”行为(有的尚属“十恶”)的科罪大都较轻,“合和御药误不依本方”、“造御膳犯食禁”、“御幸舟船误不坚固”等,尽管属“十恶”范围,但仅定杖罪。“闻父母及夫之丧匿不举哀”,亦属“十恶”,仅为徒罪。

《兵律》分《宫卫》、《军政》、《关津》、《厩牧》、《邮驿》五卷,共七十五条,此律是有关军戎兵事的立法。对军人犯法科罪较重,除在《名例律》中增立“军官有犯”、“军官军人犯罪免徒流”等律条外,复设此专篇。

《刑律》分为《贼盗》、《人命》、《斗殴》、《骂詈》、《诉讼》、《受赃》、《诈伪》、《犯奸》、《杂犯》、《捕亡》、《断狱》十一卷。共一百七十一条。规定了对刑事犯罪的论罪定刑及诉讼、追捕、审判的原则,是全律的重点。其中对“谋反”、“大逆”、“造妖书妖言”、“强盗”、“官吏受赃”以及“强奸”等论罪均较重。如“谋反大逆”罪,唐律规定本人处斩,父子年十六以上者绞;明律规定本人“凌迟处死”,祖父、父子、孙、兄弟及同居之人,不分异姓及伯叔父兄弟之子,不限籍之同异,年十六以上皆斩;“强盗”罪得财者不分首从皆斩;“官吏受赃”罪,明之死罪起点比唐低得多,此举意在加重制裁直接触犯封建统治的犯罪,与此同时,对“子孙违犯教令”、“子孙告发祖父母父母”、“和奸”以及雇工人殴、骂、奸、告家主等间接危害封建名教的罪罚则有所减轻。

《工律》分《营造》、《河防》二卷,十三条,是关于工程营建、官局造作以及河防、道路、桥梁方面的立法。工律设置专篇为明代所独有。

此外,又有丧服图和五刑图。

主要特点《大明律》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典型法典,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它虽然以《唐律》为蓝本,但在形式和内容上都有发展。在形式上,结构更为合理,文字更为简明;在内容上,经济、军事、行政、诉讼方面的立法更为充实;在定罪判刑上,体现了“世轻世重”,“轻其轻罪,重其重罪”的原则,“事关典礼及风俗教化等事,定罪较轻;贼盗及有关帑项钱粮等事,定罪较重”。其律文结构和量刑原则对《大清律》有较大影响。

朱元璋非常重视法律的制定。《大明律》是其一生中“劳心焦思,虑患防微近二十载”的经验总结,是他经过反复修改,“凡七誊稿”,字斟句酌的“不刊之典”。他视其为维护朱明皇朝长治久安的法宝。为把《大明律》贯彻到社会的各个方面,朱元璋还汇集官民“犯罪”事例来解释律条。洪武十八年颁行《大诰》,次年又颁《大诰续编》、《三编》,二十一年又颁赐《大诰武臣》,令全国官吏军民诵习。其目的是通过律令的教育和宣传,使广大人民服从封建统治。

篇10:李贺诗歌的风格多样性

李贺诗歌的风格多样性

李贺诗歌充满奇崛冷艳、幽冥凄冷和荒诞离奇的风格色彩,他笔下的诗歌世界充满了鬼气和阴暗之色。

一、李贺诗歌的总体特征

幽冷、荒诞是李贺诗歌的整体风格。杜牧在《李长吉诗歌序》中曾用“鲸鳌掷,牛鬼蛇神,不足为其虚荒诞幻也。”概括李贺诗歌总体风格,并高度赞扬了李贺天才般创作才能。钱钟书先生则认为,李贺的苦心创作,专在修辞设色上用力,不考究命意谋篇,同时指出李贺虽然立意谋篇不能情意贯注,而修辞设色,确实有惊心动魄、爽肌刺骨的力量。

