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小编在这里给大家整理了法官职业化建设与渐进式改革/赵良剑法律论文网，本文共3篇，供大家阅读参考。
篇1：法官职业化建设与渐进式改革/赵良剑法律论文网
赵 良 剑
7月最高法院召开的全国法院队伍建设工作会议，标志着中国的法官队伍必将走出大众化模式，迎来职业化时代。法官职业化建设是一个十分庞大的系统工程，涉及到方方面面的问题：既涉及人民法官和人民法院在当代中国的重新定位，又涉及人民司法的未来前景；既涉及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又涉及走中国特色法官职业化道路的问题；既涉及党的人事、财政政策，又涉及现行法律法规的修订完善；既涉及广大法官和其他工作人员的观念更新，又涉及审判权的重组优化和人员分流。因此，高歌猛进、疾风骤雨的改革方式不适于我国的法官职业化建设，我们必须充分考虑中国的国情和历史，立足现实，实事求是，以渐进式改革推进法官职业化建设。
一、各地各级法院的改革不宜搞“一刀切”，东部地区法院、中高级法院改革步子可迈得快一些，西部地区法院、基层法院则从缓为宜。
推进法官职业化建设，不仅需要强大的经济实力作后盾，而且需要广大法官的观念更新和积极参与，但在这两方面东部地区法院、中高级法院与西部地区法院、基层法院差距都较大。一方面，由于我国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而法院经费又靠地方保障，因而各地各级法院物质保障方面差距明显，主要表现为东部地区法院与西部地区法院差距大，中高级法院与基层法院、人民法庭差距大。试以法官待遇问题论之，东部经济发达地区一个刚参加工作的书记员年收入超过3万，而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一个有三十年工龄的资深法官年收入不到1万。正规法律院校本科生、硕士生愿到东部地区法院任书记员的并不罕见，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西部地区特别是民族地区基层法院、人民法庭法官队伍不稳定的窘境，不仅正规院校法律专业毕业生很少，而且法律人才流失严重。推行法官职业化改革，抬高法院“门槛”，将可能导致这些地区匮乏人才的矛盾加剧。另一方面，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法官思想观念、创新意识也存在较大的差异。东部地区法官思想解放，富有创新意识，竞争意识强，易于接受先进的司法理念，因而推进法官职业化建设在东部地区法院遇到的阻力相对较小。而西部地区法官思想观念相对封闭，创新意识相对较弱，习惯于按部就班，求稳怕乱?
?蚨?平?ü僦耙祷?ㄉ柙谖鞑康厍?ㄔ河龅降淖枇σ?笠恍?K?晕夜?姆ü僦耙祷?母铮?ψ裱?佣?康厍?ㄔ旱轿鞑康厍?ㄔ骸⒋又懈呒斗ㄔ旱交?惴ㄔ汉腿嗣穹ㄍサ乃承蚪ゴ握箍??⒁远?康厍?ㄔ汉椭懈呒斗ㄔ旱母母锞?橥贫??惴ㄔ汉腿嗣穹ㄍサ姆ü僦耙祷?ㄉ杞?獭?
考虑到各级法院的较大差异，基层法院、人民法庭的法官职业化改革应结合实际情况从缓稳妥进行。以推行法官员额制度为例。最高法院将综合考虑中国国情、审判工作量、辖区面积和人口、经济发展状况等各种因素，按照法官职业化的要求确定各地各级法院法官员额。确定法官员额后，法官人数将比现在有所减少，一些人将不能继续担任法官，基层法院、人民法庭将可能出现合议庭难组的问题。以宜宾市论之，全市几十个人民法庭在编人数大都为5人，由3名法官、1名书记员和1名法警组成，尚能在法庭内部组成一个合议庭。但实际上由于审判任务连年上升，审判力量相对不足，无法组成合议庭、滥用简易程序、合议案件数量偏低的情形普遍存在，审书不分、法官自审自记、书记员办案的现象也屡禁不绝。推行法官员额制度后，这种现象是否有所好转呢？笔者估计，今后全市每个人民法庭确定的法官员额一般仅为1名，组成合议庭将更为困难。当然法官可与人民陪审员（笔者认为让非法律人士在法庭上享有与法官同等的权利和义务，显然与法官职业化建设相悖）或其他法庭的法官组成合议庭合议案件，但并非易事。不仅人民法庭，就是部分县法院如果不进行配套制度改革（如有学者提出尽量缩减业务庭的设置[1]，成都市高新区法院在实践中已?
