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沈昌文：哪里是书生，分明是商人，本文共3篇，仅供参考，欢迎大家阅读，一起分享。
篇1：沈昌文：哪里是书生，分明是商人
沈昌文：哪里是书生，分明是商人
两年前，沈昌文75岁的时候，沈从文的孙女沈帆给他画了一张漫画：一个乐呵呵的老头，背个大书包，拎着两大捆书，说：废纸我买！这画后来被沈昌文印在了自己的名片上。所谓名片，翻过来一瞧，还真是从一张废纸上裁下来的。
沈昌文的名片就是废纸一张――这话是事实，也是自嘲。身为三联书店前总经理和《读书》前主编，他其实已经不需要名片了，他的脸就是名片。对于中国人的文化记忆，三联、《读书》已经不是一个名字，是一个时代。
再过几天，家里人要为沈昌文庆祝77岁生日。他自称“77岁的后生小子”、“不良老年”。现在，沈昌文的一天是这样度过的：早上起来上网，一般每天都能收到一个比他更老的老头、90岁的舒芜发给他的新邮件。中午自己做饭吃，“年纪越大越喜欢吃童年时候的东西，比如宁波人的臭豆腐。”下午出门见人，没事就待家里看电视。“只看《海峡两岸》和《重案六组》，看女警察抓坏人。”
见沈昌文的那天中午，刚好遭遇刘翔退赛事件。老先生很平静，表示自己是“避运”一族。奥运会叫他激动的不是比赛，是那口号：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我们从《共产党宣言》里受到的教育都说同一个世界、两个梦想。这下说同一个梦想，我非常感动啊。”
最近几年，沈昌文的话比退休前多多了――“我都77岁了，活着也没多少年了，所以好说话。”他简直拿三联书店二楼的咖啡厅当自家客厅，在这里约见客人、接受采访。这里到处都是他的熟人。墙上挂着王世襄和黄苗子的书法，那都是他常来往的朋友。隔壁桌的女士过来打招呼，叫“老沈”。那是《读书》的现任主编、吴祖光的侄女吴彬。
不过，这可能是沈昌文第一次接受一本商业杂志的采访。回顾自己十年的书店总经理生涯，他说：“我哪里是书生，我就是一个商人。”
这话应该不是自嘲。
总经理生涯
沈昌文的商人生涯是从1986年1月1日开始的。从这天起，他接任三联书店总经理的职位。
虽然做了总经理，可手头没钱。上头拨给国营出版单位的30万块经费很快就花得差不多了。于是，某年某月某日，沈昌文拿着前辈的一封介绍信，“去中信见一位先生，他叫王军。”
后来，沈昌文在口述自传《知道》里回忆：“在王军那里，我第一次见到大公司老板的气派。比如说，他的名片不是他自己递给我，而是点头示意之下，由秘书交给我。”当时沈昌文“连一万块钱有多少，叠在一起多厚多薄，都没见过”，可还是老实告诉王军，三联书店希望得到他的资金支持，“比如说，100万。”
当时王军的反应是“笑了一笑”，然后顾左右而言他。一直到临走的时候，他才对客人说了这么一番话，让沈昌文一直记到现在。他说：沈先生，我告诉你，我们中信集团，1000万以下的事情是不做的。口气很大，可能也是事实――对照现在的中信出版社，沈昌文才恍然大悟：原来人家有这么强的经济实力呀。
这可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一次未果的融资。现在回想起来，沈昌文还是觉得懊恼又滑稽：“哎呀！这对我真是一个很大的机会呀！可是当时我不敢哪。
说出100万，我已经是一身汗了。1000万，哪里敢想啊！我实在没有能力提出一个要花1000万的出版规划……我不得不承认，我不是一个现代出版企业家。那以后的三联书店，基本上是处在小打小闹的状态。”
