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中国农民，我的父兄，本文共10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您。
篇1：中国农民，我的父兄
前些天看到一个新闻。一个农妇到田里干活被毒蛇咬伤，在两天后抢救无效死亡。这则消息震撼了大多数人们。人们还在追问，这两天中为什么不上医院，也许去了医院就不会死掉了。但是对于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来说，不是得什么病都有能力上医院的，一般来说顶多找个赤脚医生看看就不错了。他们不象工人有工伤，也不象公务员有公伤，上医院后国家多少给报销一点，完全是自己买单。对于年收入本来就不高的农民来说上医院根本就是一种奢望。只是到快死的时候才送到医院抢救。
工人有工伤，公务员有公伤，前些年更是把上班和下班途中的受伤也纳如工（公）伤范畴，但至今我还没听说有什么农伤。也就是说要是在干农活时受伤，那就只能是自己承担一切医疗费用。
今年以来，煤矿安全事故不断发生，但矿难后的赔偿问题又被人们忽视了。农民工好歹还带个工字，给你万把来块钱。要是农民，能拿到几千块就不错了。我就不明白，农民工的命咋就这么贱，同样都是娘十月怀胎生下来的，难道是谁的命更宝贵些。如果一个农民和一个企业家一起坐飞机的时候遇到空难（假设一下，因为百分之九是九的农民是没坐过飞机的），那么后者得到的赔偿绝对是前者的几倍，这似乎已经成为国内民航业内的一种心照不宣的规矩。
农民是我们的衣食父母，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民在全国人口中占绝大多数。农民不小康，不和谐，我们凭什么建设小康社会和和谐社会。“三农“工作还在如火如荼的开展，成效好象没看见什么。国家采取宏观调控的政策使粮棉油的价格上涨，应该说会增加农民的收入。但是紧跟着化肥，农药的价格也跟着上涨。实际上农民并没有得到多少好处，全叫化肥厂和农药厂给剥削走了。
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农民头上愚昧，落后的帽子可以被摘下来。
篇2：我眼中的中国农民
我眼中的中国农民
文/马蕊
传统中的中国农民总会给人留下勤劳、淳朴、憨厚的人物形象，像鲁迅笔下的闰土。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农民一词好像也成为了近两年来常用的贬义词。
在我眼中，中国农民好像已经成为城市人所歧视和刁难的对象，甚至有些人轻浮地贬斥他们的道德水准。，一位陈姓青岛市民向当地报纸写信，提议在公共汽车上设立“民工专区”。
“作为北京奥运会的伙伴城市，青岛的市民素质步步提高，其着装越来越干净，而与此同时，民工却素质低、不讲卫生、衣服上沾满油污，乘公交车时经常碰到市民身上，引起市民的厌恶，时间久了，双方的隔阂越来越深。最简单的`解决办法是在公交车上隔出小块区域专门供民工使用，消除双方的隔阂和矛盾。”
对民工来说，再苦再累也比不上城里人歧视带来的伤害。当我们用鄙夷的眼光看他们时，谁又会想到他们的感受呢？
记得一位农民对自己的孩子说：“你一定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别让城里人瞧不起咱！”我听了以后触动很大。让孩子好好学习的目的竟不是成才、不是建设祖国、不是赚大钱考大学，而是为农民自己争口气、证明农民并不比城里人差。这就是城市里某些自以为“上等人”的优越和偏见所造成的影响。其实这些“上等人”大可不必认为自己现在是城里人就沾沾自喜，因为上溯两三代，绝大多数人的祖父、曾祖父辈都是农民。
现在社会中，歧视农民造成这样一个怪圈：城市人口离不开农民，而又希望农民不要进入城里人的生活圈，有些城里人甚至捂着鼻子从农民身边绕过去。无形中，城里人和农民便产生了一个厚厚的隔阂，这个隔阂好像是一个大圈，把农民死死地圈在这里，他们就像生活在孤岛上一样，寂寞、无聊、乏味。
在我眼中，中国农民的生活是空虚的。经过调查，工作之余农民的消遣方式十分单一：无所事事、吃完就睡、找村民聊天、打牌或打麻将等。而城市里的年轻人业余生活中上网、泡吧、参加培训或自学技术、谈恋爱等是主要项目。他们不仅仅是物质上的贫瘠，更重要的是精神也相当贫瘠。然而这一切也大概是因为在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下农民在各个方面与市民相比都处于劣势，好像农民与生俱来地就得比市民底下。
尽管如此，农民也不必活在自卑的阴影下，尤其是中国农民，因为他们吃苦耐劳而所获甚薄但无怨无悔再占不到世界百分之二的土地上养活了十四亿人口。
20的奥运会即将在北京召开，到了那时，我们真的还会像几百年前白人对待黑人那样对待我们的农民同胞吗？奥运会能允许在一个不平等的城市里召开吗？我想，奥运精神不仅要在比赛场上发挥作用，更要在我们的生活中体现出来。希望北京能以一个没有歧视、没有等级、充满关爱、互相平等的崭新形象迎接！
篇3：中国农民丰收节礼仪
中国农民丰收节，于设立(国函〔〕80号)，节日时间为每年“秋分” 。设立“中国农民丰收节”，将极大调动起亿万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提升亿万农民的荣誉感、幸福感、获得感。
节日设立
农民是中国人口的最大多数，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基础，广大农民在革命、建设、改革等各个历史时期都做出了重大贡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农业、忘记农民、淡漠农村。中央决定，在脱贫攻坚的关键时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开局之年，设立“中国农民丰收节”，顺应了新时代的新要求、新期待，将极大调动起亿万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提升亿万农民的荣誉感、幸福感、获得感，汇聚起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磅礴力量。 20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发端，举办“中国农民丰收节”可以展示农村改革发展的巨大成就，展示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增强加快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农业强国的决心和信心。 2018年6月21日，国新办就“中国农民丰收节”有关情况举行发布会。发布会上，农业农村部部长韩长赋表示，经党中央批准、国务院批复，自2018年起，将每年农历秋分设立为“中国农民丰收节”
基础条件
全国两会期间，有45名人大代表提出设立丰收节的有关建议。这个节日的设立有广泛的民意基础。农业农村部对国内外的情况进行了深入调研，也广泛邀请了农业、文化、传媒等相关领域专家学者以及基层农民代表座谈研讨。大家普遍认为设立中国农民丰收节十分必要，而且实施的基础和条件已经成熟。一是农事节庆有传统。我国古代就有庆五谷丰登、盼国泰民安的传统。通过举办民俗表演、技能比赛、品尝美食等活动，大家一起分享丰收的喜悦。目前有13个少数民族有庆祝丰收的节日，这为设立“中国农民丰收节”积累了经验。二是各地有探索。这些年，很多地方根据节庆特点和假日节点，举办了具有当地特色、主题鲜明、和农事有关的节庆活动，也形成了一批民俗活动、观花赏景、采摘体验、农业嘉年华等知名品牌，很多朋友肯定都参加过，这也为设立中国农民丰收节探索了路子。三是市场有需求。2018年人均GDP已经接近9000美元，休闲观光大众化正成为常态，广大市民也有回归乡村，参与农事体验、品味农村情调的需求和田园梦想，这为设立“中国农民丰收节”提供了广阔市场空间。四是发展有基础。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农业连年丰收，农民持续增收，粮食生产能力已经连续5年稳定在1亿斤水平，农业现代化在加快推进，绿色发展、农村改革、结构调整都取得了明显的成效。特别是脱贫攻坚和农民增收，可以说有巨大变化，农村社会保持长期稳定。这些都为举办中国农民丰收节奠定了坚实基础
