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下面小编给大家整理的林语堂文学观念的转换及文学作品的特色（共9篇），希望大家喜欢!
篇1：林语堂文学观念的转换及文学作品的特色
虽然，林语堂已走了多年，但人们仍在研读其文章，谈论其极具传奇色彩的一生。
受中西文化的双重影响，林语堂甘愿充当文化使者，为中西文化交流添上了浓墨卷染的一笔。
他在中国文坛辛勤耕耘近半个世纪，给中国文化留下了丰硕的遗产，终其一生，他共写下了近50部翻译及中英作品，为后人提供了良好的学习与借鉴范本。
天赋加饱学使其文笔不凡，为中西文化融合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一、林语堂文学观念之转换
林语堂青年时期在美国留学，在当时，对我国现代文学影响最深的是白璧德。
我国现代文坛许多学者都是他的授业弟子，如梁实秋、梅光迪等人。
虽然林语堂对白氏的学识与为人十分尊敬，但对其所提出的新人文主义思想却始终秉持怀疑态度。
白璧德主张恢复古典文化，认为世界应有秩序，不能任凭张扬、自由，这同林语堂的自由、洒脱的思想相对立。
为此，在考察了白璧德和“浪漫派”斯宾加恩之论战后，他选择站在后者一边。
斯宾加恩极其推崇克罗齐的“艺术即直觉、即表现”理论，这同林语堂反对中国传统文体观念及章法的理念不谋而合。
但当时，“表现主义”仅仅是使其心中潜藏的隐而不现的意识，还未起到支配作用。
这一时期，林语堂利用满腔热情加入了以鲁迅为中心的“语丝派”，写下了大量“浮躁、凌厉”的文章，并成为了“语丝派”中的“急先锋”。
在文学理念表述方面，也表现出了激进，甚至不无偏激之态。
但随着他投身教育与改造国民性的理想破灭以及通向政坛之门彻底堵塞，他的传统“思路”被彻底毁灭，经过深刻反省之后，他试图从“寂寞孤游”中“重新定位宇宙和人生”，于是，决意脱离政治，做一位纯粹的学者，此时，他回忆到了哈佛之文学理想，从此阪依克罗齐门下，进入了自由之城。
二、林语堂文学作品之特色
林语堂深谙中西方文化，他不仅善于对中西文化之间的关系进行横向观望，从差异中寻出相通之处，从同一根源中洞悉差异之点，还不忘纵观二者之历史，试图将二者互为补充，则将达到一种动态平衡，实现了对立与统一。
中西融合思想是林语堂文学作品的主要特色。
首先，中庸之道。
其成名作《吾国吾民》中全面地向西方介绍了我国，尤其是视角独特的评论与幽默风趣的文笔，不论对国人还是西方人，都十分鲜活、别开生面。
文中提到国人之错误是太讲人情，讲人情旨在为人类的天性留余地，而西人做事讲情理，放任自然。
林语堂认为：国人具有自身独特的处事方法，讲求人情世故，西人做事不讲情理，讲求事理，此早就中西文化之差异。
他深处两种文化中，又能较为清晰地分析二者，对于中国文化的进步具有一定的意义。
若了解中庸之道的使用，就能更好地了解三十年来中国的全盘政治，能够猜测所有政治宣言内幕，而不必受“文字火焰之威吓”。
“文字火焰”这一词着实使人眼前一亮，他的'作品针砭时弊，却不流于贫嘴，讥讽权贵，却不失刻薄，幽默风趣正是大师魅力所在。
其次，人生哲学。
在林语堂看来，人生之真谛不在于追求创造与打拼，而在于懂得享受生活;不在于寻求完美的人生，而在于明白人生之乐趣所在;不在于追求物质利益，而在于建设精神文明。
他的人生感悟折射着东西双重价值观念，若无人生，也无文化，将东西文化置于人生之天平上称称，才能获得标准。
其实，东西文化均有可取之处，西方文化追求快乐、活泼、精神，东方文化讲究若虚、温文尔雅，若将二者之精华融合，将使其成为一种普遍而可行的人生哲学。
再次，女性意识。
《京华烟云》作品之成功，奠定了他的文坛地位，并以此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有关其脚踏两种文化，最佳例证恰好体现在其对于女性的看法方面，在他眼中，女子地位不仅不比男子低，甚至较男人更高一筹，不仅摒弃了中国世俗对女性生育工具之定位，还充分肯定了女子的价值，关注女子独特的闪光点，若无女子，则无礼俗、宗教、传统和社会。
在《京华烟云》中，他对主人公姚木兰的性格、生活及人生态度之入木刻画，看得出他对女性看法深受中西文化影响，并在二者折中处需求了最佳点。
姚木兰身兼美貌与智慧，体内渗透了中西方两种文化，木兰外表之装扮，出嫁之时的排场、姿态，对于传统洗衣做饭之热衷，彰显了传统妇女之韵味，但她又十分特别，受过西方教育，所读之书甚多，拥有高文化，心中也澎湃着强烈的自由恋爱、自主婚姻的热情，对于传统礼教存在叛逆，可以妥善解决婆媳关系、丈夫出轨等问题，中西文化的结合使其更独特、更惹人爱。
木兰正是他心中之理想女子，体现了他对女性的所有认识与想法。
三、结束语
林语堂文学作品意义深厚、广大而又持久，他指引着这个年代的人们，步入新世纪，在多元化文化并存的背景下，在各种文化激烈斗争的发展趋势下，指出了如何更好地保持民族文化的优势，并在全球化背景下积极应对西方文化的冲击，实现包容并兼。
中西融合思想成为他文学作品的主要特色，也为我国多元文化观念的确立提供了极具价值的参考。
参考文献：
[1] 林语堂.林语堂集谈中西文化[M].广州：花城出版社，.