所谓小打小闹，也是自嘲。在上世纪80年代的文化热里，三联理所当然地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出版《宽容》、《情爱论》、《第三次浪潮》、《戴尼提》等，轰动一时。“当年的畅销书可能更赚钱。”其中，《宽容》初版15万册，《情爱论》初版120万册。后来著名的还有蔡志忠漫画和金庸小说。“现在三联书店内部有句话――捡蔡拾金，不知道是骂沈昌文的，还是捧沈昌文的。”
不过这是一个特殊时期，用沈昌文的话来说，就是“计划经济的尾巴”。当时沈昌文一挣钱就紧张。
“以三联的牌子，出书当然不会赔。但我真是非常害怕说赚钱。”他说，“比如计划的利润是100万，可意外畅销赚了300万，就非常紧张了。因为多出来的200万得上交，上交了上头也不念你的好。我就想方设法把多出来的200万花掉，给作者预付稿费，算是长期投资。有长期投资才有品牌，有了品牌上头也让你三分。”
他也承认，自己可能算个好领导，但算不得一个好商人，因为几乎不懂市场。当时他面临的局面，现在听起来会觉得很荒诞――如果出版社不赚钱或者亏本，那他这个总经理反而好办得多。他要负责的不是营销产品，而是控制印量。“书要少印，不能多印，你订一万五，我只给你八千，以免犯政治错误。”就算作者稿费也不能给太多，“给太多了会助长他的资本主义思想。”
沈昌文总结自己在三联书店的成就，不是挣钱，“无非是出了些书，盖了栋楼”。不过，他这个总经理没有在美术馆东街这栋大楼里工作一天。他的总经理生涯是戏剧性地结束的。1月1日上午9点，沈昌文接到了一位人事负责人的电话：“你已经在昨天下午5点钟退休了。”这个电话距离当年的调令正好十年。这样，他就等于“什么都交出去了”，包括书店出版业务和《读书》杂志的编辑业务。
后来，沈昌文告诉自己的继任者董秀玉：“在国营单位里当领导，你要是不贪污，就什么好处也没有。贪污呢，又犯不上，也不愿。所以，最好别当。”
这话算是有感而发，出版半生，沈昌文难以主宰自己的命运。他宿命地觉得，当年就是“把出版跟炼钢一样对待”。“这样带来很多的问题。任何出版社的领导人，过多少年就要退休，所以他缺少一种文化上的责任感。但出书这个事情，恰恰就需要长期的关注。现在大家都去做BestSeller，做畅销书去了。”
说白了，对于出版这门生意，沈昌文还算开明的，他的好多同行都不喜欢别人称他们“出版商”，只承认自己是“出版人”。许国璋曾经给沈一个告诫，“没有钱干不成文化事业”。他也喜欢那本《启蒙运动的生意（百科全书出版史1775-1800）》。他后来帮辽宁教育出版社出主意，“它钱多得我简直惊讶，一年利润上亿元，我听都没听说过这些事。”
即使现在，文化单位都在改制，沈昌文也并不乐观，因为不允许出版社私营。“三联当年成立的时候是股份合作制，我们现在也都在说出版公司化――出版形式越先进越好，可以公司化，可以集团化，甚至可以上市。可是体制不改，很难有什么大变化。”
文化离商业有多远
十几年前，《读书》杂志搞读书会，一帮文化人高谈阔论臧否时事。有一天，读书会上来了一个让沈昌文记忆深刻的人物――牟其中。
“当时他已经很有名了，换飞机和炸山的事大家都知道，他来参加我也不意外。之所以印象深刻，是因为他很豪爽，每次走的时候都留下几张支票，表示他买单。”
