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民国文献保护刻不容缓-立足河南大学民国文献保护视角，本文共5篇，仅供参考，欢迎大家阅读。
篇1：民国文献保护刻不容缓-立足河南大学民国文献保护视角
民国文献保护刻不容缓-立足河南大学民国文献保护视角
民国文献是不可再生资源,保护好民国文献是图书馆工作人员义不容辞的'责任.本文根据我馆民国文献内容丰富但破损严重等情况,重点从改善民国阅览室藏书环境、增强读者爱护文献意识、及时修复破损图书、加快数字化建设等方面谈谈自已的意见.
作 者：王玉晶 作者单位：河南大学图书馆,河南,开封,475001 刊 名：河南图书馆学刊 英文刊名：THE LIBRARY JOURNAL OF HENAN 年，卷(期)： 29(5) 分类号：G250 关键词：民国文献 功能性保全 文献意识 文献修复 文献数字化建设 奖惩机制落实篇2：档案文献遗产保护的必然性
“有档案就有档案的保护技术。”档案文献保护活动是档案文献出现后的产物，而记录方式和记录载体的出现是档案文献产生的前提。
保护档案文献遗产就是保护其价值，这是由档案文献遗产的历史和现实所决定的。
1.档案文献遗产保护的起源
在自然载体出现之前，为了保存先前实践活动的成果，先民只能靠口耳相传将其一代一代地传递。
即使是自然载体出现以后，人脑仍然是重要的记忆载体。
张衍田在研究先秦典籍记载的古事古制时指出，“不仅是通过典册的记录阅读来的，还有一条重要途径就是通过口耳相传听来的。
这些口耳传闻的重要古事古制，都记录在博物君子的脑子里”。
然而，由于生理上的原因及人的主观性，天长日久，“口耳传闻”可能会在传递中产生流变、失真，丧失准确性。
这时，一旦出现了记录的载体，各种个人的、无形的“传闻”便被“移接”到社会的、有形的载体上，这样，记忆便会留存下来。
先民们期盼着这种记忆方式的出现，并为此付出了艰辛的劳动。
结绳的出现使得人们的记忆方式得以固化，这便是档案文献的萌芽。
“原始萌芽时期的档案有两种，物件记事档案和结绳记事档案。”先民们的这种记事方式的改进不仅推动了图画的产生，而且导致了文字的出现，进而出现了最早的档案文献。
人类早期的书面语言的发展过程大致为：图画一记号一文字。
尽管对于档案文献遗产起源的具体时间目前还无法得出确切的答案，但考古发现，西安市西郊斗门乡花园村发掘的原始社会遗址内原始先民刻写的甲骨文，距今45至5000年。
由此推断，有文字记录的历史至少有4500年。
正是因为记事的需要，先民开始尝试各种不同的载体。
受认识自然、改造自然能力的限制，先民们最早从自然界中寻找答案。
中国先民选择了石头、龟甲、兽骨、贝叶，西方国家采用了棕榈叶、泥版、贝壳等，这些都是取自自然的档案文献载体。
如今，从现存为数不多的自然载体中依然可以追寻古代先民探索档案文献记录方式的.艰辛。
以甲骨文为例，从出土的甲骨档案文献可以看出，一篇完整的甲骨文的制作大体分为取材、锔削、刮磨、钻凿、灼兆、刻辞、书辞、涂辞、刻兆等九道工序，程序非常复杂。
甲骨文字除了偶有用笔书写外，多数是用铜刀或石刀刻在坚硬的龟甲兽骨上，其文字大者径逾半寸，小者细如芝麻。
在考史证史方面，甲骨文的出现使得当年孔子所叹“文献不足“的中国上古史研究别开生面。
它与巴比伦的泥版文书、埃及的纸草等相辉映，成为世界文明宝库中熠熠发光的瑰宝。
正是因为档案文献在人类发展中起着如此重要的作用，它一旦产生，人们便会想方设法地加以保存，作为个人的或者集体的、社会的财产加以继承。
与此同时，还发明了各种技术加以保护，尽量延长其寿命，更好地发挥其作用。
这一切，都是档案文献遗产的价值使然。
2.档案文献遗产保护的根源
根源是指“使事物产生的根本原因”。
促使档案文献遗产保护活动产生的最根本的原因，当属档案文献遗产的价值。
遗憾的是，将档案文献遗产价值作为一个整体进行专门研究的成果并不多见。