活动工作
活动组织
2018年6月21日，国务院关于同意设立“中国农民丰收节”的批复发布，同意自2018年起，将每年农历秋分设立为“中国农民丰收节”。具体工作由农业农村部商有关部门组织实施。设立“中国农民丰收节”是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一项重大决策。农业农村部将按照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国务院批复要求，会同有关部门，精心组织，加强指导，秉承“庆祝丰收、弘扬文化、振兴乡村”的宗旨，遵循“务实、开放、共享、简约”的原则，坚持农民主体、政府引导，因地制宜、突出特色，开展喜闻乐见的活动，展示科技强农新成果、产业发展新成就、乡村振兴新面貌。“中国农民丰收节”是一个全国性的广大农民参与的节日。这个节日一定是很隆重的、很丰富的，在全国层面也会举办一些活动，但更多的是在地方，发挥地方的创造性。各个地方有自己的农事特点，无论是农耕生产方式还是农产品品类，都有自己的特点。不会全国统一搞很多的规定动作，主要让各个地方、让广大农民来创造。农业农村部会牵头组成一个中国农民丰收节组织指导委员会，进行顶层设计，同时发挥地方创造。相信各地方的活动会各有特色、异彩纷呈。
活动原则
首先，要坚持因地制宜办节日。鼓励各地从实际出发，结合当地的民俗文化、农时农事，组织开展好农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活动，做到天南地北、精彩纷呈。突出地方特色，不搞千篇 一律。我刚才讲，不会搞全国统一的规定动作，而是让地方去创造。二是坚持节俭热烈办节日。乡村风情不在奢华，办好“中国农民丰收节”，既要有节日的仪式感，又要避免铺张浪费，要形成上下联动、多地呼应、节俭朴素、欢庆热烈的全国性节日氛围。我相信农民办节，节俭，而且一定会很热闹。三是坚持农民主体办节日。农民是丰收节的主体，农民广泛参与是关键，这是亿万农民的节日。所以，我们支持鼓励农民开展与生产生活生态相关的丰富多彩的活动，让农民成为节日的主角，农民的节日农民乐。四是坚持开放搞活办节日。“中国农民丰收节”是综合性的节日，既是农民的节日，也向其他社会群体开放。所以，要用开放思维办节日，组织开展亿万农民庆丰收、成果展示晒丰收、社会各界话丰收、全民参与享丰收、电商促销助丰收等各具特色的活动，还要举办各种优秀的农耕文化活动，让全社会、全民都感受到丰收的快乐。
篇4：中国农民丰收节丰收经典口号
1、用中国的大丰收，过世界的丰收节。
2、大丰收植保，质保大丰收。
3、想要芒果种得好，大丰收少不了。
4、除虫杀螨，只为丰收喜悦;去菌除草，齐奔小康生活。
5、大丰收，圆农民丰收梦。
6、圆你丰收梦想，就上大丰收商城。
7、用大丰收农资，我们年年大丰收。
8、果树丰产财源广，人心欢喜庆丰年。
9、上大丰收买农资，年年大丰收。
10、大丰收植保平台，农民致富好帮手。
11、快快乐乐种地，年年“穗”“穗”丰收。
12、丰收节，大丰收，丰收就上大丰收农资商城。
13、找大丰收买农资，不想过丰收节都难。
14、农民要丰收，农资就找大丰收。
15、买农资，上大丰收，让您少挨宰一刀。
16、你丰收，我丰收，千家万户都丰收，首选就是大丰收。
17、关注大丰收，年年丰收年。
18、想丰收，找大丰收，多增粮，有保障。
19、丰收之路想丰收，就上大丰收。
20、喜庆丰收节，感恩“大丰收”。
21、想要丰产丰收，上大丰收。
22、勤农厚德中国好，三农鼎盛大丰收。
23、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要想果树好，就上大丰收。
24、秋果累累，丰收不累。
25、农民丰收，国家富足，世界看中国。
26、欢庆农民丰收节，喜迎莓农大丰收。
27、想柑桔丰收，就上大丰收。
28、科技种植兴农，丰收一望无垠。
29、诚携大丰收，喜庆丰收节。
30、庆丰收，晒丰收，赏丰收，想丰收，关注“大丰收”。
31、靠信仰，靠大丰收。
32、四季丰润“大丰收”，五谷丰登大丰收。
33、天时地利，庆丰收;国泰民安，丰收节。
34、有了“大丰收”，喜过丰收节。
35、上大丰收，乐享丰年。
36、想脱贫致富，赶紧上大丰收。
37、“大丰收”农资相伴，农友丰收有保障。
38、华夏大丰收，农民庆天下。
39、上大丰收，过丰收节;农资好，花钱少，年年大丰收。
40、丰收时节笑开颜，作物植保大丰收。
41、大丰收顶呱呱，想丰收就用它。
42、年年大丰收，处处是金秋。
43、大丰收值得信赖，价廉物好技术陷进，保护农丰收。
44、要想庄稼长得好，大丰收来帮你忙。
45、看植保，长知识;晒汗水，庆丰收。
46、硕果累累在望大丰收。
47、实实在在的大丰收，真真正正的丰收节。
48、农民致富希望，作物保护神，大丰收网是你最佳的选择。
篇5：中国农民户口升值开始
中国农民户口升值开始
中国农民户口升值才刚刚开始，“乡村升值”有助城乡统筹发展，
当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我们需要顺应时势，以二元协同思维方式，从城乡双向流动来认识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之路
作为承载中国五千年文明的熟人社会，农村保持着一种特殊的亲情文化。这种文化具有一种混合的价值。其一，它是农民精神归属和文化生活的重要内容，给农民带来一种归属感和安全感。其二，在农村生活的礼尚往来中，形成了乡村特有的社会关系，从经济学看叫社会资本。这种社会资本在农民遇到重大事情时就能发挥作用，其功能是货币不能替代的。改革开放以来，这些价值处在不断衰减中，但并没有消失，在农村继续顽强地存在着。由此可以理解，为什么一些地方的平坟遭到农民如此强力的反对，为什么许多华侨同胞，已经离开乡村有几代人之久，但仍然在老家修房子、修祖坟，每年清明节都要回来祭奠。
其次，还应该认识到，农民户口含金量的`升值才刚刚开始，未来还有升值空间，
最近几年，不仅农民不愿意放弃自己的农村户口，而且还出现了一些城市人想到农村去。值得我们关注的是，目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三种力量正在推动乡村价值升值。一是正在兴起的绿色消费和文化消费，使乡村特有的青山绿水、有机生态食品、乡土文化的价值，越来越被城市的中等收入群体消费者青睐。在这种新消费的带动下，以农家乐为新业态的乡村旅游方兴未艾，潜力巨大。二是正在兴起的互联网，缩小了城市与农村在信息上的鸿沟。乡村电商使以前难以进入市场的乡村土特产品、乡村手工艺产品进入到城市消费市场，为乡村产业发展带来新希望。三是随着乡村价值逐渐上升，一批回乡的新乡贤，正在成为乡村文化复兴的中坚力量，在他们的作用下，乡村文化价值正在创造性复活，乡村价值自我认同感也出现了回升。
当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我们需要顺应时势，以二元协同思维方式，从城乡双向流动来认识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之路。我们需要把中国城镇化发展的着力点，从关注农村到市单一通道的疏通，转向城市与农村双向流动通道的疏通上来。我们需要认识到，不放弃农村户口的两栖式城镇化，在很长一段时间也许是一个常态。农民的选择，是农民自身收益最大化的选择，也是对中国特色城乡二元共生、双向流动城镇化的贡献。这不仅可以使中国五千年文明之根在乡村得以延续，也符合城乡统筹的城镇化要求，有利于多元文化的发展，也将为中国人提供多元化的生活方式。
篇6：中国农民的政治选择
中国农民的政治选择
“三农”问题的研究已经引起了各方面的关注，这个问题如何解决关系到中国农村的发展，也关系到中国政治的发展。最近农村的政治问题出现了一些变化，本文是依据最近在重庆、湖南、湖北和山东对农村所进行的调查而写成的，所提的问题是作者个人的看法，仅供各方面参考。
一、农民问题的政治性含义
1、“三农”问题的实质
现在所谈论的“三农”问题包括了各方面的问题，其中有农民的问题、农村经济的问题和农村的发展问题。目前对于“三农”问题的关注一般着眼于农村的经济发展，但是从调查情况来看，农村的问题不仅仅是经济问题，甚至主要不是经济问题，而是政治问题。