后来，沈昌文又接触过更多的`企业家。第三极书局的欧阳旭在他眼里“算是个小孩”，当当网的俞渝则是他女儿的同学。洪晃的父亲和沈昌文有交情，他也常去参加“洪晃她们的姑奶奶聚会”，认识了洪晃的闺密张欣和她老公潘石屹。在他看来，潘石屹是为数不多的能够在文化圈里得到承认的商人。“第一因为他自己也写书。第二他肯在文化上花钱。”但他很快又补充说，“当然了，从个人经历上来说，没有比他更土包子的啦。”
后来潘石屹办《SOHO小报》，沈昌文帮过不少忙。不过他觉得，要是中国往后真能出一个现代出版家，潘石屹这样的还是不成。“企业家、商人这些是暗的，明的是讲文化。”对于上世纪末那些从商的作家，比如张贤亮、韩少功，他“始终有戒心”，“觉得跟商业太近了以后就有点麻烦。”
很容易感受到这群文化精英和商业的隔膜，这一代人都下意识地和商业保持着距离。编过“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的甘阳说，“80年代经济改革从来不是我们的话题，经济是很Boring（乏味）的东西，人心是很高飘的东西。”
想来想去，沈昌文还是喜欢黄集伟给他的封号：“思想经纪人”。
尽管自称商人，可有时候沈昌文自己也觉得困惑：“在外国，多半是企业成立一个基金来资助文化，这样建立了企业和文化之间一种互相的关系，而这种关系为什么在中国建立不起来呢？”
不过，在，沈昌文一位故交的后代似乎完成了文化对商业的并购（抑或相反？）。这人就是于丹。于丹的父亲是解放后中华书局第一任总经理，后来担任过万里的秘书。沈昌文和他不熟，但于丹也叫他一声“沈叔叔”。沈叔叔对世侄女的看法非常让人意外――“看起来没有法律了，总要有个信仰吧？这就是领导人弘扬国学的原因？”
对于这一代人来说，国学意味着沉痛的记忆。“当年我参加批林批孔、批判《新华字典》，就是要把我们固有的传统扔掉，回到纯粹的马列主义。我老跟反对于丹的人说，她是第一个站出来为孔子说话的，你们不要这样。通过她，能把中国否定的东西恢复一点，把我们所得到的、歪曲的马列主义给丢掉，这样我觉得很好。”
，他在自己的自传里写：“属于我的时代过去了。”当年信仰的很多事情，在这个时代都被颠覆了。“我现在走到了怀疑主义的地步。比如‘读书无用论’，我就想，现在出生的一代，将来是不是不需要读那么多的书？我自己已经靠‘百度’过日子了。社会发展到这个时候，文化变成什么东西了？”
退休以后，沈昌文和辽宁教育出版社、现代出版社合作，开始关注台湾文化出版动态。这又给他带来了新的困惑：“看到台湾的民主发展成那样，好像也成问题。
这个世界上有没有可能产生一个极权体制下的非常发达的社会？当然，这极权可以慢慢改善。不过，这都是我身后的事情了。”
他感慨道：“改革开放30年我还是高度评价，是伟大的，是非常值得的，所谓不足的地方就是步子还可以再快点。当然，我现在的困惑就是快到往哪里走……”
沈昌文1931年出生，邹韬奋1932年创办三联书店。回顾一生，他说邹韬奋是抗争，老上司范用是焦大，而自己一生性格软弱，做过首饰店学徒、肄业生、校对员、秘书和编辑，最后只能在夹缝里求生存。“如果邹活在今天，恐怕和活到解放后的鲁迅是一样的结局。”
有人评价他的性格是“外圆内方”，有江南宁波人曲折务实的生存智慧。他从列宁批判修正主义的文章里学来一个词，并且引为自道：跪着造反。他一生最景仰的人是周恩来――“他跪着造反，他委曲求全，这后头有复杂的原因。”
[附文]
“我一生见过的那些人”
这么多年，我和这些文化精英交往，最大的收获就是四个字：“贪污盗窃”
我一生见过很多人，也伺候过很多人。小时候做学徒，是从生活上伺候别人。后来做编辑，是从思想上伺候别人。我认识那么多老头，总能做到成为他们的心腹，我就有这个小小的本领。