目前，关于档案文献遗产价值的探讨，主要集中于档案文献遗产组分价值的探讨，出现了不同的观点，成果相当丰富。
以档案文献遗产的组分之一——档案为例，《中国大百科全书》简明扼要地将其概括为“档案具有凭证价值和情报价值”。
冯惠玲、张辑哲认为档案具有“凭证价值和情报价值”、“现实价值和长远价值”、“第一价值和第二价值”。
浏览半个世纪以来的学术成果不难发现，国内关于档案价值的讨论非常热烈，出现了许多观点，张斌将这些观点总结为“客体价值说”、“主体价值说”和“主客体价值说”三种主要理论观点。
傅荣校则将其归纳为档案价值客体决定论、档案价值主体决定论、劳动价值决定论、档案价值主客体关系论，并阐释了档案的第一价值和第二价值、证据价值和情报价值、现行价值与非现行价值、暂时性价值与永久性价值、潜在价值和直接价值。
凡此种种关于档案价值的研究，尽管并不是针对档案文献遗产价值的专门论述，但有助于认识档案文献遗产的价值。
同理，图书是人类积累、存储和传播知识的重要手段，它具有保存人类精神产品、交流传递知识信息、进行社会教育和丰富人们文化生活等多种社会功能。
文献是重要的信息资源。
它能帮助人们克服时间与空间上的障碍，记录、贮存和传递人类已有的知识与经验，从而推动人类知识的增加和科技的进步。
这些关于图书价值、文献价值的认识，也无不有助于发掘档案文献遗产的价值。
应当看到，这些关于档案文献遗产组分价值的深人研究和系统揭示，为从整体上认识档案文献遗产的价值奠定了基础。
然而，如果只看到档案或者图书、文献的价值而忽视了作为整体的档案文献价值的研究，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显然也是不完备的。
因此，需要从整体上对于档案文献遗产的价值进行梳理。
综合前人的研究成果，笔者试图采用“层析法”对档案文献遗产的价值进行探讨。
层析法是把档案文献遗产的价值当做一个整体性事物，通过层次分析使之组成一个层次分明的价值梯度图的方法。
其基本出发点是，档案文献遗产是抽象和具体的有机结合，它既可以是一个可数名词，也是一个不可数名词，这在客观上形成了其价值构成的不同层面，即整体价值、部分价值和个体价值。
整体价值是将档案文献遗产的价值作为一个整体考察时所具有的宏观价值效应，它是广义价值与狭义价值、相对价值与绝对价值、现实价值与潜在价值、静态价值和动态价值的统一。
其中，广义的价值又包括正价值和负价值。
当档案文献遗产的客体属性和功能能够满足主体需要时，它具有正价值;反之，它给主体带来了危害时，就产生了负价值。
狭义的价值则指正价值。
绝对价值指遗产价值的绝对性，它表现为对现在和未来的“有用性”，这是不容怀疑的。
相对性指它对主体的价值有大有小，对社会的影响有远有近，这是有条件的，可变的，因而是相对的。
现实价值是已经实现了的价值，而潜在价值则会随着社会历史条件及主体认识能力的变化而改变，其价值会逐渐得到体现。
静态价值表现为实物价值和信息价值，而动态价值主要指档案文献遗产在制作、加工、复制等过程中产生的价值附加。
参考文献
[1]郭莉珠，冯乐耘，等.档案保护与复制技术学(上册)，北京：档案出版社，1987
[2]张衍田.“文献”郑玄训释说.文献，1988
[3]丁海滨.档案起源新论，辽宁大学利税文化学院.档案学研究文集. 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
篇3：二十年来我国文献保护学综述研究
二十年来我国文献保护学综述研究
二十年来我国文献保护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以来,研究出现了快速发展的态势,但是,还存在着对研究的重视程度不够,实践问题为研究重点,理论体系不够完善,图书情报领域与档案学领域研究成果的互通不够等问题.
