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有关清代官员的收入的典故讲了什么，本文共6篇，仅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大家喜欢，并能积极分享!
篇1：有关清代官员的收入的典故讲了什么
有关清代官员的收入的典故讲了什么
闲时翻阅清乾隆二十六年(1761)版四川《江油县志》，发现县官和县吏工资收入差距特别大，县吏工资收入十分微薄。
据《江油县志》记载，那时县级政府中，被称作官的，仅有知县、巡检、典史、教谕和训导等四五人(大多数县未设巡检司)。知县年俸45两，加养廉银600两，计645两;巡检年俸31.52两，加养廉银90两，计121.52两;典史年俸31.52两，加养廉银80两，计111.52两;教谕、训导年俸各40两，这二位文教官员也许是没有腐败的条件，而没有养廉银。
县衙分设快、皂、壮“三班”和吏、户、礼、兵、刑、工等部门，加上巡检司、典史署和教谕、训导署“四大班子”，共有衙役77名。除8名“民壮”(重体力劳动者)和6名弓兵(技术兵)每人年薪8两外，其余63名占衙役总数82%，每人每年仅有6两，这些人包括门子(门卫)、皂隶(警务人员)、马快(特警)、仵作(法医)、轿伞肩夫(服务人员)、禁卒(狱警)、铺役(邮差)、仓夫(粮食保管)和膳夫(炊事员)等9个工种，不分科、股级，不讲工龄长短、技术高低、文凭和贡献大小。
年薪六两银过什么样的生活
两三千年来，中国内部市场向来有“一米压百价”之说，政府控制以外的物价都随大米市价的波动而波动。清康熙四十八年(1709)五月二十七日，苏州府织造(相当于中央直属纺织局长)李煦奏报皇上说：“至于米价(每石)一两三四钱不等”。这是在“鱼米之乡”，川北地区江油县应在每石1.5两左右。
县吏们一年的6两银工资当买4石大米。清至民国时期，大米每石300斤，4石为1200斤。如今江油普通大米每斤2元人民币左右，也就是说，清代江油县吏年工资相当于今2400元，平均每月仅200元。
近几年，江油民政给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是人均每月补足210元，由此可见，清代江油县吏的工资，竟比现在的“低保户”还差一截，自己都难糊口，更何谈供养父母妻儿。
县太爷的折中办法
俗话说“天无绝人之路”，县吏们也绝不会饿着肚皮去执行公务的。据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十二月六日川北地区潼川知府阿通先生一份书面报告说：“访查该县(三台县)词讼，一经准理，差役持票下乡，往往择肥而噬，不论案情之重轻，先讲差规之多寡，千方恐吓，万计刁难，必随其欲而后已。迨至押带人证进城投到，又有房书开单等项使费，种种弊端，悉难枚举。”
原来，县吏们除6两银子的年薪外，另外还有工作中的“规费”收入。这“规费”没有明文规定，没有定额标准，是一种按“潜规则”收取的“灰色收入”。收多收少，视当事人经济状况和差役们满意度而定，也可视为一种津补贴吧。
“汰之，则不敷驱使;去之，则民累难堪”，两难之际，阿通知府采取了折中办法，把过去实行了两百多年的“差规”公开化、合法化、数字化，制订出《三台县书差规费条规十八则》并刻在石碑上公示于大堂前，体现出办事收费公开公平公正原则。
“规费条规”规定：“寻常词讼一案，差役传唤，无论原、被告人数多寡，原告支给差头饭食辛力钱二千文(二两)，被告支给差头饭食辛力钱三千文”，“刑房送案开单，每案原告共给纸笔辛力钱八百文，被告共给钱一千文”，“寻常案件，刑仵下乡斟验，五十里以内者，原、被告各给夫马钱四百文，各给饭食钱二百文;五十里以外者，照里数加增，最远者以三千文为止”，“吏、户、兵、工、盐、仓、礼各房下乡斟查，原、被告给夫马饭食钱，均如刑房之数……”
粗略统计，仅民、刑案件每件各个环节收费至少17两银子。江油县照此大大降低了的标准收费，每年办案200件计收费可达3400两，再加上契税、公证、下乡检查等其他收费，估计有五六千两之多。
这大笔收入，从《江油县志》看，未纳入省、中央财政预决算上缴，三分之一用作办公杂费，余下约4000两作为77名衙役工资补贴，每人再分配五六十两是可能的。按当时中等生活水平每人每年需银10两计，一名县吏一年列入国家财政预算的6两工资加上县财政补贴五六十两，供养五六口人是没有问题的。
关于清朝的经济状况怎么样
农业
清朝采取开垦荒地、移民边区及推广新作物以提高生产量。由于国内与国外的贸易提升，经济农业也较发达。清初为缓和阶级矛盾，实行奖励垦荒、减免捐税的政策，内地和边疆的社会经济都有所发展。至十八世纪中叶，清朝的封建经济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峰 。有一种说法是清朝的经济和人口的增加主要归因于美洲作物番薯，称所谓的“康乾盛世”为“番薯盛世“。 于是中央集权专制体制更加严密，国力强大，秩序稳定。清朝初期大力推行圈地、投充等恶政，极大破坏了中原地区的经济;重农抑商，制约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
手工业
手工业方面改工匠的徭役制为代税役制。产业以纺织和瓷器业为重，棉织业超越丝织业，瓷器以珐琅画在瓷胎上，江西景德镇为瓷器中心。
商业