我和李慎之关系特别近。60年代反帝反修的时候，我被组织派去出“灰皮书”和“黄皮书”。当时有一个指导方针，叫“废物利用”，当时最大的“废物”就是李慎之。第二大右派是董乐山，董鼎山的弟弟。《第三帝国的兴亡》就是那时候出的。这样我跟他们都混熟了。这一拨人都是自由主义者。
80年代是一个空前的大时代，这个大时代推着你往前走，很多观念的罗网都被冲破了。像金克木，50年代的时候他什么都不敢说，到了80年代多么活跃。还有王小波的爸爸王方名，逻辑学家，也是到了80年代才开始说话。王小波也是80年代开始给《读书》写东西，出名已经是很后面的事情了。我印象最深就是他讲国家专制的《花喇子模国信使问题》。
经济学家也比较熟，很多经济学文章，比如樊纲的《股份制度考》，最先就是在《读书》上发表的。我前几天还和周其仁一起吃饭，这才发现原来他也是上海人。汪丁丁就更熟了，他妈妈是我在人民出版社编辑室时候的支部书记，所以他经常到我们编辑室来玩。小孩儿挺可爱，就和他一起玩，教他怎么做矿石收音机。
和我关系最深的是吴敬琏和茅于轼，我叫他们老吴、老茅。以前茅于轼住东单三条的时候，我经常上他家里去。吴敬琏和厉以宁当年讨论好的市场经济和坏的市场经济，其实我们发表文章的时候，都是对这个深有感触的。
这么多年，我和这些文化精英交往，最大的收获就是四个字：“贪污盗窃”。贪污盗窃他们的思想。真正贪污两毛钱也是犯法的，可贪污思想不犯法，我自己又不拿去发表。前几天还有人跟我说，对笛卡尔感兴趣。我要是有那个能耐，就把他的想法推荐给总理――总理一说《沉思录》，不是就火了吗？
现在大家都关心80后，这个我就不懂了。
他们拉我去谈，我也不去了，一谈谈到半夜，我身体受不了。以前在王朔的“王吧”聊天我还去去。上次我在电视上说王朔现在的文章有不对的地方，后来他托人带话给我――别人说我我是一定要反驳的，不过老沈嘛，就算了。
女性里头，王安忆我不熟，但是跟她妈妈茹志娟比较熟。卫慧现在美国跟王德威做研究，我去美国都会去看看她，她是宁波人，叫我娘舅的。木子美我也是欣赏的。每当社会动荡的时候，总有些女性会站在最前头，免不了说上一些过激的话，可以理解。后来木子美说要请我吃饭。我吓死了，免了吧。她文章里老把吃饭和上床混为一谈，我跟她一吃饭，就说不清楚了。要真说审美，我们这代人还是喜欢张兆和那样听话的美女。我在老上海长大，可真没什么喜欢的女明星。我在专科学校学习的时候，有位潘先生教我们电影。后来我们才知道他以前的太太就是大名鼎鼎的舒秀文。
真要说喜欢，那是邓丽君――倒不是她的人，是她那些歌。我小时候做首饰店的学徒，站柜台，每天大喇叭都在放那些歌，整整6年。那时候，这是我们惟一的享受。
篇2：哪里是什么命好，分明是苦尽甘来
哪里是什么命好，分明是苦尽甘来
文/闻敬（赵文静）
1
几经辗转，终于联系上初中时最好的朋友。
二十年过去了，如今，她和爱人经营着一家红红火火的工厂，老家有房有车，还在城里买了楼。每年，他们夫妻二人都会带着一儿一女出去旅游几次。这么富足、美满而又幸福的生活，简直羡慕坏了一众旁人。
朋友人长得不漂亮，文化不高，原本家庭条件也不好，能够过上如此幸福的生活，真是上天的恩赐。于是，提起她来，人们啧啧嘴，感叹最多的话便是：“命好啊！”
真的是命好吗？
只记得那年初中毕业，为了给哥哥攒钱娶媳妇，在父亲冷漠的眼神里，学习一向优秀的她哭着把书包换成行囊开始了漫长的打工生涯。从此，我们便失去了联系。
现在，我终于知道了她的故事――在工厂里，她干的是车床工，负责车螺丝，不仅累，还脏。她每天围着脏兮兮的破围裙，浑身溅满了油迹，车床一开，火星子到处飞。这些火星子落在哪，哪就会被烫起水泡，那些没有衣服遮挡的皮肉上，密密麻麻布满了伤痕。