[2] 周其祥.从跨文化角度看林语堂中西文化观的特点[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02)：112-116.
篇2：林语堂文学观念的转换及文学作品的特色
摘 要：在30年代初期，林语堂文化观念产生了一次重要的转换，并由前期注重文学功利性与战斗性，转变为了崇奉闲适、幽致与性灵。
受中西文化的共同影响，林语堂强调中西文化的融合，并由此形成了其文学作品之特色。
篇3：刑事法律观念的转换
刑事法律观念的转换
刑事法律观念是一种高层次的刑法意识，它是人们对于刑法的思想认识、心理态度和价值取向等观念态文化的总和。刑法观直接影响着国家的刑事立法、刑事司法和民众的刑事法律意识。因而，确立正确的刑法观是建立具有中国社会主义特色刑法的思想和理论基础，是中国刑法走向现代化的必然选择。确定正确的刑法观首先要具备批判的精神和创新的意识。即着力批判“阶级斗争为纲”和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刑法工具主义，彻底破除中国封建社会延续的刑法万能主义和重刑主义的观念一（一）批判刑法工具主义，树立人权保障观
刑法被认为是最集中地体现统治阶级意志的法律。因而，刑法的政治属性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计划经济时期突出地显现出来。刑法的政治功能被放在第一位，刑法的打击锋芒被界定为主要针对反革命罪；刑法中不具有政治职能性质的条款也要为其政治职能服务。（注：苏惠渔等：《刑法价值观念的一次维新》，《法学》第2期。）对于刑法这种近于直观的认识，不仅在事实上导致人们直接把刑法用作维护阶级统治的工具，而且导致人们在观念上把刑法看成是以统治阶级意志为转移的可以随心所欲地使用的工具，这个工具就是人们印象中的“刀把子”。刑法就是执行阶级专政职能、镇压阶级敌人反抗，惩罚严重刑事犯罪分子的工具。
其实，刑法并不仅是实现国家政治目的的工具，甚至主要不是实现国家政治目的的工具。现代刑法理念和原则的产生是基于人权保障、实现社会正义而产生的。现代刑法的灵魂――罪行法定原则就是基于公民防范司法擅断，制约国家刑罚权，保护个人自由，实现社会正义而提出的。这一原则确定的理论基础即自由、平等、博爱、人权的思想和观念，在我国由于长期以来受社会本位的整体主义的束缚，受政治刑法观和刑法工具主义的影响和制约，个人权利强调得不够，（注：梁根林：《二十世纪的中国刑法学》，《中外法学》19第3期。）使得刑法的立意被长期定位于消灭犯罪的理想之上。其结果，导致了长期以来我国刑法以消灭犯罪为目的，而不惜花费成本，甚至以牺牲对公民应有权利的保障作为代价。（注：苏惠渔等：《刑法价值观念的一次维新》，《法学》年第2期。）社会主义市场体系的确立，现代刑法观念的启蒙与觉醒，与国家、集体相对应的社会个体利益得到了法律的充分承认和保障。我国刑法也应当破除片面强调刑法为政治统治服务的刑法工具主义观念，树立“以人为本”的人本主义观念和刑法本身就是社会正义的象征的目的主义观念，确立国家刑罚权自我制约意识，确立犯罪人既是刑法规制的对象，又是刑法保护的应当给予理性尊重的法秩序主体的意识。马克思说过：“法典是公民自由的圣经”。按照李斯特所说：刑法不仅是“善良公民的大宪章”，而且也应该是“犯罪人的大宪章”。刑法在保障国家行使刑罚权以惩罚犯罪，维护秩序的同时，又必须要充分保障犯罪人个人的合法权利。在国际社会普遍强调人权，人权意识凸现的今天，刑法的人权保障机能应受到特别的关注和重视。人权保障是刑法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之一。（注：张文、何慧新：《中国刑法学20世纪的回顾、反思与展望》，《当代法学》1999年第1期。）因此，我们应当在批判和废弃刑法工具主义、刑法政治观的同时，高扬刑法人权保障的旗帜，并以人权保障为底线构筑现代中国刑法学，为中国刑法学走向现代化的道路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指明前进方向。