?废?笈幸滴裢?2]），有的业务庭也将面临同样的处境。有的县法院部分业务庭现只有三四名法官，核定法官员额后可能有1-2名法官，组成合议庭也较为困难。是否我国所有的人民法庭现在补充法官都需要大学法律本科毕业并通过录取率极低的统一司法考试的高素质法律人才呢？笔者持反对意见。一方面人民法庭受理案件的类型主要为离婚诉讼、邻里纠纷、轻微刑事案件之类，案情简单，标的也小，涉及的法律法规有限，提供给会外语、懂经济、通晓国际惯例的专家型、复合型、精英型法官施展才能的舞台并不大，决定了人民法庭的法官素质不必向中高级法院法官看齐，另一方面由于人民法庭所处地往往较为偏僻，在现行经费保障体制下物质装备落后，工作环境欠佳，法官待遇偏低，因而不能吸引高素质法律人才已是不争的事实。笔者主张对人民法庭法官的素质要求不必与中高级法院的法官齐等划一，日本和英国的实践可资参考。近邻日本的法院机构包括最高裁判所、高等裁判所、地方裁判所、家庭裁判所和简易裁判所，其中简易裁判所约有法官810人，占日本法官总人数的36%，其管辖范围为简单的民事案件（如争议标的90万日元以下的民事案件）和轻微的刑事案件（通常是仅处以罚金或罚款的）。简易裁判所的法官大都是从地方裁判所的
书记官或事务官中裼叛“危?沃白矢窠衔?厥猓??遣挥猛ü?细竦墓?宜痉?际裕???ü?勺罡卟门兴?骋幻?獾目际裕?比缓细衤适呛芨叩摹?3]耐人寻味的是，作为司法制度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富有法治底蕴的英国一直保留有非职业化的治安官制度，而且治安官数量大大多于职业法官。治安官可以由任何人担任，但需要具备优良人品和衡量证据的能力等条件，主要审理轻微刑事案件以及邻里纠纷、家庭婚姻案件、一般债务等民事案件。由于没有深厚的法律功底，他们在案件审理过程中，需要在有职业资格的法院助理的帮助和建议下，确认事实和适用法律。[4]从上述事实可以看到，法官的职业化和精英化并不排除法官队伍的多层次性，非职业化存在于职业化的大格局之中，其中显然存在某种合理性和必然性。总之，由于基层法院、人民法庭办理了占全国80%以上的案件，基层法院是法院工作中的重点，也理所当然地是推进法官职业化改革的重点。以符合基层法院、人民法庭实际的'改革举措逐步推进法官职业化建设，促使基层法官的素质得到有效增强，待遇得到有效提高，形象得到切实改善，这应当成为衡量中国法官职业化改革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准。
二、主要由法院系统内部独立完成的改革步子可迈得快一些，主要涉及法院外部法官待遇、法律法规修订等方面的改革则从缓为宜。
推行法官职业化建设，必然涉及法院体制和法官制度中某些十分复杂的深层次问题。有些改革措施法院系统内部基本能够解决，如实行书记员单独序列管理、改革法官的培训制度和惩戒制度等，改革的步子就可迈得大一些、快一些。有些改革措施需要与有关部门沟通，报请领导机关批准制定新的制度或修订完善现行法律法规，才能最终解决，就需要从缓。
首先是关于法官的待遇问题。在西方发达国家，法官的社会地位崇高，收入稳定而丰厚，明显优于公务员、检察官，也是世界大多数国家的通例。但长时期以来，我国法院无财权，
法官的物质待遇按照公务员标准对待，并受当地财政制约，工资、福利等都由法官的行政职级来决定。虽然从开始，全国各地开展了法官的等级评定工作，但只是徒具形式，并不与待遇挂钩。1995年2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第三十四条规定：“法官的工资制度和工资标准，根据审判工作特点，由国家规定。”6月30日修正的法官法作出了同样的规定。从人大制订法官法至今已有七年，但第三十四条（修正后的法官法第三十六条）的规定仍是一纸空文，笔者认为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我国法官队伍数量庞大、素质参差不齐。据统计，我国法官队伍（具有审判职称者）已有21万之巨，堪称世界之最，大约每6000人中便有1名法官，这与西方发达国家如英国大约11万人中有1名法官、日本4.3万人中有1名法官相比，我国的法官人数实在是太多了，按占人口比例计算是英国的18倍，是日本的7倍。法官职业具有大众化的特点，法院“门槛”低，法官素质并不比公务员素质高。在这种情况下，大幅提高法官待遇不仅国力难支，而且有