她早出晚归，一天能赚上十几块钱，三四个月开一次工资，都悉数交给父亲。十八九岁的大姑娘，正是爱美的年龄，可她连件像样的衣服都没有。
赶上父亲高兴，会从她的工资里拿出三十、五十给她当零花钱。可一向节俭的她哪里舍得花，这些钱都用来买了书看，为此还被父亲骂过多次，说女孩子读书没用，嫌她乱花钱。
2
几年后，她结了婚，夫家日子过得紧巴。孩子六七个月的时候，她让男人种了两亩甜瓜。这样，男人打工赚钱，她一边看孩子一边管瓜。
间苗、掐尖、对花授粉，炎热的夏季，背着沉重的药桶子一遍一遍地打农药。甜瓜长势好啊，一个个水灵灵的，她带着儿子在瓜窝棚里守了一个夏天，幼小的儿子光溜溜的身上总是渗着汗水，被蚊虫不知道叮咬了多少包。
可是，天不遂人愿，快要成熟的季节，接连的暴雨摧毁了她几个月辛劳的果实。她抱着儿子，守着一地烂掉的甜瓜失声痛哭。
屋漏偏逢连阴雨。爱人打了一年的工，黑心的老板工资不给发。要了多少次之后，顶账给回来一批过季的衣服。于是，在那个冬天，她便成了一个“生意人”。每天骑着一辆“大铁驴”，后座一侧挂个大筐，里面塞满了衣服，到处去赶集卖。北方的冬天，天寒地冻，路面结了冰，她常常推着车子“啪”就是一个跟头，疼得坐在地上，半天起不来。那个冬天，她卖完了那些衣服，换回了爱人三分之一数额的工资。
给别人打工太不容易，于是，他们自己做起了收废品的生意。
年轻人都嫌脏，没人干，他们不怕，挨家挨户去收废品。当别人在空调屋子里享受着凉风时，他们骑着三轮车冒着火辣辣的太阳奔波在路上。那一年，她黑瘦黑瘦的，隔着层层衣服，背部还是晒掉了一层皮。
好在，收废品生意让他们攒下了一笔钱。这笔钱成了他们后来的启动资金，两人又做起了玻璃生意。
开始的时候根本雇不起人，她像男人一样，整天搬着大箱的货物装车卸车，天不亮就和爱人开着车去给人家送货。渐渐地生意走上了正轨，渐渐地风生水起，终于在这一行里有了他们的占脚之地。
好日子来了，她终于不用像以前那样风餐露宿，不用再节衣缩食。二十年磨一剑，是她的不认输，让她一次一次超越自己；是她的不放弃，让她经风经雨见到彩虹；是她的拼搏与努力，让她改写了生命的结局，有了令人羡慕的人生。
有多少人生，是因为好命？有多少人生，是因为拼搏？
3
想当年，我的大学同学，一毕业就被招聘到一家著名企业。有多少人托关系走后门都不一定进得来，一个农村孩子能够进入这样的单位，除了“命好”俩字，简直没有别的词语可以形容他的幸运。
然而，真正进了单位却不是他想的那样从此鲜衣怒马，过上令人羡慕的朝九晚五的生活。他被分配到“业务经理”的岗位，其实就是销售员。一上班，主任扔给他一张地图、一辆旧自行车，上市场，跑客户。客户跑下来，还要自己去送货，搬搬扛扛，都是他一个人干。
不仅如此，他还发现，办公室里的同事们似乎都有一个靠山：某某科长的儿媳妇，某某局长的外甥女，某某主任的侄子……只有他一个“外来户”，一无靠山，二无背景。
他发现，这些背靠大树的人们，可以吊儿郎当，照样能够领到一份比自己高的薪水。有了加班的工作，他们不愿意干，推给他；有了费脑子的工作，他们懒得想，推给他；有了出门培训的工作，他们怕学了回来增加负担，也推给他。
这是他想要的工作吗？不是！
他不生气吗？生气！
可是没有办法，他知道，能够找到一份像样的工作，进入一家像样的单位有多难。
那几年，他拼命地跑销售，拼命地学习，一句怨言不说地加班加点。那几年，他成长飞速。很多工作，只有他才能轻松处理，很多客户只愿意听他的召唤。
