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诗经创作的时代及作者，本文共8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篇1：诗经创作的时代及作者
诗经创作的时代及作者
《诗经》是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收入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大约五百多年的诗歌(前11世纪至前6世纪)。
最早谈到诗经各篇创作年代及作者的，不是后人习以为的是毛诗，而是《左传》里所记载，在东周(前770年)春秋时代的吴国公子季札，于孔子只有八岁的那一年(公元前544年)，到鲁国来观鲁国宫廷上唱《诗经》，即所谓的『周乐』(周朝天子宫廷的雅乐)时，对于周朝的雅乐以唱《诗经》为雅乐的内容，表达他对于所聆之雅乐的《诗经》内容的二南、国风、雅、颂各篇的看法时，对于诗经各篇的或诗或乐的综合评述里，就首先对于诗经的作者及时代，就发表了最为近于诗经创作年代的那时的看法，而该一看法，因为最近于诗经创作的先周到东周初年，就在季札时代未远的过去，比起汉朝鲁、齐、韩诗或毛诗，或东汉的郑玄或后世如朱熹或明清以来，所有后世的臆断，当更有参考价值而近古，但却是古来研究诗经诸家，完全忽略而未从其中得到诗经作者及时代的线索的来源及古说，今为之申理之。其全文见于《左传?襄公二十九年》。
二南(周南、召南)：季札指出：『美哉。始基之矣，犹未也。然勤而不怨矣』。即指出二南的创作时代是周朝打下天下之初(『始基』)，而尚未平管蔡乱事等平定天下之前(『犹未也』)，但是诗中显示出了那种要平定天下的企图心(『勤而不怨』)，即季札指出了二南各篇创作时代当是在成王即位初管蔡乱事未平之前。
邶风、墉风、卫风：季札指出：『美哉，渊乎。忧而不困者也。吾闻卫康叔、武公(前758年卒)之德如是，是其卫风乎』。季札指出了，此三国风乃是『卫风』，是『卫康叔、武公』(『其』)的时代的作品，即，最晚至东周初年的作品，而且这些作品是代表了『卫康叔、武公』的『德』。
王风：季札指出：『美哉。思而不惧，其周之东乎』，即指出这是周朝迁往东方，即东周时(前770年起)的作品。
郑风：季札指出：『美哉。其细己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即指出，这些诗篇里的内容，呈现的都是繁琐扰民，造成下民忍受不了，是郑国在西周末年时，其畿内诸侯郑桓公于西周亡时，取得十邑之地成立新的郑国。而季札指出这是西周的旧郑国亡国前(前770年前)的作品。
齐风：季札指出：『美哉，泱泱乎，大风也哉。表东海者，其大公乎。国未可量也』。此为赞美齐风之诗有泱泱大度，而未提及其作品时代。
豳风：季札指出：『美哉，荡乎。乐而不淫，其周公之东乎』。即指出，于豳风诗篇里的浩荡及乐而不过度，显示出是周公被封于东方的鲁国所带到鲁国来的周朝本土味。即指，此豳风所述皆周公被封鲁国前的西周或先周的遗风及旧作。
秦风：季札指出：『此之谓夏声。夫能夏则大，大之至也，其周之旧乎』。按，此为谈及秦风的乐曲有先周旧乐的风格。
魏风：季札指出：『美哉，沨沨乎。大而婉，险而易行，以德辅此，则明主也』;即，如果君主能以魏风为榜样，则会是好君王。
唐风：西周成王封其弟叔虞在陶唐氏故地，即后来的晋国。季札指出：『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遗民乎。不然，何忧之远也。非令德之后，谁能若是』。即，指出，唐风各诗的作者有远忧之思，乃有德性者的后人所写的，像是陶唐氏(尧)的后代所作。
陈风：季札指出：『国无主，其能久乎。』即指其国乱，能久吗。即，应是指近于季札时代所著，以陈风见陈国必将不久。
桧风及以下的曹风，季札就没有评论(『无讥』)了。
小雅：季札指出：『美哉，思而不二，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犹有先王之遗民焉』。即指出，是西周衰亡前之作，而作者是抱持先王之志的遗民。
大雅：季札指出：『广哉，熙熙乎。曲而有直体，其文王之德乎』，即，认为大雅都是歌颂文王等先王的。
颂：季札指出：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迩而不逼，远而不携，迁而不淫，复而不厌，哀而不愁，乐而不荒，用而不匮，广而不宣，施而不费，取而不贪，处而不底，行而不流，五声和，八声平，莭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即，颂是歌颂周代先王的『盛德』。
于是，此一最早及最近古的季札于东周初年论及时代未远的`诗经的作者及其创作年代，提供我们一个非常明晰的轮廓，足以改正不少后人研究时的想象力的与史实不合之处。且也提供了对于周代以诗经为雅乐歌辞的一个具体的史料，足以了解周代的雅乐和诗经是一致的。
而周代的俗乐实另有其乐，非是诗经里的国风，因为，季札到鲁国观『周乐』(周朝的雅乐)时，诗经连同国风都是雅乐的一部份，而有关周代的民间俗乐，其实周代史料亦记载的十分充份，只是被不少后人误以为诗经国风就是民间歌谣而把真正的周代俗乐，所谓的梁惠王所说的『世俗之乐』或《礼记?乐记》里所提到的相对于『古乐』(雅乐)的『新乐』等等不胜枚举的周代的俗乐给漏掉了。
篇2：《诗经》的作者
《诗经》的作者
把《诗经》的编纂之功归之于孔子一人。这种说法起源于汉代。《史记·孔子世家》载：“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于;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翻武雅颂之音。”《汉书·艺文志》说：“孔子纯取周诗。上采殷，下取鲁，凡三百五篇。”都认为是由孔子选定《诗经》篇目的。但是，持异议者提出一些反驳的理由：一，《史记》言孔子删诗，在自卫国返回鲁国之后，时年近七十。在此之前，孔子均称《诗三百》，可见在孔子中青年时期，《诗经》已为三百篇。二，《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载，吴国公子季札在鲁国观赏周乐，乐工们先奏十五国风，再奏小雅、大雅，最后奏颂，次序和内容基本上与今本《诗经》相同，其时孔子虚龄只有八岁，可见当时《诗经》已定型。三，周代各诸侯国之间邦交往来，常常赋《诗》言志。如《左传·定公四年》载，吴攻楚，楚败几亡，楚将申包胥到秦国朝廷请求援兵，痛哭七日七夜，秦哀公深为感动，赋《诗经·无衣》，表示决心相救，恢复楚国。如果当时《诗经》没有统一的篇目，赋《诗》言志就无法进行。那么，究竟由谁来编纂《诗经》的呢?