（二）破除刑法万能主义，树立刑法谦抑观
中国古代礼“禁于将然之前”，刑则“禁于已然之后”的礼――法（刑）两级规范体系导致刑不仅成为一切违法行为的制裁手段，而且成为所有违于礼义的行为的制裁手段，所有出礼入法的行为都是应予严刑惩治的犯罪。这种礼――法（刑）配置关系是造成中国古代社会刑法泛化、刑法万能主义观念盛行的重要原因。新中国的建立实现了与旧法统和封建专制的刑法制度的决裂，但刑法泛化和刑法万能主义的观念影响却根深蒂固，至今未能消除，特别是表现在立法上对一些无序、失范该由民法、经济法和行政法调控的行为予以犯罪化，纳入刑罚圈的现象，使刑罚权的范围无限扩张，表现在社会大众心理上，强化了全社会对刑罚预防和控制犯罪的效果的作用期待，重刑主义思想抬头。（注：梁根林：《二十世纪的中国刑法学》，《中外法学》1999年第3期。）
其实，如耶林所指出的“刑罚为两刃之剑，用之不得其当，则国家与个人两受其害。”刑法应当是抗制不法行为的最后一道防线，能够用其他法律手段调整的违法行为尽量不用刑法手段调整，能够用较轻的刑法手段调整的犯罪行为尽量不用较重的刑法手段调整。（注：储槐植：《罚刑矛盾与刑法改革》，《中国法学》1994年第5期。）这就是刑法的谦抑性思想。显然，刑法谦抑性观念，是与刑法万能主义相悖的，它应当成为我们批判刑法万能观念的武器，并应当成为中国刑法现代化的创新理论之一。同时，我们也要在对“严打斗争”重新审视时对刑罚的不可避免性和刑法的普遍约束力予以关注和重视。意大利著名刑法学家菲利说过：“刑罚从其结果的不可避免性中产生全部威力。”列宁也曾指出：“有人早就说过，惩罚的警戒作用决不是惩罚的严厉与否，而是看有没有人漏网。重要的不是严惩罪行，而是使所有一切罪案都真相大白。”犯罪心理学的研究结论也证明绝大多数犯罪人都存有侥幸逃避制裁的心理，无论刑罚多么严厉，犯罪人认为自己有逃脱刑罚制裁的可能时，再严厉的刑罚也毫无阻止犯罪发生的作用。刑法运用的实践也进一步证明，自1979年刑法典制定后，为严厉打击犯罪先后修改和制定的20余部法规都是愈来愈严厉，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扼制犯罪过快增加的作用，但它却不能从根本上制止犯罪的增加，甚至对阻止犯罪过快增加所起的延缓作用也极为有限。为此，在树立刑法的谦抑性时，更应重视刑罚的不可避免性和刑法普遍约束力，适当降低刑罚的严厉性，而扩大刑法约束的范围，即有限度地扩大对某些行为的刑法约束；一是将有些行为纳入刑法调整，如危害环境，某些恶意的经济行为等；二是将有些行为降低处罚要求，如贪污、受贿等犯罪，降低其构成的起点数额，防止培养犯罪分子的胃口和能捞一把是一把的侥幸的心理，使某些腐败分子望而却步。随着社会的发展，刑法的普遍约束力将日益加强，这是现代刑法的新理念。
（三）破除重刑主义，树立社会防卫观
中国历史上早就提出过“治乱世用重典”的刑法思想，在重刑主义思想影响下，为了达到令民畏服的目的，中国历代封建刑律莫不采行严厉的生命刑和身体刑，不仅法定死刑和肉刑名目繁多，而且盛行法外用刑；不仅发明了残酷的刑罚执行方法，而且普遍建立连坐族诛制度。但是，中国封建社会刑法发展史证明，重刑主义从没有导致社会的长治久安，反而是用法愈重则国愈乱，刑愈滥而国愈穷。现实也证明，严打的惯性造成严打的敌对情绪，罚不当其罪导致对社会的逆反，进而报复社会，故意制造案件，暴力犯罪大多数是重新犯罪的累犯惯犯所为。（注：陈兴良：《刑法谦抑的价值蕴含》，《现代法学》第3期。）新中国刑法本身已对重刑主义进行了必要的清算，但由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刑事犯罪态势的趋恶，加之对犯罪规律缺乏深入研究和历史考察，“治乱世用重典”的重刑主义思想又重新抬头，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最近十多年来的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