作 者：舒宝淇 作者单位：云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刊 名：云南档案 英文刊名：YUNNAN ARCHIVES 年，卷(期)： “”(12) 分类号：G27 关键词：文献保护 综述 统计分析篇4：论布依族文献古籍的抢救与保护论文
论布依族文献古籍的抢救与保护论文
民族文化的发展，都离不开古籍，民族古籍是民族文化的根。少数民族古籍是各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独具特色的、反映少数民族智慧和文明的结晶，其内容博大精深，其历史源远流长，是各民族的精神财富、精神动力和根脉所在，是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类文明的瑰宝。同时，又是我们文
化软实力建设中可资利用的重要文化资源。我们知道，民族古籍具有珍贵性、稀缺性和不可再生性等特征，保护好各民族古籍，对促进各民族文化传承，联结民族情感，弘扬民族精神，维护民族团结、国家统一及社会稳定都有具有重要的作用和现实意义。贵州省布依族人口有300多万人，民族历史悠久，文化丰富多彩。长期以来，布依族文献古籍主要是以汉字记音（即以音相同的汉字写布依语）和自创的表意方块字（布依族群众称为土俗字）来记载的。由于没有形成统一规范的文字体系，不同地区的布依族文献古籍的书写记载方式各不相同，在音形义上自成体系，只有掌握使用这些文献古籍的布摩先生能够识读。人们对这些文献古籍的价值认识不足，其搜集、整理和保护没有得到普遍的重视，只停留在学术研究的层面。许多保存民间的文献古籍随着时间的推移，流失现象非常严重，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一、目前，布依族文献古籍保护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在第二次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申报中，贵州省荔波县有四本布依族文献古籍列入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布依古文字，得到了国家的认可，成为第二次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申报中新确认的少数民族文字品种。布依族文献古籍再次引起学界的高度重视。依据国家认定古籍的规定，荔波县布依族文献古籍毛笔手抄本均出自19以前的版本。这些文献古籍大致分为经书和傩书，大都掌握在布依族的布摩先生手中。这次确认的布依族文字古籍，均为自创的表意方块字，其造字方法和字形与汉字有相近之处。造字大体也依照“象形、指事、形声、假借、会意、转注”六书造字法，字形大多为“方块字”，可看出受汉文化的明显影响。但在音、形、义等方面又自成系统，与汉字有明显区别。据荔波县文化部门的不完全统计，全县现存民间的布依族文献古籍尚有5千多册，其中傩书3000册左右，经书册左右。
就全省而言，近年来，各级民族工作部门、文化部门在布依族聚居地区都加大了对布依族文古籍的挖掘、搜集和整理。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各有关部门就着手对布依族摩经文献古籍进行抢救和发掘，翻译和整理了一批文献。如韦廉舟、吴启禄、赵煜对贵阳市郊花溪区、乌当区布依族村寨摩经进行发掘和抢救，并整理了一批文献。如韦廉舟、吴启禄、赵煜对贵阳市郊花溪区、乌当区布依族村寨摩经进行发掘和抢救，并将整理翻译出来的花溪区把火寨经书刊载于中华民族文艺研究会贵州分会编印的《民间文学资料》第六十五集。该资料集采用80年代初修订的布依文方案（这套文字方案是50年代国家为布依族创建的拼音文字，与布依族古文字是两回事――作者注）记录当地摩经的读音，每个布依语词下面有汉语直译，最后是汉语意译，没有附有原文，这对于布依族文献古籍的保存和研究来说是一种遗憾。80年代末至90年代中期，黄义仁、黎汝标等学者对黔南、黔西南部分地区布依族摩经和其他文献古籍进行搜集整理，整理翻译后，于出版《布依族古歌》，约70多万字。该书采用布依族文献古籍原文、新创布依文、国际音标和汉语直译四对照的形式，为学术界研究布依族语言及文献古籍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此外，90年代还先后出版了布依族文献古籍《安王和祖王》、《古谢经》，可以说是布依族文献古籍整理翻译的丰硕成果。