一说王者采诗。《诗经》中诗歌的创作时间，上起西周初年，下至春秋秦穆公时，绵延五个世纪。创作的地点，几乎包括了整个黄河流域，加上长江、汉水一带，纵横上千里。怎样把众多的'诗歌集中起来呢?早在汉代就出现了“王者采诗”的说法。《汉书·食货志》曰：“孟春之月(阴历正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刘歆《与扬雄书》说：“诏问三代、周、秦轩车使者，迪人使者，以岁八月巡路，求代语、童谣、歌戏。”都说由天子指派官吏坐车去全国各地采集诗歌，以便“王者不出牖户，尽知天下所苦;不下堂而知四方”(何休《公羊解诂》)。
一说周朝太师编定。今人朱自清认为，《诗经》的编审权很可能在周王朝的太师之手。他在《经典常谈》中指出，春秋时各国都养了一班乐工，像后世阔人家的戏班子，老板叫太师。各国使臣来往，宴会时都得奏乐唱歌。太师们不但要搜集本国乐歌，还要搜集别国乐歌。除了这种搜集来的歌谣外，太师们所保存的还有贵族们为了特种事情，如祭祖、宴客、房屋落成、出兵打猎等等作的诗，这些可以说是典礼的诗。又有讽诗、颂美等等的献诗，献诗是臣下作了献给君上，准备让乐工唱给君上听的，可以说是政治诗。太师们保存下这些唱本，附带乐谱、唱词共有三百多篇，当时通称作《诗三百》。各国的乐工和太师们是搜集-整理《诗经》的功臣，但是要取得编纂整体的统一，就非周王朝的太师莫属。《国语·鲁语下》有“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太师”的记载，正考父是宋国的大夫，献《商颂》于周王朝的太师。今本《诗经》的《商颂》只有五篇，很可能是太师在十二篇基础上删定的。由此看来，《诗经》应当是周王朝的太师编定的。
篇3：《诗经》的创作过程
关于《诗经》的创作过程
《诗经》大约成书于春秋中期，起初叫做《诗》，孔子曾多次提到这个名称，如：“《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诵《诗》三百
《诗经》大约成书于春秋中期，起初叫做《诗》，孔子曾多次提到这个名称，如：“《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
司马迁用的也是《诗》，如：“《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
因为后来传世的版本中共记载有311首，为了叙述方便，就称作“诗三百”。之所以改称《诗经》，是由于汉武帝以《诗》《书》《礼》《易》《春秋》为五经的缘故。
产生年代
《诗经》是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最早的记录为西周初年，最迟产生的作品为春秋时期，上下跨度约五六百年。产生地域以黄河流域为中心，南到长江北岸，分布在陕西、甘肃、山西、山东、河北、河南、安徽、湖北等地。
经文史专家考定，《诗经》中的作品是在周武王灭商(前1066年)以后产生的。
《周颂》时代最早，在西周初年产生，是贵族文人作品，以宗庙乐歌、颂神乐歌为主，也有部分描写农业生产。
《大雅》是周王朝盛隆时期的产物，是中国上古仅存的史诗。关于《大雅》这十八篇的创作年代，各家说法不同：郑玄认为《文王之什》是文王、武王时代的诗，《生民之什》从《生民》至《卷阿》八篇为周公、成王之世诗。朱熹认为：“正《大雅》……多周公制作时所定也。”但均认为“正大雅”是西周初年之诗。
《小雅》产生于西周晚年到东迁以后。
《鲁颂》和《商颂》都产生在周室东迁(前770年)以后。
创作者
相传周代设有采诗之官，每年春天，摇着木铎深入民间收集民间歌谣，把能够反映人民欢乐疾苦的`作品，整理后交给太师(负责音乐之官)谱曲，演唱给周天子听，作为施政的参考。这些没有记录姓名的民间作者的作品，占据诗经的多数部分，如十五国风。
周代贵族文人的作品构成了诗经的另一部分。《尚书》记载，《豳风·鸱鸮》为周公旦所作。入藏清华大学的一批战国竹简(清华简)中的《耆夜》篇中，叙述武王等在战胜黎国后庆功饮酒，其间周公旦即席所作的诗《蟋蟀》，内容与现存《诗经·唐风》中的《蟋蟀》一篇有密切关系。
创作背景