从1949年建国以来，由于严格的控制了农民的政治权利和政治自由，中央政府才从农村得到了发展国家经济的必要资源，这种“剪刀差”式的国家对农村经济发展的方式就其实质而言是政治问题，带来了长期和深远的影响。之后，这样的政策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虽然在改革开放以后有一个短的时期内给了农村以较大的自由权，从而使得农村的经济得到了发展，但在此之后，特别是税制改革以后，为了从农村得到经济资源以维持地方政府的运行，地方政府实际上又加大了对农民政治上权力的控制，这样就使得现在的农村问题变得较十年以前更加复杂和严重，也引起了农民和地方政府的比较严重的冲突。在这种冲突中许多地方的乡镇政府成了掠夺农民经济利益的政治力量，而这个是以限制农民政治权力为前提的。
这种对于农民政治权利的限制表现在几个方面：一是乡镇政府控制农村村委会的选举过程，将中央政府所给予农民政治上的自治权加以收回，加以控制，以达到乡镇政府主导农村政治的目的；二是控制乡镇政府的组成，将乡镇人大的选举权和提名权揽在政府手上，使农民选举出来的乡镇人大代表成为虚设；三是乡镇政府通过任命村党支部的办法来实际上控制村民的自治和民主管理的过程，使得农村的村民自治成为空话；四是乡镇政府利用手里的专制工具并和上级政府合作，对于不服从乡镇政府的农民实行“专政”，以各种名义对这种农民加以拘捕、审讯和判刑，以“破坏社会治安”为名造成大量农民的刑事案件，使得农民不敢说话。
就是在这样的政治控制基础上，乡镇政府才可以提出各种各样的收费名目，强迫农民交纳以维持乡镇政府的工作和政府工作人员的生活。这种情况造成了现在中国农村的基本情况是农民没有政治上的权利，并必须为此而付出重大的政治和经济利益。
2、农民的困境
这样的一种农民没有政治权力的情况造成了农民在经济和政治上的困境。这种困境表现在几个方面。
第一，中央所规定的农村自治不可能实现。在乡镇政府的干预和控制之下，农村的地方自治实现起来非常困难，虽然民政部和中央的有关部门三令五申要求实行农民的自治和农村的民主选举，但是大部分地方视中央的规定充耳不闻。例如中办和国办在下发的中央十四号文件，规定了选举村委会主任的办法，其中明文规定要先进行村委会的选举，如果选上的村委会主任是党员，就要将其推荐为党支部书记的候选人。但是在实际的操作中绝大部分的地区都是先推选有上级提名的党支部书记，然后再将党支部书记作为主任候选人参加村委会的选举，这样就以乡镇政府的意志影响了村委会的选举。而且如果村民选举产生的村主任即便是党员，但乡镇政府不满意，也要让其它人就任村支书。地方政府就是用这种阳奉阴违的方法和中央做“游戏”，从而达到他们控制村民自治的目的。
第二，农民的负担加重。在许多地方，乡镇政府在控制了农村的自治以后加大了农民的负担，以各种各样的名义向农民摊派各种费用。这些费用中的相当一部分用来维持乡镇政府的日常开支和工资。在湖南，在乡镇政府和农民之间成立了管理区，在湖北则有党总支。这两层机构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组织法中所没有的，每一个管理区和党总支都下辖四五个村庄，甚至更多，它们各有七八个工作人员在进行工作。这样就使得实际上的乡镇政府的工作人员大量增加。例如湖南的衡阳县，乡镇的工作人员就有180人左右。这样庞大的乡镇政府给农民造成了很大的负担。这些乡镇政府工作人员由于得不到上面的经济来源，因此为了维持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他们就必须不断生事，没事也要制造出理由来向农民收费。这样计划生育、教育等国家有明文政策的东西也被这些工作人员变成了敛钱的方式。这样的状态就给农民在经济上带来了非常大的负担，使农民无法承受。即使中央已经决定要在5年内取消农业税，并给农民一定的补助，但在目前的情况下，这种给农民带来的好处实际上会由于乡镇政府的收费而加以抵消。在这样的情况下，农民负担的减轻很难见到成效。
乡镇政府对农民这种掠夺式的收费使农村的经济处于破产的状态从根本上讲对乡镇政府也没有好处。这是一种“双输”的局面。但是比较来讲，农村的经济政治情况使得农民的处境更为困难一些，也使得农民为了争取自己的利益而付出的代价会更大，道路也更曲折。
二、农民“反抗”的政治选择
农民的困境迫使农民采取应对的措施，从政治上采取选择，以保护自己的利益要求。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许多地区的农民采取了所谓“反抗”的办法，并试图“组织”起来。cE=6?y!,Wg xGlCd$5i m ?o{ @ T@ZeM4x;_f电子商务毕业论文P CaS PT %[q | ' 9y i^q bG
1、农民的“反抗”
在利益受到严重侵害的情况下，农民起来“反抗”是很自然的。这种所谓的“反抗”包括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农民的上访
目前农民的上访已经成了中国政治中的一个特有的现象，这种现象也实际上就是农民对现实不满和利益受到侵害而做出来的首要反应。在中国的中西部地区，农民上访的量非常的大，上访的对象包括了市、省和中央。上访的内容则五花八门，经济问题、计划生育问题、干部腐败问题、农民受到欺负问题、土地受到侵占问题等等全部在内。在上访的农民中，大部分都不是一次性上访，而是多次上访。这些上访实际效益到底如何，农民的回答是只有一半以上有答复，而大部分的答复都是让下边继续调查和了解情况，而并没有做出任何实质性的解决。有效的解决只占农民上访数量中的5－10％，而农民上访所付出的政治和经济代价却很大。经济上自不需要说，农民需要付所有的旅费，而在政治上上访是告地方政府和官员的状，这些官员和政府自然不会对农民们有好脸色，无疑会实行报复。此外各地和中央也有对于上访的规定，要遏制上访。而地方则将限制上访作为地方施政的目标之一，限制上访的一个重要办法就是要对上访人员实行政治上的处罚。这种处罚包括拘留、罚款和刑事审判，不少地方的上访农民在回到家乡以后受到了上述的处罚。论文中国农民的政治选择来自WWW.66WEN.COM免费论文网
但是非常奇怪的是虽然农民为了上访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他们的上访仍然不断，上访在前赴后继的进行着。上访回来以后虽然农民要受到处罚，但处罚又更让农民继续上访。这样本来不是一种反抗方式的和平上访在现实的农村政治里就变成了一种真正的“反抗”形式。农民持续不断的上访表明农民对中央还有希望，但对地方已经完全失望了。在调查中，农民们表示县、乡两级政府是欺负农民的，而中央是代表农民利益的。但是多次上访的'失败和不起作用，也使得一些农民认为，省、市、县、乡政府都不是和农民站在一起的，如果逼急了，农民迫不得已会用武力的办法进行“反抗”。
第二，农民的抗捐抗税
由于地方政府的税费严重，农民承担不起，因此导致许多农民拒绝交有关的税费。这种现象在农村非常普遍，相关的报道也非常的多。由于目前乡镇政府的运作主要靠农民的税费来进行，因此农民不交税费严重地影响了乡镇政府的运行和工作人员的收入。在这些地区，乡镇政府办公条件很差，有的乡镇工作人员由于多年领不到工资，也只得将子女送到外地去打工。农民的抗捐抗税造成的伤害是多样的，一方面使得乡镇政府不得以使出更恶劣以至荒唐的做法强迫农民交钱；一方面农民也以各种各样的办法抗拒交钱，这样一来就使得农村的政治关系更加紧张，难以找到缓和的办法，经济根本没有办法得到发展。
在农民们抗捐抗税的极端做法中，就是农民们组织起来以几万人或十几万人的规模围攻乡镇和县级政府，殴打政府工作人员，焚烧办公设备和办公大楼。而与此对应，则地方政府调动武警和公安对农民的这种反抗进行镇压，抓捕领头闹事人员。事后局面虽有缓和，但是从长远来看，农村的紧张局势没有办法得到缓解，政府与农民的尖锐矛盾长期存在。
2、农民的组织
在农民维护自己权益的过程中，农民也逐渐开始向组织化发展，这种利益要求体现在农民的组织上。目前学术界认为农民之所以处于弱势，在于农民没有组织起来，因此许多人认为农民们应该团结起来，而团结起来的好办法就是成立农会，这种农会不是农民的经济组织，而是维护农民权益的政治组织。
湖南具有成立农会的传统，当年共产党在湖南搞革命就是通过农民协会而取得成功的，这种农民成立农民协会的传统在湖南有很深的影响。在当前农村形势紧张的情况下，很多农民认为农民维护自己权益最好的办法就是成立农民的维权协会或者减负协会来维护农民的利益。这种办法得到了主流学术界的支持和呐喊。从实际的情况来看，确实是组织起来的农民才有可能维护自己的权益。现在关键的问题是农民怎样组织起来。