《安王和祖王》是目前发现的布依族篇幅最长的叙述史诗。《古谢经》是迄今为止能全面反映布依族摩经面貌的布依族文献古籍。该书1993年由贵州省安顺地区民族事务委员会和镇宁布衣族苗族自治县民族事务委员会合编，王芳礼、韦照熙、杨开佐翻译整理，贵州民族出版社出版。由韦兴儒、周国茂、伍文义主编，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布依族摩经文学》，收录了布依族“开天辟地”、“造万物”、“造物与造神”、“十二层天十二层地”、“祖王与安王”、“谢日洪水”、“驱虫记”、“转场”、“开年歌”等各地布依族摩经中典籍文献。，由布依族青年学者黄镇邦和霍冠伦搜集翻译，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布依摩经――母祝文》，是超度母亲亡灵专用的一种摩经经文，编译者采用布依族文献古籍原文、新 布依文、汉语、英语四对照的形式出版，增加了英语对照，可说是一个积极的`开创性的工作。以上专家学者的工作，对布依族文献古籍的发掘和抢救做出了重要的贡献，特别在翻译整理出版中，从对布依族文献古籍原文的忽视到重视，这是一个重要的变化。 然而，据笔者的调查了解，全省在布依族文献古籍的搜集整理、翻译出版上还有大量
的工作要做。全省布依族地区民间均保存有大量的布依族文献古籍，但这些文献古籍的生存状况并不令人乐观。各地均存在以下主要问题。
一是口传古籍流失严重。据日本清泉女子大学博士余志清、贵阳学院教授周国茂、贵州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罗剑等专家学者在黔西布依族村寨的调查，除搜集到大量的布依族摩经文献古籍外，还发现了大量的口传古籍古歌，布依语称“弯”。据当地布依族布摩和歌手介绍，此类古歌多达630部。这些古歌在丧葬仪式上由布摩和丧家亲戚请来的歌师演唱，流行于黔西、织金、大方等县的布依族中，通常用汉语翻译为“孝歌”。这类古歌除了有表达生者对死者的哀悼的内容之外，还广泛涉及万物起源、古代生产生活、哲学、伦理、宗教、习俗、爱情婚姻等内容，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孝歌。由于是仪式上演唱的古歌，可称之为仪式古歌，属于摩文化范畴，对研究布依族历史文化具有重要价值。但现在能全部演唱这些古歌的人并不多了，而且多为老年人。这些人都是民族文化的“活图书馆”，一旦他们过世，布依族古歌就将面临失传的危险。
二是布依族文献古籍原件的流失严重。布衣族地区普遍存在文献古籍底数不清，古籍老化、破损严重的现象。由于布依族文献古籍大多散存于民间，这部分文献古籍，由于保管不善（或无保管意识）、长期使用破损以及其他诸多原因，其流失之快，实在令人担忧。例如在黔西县五里布依族苗族乡中心村的调查中，专家发现原先老一辈用毛笔撰写的那套摩经文献已经流失了。而十多年前的调查中，专家曾赞叹那文献古籍上的字，工整漂亮，就如印刷的一样。因为，清代中心村罗氏家族曾出了两个文化人，其书法诗词在当地都
很有名，回乡后在村寨里兴办学堂和私塾。那套摩经文献就是其中一人抄写的。现在，虽说罗氏家族中还保留有习写书法的传统，但重新抄写的摩经文献，功底还是比不上原先那套。而问及原先那套摩经文献时，被访者一会说在那个手里，一会说在这个手里，最终笔者还是没有能够见到。而在其他村寨的调查中，笔者看到的却大多是钢笔的手抄本了。
三是精通布依族文献古籍的人越来越少。由于布依族文献古籍大多由民间知识分子、布摩先生、民间艺人等所掌握使用，精通古籍者本身为数不多。随着岁月的流逝，现在精通这些文献古籍的人更是越来越少了。当前，我们每失去一名布摩先生、民间艺人，就是一次民族文化的大流失，用恩格斯的话说，就是在地球上消逝一座民族文化“图书馆”。
二、对布依族文献古籍抢救和保护工作的几点建议
采取抢救性保护措施，切实加大对布依族文献古籍的保护力度。按照“救书、救人、救学科”的精神，进一步提高对布依族文献古籍重要性的认识。加强征集抢救力度，按照“保护为主，抢救第一，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方针，加强布依族文献古籍全方位的抢救和保护工作，推进布依族地区民族文化的繁荣发展。
