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下面是小编为大家准备的柳宗元的教育思想（共7篇），欢迎阅读借鉴。
篇1：柳宗元的教育思想
柳宗元的实用教育思想
柳宗元注重学习实际内容等教育思想，作为留给我们后人的一份宝贵文化遗产，折射出很强的现代实用教育思想，应当加以重视和借鉴。
柳宗元作为中唐时期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和诗人，对教育的关注超过了一般人。他重视教师的作用，强调教育学习的实用性，在教育方法上力求出新，关注青年后辈的个性成长，促进青年后辈博学多思。其教育思想和方法无处不体现着实用主义的教育思想光辉，为当时教育的兴盛起到很大推动作用，同时也为后世教育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参考和研究的价值。
一、勇担教师责任
在当时“耻学于师”的时代背景下，柳宗元亦然承担起了教师的职责，拒师“名”而行师“实”，毫无保留地对青年后辈苦心教导，用自己的知识和人格魅力去积极引导青年后辈的成长，这实在是难能可贵的。
(一)反对沽名钓誉
柳宗元教导青年后辈可谓是孜孜不倦，但却对承担教师之名不感兴趣，这和他的师道观有着很大的联系。柳宗元认为“太学立儒官，传儒业，宣求专而通、新而一者，以为胄子师”(《送易师扬君序》)，教师的职责就是以其专业、精深、新颖的知识和思想去教导学生，以博爱、宽容、自律的精神去关爱学生。柳宗元身体力行地倡导实用主义的教育思想，反对教师沽名钓誉的行为。正如他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明确表达自己的师道观，强调“交以为师”，老师和学生的地位是平等的，无所谓师与生的关系，教育的目的就是知识的传递。
(二)坚持教育为己任
柳宗元没有象韩愈那样做过专职的教师，但是他总是不厌其烦地热心教导后辈。正如他在《答严厚舆秀才论为师道书》中说的：“若言道、讲古、穷文辞，有来问我者，吾岂曾瞋目闭口耶?”柳宗元坚持以教育为己任，深知教育青年人对社会进步的意义，而教师是青年后辈成长道路上的引路人。虽然柳宗元“避师名”，但却从来没推卸过作为教师的责任，可以堪称教师之典范。在实用主义教育思想中，教师是教育中的一个重要因素，有职业操守的教师更是提升教育的时效性的关键。柳宗元这种不求师之名，而行师之实的行为，虽是在特殊情况下的无奈之举，但从某种程度上来看却和实用主义的教育思想有着共通之处，对后世的教育事业有着积极的意义。
二、注重教以致用
柳宗元一直强调教育的实用性功能，学以致用才是教育的最终目的。他认为要教育青年后辈学以明道，内外兼修，坚持益于世用的教育理念，主张把所学的知识都运用到治国安邦的实际生活中去。
(一)倡导“期以明道”的教育主张
中唐时期，国家日趋衰败，整个社会动荡不安。基于这样的背景下，柳宗元继承尧、舜、孔子之道，提出“期以明道”的教育主张。他认为只有通过运用教育的手段培养实用性的人才，用改革的措施来使统治阶级明确“道”的思想，以达到国家的长治久安。柳宗元一直觉得文人的使命就是“行道”、“济世匡时”。作为有理想有抱负的文人，必须内外兼修，完善其身，只有通过广博地学习儒家经典和各种古代文献的精髓，“以生人为己任”(《与杨海之第二书》)，把学习和社会的变革联系起来。
柳宗元作为一位重视教育实用性的教育家，他在结合国家改革需求的现实状况下，提出了“期以明道”的教育主张。他一直教育青年“学以明道”，主张通过古文来学习古道，明确学习的目的。他在《与杨诲之第二书》中说：“徒亲戚，不过欲其勤读书，决科求仕，不为大过，如斯已矣。”他要求那些有志读书的青年能够有一个正确的教育目的，希望他们能够学习实践古人的读书之道，并积极运用到当前的社会变革中。这样的思想和柳宗元对“文以明道”的认识密不可分。他认为说文与道是分不开的，文章思想内容虽离不开文字形式，但是思想内容才是最主要的。因此，柳宗元积极提倡学习能自由表达思想内涵的古文，以期造就治术之才。在实用主义教育理念中，教育被认为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动力，“研究社会历史，然后可以懂得解决将来问题的趋势”，这和柳宗元的“行古道”的思想不谋而合。
(二)坚持“益于世用”的教育目的
柳宗元一直强调“益于世用”，认为教育的目的就是把所学的知识运用到治国安邦，为人民谋福祉上去，这和广为流行的“学者为己”的思想是背道而驰的。柳宗元曾在《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说道：“不以是取名誉，意欲施之事实，以辅时及物为道”，也就是说教育的目的不是沽名钓誉，而是要经世致用，这也成为柳宗元教育青年后辈的一个重要教育原则。
柳宗元在抨击“学而为己”观点，反对以“决科求仕”为学习目的的同时，在《与杨诲之第二书》中明确提出读书必须“就其道，施于物”，并且要“内句以守，外可以行其道”。他还在《送徐从事北游序》提出，学习一定要把“《诗》、《礼》、《春秋》之道施于事，及于物”，这样才能“不负孔子之笔舌”。柳宗元一直主张教育的最终目的'是立足现实、服务人民，实现古之尧、舜、孔子“圣人之道”。柳宗元将教育和国家兴盛、百姓安乐联系起来，特别在他被贬时期，还能一贯地执行这样的教育理念，尽心竭力地培养和教育“益于世用”的人才，在当时来看确实标新立异且意义非凡。这不仅是柳宗元对教育功能实用性的深度挖掘，也是他忧国忧民爱国主义思想和文人自觉自发的社会责任感的一种体现。
三、强调正确治学
柳宗元从实用主义出发，反对死记硬背和思想教条强调学习要博极群书，博采众长，善于从古代典籍中吸取营养，还要态度严谨，敢于质疑，勇于表达自己的观点，这才是治学的有效方法。
(一)反对死记硬背
作为一位坚持教育为己任的教师，柳宗元特别重视教学方法的实用性和科学性。他极力反对死记硬背的学习方法，认为学习的目的不是为了记住文辞章句，而是要明道。柳宗元主张教师的教学是为了“言道、讲古、穷文辞”，引导学生明道才是教师的职责。实用主义教育思想认为“培养、发展和完善人的本质，是教育最基本的宗旨和终极的关怀”。所以，柳宗元一直反对只考经书，而忽视诗赋。诗赋是个人情感的表达，这对青年后辈的个性发展和成长是有益的。而经书的考察只能通过死记硬背去记住章句及注疏，这不仅禁锢了青年的思想，还抑制了青年的思考和创新的能力，对青年后辈的成长造成了很大的阻碍。 “圣人之道，不穷异以为神，不引天以为高，利于人，备于事，如斯而已矣”(《时令论上》)，也就是说圣人之道，仅仅是于人有利，于事有备，这才是学习的关键。光靠死记硬背章句，教条主义，是不能“师其道”的。“慎思之则一益也” ，(《复杜温夫书》)，柳宗元认为只有在学习过程中积极思考，大胆质疑，严谨治学才能把古人的智慧变成自己学识。
(二)要求博极群书
柳宗元自小就勤奋好学，以读书为乐，是“议论证据古今，出入经史百子，踔厉风发，率常屈其座人”的博学之士。他曾提及“仆蚤好观书，家所蓄魏晋尺腆甚具。又二十年来，遍观长安贵人好事者所蓄，殆无遗焉”，即使在被贬之后，贫病交加之时，也不忘“上下观古今”，“吟咏心自愉”(《读书》)。“仆近求得经史诸子数百卷，常候战悸稍定，时即伏读，颇见圣人用心、贤士君子立志之分”(《与李翰林建书》)，柳宗元通过“读百家书，上下驰骋，乃少得知文章利病”(《与杨京兆凭书》)，这不仅是柳宗元个人治学的经验，也成为了他教育青年后辈的基本原则。作为博极群书的典范，柳宗元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教育青年后辈要“读百家书”，“博取诸史群子”(《送贾山人南游序》)，才能成为博学多才的人。
柳宗元从“益于世用”的教育目出发，对古代典籍采取广而纳之，博采众长的态度。他主张以儒家经典为主要教学内容，并涉及“杨、墨、申、商、刑名、纵横之说”，兼纳百家之长，以明先人之道，以此来培养经世致用的改革人才。仅仅博览群书还不够，更重要的是在读书的过程中，取其精髓，采其华实，通过思考和探索，化为自身的学识。柳宗元曾说“凡为学，略章句之烦乱，采摭奥旨，以知道为宗。”(《送元十八山人南游序》)，强调读书要领悟和吸收书中的真理之所在。除此之外，柳宗元还提出不仅要学古，而且还要学今，甚至师生同辈之间相互学习，善于思考，力求创新，这在当时确实是眼光深远，同时也是实用主义教育思想“教育即生活”的有力证明。
(三)坚持不唯经典
柳宗元虽提倡学习古文，但是却不迷信古文，始终以严谨治学为学习的基本原则。他认为“然务先穷昔人书，有不可者而后革之，则大善”(《与刘禹锡论周易九六书》)，古代典籍一定要秉承着批判的态度刻苦研读，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敢于质疑其中的荒谬背理的地方，并提出自己不同的观点，这样才能收获真知。这与实用主义教育理念中教育就是让“学生可以发表自己独立的观点”，帮助他们形成 “生动活泼的个性和敢于开拓的精神”不谋而合。他先后对《诗》《书》，孔、孟等著作和言论，都进行过质疑和批判。
即使是《国语》这样的经典，柳宗元也敢指出其错误，经过缜密的思考，反复的论证，写下了《非国语》六十篇文章。针对《左传》中任人唯亲的观点，他也写下了《六逆论》这样的文章，以表达自己的强烈质疑。于此同时，柳宗元觉得有些古代典籍中的观点并没有错，只不过是因为年代久远、语义含糊，被后人解读歪曲所致。“古之言理者，罕能尽其说。建一言，立一辞，则臲卼而不安，谓之是可也，谓之非亦可也，混然而已。教于后世，莫知其所以去就。明者慨然将定其是非，则拘儒瞽生相与群而咻之，以为狂为怪，而欲世之多有知者可乎?夫中人可以及化者，天下为不少矣，然而罕有知圣人之道，则固为书者之罪也” (《六逆论》)。无论是治学还是济世，柳宗元始终敢于质疑经典，“冒犯权威”， 以这种不唯经典，敢于质疑，严谨治学的亲身经历来教育青年后辈，这也是其实用主义教育理念中“经验”教学的一种演绎。
综上，柳宗元在教育上一直秉承实用的教育理念，重视教师的作用，强调 “期以明道”教育主张、“益于世用”的教育目的，倡导博学善思、不唯经典、敢于质疑、积极创新，反对死记硬背和思想教条，以其实用教育理念的光辉照耀千古。
篇2：浅析柳宗元的民本思想
浅析柳宗元的民本思想
柳宗元是我国中唐时期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关于柳宗元的民本思想是什么呢?下面一起来看看!
