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与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合

时间：2023-04-13 08:39:09 其他范文收藏本文下载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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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媒与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合

篇1：传媒与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合

传媒与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合

【摘要】近几年来，随着社会的发展，新生代农民工已成为城市发展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是否能够顺利融入城市之中，直接关系着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大众传媒作为舆论的载体和传播者，在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本文着重探讨了大众传媒在农民工形象塑造、利益表达、媒介素养教育中扮演的角色与应承担的责任，并就大众传媒如何发挥自身的传播优势，帮助新生代农民工尽快融入城市提出了对策和建议。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大众传媒;城市融合

新生代农民工主要指的是出生于20世纪以后，年龄在16岁以上，在城镇就业但户籍仍在农村的80后、90后青年。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全国外出农民工的数量为1.5亿人。其中，16岁～30岁的占61.6%，也就是说，中国新生代农民工有1亿人左右[1]。新生代农民工与第一代农民工有较大不同，这种不同主要体现在观念、生活经历、生活方式以及经济收入等方面。首先，新生代农民工对城市的生活环境非常熟悉，乡土观念日渐淡薄。其次，在生活经历上，许多新生代农民工即使出生、成长在农村，但大多数时间是在学校学习，毕业后就前往城市打工，从事非农业的工作，对农业劳动不熟悉，吃苦耐劳性较差。最后，新生代农民工在经济和文化上与上一代农民工比有很大的不同，他们的文化素质较高，从事的职业大多为第三产业，注重自身的发展，经常学习新知识，经济条件上与上一代相比有很大的改善，消费理念新颖。

因此新生代农民工具有农民和工人的双重身份，又具有很多城市居民身上的特征和观念，对于融入城市极为迫切。

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时面临的困境

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包括精神、文化以及物质等方面。虽然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政策的调整，新生代农民工物质的融入正逐步得到解决，但文化和精神方面的融入还很艰难，仍然存在不少问题，如在雇佣方面，在招聘会上经常能发现，“本职位需要城市户口”的招聘要求。在职业方面，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农民工监察调查报告》中指出，外出农民工主要集中在制造业、零售业、建筑业、服务业、住宿餐饮业等五大行业。从事制造业的农民工占总人数的39%，建筑业占17.3%，服务业占11.8%，住宿餐饮业和零售业各占7.8%[2]。

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农民工大多数都是生活在城市的底层，干着累、脏、收入低的工作。

但新生代农民工由于接受了较高的教育，他们期望以主人翁的心态来主动参与社会管理和政治表达，如我们可以经常发现在微博、飞信和贴吧上有不少农民工发表自己的见解和争取权利，比如近期有新生代农民工在新浪微博上发布新闻联播式讨薪视频，就是使用新颖的有创意的方式来争取自己的权益。可以说新生代农民工已经具有了公民的权利意识，他们渴望融入城市，渴望社会能够关注他们这一群体。但在新生代农民工市民意识觉醒的同时，大众传媒并没有太多地关注、满足农民工的这一要求，忽视了他们的媒介需求和媒介权利。

首先，我国目前仍然实行的是二元户籍制度，就是把户口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分别对住户和人口进行管理的制度，其主要内容是掌握人口和控制住户的自由迁徙以便于管理，是为配合当时经济发展战略而不得不采取的一种区隔式集中人力资源投资于配置的模式[3]。这项制度严重阻碍了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进程，主要体现在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方面，新生代农民工的居住方式主要是工棚与单位宿舍，居住条件与城市居民差距较大，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这些保障房只适用于拥有本城镇居民常住户口，住房问题是新生代农民工关心的首要问题。另外户籍制度影响着新生代农民工的最低生活保障，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主要适用于拥有城市户口的居民，而新生代农民工被排除在外。

其次，大众传媒对农民工包括新生代农民工的报道存在着污名化现象。涉及农民工的报道大多是负面信息，经常报道农民工包括新生代农民工暴力讨薪以及他们生活的困乏和单调，以打扑克的方式来打发时间的刻板印象。

再次，农民工的媒介权利存在缺失。尤其是在进入数字化时代后，媒体的.频道和频率越来越专业化和有针对性，有女性频道、游戏频道、足球频道等，但并没有针对农民工群体的频道和频率。政府虽然开办了一些针对农民工的网站，但这些网站对农民工的吸引力仍不够。

最后，农民工在对媒介的态度上存在矛盾心理，对大众媒介提供的信息既存有质疑但又缺乏其他获取信息的渠道，对于网络上纷繁复杂的信息缺乏理性的认识。多数新生代农民工利用网络只是为了寻求感情的宣泄和娱乐，不能合理地使用媒介，对电脑、手机等新媒体缺乏理性的对待，很难从中获取有益的信息。

大众传媒在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中的角色

随着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崛起，如何帮助他们尽快融入城市已经成为城市管理者的首要解决的问题，也是社会转型发展需要解决的难题之一。温总理在《政府的工作报告》中指出，有计划、有步骤地解决好农民工在城镇的就业和生活问题，逐步实现农民工在劳动报酬、子女就学、公共卫生、住房租购以及社会保障方面与城市居民享有同样的待遇[4]。毋庸讳言，这个过程非常复杂，需要各方面的齐心协力，而大众传媒作为社会的瞭望者，在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和融入城市的过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大众传媒是新生代农民工形象的塑造者。麦库姆斯和肖指出，大众传媒具有一种为公众设置“议事日程”的功能，传媒的新闻报道和信息传达活动以赋予各种“议题”不同程度的显著性的方式，影响着人们对周围世界的“大事”及其重要性的判断。大众传媒中所反映的新生代农民工的议题、新生代农民工的形象，形成了库利所说的“镜中我”，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对自己的认识以及社会对这一群体的印象。因此大众传媒在报道有关新生代农民工的新闻时，应积极地报道他们的先进事迹，体现他们的优秀品格，如近年来所报道的在北京救人而不留姓名的新生代农民工孙天丛、在青岛冒着危险多次跳海救人的新生代农民工魏青刚等，这些新生代农民工都让大众感受到了中国农民勤劳、朴实的美德。