在中国中西部的许多农村，实际上存在着三重组织结构：一是村委会，由农民选举产生，但是相当多的地方村委会并不真正代表农民的利益；一种是党支部，实际由乡镇任命；还有一层隐性组织就是由上访的农民代表所组成的农民“意见领袖”。农民的“意见领袖”基本不参加村委会的选举，他们认为选举是假的，是被乡镇政府控制的，选举出来的村委会代表不了农民的利益，因此他们认为要表达农民的利益，就要组织起来以各种形式进行上访。这样这些上访农民的领袖就组成了农村潜在的农民组织的基础。在湖南一般一个村这样的农民领袖有几人到十几人，他们代表本村农民到省城和北京进行上访，在上访中村一级的意见领袖逐渐互相认识而形成了乡镇一级的农民上访组织，以及形成县一级的农民上访组织，协调县里农民的上访事宜，并从而形成了县一级农民的领袖。这个隐性的组织结构就构成了农村农会组织的基础。但是这个隐性结构实际上非常松散，主要的功能是协调而不是指挥。这种松散的组织结构对于散沙一团的农民来说是一个初级的组织形态。对于湖南以外的许多地方而言，这种县一级的组织形态一般还没有形成，基本上还是以村为基础而形成的隐性农民意见领袖所组成的基层组织，仍然也是以到政府帮助农民说话和抗议政府的政策为主要目标。
篇7：中国农民怎能不贫困上
中国农民怎能不贫困（上）
近段时期，我主要是在云南、贵州等地的国家级贫困县走动。走了一些穷地方，发现贫困的原因并不那样简单：贫困就是因为农民素质低、没文化、愚昧、自然环境条件差，等等。我们把贫困的原因归结到穷人本身，好象贫困与政府、制度、主流人群没有多大关系。不是的！在很大的程度上，贫困源于没有权利，源于主流社会设计的不合理制度。
我先从一个故事开始。我到了贵州毕节地区的一个乡，全乡有14000人，有锡矿、铅矿、煤矿，每天从这个乡运出去的矿值约40万元。开矿的是浙江、四川、云南的“大老板”，他们每年给乡政府提供的税收不足50万元，但来来往往的运矿车辆，每年损坏路面用以维修的资金不少于150万元。矿开了，资源没有了、环境破坏了，并且矿是有毒的，矿工没有任何劳动保护，每个劳工在矿里只能工作三个月就不能再工作了，时间长了有生命危险。这样的劳动，每个矿工的工资不到300元/月。如果你到矿上看到那些矿工，你的第一感觉是矿工和牲口没多大的差别。不生活在那样的环境中的人是很难理解“宁可累死，不可饿死”的现实选择的。
说那个地方穷，每天却有那么多财富源源不断的运出来。我算了一下，那个地方的人均GDP超过了10000元，但他们的人均纯收入不到700元。这是什么GDP？我取了一个名，叫垃圾GDP。发展不是硬道理吗？开发了资源，资本家得到了财富，当地的人民分享了发展的什么呢？不仅没有收益，而且还受害，房屋倒塌了，储藏红薯的地窖掉下去几十米，还有水库的水漏掉了，等等……
第二个故事：我去云南的一个贫困县，那些原始森林是九十年代以来砍伐的，砍树的时候没有任何补偿，因为主流社会的人说森林是国家的，砍伐森林自然不关当地人的事了。没有砍伐森林的时候，当地人主要以守猎为生，辅以简单的农作，生活还是比较舒坦的。树砍了之后，当地人不得不从守猎生活转向农耕生活，千辛万苦地造了梯田。最近几年，主流社会要保护环境，防止水土流失，政府强制当地人退耕还林。森林砍了，没有补偿；辛辛苦苦开的梯田，一个文件下来，说补给你每年三百斤粮食，给5――8年就了事，5---8年以后的日子怎么过啊？我身临其境的时候，无比的羞愧，为我们主流社会的人满口的仁义道德羞愧。很多人讲保护动物的时候表现的无比善良和慈悲，而面对弱势的同胞却是如此的不道义！
当我走进贫困的深处面对贫困的时候，我实在没有理由指责在贫困中挣扎的人们，他们没有错！我经过长时间的思考，对贫困有了新的认识。
一，制度与贫困
至少有十几种主要的限制穷人权利、导致贫困的不合理制度，需要我们重新检讨：
第一，产权制度
上面的两个故事都与产权制度有关。国家一句话：矿产资源属于国有，这就割断了资源所在地人民与资源的联系。国有是谁有呢？谁有权审批矿产资源开发，谁就代表国家了。什么人有权开发国家的矿产资源呢？制度规定只有资本家。当地人是国民，我们在制度中找不到国民的位置。有人会说，国民分享税收啊！谁代表国家征税呢？当然是几个人的事。1吨煤35元――50元的税收，可是一车装10吨却只算5吨，白天运10车计税，晚上100车不计税；就是征了税，当地的老百姓又如何实现分享税收收益的权利呢？ 如果说森林、矿产资源是国家的，穷人分享不到收益也就罢了，但本来是穷人的财产，“国家”也要占有。 比如说，农民集资办起了电，产权属于谁？属于国家的电力总公司；农民集资修了学校，产权属于谁？属于代表国家的教育部门；农民集资办的厂，产权也属于国家；农民集资办起了电话，产权属于国家信息产业部；农民集资办的公路、桥梁、水利设施等等，产权都不属于农民。既然是农民集资办起来的，为什么农民没有产权收益呢？如果把农民投资的电力、交通、能源、通讯等等基础设施，都让农民分享产权和收益，农民也不至于这么苦、这么穷。谁剥夺了穷人的产权？！
不仅如此，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国家鼓励农民办粮食加工厂，一个加工厂要投资几十万、几百万。到了90年代，国家一个文件下来，不允许农民经营粮食了，农民损失惨重！国家不承担任何责任；八十年代政府鼓励农民贩猪、宰猪，九十年代，要“定点屠宰”，农民办起来的生猪“一条龙”全垮了，谁也不赔啊；八十年代后期，允许农民经营种子、农药、化肥，九十年代，供销社重新专营，把农民害的可苦了。农民由此所负的债是一代人、两代人都还不清的。城里的企业破产了就破产了，农民的企业被逼得破产了，钱还是要还的。农民怎么不穷啊！
第二，财政制度
农村电、电话是农民自己集资建起来的，城里电、电话是国家投资的，城里人用的电和电话比乡村便宜；农村的学校是农民自己集资建的，农村老师的工资是农民自己开的。城市里的学校是国家建的，城市里老师的工资是国家财政开的；城市里的公路是国家修的，一公里
就是好几百万甚至千万，农村里的公路主要是农民自己修的，农民修了公路，国家去收费，路坏了之后又要农民自己修。农村几乎所有的基础设施建设都是农民自己集资的，当然国家也有财政支持，但那是杯水车薪。都是中国的公民，在占有财政资源方面，标准是不一样的。剑川县黑桃树乡大满山红的那个村子，农民自己集资来办电，一根电杆，从山下运到山上去，要用四十个人抬两天，中途回不了家，还得在半山腰过一夜。城里的人什么时候这样自力更生过啊！
第三，社会保障制度
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是不覆盖农民的。这个极大的不平等说也是白说，不说也就罢了。可是，主流社会的人却破坏农民自己的保障制度。去年3月1日生效的《土地承包法》，规定土地承包30年、50年不变。假设我今年有十五、六岁，过五、六年，要娶妻、生子，我这一家人一分地也没有，政府也不给我任何的补偿，社会保障制度也不包含我，我怎么生存啊！生在农村，是一个农民，就应该天然的有拥有土地的权力，谁有权力剥夺人生存的权利？！每一部法律都不能违背《宪法》，《宪法》要保障人权，农民最基本的权利就是拥有土地，拥有生存的权利。站在城里人的视角，《土地承包法》这是一部很好的法律，固化土地承包关系可以生产出更多、更廉价的农产品，供给城里人消费。我们有没有考虑到、那些生活在贫困地区的农民、一旦失去土地，他们怎么生活？我们为这些失去土地的人提供了什么样的社会保障呢？
第四，金融制度
银行的银行叫中国人民银行，商业银行叫国有商业银行。城里人可以用身份证贷款买房，乡下人不可以；城里人可以用房作抵押贷款，农民的房子也是房子，为什么不能用他们的房子、土地去抵押贷款呢？农民也是国民，为什么国家的银行不承认呢？农民的财富也是国民财富的一部分，也是人民币的基础，为什么中国的银行不承认呢？如果我们农民的身份、农民的山、农民的地、农民的房，也能在银行里抵押，那农村也不缺投资，农民也有钱发展。现在，农民贷款生产农产品供城市人享用，贷款也是那么、那么的难，利息还高于城里几倍。外国银行不下乡，中国的银行也进了城，国家又不允许乡村民间金融存在，难道农村指望太空人提供金融服务不成！
第五，税收制度
农民的人均收入是（每年）多块钱，不是可支配收入，这些收入中还含着种子、自己和牲口吃的粮食。国家按农户农产品产量的8。4％来收取农业税，但如果把农民自己消费和投入生产的这一块除开，那肯定是20％多或更高的税率了。再如果把粮食加工流通环节的税率考虑进去，农业的税率可能就在30％以上了。一个农民一年的可支配收入就只有几百块钱，要交税；城里人一个月有几百块钱的社会保障。城里人做生意亏本，可以不做；农民种地亏本，可不可以不种？不种（的话）可不可以不纳税？不可以，不种地照样纳税。农业是最弱质的产业，农民是最弱势的群体，却面对最不优惠的税收政策。农民怎么不贫困呢？