违社会公正。另一方面我国还有一支为数不少的检察官队伍，选任标准及物质待遇与法官一样，也都按照公务员对待，并由地方财政保障。《中华人民共和国检察官法》第三十九条规定：“检察官的工资制度和工资标准，根据检察工作特点，由国家规定。”但国家同样没有出台任何此方面的规定。法官队伍需要推进职业化建设，检察官队伍亦然；法官队伍需要提高待遇，检察官队伍亦然。如果在公务员、检察官整体工资水平未提高的前提下，单方面提高法官的待遇必然会遇到来至各方面的阻力。所以，今后法官队伍的待遇何时提高，提高多少，与检察官、公务员的差距有多大，本质上是国家财富的再分配，牵涉到的问题相当多，也相当复杂，显然现在不是解决的最佳时机。只有在大幅精简法官数量的前提下，在法官队伍整体素质得到有效提高的基础上，国家才可能专门就法官的待遇问题作出制度性规定。所以涉及法官物质保障的改革应从缓，但这并不是说选拔出的法官物质待遇与法官助理、书记员、司法行政人员完全一样，目前可考虑用法院自有经费保障法官的物质待遇优于其他法院工作人员。
其次是法律法规的修订问题。法官职业化建设必然涉及人民法院组织法、法官法等法律法规、司法解释的修订完善，但是我国的法官职业化建设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现在正处在摸索、试点阶段，各地推行的法官职业化改革举措不尽相同，尚无统一的结论，故修订法律法规的工作应从缓。如从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推行法官助理制度改革的情况来看，不仅称谓不相同，青岛中院称“助理法官”，房山区法院和浦东新区法院称“法官助理”；而且定位也不相同，青岛中院赋予助理法官一定的审判权，助理法官属于审判人员，对庭前结案或径行裁判的案件，可与主审法官组成合议庭评议，作出裁判，房山区法院则规定法官助理无任何裁判权，法官助理不属于审判人员。在这样的背景下，法律法规、司法解释等修订完善的时机显然未成熟。但是，现在及今后新制定的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对此应予以充分考虑。如最高法院207月30日作出了《关于人民法院合议庭工作的若干规定》，与民事诉讼法相比，已将“审判员”的称谓改为了“法官”。
三、改革初期法官、法官助理、书记员和司法行政人员序列不宜实行严格的分类管理。
推行法官职业化建设，将在法院内部实行大面积的人员分流，法官、法官助理、书记员、司法行政人员将各司其职，按单独序列管理，不同序列的人员互不交叉。笔者认为，为了维持法院队伍的稳定性和工作的连续性，并照顾广大法院干警的切身利益，在推进法官职业化改革的相当一段时期内，对上述序列人员的管理不必泾渭分明。
首先，核定法官员额应允许司法行政处、办公室、政治部（政工科）、研究室等部门具有审判员或助理审判员职称的干警参与竞争。因为这些部门的干警思想人品、法学功底、审判业务俱佳者并不罕见，由于轮岗交流、组织安排等诸多原因而未在审判业务庭工作。推行法官职业化建设的一个重要目的是吸引社会的精英从事法官职业，那么让这些法院的精英有机会从事审判工作自然也在情理之中。
其次，在改革初期应允许各序列人员有适当交叉。由于我国长期以来实行的是书记员晋升法官制度，初分到法院的正规院校法律本科毕业生，甚至硕士、博士，都要先从事书记员工作，以致出现了书记员素质超过法官的现象。法院招纳这部分书记员的初衷显然不是让其长时期担任书记员工作，但由于其缺乏审判实践经验且未通过初任审判员资格考试（现在是统一司法考试），暂时还不能担任审判职务。推行法院队伍的单独序列管理，应当尊重历史，让这部分书记员有机会成为法官助理和法官，否则将是人才的浪费。从四川省西昌铁路运输法院、中江县法院、乐山市沙湾区法院书记员管理制度改革的实践来看，书记员并非终身制，在严格的条件下是有机会晋升为法官的。[5]反之，对违反党纪院规的法官，对不称职的法官，对竞争上岗落选的法官，也可考虑另行使用，担任法官助理或者司法行政人员等，不必搞法官终身制（我国的法官法也未确定法官终身制）。当然，这并不意味各序列人员可以像过去一样轮岗交流，适当交叉与轮岗交流性质完全不同。
再次是妥善安排资深法官的去向。推行法官职业化建设，实质是法院审判资源的重新配置，必然涉及到人员的分流。由于核定的法官员额有限，有些审判人员特别是资历较深的审判人员多年来为法院工作作出无私贡献，因专业化训练不足、现代司法技能不强、身体状况欠佳等原因难以在竞争中保持优势，但因其资历又可能不愿担任法官助理，因而公正安排这些不是十分适应法官职业化要求的资深法官，是推行法官职业化建设不能回避的问题。从一些法院的改革实践来看，有的专门成立督导室，安排资深法官专司督导工作，有的则分流到司法行政部门和执行庭从事司法行政和执行等工作。北京房山区法院对没有被选任为法官的，仍然保留了原来的审判职称。[6]