面对犯罪持续上升的现状，面对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刑法
学，应当摆脱重刑主义思想的羁绊，确立刑罚相对性观念，树立社会防卫的观念。我国现行的与犯罪作斗争的模式基本上是国家本位的以国家权力的运作为中心的犯罪控制模式。虽然，我国早在十多年前就提出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战略构思，要求动员全社会的力量治理犯罪，但从本质上讲，我国现行的与犯罪作斗争仍然是国家动员社会力量，还是围绕国家权力的运作进行的，还是人治的方式。因为综合治理提出是在计划经济时期，人治的惯性巨大的形势下提出的，所以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育成熟，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二元格局的社会结构的形成，国家应当将一部分与犯罪作斗争的权力从国家刑罚中分割出来还给社会，使刑法运行模式由“国家本位”向“国家、社会双本位”过渡（注：杨春洗：《刑事政策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57页、第433页。）。运用国家权力和动用社会力量消除犯罪的社会的致罪因素。依据社会防卫思想，需要中国刑法学对现行的刑事政策和刑罚制度进行彻底的反省和质疑，荡涤其报复主义、惩罚主义和重刑主义的成分，赋予其理性主义、人道主义和科学主义的内核，在坚持罪刑法定和罪责刑均衡的基础上，以促进犯罪人重新社会化，复归社会从而预防犯罪为刑事政策和刑罚制度的基础价值。（注：储槐植：《市场经济与刑法》，《中外法学》1993年第3期。）
二
随着刑法典的实施，刑事法律观念的转换与变更已经成为不争之实。刑法理念的嬗变与递进，这是中国刑法学进一步发展和繁荣的资源，从长远看，影响力将日益发挥作用。但从现实看，影响及幅射能力甚小，特别对实践难以形成直接的影响力，主要是有三个方面的矛盾没有解决，即理念刑法与规范刑法的关系，刑事政策与刑法的关系，刑事法制与刑法的关系。为转换刑法观念，当前必须要解决好这三个方面的矛盾，处理好三个关系。
（一）要处理好理念刑法与规范刑法的关系
刑法作为国家的基本法之一与国家共同诞生，有国家即有刑法，按照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观，划分为奴隶制刑法、封建制刑法、资本主义刑法和社会主义刑法。刑法是作为社会规范形式存在的，但作为指导刑法的理念，即刑法思想，刑法精神，刑法观念，刑法原则都先于或无需法律的形式而存在相对的法律发展阶段中。（注：储槐植：《刑事政策：犯罪学的重点研究对象和司法实践的基本指导思想》，《刑事法学》第4期。）如维护奴隶主利益，赤裸裸体现不平等、残酷的刑罚及滥施刑罚的刑法理念在奴隶制刑法没有成文之前就已经蕴育成熟。资产阶级的刑法理念也同样早于资产阶级刑法而出现，并影响着其刑事立法。如现代刑法的三大原则：罪行法定、适用刑法人人平等、罪刑相适应都是由于启蒙思想家和法学家的倡导而在后来的刑法典中确立的。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在刑法发展历史上按刑法的形式与内容相统一原则划分有两种类型的刑法，即理念刑法与规范刑法，有的称理论刑法、刑法哲学。理念刑法是刑法实质内容的表现，规范刑法是刑法形式的外在表现；理念刑法决定规范刑法，指导规范刑法，规范刑法表现和实现理念刑法；理念刑法先于规范刑法而产生，并决定着规范刑法的产生。理念刑法是规范刑法之源、之本，规范刑法是理念刑法具体表象。