周代的祖居之地周原宜于农业，“大雅”中的《生民》、《公刘》、《绵绵瓜瓞》等诗篇都表明周是依靠农业而兴盛，农业的发展促进了社会的进步。周族在武王伐纣之后成为天下共主，家族宗法制度、土地、奴隶私有与贵族领主的统治成为这一历史时期的社会政治特征。
西周取代殷商，除了商纣暴虐无道，主要与其实行奴隶制经济制度有关。西周建立以后，为缓和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尖锐矛盾，缓和阶级斗争，变奴隶制为农奴制，正如王国维在《殷商制度论》中所言：“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殷周间的三大变革，自其表而言之，不过一家一姓之兴亡，与都邑之转移。自其里言之，则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旧文化废而新文化兴……”
西周较之殷商，由于经济制度的巨大变革，促使社会在精神文明方面产生飞跃性的进步。作为文学代表的《诗经》出现，是时代进步的必然产物，而它反过来又促进了社会的文明进步。
传承历史
据说春秋时流传下来的诗，有3000首之多，后来只剩下311首(其中有六首笙诗有目无诗)。孔子编纂诗经之后，最早明确记录的传承人，是“孔门十哲”、七十二贤之一的子夏，他对诗的领悟力最强，所以由其传诗。
汉初，说诗的有鲁人申培公，齐人辕固生和燕人韩婴，合称三家诗。齐诗亡于魏，鲁诗亡于西晋，韩诗到唐时还在流传，而今只剩外传10卷。现今流传的诗经，是毛公所传的毛诗。
篇4：《诗经》的作者来源
《诗经》的作者的成分很复杂，产生的地域也很广。除了周王朝乐官制作的乐歌，公卿、列士进献的乐歌，还有许多原来流传于民间的歌谣。这些民间歌谣是如何集中到朝廷来的，则有不同说法。汉代某些学者认为，周王朝派有专门的采诗人，到民间搜集歌谣，以了解政治和风俗的盛衰利弊。又有一种说法：这些民歌是由各国乐师搜集的。乐师是掌管音乐的官员和专家，他们以唱诗作曲为职业，搜集歌谣是为了丰富他们的.唱词和乐调。诸侯之乐献给天子，这些民间歌谣便汇集到朝廷里了。这些说法，都有一定道理。
其中，尹吉甫是《诗经》的主要采集者，被尊称为中华诗祖。尹吉甫出生于江阳(现泸州市)，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文学家，晚年被流放至房陵(房县古称)，死后葬于今湖北房县青峰山。房县有大量尹吉甫文化遗存，今出土清代纪念《诗经·烝民》作者尹吉甫石碑。《诗经》中《大雅·烝民》、《大雅·江汉》皆为尹吉甫所作。
诗经四大家是哪四家?
汉代传授诗经的有四家，即：
鲁人申培，取其国名，称为鲁家诗。
齐人辕固，取其国名，称为齐家诗。
燕人韩婴，取其姓氏，称为韩家诗。
赵人毛苌，取其姓氏，称为毛家诗。
因此，鲁诗的创始人是鲁国人;齐诗的创始人是齐国人;韩诗的创始人是燕国人;毛诗的创始人是赵国人。
篇5：《诗经》创作艺术的总结
《诗经》创作艺术的总结
在情志合一、直言非诗的理论基础上，对《诗经》章法结构、用韵情况和赋比兴手法等做了系统深八的分析与总结。
《毛诗正义》作为“诗经汉学”的集大成者，其说诗模式虽然仍未跳出重在发掘政治教化与美刺功能的传统解经范式，但其对《诗经》在章法结构、用韵和赋比兴手法等艺术表现特征方面所进行的系统总结却颇为引人注目。这一成就超越了此前魏晋六朝文学自觉时代的《诗经》研究成就。
一、《诗经》创作艺术的理论出发点
文学是情感的产物，肯定文学创作中的个人情感抒发，是重视文学本身艺术特征的基本前提。孔颖达等人在《春秋左传正义》中言：“在己为情，情动为志，情志一也，所从言之异耳”，于儒家文论中第一次明确主张“情志一也”。《毛诗正义》中也同样表达了这种情志合一的意思：
作诗者，所以舒心志愤懑，而卒成于歌咏，故《虞书》谓之“诗言志”也。包管万虑’，其名日心;感物而动，乃呼为志。志之所适，外物感焉，言悦豫之志则和乐兴而颂声作，忧愁之志则哀伤起而怨刺生。《艺文志》云“哀乐之情感，歌咏之声发”，此之谓也。
此处所谓“心”，即上文所谓“情”;心“感物而动乃呼为志”，即上文所谓“在己为情，情动为志”。可见，这段阐释，其实也正是主张情志合一，肯定情感在诗歌创作中的根本地位。