清朝商业发达，分成十大商帮。其中晋商、徽商支配中国的金融业，闽商、潮商掌握海外贸易 。清朝曾实施海禁政策，直到占领台湾后，沿海贸易才稍为活络，货币方面采银铜双本位制。康熙晚期为防止民变，推行禁矿政策，在一定程度上阻碍工商业的发展。
人口
清朝的人口数也是历代王朝最高，清代人口至十八世纪末，已达到三亿以上，晚清时突破四亿。
篇2：化干戈为玉帛的典故讲了什么
词名：化干戈为玉帛 ( huà gān gē wéi yù bó )，【解释】：玉帛：玉即玉;帛为丝织品。二者皆为进贡之上品，在此引申为重修于好，相互礼尚往来的意思。干戈：兵器，借指战争或者争斗，比喻使战争转变为和平、友好。那么关于这个成语的典故讲述了一个怎样的故事，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化干戈为玉帛的典故讲了什么
[语出]西汉·刘安《淮南子·原道训》：“昔者夏鲧作三仞之城，诸侯背之，海外有狡心。禹知天下之叛也，乃坏城平池，散财物，焚甲兵，施之以德，海外宾服，四夷纳职，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
大禹受舜的禅让而继位，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朝代——夏朝的奠基者。据说大禹活到了一百岁，死后葬在会稽山。大禹是夏后氏部落首领鲧的儿子，据传为颛顼(zhuānxù)曾孙，是中国历史上的名君。
大禹幼年时便随鲧东迁，来到中原。其父鲧被尧帝封于崇(即中岳嵩山)，叫崇伯，实际上是一个封国国君。当时中原闹水灾，尧帝便叫鲧治水。因为治水的组织是半军事性质，号令很严，所以鲧的地位和权势迅速上升，以致发展到有能力以暴力破坏氏族社会“禅让制度”的地步，尧帝看到了这种威胁，便命舜以“治水无状”的罪名，把鲧处死于羽山。
大禹的父亲被杀之后，舜又向尧推荐说：“可以让鲧的儿子禹接替父职，继续治水。”禹深知这里面隐藏的政治意图，因此，他“薄衣食，卑宫室”、“声为律，身为度”、“左准绳，右规矩”、“疏九河，陂九泽”、“度九山，开九州”，为平定水患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三过家门而不入。他忠于职守，克勤克俭，身先士卒，埋头苦干，还把地域划定为九州，即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梁州、雍州。
不仅如此，大禹还功成不居，好让不争，谦卑自律，责躬罪己，仁厚爱民。以前，大禹的父亲鲧在自己的封地上建造了很高的城墙来保卫自己，使得自己属下的部落及族人纷纷离他而去;也使得其他部落的人认为有机可乘，都虎视眈眈地等待着机会。大禹当上首领后，注意到这个情况，就马上派人拆掉了城墙，填平了护城河。不但如此，他还把自己的财产分给大家，毁掉兵器，以道德来教化人民。大禹带领部下，因地制宜，教民众学种稻谷、种杂粮，发展农牧业生产。这时候天下安定，国富民强，老百姓家里集聚了够好几年吃的粮食，国库中的贮备也足够用好几十年。
大禹带领整个部落的人都各尽其责，别的部落相继来归附。大禹在涂山开首领大会时，来进献玉帛珍宝的首领有上万人。舜也觉得大禹是一个能够治理天下的贤能之人，就在老了以后把帝位禅让给了大禹。
徐州奥体中心的设计主题是什么
化干戈为玉帛是徐州奥体中心的设计主题，徐州是两汉文化发源地，“玉帛”凸显两汉文化。
徐州奥体中心由中国建筑西南设计院规划设计，以“山水相依、五省通衢”为理念，采取山环水抱、山水相依的规划格局，以象征交通枢纽、极具速度感的中央景观统帅全局，建筑以“玉”和“帛”为构思源泉，将古玉和丝绸的气质融入建筑造型中，体现昔日兵家必争之地、今朝“化干戈为玉帛”的和平主题，立面装饰徐州市树———银杏树叶的抽象图案。
奥体中心位于新城区汉源大道和峨眉山路交叉口，总建筑面积23万平方米，总投资约15亿元，分为入口广场区、竞赛训练区、体育公园区、宾馆接待区和生态景观区，主要建筑包括一个3.5万座的体育场、一个20xx座的游泳跳水馆、一个球类馆、一个20xx座的综合训练馆和一个体育宾馆。其中，球类馆设6片网球场、52片羽毛球场、52片乒乓球场，网球场设400个固定座位、羽毛球场设800个活动座位;综合训练馆平时作为训练场所，赛时可以满足热身需要，还可以临时搭建舞台成为演艺中心。建成后的奥体中心，是一座美丽的开放式体育公园，成为徐州的城市会客厅和新的地标性建筑，能够满足省运会和较高水平国内、国际单项体育竞赛，以及群众健身、大型集会、展览和文艺演出等功能需要。
篇3：梅妻鹤子的典故讲了什么
梅妻鹤子的典故讲了什么
宋代诗人林逋隐居杭州孤山时，植梅养鹤，清高自适。
后作为成语和典故，比喻隐逸生活和恬然自适的清高情态。
林逋(967一1028)，字君复，后人称为和靖先生，汉族，奉化大里黄贤村人。北宋著名隐逸诗人。
幼时刻苦好学，通晓经史百家。书载性孤高自好，喜恬淡，勿趋荣利。长大后，曾漫游江淮间，后隐居杭州西湖，结庐孤山。常驾小舟遍游西湖诸寺庙，与高僧诗友相往还。每逢客至，叫门童子纵鹤放飞，林逋见鹤必棹舟归来。作诗随就随弃，从不留存。天圣六年(1020xx年)卒。其侄林彰(朝散大夫)、林彬(盈州令)同至杭州，治丧尽礼。宋仁宗赐谥“和靖先生”。
林逋隐居西湖孤山，终生不仕不娶，惟喜植梅养鹤，自谓 “以梅为妻，以鹤为子”，人称“梅妻鹤子”。
关于林逋的人物生平介绍
林逋少孤力学，好古，通经史百家。