（作者单位：四川省宜宾市中级人民法院）
注：
[1]章武生、吴泽勇《司法独立与法院组织机构的调整》（上），《中国法学》第2期。
[2]王平、杜玉成《成都高新区人民法院实施主审法官制的论证报告》，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研究室编《“跨世纪法官话改革”征文――获奖论文集》，P407。
[3]董华《日本法官制度》，中国法院网年4月19日。
[4]王晨光《 法官的职业化及精英化》，中国法院网2002年6月10日。
[5]刘亚林《改革书记员管理制度的调查与思考》，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研究室编《“跨世纪法官话改革”征文――获奖论文集》，P663。
[6]佛法研《法官助理与法官员额问题研究》，《人民司法》2002年第8期。
E-mail：zhaoliangjian@21cn.com
通讯地址：644000四川省宜宾市中级人民法院研究室
篇2：公文写作：法官职业化建设与渐进式改革
公文写作：法官职业化建设与渐进式改革
2002年7月最高法院召开的全国法院队伍建设工作会议，标志着中国的法官队伍必将走出大众化模式，迎来职业化时代。法官职业化建设是一个十分庞大的系统工程，涉及到方方面面的问题：既涉及人民法官和人民法院在当代中国的重新定位，又涉及人民司法的未来前景；既涉及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又涉及走中国特色法官职业化道路的问题；既涉及党的人事、财政政策，又涉及现行法律法规的修订完善；既涉及广大法官和其他工作人员的观念更新，又涉及审判权的重组优化和人员分流。因此，高歌猛进、疾风骤雨的改革方式不适于我国的法官职业化建设，我们必须充分考虑中国的国情和历史，立足现实，实事求是，以渐进式改革推进法官职业化建设。
一、各地各级法院的改革不宜搞“一刀切”，东部地区法院、中高级法院改革步子可迈得快一些，西部地区法院、基层法院则从缓为宜。
推进法官职业化建设，不仅需要强大的经济实力作后盾，而且需要广大法官的观念更新和积极参与，但在这两方面东部地区法院、中高级法院与西部地区法院、基层法院差距都较大。一方面，由于我国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而法院经费又靠地方保障，因而各地各级法院物质保障方面差距明显，主要表现为东部地区法院与西部地区法院差距大，中高级法院与基层法院、人民法庭差距大。试以法官待遇问题论之，东部经济发达地区一个刚参加工作的书记员年收入超过3万，而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一个有三十年工龄的资深法官年收入不到1万。正规法律院校本科生、硕士生愿到东部地区法院任书记员的并不罕见，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西部地区特别是民族地区基层法院、人民法庭法官队伍不稳定的窘境，不仅正规院校法律专业毕业生很少，而且法律人才流失严重。推行法官职业化改革，抬高法院“门槛”，将可能导致这些地区匮乏人才的矛盾加剧。另一方面，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法官思想观念、创新意识也存在较大的差异。东部地区法官思想解放，富有创新意识，竞争意识强，易于接受先进的司法理念，因而推进法官职业化建设在东部地区法院遇到的阻力相对较小。而西部地区法官思想观念相对封闭，创新意识相对较弱，习惯于按部就班，求稳怕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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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蚨?平?ü僦耙祷?ㄉ柙谖鞑康厍?ㄔ河龅降淖枇σ?笠恍?K?晕夜?姆ü僦耙祷?母铮?ψ裱?佣?康厍?ㄔ旱轿鞑康厍?ㄔ骸⒋又懈呒斗ㄔ旱交?惴ㄔ汉腿嗣穹ㄍサ乃承蚪ゴ握箍??⒁远?康厍?ㄔ汉椭懈呒斗ㄔ旱母母锞?橥贫??惴ㄔ汉腿嗣穹ㄍサ姆ü僦耙祷?ㄉ杞?獭?