但由于长期以来偏重对规范刑法的注释研究，而忽略了理念刑法的研究，而使理念刑法的研究落伍，不能适应刑法现代化的需要。理念刑法研究的落后，最大影响是刑法的移植和改良缺少深厚的理论根基和本土资源的'支撑，使得移植和改良的规范刑法缺少长绿之源。考察中国近现代刑法发展的历史，不论是清末、民国刑法，还是新中国1979年刑法和现行刑法都是移植与嫁接的改良品种，而这种移植与嫁接并没有良好的土壤条件，缺乏法治基础和法文化的底蕴。罪行法定原则被我们移植过来后，却由于缺少法治的传统、民主思想、权利观念、人权思想而在规范刑法中孤芳自赏，难以达到理想的彼岸；而在刑事司法中由于重刑主义、人治思想的幽灵还徘徊着，难以贯穿于始终，甚而被人治搁浅。为使中国刑法走向现代化，转变刑法观念，首先就应处理好理念刑法与规范刑法的关系，加强理念刑法研究，宣扬现代刑法理念，在民众中形成现代刑法的共识，方能使中国刑法步入现代化的行列。可喜的是，近年来有的学者对理念刑法作了有益的探讨，并出版了一系列的理念刑法的著作。但是这些阳春白雪的高雅上乘之作，往往只是在刑法学理论殿堂束之高阁，或仅为学者引证之用，由于其理论的深奥而和者盖寡。现实的需求既需要阳春白雪，更需要下里巴人。刑法理论者的任务应为刑法观念的普及而呐喊，使之成为民众的自觉行动。唯如此，现代刑法的观念才能深入人心。
（二）要处理好刑事政策与刑法的关系
本世纪，刑法界形成了一项共识――刑法刑事政策化，刑事政策成为刑法的灵魂。但我国刑法学界和犯罪学界对刑事政策研究取得具有创新价值的高水平的成果实在太少，使得刑法缺少强有力的理论支撑，在控制犯罪中缺少力度。如近年来，国际上的刑事政策有朝向“两极化”发展的趋势，也就是所谓“两极化的刑事政策”。所谓两极就是严格的刑事政策(hard criminal policy)与缓和的刑事政策(soft criminalpolicy)。简言之，对于危害社会的重大犯罪或高危险的犯罪人，采取严格的刑事政策，使其罪当其罚，罚当其罪，以有效压制犯罪，维持法秩序；另一方面对于轻微犯罪及有改善可能性的犯罪人，则采取缓和的刑事政策，以抑制刑罚权的发动为出发点，透过不同阶段的转向，(diversion)（刑前转向、刑中转向、刑后转向）（我国有的学者称“转处”）采取各项缓和的处遇（如缓刑、社会内处遇等）措施，以替代传统刑罚，而达成促使回归社会并防止再犯的积极目的。这一政策，一方面可大量减轻刑事司法机关及矫正机构的负荷，使相关资源得以更有效的利用，更能集中资源对付重大犯罪；另一方面可使重刑犯及高危害罪犯能得到更适当的刑罚处罚及处遇；轻刑犯则减少入监服刑的机会，改以拘禁以外的其他处遇方式，不但能减少短期自由刑之流弊，反而可以对社会有更积极的贡献，并可促使犯罪被害人及早获偿，可以说是对政府、被告、被害人及社会整体均是有利的政策方向。（注：李海东：《刑法原理入门》，法律出版社版，第5页。）从70年代中期开始美国的刑事政策以功利思想为指导，将刑事政策调整为“轻轻重重，以重为主”。轻轻是指对轻微犯罪的处理比以往更轻；重重是指对严重犯罪的处理比以往更重。我国在80年初根据青少年犯罪突出的现状，也确立了两极刑事政策，即一方面依法从重从快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分子；一方面教育、挽救、感化有轻微违法犯罪的青少年。但随着第五次犯罪高峰的出现，严打斗争愈来愈激烈，频率加快，而使另一极刑事政策从1983年以后逐渐失去作用。虽然近几年又重新提出对青少年的教育和未成年人的保护，但却未能真正贯彻两极刑事政策。我国刑事政策的这一变化对刑法不可能不造成影响。另一方面，单一刑事政策在刑事政策、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构成的犯罪控制大系统中并没有发挥明显的作用，在刑法价值导向和调节的功能上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因而，加强两极化刑事政策研究是刑法观念转换的一个先决条件。