首先，要做好布依族文献古籍的抢救、普查、登记、整理、翻译工作。要在原有工作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大力度，继续组织进行广泛的调查、摸底、清点、编目、整理、翻译工作，全面了解和掌握各地少数民族古籍的存量、分布和流传情况，进而实现文献古籍的分级保护。
其次，由于布依族文献古籍主要散存在民间知识分子、布摩先生、民间传承人手中，其保管条件差、损毁流失严重，必须深入到民间基层，广泛和大量征集抢救这些文献古籍的原件。并将征集到的文献古籍原件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等馆藏机构进行有效保管，还要充分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建立布依族文献古籍数据库，要组织人力尽快搜集、整理他们的口传音像资料，建立口传音像资料库，切实推进民间口传古籍的保护和利用。这样才能做到有效的保护、利用和开发。
第三，由于工作面广量大，政府主导，必须把解决机构、编制、经费等问题纳入政府的社会发展规划，从体制上解决布依族文献古籍抢救工作中所需的人力、物力、财力问题。充分发挥民宗、文化、档案以及各民族学会的工作职能，做到统一协调，科学管理，坚持依法保护和科学保护的原则，正确处理好文献古籍抢救保护与开发利用的关系。建立完善的保护制度，随着经济资源开发项目在布依族地区的布局和对外开放力度的加大，民族文献古籍保护、抢救、搜集工作的紧迫性日益凸现，因此，必须逐步建立和完善的文献古籍保护制度，把运用现代化的保护手段和科学的管理方法纳入到制度建设中来，使文献古籍工作制度化、科学化，将文献古籍保护工作逐步纳入规范化、标准化轨道。
第四，在有效保护好布依族民间知识分子、布摩先生、民间传承人的同时，还要有意识地培养口传古籍继承人。民间口传古籍传承人是民族民间文化的活宝库、活化石，是活着的历史，对于民族学、历史学、语言学等学科研究具有很大的历史和现实价值，是一笔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一方面，要组织一定的人力尽快搜集、整理布依族民间艺人的口传资料，建立和完善布依族口传古籍音像资料库，整理出版一批布依族口传古籍声像出版物。另一方面，对那些因条件限制而不能及时全部记录整理，长期在民间传诵的口传古籍，要有意识地培育口传古籍的继承人，扶持口传古籍之家，让具有悠久历史的口传古籍能世代流传下去，切实推进民间口传古籍的保护工作。布依族文献古籍的抢救和保护，关键同样在于人才。加强布依族文献古籍专业人才培养，是抢救和保护好布依族文献古籍的重要举措。要以提高布依族文献古籍人员业务水平为重点，把短期培训、学历教育和高级人才培养结合起来，培养一支得力的专业人才队伍。
篇5：试论西部大开发中古籍地方文献的保护与利用
试论西部大开发中古籍地方文献的保护与利用
保护人类文化遗产是文献管理部门尤其是图书馆的重要职能之一,也是文献资源开发利用的一个重要任务。在我国几千年的发展史上,西部地区曾有过兴盛辉煌的一页,并遗留下了大量的文化遗产,这些遗产是中华民族灿烂文化与历史的象征,是国之瑰宝。西部古籍地方文献是这块瑰宝中的一朵奇葩。它记载了祖国西部地区几千年来政治、经济、历史、文化、教育的发展状况,是一种宝贵的地情信息资源,对研究和促进西部地区的文化建设和发展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尤其是在实施西部大开发的新形势下,如何更好地保护这些古籍地方文献,同时深入地挖掘它们的研究价值及经济价值,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大课题。
一、保护和利用古籍地方文献对西部大开发具有重要意义
保护的目的是为了利用,地方文献的特殊性决定了它具有一般文献无法替代的文献价值和社会作用。
1 西部古籍地方文献十分丰富。西部地区资源丰富、地域辽阔、民族众多,古籍地方文献内容丰富,文种多样,其中有许多珍贵的古籍地方文献,如藏族古籍,在西藏自治区各大寺院及档案部门存有4 6万多函,其中有德格版《甘珠尔》、《丹珠尔》等2900余函珍贵木刻本古籍。甘肃拉卜楞寺藏经楼收藏了6 5万余部经卷、典籍、图书资料等稀有珍品。甘肃各馆收藏古籍善本1213种,6万余册,其中敦煌文献、汉简资料全国少有。陕西收藏的明版《襄阳郡志》、《三原县志》,属全国孤本,仅陕西师大收藏的地方志古籍书就有1400余部。内蒙古收藏有蒙文古籍,如《成吉思汗传》、《蒙古世系谱》,宋代《妙法莲花经》、《绥远通志稿》等地方历史文献。四川省图书馆收藏古籍60多万册,其中珍善本书4282种,4778部。可见西部地区古籍地方文献之丰富。