考虑到各级法院的较大差异，基层法院、人民法庭的法官职业化改革应结合实际情况从缓稳妥进行。以推行法官员额制度为例。最高法院将综合考虑中国国情、审判工作量、辖区面积和人口、经济发展状况等各种因素，按照法官职业化的'要求确定各地各级法院法官员额。确定法官员额后，法官人数将比现在有所减少，一些人将不能继续担任法官，基层法院、人民法庭将可能出现合议庭难组的问题。以宜宾市论之，全市几十个人民法庭在编人数大都为5人，由3名法官、1名书记员和1名法警组成，尚能在法庭内部组成一个合议庭。但实际上由于审判任务连年上升，审判力量相对不足，无法组成合议庭、滥用简易程序、合议案件数量偏低的情形普遍存在，审书不分、法官自审自记、书记员办案的现象也屡禁不绝。推行法官员额制度后，这种现象是否有所好转呢？笔者估计，今后全市每个人民法庭确定的法官员额一般仅为1名，组成合议庭将更为困难。当然法官可与人民陪审员（笔者认为让非法律人士在法庭上享有与法官同等的权利和义务，显然与法官职业化建设相悖）或其他法庭的法官组成合议庭合议案件，但并非易事。不仅人民法庭，就是部分县法院如果不进行配套制度改革（如有学者提出尽量缩减业务庭的设置[1]，成都市高新区法院在实践中已
?二、主要由法院系统内部独立完成的改革步子可迈得快一些，主要涉及法院外部法官待遇、法律法规修订等方面的改革则从缓为宜。
推行法官职业化建设，必然涉及法院体制和法官制度中某些十分复杂的深层次问题。有些改革措施法院系统内部基本能够解决，如实行书记员单独序列管理、改革法官的培训制度和惩戒制度等，改革的步子就可迈得大一些、快一些。有些改革措施需要与有关部门沟通，报请领导机关批准制定新的制度或修订完善现行法律法规，才能最终解决，就需要从缓。其次是法律法规的修订问题。法官职业化建设必然涉及人民法院组织法、法官法等法律法规、司法解释的修订完善，但是我国的法官职业化建设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现在正处在摸索、试点阶段，各地推行的法官职业化改革举措不尽相同，尚无统一的结论，故修订法律法规的工作应从缓。如从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推行法官助理制度改革的情况来看，不仅称谓不相同，青岛中院称“助理法官”，房山区法院和浦东新区法院称“法官助理”；而且定位也不相同，青岛中院赋予助理法官一定的审判权，助理法官属于审判人员，对庭前结案或径行裁判的案件，可与主审法官组成合议庭评议，作出裁判，房山区法院则规定法官助理无任何裁判权，法官助理不属于审判人员。在这样的背景下，法律法规、司法解释等修订完善的时机显然未成熟。但是，现在及今后新制定的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对此应予以充分考虑。如最高法院2002年7月30日作出了《关于人民法院合议庭工作的若干规定》，与民事诉讼法相比，已将“审判员”的称谓改为了“法官”。
三、改革初期法官、法官助理、书记员和司法行政人员序列不宜实行严格的分类管理。
推行法官职业化建设，将在法院内部实行大面积的人员分流，法官、法官助理、书记员、司法行政人员将各司其职，按单独序列管理，不同序列的人员互不交叉。笔者认为，为了维持法院队伍的稳定性和工作的连续性，并照顾广大法院干警的切身利益，在推进法官职业化改革的相当一段时期内，对上述序列人员的管理不必泾渭分明。
首先，核定法官员额应允许司法行政处、办公室、政治部（政工科）、研究室等部门具有审判员或助理审判员职称的干警参与竞争。因为这些部门的干警思想人品、法学功底、审判业务俱佳者并不罕见，由于轮岗交流、组织安排等诸多原因而未在审判业务庭工作。推行法官职业化建设的一个重要目的是吸引社会的精英从事法官职业，那么让这些法院的精英有机会从事审判工作自然也在情理之中。
其次，在改革初期应允许各序列人员有适当交叉。由于我国长期以来实行的是书记员晋升法官制度，初分到法院的正规院校法律本科毕业生，甚至硕士、博士，都要先从事书记员工作，以致出现了书记员素质超过法官的现象。法院招纳这部分书记员的初衷显然不是让其长时期担任书记员工作，但由于其缺乏审判实践经验且未通过初任审判员资格考试（现在是统一司法考试），暂时还不能担任审判职务。推行法院队伍的单独序列管理，应当尊重历史，让这部分书记员有机会成为法官助理和法官，否则将是人才的浪费。从四川省西昌铁路运输法院、中江县法院、乐山市沙湾区法院书记员管理制度改革的实践来看，书记员并非终身制，在严格的条件下是有机会晋升为法官的。[5]反之，对违反党纪院规的法官，对不称职的法官，对竞争上岗落选的法官，也可考虑另行使用，担任法官助理或者司法行政人员等，不必搞法官终身制（我国的法官法也未确定法官终身制）。当然，这并不意味各序列人员可以像过去一样轮岗交流，适当交叉与轮岗交流性质完全不同。