书载性孤高自好，喜恬淡，自甘贫困，勿趋荣利。及长，漫游江淮，40余岁后隐居杭州西湖，结庐孤山。常驾小舟遍游西湖诸寺庙，与高僧诗友相往还。以湖山为伴，相传20余年足不及城市，以布衣终身。每逢客至，叫门童子纵鹤放飞，林逋见鹤必棹舟归来。丞相王随、杭州郡守薛映均敬其为人，又爱其诗，时趋孤山与之唱和，并出俸银为之重建新宅。与范仲淹、梅尧臣有诗唱和。
大中祥符五年(1012)，真宗闻其名，赐粟帛，并诏告府县存恤之。逋虽感激，但不以此骄人。人多劝其出仕，均被婉言谢绝同，自谓:“然吾志之所适，非室家也，非功名富贵也，只觉青山绿水与我情相宜。”林逋终生不仕不娶，无子，惟喜植梅养鹤，自谓 “以梅为妻，以鹤为子”，人称“梅妻鹤子”。
既老，自为墓于庐侧，作诗云:“湖上青山对结庐，坟前修竹亦萧疏。茂陵他日求遗稿，犹喜曾无封禅书。”作诗随就随弃，从不留存。有人问:“何不录以示后世?”答曰:“我方晦迹林壑，且不欲以诗名一时，况后世乎?”有心人窃记之，得300余首传世。天圣六年(1028)卒，年六十一，其侄林彰(朝散大夫)、林彬(盈州令)同至杭州，治丧尽礼。州为上闻，仁宗嗟悼，赐谥“和靖先生”，葬孤山故庐侧。事见《宋史》卷四五七《隐逸传》。宋代桑世昌著有《林逋传》。
今存词三首，诗三百余首。后人辑有《林和靖先生诗集》四卷，其中《将归四明夜话别任君》、《送丁秀才归四明》等为思乡之作。故宫绘画馆藏有所书诗卷。
张岱在《西湖梦寻》说，南宋灭亡后，有盗墓贼挖开林逋的坟墓，只找到一个端砚和一支玉簪。现杭州西湖孤山面对北山路一侧，仍有“放鹤亭”和“林和靖先生墓”，便是纪念林和靖的景胜。
篇4：安史之乱的典故讲了什么
安史之乱的典故讲了什么
唐玄宗执政后期，范阳节度使安禄山以讨伐杨国忠为名，在范阳起兵，攻陷洛阳，安禄山自立为帝，号大燕皇帝，之后安禄山被儿子安庆绪所杀，唐军乘机收复长安、洛阳。不久安禄山部下史思明重新攻陷洛阳，也称大燕皇帝，后又被儿子史朝义所杀，此次叛变持续了8年，史称“安史之乱”，也是由盛到衰的转折点。
叛军参与将领
安禄山：其先祖是西域粟特贵族，因功受唐王朝赏封赐姓“安“。
安庆绪：安禄山次子。
史思明：其貌不扬，懂六蕃语，与安禄山为同乡。
史朝义：史思明长子。
唐军参与将领
高仙芝、封常清、哥舒翰、陈玄礼、郭子仪、李光弼、许远、张巡、颜杲卿、鲁炅、张介然
安禄山起兵
唐朝天宝十四年十一月初九(公元755年12月16日)，身兼范阳、平卢、河东三节度使的安禄山趁唐朝内部
空虚腐败，联合同罗、奚、契丹、室韦、突厥等民族组成共15万士兵，号称20万，以“忧国之危“、奉密诏讨伐杨国忠为借口在范阳起兵。当时国家长久刀枪入库马放南山，民疏于战，河北州县立即望风瓦解，当地县令或逃或降。短时间内，就控制了河北大部郡县，河南部分郡县也望风归降。
唐廷反击
唐玄宗于同年十一月十四日得知了安禄山反叛的消息，相当震怒。他立即任命安西节度使封常清兼任范阳、平卢节度使，防守洛阳，接着任命他的第六子荣王李琬为元帅、右金吾大将军高仙芝为副元帅东征。
唐玄宗于十一月十五日派使毕思琛往东都洛阳募兵防守。安禄山的大军虽然遇上阻碍，但由于杨国忠的无能，使安禄山于同年十二月十二日就攻入洛阳。东京留守李憕和御史中丞卢奕不肯投降，被俘后为安禄山所杀，河南尹达奚珣投降安禄山。退守潼关的安西节度使封常清、高仙芝采以守势，坚守潼关不出。可是因为唐玄宗听了监军宦官的诬告，以“失律丧师”之罪处斩封常清、高仙芝。天宝十五年正月初一，安禄山在洛阳称大燕皇帝，改元圣武。
755年(天宝十四年)十二月，唐玄宗在洛阳失守之后，听信宦官监军边令诚的谗言，杀大将封常清、高仙芝，起用病废在家的陇右节度使哥舒翰为兵马副元帅，令其率军20万，镇守潼关。潼关地形险要，易守难攻。哥舒翰进驻潼关后，立即加固城防，深沟高垒，闭关固守。天宝十五载正月，安禄山命其子安庆绪率兵攻潼关，被哥舒翰击退。安军主力被阻于潼关数月，不能西进。安禄山见强攻不行，便命崔干佑将老弱病残的士卒屯于陕郡(治今河南三门峡市西)，而将精锐部队隐蔽起来，想诱使哥舒翰弃险出战。五月，唐玄宗接到叛将崔干佑在陕郡“兵不满四千，皆赢弱无备“的情报，就遣使令哥舒翰出兵收复陕洛。哥舒翰立即上书玄宗，认为：安禄山久习用兵，今起兵叛乱，不会不作准备，一定是用羸师弱卒来引诱我们，如若进兵，正好中计。况且叛军劳师远征，利在速。;官军凭借潼关天险抵挡他们，利在坚守。且叛军暴虐无道，失去民心，日渐衰颓，很快就要发生内乱，(那时)再攻打他便可不战而擒。郭子仪、李光弼也认为潼关只宜坚守，不可轻出。主张引朔方军北取范阳，复叛军巢穴，促使叛军内部溃散。但是，宰相杨国忠却怀疑哥舒翰意在谋己，便对唐玄宗说，哥舒翰按兵不动，会坐失良机。玄宗轻信谗言，便连续派遣中使催哥舒翰出战。哥舒翰被逼无奈，抚膺恸哭。