篇2：新生代女性农民工的城市适应研究

近年来，新生代农民工成为在农民工研究中广受关注的一个特殊群体。本文把新生代农民工量化为出生在1980年代之后的一代人。这批人目前在农民工外出打工的1.5亿人里面占到60%，大约1个亿。不同于他们的父辈，新生代农民工受教育程度高，接受新事物的能力强、职业期望值高，物质和精神享受要求高，工作耐受力低。他们积极改变自己以期待融入城市，成为城市人。但来自城市各方面的社会排斥却使他们仍处于城市的边缘，生存在城市与农村的夹层中。在这滚滚的人潮当中，其中约三分之一为女性，而且流动人口中女性劳动力人数增加的速度远远超过男性。女性农民工在城市承受着来自性别和阶层的双重压力，因此对女性农民工的研究具有特殊的意义。本文主要从经济层面、社会层面和心理层面三个层面来研究新生代女性农民工的城市适应问题。

一、新生代女性农民工的城市适应问题

(一)经济适应

虽然对于新生代女性农民工来说，赚钱已经不是她们进城务工的首要目的，但是找到一份工作并获得经济收入是新生代女性农民工在城市立足的基础。新生代女性农民工获取第一份工作主要靠亲戚、老乡介绍，这种初级关系网络同质性强。由于女性青年农民工文化程度较低，通常在脏、累、险的行业就业。但是在第二份工作或现有工作的获得过程中，业缘关系已经逐渐成为主要的途径，很多打工妹依靠在以前工厂里结成的人际关系网跳槽到工资水平、福利待遇较好的工厂。尽管大部分女性青年农民工能够在城市留下来工作，却依然面临许多问题，例如工作环境差、工作时间长、没有特殊情况不准请假，如果请假扣除当月全勤工资，加班加点不给加班费、工作压力大、缺乏相应的社会保障等。

(二)社会适应

1、生活方式适应问题

城市和农村存在生活方式的'差异，城里人与乡下人在视觉上呈现出显著社会等级差异的身体图式，比如“洋气”与“土气”、“苗条”与“健壮”、“白皙”和“黝黑”等不同的身体特征。女性青年农民工从进入城市的第一天就开始身体的城市化历程。白皙的皮肤、苗条的身材、洋气的打扮是她们身体城市化的主要内容。她们从眉型发式到衣服鞋袜都极力模仿城市年轻女性。言谈举止方面，女性青年农民工也有很强的模仿性，她们学说普通话和当地话，尽管带有浓厚的家乡特色。在消费与休闲上，她们非常节俭，业余生活比较单调和贫乏，除了逛街、看电视、闲聊，其他的很少涉足。精神类、享受类和发展类的消费支出在其消费支出中占的比重很低。尽管在生活适应方面女性青年农民工表现出了积极性，但足依然存在一些问题，例如在工作中遭遇性侵犯;在城市里选择恋爱对象较难，想嫁给城里人更难;她们的生活方式既有别于城市，也有别于农村，等等。

2、社会交往适应问题

很多学者通过大量的调查数据以及相关因子的分析得到出这样的结论：新生代农民工还没有融入到城市居民群体中去。虽然打工者与城市居民同处于一个共同的地理社区，但是他们之间仍然缺乏心灵的沟通和情感的交流。对于打工妹在与房东以及周围的城市居民的交往状态出现的精神隔离，其实不难理解，打工妹一周有六天的时间几乎天天是呆在工厂里，并且几乎每晚要加班到很晚，这就使她们没有多余的时间来与房东以及周围的城市居民沟通和交流。加之城市居民之间本来就感情冷漠，对门住十几年都不认识彼此，所以在这种大范围的感情冷漠的环境中，要求打工妹与城市居民的社会距离缩到最小，几乎是不可能的。此外，女性青年农民工不适应城市频繁而浅层的交往活动与农村熟人社会交往方式有关。女性青年农民工的人际关系主要建立在血缘、地缘初级社会关系网络的基础之上。交往的范围相对较小，仅限于较熟悉的人，例如，家人、亲戚、老乡、少数同事等。

(三)心理适应

城市的经历不仅让新生代女性农民工在穿着打扮和与城市人交往方面发生了变化，而且最重要的是她们价值观念的变化。城市中拥有大量的现代性因素，其中包括庞大的科层组织、工作机会、社会位置、制度规范和各类角色，大众传播媒介以及便利的交通通讯设施，也包括各种更有利于市场经济顺利运行的软环境。这些城市特有的现代性因素会对在其间工作与生活的人提出更严格的要求，要求他们适应城市里的一切，要求他们同城市里生活着的庞大的人群打交道，并相互适应。打工妹生活在城市这个充满现代气息的环境中，也慢慢地培养了各种现代意识。她们知道，如果不遵守时间制度、不遵守工厂的纪律，结果都是要受到处罚的，与乡土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建立在相互信任的基本上不同，城市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契约为基础。久可见城市的观念已经完全被打工妹所内化，她们也把城市的观念当成了自己的行动准则。

此外，农民工的城市适应行为还反映在其对城市的归属感上面，即打工妹是否从心理上对城市产生了某种认同和归属感，这是适应的一个较高层次，是较为稳定的心理特征。但是大部分打工妹仍然缺乏对城市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二、新生代女性农民工城市适应的制约因素