再次是妥善安排资深法官的去向。推行法官职业化建设，实质是法院审判资源的重新配置，必然涉及到人员的分流。由于核定的法官员额有限，有些审判人员特别是资历较深的审判人员多年来为法院工作作出无私贡献，因专业化训练不足、现代司法技能不强、身体状况欠佳等原因难以在竞争中保持优势，但因其资历又可能不愿担任法官助理，因而公正安排这些不是十分适应法官职业化要求的资深法官，是推行法官职业化建设不能回避的问题。从一些法院的改革实践来看，有的专门成立督导室，安排资深法官专司督导工作，有的则分流到司法行政部门和执行庭从事司法行政和执行等工作。北京房山区法院对没有被选任为法官的，仍然保留了原来的审判职称。[6]
（作者单位：四川省宜宾市中级人民法院）
注：[2]王平、杜玉成《成都高新区人民法院实施主审法官制的论证报告》，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研究室编《“跨世纪法官话改革”征文――获奖论文集》，P407。
[3]董华《日本法官制度》，中国法院网2002年4月19日。
[4]王晨光《
法官的职业化及精英化》，中国法院网2002年6月10日。
[5]刘亚林《改革书记员管理制度的调查与思考》，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研究室编《“跨世纪法官话改革”征文――获奖论文集》，P663。
[6]佛法研《法官助理与法官员额问题研究》，《人民司法》2002年第8期。
来源:公开选拨领导考试篇3：设立案件质量内部监督机构的若干思考/赵良剑法律论文网
赵良剑
2002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召开了全国法院队伍建设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把法官职业化作为今后法院队伍建设的努力方向和工作重点。推进法官职业化改革，将对法官进行单独序列管理，法官的数量将减少，权力和责任将增大，如何面对新形势、新情况，完善法院内部案件质量监督机制，保障并监督、制约主审法官依法公正地行使审判权，防止并及时纠正错误裁判，对全面实施法官职业化建设具有不可低估的重要意义。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加强法官队伍职业化建设的若干意见》明确指出：“要完善法官的职业监督，建立和完善符合法官职业特点的内部监督制约机制。”为此，笔者结合宜宾法院实际，对完善法院内部案件质量监督机制作初步的探讨。
当前，我院内部审判监督有以下七种形式：1、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对生效判决进行监督，由审判监督庭进行。2、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非程序性的监督，即上级法院主动介入下级法院正在审理的具体案件进行个案监督，实行案件请示制度和督办制度。3、庭长、分管院长对具体案件的监督，主要是案件的汇报和审核（批）制度。4、审判委员会的监督，即对重大疑难复杂案件的个案监督。5、实行立、审、执分立后，立案流程管理制度对各部门的制约监督关系。6、裁判文书评查制度，主要是对裁判文书制作质量的监督，由监察室进行。7、错案责任和执法过错责任追究制度，承办部门为纪检监察室（也受理对法官的作风投诉）。
对以上七种监督运行机制进行实践性考察和理性分析后，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对生效裁判进行监督，具有事后性、被动性、补救性的缺陷；立案流程管理对遏制超审限有一定作用，但对司法不公则制约有限；错案责任和执法过错责任追究制度的实施效果并不理想，因为纪检监察部门人员法律素质普遍不高，由于条件制约认定错案有难度，而且其他事务繁杂；裁判文书评查制度也具有事后性的特点，而且主要监督裁判文书质量，不能及时有效地纠正法官办错案；案件请示制度、庭长分管院长审核（批）制度、审委会制度主要是从法律适用上进行个案监督，监督也有限。
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时期，社会各界对人民法院和人民法官的期望值更高，对司法公正的要求更为迫切，尽管法院队伍主流是好的，但个别法官或者因为思想品质低劣而违法违纪办案，或者因业务素质不高而办案质量不高，妨碍了司法公正的实现。笔者认为，要堵塞这些漏洞，并克服以上监督机制的不足，形成规范、长效的案件质量监督机制，人民法院应设立专门的案件质量监督部门（如我院可设立案件质量督查处，以下简称“督查处”），专司案件质量监督工作，从检查范围、检查部门、检查标准、检查方式、检查程序、检查申辩、检查处理等方面，建立对案件质量的监督检查制度，并使之规范化、制度化。