哥舒翰被迫于六月初四领兵出关，初七，在灵宝西原与崔干佑部相遇。灵宝南面靠山，北临黄河，中间是一条70里长的狭窄山道。崔干佑预先把精兵埋伏在南面山上，于初八领兵与唐军决战。唐军以王思礼等率精兵5万在前，庞忠等率10万大军继后，另派3万人在黄河北岸高处击鼓助攻。两军相交，唐军见叛军阵势不整，偃旗欲逃，便长驱直进，结果被诱进隘路。叛军伏兵突起，从山上投下滚木檑石，唐军士卒拥挤于隘道，难以展开，死伤甚众。哥舒翰急令毡车在前面冲击，企图打开了一条进路，但被叛军用纵火焚烧的草车堵塞不得前进。唐军被烟焰迷目，看不清目标，以为叛军在浓烟中，便乱发弩箭，直到日落矢尽，才知中计。这时，崔干佑命同罗精骑从南面山谷迂回到官军背后杀出，唐军前后受击，乱作一团，有的弃甲逃入山谷，有的被挤入黄河淹死，绝望的号叫声惊天骇地，一片惨状。唐后军见前军大败，不战自溃。黄河北岸的唐军见势不利，也纷纷溃散。哥舒翰只带数百骑狼狈窜逃，从黄河西渡进入潼关，潼关外挖了三条战壕，都是二丈宽一丈深，人和马掉进沟里，一会就填满了，后面的人就踩着尸体过去。唐军将近20万军队，逃回潼关的只有8000余人。初九，崔干佑攻占潼关。哥舒翰撤到关西驿，张贴榜文招揽失散的兵卒，想要继续把守潼关。吐蕃将领火拔归仁带着一百余骑兵包围驿站，进去对哥舒翰说：“贼兵来了，请元帅上马。”哥舒翰走出驿站上马，火拔归仁及众将扣头说：“元帅拥有20万兵马，一场战斗就把他们都抛弃了，有何脸面再见天子?且元帅没有见到高仙芝和封常清的遭遇吗?请元帅投降安禄山!”哥舒翰不从，火拔归仁就把他的腿绑到马肚子上，连同其他不顺从的将领一起投降安禄山。
此战，是中国战争史上伏击战的典型战例，唐玄宗错误估计形势，拒绝采取据守险要、持久疲敌、伺机出击的方针，过早地出关反攻，结果造成人地两失，使平叛战争急转直下。崔干佑潜锋蓄锐，诱唐军弃险出战;会战时，又偃旗欲遁，诱唐军进入伏击区，因而取得大胜。
长安失陷
唐玄宗处死封常清、高仙芝之后，任命哥舒翰为统帅，镇守潼关。由于地势之险，唐室本可利用此一优势暂时死守，保卫京师。可是由于唐玄宗想尽快平定乱事，加之杨国忠痛恨哥舒翰因此借刀杀人挑唆玄宗，迫其领20万大军出战，最后以惨败收场。潼关一破，都城长安震惊，失陷在即。甲午日，百官中上朝的不过一两个人，皇帝到勤政楼颁下制书说要亲征，众人都不信。这天，皇帝的禁军仪仗迁到了大明宫。傍晚，龙武大将军陈玄礼整编六军，多赏赐钱财，从马厩里挑出九百匹马，外面都一无所知。乙未日黎明，皇帝带着贵妃姐妹、皇子、皇孙、公主、妃子、杨国忠、韦见素、魏方进、陈玄礼和近侍从延秋门出逃。经过左藏，杨国忠想毁掉这些财宝不让贼兵得到，唐玄宗说：“贼兵得不到财宝就会搜刮百姓，不如把它们留给贼兵。”天宝十五年六月安禄山占领长安。
马嵬兵变
丙申日，唐玄宗一众到了马嵬坡(今陕西兴平市西北23里)途中将士饥疲，六军愤怒，陈玄礼认为杨国忠作乱才导致安禄山谋反，请李辅国转告太子想杀杨国忠的意图
。这时吐蕃使者正率领20多人围堵杨国忠，抱怨没食物。有官兵喊：“杨国忠与胡虏谋反!”杨国忠骑着马逃到西门，被众人杀死肢解，头被枪挑着竖在驿站门口。户部侍郎杨暄、韩国夫人、秦国夫人和魏方进被一并杀死。国忠妻裴柔同及儿子杨晞、虢国夫人及其子裴徽在陈仓被县令薛景仙杀死。陈玄礼及韦谔请求玄宗杀死杨贵妃。高力士劝说玄宗保军心安定，杀死杨贵妃。玄宗忍痛命令高力士在佛堂缢死杨贵妃。此后，玄宗入蜀，太子李亨及其子李倓、李俶北上灵武。后世史家认为“马嵬之变“是一场“有计划的兵变“。长安失陷，君储逃亡，安史之乱进入最高峰。
肃宗即位
太子李亨于公元756年在灵武(今宁夏灵武市区)为诸将所推，自行登基。遥奉玄宗为太上皇，改元至德，是为唐肃宗。郭子仪被封为朔方节度使，奉诏讨伐叛军。次年郭子仪上表推荐李光弼担任河东节度使，联合李光弼分兵进军河北，会师常山(河北正定)，击败安禄山部将史思明，收复河北一带。
睢阳之战
唐至德二载(公元757年)正月至十月，唐河南节度副使张巡等率军民坚守睢阳(今河南商丘南)，是抗击、牵制安禄山叛军的著名城市攻坚战，史称“睢阳之战”。
至德二载，757年正月，安庆绪以尹子奇为河南节度使，以归、檀及同罗、奚兵十三万人南下，尹子奇为安庆绪手下之名将，率领大军扫荡河南，此时河南城镇纷纷陷落，惟有军事重镇睢阳未陷(睢阳即今商丘县地内)。睢阳太守许远向张巡告急。张巡因宁陵城小，难以抵强敌，故张巡率兵3000自宁陵(今河南宁陵东南)入睢阳，与许远合兵共6800余人。尹子奇全力攻城，张巡率领将士，昼夜苦战，有时一天之内打退叛军20余次进攻，连续战斗16昼夜，共俘获叛军将领60余人，杀死士卒2万余人，守军士气倍增。许远因张巡智勇兼备，于是自己守城，将作战指挥交张巡负责，自己担负调运军粮，修理战具等后勤保障工作，战斗筹划都出于张巡。
两人密切配合，使叛军久攻不下，只能围而不攻。
睢阳之战，张巡从757年1月开始，到757年10月陷落，最后，终因病饿力竭，寡不敌众，城被叛军攻破，张巡及其部将36人遭杀害。苦撑了十个月，屏障了江淮半壁江山十个月之久，保江淮免于战乱十个月。而睢阳之战前后大小四百余战，张巡以不足万人之众，屡败贼兵，无一败仗，杀伤贼兵十几万人，而敌首领也非无能之辈，这从尹子奇被张巡射瞎一目，而又因为壮其义、爱其才，欲要招降张巡，可见不一般了。睢阳之战，尹子奇为报屡败损目之仇，使安庆绪前后大兵几十万人被张巡所牵制。如此方使唐朝能够反攻、使郭子仪能够从容收复两京。
当时，朝廷仅剩下长江、淮河流域的赋税支撑着，睢阳位于大运河的汴河河段中部，是江淮流域的重镇，如果失守，运河阻塞，后果不堪设想。张巡、许远守睢阳，兵力最多时也不满7000，前后400余战，竟然歼灭叛军12万人。睢阳坚守10月之久，在此其间朝廷不断地得到江淮财赋的接济，已完成了恢复、准备到反攻的过程，前一个月已收复西京长安，在睢阳陷落后10天又收复了东京洛阳，叛军再也无力南下。唐朝天下得以保全，全仗睢阳坚守10月之久。
安禄山被杀
安禄山原患有眼疾，自起兵以来，视力渐渐减退，至此又双目失明，看不见任何物体。同时又患有疽病，性
情变得格外暴躁，对左右侍从稍不如意，非打即骂。稍有过失，便行杀戮。他称帝后，常居深宫，诸将很少能面见他议事，都通过严庄转达。严庄虽受亲重，也时而遭安禄山鞭挞。宦官李猪儿常为安禄山穿衣解带，服侍左右，挨打最多，怨气也大。安禄山宠幸的段氏，生下一子名庆恩，也受禄山宠爱，常想以庆恩代庆绪。安庆绪时常担心被废，严庄也恐怕宫中事变于己不利，于是，严庄与安庆绪、李猪儿串通一气，谋害安禄山。