那么，直接将心中之情感说出来就能够成为一首诗吗?孑L疏明确提出了“直言非诗”的理论主张。孔疏认为，《大序》“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这段话的意义重在强调“直言者非诗，故更序诗必长歌之意。”接着又说：“初言之时，直平言之耳。平言之而意不足，嫌其言未申志，故咨嗟叹息以和续之。嗟叹之犹嫌不足，故长引声而歌之。长歌之犹嫌不足，忽然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既然他认为“直言非诗”，那么运用各种语言艺术形式来言志作诗就是逻辑的必然。从实现诗歌抒情意图发，孔颖达强调要通过多样化的表现手段以强化诗人“申志”“舒愤”之目的。这种认识为其深入探讨《诗经》的创作艺术奠定了理论基础，是他关注《诗经》创作艺术的理论发点。
二、对章法结构的分析
孔疏在《诗经》首篇《关雎》之后，用了字数是《诗大序》倍的篇幅，对《诗经》的字句篇章作了集中讨论，成为《诗经》经学阐释中最为突出的现象。首先总体概括了《诗经》中字、句、章、篇的关系，其云：句必联字而言，句者局也，联字分疆，所以局言者也。章者明也，总义包体，所以明情者也。篇者遍也，言出情铺，事明而遍者也.然后具体总结了《诗经》中句式的各种情况，云：
句者联字以为言，则一字不制也。以诗者中志，一字则言蹇而不会，故《诗》之见句，少不减二，即“祈父”、“肇裎”之类也。三字者，“绥万邦”、“娄丰年”之类也。四字者，“关关雎鸠”、“窈窕淑女”之类也。五字者，“谁谓雀无角，何以穿我屋”之类也。六字者，“昔者先王受命”、“有如召公之臣”之类也。七字者，“如彼筑室于道谋”、“尚之以琼华乎而”之类也。八字者，“十月蟋蟀入我床下”、“我不敢效我友自逸”是也。其外更不见九字、十字者。……句字之数，四言为多，唯以二三七八者，将由言以中情，唯变所适，播之乐器，俱得成文故也。
这段话结合实例全面总结了《诗经》句式变化的各种情况，归纳了《诗经》的句式规律，认为《诗》是以四言句式为多，其余二至八言句式则是为了适应情感表达的特殊效果和合乐歌唱艺术形式而运用的，是四言句式的有益补充。孔疏明确指出句式的各种变化都只不过是为了“申情”而“唯变所适”，也就是说，诗歌的句式变化都是出于“抒情言志”的需要。
孔疏对篇章的论述最为详细，全面总结和论述了《诗经》的'章中句数和篇中章数：
章者，积句所为，不限句数也，以其作者陈事，须有多少章总一义，必须意尽而成故也。累句为章，则一句不可，二句得为之，《卢令》及《鱼丽》之下三章是也。其三句则《麟趾》、《甘棠》、《驺虞》之类是也。其多者，《载芟》三十一句，《宫》之三章三十八句，自外不过也。篇之大小，随章多少。风、雅之中，少犹两章以上，即《驺虞》、《渭阳》之类是也。多则十六以下，《正月》、《桑柔》之类是也、唯《周颂》三十一篇，及《那》、《烈祖》《玄乌》，皆一章者。以其风、雅叙人事，刺过论功，志在匡救，一章不尽，重章以中殷勤，故风、雅之篇无一章者。颂者，太平德洽之歌，述成功以告神，直言写志，不必殷勤，故一章而已。章组成。疏看到，在《诗经》中一章不少于两句，最多是。之所以每章句数不能够限定，是因为据表达内容不同，需要的句数多少亦不同。“必须意尽而成”，讲清楚所要表达的意思，一章也即结束。结合孔疏于前所叙章者明也，总义包体，所以明情也”，章这种结构形式同样是服务于抒发情志、叙述事件这一目的，所以其句数自然要随表达需要而定。孔疏在论及章数之时尤其注意到了风、雅与颂在一篇章数上的区别，其立足于诗歌重在抒情的艺术本质，对篇内章数的多少问题予以理论的思考和阐释。孔疏认为，“风、雅少犹两章以上”，“多则十六以下”，是因为“风、雅叙人事，刺过论功，志在匡救，一章不尽，重章以申殷勤”，故“无一章者。”而“《周颂》三十一篇，及《那》、《烈祖》、《玄鸟》，皆一章者”，则是“颂者，太平德洽之歌，述成功以告神，直言写志，不必殷勤，故一章而已”之故。展读《诗经》，不难发现，风、雅之诗，广写世间人事百态，小到男女婚恋，大到刺过论功，志在匡世的政治热情，更为追求诗人主观情志的抒发，所以极尽深婉之能事，一章言之，意犹未了，故非二章或多章不足以尽兴。而《周颂》众诗，述功告神，不必殷勤，缺乏反复诉说的情感动力，故多为一章。孔疏之论在相当程度上符合《诗经》艺术的真实状态，可谓有理。
三、对用韵情况的分析