钱钟书先生对于李贺诗歌的品评非常独到,钱先生说:“长吉词诡调激,色浓藻密”,概括出了李贺诗“构思奇特、想象诡异、手法新颖、意象跳跃、语言峭奇、瑰丽”等艺术特点。

二、李贺诗歌的文体风格

文体风格的表现总是离不开具体可感的语言形式,用字不仅是语言艺术技巧,同时也是创作主体胸襟、才思的反映。李贺诗歌的文体风格在“炼字”中得到充分体现。钱钟书先生《谈艺录》 “长吉字法”论李贺诗风虚幻荒诞、词诡调激,凝重险急,指出其用字上的特点。李贺用字刻意求奇, “无一句不经百炼”。李贺诗中常常出现创新词,长吉诗中“奇”处处可见。在《感讽五首・其五》中“蟾光挂空秀”的“蟾光”指月;《贵公子夜澜曲》“腰围白玉冷”的“白玉”指腰带;《南山田中行》“冷红泣露娇啼色”中的“冷红”指秋花;以上所举,正是钱先生论李贺用字中所说“长吉好用代词,不肯直说物名。如剑曰‘玉龙’酒曰‘琥珀’”,以新奇之物代替常见之物。

李贺诗中的离奇比喻也同样是求新,李贺抓住喻体的特征,淋漓尽致的发挥想象。以此向读者展示一个迥异的艺术世界。《大堤曲》中的“今日菖蒲花,明朝枫树老”一句,把难得一见的“菖蒲花”与多节的老“枫树”相对,用“菖蒲花”比喻容易流逝的女子的青春年华,用多节的老“枫树”比喻老丑之状,用这两种植物来曰美曰丑,颇具令人震撼的审美效果。

李贺“好取金石硬性物作比喻”, “昆山玉碎凤凰叫”、 “荒沟古水光如刀”。李贺也喜欢用动词、形容词之“有硬性者”,如“空白凝云颓不流”“霜重鼓寒声不起”。钱钟书说 “长吉化流易为凝重,何以又能险急。曰斯正长吉生面别开处也。”钱先生把李贺诗歌比作如冰山之忽塌,沙漠之疾移,说其“势挟碎块细石而直前,虽固体而具流性也。

李贺诗中修辞手法多样,无论是淋漓尽致的想象,还是天马行空的夸张,都体现了其诗歌的“炼字”艺术,展示了非凡的创造力。

李贺善于营造幽冥凄冷诗境,往往选取一些冷僻的意象。“秋”“月”“霜”“冷”“血”“泪”等意象,如“星依云渚冷,露滴盘中圆”,“竹黄池冷芙蓉死”,“秋明空旷间”,“幽愁秋气上青枫,凉夜波间吟古龙”。这些“冷”的意象更是与“鬼”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钱钟书说李贺能营造出“意境阴冷,悚人毛骨”的鬼的意象。

《南山田中行》中“秋野明,秋风白,塘水虫啧啧。云根台藓山上石,冷红泣露娇啼色。 荒畦九月稻叉牙,蛰萤低飞陇径斜。石脉水流泉滴沙,鬼灯如漆点松花。”这首诗首两句,描绘了秋季原野的景色,秋风掠过的田野、秋风淡白,塘水澄清,虫声唧唧,具有一种素雅、苍茫之感。长满苔藓的石头上,云雾缭绕,红花上依旧缀着冷露,像哭泣的女郎一般。野田稻熟,叉芽待割,这本应是繁荣浑厚之感,可接着,暗淡的残萤在田径上低飞而过,顿时削弱了这种爽朗之感,而后两句更是阴森、凄冷,石隙间的泉水低落到了沙上,冷森的鬼火点缀在松枝之间,上句描画所闻的幽冷,下句描画所见的幽冷。这首诗把深秋时分的原野上的情景描画得鲜明、细致,而诗尾仍未摆脱“冷”的`气质,依旧充满幽冷的色彩。由这首诗,我们不仅看到了李贺作为写“冷”大师的用笔之妙,也看到了他诗中所展现不多的明洁、灵动、素雅之感,而这种风格除了一系列“鬼诗”外,在他其他题材诗篇中也能找到,虽然描写的不多,其中也会包含些许抱怨、牢骚,可仍是表现了他那种充满希望,不甘颓老,内心充满欣喜之感的感情。而他的艳情诗虽然会写的直白显露,为人诟病,可是却也有一种放荡洒脱的情绪于其中,旖旎之气十足。这也就是杜牧为李贺诗歌诗集作序所说:“云烟绵联,不足为其态也;水之迢迢,不足为其情也;春之盎盎,不足为其和也;秋之明洁,不足为其格也”。

综上所诉,李贺凭借其奇气、其奇才,在百花争艳的唐代诗坛上独放异采。钱钟书先生以敏锐而独到的观察力对李贺诗歌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和评论,他对于李贺诗歌的整体把握,对于李贺修辞设色的鉴赏,对于他炼字艺术的品评,都为我们研究李贺提供了宝贵的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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