他的才华得到了领导的赏识。在一大批“皇亲国戚”中，他脱颖而出，被选上了部门主任。
很多人不服气，找到领导兴师问罪，都灰头土脸地退了回来。是的，他们只想接受部门主任的头衔，却没有能力接受部门主任的工作。
如今，十几年过去了。三十几岁的他，已经成了当初他所在的那家企业的一把手，在他的管理下，单位工作业绩年年拔节。年轻有为，意气风发，到哪里都是一片赞扬声。
“真是命好啊！”好多人瞅着他的背影，都会生发出如此的感叹！
真的是“命好”吗？
别人只看到了他叱咤风云的光鲜，谁又看到他顶风冒雨跑销售的艰难，谁又看到他在孤灯下加班到深夜，谁又看到他为搞好企业不辞辛苦到处去求人取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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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运气，不过是机会碰巧遇到了你的努力。如若不然，就算天上真的会掉馅饼，砸在从不努力的人头上，徒增的也无非是头疼罢了。
对于命运的变化无常，我们总是慨叹太多。发不了财的、升不了官的，都埋怨命运不好。然而，仔细想想吧，过失是不是在于你自己？
每个人都是自己命运的建筑师，自己的命运永远掌握在自己的手里。说到底，所有你认为的那些“命好”，分明是他人拼尽全力之后的苦尽甘来。
篇3：“跛豪”程文俊：我是个卖思想的商人
从做服装到开礼品公司，右腿残疾的程文俊经历了比常人更多的磨难，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程文俊总是紧皱着眉头，十多年来强直性脊椎炎的疼痛一直折磨着他，他的员工都认为他的性格不适合经商，但他成功了。业内戏称他为“跛豪”。
出人意料的是，程文俊开车的技术很不错，竟然还是国内知名的毕加索车友会的“斑竹”。他说：“我是个卖思想的商人”。
要做就做设计师
1969年，一场大火毁了当年年仅两岁的程文俊的右腿。父母后来对他说：“能保住命已经很不错了。”
由于腿脚不便，初中后程文俊辍学了。1985年，他离开黄陂老家，到河南去学习缝纫技术。在师傅的指点下，程文俊学会了最基本的服装知识。
虽然腿脚不便，但是因为年轻脑子灵光，学技术很快，不到半年时间，程文俊感觉自己的技术已经远远超过了师傅，没有学下去的必要，便离开河南回到武汉。而学艺期间，他已经在看服装设计方面的书籍，他有自己的目标：“我要做的不是裁缝，要做就做服装设计师。”
拒绝“光环”笼罩
回汉后，程文俊先后在汉口仁寿路和玉带街开了自己的服装店。
1990年，一场突如其来的疾病使程文俊一连几个月卧床不起。生活不能自理的他回到了父母的身边。一年后，病情稍好后，他在老家干起了老本行。精湛的技术很快赢得了乡邻们的认可。
但有一件事情，让自强的他无法接受。每当别人拿着他做的服装，就会说“这是程校长的儿子做的”、“程校长的儿子真不错”。他父亲是当地中学的校长，在乡邻中有很高的声望。他不愿生活在父亲的光环笼罩下，于是决定再次离家，到武汉干自己的事业。
父母执意不让他再出远门，怕他一个人在外生活不方便。在与父亲一次争执后，体弱的程文俊竟然当着父亲的面，将家里的老式自行车扔出门外很远，“直到现在我都还没想明白，当时是哪来的这么大的力”。
“虽然身有残疾，但我从来都没想过要依靠别人。”程文俊说。最终，父母妥协了。
高价锁定高端顾客
程文俊在武昌再次开起了服装店，店员有十多人。