一、案件督查应遵循的四大原则。一是监督不办案原则。法官职业化改革的目的是进一步落实审判独立，增强主审法官的权力和职责，因此不应因强调内部监督而走向另一个极端，形成新的“审者不判，判者不审”。监督部门要准确定位，把握好审判监督与法官独立审案的辨证关系。此外监督者办案可操作性也不强。二是不越权原则。即监督部门应遵守现行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应受理依照法定程序应由其他职能部门受理和处理的案件。如当事人依法提出的再审申请和申诉，仍应由审判监督庭依照审判监督程序进行审查。三是集体把关原则。案件督查工作应力求准确高效、监督到位，避免流于形式的无谓劳动。由于督查结果与法官切身利益息息相关，故督查工作应以督查组为单位进行，增强抗干扰能力，并避免一人决断带来的副作用。四是全程动态督查的原则。对审判权的监督重点和核心应是权力行使过程中的监督和制约，以防止权力的滥用。一旦形成错误的裁判，即使对责任人进行追究，但错误裁判本身所产生的消极影响往往难以挽回。况且，屡屡对发生法律效力的错误裁判进行纠正，不仅有损于司法裁判的权威性和终局性，也会降低人民法院的公信力。故针对审判监督程序事后性、被动性、弥补性的缺陷，案件督查应变被动为主动，由事后监督变事前、事中、事后的全程动态监督。即对案件进入法院即进行立案监督，对该立不立或不该立错立的情形予以纠正；对各方面反映大的案件进行调查，提出处理意见报审委会研究决定；对上诉、抗诉和再审案件进行复查，发现质量问题及时调查处理；定期对法官承办案件按照一定比例进行抽查，抽查结果与法官的晋级、晋职和目标考核挂钩。
二、督查部门的权利和职责。一是准确界定督查处的职能，使其不与其他监督部门产生职能交叉。督查处对各类案件具有监督权、检查权、调查权以及对案件及法官的处理建议权，即督查处对属于其监督范围的案件，有权提出监督意见。若主审法官或合议庭不接受监督意见，督查处有权报经院长提交审委会按法定程序予以纠正。根据当事人或有关方面的反映，督查人员可以调阅有关案件材料，要求承办法官说明案件情况，询问当事人及有关人员，旁听案件的开庭审理，发现问题及时汇报处理等。这些职能与审判监督庭依照法律对案件进行再审的职能无冲突。裁判文书评查现在由监察室进行，今后可将监察室的此项职能划归督查处，使裁判文书评查、法官承办案件抽查均由督查处办理。追究错案责任和执法过错责任现在由纪检部门办理，但由于纪检部门人员欠缺较高的法律素养和丰富的审判经验，故可考虑由督查处负责认定和追究错案责任和执法过错责任。人大、政协、政法委等的督办案件现在由办公室办理，也可考虑将此项职能并入督查处。《法官法》规定，各级法院要设立法官考评委员会，根据审判工作的规律和法官职业的特点，全面、细致地考评法官的审判工作业绩、审判业务、法学理论水平、政治表现和工作作风等方面的完成情况和表现，其中审判质量是法官考核的核心内容，包括程序公正、实体公正、裁判文书质量等内容。督查处的督查职能不会与法官考评委员会的`职能发生矛盾，相反其督查工作有助于为法官考评提供公正客观的量化依据。二是法院监督部门应分工合作，配合协作。法院内部从事监督的机构有审监庭、纪检监察室、立案庭等，督查处在实施案件质量监督工作中，要注意同其他监督部门既按职责分工，各司其职，又互相配合，协调一致。如督查处发现错案线索，要向纪检监察部门、审判监督庭通报情况，提出处理意见报审委会决定。如督查处认定错案与纪检监察部门、审判监督庭发生认识上的分歧，应及时报请审委会作出决定。三是中级法院督查处除了负责本院的案件质量监督外，还承担对辖区基层法院案件质量监督检查工作（基层法院可设立案件质量督查科）进行指导、组织、协调和监督的职责，包括定期召开会议，部署检查工作，适时组织检查等。中级法院督查处对下级法院案件不进行个案监督，这是上下级法院审级监督关系决定的。
三、督查的案件类型和范围。一是督查的案件不仅要涉及刑事、民事、行政的一审、二审和再审案件，执行案件亦应纳入督查范围。笔者之所以强调对执行案件的监督，是因为民事、刑事案件相较而言现在还算有纠正的途径，但对执行权力的监督制约机
制则很不完善。调查权与执行权合一，执行权与财产处分权合一，调查权与审查权合一的弊端，容易产生暗箱操作，损害当事人权益，同时也给极少数素质低下的执行法官留下可乘之机。二是督查案件包括已经立案的案件、正在审理的案件和已经审结的案件，时间上大致以当年内审结的案件为限。三是督查文书包括各类生效的法律文书，如判决书、裁定书、调解书以及庭审笔录、合议庭评议笔录、宣判笔录、执行笔录、审委会笔录等。
四、制定完善制度。为了使案件质量监督检查工作有章可循，必须注重案件质量内部监督的规范化、制度化建设：一是制定《案件质量督查工作实施细则》，对责任部门、工作内容、工作程序、惩戒处理等作详细规定。二是《案件质量检查规定》，包括对刑事、民事、行政、执行案件质量的详细规定。三是严格区分违法审判责任和质量差错责任，完善《追究错案责任实施细则》和《追究执法过错责任实施细则》。现在有的法院将司法机关履行刑事赔偿义务作为刑事错案的标志，把不批准逮捕、不起诉或判决无罪的刑事案件一律视为错案，凡是被上级法院改判或发回重审的案件，一律定为错案，这是不科学的。要注意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分清法官、法官助理、审委会、庭长、分管院长、技术鉴定人员、书记员的错案责任，要纠正一有错案就认定是法官责任的观念。