2 古籍地方文献的意义和作用。古籍作为特殊的文献,不仅其内容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而且其形式也反映了我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状况。随着时间的推移、历史的荡涤,许多地方文献已成为孤本、绝本,这势必就造成藏与用的矛盾。将古籍地方文献数字化,是解决古籍文献保存和利用矛盾的有效手段。建立古籍地方文献数据库的过程,也是一个地方文献的再整理和资源收藏的再覆盖过程,有利于发挥地方文献为当地社会和经济发展服务的作用,也有利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向世界传播,从而促进了古籍地方文献的价值提升。因此,如何有效地保护这些古籍地方文献,让绵延数千年的地方文献为更多人所利用,已成为当务之急。
二、古籍地方文献的保护技术
1 原件保护技术。古籍地方文献多为纸质文献,除易因虫蛀霉烂而损坏外,纸中纤维还会受光、热、有害气体的作用造成纸张发黄变脆,强度下降,最终导致风化。如何永久保存好这些宝贵的文献资料是赋于文献、档案、图书馆的神圣职责。
(1)脆弱纸张丝网加固技术。此法简便实用省工省纸,特别适用于两面文字的脆弱纸张。
(2)纸张防虫防霉。纸张的虫蛀霉烂给古籍地方文献的保护带来了不利因素,势必造成不少需要永久或长期保存的珍本、善本遭损害,数目减少,这是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我国古代就十分重视书籍、字画等纸质文献的防霉防蛀。近年来,文献保护专家又研究出许多现代杀虫技术,开发研制了多种防霉防虫药品,并已在许多博物馆、档案馆和图书馆等单位应用,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3)脱酸技术。纸中含酸影响纸张寿命。脱酸是用碱来中和纸张内部的酸,为重新保护纸张今后不受酸的腐蚀,采用把适度的碱留在纸中的处理方法。
(4)字迹保护。这种方法可使字迹显示接近原来的清晰度,并延长古籍的有效使用期。
(5)派拉伦真空涂膜法。此法使纸张的强度大大增加,提高了耐酸、耐碱、耐蛀、耐霉变、耐朽烂、耐水浸能力,是迄今任何其它保护工艺所不及的,特别是将自毁的珍贵纸质文献,进行整体加固效果更为突出,经该技术处理过的古籍,文字不受任何影响,几乎可以保持原貌。这项技术足以使古籍地方文献遗产免遭损坏。但该技术工艺复杂,材料成本高,大规模推广受制于经济条件。
2 新技术在古籍地方文献保护方面的.应用。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使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巨大的变革。文献保护也由最初为保护而保护,发展到为利用而保护,今天已经跃升为保存与利用并轨进行。利用现代再生技术手段将珍善本古籍地方文献进行复制,以减少对原件使用的压力,从而间接保护古籍地方文献。将文献内容从原始载体上抽出来,再移植到新的载体上,文献内容在得到保护的同时,也使同一文献的内容在多种载体上再生,使同一文献可同时为多人使用。
(1)古籍缩微技术。缩微技术,为扩大利用而保存提供了技术上的保证。缩微摄影技术是利用光学成像原理,把图书、情报、档案等文献资料缩小记录在感光材料上,经过冲洗后可借助于放大设备阅读的一门技术。选用高反差胶片或超微粒缩微材料,可使缩微复制达到去除原件污渍、斑点、发黄变暗、字迹褪色的目的,使冲洗后的胶片只有清晰字迹,而无其它损坏的痕迹。
(2)古籍数字化技术。随着数字化技术的发展与互联网的广泛使用,缩微已不再是最理想的保护手段,而随之而来的数字图像技术已为今天古籍地方文献提供了理想的保护手段。珍本、善本古籍地方文献实现全文数字化,也是古籍保护的一种方法。目前古籍地方文献全文数据库的录入方式有两种:一是“全文版”形式,此种方法便于检索,但有失原貌,无校勘价值. 二是“图像板”形式,由于它具有保持其原有文献形式的特点,从文献保护这一角度来讲,是最理想的选择。而且随着扫描器的发展,通过扫描可以使其转存到光盘等数字介质上,使古籍地方文献能得到更加广泛的利用。