做了几年服装，他的店在圈内已经小有名气，但他从没放弃学习。每年春节，他都要把自己关在店里，抓紧这难得的安静时间潜心学习服装立体裁剪和设计。
为了检验自己的技术，程文俊曾有意到武汉的一家大服装公司去应聘服装设计师，该公司负责人看了他的技术后，开出了2000元的月薪，这在当时远远超过了他开服装店的收入，
程文俊却拒绝了，依然自己开店。
技术得到了肯定，程文俊做出了一个惊人的举动：要挑选顾客，即通过挑选淘汰一部分低端顾客，使他把设计裁剪费定得很高，甚至是其他人的几倍。“现在想起来，这一举动是对的。我身体不方便，效率没别人高，只能把每件衣服都做精，让顾客满意”。
由于精于服装设计，虽然价格比别人高很多，还是赢得了一批稳定的高端客户。正是这一举动，让他完成了资本积累，攒够了后来开礼品公司的20万元。
奇招赢得大订单
1995年，程文俊服装店的一位老顾客抱怨他们公司采购礼品不易，见程对设计很在行，就问他有没有兴趣做礼品。程文俊由此接触这个对他来说全新的行业。1999年，一笔10多万元的订单，让他彻底放弃服装而转行做礼品。
那年，他的服装店附近有一家公司开业，需要大量的庆典礼品。该公司设计出礼品图纸，找了几家礼品公司，要求各礼品公司按图样去做成品，然后竞标。程文俊参加了竞争。程文俊拿到礼品图纸后，感觉有不太成熟的地方，于是，他按自己的想法将图案和尺寸全面修改，使它的画面和材料能更好地反映客户的需求特点。他还亲自到广东的厂家指导生产。竞标当天，程文俊的与设计图纸截然不同的成品，被评审专家们全票通过。这也是他涉足礼品行业以来的第一笔大订单。
此后，他成立了自己的礼品公司，同时关闭了服装店。凭着自己的服装设计功底，他的礼品公司能给客户提供在市场上绝对买不到的个性化礼品。“我能够提供别人没有的，竞争激烈就要寻找差异”。他的公司有好几件自行设计的礼品都申请了专利。“我很讨厌低级的价格竞争，但商场上真的有太多不得已”。
眼下，程文俊的腾龙达工贸有限公司已初具规模，在武昌东湖开发区买下了一层写字楼，有办公区、操作间和较大的礼品展示厅。但记者问及他在行业内的排名，他却不愿透露，“武汉的礼品行业竞争很激烈，谁都不服谁！”
敢于冒险卖思想
在程文俊看来，礼品和服装一样，都是一门学问，不应该只是简单的商品买卖。
做了多年的商务礼品生意，程文俊认为，商业活动中送礼是很正常的，合适的礼品，往往能很好地拉近和客户的距离。
在他的客户中有一个外贸企业，主要业务在东南亚。以前，这个公司总是送给客户一些日本的电子产品。“东南亚的国家曾经遭受过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送日本的电子产品不是很恰当”。程文俊给该公司的老总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并给该公司推荐了一些具有中国特色的礼品，费用不到原来的1/3，但客户都很喜欢。
“做这样的生意，给客户提建议是有风险的，一旦客户反感，生意可能就砸了。”因此，多数礼品公司只是简单地按照客户的需求卖礼品。“我不是卖东西的人，而是一个有想法的商人，要卖的是自己的思想”。
程文俊还有个奇怪的想法，等到自己目前的事业真正成功后，他还想做自己的老本行---服装，“但顾客必须按照我的设计和想法来做”，他笑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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