柳宗元,字子厚。生于中唐时期,是著名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官至监察御史,吏部侍郎。他政治经历极为丰富,二十多岁即名扬京师,参加“二王”的“永贞革新”,后因革新失败被贬韶州刺史,再贬永州司马,后复出为柳州刺史。柳宗元生活的时代处于唐朝由盛转衰的转折期,社会整体生产水平大幅下降,民众生活疾苦。基于此,他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吏为民役”论,对我国古代民本思想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在改革开放的今天,深入研究柳宗元的“吏为民役论”,对于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增强党的先进性,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柳宗元民本思想的形成和发展
中国古代自夏商周三代以来,民本思想便已经出现。其统治君主对“天”极为崇拜,认为“天”是至高无上的,“天”主宰一切,它的道德责任就是保民,因此“天”代表的就是“民”的愿望。这是朴素的民本思想。
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儒家学派推崇君权,崇尚礼义,宣扬仁政爱民,由于这适应了统治阶级的要求,因而迅速崛起。“仁政爱民”这一鲜明的民本思想,对后世影响深远。孔子曾说过“人而不仁,如礼何?”(《论语》),“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尧目》)。孔子重视民众疾苦,认为君主的统治基础就是民众,因此必须推行仁政,减轻赋税,爱民。在孔子民本思想的基础上,孟子对其进行发展,使其迅速成熟。“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这一著名的民贵君轻思想在现代社会仍然具有深远的意义。“省刑罚,薄税敛”(《梁惠王上》),再次申明要与民修养。得民心者得天下,因此,君王应该高度重视民众问题。荀子的“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荀子己制》)更加阐明了君民的关系。儒家的人文精神和民本思想在其思想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重视民生,保持百姓的安居乐业是政治生活中必须解决的问题,因此在千年历史长河中,经久不衰,并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
柳宗元的民本思想源于孔孟之道,儒家的爱民,仁政思想对其的影响极为重要。他自身的经历在其民本思想的形成过程中亦占有重要地位。柳宗元出生前后,正是“安史之乱”和藩镇割据的年代,唐王朝由盛转衰,政权不稳,人民生活异常困苦。柳宗元少年时代,就随父亲来到长沙,九江一带,开始了解民间百姓的疾苦。“永贞革新”失败之后,一直被贬到永州司马。在命运转折的过程中,他深入民间,确切了解民众生活,批判统治者得暴行,先后写下《捕蛇者说》《田家三首》等著作。这种现实的经历更加丰富了他的民本思想,对民众生活的重视程度空前提高。
柳宗元在对儒家思想的批判继承以及社会现实的亲身经历的基础上,旗帜鲜明的提出了“吏为民役”的重要思想。他认为官吏是“民之役”,他们是由民众所纳赋税来供养的,因此属于民众的雇工,仆役,必须为民众“勤心而劳力”,做到“讼者平,诉者均”,不可“受若直,怠若事,又盗若货器”(《送薛存义之任序》),否则理应被罢免,受处罚。在当时,柳宗元能够提出这种思想确实是难能可贵的。
二、柳宗元民本思想的主要内容
第一,鲜明的人民历史观。柳宗元认为人民主宰历史的发展和王朝的兴衰。他继承了荀况、王充等人的反天命、反天人感应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对历代的君王受命于天的神学史观进行尖锐批评。他在《贞符》中说道:“受命不于天,于其人;休符不于祥,于其仁。”又说:“受命于生人之意。”对董仲舒的“君权神授”观念进行深刻的批判。并且明确指出历史发展,王朝更替的决定力量在于民心。把民本思想提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这一唯物主义历史观成为柳宗元“吏为民役论”和民本思想的哲学基础,也成为继孟子之后中国古代民本思想的最突出成就之一。
第二,朴实的为民服务观。柳宗元认为官吏是人民的仆人,官吏应该为百姓服务。柳宗元在《送宁国范明府诗序》中提出“为吏者人役也;役于人,而食其力,可无报耶?”在这篇诗序中首先推崇范氏的论断。认为官吏是是人的仆役,在这里“人”还指同僚,上级,所以应该为人而服务,怎么能够不报答主人呢?这一观点已经突破了传统的官者,牧民的思想框架。他在《送薛存义序》进一步丰富并完善了这一观点,“凡吏于土者,若知其职乎?盖民之役,非以役民而已也。凡民之食于土者,出其十一佣乎吏,使司平于我也。”在这里柳宗元把“人”特指民众,并鲜明的提出“民之役”“民可黜罚”的思想,官吏应该为百姓的仆役,必须为百姓勤恳办事。
第三,可贵的对民负责观。对于“受若值怠若事,又从而盗之”的官吏民众应该也有权利进行黜罚。“今我受其直,怠其事者,天下皆然。岂惟怠之,从而又盗之。向使佣一夫于家,受苦直,怠其事,又盗若货器,则必甚怒而黜罚之矣。以今天下多类此,而民莫敢肆其怒与黜罚者何哉?势不同也。势不同而理同,如吾民何?有达于理者,得不恐而畏乎”(《送薛存义序》)!在这里柳宗元把“人”特指民众,并鲜明地提出“民可黜罚”的思想,百姓有权对官员进行惩罚。这对贪墨成风的封建官僚社会也是一个巨大的警示。在吏治改革上应该善用循吏,从而公平、认真的为民办事。
最后,深刻的养民利民观。柳宗元认为应该顺应自然变化,充分给予人们自由发展的空间,不扰民。他在《种树郭橐驼传》中说“吾问养树,得养人术。传其事以为官戒。”从养树之理中得出养民之理,要“能顺木之天,以致其性焉尔”点明为政只要在于顺人之欲,随人之性,要充分利用条件,不仅要主观上“利民”,还要客观上真正做到“利民”。因此统治者应该施行仁政,与民休息。这种冲破时代限制的民主思想光辉对于当代仍然具有巨大的影响。
三、柳宗元民本思想的当代价值
柳宗元冲破传统封建思想的束缚,形成了自己的民本思想,反对“君权神授”,认为政权的夺取与巩固在于民心,提出“吏为民役”,提倡“顺天”,“养民”。这一系统的民本思想具有超越时空的性质,对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推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第一,人民主宰历史发展,应重视人民主体地位,保障人民合法权益。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阶段,党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十七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顺应社会发展形势提出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这是对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继承、丰富和发展。
柳宗元历来认为政权的巩固与维持在于民心。他认为汉代之所以能够兴盛,“在乎克怀于有氓,登贤庸能,濯痍煦寒,以廖以熙”(《贞符》)。即扫除社会的弊端,重视人民的安定。而唐朝之所以能兴起,是因为他初期的政治清明犹如“丕将霖雨,浚涤荡沃,蒸为清氛,疏为冷风”(《贞符》),天下才能大治。而唐中期以后失去了这种治国思想,一味“牧民”,为了统治阶级的奢侈生活而盘剥人民,以至造成黄巢起义,终于使唐王朝一蹶不振。纵观历史,任何一个国家,想要维护自己的统治,必须不断调整自己的政策,重视人民的力量,避免政治僵化,缓和阶级矛盾,与民休息。柳宗元的民本思想对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人民当家作主,国家的权力在人民以及“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都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第二,国家权力属于人民,应对人民负责,进行吏治改革。我们党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共产党员是人民的公仆,并且要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这一科学的干群、党群观点与柳宗元的“吏为民役”有异曲同工之妙。