唐肃宗至德二年(757年)正月五日 (1月29日) 夜，安庆绪与严庄、李猪儿串通，三人悄悄进入安禄山住所。侍卫见是严庄和安庆绪，谁也不敢动。于是严庄、安庆绪持刀站立在帐外，李猪儿手持大刀直入帐内，对准躺在床上的安禄山腹部猛砍一刀。安禄山平时总把佩刀放在床头防身，事前已被李猪儿偷偷拿走，这时他挨了一刀，知大事不好，急忙去摸刀却没能摸到。他气急败坏地摇着帐竿大声喝叫：“贼由严庄。”在喊叫声中，血和肠从腹部流出数斗，很快死于非命，享年五十五岁。安庆绪当即在其床下挖了一个数尺深坑，用毡子裹着安禄山的尸体，连夜埋在坑中。并诫令宫中严加保密。
第二天早晨，严庄对部下宣告说：安禄山病危，诏立安庆绪为太子，军国大事皆由太子处分。随即继承帝位，尊禄山为太上皇，然后发丧。
安庆绪杀父安禄山后，自立为帝，年号载初。命史思明回守范阳，留蔡希德等继续围太原。同年，长安为唐军收复，安庆绪自洛阳败逃退至邺城(今河南安阳)，其部将李归仁率精锐及胡兵数万人，溃归范阳史思明。
邺城之战
唐干元元年(758)九月至二年三月，唐军围攻邺城(今河南安阳)安庆绪部，与其援军史思明部交锋时被狂风惊散溃败的作战。
唐至德二载(757)十月，在陕郡之战后，安庆绪仅率1300人从洛阳逃往邺城(今河北省邯郸市临漳县)。唐军遂收复洛阳城，并遣军攻占河内(今沁阳)等地，迫降安将严庄;陈留(治今开封)军民杀安将尹子奇归唐;唐将张镐率兵收复河南、河东郡县。但肃宗忙于迎太上皇还都，未及时遣军追击安军残部。安庆绪至邺后重整旗鼓，旬日之间，其将蔡希德自上党(今山西长治)、田承嗣自颍川(今河南许昌)、武令珣自南阳(今邓州)，各率所部至邺城会合，连同安庆绪在河北诸郡招募的新兵，共约6万人。安庆绪忌史思明势盛，于十二月遣使至范阳(今北京城西南)调兵。史思明囚安庆绪使者，以其所领13郡及兵8万降唐，被授范阳节度使;半年后复叛。安、史两军虽已矛盾重重，但对唐军仍构成威胁。
干元元年九月，唐肃宗命郭子仪、鲁炅、李奂、许叔冀、李嗣业、季广琛、崔光远等七节度使及平卢兵马使董秦共领步骑约20万北进主攻安庆绪，又命李光弼、王思礼两节度使率所部助攻，以宦官鱼朝恩为观军容宣慰处置使，监督各军行动。十月，郭、鲁、季、崔等部先后北渡黄河，并李嗣业部会攻卫州(今河南卫辉)，以弓弩手伏击而逐，大败安庆绪亲领7万援军，克卫州;旋又趁势追击，在邺城西南愁思冈击败安军，先后共斩其3万余人。安庆绪退回邺城，被唐军包围，急派人向史思明求援，许以让位。
史思明率兵13万自范阳南下救邺城，先遣步骑1万进驻滏阳(今河北磁县)，遥为声援。十二月，史思明击败崔光远夺占魏州(今大名北)后，按兵观望。二年正月，李光弼建议分兵逼魏州，各个击破史军，鱼朝恩不纳。二月，唐军围邺城(今河北邯郸市临漳县)四月不下，师老势屈。史思明率部向唐军逼进，并截断唐军粮运。三月初六，号称60万之唐军，布阵于安阳河(今河南安阳北)之北。史思明亲领精兵5万与唐军李(光弼)、王、许、鲁等部激战，双方伤亡甚重。郭子仪率军继至，未及列阵，狂风骤起，天昏地暗，两军皆大惊而退。唐军南撤却一退不可止，郭部退保洛阳。其余各节度使兵退归本镇。史思明收集部众驻邺城南，诱杀安庆绪及高尚、崔干祐等，入城兼并其军，遂留其子史朝义守邺城，自还范阳。
此战，唐肃宗待安庆绪逃至邺城一年后才下令攻讨，发兵数十万竟不设元帅，无统一节度;久围城不下，粮秣不继，军心不稳，终于酿成一次大溃败。
史思明复叛
因契丹、同罗等族组成的精兵大部归史思明，在安庆绪杀父称帝后，对史思明收其溃散的残部不满。欲找机会除掉史思明。
史思明自围攻太原被李光弼击退后，回到范阳驻守，安庆绪封他为妫川王，兼范阳节度使。范阳本是安氏老
窝，安禄山从东京和西京所掠珍宝，多半都运往这里存放，已是堆积如山。渐渐地，史思明恃富而骄，欲将范阳占为自己所有，也不想再被安庆绪节制。
史思明向唐廷奉上归降书，愿以所领13郡及兵8万降唐。唐肃宗得报大喜，封他为归义王，兼范阳节度使。但史思明“外示顺命，内实通贼”，不断招兵买马，引起唐肃宗警觉。唐朝廷策划消灭他，不料计划外泄，史思明复叛，与安庆绪遥相声援。
干元元年(758年)安庆绪为郭子仪等统兵20余万所围困，后增至60万，但由于肃宗的孱弱和猜忌，诸军不设统帅，以致战事久拖不下，次年春，叛军得史思明之助，大败唐 九节度使之60万大军，其围遂解。宦官鱼朝恩谗毁，子仪被召还长安，解除兵权，处于闲官。不久安庆绪被史思明所杀，史思明接收了安庆绪的部队，兵返范阳，称“大燕皇帝”。
乱事告终
上元二年(761年)三月，叛军内讧，史思明为其子史朝义所杀，内部离心，屡为唐军所败。宝应元年(762年)十月，唐代宗继位，并借维回纥兵收复洛阳，史朝义奔莫州(今河北任丘北)。仆固怀恩率朔方军追击史朝义。
宝应二年(763年)春天，田承嗣献莫州投降，送史朝义母亲及妻子于唐军。史朝义率五千骑逃往范阳，史朝义部下李怀仙献范阳投降。史朝义无路可走，于林中自缢死，历时七年又两个月的安史之乱结束。
唐廷任命田承嗣为魏博(今河北南部，河南北部)节度使，李怀仙为卢龙(今河北北部)节度使，李宝臣为成德(今河北中部)节度使，薛嵩为相卫节度使，此后唐朝进入藩镇割据的局面。
篇5：春秋五霸的典故讲了什么
春秋五霸的典故讲了什么