第六，资源的配置制度
就说说扶贫的资源配置制度吧。国家的扶贫资源是属于穷人的钱，这个资源是由谁来配置的？是干部来配置的。谁跑步“钱”进、谁跑的勤就给谁。跑到扶贫资源是要付成本的，资源通过一级一级的下拨是要雁过拔毛的。这些资源到了项目点、到了社区该怎么使用，还是没有穷人的发言权，还是国家干部说了算。不少贫困地区搞工程招标，谁主持，是干部，谁有权参加投标，极少数有钱的人，穷人在哪里呢？占99％的穷人被排斥在外了。
我们在贵州大山里扶贫，不到1万块钱可以修1公里5米宽的山路，而政府去做扶贫，修1公里同样的路要8―10万块钱。那我们怎么配置资源呢？到村里去跟老百姓谈，群众说要修路，我们问怎么修，他们说只要乐施会提供炸药、铁锤、碎石机、碾压机、技术员就可以了，劳动力由他们自己组织。这样1公里路3000---8000元钱就够了。钱给他们，我们来做协作者，跟村民一起买炸药、机器，铁锤，风里来、雨里去，两年里6万多块钱修了26公里路。26公里路要是政府修，至少要200多万。
如果法律制度来配置扶贫资源，肯定会比干部权力配置更有效力；如果资源到了社区，由老百姓主导资源的使用，就可以用很少的`钱办很大的事，因为中国农村有的是过剩的劳动力。
有权力的人相信权力配置资源，有钱的人相信市场配置资源。其实，在解决贫困的问题上，权力配置资源不是最有效的，这个好理解；市场配置扶贫资源解决贫困问题也不是最有效的，这点很多人还没有认识。中国农村每天有3亿的劳动力在家里打麻将，中国农村每天有大量的事情没人干，过剩的劳动力市场配置不起来。中国解决农村贫困的最大资源是农村劳动力，配置农村劳动力最有效的办法就是靠农民自己的组织。只有民间组织把劳动力资源配置起来与其他资源相结合，资源的利用效率才能最大化。
我们这个国家，权力和市场配置财政资源，配置的结果，是绝大部分配置给了强势阶层。医疗资源80％都在县以上；教育资源主要是配置在清华、北大这样的学校里；基础设施建设主要配置在城市里。在不少地方，扶贫资源和公共资源配置成了权力和权力、权力和资本的交易游戏。
第七，教育制度，医疗制度
这两个制度差不多，只说教育。人们似乎公认：“教育改变命运”。中西部的教育能改变中西部人民的命运吗？我看不能，反而使他们越来越苦难。我在我的《扶贫日记》里写过一个高中生，他的父母亲为了培养他这个高中生，借了一身的债，他高中毕业到城里打工，每月的工资400元，要用十几年的时间打工来还债。他说只要还清债攒够2000元钱，他就准备回到他的那个小山村去结婚，再不来打工了。那时候他大概有40岁了，不回山里城里人也不会要他打工了。现在的农村教育是什么？贫穷的父母亲，负了一身的债，支付了巨额的教育成本，好不容易培养一个高中生。高中生给了父母什么回报？没有！他把20――40岁黄金的时间给了城里，他得到了什么？没有！到了40岁，快要老了、城市和发达地区不要他了，把养老的包袱又甩给了中西部，甩给了穷人。教育是不是抽水机？教育不断的把中西部的资源向发达地区抽，不断的把穷人的资源往富人抽啊！ 我读小学时，几毛或一块钱读一年；初中时，一年两块钱；高中时，三块五块读一年；大学时，国家一个月补贴20多块钱，35斤粮票。现在我的孩子读书呢？小学100多，中学1000多，中考把录取分数线提得高高的，缺一分100元、几百元不等。现在我们读大学，国家给一点钱甚至不给，更多的是学校收钱。我计算了一下，从85年到目前为止，农产品的价格涨了不到7倍。以稻谷为例，85年的价格0.095元，今年可能高些，涨到了0.6-0.7元，以前是0.4-0.5元。算涨了7倍，相当于农民的收入（在价格上）长了7倍。但现在农民教育支出涨了几百倍甚至几千倍，你说农民怎么不穷！农民能够卖的一点钱，就被我们的教育吸得一干二净，农民是要负债来培养自己的孩子，并且是给发达地方培养人才――就象北大、清华给美国人培养人才一样。
医疗制度和教育制度一个样，有过之而无不及！不赘述了。
第八，就业制度
很长时期，政府谈就业、失业问题，只谈城里人，农民不在这个话语里。直到今天，劳动法能保护的还是城里的职工，失业保障与农民工没有关系。北京上海这样的城市依然还存在严重的就业歧视。
更为严重的是在财政税收资源解决就业问题时，农民依然是极少考虑的，常说的再就业工程根本与农民无关。
国家的金融资源也偏向解决城市居民和国有企业职工的就业，每年有数百亿的贷款给了国有企业；证券市场也有更多的资源被输入国有企业。重要的职能就是保障就业。
谁给了农民这样的政策资源呢？
解决农民的就业是不是没有办法呢？不是的。国家有很多的机会可以为农民提供就业。例如，大洪水后，国家拿出数百亿元治理大江大河，长江大堤每方土12元，这样的好事给了大资本家做了，大资本家转包给农村的拖拉机施工，每方土3。6元承包出去，一方土坐地净赚8元多。如果是从农民就业的角度去考虑，几百亿可以解决多少农民就业，增加农民数百亿收入。再如，农村还有很多的水利工程待建，有的是要恢复原有功能。假如国家一时拿不出钱来，可不可以让农民先干上，发给农民劳动工积累券，农民可以凭券购买教育、医疗等服务或抵押给银行获得贷款。
主流社会，面对农民就业难的时候，总是指责农民文化水平低，素质差，不适应城市社会，不适应市场经济等等，全是歧视性的语言。根本的问题是我们没有把农民的就业问题当成是“国民的基本权利”，没有把创造农民就业岗位当成政府的基本职责。
中国的农村什么最多，劳动力最多。每天有几亿农民没有活干，能挣钱的活专给有钱的人干，你说农民能不穷吗？
第九，工资制度
工资制度是一个最大的抽水机。城里人的工资里面包含有结婚、生儿育女、孝敬父母的部分，还有再教育和养老部分。农民工的工资呢？它包含这些吗？不包含。农民工一个月就500元钱左右，他们不可能完成劳动力再生产、承担不了赡养老人的义务，自己养老的问题也无法解决。一个社会劳动力再生产不能完成，那比马克思笔下的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更加残酷。
根据陆学艺、郭书田等先生的计算，平均每个农民工在城里创造的价值是25000元，但每个农民工得到的平均工资只有6000――8000元（这是高估了）。城市和发达地区每年从农民工身上得到16000元以上的剩余价值。如果进城1亿农民，农民工每年被剥夺的就有1。6万多个亿。 工资制度对农民工严重的不人道，会导致一系列严重的后果。
据统计，全国现在有千万以上的娶不上媳妇的农民和农民工。乡下的女孩子都嫁到城里去了，她们不愿意在乡下找一个养不起孩子和老人的老公，有的女孩子做二奶也不愿嫁给“足马”为妻。社会学家樊平呼吁，农村“美女”的流失将导致农村社会“荒漠化”！我们追求的城市化难道要以农村社会“荒漠化”为代价的吗？这样一定会遭到报应的！
第十，土地制度
土地制度可能是第二大抽水机了。宪法规定，农村土地集体所有，产权再明晰不过了。但农民的土地不能自主的进入市场交易，只能先给国家征用，再由国家出卖。国家征用1亩地几千、几万不等，转手就卖几万、几十万、几百万不等；农民自己在自己的地里盖厂子可不可以？不可以，还得先给国家征用了再买回来；农民在自己的地里挖鱼塘可以吗？不可以，要挖也得出钱给国家。国家啊国家！农民占国家的70％，怎么就不代表国家呢？据统计“国家”每年从农民的土地上拿走数百亿甚至更多的钱。 这还不够，国家3月1号出台了《土地承包法》。这部法律规定土地的承包期30――50年不变。越是占地多的越有能力进城，很多进城的人当“地主”收租；越是占地少的越没有能力进城，只能给“地主”种地。贵州省的土地是80年代初期分到户的，后来一直没有调整过，20多年过去了，土地占用严重的不平衡，很多没有土地的人租种进了城的人（有些成为国家干部了）土地，一年交300斤的租子，此外还要交农业税。这样的农民怎么不穷啊！
土地是集体所有，人不在集体里了，自然就应该将土地交还集体；集体所有，但集体却没有收回、分配、甚至调整土地的权利，眼看着集体的成员被“新地主”剥削、受穷而束手无策！这正在孕育着革命啊！
第十一，干部制度
农民是没有权力当干部的，考公务员农民是不可以考的。但我说的是另外一个问题――干部制度也是一个抽水机。干部是上面提拔的，要当干部就只有找上面。想当干部就要跑步“钱”进，不跑步“钱”进想提拔，难！所以每年用于跑官的钱不是个小数目。这些钱从哪里来呢？当然是“灰款”。干部提拔了，付出了很高的成本，怎么办？有权不用，过期作废，赶紧用权力从老百姓身上寻回来。提拔的干部越多、干部换的越勤，老百姓的负担就越重。如果干部选拔权在人民，公布干部的权力在人民代表大会，当官就要给老百姓送礼了――勤勤恳恳为人民服务，要是这样就好了。