柳宗元打破传统封建社会的“牧民”思想,提出“吏为民役”,认为官吏应该而且必须为民众认真办事。他的这一理论对当今的完善干部选拔任用制度也用深远的影响。柳宗元继承了法家韩非子的合理的法治观念,认为为相者理天下要“条其纲纪而盈缩焉,齐其法制而整顿焉”(《梓人传》),应该运用法制治理天下。并且在《送薛存义序》中他又明确提出“民可黜罚”的思想,如果官吏不能够认真负责的为百姓办事,百姓应该而且也有权力惩罚甚至废黜他。这种观念的提出对官员的行为也具有很强的警示作用。
第三,人民推动历史社会发展,应重视民生问题,促进人民自身发展。科学发展观在以人为本的基础上对发展理论进行了科学而全面的论述,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要做到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这一科学的发展观显示了党对民生问题的高度重视,对人民主体地位的尊重,对人民利益的保护。科学的发展观和对民生问题的高度重视是对柳宗元的“顺天”,“养民”观点的发展与突破。
柳宗元在《种树郭橐驼传》中把种树的道理“顺木之天,以致其性焉尔”推及到为官治人,提出为政只要在于“顺人之欲,遂人之性“,即为政者应该从促使民众安居乐业的角度出发,尊重百姓的需求,满足民众的愿望,同时遵循生产生活的自然规律。为百姓创造一个稳定、安全的生活环境。“然吾居乡,见长人者好烦其令,若甚怜焉,而卒以祸”(《种树郭橐驼传》),在这里,他又对一些“好烦其令“的官员进行了批评,指出虽然这些官员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方式的不恰当最终导致吃苦受累的是老百姓,从中得出一个稳定而安全的环境对老百姓的重要性。这一观点不仅对封建官僚体制对民众的盘剥和压榨进行了抨击,而且更为难得是提出了“尊重人的本性”的人性观点,具有当代社会重视“人的全面发展”的意境,其历史意义不能说不深远。我们党高度关注发展民生问题,注重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科学发展观的贯彻和落实更深刻的体现了这一点。
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积累,而民族历史上的精神文明遗产更是今天我们的财富。虽然当今社会和古代相比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是,国家、政府的职能仍然有很大的相似性,而国家管理民众的基本职能更是没有改变。因此,历史上的一些经验教训,一些杰出人物的思想,对当代社会仍然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
柳宗元的思想既富于理性思辨色彩,又充满现实主义气息。他的思辨水平、批判精神和文学才华在当时都是相当突出的。他批判继承了儒家中的民本思想,并吸收各思想派别的精华,结合自己的时代特点对其民本思想进行了创新和发展,至今仍然闪烁着进步、民主的光辉。在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过程中,我们可以而且也应该从中吸取一些优秀的思想,从而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
篇3：柳宗元的佛学思想
柳宗元的佛学思想
柳宗元一生好佛，他曾说：“吾自幼好佛，求其道，积三十年。”这三十多年大致可分为幼时的盲目、为政时期的附会时尚和贬官后的自觉三个阶段。
闽南佛学
柳宗元，字子厚，生于中唐代宗大历八年(公元773年)。祖籍山西蒲州解县(今山西运城解州镇)，故人称“柳河东”。柳宗元二十一岁进士及第，二十六岁登博学宏词科，任集贤殿书院正字。二十九岁任京兆府蓝田尉。三十一,岁升为监察御史行，次年升为礼部员外郎，参与王叔文、刘禹锡等人领导的“永贞革新”。九月被贬邵州刺史，十一月追贬为永州司马。十年后又到柳州任刺史四年，于唐宪宗元和十四年(公元8)四十七岁时死于任上，故又有“柳柳州”之称。
柳宗元和韩愈共同领导了“古文运动”，历来为人们所称道，故有“韩柳文章李杜诗”的评价。他在逝世之前将文章寄给刘禹锡保存，200多年后的宋穆修收集整理柳文100余篇，后又得刘禹锡的45卷柳集，编成《唐柳先生集》。
在《柳河东集》中，与佛教有关的文章主要有诗词、序文和碑记。他的佛学文章是在长安，永州和柳州三个时期所作。在长安为佛学思想的初步形成时期，他此时的佛学作品有碑文篇，碑塔铭和序各3篇，书1篇和诗2首，其中永州时期佛学作品最多，是佛学思想逐步走向成熟的阶段，此时有碑文2篇，碑塔铭2篇，赞2篇，杂题1篇，序6篇，记庙3篇，诗2l首之多，柳州四年是他佛学思想的最高峰，其中留下来的作品有碑1序，记庙工篇，在此时也可能写过一些禅诗，但没能保存下来，而最为人们所看重的《曹溪第六祖赐谥大鉴禅师碑》即是作于柳州。
柳宗元受其母影响，从小就深得佛教的熏陶，故自幼就好佛。他在《送巽上人赴中丞叔召序》(柳公绰)中说：“吾自幼好佛，求其道，积三十年。”从中我们就可知道他十多岁时就开始修习佛法。所以他又说道：“余知释氏之道日久。”他的岳父杨凭也信佛，曾对如海法师执弟子礼。而梁肃、权德舆与其父友好：都以佛教为归依处。在长安为官时，京城事佛空气正浓。德宗李适崇信佛教，在朝堂上开展“三教讲论”，对佛教的发展推波助澜。“永贞革新”失败，柳宗元被谪居永州“南荒”的古庙尤兴寺内，受到湛然再传弟子重巽的礼待，建立起亲密的友谊，并写《巽上人以竹间自来新茶兄赠酬之以诗》，《巽公院五咏》等作品。由此可以看出重巽内外学素养甚好，以及他们的密切关系。移居法华寺，以西亭为居室，写《永州法华寺新作西亭记》赠给觉照和尚。这里还有--些僧侣往来，如游方僧文信，就曾与之“联栋而居“。后来再任柳州刺史时，重修大云寺，以供养僧侣，并写《柳州复大云寺记》。
柳宗元的佛学思想主要是在永州时逐渐形成体系，归纳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天台思想
柳宗元因与重巽和尚的密切关系，在永州时听重巽讲经说法，所以对天台宗的“三谛圆融”中道思想有很深的研究，故而后未有人把他说成是天台宗的信徒。
柳宗元受到“即空即假即中”的“一心三观’、“三谛圆融”的影响，故而反对“言至虚之极，则荡而失守，辩群有之伙，则泥而皆存”。是不同意执着于空。有任何一边的，他称赞无性和尚“绍承本统，以顺中道，凡受教者不失其宗”，他又对安海法师“北学于惠隐，南求于马索，威黜其导，以蹈乎中”，“推一而适万，则率无非真，混万而归一，则真无非事。推而未尝推，故无适，混而未尝混，故无归。”的中道观万分推崇，并把天台的“中道”思想与儒家的“中庸”结合起来，提出了“谨守而中兮，与时偕行”的主张。他说：“当也者，人中之道也。”而佛教‘凡化人，立中道教之权”。因此柳宗元认为儒家的“中庸”就是佛教“中道”的“无过天不及”的思想。同时把中道看成是佛教哲学的最高范畴，并且把这个范畴看成是客观世界的最后归依所在。
二、净土思想
重巽和尚与他共同探讨佛理，为此他写了《巽公院五首》，其中《净土堂》说：“结习自无始，沦溺穷苦源。流形及兹世，始悟三空门。华堂开净域，图像焕且繁。清冷樊众香，微妙歌法言。稽首愧导师，超遥谢尘皆。”从中可以看出柳宗元表示自己已领悟别了三空，即我空、法空、空空的真实不虚。龙兴寺净土堂由于年久失修“廉隅毁两顿，图像坠，”后重巽主持重修，刺史冯叙捐资了大门，柳宗元助资了回廊，并在墙上画了智凯和慧远的法像，于是写《永州龙兴寺修净土院记》。他说：“中州之西数万里，有国曰身毒，释迦牟尼如来示现之地。彼佛言曰：西方过十万亿佛土，有世界曰极乐，佛号无量寿如来。其国无有三恶八难，众宝以为饰;其人无有十缠九恼，群圣以为友。有能诚心大愿归心净土者，苟念力具足，则往生彼国。然后出三界之外，其于佛道无退转者——其言无言欺也。。。。。呜呼!有能求无生之生者，知舟筏之存乎是。此一段即说明了西方净土世界的“其言无言欺”;又说明了只要“有能诚心大愿归心净土者。。。。则往生彼国”的真实性;同时还说明了只要“苟念力具足”就能去三恶八难，十缠九恼，即能“然后出三界之外，其于佛道无退转者”念佛解脱胎换骨的方法及净土法门之殊胜。
三、禅宗思想