从公元前七七O年到前四七六年，历史上称为春秋时代。在这二百九十多年间，社会风雷荡漾，可以说是烽烟四起，战火连天。仅据鲁史《春秋》纪录的军事行动就有四百八十余次。司马迁说：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计其数。”相传春秋初期诸侯列国一百四十多个，路过连年吞并，到后来只剩较大的几个。这些大国之间还互相攻伐，争夺霸权。历史上把先后称溺的五个诸侯叫做“春秋五霸”。
在历史上，对“春秋五霸”有两种区别的说法：一说“五霸”是指齐桓公、宋襄公、晋文公、秦穆公和楚庄王;另一说“五霸”是指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阖闾和越王勾践。
齐桓公
齐桓公任用管仲为相，促进国家的统一，“九合诸侯，一匡全国”，最先成为霸主。齐桓公是公元前六八五年即位的。他在政治、经济上作了一系列革新，使齐国强盛起来。由于齐桓公率兵击退戎族、狄族的进攻，又率齐、鲁、宋等八国之师破蔡伐楚，阻止楚军北进，他的威信由此大增。公元前六五一年，他大会诸侯于葵臣(今河南考城)，订立盟约，成为华夏第-个霸主。
晋文公(姬重耳)
接着称霸的是晋文公。公元前六三三年，楚成于带领楚、郑、陈等园部队围攻宋国京城商丘(今河南商丘县南)。宋国派人到晋国求救。晋文公采用了部下的正确意见。争取了齐国和泰国参战，壮大了自己的气力。尔后，又改善了晋同曹、卫的关系，孤立了楚国。这时，楚国令尹(官名，相当于宰相)子玉震怒，出兵进攻晋军。
晋文公为了避开楚军的锋芒，以便选择战机，下令队伍向退却却九十里。古代部队行军三十里叫做一舍，九十里就是三舍。晋军“退避三舌”，后撤到卫国的城濮(今山东省憋县)。城濮离晋国比较近，补给供给很利便，又便于汇合齐、秦、宋等友邦部队，集中军力。公元前六三二年四月，晋楚两军开始决斗。晋军诱敌深入，楚军陷入重围，全部被歼。城濮之战创造了在军事上先退让一步，后发制人的着名战例。今后，晋文公请来周襄王，在践土(今河南广武)和诸侯会盟。周天子策封晋文公为“侯伯”(诸侯之长)，并犒赏他黑红两色弓箭，表示允许他有权自由征伐。晋文公成了华夏霸主。
在齐国称霸时，楚国因受齐国抑制停止北进，转而向东兼并了一些小柄，国力强大。齐国宏掉队，楚国便向北扩张与晋国争霸。公元前五九八年，楚庄王率军在邲(今河南郑州)与晋军大战，打败晋军。华夏各国背晋向楚。楚庄王又成为华夏霸主。
楚庄王(芈侣)
晋国称霸的时候，西部的案国也强盛起来。秦穆公诡计向东争霸华夏，但由于向东的通路为晋所阻，便向西兼并十几个小柄，在函谷关以西一带称霸。
秦穆公(嬴任好)
今后，吴、越两国相继强盛，争霸于东南。公元前四九四年，吴王夫差进攻越国，围困越王勾践于会稽(今浙江绍兴)，迫使越国屈服。接着又打败齐军。公元前四八二年，在黄池(今河南封丘附近)与诸侯会盟，争得了霸权。越王勾践自被吴国打败后，卧薪尝胆，立志报仇，路过几十年尽力，转弱为强，灭了吴国。勾践乘势北进，与齐、晋等诸侯会盟于徐(今山东膝县)，成为霸主。
越菼执(姒勾践)
诸侯大国争霸，说明确周朝王权的减弱。自公元前七七O年平王东迁洛邑(今河南洛阳)今后，周王室愈加衰微。从前是天子统帅诸侯，“礼乐征伐自天子出”。此刻这些权威都落到诸侯手里，“礼乐征伐自诸侯出”，“扎乐征伐自医生出”，甚至于“陪臣执国命”。新兴地主阶层纷纷起来夺权了。周朝奴仆制处于“礼坏乐崩”的田地。
春秋五霸的不同种说法
网上盛传“春秋五霸”共有两种说法，其实不对，从古至今，关于“五霸”至少出现过九种说法，此外还有一些说法是将夏商时代的一些骁将也算进来，那些已经超出了春秋时代的范围。
这九种说法如下：
⒈“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宋襄公、楚庄王”——《史记》
⒉“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阖闾、勾践”——《荀子·王霸》
⒊“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阖闾”——《白虎通·号篇》
⒋“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勾践”——《四子讲德论》
⒌“齐桓公、宋襄公、晋文公、秦穆公、夫差”——《汉书·诸王侯表序》
⒍“齐桓、晋文、晋襄、晋景、晋悼”——《鲒崎亭集外编》
⒎“郑庄、齐桓、晋文、秦穆、楚庄”——《辞通》
⒏“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夫差、勾践”——大部分中学课本
9. “郑庄公、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宋襄公” ——南怀瑾 《论语别裁》
齐桓公和晋文公这两位全票通过，没有争议。楚庄王也以高票通过，秦穆公则勉强过半，这两位同样获得相当的认可率。吴王阖闾和越王勾践不失为一时之雄，但问题是，“五霸”的说法，早在这二人之前就已经有了，故以上的各类观点中，第2、第3、第4、第5、第8，这五种可以排除。第6种观点太过于偏袒晋国，而且将楚庄王排斥在外，也显得不合理。