(一)以户籍制为核心的城乡二元结构

中国特有的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二元社会体制，通过一系列制度安排固化了城乡身份分野，造就了中国历史上这一可能空前绝后的贴有“农民工”身份标签的城市人口群体。二元经济制度造就了农村人向城市的流动，二元户籍制度又造成了城乡居民的身份不平等。拥有城市户口和市民资格意味着阶层地位和社会身份的跃升，意味着社会资源的天然获取。在就业制度、户籍制度以及由此衍生的教育制度、医疗制度、社会保障等制度安排下，大部分农民工基本权益得不到维护，无法分享城市公共资源，更谈不上社会融入问题。

(二)农民工的乡土意识和自我封闭

城市和农村具有两种不同的文化和价值观，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的过程是一个重新适应不同文化和价值观的过程，融入城市社会需要培养认同感和归属感。然而，农民工的乡土意识和封闭主义倾向以及外在表现——交往的封闭性和群体认同感是阻碍其融入城市的社会心理因素。传统的中国农民具有浓厚的乡土意识和内向、压抑的封闭主义倾向使得他们在城市“扎根”的愿望不强;农民工的封闭意识体现在交往的封闭性和群体认同感上，即其社会交往只限于亲戚、朋友、老乡等熟人之中，表现为内部成员间有着强烈的相互认同感，而对群体之外的“城里人”则局促不安，深怀畏惧警惕之心。

三、促进新生代女性农民工融入城市的思考

(一)政府角度

应深化户籍制度改革，逐步取消户籍制度的限制。国家在户籍制度改革、教育制度改革和社会保障等制度改革中应该把女性农民工群体考虑进去，使她们能从制度改革中获得益处。城市政府要转变管理方式，树立服务“移民”的意识，保障移居城市的女性农民工在政治、经济、文化权益，在医疗、计生、救助、妇幼保健，法律服务等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方面享有同等的“国民待遇”。改革相应的劳动人事制度，从政府和政策方面打破市民保护主义，为农民工在城市择业和自由流动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逐步消除户籍制度衍生出来的各种附加制度。监督相关企业为农民工设立“三险一金”或“五险一金”制度，保证她们的基本权益。

(二)社会角度

随着市场经济发展和国家政策推进，发挥工会、妇联和NGO组织在促进新生代女性农民工城市社区融人中的巨大作用已具有现实可行性。这些组织和机构要真正成为新生代女性农民工合法权益的代表者和维护者，要督促政府劳动、安全管理等部门严格按照《劳动法》及相关法规的规定，保护新生代女性农民工的合法权利，提供相应的福利待遇，提供公平的求职环境等。社区工会要真正为外来农民工营造一个温馨的“家”。努力做到社区支持的日常生活化，为在社区中的新生代女性农民工提供各种卫生保健、托养、文化娱乐和教育等服务。此外，通过媒体宣传性别平等的法律法规和思想观念，消除“一等公民"与“二等公民”的距离。

(三)农民工角度

要充分发挥自身融入城市社区的主观能动性，如积极参加工会或社区组织的相关活动。有困难时试着与所在居民社区联系，加强法律意识，通过合法程序维护自身权益;提高自身能力和素质，针对在工作中的知识欠缺，加强职业学习;从深层次融人城市社区，逐步适应城市的生活方式和体会学习城市文化。

城市社区融入本身需要一个过程。融入其实是社会化的一种形式在农民工身上的展开。新生代女性农民工作为城市建设中的生力军，她们的城市社区融人程度影响着整个农民工群体在城市融人和家庭稳定。新生代女性农民工的城市社区融人是一项长期艰巨的工程，需要政府、社会和农民工的共同努力。

篇3：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健康与差异分析论文

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健康与差异分析论文

一、问题提出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劳动力不断流向城镇，且规模不断扩大。据统计，全国农民工总量达2.69亿，其中，80后、90后新生代农民工12528万人，占农民工总量的46.6%①。可见，数量庞大的新生代农民工正逐渐成为城市建设的主力军。《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提出，以人为本，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到20要实现1亿农民工进城落户，这意味着，将有大量的农民工实现由农民到市民的重大转变。但事实上，农民工的市民化道路仍面临艰巨任务，他们多数在城市从事技术含量不高，薪资水平较低，工作环境、居住条件较差，社会地位不高，职业发展前景堪忧的工作，这种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差距令新生代农民工心理承受着巨大的煎熬。伴随着社会的转型与变革，各种压力与矛盾会使该群体心理健康问题加剧，心理矛盾与冲突凸显，因此，心理健康状况不容乐观。杭州市作为浙江省的省会城市，经济发展较快，人民生活富裕，农民工数量较多。据浙江省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显示，，杭州都市圈共有农民工545.2万人，其中，杭州市的农民工数量最多，为218.3万人，占杭州都市圈农民工总量的40%和市常住人口的25.1%②。现有研究较多地探讨了新生代农民工的技能培训、群体特征、权益保障等问题，但对他们的心理健康状况关注不够，因此，在新形势下，加强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心理健康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研究对象与方法

（一）对象

以随机在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九堡客运中心站、城站火车站等抽取的新生代农民工为研究对象，共发放问卷300份，有效问卷255份，有效回收率85%。有效样本的平均年龄为24.21（+4.38），众数为23，年龄跨度从16－35岁。其中，男性123人占48%，女性132人占52%；已婚103人占40%，未婚150人占59%，离异2人占0.8%；受教育程度情况，小学11人占4%，初中103人占40%，高中或中专104人占41%，大专及以上37人占15%。