柳宗元在《巽公院五首》的《禅堂》中写道：“发地结菁茆，团团抱虚白。山花落幽户，中有忘机客。涉有本非取，照空不待析。万籁俱缘生，官然喧巾寂。境本同如，鸟飞无遗迹。”表达了“心体二空，万缘俱寂”的禅学思想和空有双亡，心境如一的禅学境界。故而·借诗话禅，说明佛性本自清净，“照空不待析”如同“鸟飞无遗迹”。
柳宗元在永州—时为禅宗宗帅和诸大德们写了许多禅碑记序性质的文章，在他的佛学著作中占有相当的比例，而最重要的禅学著作《曹溪禅师碑》作于柳州。在碑文中赞叹慧能人师之禅说：“今布天下，凡言禅者皆本曹溪。”他在碑文中弘扬慧能的佛学思想，突出有两点：一是“始而性善，终而性善”，二是“不假耕耘，本自静矣”。
慧能大师禅学思想的中心足佛性说，而其重要的内容是“人人皆有佛性”。慧能大师认为人可分南北，而佛性无南北之分，人可分少数民族籼华夏民族，而佛性不论地区和民族，人人都无差别的本自具足。由于人人皆有佛性，当然皆可成佛。柳宗元不仅接受了六祖慧能的佛性思想，而且把儒教的“人人皆可为尧舜”与之结合统一起来，用来教育世人。由此可见他已把佛学思想与社会现实生活结合起来，并且提高到新的境界和高度，这就是他在《碑文》中所说的：“始而性善，终而性善。”
慧能人师佛性说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佛性本自清净”。佛性每一个人都具有，而且人人乱有成佛的智慧，只因被“妄念”所蒙蔽，所以不能认识自己的佛性一‘本源清净心。但只要一旦觉悟，犹如“拨开云雾见青天”，明心见性而成佛。柳宗元所说的“不假耕耘，本自静也”，也即是六沮所说的“何其自性本自清净，木自具足、本不生灭、本不动摇、能生万法”的境界。只要向自心去证悟，一旦认识本心，即可成佛作祖，而向心外求法即是心上生心，走上歧途。
柳宗元清楚的认识到慧能禅风的独特之处在于去繁锁，适合“秦人好简”的性格，并大力加以弘扬，这为六祖禅凤很快风靡全国，传向世界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同时他还肯定了南祥所包含的高深人生哲理与中国文化及哲学思想勾通的地方甚多，也是中国化佛教的发展趋势和必然走向。
四、律学与儒家礼仪的关系
柳宗元非常重视佛教的戒律，对戒律所起整肃僧团的作用也加以肯定。他在《柳州复大云寺记》中说：“崇佛庙，为学者居，会其徒而委之食，使击磬鼓钟，以严其道而传其言”。这无疑是说必须有严格的僧伽戒律，并使每一个僧侣都严格的加以执行，才能有整肃的僧团。佛教也只有高素质的僧侣，才能“传其言”。
在《南岳大明寺律和尚碑》中，柳宗元批评戒律荡然者说：“今之言禅者，有流荡舛误，连相师用：妄取空语而脱略方便，颠例真实以陷乎己而又陷平人。又有能言体而刁;及用者，不知二者之不可斯须离也。离之外矣，是世之所大患也。”因为在当时有许多以禅师自居者，极端的毁弃经教，不礼佛，不坐禅，不看经，不守律仪。曲解禅的含义，以为什么都不要即是禅的境界，即是方便法门，其结果是“陷乎己而又陷乎人”;以为背了几句禅的语录，记了几首禅的偈诵和诗词，就成了禅师而飘飘然起来，行为放荡不羁，无视戒律的存在，自以为是，自然要造成“世之大患”的结果。追其原因，在于口头禅脱离于用，只在言表，语言和所作所为不相应。禅虽不拘形式，但也不能失坏佛制戒律而成“颠倒”。因此他说：“儒以礼立仁义，无之则坏，佛以律持定慧，去之则丧。是故离礼于仁义者不可与言儒，异律于定慧者不司与言佛。”他义说：“言禅最病者，拘则泥乎物，诞则离乎真。真离而涎益胜，故今之空愚失惑，纵傲自我者，皆诬禅以乱其教，昌于嚣皆，放于淫荒。”从以上可以看出柳宗元“戒定生慧”的观点。
柳宗元认为佛教戒律与儒教礼仪相同之处有三点：第一是讲性善。他说“其教人，始于性善，终于性善”，第二是讲孝道。他说：“金仙氏之道，盖本于孝敬。” “释之书有大报恩十篇，咸言由孝而极其业。”他非常崇敬元皓和尚对其父母的孝敬之心，所以他称赞元皓和尚说：;“吾见其不违，且与儒合”，第三是“诚。与“静”的修养方法。在给南岳弥陀和尚写的碑文中说;“公之率众峻以容，公之立教诚其中。“孔子无大位，后以余言持世，更扬墨黄老益杂，其术分裂，而圣浮屠说后出，推离还源，合所谓生而静者。”
柳宗元认为儒之“礼”和佛之“律”是可以互为增补，相辅相承的。因此他又说：“儒以礼行，觉以律兴，一归真元，无大小乘。”
五、柳宗元好佛所遭受的批判
(一)信仰随顺说
在中国历史上，各代杰出文坛代表和政治家信仰佛教的代不乏人，但他们也因此而成为历史上有最多争议的人物而受到批判。总结其因有三：一是中国封建社会自汉后，以儒教为正统思想来统治中国，而佛教被称作“舶来品。和“夷族宗教”自然要受到压制，其二是佛教徒不争名利，染衣出家而游于山水，遁入深林幽谷不入官场争斗，被说成是“不孝”和“消极”，自然要受到批判，其三是中国历史上历来有“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争，而佛教被判为“唯心主义”范畴之内，同样为唯物主义”者所不齿。作为历史上的文化名人，集儒学大家和佛学名流于一身的柳宗元，自古至今受到儒家的卫道士和唯物主义的捍卫者的批判是自然的牢情，也就见怪不怪了。
在中国按照所谓“正统”思想家们的分析，把产生佛教信仰者的原因归纳为四点。
1、佛教的笃者。如道安、慧远，玄奘，慧能等名僧大德。或出身世宦门阀，富贵望族，由于社会不稳，争权夺势不成，互相倾轧败北，而看不到出路，没有迁升的希望，便怨天尤人产生消极遁世思想，误入空门，或者是家道贫寒，生活无着，饱尝人世艰辛，不堪忍受而丧失生活的勇气和信心，只得皈依佛门以求得精神;和肉体的解脱。
2、失意的政客和文人学士。或茫茫宦海的角逐中被击落水，升腾无望，空有报国之志和安邦之才而不能展抱负，于是为了标榜自己的清高和超尘脱俗，而讲经诵论，与名僧大师交友。即可以发泄失意的愤懑，又可以以此来嘲弄那些在仕官途中的得意者。
3、唯物主义思想家。如张载，王夫之等人。王夫之说自己事佛是为了“入其垒，袭其辎，暴其恃而见其暇”，因此他批判佛教说：“彼语寂灭者，住而不返，徇生执有者，物而不化。”张载批判佛教曰：“以诱聪明果毅之士而生其逸获神圣之心。“他们信佛的真正目的在于更圩的。批判和揭露”之。(在我看来此流人物大多少年生活没有着落，并不想凭勤劳谋生训，而佛家慈悲，好善乐施，又有书读。
于是投机取巧进入佛门，一旦翘膀丰满，便可反戈一击。这些人深知经藏，晓达佛理，通熟机关，操戈时更可击中“要害”“革命到底”，使你防不胜防，又可讨得主子们的.欢心，最能博得“志同道合”者的喝彩，自然是可以名声大振，身价百倍，名利双收的。请看“十年文革”之后，呵佛骂祖最卖力起劲，“最出成绩”，者，大多是此类众生也。)
4、随顺习俗老。所诡随颐习俗，自然是家庭长辈之命，“不得不从”，尔或是亲朋好友们在作“狮子吼、梵呗唱”，为不失朋友情谊，只好跟随着作作门面、装装样子。因此“正统者”们为他以平反叫曲说;“此君之好佛非出真心，乃是被迫”。)
凡此四种原因，所以有人就说柳宗元之信佛，永新革新之前乃是随顺世俗。因父亲朋友、岳父、妻子等人都是佛教徒，故此只好“随波逐流”，写一些崇僧颂佛的“好文章”。永新革新被贬永州而住无定所，团重巽和尚的安排，住于寺内。“此时官场失意，痛恨世人为了追逐名利和猎取官职?云互相倾轧啖害，僧徒不爱官，不争能，以山水力乐，以闲静安适为习尚。况且身在永州寺内，不与僧徒支游作文，又能与淮来往呢?”这段语出自世人对柳公永州信佛的评语，意思自然是说柳宗元此时向佛教靠得更紧，乃是受到和尚的“恩惠”，所谓“吃人嘴软”，出于“无可奈何”而写些“非出木心”的文章。
综上所述，柳公之信佛要归类于前而所指原因的第二类“失意政客”和第四类“随顺习俗”，所以自然“不是出自真心”。其实这些说法的真正目的在于：借否定柳宗元的佛教信仰，来否定古来所有文化名人的佛教信仰，借批评柳宗元好佛，来否定和批判整个佛教。
(二)事佛融合说
柳宗元作为一名儒学大家，又留下闪耀着光辉的不朽文章，后代批判家们当然谁也不敢全盘的否定他，只好抓住他好佛这一点来攻击。柳宗元毕竟是一个大思想家和文学家，所以在批判他信佛的时候，话语当然要说得委婉一些，于是“融合说”就成为解释柳宗元好佛的最佳变通手法，以免批评得“过了火”。
中唐时期，中国文化的发展真可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学术界和思想家的交流和争论比较烦繁。如太宗、武则天、玄宗、宪宗、德宗等是支持佛教发展的最高统治者，他们経常在朝庭进行“儒释道”
三教辩论大会，这必然有利于三教的和平竞争和共同发展。但太宗规定：“儒先，道次，释最后”的宗教政策，对俳教的发展自然不利，而武则天时才有所改善，即为“释在道之先”。