剩下的只有第1和第7这两种了，两者的成员相似，差别只在“郑庄公”和“宋襄公”这一个名额。而在南怀瑾所著的《论语别裁》中，更特别指出郑庄公是五霸中第一个称霸的。毫无疑问，郑庄公远比宋襄公更有资格被列入霸主的排列，宋襄公名不符实，这点不必多说了，司马迁将他视为“五霸”之一，原因只在于他讲仁义，但实际上，宋襄公也干过不仁义的事情，比如当年他囚禁滕子婴的事就饱受非议，当然也有人对这事表示怀疑，司马迁就没有将此事载入《史记》里头。郑庄公之所以经常受到古代史家的排斥，原因就在于他挑战皇权，这点严重违背了后世儒家学者的观念，而儒家们却爱卖弄“春秋笔法”，经常粉饰野心家们的“勤王”行为，却不解释他们吞并邻国大肆抢掠的事实，他们行使厚黑权谋时，却又要给他们的脸面涂上一层“仁义道德”的润滑油，还有诸如晋楚之战中晋文公的“避退三舍”，其性质明明是“诱敌深入”，儒家们硬是要说成是“知恩图报”，包括《东周列国志》也采用了这一观点。换句话说，由于郑庄公是曹操、孙权式的枭雄，只顾壮大自己而不“勤王”，故儒派史家们也就看不上眼，干脆让“讲仁义”的宋襄公取代他的霸主地位了。
其实拘泥于所谓“五霸”的说法，本身就很不切实际，可以说，足智多谋的郑庄公、尊王攘夷的齐桓公、制霸中原的晋文公、独霸西戎的秦穆公、问鼎中原的楚庄王、复兴霸业的晋悼公、纵横江淮的吴王阖闾、称雄东南的越王勾践，这八个人串联起了整个春秋时代，他们见证了这数百年的兴衰荣辱。
如果一定要排出一个五霸的话，综上所述，比较有公信力的说法应该是“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宋襄公、楚庄王”。
齐晋秦楚太强，远超各国，因此春秋实际上只有这四大霸主，第五个小霸主只是安慰奖，你喜欢谁就给谁就行了。
郑、宋
郑庄公主要是保家卫国，无意争霸，虽然实际上成了霸主，但当时还没有霸主的说法，人家郑庄公自己都不争，我们争什么。霸主的交椅是在齐桓公九合诸侯，威震天下时，才让诸侯国都羡慕，眼馋着去争位的，这方面宋襄公最积极，实际上也和郑庄公一样成了小霸主，给个虚名也无伤大雅。
吴、越
春秋五公先后争霸，战国七君同时称雄，而在五霸转衰，七雄未定之间，吴越趁机逐鹿中原，这样理解就不用那么纠结了。
篇6：关于诗句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典故讲了什么
范仲淹政绩卓著，文学成就突出。那么关于范仲淹的诗句“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典故讲了什么，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关于诗句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典故讲了什么
宋仁宗曾经派范仲淹去西北抗击西夏。范仲淹确实是一个合适的人选。他不但是一个军事家，也是着名的政治家和文学家。
范仲淹是吴县(今江苏苏州市)人。他两岁的时候，就死了父亲，跟着改嫁的母亲背井离乡，生活十分贫困。他从小很有志气，爱好读书。十多岁的时候，他借住在一所寺庙的僧房里，昼夜苦读。每天，他只烧一锅粥，等粥冷却后，用刀划成四块，一天两餐，早晚各吃两块。菜呢，也只是几根咸菜。后来，人们称他这种生活为“断齑(jī，指咸菜)划粥”，成为历史上刻苦好学的佳话。
经过艰苦的学习，范仲淹获得了丰富的知识，同时养成了严肃认真和刻苦节俭的作风。
范仲淹青年时就考中了进士，开始做官。早年的贫困生活使他了解并同情民间的疾苦。他决心为国家和百姓做一番事业。
宋夏战争初期，宋军不断失利。公元1040年，范仲淹和韩琦同时被派到陕西，前去抗击西夏。
范仲淹到了延州，发现一个很不合理的现象。当时，宋朝政府把边兵分给各级官员带领，官职越高的带兵越多，官职越小的带兵越少。这本来是正常的现象，但宋仁宗却下了一道命令，说敌人来进犯时，不管来的敌人多少，一概由官小的带领自己的少量人马先去作战。这样做哪有不败的道理。范仲淹却不管皇帝的命令，立即改变做法。他把延州的一万八千军队，分给六个将领带领，每将三千人，负责训练。有了敌情，该多派就多派，该少派就少派。同时，他又下令修筑一些城堡。经过一番整顿，延州的防守力量顿时改观了。
西夏军队看到范仲淹防守严密，就互相警戒说：“小范老子腹中自有数万甲兵。”从此，他们再不敢轻易侵犯延州了。
范仲淹镇守陕西几年，除延州外，还驻过庆州(今甘肃庆阳)、州(今陕西彬县)等地，很受当地羌人部落的尊敬。羌人因为范仲淹做过龙图阁直学士，都称他做“龙图老子”。
公元1043年，范仲淹由陕西调回京城，担任副宰相。
那时候，北宋政治非常腐败，封建官僚的特权大得惊人。做官全凭关系，升官更靠资历。只要一个人当了大官，家属亲戚都可以做官。结果大小衙门里塞满了多余的官员，好多官员又尽干坏事。
范仲淹早就看不惯这种状况。他担任副宰相后，决心改革，就大胆地向宋仁宗提出十项改革方案。这个方案的主要内容是：一、明确规定官吏提拔或者降职的办法;二、严格阻止凭借特权、关系等取得官职;三、改革科举制度;四、慎重选择官员;五、重视生产;六、加强武备;七、减轻劳役等。
宋仁宗正信任范仲淹，对范仲淹提出的方案全部接受了。因为范仲淹是在宋朝庆历年间提出这个方案并进行改革的，所以历史上称为“庆历新政”。
为了推行新政，范仲淹首先整顿官吏制度。他派一些官员担任监司(监察官)，到全国各地视察，然后根据他们的报告，把各地的坏官从登记簿上除名，加以撤换。
有一次，和范仲淹一起推行新政的大臣富弼(bì)，看到范仲淹在登记簿上勾掉坏官的名字，心里不忍，就上前劝阻说：“一笔勾掉一个名字很容易，可是，被勾掉的一家人都得哭了。”
范仲淹毫不动摇，斩钉截铁地回答说：“一家哭总比一路(北宋的政区名称)的百姓哭好啊!”