（二）工具

采用症状自评量表SCL－90。该量表由90个项目组成，包含9大因子：躯体化、强迫、人际关系、抑郁、焦虑、敌对性、恐怖、偏执和精神病性，各项目采取5级评分制。该量表在国内外精神卫生领域得到广泛应用。

（三）方法

以SPSS16.0为统计工具，对收集整理的数据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方差分析等统计分析。

三、研究结果

（一）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健康概况

1.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健康水平

本研究将新生代农民工SCL-90各因子得分及总分与全国常模比较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各因子得分均显著高于全国常模(表)。杭州市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健康整体水平显著低于全国正常人的心理健康水平，心理健康状况不容乐观。

2.新生代农民工心理问题检出率

根据SCL－90评分标准，任一因子大于或等于2，则为阳性因子，提示可能有轻度心理问题；任一因子大于或等于3，则被认为可能有中度及以上的心理问题。据此，本文以3分为分界点，在SCL－90中,任一因子大于或等于3，则认为该研究对象可能有中度及以上心理问题。统计结果显示:杭州市新生代农民工心理问题检出率为19.61%（M±SD=2.53±0.47）。其中，强迫症状（M±SD=2.91±0.55）和敌对（M±SD=2.74±0.79）这两个因子检出率最高，皆为9.41%；其他（M±SD=2.63±0.71）和人际关系敏感（M±SD=2.72±0.60）两项的检出率分别为7.06%和6.67%；躯体化（M±SD=2.21±0.75）和偏执（M±SD=2.47±0.53）检出率最低，均为3.53%。另外，抑郁（M±SD=2.61±0.65）、焦虑（M±SD=2.46±0.64）、恐怖（M±SD=2.31±0.61分析）、精神病性（M±SD=2.34±0.69）检出率分别为5.88%、4.31%、4.31%、3.53%。

3.新生代农民工心理问题检出组比较

根据统计，杭州新生代农民工心理问题检出组各因子得分都显著高于正常组，通常正常人检出率范围是（3.79%-29.1%）①。其中强迫症状、人际关系敏感、偏执较其它因子比正常组得分更高。可见，杭州市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检出组心理健康状况堪忧，急需关注与介入性疏导。根据统计，杭州新生代农民工心理问题检出组各因子得分都显著高于正常组：躯体化T为8.07***、强迫症状T为15.06***、人际关系敏感T为13.37***、抑郁T为11.68***、焦虑T为11.02***、敌对T为10.75***、恐怖T为10.99***、偏执T为13.08***、精神病性T为9.72***、其他T为10.84***、组内均分T为15.53***。其中，强迫症状因子均分最高接近3（M=2.91，SD=0.55），其次分别为敌对因子（M=2.74，SD=0.79）、人际关系敏感因子（M=2.72，SD=0.60）、抑郁（M=2.61，SD=0.65）、偏执（M=2.47，SD=0.53）、焦虑（M=2.46，SD=0.64）、精神病性（M=2.34，SD=0.69）、恐怖（M=2.31，SD=0.61）、躯体化（M=2.21，SD=0.75）。可见，杭州市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检出组心理健康状况令人堪忧，急需关注与介入性疏导。

（二）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健康状况的群体差异

研究以性别、婚姻状况、薪资水平进行差异统计，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健康存在性别、婚姻状况、薪资水平的差异。

1.性别差异

用独立样本T检验考察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健康的性别差异，发现男性在SCL-90各因子中得分均低于女性,且其强迫症状（t=-2.43*，P<0.05）、焦虑（t=-2.35*，P<0.05）、恐怖（t=-4.45***，P<0.001）三因子及心理健康总均分（t=-2.16*，P<0.05）显著低于女性的得分，这说明，新生代农民工男性心理健康水平高于女性。

2.婚姻状况差异

本研究仅对未婚、已婚新生代农民工进行差异分析,在本次调查中离异者仅有2人，故本研究仅对未婚、已婚新生代农民在SCL-90中得分进行差异分析。统计可见，未婚新生代农民工除敌对因子得分略低于已婚新生代农民工在该因子的得分，其他因子均高于已婚新生代农民工。且在强迫症状（t=-2.36*，P<0.05）、焦虑（t=-2.50*，P<0.05）、恐怖（t=-2.66**，P<0.01）、精神病性（t=-2.24*，P<0.05）这四个因子的得分显著高于已婚新生代农民工的得分，这表明，已婚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健康水平好于未婚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健康水平。

3.年龄段的差异

研究显示，不同年龄段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健康整体水平差异显著，且在强迫症状（F=3.16*，P<0.05）、人际关系敏感（F=2.84*，P<0.05）、焦虑（F=2.55*，P<0.05）、恐怖（F=6.06**，P<0.01）、偏执（F=2.70*，P<0.05）五个因子中差异达到显著。经多重比较发现，16-20岁年龄段的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健康整体水平低于26-30岁年龄段新生代农民工（TukeyHSD=0.31，P<0.05），且在强迫症状、人际关系敏感、焦虑、恐怖四个因子得分都显著高于26-30岁年龄段新生代农民工（TukeyHSD=0.38，P<0.05；TukeyHSD=0.37，P<0.05；TukeyHSD=0.36，P<0.05；TukeyHSD=0.42，P<0.01）。21-25岁年龄段新生代农民工则表现在恐怖因子中，得分显著高于26-30岁年龄段新生代农民工（TukeyHSD=0.32，P<0.01）。