佛教从汉水平十年(公元67年)传入中国，至中唐时已经近七百余年。敎团的规模日益扩大，寺院遍及全囯各地，译经日趋完善，高僧倍出，八大宗派相继成立，形成完整的佛教思想体系，而且传教弘法的方式也逐步成熟起来，呈观出一派蒸蒸日上的景象，这就是佛敎发展的顶峰时期。与之相比，儒敎的发展前景则不容乐观。西汉武帝独尊儒学，成为统治中囯几千年的正统思想。虽董仲舒改造了儒学，为儒学的发展注入了新的生命力，但是到了中唐，儒学虽然还是被奉为正统思想，实际上已经是危机四伏。在当时，中央集权制更加完善，士族体制逐步解体，如何建立新的社会秩年，这个问题急待解决。而统治者赖以指导社会生活的儒学，许多教条已成为过寸或者是陈旧不堪的东西;在解决观实问题时必然显得不敷应用，儒学灼地位也就显得轻弱无力相岌岌可危。安史之乱过后的盛唐帝国已成为过去，藩镇割据和宦官擅权以及朋党之争使官场更加黑暗。此时佛教的顶峰时期已经到来，而且以不可阻挡之势向前发展，大批儒学优秀之土转而信奉佛教。柳宗元正是这时转而信奉佛教，而且越来越向佛教靠拢的，同时也是他们之中的杰出代表之一。
儒教唯我独尊的地位受到了强大的挑战，特别是来自佛教的挑战。如果不从佛教吸取所需要的东西，充实自己，完成本身的自我改造，就可能被历史潮流所淘汰。这样儒释道三教合流势在必行。当然所谓合流并不是合三为一，而是互相吸收，互相补充。而实际上佛教从传入中国就对中国的哲学思想、文学、艺术、诗歌，韩柳散文以及后来的宋词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严格的说，如果没有佛教约传入就不可能有唐诗和宋词的辉煌成就，就不可能有今天多彩多姿的中同灿烂文化。只不过许多顽固不化的儒学者，就象占了别人的便宜反而说自己吃了亏一样，口头上不愿承认而已。
柳宗元作为一个儒学大师，从小熟读儒典，饱览史书，很早就涉足官场，又屡遭打击，当然头脑要冷静得多。因此，他的事佛，并不能单单从“援佛入儒”或“佛为儒用”这一融合的观点去看待，而应该包含了他世界观和人生观的转变以及佛理如何运用于现实生活这个复杂的内容。
佛理的产生来源于现实生活，同样是为了解决现实生活中存在的问题。所以柳宗元奸佛，学佛不能简单的看成信仰上的随顷时俗，思想上的融合佛而为儒所用，答案就在于此。柳宗元被贬永州，使他脱离纷争叠起的朝庭，在寺内“修身养性”，有安静的环境更多研究佛理，有时间听经阅藏，完成一个儒学大师到佛学大家的转变，这未尝不是一件好事情。有人说什么柳宗元在永州时因受了和尚的谬沦的影响和生活上所施小恩小惠的“勾引”，出于无奈，才说了一些对和尚有利的好话，写了些为佛教歌功颂德的“不成器。文章，这样可以说从根本上否定了柳宗元的人格。在中国历史上“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才是真君子，而柳宗元就是一个真君子，不是小人，而且是一个品德高尚历来被世人所拥戴的人。所以这样的评价不仅仅是批评柳宗元信仰的问题，而是否定了柳的品德和人格，所以是无半点道理可言，应该坚决推翻的。况且柳宗元身处逆境，气不馁，志不移。学习佛法，与僧侣结支，只能使他对人生和观实社会生活的认识更加清晰，对贫民的疾苦更加了解，对朝庭政治病疾观察得更加透彻。学佛不但没有使他消极怨世，也没有失去救国爱民的思想，更没有丧却作世人师表的优秀品德，反而佛教的大慈大悲的精神使他救世济民之心更加迫切。这种忍辱负重的气量，非平凡之辈所能及，这种志向也正是大乘菩萨用出世佛法入世救民拔苦精神的体现。学佛不但可以使他凄苦的心理得到宽慰，而且可以静下来重新对现实进行思考，且被重新委以重任叶，能更好的造福人民大众。他在永州时考察民间生活情况，以实地观察，耳闻目睹的材料，写出了《捕蛇者说》等大量权威性文章，发出了“苟政猛于虎也。这震人心肺的呐喊，这实际上就是对儒学所谓“仁政”和“仁爱”思想从根本上产生怀疑，转而信奉佛教。如果从这一点上看，柳宗元的事佛不仅是融合的问题，而是对儒学“圣人道”产生怀疑和动摇之后的信仰转变。
柳宗元常说：“为吏者，人役也。”这同样是大乘菩萨悲心救苦的体现。他在柳州度过生命的最后四年，也是实践他“心乎生民而已”的诺言的最后机会。
他一到柳州就解放奴婢。在《唐律疏》卷六说：“奴婢贱人，律比畜产。”而柳宗元却反其道而行之，提出解放奴婢?与良平等。这不仅是对朝庭法律的蔑视，也是对儒学“尊卑有序”等级制度的怀疑和否定。从反面来说，不仅是保障下层人民的人身自由权利的获得，而且也是佛陀“众生平等”思想的体现。在柳州时他推广柑桔种植，提倡开荒凿并，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实行“仁政”，留下“柳柳川’的名号和佳话。这政绩，如果不是一个佛教徒，具有爱民拔苦，菩萨济世的思想，都是难以做到的。
刘柳碑元的研究历来以永贞革新为主展开争论，而他的佛学文章和佛教信仰，大多数学者是持否定态度的。对于他的佛学文章，特别是“文革”之中被贬为《柳河东集》中的糟粕来加以批判。柳宗元为什么信佛这个问题，古来能够给予客观的分析、冷静的对待、公正的评价的自然也是寥寥无几，开展柳宗元佛学思想研究工作的学者更是屈指可数。为此我认为肘柳宗元的佛学著作籼思想大有加强研究和探讨之必要，因为他毕竟是中国古代士大夫，儒学大家和文学巨匠之中信仰和推崇佛教的杰出代表之一。
有人说：柳宗元“中佛毒当然很深”。这自然是反映了几千年来，中国儒学家和唯物主义学者们尊儒排佛的“坏习惯”和治学态度的“不中道”以及心胸的狭窄和思想的偏见。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中佛毒当然很深”也正是承认了柳宗元佛学思想的深邃和佛教信仰的牢固。
作为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柳宗元，我认为他一生中做了三件值得人们纪念的事情;其一是他所写的大量优秀文章和倡导的古文运动为后人所膜拜和称道，其二是他和王叔文、刘禹锡等人领导的“新政”
为后人留下赞扬和批判的口实与材料;其三是他的妤佛使历代名流褒贬不一。本人作为一名佛教徒，对于柳宗元的不朽文章自然是推崇备至，而永贞革新的功过是非，也应由历史学者们去评说，我是不敢饶舌费心的。至于柳宗元好佛的历史事实，虽然名家和风骚客们大都摆出一副副不很友善的面孔教训之，而愚下却不但要大大的给予肯定，而且也很有必要费些笔墨研究研究，并说上几句，就算是为柳公鸣不平也罢，以便使更多的人们知道柳河东事佛兴法的好风尚。
篇4：柳宗元的德育思想
柳宗元的德育思想
柳宗元的作品除蕴涵丰富的政治思想、哲学思想、宗教思想、法学思想外,也包含了一些心理学思想和教育心理思想,这其中就有他的德育思想。
柳宗元(773-819)字子厚,河东(今山西省运城市永济县)人。生于唐代宗大历八年,卒于宪宗元和十四年。因其祖籍河东,人称柳河东;曾贬官柳州,故又称柳柳州。他是我国唐代杰出的文学家和著名的思想家。
柳宗元的作品除蕴涵丰富的政治思想、哲学思想、宗教思想、法学思想外,也包含了一些心理学思想和教育心理思想,这其中就有他的德育思想。
一、德育的目的
柳宗元重视德育,认为德育的目的就是为了培养行道的君子。
柳宗元否定天命而重人事,认为封建王朝施行德政才能得到民众拥护而巩固其统治。他在《贞符》中说:
受命不于天,于其人;休符不于祥,于其仁。德绍者嗣,道怠者夺。未有丧仁而久者也,未有恃祥而寿者也。
柳宗元对于君子,表明了自己的一系列看法。首先,君子应该“无忘生人之患”(《答周君巢饵药久寿书》),“心乎生民而已”(《伊尹五就桀赞》)。其次,君子作了官吏,也应该认识到“为吏者,人役也”(《送范明府序》),而不能颠倒主仆,奴役人民。再次,君子是人格高尚的人,内外兼修,“内可以守,外可以行其道”(《与杨诲之第二书》)。最后,君子为国家所用,就出而施行治道,“励材能,兴功力,致大康于民,垂不灭之声”(答贡士元公瑾论仕进书)。不能得到使用,就居家修养以完善自身,“贤者不得志于今,必取贵于后”(《寄许京兆孟容书》),“能著书,断往古,明圣法,以致无穷之名”(《与顾十郎书》)。
二、德育的过程
1.五常为规――道德认识
五常是五项常行的道德规范,沿着五常而行就是圣人的中正之道。柳宗元在《时令论》中说:“圣人之为教,立中道以示于后,曰仁、曰义、曰礼、曰智、曰信,谓之五常,言可常行者也。”五常之中,基本的是仁义两项。他在《四维论》中说:“圣人之所以立天下曰仁义。仁主恩,义主断。恩者亲之,断者宜之,而理道毕矣。蹈之斯为道,得之斯为德,履之斯为礼,诚之斯为信,皆由其所之而异名。”可见,柳宗元的道德认识就是以五常为规。
2.诫惧忧道――道德情感
柳宗元作《诫惧箴》,说“祸至后惧,是诚不知,君子之惧,惧乎未始。”意思是说祸患临头才害怕,这是不明智的;君子在祸患发生前,就知道提高警惕。一些人干丑事、坏事,往往有前惧早畏与后惧晚畏之分。善于前惧早畏的人,一般当自己的恶念萌发之时,或当自己的恶行实施,或畏于人知,或畏于法纪,立马排除恶念,中止恶行,这样,可使自身及时跃出泥潭,避免无力自拔,避免付出高昂的代价。