富弼听了，觉得范仲淹既有胆量，又有见识，心里非常钦佩。
新政在推行中，触犯了一些封建贵族的利益。许多保守的官僚纷纷起来反对，诽谤范仲淹和推行新政的人，说他们结成朋党，滥用职权。
宋仁宗动摇了。新政只推行了一年多，范仲淹就被降职，调到外地做官去了，新政也跟着失败了。
范仲淹虽然遭受打击，但他忧国忧民的信念却丝毫不变。不久，他到邓州(今河南邓州)去做地方官。这时，他的朋友滕子京也被降职，在岳州做地方官。滕子京在岳州重新修建岳阳楼，请范仲淹写一篇纪念文章。范仲淹答应滕子京的要求，写下了着名的《岳阳楼记》。文中反映范仲淹伟大抱负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一语，已成为千古传诵的名句。
公元1052年，范仲淹又被调到颍州(今安徽阜阳)去当地方官。他在上任的路上生病死了。
范仲淹生前，生活非常节俭，但待人却很亲热厚道，乐于助人。他喜欢将自己的钱财赠送给别人，还设法救济同族的人。所以，他死后，人们都很悲痛。
历史上关于范仲淹的其他轶事典故
断齑画粥
范仲淹幼年丧父，四岁时随继父迁至长山 [214] ，励志苦读于醴泉寺。因家境贫寒，便用两升小米煮粥，隔夜粥凝固后，用刀切为四块，早晚各食两块，再切一些腌菜佐食。 [215-216] 成年后，范仲淹又到应天书院刻苦攻读，冬天读书疲倦发困时，就用冷水洗脸，没有东西吃时，就喝稀粥度日。一般人不能忍受的困苦生活，范仲淹却从不叫苦。经过苦读，范仲淹终于在大中祥符八年(1020xx年)进士及第，官至参知政事。 [12] [1] [13]
龙图老子
宝元元年至庆历三年(1038年—1043年)间，范仲淹以龙图阁直学士身份经略西线边防，改革军事制度、调整战略部署，构筑以大顺城为中心、堡寨呼应的坚固防御体系，西北战线固若金汤，夏人不敢犯。西北边陲谣曰：“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羌人称范仲淹为“龙图老子” [217-218] ;夏人称其为“小范老子”，认为“小范老子胸有十万甲兵!” [219]
宽厚仁爱
范仲淹担任邠州知州时，有一次登楼饮酒，尚未举杯，就看到几个人披麻戴孝地营造葬具。范仲淹急忙派人询问，得知是一名书生客死邠州，准备就近埋葬，但墓穴、棺材和治丧用具尚未制备。范
仲淹听后非常悲伤，立即撤去酒席，并赠以钱财，使其得办丧事。 [221]
庆历年间，张海(一说王伦 [222] )率领人马攻打淮南，路过高邮，高邮知军晁仲约料想无法抵挡，就昭示当地富人捐钱献酒，前去慰劳，“盗寇”很高兴，没有施暴就离开了高邮。事情传开后，朝廷非常愤怒，富弼提议处死晁仲约。范仲淹说：“若郡县兵力足以应战或防守，遭遇贼兵不抵御而去贿赂，在法理上知军必须处死;但实际情况是高邮兵力不足，根本没有办法抵抗或防守;这种情况下杀死知军不是立法的本意。”仁宗听后，接受范仲淹的意见，赦免了晁仲约。 [223-224]
范仲淹治理国家崇尚忠厚，勤政爱民，深得百姓爱戴。范仲淹戍边西北时，邠州、庆州的百姓和众多的羌部族，在其生前就悬挂他的画像以祭拜。范仲淹去世后，闻知消息的人无不扼腕叹息，羌部族的数百首领，像孝子一样放声痛哭，并斋戒三日以后才离开。 [225]
严谨治学
范仲淹替人写墓志铭，写毕封好刚要发送时，忽然想到：“这篇铭记不能不让尹洙看。”第二天，范仲淹就把铭文交给尹洙过目，尹洙看后说：“你的文章已经很出名，后代人会以你的文章为典范，不能够不谨慎啊。现在你把转运使写作刺史，知州写成太守，固然清雅古隽，但现在却没有这些官职名称，后人必然心生疑惑，这正是引起庸俗文人争论的原因啊。”范仲淹听后，感叹地说：“多亏请你看了，否则，我差一点要失误啊。” [226]
只弹履霜
范仲淹素爱弹琴，曾于琴中思古 [227] ，又向志于琴道的崔遵度请教“琴何为是”，并问还有谁与他志同道合，崔公说是唐处士，于是范仲淹“拜而退，美而歌曰：有人焉，有人焉，且将师其一二。”他为自己寻到能学琴与琴道的老师快乐如孺子。 [228] 据陆游《老学庵笔记》载：“范文正公喜弹琴，然平日只弹《履霜》一操，时人谓之范履霜。” [229]
教子扶危
范仲淹熟治家甚严，教导子女做人要正心修身、积德行善，范氏家风清廉俭朴、乐善好施。一次，范仲淹让次子范纯仁自苏州运麦至四川。范纯仁回来时碰见熟人石曼卿，得知他逢亲之丧，无钱运柩返乡，便将一船的麦子全部送给了他，助其还乡。范纯仁回到家中，没敢提及此事。范仲淹问他在苏州遇到朋友了没有，范纯仁回答说：“路过丹阳时，碰到了石曼卿，他因亲人丧事，没钱运柩回乡，而被困在那里。”范仲淹立刻说道：“你为什么不把船上的麦子全部送给他呢?”范纯仁回答说：“我已经送给他了。”范仲淹听后，对儿子的做法非常高兴，并夸奖他做的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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