四、讨论与分析

（一）提升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健康整体水平

本次调查显示，杭州市新生代农民工在SCL-90总均分和各因子得分均显著高于全国常模，与廖传景等人的研究结果相一致。这说明,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健康整体状况不容乐观。新生代农民工普遍对城市生活有较高的期待，然而，现实中又因政策制度、文化水平、职业技能等限制，他们大多在城市从事着强度高、压力大、条件差的工作，在与城市居民交往过程中，经常遭受来自于城市社会的歧视、排斥，使他们更易形成警戒、防御心理，出现不良心理现象。本次调查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在强迫症状、人际关系敏感、敌对因子得分偏高，检出率也偏高，分别为9.41%、6.67%、9.41%。然而，新生代农民工由于语言习惯、教育水平及心理、价值取向与城里人有较大差异，特别是由于经济资本、社会资本的缺乏，他们能更深刻地感受到作为“外地人”与本地人在人际交往、社会地位、制度性身份上的心理落差和心理隔阂，尤其是体现在具体的制度性安排上，他们往往处于弱势地位，因而更易产生敌对、人际关系敏感、强迫心理。同时，这也充分反映了他们内心的郁闷、紧张。所以，政府、用工单位、社会组织等要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问题给予更多关注，多渠道、多层面为他们构筑社会支持系统，真正让他们从心理上融入城市社会。当然，新生代农民工自身也要加强对客观社会支持的利用，克服自卑心理，勇于表露心声，积极争取和善于接纳他人提供的帮助和关心，寻求他人的理解和支持，实现身心健康。

（二）突出心理关怀的性别特征差异

由统计结果可见，女性新生代农民工在SCL－90中得分普遍高于男性，仅偏执因子低于男性，且强迫、焦虑、恐怖因子达到显著，这一结果与有关研究相似。女性新生代农民工的恐怖性、强迫性、焦虑心理多于男性，说明女性比男性更关注自身感受，对自身状况更加敏感，对周围生活环境、工作稳定性、人际环境有更强烈的安全需求，也从另一方面反映了女性新生代农民工在当下竞争社会中面临的种种压力和无奈。在工作压力不断增大的前提下，女性新生代农民工更容易感受到安全感的缺失。因此，用工企业和社会各界应针对女性心理需求，积极为女性农民工营造和谐、安全的心理环境，尽可能地满足女性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归属。男性新生代农民工偏执分数较女性高。一方面，可能由于社会性别角色对男性“坚韧、强健”的期望使得男性更倾向于表现坚强、健康的一面，也更容易忽略对自身病症的症状与表现。另一方面也说明，男性新生代农民工在生活、工作中较女性更为固执己见，不善于听取吸收他人的意见建议，更容易造成人际紧张。基于此，我们要针对不同性别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提供不同类别的心理关怀。要从心理安全、人际脱敏、性情宣泄等方面，增强女性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关怀；对男性新生代农民工来说，要帮其树立正确的观念，端正不良态度，纠正不合理行为方式。

（三）加强对未婚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关注

本研究结果显示，已婚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健康水平好于未婚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健康水平，且已婚新生代农民工对生活满意度也更高（T=2.63，P＝0.008），与蒋善等人的`研究结果一致。说明婚姻关系一定程度上为人们提供了“心灵避风港湾”，为新生代农民工带来更多的安定、幸福和满足感，改善他们的生活质量和心理状态。因而已婚新生代农民工在处理人际关系、职业规划、生活方式等方面会表现出更多的理性和成熟性。未婚新生代农民工由于整体年龄较小、务工时间较短、薪资水平较低、生活阅历较浅等原因，他们大多缺乏对人生规划、职业发展、人际关系的整体考虑，对个人、生活和职业方面的问题处理方式较为有限，他们更注重仗义、易于冲动，容易凭感情办事。因此，我们需要更多地关心帮助未婚新生代农民工，特别是在人际交往、个人感情方面，要加强对他们的心理疏导和精神关怀。

（四）重视低年龄段新生代农民工心理需求

年龄段较低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在强迫症状、人际关系敏感、焦虑、恐怖、偏执等因子上的得分高于年龄段高的群体。原因主要是：（1）低年龄组的新生代农民工普遍处于青年早期，正处于确立自我同一性、防止社会角色混乱、避免孤独和建立亲密感的重要时期，在此阶段的他们对爱与归属有强烈的需求，他们的自我效能感、自主意识和精神诉求较年长新生代农民工更为强烈；（2）由于他们年龄较小，工作资历浅，职业技能低，收入待遇少，他们在工作与生活交往中往往处于弱势，不易体验到安全感和稳定感。因而他们的恐怖、强迫症状、焦虑心理等程度相对较高。所以，社会大众要加强对年纪较轻新生代农民工的关爱，帮助其建立安全、和谐的社会支持系统，提升其心理健康水平。

五、结论与研究的局限

杭州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健康状况显著低于全国常模水平，且在强迫症状、人际关系、敌对三个因子检出率较高。这一定程度上表明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生活适应状况不佳，存在一定程度的孤独感、挫折感、被剥夺感与抵触情绪。不同性别、婚姻状况、年龄组的新生代农民工其心理健康程度具有差异性。因此，城市政府及社会各界应根据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特征及内部差异，提供有针对性的社会支持系统，改善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健康状况。本研究主要通过对在杭新生代农民工的问卷调查来了解该群体心理健康状况，样本具有一定限制性。另外，本次研究主要基于心理症状层面考察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健康状况，对社会支持、人格特征等影响因素缺乏探讨，后续研究可对这些方面进行深入研究，进一步寻找影响该群体心理健康的诸多因素。