孔疏云：诗之大体，必须依韵，其有乖者，古人之韵不协耳。之、兮、矣、也之类，本取以为辞，虽在句中，不以为义，故处末者，皆字上为韵。之者，“左右流之”、“寤寐求之”之类也。兮者，“其实七兮”、“迨其吉兮”之类也。矣者，“颜之厚矣”、“出自口矣”之类也。也者，“何其处也”、“必有与也”之类也。《著》“俟我于著乎而”，《伐檀》“且涟猗”之篇，此等皆字上为韵，不为义也。然人志各异，作诗不同，必须声韵谐和，曲应金石，亦有即将助句之字，以当声韵之体者，则“彼人是哉，子日何其”;“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是究是图，蛊其然乎”;“其虚其徐，既亟只且”之类是也。
“诗之大体，必须用韵”，可见孔疏将用韵看作是诗体成立的必备因素。音律的最大价值自然在它的音乐性。音乐自身是一种产生浓厚美感的艺术，诗之依韵，就是为了“声韵和谐，曲应金石”，使声音谐美，便于吟咏歌唱，使所要表达的情感意绪在美妙的声韵中播扬，增强其审美浓度和感染力量。孑L疏尤其关注的是句尾语助词与诗韵的关系。其分汉字为“全取以制义”的实词和“假辞以为助”语助词，认为语助词“虽在句中，不以为义”，如果置于句末，则主要就是“为韵”，并且依次举了《周南·关雎》、《召南·摞梅》、《小雅·巧言》、《邶风·旄丘》、《齐风·著》、《魏风·伐檀》这些例子来说明这种情况，详尽而确凿。这种情况可与王力《诗经韵读》中所说“如果句尾是一个字，韵就常常落在倒数第二字上”相印证。孔疏还提出了另外一种情况，即“将助句之字，以当声韵之体者”，且举《魏风·同有桃》、《卫风·氓》、《小雅·常棣》为例，这种情况大概相当于“虚字被用作韵脚，倒数第二字不再作韵。”
孔疏的诗韵理论常反映于其《诗经》疏解中，如《王风·采葛》“设文各从其韵，不由事大忧深也”，《郑风·丰》“而经衣裳异文者，以其衣裳别名，诗须韵句，故别言之耳”，《魏风·硕鼠》“谷生于苗，故言苗以韵句”等等比比皆是。孔疏在《周南·汉广》正义中甚至说：“诗之大体，韵在辞上。”对声韵之重视超过了文辞。这种意识在《序》、《传》、《笺》中是没有的，应该说相当程度上这是自魏晋六朝以来中国诗歌追求声韵的理论和实践而对孔颖达年所产生的影响所致。
四、对《诗经》赋、比、兴的认识
赋、比、兴是《诗经》对中国文学的表现艺术影响最大的一个方面。《诗大序》说：“诗有六义焉：一日风，二日赋，_二日比，四日兴，五日雅，六日颂。”六者是并列的关系。经过东汉郑众和郑玄以及齐。梁时期刘勰《文心雕龙》的阐释，赋、比、兴作为写作手法的认识有了明显的增强，但论述得最完整的还是《毛诗正义》。孔颖达说：
郑(玄)以赋之言铺也……则诗之直陈其事，不譬喻者，皆赋也。郑司农(即郑众)云：“比者，比方于物、诸言如者，皆比辞也。”司农叉云：“兴者，托事于物则兴者起也。取譬引类，起发己心，诗文诸举草木乌兽以见意也，皆兴辞也。”赋、比、兴如此次者，言事之道，直陈为正，故《诗经》多赋在比、兴之先。比之与兴，虽同是附托外物，比显而兴隐，故比居兴先也.
通过以上论述，将赋、比、兴的不同作用及其排列顺序先后的原因，分析得非常清楚且通俗易懂。至于何以称之谓六义?《毛诗正义》也解释得很明白：然则风、雅、颂者，诗篇之异体;赋、比、兴者，诗文之异辞耳，大小不同而得并为六义者，赋、比、兴是诗之所用，风、雅、颂是诗之成形，用彼三事，成此三事，是故同称为六义，非别有篇卷也这就是说，赋、比、兴是为创作风、雅、颂服务的，故也沾了“义”宁的光。至此，作为写作手法的赋、比、兴含义已基本确定，赋、比、兴与风、雅、颂的关系也有了明确的界定。赋、比、兴由浓厚的经学含义而逐步成为文学含义，虽是汉魏六朝文**流潜移默化的自然趋势，但《毛诗正义》论述毕竟起了归于一定的总结作用，这一点功不可没。
《毛诗正义》对《诗经》创作艺术的系统理论总结，在伦理道德阐释的重重掩盖下，透露出一抹注重文本研究的气息，这在一定程度上标志着《诗经》研究由经学向文学的转变，是诗经学研究史上的重要成就。
篇6：诗经采薇的作者
诗经采薇的作者