现在也搞民主，干部也要选，谁提名呢？上面提名。谁想当干部，还是要给上面送礼才行。现在的民主还是上面的要“民举”，就是借下面的手把上面要的人“举”上去，和原来的效果是一样的，只是更加劳民伤财了；其实，老百姓要的是下面的民主，是要把那些不为民服务的人选下来的民主，这些人不选下来，好人怎么选得上去呢？好人选不上去，农民怎么不穷呢？
第十二，法律制度
改革开放以来，立了很多法，法律制度也是抽水机。现在是依法治国，可是，来北京上访的人越来越多了，一年比一年多。这说明什么？法不管用。那“法”为什么不管用呢？。一个农民一年可支配的收入就是几百块钱，怎么打得起官司？怎么请得起律师和法官？穷人是用不起法律这个奢侈品的。当穷人用不起法律的时候，法就是富人或有权人用来欺负穷人的工具了。不打官司又没有其他方式救助，一般的情况就只有忍气吞声；实在是忍无可忍了，穷人才进紫京城。
很多人是相信法律的，但打官司打得倾家荡产，没有足够的钱，结果有理也打不赢官司。很多人因此走极端，由维权者变成一个违法者，冤上加冤啊！有些人嘲笑相信包青天的农民和“私了”的“法盲”。假如你是穷人，你就明白是怎么回事。
依法治国叫了很多年了，但犯法的农民越来越多了。一个农民从四川跑到北京打工，兜里只有500块钱，到了北京把车费一除，只剩下200块钱了。办暂住证、又要健康证，还要办什么证……需要很多钱，也不知道在那里办，为了生存只有不办了；要是不办，就是违法；不是违法，是不得不违法啊！穷人是逼得为了降低生存成本而不得不违法，真是冤枉啊！
作为基层组织和基层政府，不违法也是不能生存的，因为财政只给了60％的预算，还有40％要靠创收。以派出所所长为例，他的职责是惩治犯人的，保卫人民，就得给钱他履行义务，但实际是政府财政只给人头经费的60％，没有办案经费，此外，公安局不仅没有钱给派出所，派出所还得每年给公安局交8万元钱。派出所从哪里搞钱，当然是用自己的权力找老百姓搞钱，这不就成了一个违法者吗？这就是“靠违法养所谓的执法”。派出所是这样，基层的法庭也是吃了原告被告，基层的部门基本都是这样。
谁愿意从一个派出所所长变成一个流氓，但现在是不得不变成一个流氓。如果不变成流氓，所长就当不成了。所以，执法的也冤枉！
我曾经总结说，中国乡村有两个发展的趋势，要引起警惕：底层的民众不得不违法来降低自己的生存成本的趋势也越来越明显，基层的政府和基层的组织，以违法来养执法的趋势越来越明显。
有的人说中国的法制越来越完备了，中国社会越来越接近法制社会了，我相信一半。因为为少部分人服务的法制是越来越完备了，少数人的“法治”越来越被这个社会“默许”了。这个社会的多数人（特别是穷人），要想依法维护自己的权利，是越来越难以支付成本了。
第十三，科技推广制度
科技推广制度也是一个抽水机。农村急需要科技服务，这是毫无疑问的。农业大学的学生，读了四年大学，几年的硕士、博士，到农村当技术员，会去吗？当然不去！因为农村小农经济没有可能支付高价读大学后所需要的回报。市场配置技术，结果就是有农业技术的大学生远离农民、远离小农经济、农村的技术人员越来越少。技术是不是绝对的不下乡呢？不是的，比如杂交种子下乡了，技术为了追求高额回报以一种物化的特殊垄断方式下了乡，农民不得不付出使用“技术”的高额代价。所以，靠市场配置技术的结果是两个，一是技术人才远离农村；二是农民使用技术必须付出高成本。
历次乡镇机构改革，工商要加强、税务要加强、财政要加强、土地要加强，凡是找农民收钱的部门都要加强。凡是农民需要的技术服务部门，比方说，农业技术推广站、渔业技术推广站、林业技术推广站……统统转制，统统推向市场自谋生路，这样改革的结果就是农业科技推广体系“网破、人走、技黄”，农民获得廉价的技术服务的权利被剥夺，为技术获得垄断收益创造了可能，这样改革的结果只会导致贫困的农民更加贫困。
既然市场可以把技术配置好，那么干嘛还要送科技下乡呢？既然市场配置技术对落后的农村有害，干嘛把农业推广技术的部门推向市场呢？改革以来，有一条规律：我们的制度设计总是“打着减轻农民负担的旗帜”让农民越来越失利，总是让强势阶层越来越有利，科技推广制度只是一个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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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8：中国农民怎能不贫困下
中国农民怎能不贫困（下）
第十四，市场主体制度
很多人都认为，农村最早改革开放，分田单干了，农民肯定是市场的主体，肯定有市场主体的资格。其实不是这样的，今天的农民还没有获得完全的市场主体的地位。
农民休耕，不仅要照常交税，还要受到罚款。这就等于用一种强制力逼农民用低偿或无偿的劳动力与土地结合，生产大量的廉价的农产品，来保证城市人的要求。农民有市场主体的地位吗？显然没有完全的市场主体资格，而我们那些主流经济学家和政府的官员动不动就要求将农民统统“推向市场”。一方面不给农民市场主题资格，另一方面要把农民推向市场。这是个什么道理？很清楚，强制2.3亿个农户生产，生产了，再把他们推向市场，形成无序的过渡的竞争，农民能够得到社会平均利润吗？农业本身回报就很低，农民怎么不穷啊！ 千家万户的小农户，只有组织起来才能应对大资本的剥夺，才能增强市场主体性。但是，中国允许成立商会，还有很多很多的会，唯独农民要成立自己的组织却是难上难。市场经济条件下本来就处于不利的小农，怎么可能不穷啊！
农民办的合法的企业，政府文件一下来，要农民的企业停就得停，巨大损失政府不管，这也是不给农民平等市场主体地位的一种表现，这样农民怎么不穷呢？
第十五，户籍制度
户籍制度也是一个抽水机。城市户口相对于农村户口是很值钱的，我读小学时就知道城市户口的人的优越和高贵，城镇户口的同学吃的、穿的、住的、玩的都和我们农家子弟不一样。我当时好羡慕有城市户口的人。85年，我当乡书记了，很多农民找我解决户口，户口要粮食、公安、民政等好几个部门联合办公，最后分管的县长签字才能解决，解决一个户口除了要花很多钱外，还要花好多的时间和精力。到了90年代初期，县城的户口每年出售100个、200个、500个不等，每个20000元、30000元不等。一些农民，借债也给自己的孩子买户口，买高价户口还要开“后门”，那时也有好多人求我走后门，有的人真是哭着求我帮忙。再到后来，全国都卖户口了，有的城市一个户口卖十几万甚至更高，现在要得到北京等城市的户口，依然还要出高价，我在北京工作好几年了，就是做不成北京人，因为买不起户口。户口这个东西，吸走了多少农村的财富，罪该万死！ 第十六，招标制度
现在，农村做一点公共设施都要招标了，似乎这就是公平的制度。也许招标制度在国际上或发达地方确实好，但在不发达的农村就不怎么好，是一个歧视的制度，是加重农民负担的制度，必须改进。在一个不发达的地方，市场不能形成充分的竞争，在这样的情况下，招标就是几个干部和几个他们招来的“哥门”之间的公开的、合法的“灰色交易”。在招标的游戏中，既没有充分的市场竞争，又没有民主监督，99％的人被排斥在外，这样的招标只能是权钱的合谋。本来可以10万干好的事情，预算打到50万，权力和资本分肥；本来可以让农民的组织组织农民干或以工代赈，最后也来一个什么依法办事――招标，实际上是权力和资本排斥穷人。现在，国家投入农村的“六小建设”资金的使用，和80年代比较，一元钱只能做一毛钱的事；国家最近几年的扶贫资源越来越多，但脱贫的人数越来越少，有一个贫困省的政策研究的领导跟我说，不及原来的十分之一的效果了。对于扶贫资源使用的效力越来越低的问题应该引起反思了。 第十七，监督制度