由于古籍文献的各种保护手段均有独特的优点,各种文献载体也有不同的特殊要求,因此,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各种文献的保护方法将同时存在,保护与利用将并行发展。
三、充分利用西部古籍地方文献为西部大开发服务
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不仅能够促进西部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同时也让古籍地方文献能够“物尽其用”,使之为西部地区的繁荣做出贡献。
1 开发利用西部古籍地方文献,能为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规划的制定提供历史借鉴和决策依据。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地方各级政府和有关经济部门在经济发展规划的决策过程中,为了避免失误,必须要对当地的省情、市情、县情进行全面的调查研究,特别要注意掌握经济发展过程、产业和资源配置状况以及水文气象、地理交通、物产资源等方面的准确资料,使决策更加科学化。而现实的经济、科技、文化、自然状况等,都具有自身发展的历史延续性,只有详细了解和占有各方面的历史资料,掌握发展变化的规律,才能对现实状况作出合理的分析解释,才能事实求是地对当地的经济发展作出预测和规划。古籍地方文献,特别是地方志中,对于各地的人口、物产、矿藏、水利、自然灾害、文化生活和风俗习惯等等,都有详细记载,内容十分广博,开发和利用好这些资源,对政府和经济部门的宏观决策,显然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如甘肃省政府在制定经济发展规划时,结合本省实际,充分利用古籍地方文献,开拓创新,制定出适应甘肃地方经济发展的新思路,即建设河西商品粮基地,种草、种树、发展畜牧、调整农村产业结构,促进草、畜、粮和农、林、牧各业协调发展的农村改革规划。
2 开发利用古籍地方文献可以直接服务于地方经济建设。西部古籍地方文献记载了西部众多的特产资源。瓜果菜食用菌类如新疆的哈密瓜和无核葡萄;甘肃的白兰瓜、黑瓜子、临泽小枣、兰州百合、陇南木耳;宁夏银川稻米等。皮毛畜产类如新疆细毛羊、羊绒、伊犁马;陕西大尾羊、秦川牛、关中驴;甘肃河曲马、山丹马;宁夏滩羊皮等。药材类如四川及西南地区的珍贵药材虫草、天麻、川贝母、黄连、麝香、鹿茸、蛇胆等皆为世之珍品;宁夏的枸杞;青海的冬虫夏草;新疆的雪莲、贝母、罗布麻、阿魏等。仅甘肃的中药资源就有当归、红花、天麻等950余种,甘肃省图书馆发掘馆藏方志文献中有关资料编制出甘肃中部地区、河西地区、陇南地区特产资源资料汇编三种,共计74万余字。这些地方土特产经过长时间的流通,逐渐成为人们所熟悉的地方名牌,在市场经济中产生了名牌效应,成为西北独有的资源优势。因此,西部古籍地方文献无疑是为其发掘提供丰富多彩经济信息的传播载体。
3 开发利用古籍地方文献,挖掘地方资料,发挥地方经济优势,推动地方经济建设。古籍地方文献记载了历史名人、山水风光、文物古迹等自然、人文景观,这既是可贵的文化遗产,也是可供开发的经济资源。如甘肃敦煌莫高窟、天水麦积山、平凉崆峒山、嘉峪关;宁夏的西夏王陵、沙湖;青海的塔尔寺、青海湖;陕西的秦始皇兵马俑、碑林、华山;新疆的天池等,都已成为当地重要的旅游资源,极大地提高了西北地区的知名度。比如古丝绸之路的枢纽敦煌,曾经工商云集“华戎所交一大都会”,中国的丝绸、瓷器、茶叶和西域的马、玉器、珠宝、香料、葡萄等或在这里交易,或通过玉门关、阳关大道流向东西方,千百年来无止无息。而今敦煌建立了自己的工业体系、公路、铁路、航空交通网络,充分利用历史名城、莫高窟等名胜古迹的旅游资源,吸引大批国内外游客学者前来观光、旅游、投资经商和学术研究,促进了当地的经济繁荣,同时也促进了人们对西部的了解。
〔出处〕 甘肃省经济管理干部学报 20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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