《诗经》存三百零五篇，分《风》、《雅》、《颂》三部分。《风》有十五国风，是出自各地的民歌，这一部分文学成就最高，有对爱情、劳动等美好事物的吟唱，也有怀故土、思征人及反压迫、反欺凌的怨叹与愤怒。《雅》分《大雅》、《小雅》，多为贵族祭祀之诗歌，祈丰年、颂祖德。《小雅》中也有部分民歌。《颂》则为宗庙祭祀之诗歌。《雅》、《颂》中的`诗歌，对于我们考察早期历史、宗教与社会有很大价值。孔子曾概括《诗经》宗旨为“无邪”，并教育弟子、孩子读《诗经》以作为立言、立行的标准。先秦诸子中，引用《诗经》者颇多，如孟子、荀子、墨子、庄子、韩非子等人在说理论证时，多引述《诗经》中的句子以增强说服力。后来，《诗经》被儒家奉为经典，成为《六经》(包括《诗》、《书》、《礼》、《乐》、《易》、《春秋》)及《五经》(无《乐》)之一。
《采薇》是《诗经·小雅》中的一篇。历代注者关于它的写作年代说法不一。但据它的内容和其它历史记载的考订大约是周宣王时代的作品的可能性大些。周代北方的猃狁(即后来的匈奴)已十分强悍，经常入侵中原，给当时北方人民生活带来不少灾难。历史上有不少周天子派兵戍守边外和命将士出兵打败猃狁的记载。从《采薇》的内容看，当是将士戍役劳还时之作。诗中唱出从军将士的艰辛生活和思归的情怀。
篇7：诗经《采薇》的作者
诗经《采薇》的作者
尹吉甫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文学家，《诗经》的主要采集者，被尊称为中华诗祖。
《采薇》是《诗经·小雅》中的一篇。历代注者关于它的写作年代说法不一。但据它的内容和其它历史记载的考订大约是周宣王时代的'作品的可能性大些。周代北方的猃狁(即后来的匈奴)已十分强悍，经常入侵中原，给当时北方人民生活带来不少灾难。历史上有不少周天子派兵戍守边外和命将士出兵打败猃狁的记载。从《采薇》的内容看，当是将士戍役劳还时之作。诗中唱出从军将士的艰辛生活和思归的情怀。
原文：
采薇
朝代：先秦
采薇采薇，薇亦作止。曰归曰归，岁亦莫止。 靡室靡家，玁狁之故。不遑启居，玁狁之故。
采薇采薇，薇亦柔止。曰归曰归，心亦忧止。 忧心烈烈，载饥载渴。我戍未定，靡使归聘。
采薇采薇，薇亦刚止。曰归曰归，岁亦阳止。 王事靡盬，不遑启处。忧心孔疚，我行不来!
彼尔维何?维常之华。彼路斯何?君子之车。 戎车既驾，四牡业业。岂敢定居?一月三捷。
驾彼四牡，四牡骙骙。君子所依，小人所腓。 四牡翼翼，象弭鱼服。岂不日戒?玁狁孔棘!
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 行道迟迟，载渴载饥。我心伤悲，莫知我哀!
篇8：诗经采薇作者资料
诗经采薇作者资料
《诗经》的作者的成分很复杂，产生的地域也很广。除了周王朝乐官制作的乐歌，公卿、列士进献的乐歌，还有许多原来流传于民间的歌谣。这些民间歌谣是如何集中到朝廷来的，则有不同说法。汉代某些学者认为，周王朝派有专门的采诗人，到民间搜集歌谣，以了解政治和风俗的盛衰利弊;又有一种说法：这些民歌是由各国乐师搜集的。乐师是掌管音乐的官员和专家，他们以唱诗作曲为职业，搜集歌谣是为了丰富他们的唱词和乐调。诸侯之乐献给天子，这些民间歌谣便汇集到朝廷里了。这些说法，都有一定道理。
尹吉甫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文学家，《诗经》的主要采集者，被尊称为中华诗祖。
拓展阅读：《采薇》解读
采薇
朝代：先秦
采薇采薇，薇亦作止。曰归曰归，岁亦莫止。 靡室靡家，玁狁之故。不遑启居，玁狁之故。
采薇采薇，薇亦柔止。曰归曰归，心亦忧止。 忧心烈烈，载饥载渴。我戍未定，靡使归聘。
采薇采薇，薇亦刚止。曰归曰归，岁亦阳止。 王事靡盬，不遑启处。忧心孔疚，我行不来!
彼尔维何?维常之华。彼路斯何?君子之车。 戎车既驾，四牡业业。岂敢定居?一月三捷。
驾彼四牡，四牡骙骙。君子所依，小人所腓。 四牡翼翼，象弭鱼服。岂不日戒?玁狁孔棘!
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 行道迟迟，载渴载饥。我心伤悲，莫知我哀!
江南的春天是衣食的春天，桑树涣涣，桃花灿灿，连槐树那样乡气的花，都有田间灶头的新意。野菜也是，绿汪汪的一片，像泻了的春水，叫人不忍践踏。乡下人当此季总是去田埂地头采来，新新鲜鲜地做了端上来。我生在城市，吃到的野菜都已经不野了，是成品，也不懂得认野菜挖野菜。偶尔到乡间，看到有人采撷，也不管喜不喜欢吃，就无端开心得不行，追着人屁股后面问：这是什么，那是什么!