现在，越来越多的食品越来越让人不放心，越来越多的药品越来越让人不放心，越来越多的彩票越来越让人不放心，越来越多的股票越来越让人不放心，越来越多的保险越来越让人不放心，越来越多的银行越来越让人不放心……越来越多的监督部门越来越让人不放心。面对越来越多的不放心，如何解决呢？越来越多的人开的处方依然是――加强监管。 西安宝马假彩票案出现了，大家说主要是缺乏监督，公证部门不是监督部门吗？彩票管理中心不是监督部门吗？消费者协会不是监督部门吗？很多人又说了――现在的问题是谁来监督监督部门，需要在监督部门之上再安排监督部门。人民银行是监督银行的，现在又搞一个银监会，那我要问，假如银监会腐败了，那是不是再搞一个“强监银会”呢？ 我要申明，我不是反对监督，当然要监督。但有两点要搞清楚：一是什么样的监督，谁来监督；二是谁支付监督的成本，支付的监督成本谁在受益。我们现在的监督体系越来越复杂，但总是见不到老百姓的角色，总是有权的人监督有权的人，最后的结果是合伙搞我们这些没有权的普普通通人的鬼。监督是一种权力，权力掌握在少数人的手上，总是打着为多数人的旗号，让多数人支付成本，而某他们自己的利益。监督者越多，老百姓支付的成本越高；支付的成本越高，养的“监督”越多；养的“监督”越多，监督的有效性越难以保证；越是难以保证，越要更多的“监督”。这个“监督怪圈”让我们老百姓一次又一次的出钱，一次又一次的希望，一次又一次的受骗上当，还不得不再
一次又一次的出钱…… 要打破这个怪圈不是没有办法，那就是主权在民的人民民主监督。 第十八，代表制度
县里面开人民代表大会，十几个农民的代表权只相当于一个城里人的代表权。至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就更不用说了。就是一个乡镇开人民代表大会，参加会议的绝大多数人都是干部，没有几个是纯农民的；有几个是纯农民的都是干部提名的。在我们的政治制度里，决定了人数最多的农民“失语”。 这个代表制度是穷人长期受穷的制度根源！
类似上述导致贫困的制度还有，我一时也想不完整。
如果这些制度对穷人和富人；城里人和乡下人；对老百姓和当官的；对主流和非主流是一视同仁的、是公平的，我想农民不会这么苦！农村不会这么穷！
主流社会对很多问题的认识就是建立自以为是的认识基础上的。就像当年回城知青对农民农村的认识一样。知青在乡下的时候，农民把最好的房间给他们住，让他们吃白米饭，而农民吃的是菜饭。有谁听说过饿死知识青年呢？没有。可那个时候有很多农民饿死了。有些知青回到城后，讲述在农村的苦难，说在农村浪费了十年的青春。当时，没有人认为这句话有问题，其实说这句话的人也并不一定有歧视农民的思想。但是这句话的潜台词――却是说世世代代的农民根本不是人――农民是人中的垃圾！正是主流人群自觉或不自觉地把自己看作是人，把农民看作垃圾人，所以才有这些不平等的制度。这些不平等的制度设计，是有意或无意间设计出来的。所以，主流社会要认真反思；正因为是无意识的歧视，更应该认真反省。 李昌平：中国农民怎能不贫困
二，结构与贫困
制度性贫困导致了结构性的贫困
我们国家存在很多二元，比如说，城乡二元、东西部二元、工农二元、当官的和老百姓二元、劳动和资本的二元、穷人和富人的二元、主流和边缘的二元、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的二元、实物经济形态和虚拟经济形态的二元，产业链条高端与低端的二元。这些二元是怎样形成的呢？是上述不合理的制度造成的。所有的二元对立中，一个是处于弱势，一个处于强势，强势从弱势中获取利益。现在严重的两极分化，极少数人掌握着全社会85％以上的财富，并且，财富还在进一步向少数人集中。 当在这种二元对立中得到了利益的人成为一个阶层的时候，弱势的一方要想获得平等地位是很困难的，这就形成了一种稳定的利益格局（结构）。这种结构一旦形成，很难打破它，已经固化。现在，主流人群强调“稳定压倒一切”。主流人群所说的“稳定压倒一切”是什么内涵呢？就是稳定既得利益。很多人以打着“稳定压倒一切”的这一口号为名，行固化他们既得利益之实。现在，很多腐败分子在台上的时候，讲的最多的就是“稳定压倒一切”，他们和爱猫扑，爱生活同志讲的稳定是不一样的稳定。 打破社会结构是要付出巨大成本的，要打破结构是很困难的。大多都是用破坏性的力量打破的结构。但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出现过一次用和平方式打破结构的先例，那就是家庭承包瓦解了人民公社，由此引发市场经济替代了计划经济，社会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历史变革。
为什么家庭经营能够把公社制度瓦解掉呢？因为人民公社后期，工业化进步后，拖拉机、化肥等生产资料要下乡，和农村进行交换，国家是希望通过公社得到农村更多的农产品转移到城里面来。但公社体制束缚了农民积极性，粮食等农产品的产量难以增长，城乡交换时，城里吃亏，乡下人也吃亏。这时候城市人和乡下人的利益在公社体制下都在减少。在这种状态下，当家庭经营使每亩增加200多斤的粮食产量，除了交足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农民还剩下大头是自己的时候，国家不吃亏，集体不吃亏，农民也不吃亏。所以，国家废除了捆绑农民手足的人民公社。实际上，农民获得的自主生产的权利是农民创造的巨大增量赎买回的。 当农民有了剩余以后，就要投资，就要消费，就要创办乡镇企业；而乡镇企业发展以后，农民觉得农村的天地太小了，就要到城里，也就有了一亿多农民工进城。这都是由于家庭经营解放了生产力，农民创造的增量不断增加，对国家的贡献越来越大，所以不断赎买权利又不断发展而带来的一系列变化。所以，人民公社的垮台以后的一系列变化是中国农民的一次“和平演变”。成本是巨大的，但比起农民革命的代价要小多了。 中国的未来，在民主和集权之间
今天，我们要改变诸多的二元结构，农民是否还有足够的力量创造巨大的增量去赎买权利呢？似乎很难，最近十几年来没有看到任何的希望和机会，所以，不合理的结构更加固化了。怎么办呢？只有三个方法来打破：第一，强势的一方妥协和让步；第二，通过暴力来打破；第三，通过民主来打破。
我们到底要采用什么样的路径、方法、方式，去改变现有不合理的二元结构呢？指望既得利益阶层能够主动的放弃一些东西，这似乎不现实，这不符合资本的本性；通过暴力实现实在是灾难，是应该极力避免的；最好通过民主的办法来实现，似乎更没有可能，我感觉有越来越强的力量推动中国走向更加集权。
为了说明我对走向更加集权的担心，请大家回味我开场时讲的两个故事。这两个故事都潜伏着一个道理：当西部的.资源（煤、电、天然气等）很廉价的让东部的资本家“开发”的时候，实际上是西部的资源转化成了东部的资本；当西部的资源不断的廉价输入东部和大城市的时候，会进一步促进东部和大城市的产业发展，会吸引更多的西部劳动力流向东部和大城市流动；当西部的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都非常廉价的流向东部和大城市的时候，东部和大城市的产业资本怎么会西进呢？防止西部开发演变成“西部殖民”是必须面对的一个潜在的大问题。 现在，主流社会解决三农问题的共识是要工业化（当然是东部）、城市化、市场化、现代化、还有什么什么“化”，很多的“化”，要实现这些“化”，前提都是一个――那就是加快、加大东西部的不等价交换和城乡的不等价交换。这种不等价交换，不是在民主政体下的按照市场原则进行的公平交易，是集权政体下的不平等的制度安排。这种制度安排，代表着强势集团的利益，保证东部飞速发展和城市膨胀。我常想，不要多少年，北京、上海、广东、深圳等城市都会是2000万人、1000万人的国际大都市；省会城市和东部的经济总量会占到全国的经济总量的90％左右。到时候“稳定压倒一切”的内涵自然就是维护大城市和东部的繁荣昌盛。“稳定压倒一切”的结果会是民主吗？到时候不“稳定压倒一切”也不行啊！其结果是民主还是集权呢？ 当百分之60-70％以上的处于社会底层的农民没有权力的时候，我们所有的“化”，包括城市化，都只会更加使农民边缘化！当越来越多的人边缘化的时候会有民主化吗？！ 中国的未来道路到底怎么走啊？！
同学们，借用一句官话――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发展中的问题。很多的重大问题我没有能力想清楚，我把这些问题留给你们，留给大学的老师，让我们一起来思考这些问题。我们有责任找到一些比较好的途径、方式、方法，来改变现有的“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状况。好在新的党中央提出了科学的发展观，把以人为本写到了党的旗帜上，为我们思考中国的未来打开了自由的窗户。我相信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是我们解决发展中各种新问题的思想武器和金钥匙。 作者小传：