篇4：城市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认同困境原因探析论文

城市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认同困境原因探析论文

所谓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认同即是指新生代农民工在城乡流动和徘徊的过程中，基于城乡多方面差异而形成的“对自我特性的一致性认可、对周围社会的信任和归属、对有关权威和权力的遵从等等。”就目前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状况而言，由于种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这一群体的社会认同情势不容乐观，面临着不一而足的诸多困境，如身份认同困境、乡土认同困境、城市认同困境等等。故而，为了有效缓解、弱化社会认同困境对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带来的负面影响，我们就有必要深入剖析其困境产生的原因，因为这不仅是破除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之社会认同困境的内在要求，更是推动整个社会走向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题中之义。

一、正式制度藩篱：户籍制度的阻隔和认同机制的缺失

与所有社会问题产生的原因一样，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社会认同困境的产生并非某种单一因素影响的结果，而是多方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其中首当其冲的就是以户籍制度的阻隔和认同机制的缺失为主要内容的正式制度藩篱。可以说，正式制度的不足和缺位恰是引发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社会认同困境的重要社会根源。所谓正式制度，是指“人们有意识的创造的、正式的、由成文的相关规定构成的规范体系，他们在组织和社会活动中具有明确的合法性，并靠组织的正式结构来实施，包括宪法、成文法和行为规范。”下面主要围绕由户籍制度所导致的社会身份和职业身份的错位以及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认同与融入机制的缺失来探求该群体社会认同困境出现的制度性根源。

（一）身份错位：户籍身份与职业身份的隔离

不可否认，农民工群体的出现与我国的城乡二元结构有着十分密切的关联，正是这样的二元社会结构导致了新生代农民工户籍身份与职业身份的隔离，进而影响了其社会认同的形塑。就户籍身份而言，虽然新生代农民工实现了从农村到城市的地理空间的迁移和流动，但他们依旧是以农民的身份和标示卷入到我国快速发展的城市化进程中的；从职业身份来说，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已极大脱离了其祖辈赖以生存的农业生产，进入了城市中不同领域的非农行业，这就无疑使得该群体的户籍身份滞后于职业身份的转换，正是户籍身份与职业身份的这种非同步性转换在很大程度上掣制了新生代农民工良性社会认同的形成。

总体来看，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户籍身份与职业身份的错位并非倏忽而致，而是有着深刻的历史性动因。在20世纪50年代，为实现对社会秩序的有效管理，我国确立了以城乡二元分立为特征的社会治理结构，在这个户籍管理体制中，全体社会成员被人为分割为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两大群体。客观地说，当时制定的户籍管理体制在保障社会全面稳定、确立社会基本秩序、缓解社会资源分配不足等方面均发挥了积极作用，但该体制却对农村人口的流动强加了极为严苛的规定，导致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只能在农村地区从事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业生产。农民不仅无法向城市自由流动，就连不同农村区域间的流动也受到严格限制，这就从根本上斩断了城乡之间的联系，堵塞了农民横向社会流动的渠道，同时也意味着农民身份与职业的高度同构。到了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进程的启动――特别是家庭联产承包制的实施，开启了众多农民纷纷离开农村涌向城市的序幕。面对日益变动的社会秩序，国家对既有的户籍管理制度亦做出了相应调整，允许农村人口可以脱离农业生产，到城市中从事非农产业。这样，农民的身份和职业才不再被先赋性地捆绑在一起，而是拥有了一定的自获空间。

当前，随着社会转型的不断深入和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新生代农民工已日益成为新时期农民工的主流群体。尽管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方式、生活选择、价值取向等方面已经深深地烙上了显著的时代印记，但他们的户籍身份并没有随着职业身份的转换而改变，这就使得新生代农民工因户籍身份的限制而无法享受到与职业身份相匹配的保障和待遇。近年来，虽然关于新生代农民工的户籍改革方案在一些地区陆续试点，但这些尝试性的举措“仍然立足于城乡二元结构，户籍制度作为人口登记和人口管理的职能没有改变。因此，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没有发生实质性的改变。随着新生代农民工在生活方式、工作环境、思维方式等方面的变化，他们开始在主观认知上日渐偏离固有的农民户籍身份，转而根据职业身份等新标准来重新界定自己，正是这种户籍身份与职业身份的错位导致了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认同困境的出现。

（二）机制缺位：社会认同与融入机制的缺失

面对新生代农民工出现的诸多社会认同困境，虽然国家从宏观角度着手做出了整体架构上的制度安排，但宏观层面的制度设计与微观层面的具体机制之间仍然存在难以克服的张力和距离，有效改善并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社会认同感的操作性机制依旧相当缺乏。20世纪80年以来，与相对宽松的户籍制度相伴而生的是首次进入公众视野的农民工制度，随着广大农民进城务工热潮的涌起，众多关涉农民工人口流动管理、福利待遇、用工标准、职业准入等方面的政策和法规陆续出台。虽然农民工群体内部已然发生了深刻变化，但业已形成的举措并未根据农民工日益变动的就业情况以及不断深入的社会发展形势及时做出相应调整。时至今日，略显滞后的农民工制度已成为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认同建构的重要结构性因素。

目前，在农民工制度的框架内，我国仍然主要采用暂住证措施对新生代农民工进行管理，在这种制度设计中，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居民在医疗保障、子女教育及住房分配等方面均存在着极为明显的差异性隔阂。虽然我国部分地区近年来陆续着手取消和改革暂住证政策，建立外来务工人员居住证制度，但这一文本层面的安排并没能有效弱化和缓解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认同困境。例如，虽然新生代农民工对城市中的相关组织活动有着较高的参与热情和积极性，但具体融入机制和集体认同路径的缺失使得他们望而却步，极大降低了他们的融入程度和社会认同。众多研究实践表明，作为我国目下城市化进程中不可忽视的重要群体，新生代农民工对他们生活和工作的城市地区有着强烈的融入意愿，而且他们也总是在竭力改善和提高自身的各种资本以期实现对城市社区的参与，但社会认同和融入机制的缺位阻隔他们有效介入城市社会的步伐，而只能游离在他们为之付出却无法进入的城市结构之外。可以说，正是社会认同和融入机制的缺失导致了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认同模糊。