第一次看见薇菜时，紫色的小花乍满眼帘，忙问是什么菜，告诉我是野豌豆。余冠英译《诗经》，将薇菜翻译成“大巢菜”，我就根本就没把这种小菜和历史上大名鼎鼎的“采薇西山”中那种雅物联系起来，也没想到这就是小雅《采薇》里吟的“薇”。想起有人说，我们这代人是四肢不勤，五谷不分，虽然刻薄，却也恰当。
薇菜也叫薇霍，不算是稀奇的东西，历来为贫者所食。伯夷和叔齐在商亡后隐居首阳山，身无一技之长，又死倔着不吃周武王送来的粮食，采薇为食，终于饿死。临死前作了一首歌，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与嗟徂兮，命之哀矣。”
这是关于采薇最早的记录。伯夷，叔齐是孤竹君的`两个儿子。这是两个固执到头脑发僵的人，当年孤竹君想要立叔齐为国君。孤竹君死后，叔齐欲禅让伯夷，伯夷说：“这是父命啊。”于是逃走了。叔齐也不肯继位，也逃脱了。人们只好拥立孤竹君其他的儿子即位。伯夷和叔齐联袂潇洒逃亡以后，生计很成问题，听说西伯姬昌乐于赡养老人，商议好投奔他而去。当时西伯姬昌已死，伯夷和叔齐到了那里，正是西伯昌的儿子武王将东伐殷纣，伯夷和叔齐拉住了武王的马缰阻止，说：“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谓孝乎?以臣弑君，可谓仁乎?”，武王的随从上前要杀他们，太公吕尚虑其有贤名，为怕大战前夕影响民心，就阻止说：“此义人也。”并搀扶他们离去。武王推翻商纣，天下归顺了周朝。但是，伯夷和叔齐认为这是耻辱，仍坚持操守，不吃周王送来的粮食，隐居在首阳山，采集野菜充饥。某一天有个周人嘲笑他们，你们不是不吃周朝的粮食么，这首阳山也是周天子的领地啊，你们吃了这山上的薇菜，难道不是周朝的粮食么?这两老小子一合计，自觉别人说的有理，惭愧得不行，于是开始绝食计划，连薇菜也不吃了，这么着，挨了几天，成功饿死。
后世的读书人要么多粮食而少气节，要么多气节而少粮食。为了粉饰或者掩饰，他们多对伯夷和叔齐的行为击节而赞，认为这是有操守的人做的事。若是人各有志也就罢了，最可怕是中国人的操守节烈观多出于作秀的需要，前人做出种风潮，后人认为不追不好，也不管是不是真心认同就跟风。伦理观念由此衍生，并越来越稳固。反而是那个周人好，现实而敏锐，一句话问穿了伯夷叔齐。还有姜子牙，行事也妙，他接掌齐国的时候，胶东半岛上也有两个欲效仿伯夷叔齐的隐士，自耕自足，人称贤人。姜子牙就杀了他们。周王问起来，对曰，这样不为国计民生做贡献，只图保全自己虚名的人，留之何用?就因为他有影响力，反而会有民众跟从造成不利于经济发展的风气，不如杀了。
呵呵，这才是姜尚真正的心思和观点，之前对伯夷叔齐与其说尊重，不如说是敷衍。
薇是无分贵贱的食物，就算它是野菜，一样开得动人。采薇之事贵者可行，普通百姓一样可行。说完了贤者采薇，再来谈谈贫者采薇。
《小雅》里的采薇，就是戍防战士所为，为了生计，辛苦坦然地去做，不勉强，也不作秀。歌中唱到：“采薇采薇，薇亦作止。曰归曰归，岁亦莫止。”(大巢菜采了又采，大巢菜冒出芽尖。说回家哪时回家，转眼间就到残年。)此时薇不单是赖以生存的食物，更是节令更替时间的象征，是离乡之路的远近。
当大巢菜紫色的花在眼底开开谢谢，归乡之期也一延再延。
为什么要背井离乡呢?还是如此身不由己?那王命发起的征战啊，只为对抗凶蛮的玁狁。说是保家为国责无旁贷，然而总不免战火哀艳，血流成河。和平怎么总是这么短暂?此际还能喝一口热的野菜汤，比起那些已经魂归阴曹的人，该偷笑了。
细碎的紫色小花，它在傍晚黑暗完全降临的那一瞬，美得很像天空的星光闪烁。
我忽然之间泪凝于睫。心里微微晃荡了一下，好像某种温暖寂灭了。
原来，它早已被我化作家的念想。看到它，我才有余力奋力求生。
“玁狁”二字今作猃狁。玁狁是北方的游牧民族，春秋时称为狄，战国、秦汉时称为匈奴，历来对中原虎视眈眈，滋扰不断。大约在公元前十世纪左右，周懿王在位时，玁狁曾乘周王朝政治**和遭遇大旱灾的机会，侵扰北方边境。民受其苦，诗人作歌：“靡室靡家，玁狁之故。”周王曾出兵征讨。这首诗反映的大约就是这次战争。
征夫之苦无止无休，难以言尽。《采薇》的实质绝非儒生所粉饰的，赞美周王的功绩，而是一首征夫思归诗。
你听他唱：“采薇采薇，薇亦柔止。曰归曰归，心亦忧止。忧心烈烈，载饥载渴。我戍未定，靡使归聘。采薇采薇，薇亦刚止。曰归曰归，岁亦阳止。王事靡盬，不遑启处。忧心孔疚，我行不来!”(谁害我有家难奔，还不是为了玁狁;谁害我坐立不安，还不是为了玁狁。大巢菜采了又采，大巢菜多么鲜嫩。说回家哪时回家，心里头多么忧闷。我心忧闷像火焚，饥难忍渴也难忍。驻防地没有一定，哪有人捎个家信。大巢菜采了又采，大巢菜又粗又老。说回家哪时回家，小阳春十月又到。当王差无穷无尽，哪能有片刻安身。我的心多么痛苦，到如今谁来慰问。)