李昌平成为“中国最著名的乡党委书记”，正是因为他给朱总理写了一封信，说“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结果“一举成名”，在当地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农村改革，然后仕途“一败涂地”――由于各种压力，他屡遭打击，不得不“自愿”辞职，远逸他乡，成为一名南下的打工者。 这位经济学硕士、乡党委书记，富有乡镇工作经验，对农村、农民、农业充满深深的同情，且正当37岁，正是年富力强。他的仗义执言、为民请命，“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士人风范，在污浊的基层官僚体系中显得如此醒目，给中国社会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说真话。在当今的中国，能象他这样敢于说真话的有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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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中国农民社会保障问题研究
中国农民社会保障问题研究
内容提要：中国农民应该获得社会保障的保护。这是因为，获得社会保障是宪法赋予农民的一项权利；农民在民主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作出过重大的牺牲和贡献；农民为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和精神文明建设作出过重大的贡献。然而，我国农民的社会保障状况令人堪忧，必须尽快予以改变。改变的办法是建立具有真正“社会”性质的农民社会保障制度。关 键 词：农民，社会保障
在已建立起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西方国家（如德国），从事独立经营的农民与具有雇佣关系的工人和职员一样，能够享受到所有社会保险的保护。而在我国，由于受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历史文化传统的限制，农民社会保障与城市社会保障相比，不仅建立得比较晚，而且项目不全，保障水平也很低。农民社会保障的现状表明，农民低水平的社会保障，不仅阻碍农村经济的发展，而且影响社会稳定。因此，重视并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农民社会保障制度，不仅对于深化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尽快建成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有着重要的作用和意义，而且对于减少社会冲突和矛盾、为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秩序有着同样重要的作用和意义。本文拟通过对我国农民社会保障制度的产生、发展和现状以及存在问题的介绍，进一步论证我国农民是否应获得社会保障的保护、在我国健全和完善农民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性以及如何建构我国农民社会保障制度，以此为我国农民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作出些许努力。
一、 中国农民社会保障的产生发展、现状和问题
我国目前的农民社会保障包括农民养老保险、农村合作医疗和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三个方面。
1、 农民养老保险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51年颁布“劳动保险条例”，标志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障制度的确立。但是当时占人口总数90％以上的农民没有被纳入保障之列，这是因为一方面国家出于迅速建立工业化国家的考虑，有意对城市居民的社会保障实行倾斜政策，即对有工资收入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国营企业的职工，大中小学的教师等实行国家保障，对没有工资收入的'城市贫民实行定期或者不定期的社会救济；另一方面当时国家没有充足的国力为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提供保障。这种把农民排除在社会保障之外的制度延续了43年。
1983年中国农村率先实行经济体制改革，把过去由农民共同经营的土地承包给农民个人耕种，这种适合农村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生产方式，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促进了农村经济的极大发展。尤其是在沿海地区和内地自然条件比较好的地方，由于兴办乡镇企业和实行科学种田，农村和农民很快富裕起来。据1990年的统计，年人均收入在千元以上的县有184个，在800元以上的有431个，[1]而人均年收入700－800元的农民就具备了投保条件。而且农民的生活水平大大提高以后，他们的收入除了满足基本生活需要之外还有剩余，于是就产生了强烈的养老保障愿望。同时，由于生活水平和医疗条件的改善，人口的平均寿命在延长，这又加快了人口老龄化。据1990年的人口普查，我国农村60岁以上老人7285万，占农村人口总数的8.2％，并且每年以3％的速度递增。[2]人口学家预计，到我国农村65岁以上老人的比例是14.0－17.7％。[3]在中国农村，老人与子女住在一起的比例虽然高达88.7％，但是收入来源和生活料理依靠老人自己的比例分别是50.7％和82.2％，[4]可见目前在农村，家庭养老已不占绝对主导地位，很大一部分农村老人的生活缺少必要的保障。特别是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后，农村核心小家庭迅速增加，家庭规模的缩小，进一步弱化了家庭的养老功能。随着经济的发展，农村人口跨地区或者城乡迁移的速度和规模在不断上涨，而迁移者大多数是青壮年人口，这在一定程度上又加速了农村的人口老化。所有这些情况都使得农村老年人口的生活保障成为一个突出问题。
1991年1月，国务院决定由民政部负责开展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民政部在深入调查研究和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制定了《县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方案（试行）》并从1991年6月开始在山东省组织了较大规模的试点，取得了很大成效。当时的实践证明，“方案”比较符合农村实际，是可行的。1992年1月3日
[1] [2] [3]
篇10： 中国农民丰收节标语
1、“大丰收”农资相伴，农友丰收有保障。
2、想脱贫致富，赶紧上大丰收。
3、用大丰收农资，我们年年大丰收。
4、买农资，上大丰收，让您少挨宰一刀。
5、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要想果树好，就上大丰收。
6、庆丰收，晒丰收，赏丰收，想丰收，关注“大丰收”。
7、想柑桔丰收，就上大丰收。
8、秋果累累，丰收不累。
9、想要丰产丰收，上大丰收。
10、年年大丰收，处处是金秋。
11、想丰收，找大丰收，多增粮，有保障。
12、上大丰收，过丰收节;农资好，花钱少，年年大丰收。
13、你丰收，我丰收，千家万户都丰收，首选就是大丰收。
14、科技种植兴农，丰收一望无垠。
15、天时地利，庆丰收;国泰民安，丰收节。
★作文我
★我洗碗
★我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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