二、非正式制度断裂：城乡体验的张力与话语建构的`失衡

孙立平在分析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生活所发生的一系列变化时，提出了一个很有穿透力和学术潜力的概念：“断裂社会”。何谓断裂社会？“就是在一个社会中，几个时代成分同时并存，互相之间缺乏有机联系的社会发展阶段。”在断裂社会中，不仅很多边缘群体无法有效融入到社会结构之中，城乡之间的发展差距也越来越大，而且会益愈呈现出“失衡”的运作逻辑。就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社会认同而言，孙立平的研究在当下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性意义。从非正式制度角度来说，正是断裂社会所造成的乡土经历与城市体验的张力和由传媒强势话语的控制所造成的群体话语失衡，成为了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认同的重要因素。

（一）文化冲突：乡土记忆与城市体验的张力

在哈布瓦赫看来，社会记忆究归根结蒂是一种集体社会行为，每一类社会群体都有与之相匹配的社会记忆。社会记忆不是固定不变的，它会随着社会群体所属时空的改观而变化，不断嬗变的社会记忆会在特定的社会群体内部镌刻下极其深刻的影响，持续影响行动者的心理和行为。就新生代农民工群体而言，虽然他们的职业和生活渐趋

卷入到城市中，但以往的农村生活经历却决定了他们在城市中的种种政治、经济和文化活动必然无法抹去其在乡村社区里衍生出的乡土社会记忆，正如费孝通指出的那样，“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乡下人离不了泥土；我们的民族是和泥土分不开的；从土里长出过光荣的历史，自然也会受到土地的束缚。”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正是新生代农民工在乡村社会的生活经历决定了他们的乡土记忆。

作为一个与乡土基层不完全相同的社会，城市社会对于新生代农民工而言无疑是一个全新的场域。在这样一个未曾接触的新场域中，新生代农民工在乡村社会中所形成的价值观念、行为逻辑和处事方式等必然会受到相当强烈的震荡和冲击，从而给他们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压力。在城市新场域中，为了适应城市化的生活和工作节奏，新生代农民工不得不改变原有的思维方式、生活习惯与价值取向，主动或被动地接受城市场域的再社会化，并不断去适应城市社区的交往逻辑、职业方式及生活规则。同时，与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化”转变相同步的，是他们社会联系的转变。众所周知，乡村社会是由血缘和地缘所构成的共同体，而城市社区则更多以业缘作为主要的社会联系，新生代农民工在选择非农产业的同时就意味着他们必须放弃原有的社会联系，进入一种不同以往的社会关系模式之中，这无疑对其社会认同构成了新的挑战。

就目前新生代农民工的现实情况来看，他们由乡村进入城市后的再社会化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乡土记忆和城市体验之间充满了紧张、错位和矛盾。对于他们来说，职业身份的获取是相对容易的，但由于受到种种因素的钳制和影响，城乡经验之间的张力却是难以弥合的，二者之间的转换失调无形中阻滞了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认同的形成，放大了该群体社会认同的脆弱性和模糊性。

（二）话语失衡：强势传媒话语的建构与控制

当前，随着网络社会的崛起和信息社会的到来，以网络技术为载体的传播媒介在人们的生活世界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就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认同问题来说，强势传媒的话语建构和控制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影响和钳制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社会认同生成的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可以说，正是强势传媒在信息流播过程中所占据的主导性影响和地位成为了阻碍他们形成良性社会认同的媒介障碍。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看，话语的表述背后往往蕴藏着权力的运作，而权力总是可以对社会成员产生重要的制约，所以拥有强势话语权的传媒必然会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认同建构带来巨大影响。

不可否认，以网络等传播平台为代表的强势传媒无疑在当前的信息传播过程中居于主导性位置，这对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认同的形成影响甚大。作为目前信息传播的主要载体，强势传媒通过建构并控制传媒话语而对各种社会问题的研究发挥着不可小觑的影响，其对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社会认同困境更是如此。从20世纪80年代出现农民工群体开始，新闻媒介就开始以各种方式和途径参与着对农民工问题的建构，如从新闻维度定义农民工的审视、从传播视角审视农民工群体的特征、在专业架构内研究各种农民工问题，等等。时至今日，新闻媒介对包括新生代农民工在内的农民工群体的建构仍在继续。梳理大部分强势传媒关于新生代农民工的报道及相关研究，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不论是何种方式的报道，新闻媒介总是以“问题群体”的视野去看待和解读新生代农民工群体。这种充斥偏见和歧视的传媒建构一方面必然会影响到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认同，另一方面也会弱化和减地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融合度，从而使这一群体面临着的本已困境重重的社会认同危机雪上加霜。

篇5：试论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化诉求受阻与犯罪研究

试论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化诉求受阻与犯罪研究

论文摘要人口向城市的集中作为城市化的重要标志，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农业人口转变为非农业人口是城市化最突出的反映。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化进程中城市身份诉求受阻、城市定居诉求受阻、权益公平诉求成为诱发新生代农民工犯罪的原因之一，关注和逐步解决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身份诉求、城市定居诉求、权益公平诉求是有效地抑制和预防新生代农民工犯罪的关键所在。