柳宗元作《忧箴》,说“所忧在道,不在乎祸”。这表明了他抛开个人的得失,一心只为“行道”的思想。《忧箴》中还以“有闻不行,有过不徙;宜言不言,不宜而烦;宜退而勇,不宜而恐;中之诚恳,过犹不及。忧之大方,惟是焉急”,说出了值得忧愁的几件事。
3.植志笃道――道德意志
立志对行道非常重要,是能否成为君子的关键。柳宗元说:“君子学以植其志,信以笃其道”(《送薛判官量移序》)。柳宗元自己是立志信道的人,实际上,他少年时就树立起宏伟的志愿,他在《答贡士元公瑾论仕进书》中写道“始仆之志学也,甚自尊大,颇慕古之大有为者”,又在《送娄图南秀才游淮南将入道序》中说“夫形躯之寓于土,非吾能私之,幸而好求尧舜孔子之志,唯恐不得,幸而遇行尧舜孔子之道,唯恐不慊。”
4.行本诚先――道德行为
柳宗元非常重视道德行为。他认为作家从事写作的首要条件,是必须有好的行为和品德。“文以行为本,在先诚其中”(《报袁君陈秀才避师名书》)。这里不单指个人道德行为,同时是指坚持一定的政治理想和伦理道德的.各种行为活动。
三、德育的原则与方法
1.方中圆外,经权结合
柳宗元在《与杨诲之书》中说“吾故欲方其中,圆其外,今为足下作〈说车〉,可详观之。”然后在《说车赠杨诲之《中把个人立身处世比喻为一辆“任重而行于世”的车,且说“中不方,则不能载;外不圆,则窒拒而滞。方之所谓者箱也,圆之所谓者轮也。”要求做人既要有原则,又要灵活。换一种说法,就是要做到经权结合。
经也者,常也;权也者,达经也。皆仁智之事也,离之,滋惑矣。经非权则泥,权非经则悖……知经而不知权,不知经者也。知权而不知经,不知权者也。偏知而谓之知,不智者也。偏守而谓之仁,不仁者也。知经者,不以异物害吾道,知权者,不以常人怫吾虑,合之于一而不疑者,信于道而已者也。(《断刑论下》)
这段话的意思是:经,是常规,权,是实现经的手段。都是为了达到仁和智。把经和权割裂开来,那就十分糊涂了。没有权的经是拘泥的,没有经的权是背理的……懂经而不懂权,并不是真懂经。懂权而不懂经,也不是真懂权。
在这里,经就是原则性,权就是灵活性。道德实践要遵守一定的原则,否则就谈不上道德,但实践中遇到具体情况时也要求一定的灵活性。只有经权结合,才是真正的知经又知权,才符合大中之道。
2.韬义服和,刚柔兼济
柳宗元在《佩韦赋》中说“执中而俟命兮,固仁寿之善谋……故曰:纯柔纯刚兮,必削必薄。纯刚纯强兮,必丧必亡。韬义于中,服和于躬,和以义宣,刚以柔通。守而不迁兮,变而无穷,交得其宜兮,乃获其终。”主张纯柔弱或纯刚强都是片面的,不会长久,应该刚柔兼济,避免偏向。这实际上是一种中和思想,符合儒家一贯的“中庸”论。
3.学焉至道,周乎志艺
柳宗元认为,有道的君子并非天生而就,而是后天学习而成。他说:圣人之道,学焉而必至(《送从弟谋归江陵序》)。他学习非常勤奋,即使在疾病缠身的时候也不忘读书,有言为证“仆近求得经史诸子数百卷,常候战悸稍定时即伏读,颇见圣人用心贤士君子立志之分”(《与李翰林建书》)。又要求君子在艺能方面具备相当的条件。他在《送元秀才下第东归序》中说:“周乎志者,穷踬不能变其操,周乎艺者,屈抑不能贬其名。其或处心定气,居斯二者,虽有穷屈之患,则君子不患矣。”
4.要有乎内,而饰乎外
柳宗元主张作人要内有德才,外有文才;作文要内有思想性,外有艺术性。他在《送豆卢膺秀才南游序》中说“君子病无乎内而饰乎外,有乎内而不饰乎外者……”
有了德才,还需要去表现。只有磨练掌握了真才实学,又把它很好地发挥了出来,这样“有乎内”,还“饰乎外”,形成内容和形式的统一,就可以达到圣贤所看重的理想境地。
柳宗元对德育的诸方面都有所论述,可见他的德育思想也是比较丰富的。
篇5：王维柳宗元佛学思想的比较
王维柳宗元佛学思想的比较
王维和柳宗元佛学思想的不同，在他们的诗歌、散文中都有表现。
王维和柳宗元都是信仰佛教的，不过他们的佛学思想不尽相同。王维奉行佛教戒律，树立佛教信仰，有着佛教的思维方式。柳宗元也是出身官宦之家，他在接受佛学思想时，自觉地用一种折衷的方法来调节佛经与儒道之间的矛盾，往往“由儒而通(佛)”，把佛理与自身的主体精神合而为一。因此佛教虽然同样影响了王、柳的思想和文学创作，王维是以禅入诗，禅语、禅趣、禅法皆可入诗;柳宗元却是写了不少专门论证禅理的文章，倡导“以儒释佛”。王维从佛教中寻求到了宁静，形成了出世的心态，柳宗元却借助于对佛理的深刻领悟，取法佛理，执着济世。
一、佛学思想对诗歌的影响
禅与诗都重视内心体验，重视妙悟、启示和象喻，追求言外之意，在思维、表达方式上有许多相通之处，可以双向渗透。王维和柳宗元的诗歌千百年来为人们所传颂，而他们的佛学思想在诗歌中也有所表现。
王维的诗歌充满禅宗特有的“空”与“静”，显示出作者内心的平静，这是他坐禅修心的结果;柳宗元的诗歌也是寂静的，但他没有做到佛学倡导的“起心入静”，在他看来儒为正道，佛是别苑。佛性只为避杂养神而已。他执着于外物，无法从佛教中得到安慰，因此他的诗中有激切的情感，内心是不平静的。
王维的《辛夷坞》表现了作者平静内心。“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初读起来十分自然，甚至有些平淡，细细品味，这首诗还含有禅意，胡应麟就曾说过《辛夷坞》是入禅之作，“读之身世两忘，万籁俱寂”。山中寂静无人，没有人看到辛夷花的美丽，它们盛开，然后凋零。诗人没有出现在诗中，所以更显得辛夷花所处地的空寂，一片寂静中，似乎连时空的界限都泯灭了。这首诗表现了诗人的心境：淡漠、冷清、空灵、寂静。在禅宗的影响下，诗人无心无求，他能够在大自然的寂静中，聆听生命的吟唱，万物的`悸动,能在寂寞中悟到宇宙自然的禅意，体味到生命的真谛。
王维信仰的禅宗，是将人生的伤感情节，从感性的、肉体享受的、宣泄性的表达方式转变为理性的、精神修养的、内省式的活动。?①因此王维可以把现实生活中的情感活动转移到另一个感性世界——自然山水中去，由此就有了王维的山水诗。学者谢思炜认为山水诗是一种独特的艺术现象，因为自然山水在诗中成为了一种特殊的外在世界，一种独立审美意义的对象。而这种独立审美就体现在对自然的审美关照不可能在人的日常生活中直接产生，必须经过抽象精神的提升。王维的山水诗极具魅力，如“积雨空林烟火迟，蒸藜炊黍饷东菑。(《积雨辋川庄作》)”;“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鸟鸣涧》)”;“峡里谁知有人事，世中遥望空云山。(《桃源行》)”，这种种自然美景，也许就是作者只有在有意识的寻找生活之外或之上的东西时，才可能进入的自然山水审美境界。
柳宗元的《江雪》表现了作者心中的不平静。“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这首诗给人以冷肃、峭硬的感觉。诗人把主体置于一个极为辽阔的背景里，千山、万径，广阔无边，诗人仅仅用了“绝”、“灭”两个字，就使环境有了清冷寂静的感觉。这雪后江边之景是如此的空旷寂寥，在其间独自垂钓之人是如此的清高孤傲，凛然不可侵犯。不自觉的，读者也会被诗人带入一个寒冷寂静，远离尘嚣的意境，体味诗人寂寞、深沉的忧愤情怀。
柳宗元声称自己“自幼好佛，求其道三十年”(《送巽上人赴中丞叔父召序》)，他认为佛教义理“往往与《易》、《论语》合……其于性情爽然，不与孔子异道”，因而他的学佛，并不在于宗教层面的接受，而是在于统合儒佛，以济时用之需要。?②柳宗元无法从佛学中得到真正的安慰，他的忧愤只能在诗中表现出来。“惊风乱飐芙蓉水，密雨斜侵薜荔墙。岭树重遮千里目，江流曲似九回肠。(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充满了凄风苦雨;“问春从此去，几日到秦原?凭寄还乡梦，殷勤入故园(《零陵早春》)”满怀思乡之情;“海畔尖山似剑铓，秋来处处割愁肠，若为化得身千亿，散上蜂头望故乡(《与浩初上人同看山寄京华亲故》)”也是思乡，感情却更加愁苦。虽然也有“日午独觉无馀声，山童隔竹敲荼臼。(《夏昼偶作》)”的闲散，但这只是短暂的，他的生活依然是“春风无限潇湘意，欲采频花不自由(《酬曹侍御过象县见寄》)”。
二、散文中表现出王柳不同的佛学观念
王、柳的散文分别表现了各自不同的人生态度，王维的散文是内敛的，晚年甚至写了一些歌功颂德之文来明哲保身，他在践行禅宗的“修心”，向往安闲与平静，力图独善其身。而柳宗元的散文更多的是对现实生活的关注，心向百姓，是外放的，入世的。
王维禅宗理念影响着他的人生观，他看到了官场的丑陋，也试图反抗过，但最终还是软弱。另外，王维几乎没有深入接触过社会底层人民的生活，所以他对普通民众的生活并不十分了解。因此，王维的诗文里，关注社会现实的有，像统治者表忠心的奉承之作也有，如在《贺玄元皇帝见真容表》里渲染老子像开的异常景象，称颂唐玄宗迷信道教，《贺神兵助取石堡城表》又在为唐玄宗的穷兵黩武喝彩。