这样的想念，却哀而不伤，怨而不怒。流光飞逝，出征是岁暮，如今已是夏至十月。征战必定四处转移奔波，饥渴劳碌，身体受伤是小事，关键是命在旦夕却不能通家人同音信。当烽烟遮蔽了音信，你无从得知远方的人是否平安，牵念如藤，缠绕你咽喉不能呼吸。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古今亦同。ZIPPO的最初流行，就是因为它的防风功能可以帮助美国的士兵在战壕里写家书。《采薇》可看作最早的边塞诗。唐代的岑参是写边塞诗的强人，擅于捕捉人心细节，他写道：“马上相逢无纸笔，凭君寄语报平安。”生死漂泊的不定，相逢无语的惊喜，欲言又止的犹疑，所有的尖锐都有了，所以一语刺破人心。
战争不值得赞美，然而为家园而战却是可引以自豪的事情。因此下面的两章不再絮言思乡之情，转言当时战斗的激烈和辛苦：“彼尔维何，维常之华。彼路斯何，君子之车。戎车既驾，四牡业业，岂敢定居，一月三捷。驾彼四牡，四牡騤騤。君子所依，小人所腓。四牡翼翼，象弭鱼服。岂不日戒，玁狁孔棘!”(什么花开得繁盛?那都是棠棣的花。什么车高高大大?还不是贵人的车。兵车已经驾起，高昂昂公马四匹。哪儿敢安然住下，一个月三次转移。驾起了公马四匹，四匹马多么神气，贵人们坐在车上，士兵们靠它隐蔽，四匹马多么雄壮。象牙弭鱼皮箭囊。怎么不天天警戒?玁狁实在太猖狂。)
他在征途中，看见棠棣花开得繁盛，美景当前，忧心不减，棠棣的花再开时，未知还有没有命看到。战争的不平不单表现在引起干戈的原因，往往是强者带有私欲的侵略。即使是在战争的一方，不平等也是时时存在的，贵人坐在战车里，遥遥指挥，士兵就要徒步而行，贴身肉搏。战争为我们揭示生命冰冷的真相：人，生而不等，命有贵贱。你必须承认它是真实存在的，尔后再言改变。
“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行道迟迟，载渴载饥。我心伤悲，莫知我哀!”该庆幸吧，他是余生，修罗劫后的那一撮艳火。惊天彻地的屠杀后，草丛里颤颤巍巍的小兽;该高兴吧，归途遥遥毕竟有尽。可是却应了那句“近乡情更怯”的话，越是急切，越觉得遥远，越是靠近，越是不敢获知真相。
昔日去时，还是柳色青青的春天，柳丝飘荡似人有眷恋之情。今我来归，这里雪花飘零，淫雨霏霏。春色已褪尽。
——是怎样深长的思念啊，遮湮了漫漫的年华。我怕，这么多年战火肆虐，当我再归时，已见不到你们那温暖如春的笑颜。
当看到谢灵运说，诗三百中最美的诗句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我就知道，李白的推崇没有错，谢灵运的才气是贯古绝今，足以笑傲江湖的。因为诗人写得出，也要有人品得出。
这十六个字对偶匀称，亦景亦情，艺术上的完美在诗经中是少见的。“依依”尽杨柳之貌，简直是精准传神到可意会而不可言传的地步。以依依的杨柳来象征离别时恋恋不舍，又用雨雪交加来形容归来的凄凉。亦景亦情的四句话既言儿女情长又暗喻战争的残酷，写景状物皆生动传神，达到了情景交融的最高境界。
陆游说，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我想他是窥破了文字精义的。有那么一霎那，也许不是文字，而是藏在身体内的感情自在起伏澎湃，像插在地上的柳枝到时节破土而出。于是文字开始招展，情意如雨雪蓦然降临。
以乐景写哀，以哀景写乐。是天意降临于文字，如孩童自会认得母亲，那个人的脱口而出，却让所有的文人在这十六个字面前哑然无语。
中国人面对时间总是卑微，浮生半日闲还要偷来，未若西人的坦然，时间仿佛手中的牛排可以随意切割。在无涯的时间面前，我们都是软弱的。多年之后，当位极人臣的桓温重回故地，看到自己手植的树已经丈余，尚且忍不住潸然泪下，感慨着：“树犹如此，人何以堪。”千载之下仍惹起无数唏嘘。
一个在战场上辗转求生，回乡路上饥肠碌碌的小小士兵，他看着面目全非的家乡感慨：“我心伤悲，莫知我哀!”真的是杜鹃啼血哀不可闻。
如果我回来，你们已不在，那么，我活着回来，还有什么意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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