此外由于法律规定宽泛的原因，不同的法官对同一案件的认识、裁量有所区别，要尊重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不要随意认定错案。四是通报制度。制定《案件、裁判文书检查通报制度》，无论是对案件评查还是抽查，均应按照公开原则将结论在一定范围内让公众知晓。定期编发《案件督查专报》，着重从办案思路、业务能力、审判作风等主观方面剖析错案发生的原因，力争找出有共性、代表性的案件进行类型归纳，为合议庭办理类案提供借鉴，促进全体法官举一反三，提高审判质量。对典型案例予以通报，听取整改反馈意见，逐步形成一套完整的动态监督体系。五是《案件质量过错责任的处罚办法》，将案件质量与法官政治、经济待遇以及考评挂钩，视错案的具体情形给予轮岗、警告、记过直至开除的处分。六是申辩制度，即允许法官对评查抽查结果、处理意见等进行申辩，使案件督查做到客观公正。
五、督查对象和方法。督查对象以办案法官为检查主体，合议庭法官、法官助理、书记员等也是监督检查对象。督查方法做到常规检查与专项检查、定期检查与临时检查、一般检查与重点检查、随机抽查与逐件评查的结合。其中常规检查范围为二审改判、发回重审案件，再审改判的案件，上级法院指令再审的案件，检察机关抗诉的案件以及法律文书等。
六、对监督者的监督问题。肖扬院长曾经指出，审判监督庭的法官“是监督法官的法官，是监督办案的法官。因此，水平应该最高，自律性应当最强。”其实这也是对案件质量督查部门同志的要求。为此要高度重视督查处人员的选拔问题，要将那些德才兼备、审判经验和社会阅历丰富、坚持原则、不怕得罪人、威望崇高优秀审判人员选拔出来，从事案件质量内部督查工作。督查公开、申诉、申辩制度以及审委会议事制度也能有效地监督督查法官。根据监督不办案的原则，督查处对主审法官接受监督意见后所作出的裁判不负错案责任。但是对于在办理监督事项时，因责任心不强对应当发现的问题没有及时发出监督意见，因而造成错案和极大不良后果的，或在限定的期限内未完成监督事项且无正当理由的，有关督查人员应负失察责任。
总之，实施案件质量内部监督，能有效解决现行法院案件内部监督体制的种种弊端，其优势非常明显：一是能有效地减少错案、冤案，维护法制权威。由于有坚实信赖的监督中坚力量，有切实可行的监督手段，有严密的监督体系，能保障法官办案被置于可靠的监督之下，从而确保司法公正。二是切实维护当事人权益，减轻当事人的讼累和经济负担，提高法院公信力。因为内部质量监督机制注重事中控制，能有效保障初审案件的质量，从而减少申诉、上访、再审案件的产生，减轻当事人的诉讼成本和经济负担。从当事人角度来思考，二审、再审程序改判原审错案，当事人为此却要多付出诉讼费用，承担了法官办错案的风险，对当事人无公平可言。因此实施案件质量内部监督也是人民法院深入贯彻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切实改进审判作风，以人民利益为最高标准的必然要求。三是既能督查实体公正，又能督查程序公正。实体公正相对容易判断，而程序公正，作为隐含在审判各个环节中的操作过程，相对“隐性”，较难检查和发现问题，这就对案件监督、检查提出了较高的要求。督查部门通过对每个承办人审结的案件、各类诉讼笔录进行个案抽查，能对是否存在未经报批的超审限案件、开庭传票日期与实际开庭日期是否相符、是否公开宣判、送达回证的签收是否规范等存在程序瑕疵的情况向相关业务庭、合议庭反映，提醒合议庭引以为戒，避免因忽视“小”问题存在而损害裁判的公正性、权威性。四是降低司法成本。与审判监督程序相比，案件质量内部监督启动易、处理快、周期短、见效快，能切实降低处理错案的司法成本。五是将案件质量督查结果与法官的晋级、晋职、年终目标考核挂钩，能使考评结果客观公正，并能促进法官增强责任心，积极钻研业务，提高办案水平。六是预防和惩治司法腐败。由于案件质量监督实施案件全程监督，根据错误苗头，督查部门能及时警示法官，防微杜渐，避免法官犯更大的错误。七是是便于各个内部监督部门配合协作和监督制约，形成整体合力。案件质量监督是法院监督体系的核心和关键，抓好案件质量监督，并发挥其龙头和纽带作用，就能与其他监督部门密切协作，最终达到形成符合法官职业特点的内部监督制约机制的目的。八是督查处作为与外部监督的联系纽带，能有效地加强外部监督力量。法院外部存在众多的外部监督，主要是各级党委、人大以及公众舆论对法院审判活动的监督，通过法院内部行政组织系统发挥作用。但是现在的外部监督在法院系统内部缺乏有效的中间环节，致使外部监督的影响无法有效地及于审判活动本身，法院对外部监督的方式停留于上催下转，结果往往不了了之。督查处监督力度大，能将来自外部的监督转化为内部监督，并将督查结果集中回复反馈，效果更好。
(作者单位：四川省宜宾市中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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