相比较而言，柳宗元的人生是坎坷的，他因贬谪远离政治中心，在穷乡僻壤过着艰苦的生活。柳宗元坚持“以儒统佛”，传统儒家思想的公忠爱国、仁慈待民、立身唯正、清廉勤政等思想一直在影响着他，而且，柳宗元在偏远之地生活，能深入了解百姓生活，因此他的作品多是表现社会现实，批判社会丑恶的，抗争力度远远超过了王维。他通过描写中下层人物的生活际遇，广泛反映社会现实，表现自己的政治见解。
柳宗元的作品，矛头直指黑暗的社会现实和不公的朝廷。《种树郭橐驼传》是针对当时地方官吏扰民、伤民的现象而写的。《鞭贾》暗含对朝廷识人不清的不满与批判。《六逆论》实际要指出 “贱妨贵、远间亲、新间旧”是选择国君、任用臣下的原则，是关系到天下安定还是混乱的根本。
三、结语
王维和柳宗元佛学思想的不同深深影响了他们的诗文创作乃至人生态度，王维胜在意境，他把禅宗的空与静巧妙的融于诗中，创造出不可凑泊的美妙诗境，他的静，不仅在于诗境的营造，而且表现在他以平静的心态看待世界，以宁静的心体悟自然万物，忘却现实社会的纷纷扰扰。而柳宗元善于把牢骚不平之气以高妙简淡之言出之，他处在荒凉偏僻的贬谪地，对于悲惨生活和命运有真实而深刻的体验，因此，他与百姓更接近，也因此以入世之心，坚守着爱国的热忱，将儒释结合，执着济世。
篇6：柳宗元的教育成就
柳宗元的教育成就
柳宗元认为天下万物的生长，都有自身的发展规律，“顺木之天，以致其性。”必须顺应自然规律，否则不仅徒劳无益，还会造成损害。
柳宗元认为，育人和种树的道理是一样的，育人同样要顺应人的'发展规律，而不能凭着主观愿望和情感恣意干预和灌输。
柳宗元赞赏韩愈的《师说》之论，也钦佩韩愈不顾流俗、勇于为师的精神，对当时社会上层士大夫“耻于相师”的风气感到痛心。他说：“举世不师，故道益离。”但他在师道观上又有自己的见解和实施方式。他写下了《师友箴》、《答韦中立论师道书》、《答严厚舆秀才论为师道书》等文章，阐述了自己的师道观。其核心观点就是“交以为师”。
柳宗元充分肯定教师的作用。他认为无师便无以明道，要“明道”必从师。
但是，对韩愈不顾世俗嘲骂而“抗颜为师”的作法，他表示自己没有勇气这样做，但他又不是完全放弃为师，而是去为师之名，行为师之实。
柳宗元谢绝的是结成正式师生关系的名分，不敢受拜师之礼。但对来向他请教问道者，他无不尽其所知给予解答，诚恳地指导后学者，确有为师之实。他提出“交以为师”的主张，即师生之间应和朋友之间一样，相互交流、切磋、帮助，在学术研讨上是平等的，而不是单纯的教导与被教导的关系。柳宗元的“师友”说是传统师道观中有很大影响的一种学说，尤其是在高层次的教学活动中，更有借鉴意义。
柳宗元出身于官宦家庭，少有才名，早有大志。早年为考进士，文以辞采华丽为工。贞元九年(793)中进士，十四年登博学鸿词科，授集贤殿正字。一度为蓝田尉，后入朝为官，积极参与王叔文集团政治革新，迁礼部员外郎。永贞元年(805)九月，革新失败，贬邵州刺史，十一月柳宗元加贬永州司马(任所在今湖南省永州市零陵区)，在此期间，写下了著名的《永州八记》(《始得西山宴游记》《钴鉧潭记》《钴鉧潭西小丘记》《小石潭记》《袁家渴记》《石渠记》《石涧记》《小石城山记》)。元和十年(815)春回京师，不久再次被贬为柳州刺史，政绩卓著。柳宗元和十四年十一月初八(811月28日)卒于柳州任所。交往甚蕃，刘禹锡、白居易等都是他的好友。
柳宗元一生留诗文作品达600篇。骈文有近百篇，散文论说性强，笔锋犀利，讽刺辛辣。游记写景状物，多所寄托。哲学著作有《天说》《天对》《封建论》等。柳宗元的作品由唐代刘禹锡保存下来，并编成集。有《柳河东集》《柳宗元集》(中华书局1979年版)。
篇7：柳宗元的民本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柳宗元的民本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摘要：柳宗元是我国中唐时期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他鲜明地提出“吏为民役”论,其主要内容有:一是人民历史观;二是为民服务观;三是对民负责观;四是养民利民观。本文指出柳宗元的民本思想发展了我国古代的民本思想,对当前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柳宗元 吏为民役论 民本思想 科学发展观
柳宗元,字子厚。生于中唐时期,是著名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官至监察御史,吏部侍郎。他政治经历极为丰富,二十多岁即名扬京师,参加“二王”的“永贞革新”,后因革新失败被贬韶州刺史,再贬永州司马,后复出为柳州刺史。柳宗元生活的时代处于唐朝由盛转衰的转折期,社会整体生产水平大幅下降,民众生活疾苦。基于此,他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吏为民役”论,对我国古代民本思想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在改革开放的今天,深入研究柳宗元的“吏为民役论”,对于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增强党的先进性,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柳宗元民本思想的形成和发展
中国古代自夏商周三代以来,民本思想便已经出现。其统治君主对“天”极为崇拜,认为“天”是至高无上的,“天”主宰一切,它的道德责任就是保民,因此“天”代表的就是“民”的愿望。这是朴素的民本思想。
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儒家学派推崇君权,崇尚礼义,宣扬仁政爱民,由于这适应了统治阶级的要求,因而迅速崛起。“仁政爱民”这一鲜明的民本思想,对后世影响深远。孔子曾说过“人而不仁,如礼何?”(《论语》),“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尧目》)。孔子重视民众疾苦,认为君主的统治基础就是民众,因此必须推行仁政,减轻赋税,爱民。在孔子民本思想的基础上,孟子对其进行发展,使其迅速成熟。“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这一著名的民贵君轻思想在现代社会仍然具有深远的意义。“省刑罚,薄税敛”(《梁惠王上》),再次申明要与民修养。得民心者得天下,因此,君王应该高度重视民众问题。荀子的“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荀子己制》)更加阐明了君民的关系。儒家的人文精神和民本思想在其思想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重视民生,保持百姓的安居乐业是政治生活中必须解决的问题,因此在千年历史长河中,经久不衰,并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
柳宗元的民本思想源于孔孟之道,儒家的爱民,仁政思想对其的影响极为重要。他自身的经历在其民本思想的形成过程中亦占有重要地位。柳宗元出生前后,正是“安史之乱”和藩镇割据的年代,唐王朝由盛转衰,政权不稳,人民生活异常困苦。柳宗元少年时代,就随父亲来到长沙,九江一带,开始了解民间百姓的疾苦。“永贞革新”失败之后,一直被贬到永州司马。在命运转折的过程中,他深入民间,确切了解民众生活,批判统治者得暴行,先后写下《捕蛇者说》《田家三首》等著作。这种现实的经历更加丰富了他的民本思想,对民众生活的重视程度空前提高。
柳宗元在对儒家思想的批判继承以及社会现实的亲身经历的基础上,旗帜鲜明的提出了“吏为民役”的重要思想。他认为官吏是“民之役”,他们是由民众所纳赋税来供养的,因此属于民众的雇工,仆役,必须为民众“勤心而劳力”,做到“讼者平,诉者均”,不可“受若直,怠若事,又盗若货器”(《送薛存义之任序》),否则理应被罢免,受处罚。在当时,柳宗元能够提出这种思想确实是难能可贵的。
二、柳宗元民本思想的主要内容
第一,鲜明的人民历史观。柳宗元认为人民主宰历史的发展和王朝的兴衰。他继承了荀况、王充等人的反天命、反天人感应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对历代的君王受命于天的神学史观进行尖锐批评。他在《贞符》中说道:“受命不于天,于其人;休符不于祥,于其仁。”又说:“受命于生人之意。”对董仲舒的“君权神授”观念进行深刻的批判。并且明确指出历史发展,王朝更替的决定力量在于民心。把民本思想提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这一唯物主义历史观成为柳宗元“吏为民役论”和民本思想的哲学基础,也成为继孟子之后中国古代民本思想的最突出成就之一。