论文关键词城市化诉求受阻新生代农民工犯罪

城市化是当今世界上重要的社会、经济现象之一。尽管国际学术界对城市化的研究已有数十年的历史，但由于不同的学科对城市化的理解不同，在关于城市化各种各样的定义中有一种较为主要的提法是：人口向城市集中的过程即为城市化。在人口向城市集中的过程中，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农业人口转变为非农业人口是城市化最突出的反映。但是，在我国城市化的历史进程中，由于缺少渐进的过程，当大规模的、突发性的农村人口涌向城市时，必然会带来许多意想不到、始料未及的问题。在城市还没有做好应对准备之时，农民工尤其是有着强烈城市化愿望的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化诉求与城市的迎接能力之间的矛盾加剧，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化诉求受阻成为新生代农民工犯罪的主要诱因。

一、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化诉求

向城市迁移的农村人口几乎都不携带户籍，他们的人虽然已经迁移到城市但并不标志着其城市化过程的完成。他们虽然常年居住在城市，在城市工作、生活，但仍然是农民身份而非市民身份。对他们来说，真正成为迁入城市的市民,才是城市化过程的关键所在，也是新生代农民工完成城市化过程的重要标志。我国现阶段新生代农民工总数约在1亿人左右。这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在我国2.3亿(为2.25亿)职工中，已经占将近一半，他们正处于城市化进程中向市民转化的关键阶段。新生代农民工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他们有着强烈的城市化愿望、有着真正融入城市、在城市中追求权益平等的诉求。

(一)城市身份的诉求

全国总工会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课题组《关于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研究报告》中把新生代农民工的界定为：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年龄在16岁以上，在异地以非农就业为主的农业户籍人口。其特点为，户籍在农村但随父母或独自长期生活在城市，对农村和农村的生活既不了解，也不喜欢农村和农村的生活，渴望成为真正的城市人却被城市排斥。据统计，89.4%的新生代农民工基本不会农活，37.9%的新生代农民工没有务工经验。

新生代农民工不仅是在社会经济特征和个人特征方面与第一代农民工有着许多差异的群体，也是最有市民化意愿和亟需市民化的群体。由于新生代农民工从小生活在城市，与农村生活环境相比，他们对城市生活环境更加熟悉、适应。新生代农民工中有69.9%的人倾向于认为“自己是城市中的一员”，“应该得到和城市人同等的社会地位”，新生代农民工中欲“通过打工，争取留在城里生活”占42.4%，“不愿意回乡干农活，想过城里人的日子”的占15.2%。新生代农民工之所以想成为市民的原因主要基于城市收入高、生活水平高、精神文化生活丰富以及为自己的孩子教育考虑等因素。而现实的户籍制度却使他们陷入两难的尴尬境地，置身于城市和农村的边缘，无奈于自己的农村身份和城市对他们的不认同。

(二)在城市购房定居的诉求

第一代农民工在城市打工挣钱是为了再回到农村“盖房子，娶妻子，生孩子”，而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打工的动机和目的已经不再像父辈那样，他们期盼自己及其子女能够从城市的过客成为能够在务工地稳定定居的城市人。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发布的新生代农民工研究报告表明：在新生代农民工中，有55.9%的人准备将来“在打工的城市买房定居”。但现实却是：这种在务工地长期稳定生活的强烈诉求与其所从事行业的收入及经济发达地区的高房价之间的差距日益突出，许多人在城市购房定居的梦想成为泡影。

(三)权益公平的诉求

关于权益公平最直白的解读就是：不论是城里人还是农村人，不论是本地人还是外来的人，只要是本国公民，就应享受同等的权益，承担同等的义务。不言而喻，在城市化进程中，新生代农民工应当享有与城市公民同等的就业、受教育、社会保障等机会。

1.受教育权益的诉求。受教育权,是指公民依法享有的要求国家积极提供均等的受教育条件和机会，通过学习来发展其个性、才智和身心能力，以获得平等的生存和发展机会的基本权利。在以现代技术元素为生产力的背景下，简单的体力型劳动力逐渐被技能型劳动力所替代，只有不断的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进行教育和培训，提高新生代农民的职业技术水平，才能满足需求层次不断提高的现代劳动力市场的需求。

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具有较高文化水平，对就业岗位有着较高的期待，他们有着接受更高教育和更多技能培训的主观诉求。，据全国总工会关于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研究报告调查统计表明：新生代农民工中有69.7%的人表示迫切需要了解专业技能知识，54.7%的人表示需要学习法律知识，47.8%的人表示希望提升文化知识。但现实中，新生代农民工由于受劳动强度大、工作时间长、培训费用高等客观条件的制约，无法使新生代农民工享有均等的受教育机会和条件。

2.劳动权益的诉求。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受教育的程度较高，参与社会活动、了解和获得外界的信息的途径和手段较多，自我保护意识、争取权利的意识、维护权益的意识较强，对获得平等的就业权、劳动权等有着更强烈的诉求。一旦自己的权益得不到保证，不是像老一代农民工那样逆来顺受，而是选择“炒老板的鱿鱼，甚至寻求社会、法律的帮助来维护自身合法的劳动权益。

3.社会保障权益的诉求。在城市化进程中，生活在城市、且渴望成为城市人的新生代农民工，同城市人一样有着对城市社会保障的强烈诉求。以社会保障替代土地保障，是农村人口城市化不可缺少的基本条件。对于新生代农民工而言，基于对城市身份的诉求、城市定居的诉求、在城市稳定工作的诉求的前提下，对社会保障权益的诉求也是城市化的必要诉求之一。他们对城市社会保障的诉求至少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为解决年老、疾病等后顾之忧的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二是为解决失业后暂时生活困难的失业保险;三是为维持基本生存的最低生活保障。

篇6：和城市相比，这样的乡村生活，与自然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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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和城市相比，这样的乡村生活，与自然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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