第二,朴实的为民服务观。柳宗元认为官吏是人民的仆人,官吏应该为百姓服务。柳宗元在《送宁国范明府诗序》中提出“为吏者人役也;役于人,而食其力,可无报耶?”在这篇诗序中首先推崇范氏的论断。认为官吏是是人的仆役,在这里“人”还指同僚,上级,所以应该为人而服务,怎么能够不报答主人呢?这一观点已经突破了传统的官者,牧民的思想框架。他在《送薛存义序》进一步丰富并完善了这一观点,“凡吏于土者,若知其职乎?盖民之役,非以役民而已也。凡民之食于土者,出其十一佣乎吏,使司平于我也。”在这里柳宗元把“人”特指民众,并鲜明的提出“民之役”“民可黜罚”的思想,官吏应该为百姓的仆役,必须为百姓勤恳办事。
第三,可贵的对民负责观。对于“受若值怠若事,又从而盗之”的官吏民众应该也有权利进行黜罚。“今我受其直,怠其事者,天下皆然。岂惟怠之,从而又盗之。向使佣一夫于家,受苦直,怠其事,又盗若货器,则必甚怒而黜罚之矣。以今天下多类此,而民莫敢肆其怒与黜罚者何哉?势不同也。势不同而理同,如吾民何?有达于理者,得不恐而畏乎”(《送薛存义序》)!在这里柳宗元把“人”特指民众,并鲜明地提出“民可黜罚”的思想,百姓有权对官员进行惩罚。这对贪墨成风的封建官僚社会也是一个巨大的警示。在吏治改革上应该善用循吏,从而公平、认真的为民办事。
最后,深刻的养民利民观。柳宗元认为应该顺应自然变化,充分给予人们自由发展的空间,不扰民。他在《种树郭橐驼传》中说“吾问养树,得养人术。传其事以为官戒。”从养树之理中得出养民之理,要“能顺木之天,以致其性焉尔”点明为政只要在于顺人之欲,随人之性,要充分利用条件,不仅要主观上“利民”,还要客观上真正做到“利民”。因此统治者应该施行仁政,与民休息。这种冲破时代限制的民主思想光辉对于当代仍然具有巨大的影响。
三、柳宗元民本思想的当代价值
柳宗元冲破传统封建思想的束缚,形成了自己的民本思想,反对“君权神授”,认为政权的夺取与巩固在于民心,提出“吏为民役”,提倡“顺天”,“养民”。这一系统的民本思想具有超越时空的性质,对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推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第一,人民主宰历史发展,应重视人民主体地位,保障人民合法权益。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阶段,党在会议上顺应社会发展形势提出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这是对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继承、丰富和发展。
柳宗元历来认为政权的巩固与维持在于民心。他认为汉代之所以能够兴盛,“在乎克怀于有氓,登贤庸能,濯痍煦寒,以廖以熙”(《贞符》)。即扫除社会的弊端,重视人民的安定。而唐朝之所以能兴起,是因为他初期的政治清明犹如“丕将霖雨,浚涤荡沃,蒸为清氛,疏为冷风”(《贞符》),天下才能大治。而唐中期以后失去了这种治国思想,一味“牧民”,为了统治阶级的奢侈生活而盘剥人民,以至造成黄巢起义,终于使唐王朝一蹶不振。纵观历史,任何一个国家,想要维护自己的统治,必须不断调整自己的政策,重视人民的力量,避免政治僵化,缓和阶级矛盾,与民休息。柳宗元的民本思想对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人民当家作主,国家的权力在人民以及“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都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第二,国家权力属于人民,应对人民负责,进行吏治改革。我们党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共产党员是人民的公仆,并且要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这一科学的干群、党群观点与柳宗元的“吏为民役”有异曲同工之妙。
柳宗元打破传统封建社会的“牧民”思想,提出“吏为民役”,认为官吏应该而且必须为民众认真办事。他的这一理论对当今的完善干部选拔任用制度也用深远的影响。柳宗元继承了法家韩非子的合理的法治观念,认为为相者理天下要“条其纲纪而盈缩焉,齐其法制而整顿焉”(《梓人传》),应该运用法制治理天下。并且在《送薛存义序》中他又明确提出“民可黜罚”的思想,如果官吏不能够认真负责的为百姓办事,百姓应该而且也有权力惩罚甚至废黜他。这种观念的提出对官员的行为也具有很强的警示作用。
第三,人民推动历史社会发展,应重视民生问题,促进人民自身发展。科学发展观在以人为本的基础上对发展理论进行了科学而全面的论述,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要做到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这一科学的发展观显示了党对民生问题的高度重视,对人民主体地位的尊重,对人民利益的保护。科学的发展观和对民生问题的高度重视是对柳宗元的“顺天”,“养民”观点的发展与突破。
柳宗元在《种树郭橐驼传》中把种树的道理“顺木之天,以致其性焉尔”推及到为官治人,提出为政只要在于“顺人之欲,遂人之性”,即为政者应该从促使民众安居乐业的.角度出发,尊重百姓的需求,满足民众的愿望,同时遵循生产生活的自然规律。为百姓创造一个稳定、安全的生活环境。“然吾居乡,见长人者好烦其令,若甚怜焉,而卒以祸”(《种树郭橐驼传》),在这里,他又对一些“好烦其令“的官员进行了批评,指出虽然这些官员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方式的不恰当最终导致吃苦受累的是老百姓,从中得出一个稳定而安全的环境对老百姓的重要性。这一观点不仅对封建官僚体制对民众的盘剥和压榨进行了抨击,而且更为难得是提出了“尊重人的本性”的人性观点,具有当代社会重视“人的全面发展”的意境,其历史意义不能说不深远。我们党高度关注发展民生问题,注重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科学发展观的贯彻和落实更深刻的体现了这一点。
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积累,而民族历史上的精神文明遗产更是今天我们的财富。虽然当今社会和古代相比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是,国家、政府的职能仍然有很大的相似性,而国家管理民众的基本职能更是没有改变。因此,历史上的一些经验教训,一些杰出人物的思想,对当代社会仍然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
柳宗元的思想既富于理性思辨色彩,又充满现实主义气息。他的思辨水平、批判精神和文学才华在当时都是相当突出的。他批判继承了儒家中的民本思想,并吸收各思想派别的精华,结合自己的时代特点对其民本思想进行了创新和发展,至今仍然闪烁着进步、民主的光辉。在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过程中,我们可以而且也应该从中吸取一些优秀的思想,从而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
参考文献:
[1]焦循.孟子正义尽心下.诸子集成.岳麓书社.1996年版.
[2]柳宗元.贞符.柳宗元全集(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
[3]柳宗元.送薛存义序.柳宗元全集(卷二十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
[4]柳宗元.种树郭橐驼传.柳宗元全集(卷十七).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
[5]柳宗元.送宁国范明府诗序.柳宗元全集(卷二十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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