（三）正确处理刑事法制与刑法的关系
储槐植教授曾在1989年即提
出建立刑事一体化思想，即将犯罪学、刑事政策学、刑法学、行刑学作为一体进行研究的思路。（注：储槐植：《刑事一体化与关系刑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版。）甘雨沛先生也曾提出：综观近代刑事法学学科，19世纪的刑法学是合，融刑法学、犯罪学、诉讼法学、行刑学为一体；20世纪刑法学是分，除上述学科相继独立之外，还出现了一些边缘学科；21世纪的刑法学的走向必然是统一联合，成为一个熔刑事立法论、运用解释论、行刑与保安处分论以及刑事政策为一炉的全面规制的“全体刑法学”（注：《刑事法学要论》，法律出版社19版，序。）。我认为这即是建立刑事法制的思想。其实，刑法学、犯罪学、刑事诉讼法学原本就是一体的，如罪刑法定原则、无罪推定原则、沉默权是一个有机构成的整体。我们却缺少这一理念。实践中、理论上都将其人为地分割开来。目前，犯罪学、刑法学、行刑学、刑事诉讼法学各吹各的调，而且又相互碰撞，如犯罪的概念有刑法学与犯罪学之争，犯罪学与刑法学谁大谁小之争，刑事诉讼与刑法谁至上之争（程序优先，程序至上、程序正义等），行刑学独立体系成为监狱法学，刑事政策学则势单力薄尚未在我国成为学说，难以争席占地。所有这些现象既不利于各自学科的发展，更不利于现代刑法学的创立。因而，必须要在社会防卫的总体目的下，建设刑事法制，逐步实现刑事一体化。
篇4：莎士比亚文学作品的语言特色
摘要 莎士比亚是英国文学史上最优秀的戏剧家，也是全世界最杰出的文学家。
尽管莎士比亚的时代距今已有四百余年，但是他的作品依旧受到广泛的欢迎，并吸引着研究者不断从中发现新的价值。
本文从语言的角度探究莎士比亚的艺术魅力，认为莎士比亚的文学作品主体采用素体诗的形式营造诗化意蕴、使用大量词汇创造了丰富的内涵、灵活运用多种修辞增强语言的表现力、用适合人物的个性化语言塑造真实的形象是莎士比亚文学作品的主要语言特色。
关键词：莎士比亚 素体诗 修辞 个性化
一 素体诗营造的诗化意蕴
莎士比亚的语言最大的特色就是台词主体几乎都采用“素体诗”写成。
素体诗是一种没有统一格式的诗体，以抑扬格五音步建行，韵文没有脚韵，十分接近自然语言。
莎士比亚驯服了这种素体诗，打破原来统一拘谨的诗歌格式，用充满流动性和伸缩性的诗歌语言赋予戏剧的音乐性，表达人物的内心情感。
莎士比亚以他独特的诗人气质和诗人语言，给所有作品都蒙上了浓郁的抒情性。
莎士比亚的素体诗首先用来传递剧中人物的肺腑真情。
在《罗密欧与朱丽叶》中，他这样形容罗密欧的感情：“没有等你要，我已经给过你了/可是如果能再给，我仍旧情愿/它就是为了更多给你/我的恩情就像大海一样无边无际/我的爱就像大海那样深不可测，给得越多/我自己拥有得就越多，因为两者都是取之不尽的。”很明显，在对朱丽叶的炽热情感表达上，这样生动酣畅的诗歌形式有更强的表现力。
其次，为了充分发挥诗歌在戏剧中的表现力，莎士比亚让素体诗在他的作品中担当了推进情节、刻画人物等多种重任。
在《威尼斯商人》中，犹太商人说：“你问我为什么要选择一块臭肉，而不是三千大洋。
我不会回答这个问题，但会无比骄傲地说上一句：我乐意!”这段话既有商人语言和心理上粗俗、平常的内容，又使用了高雅、讲究的诗体形式，做到了语言上的雅俗共赏，还将一个自傲坚定、振振有词的犹太商人形象生动地立在了观众眼前。
最后，莎士比亚还常常根据戏剧需要，创造性地打破诗体的限制，尽情发挥自由诗体在戏剧中的作用，给戏剧创造酣畅的情感表达。
例如，《哈姆雷特》中，哈姆雷特感叹道：“人类是件多么了不起的杰作!/多么高贵的理性!/多么伟大的力量!/多么动人的外表!/多么高雅的举止!/在行动上多么像一个天使!/在聪慧上多多么像一个神灵!/世间最美的事物!/万物的灵长!/但是对我来说一个泥土塑造的生命算什么。”这段语言不限于字数，不限于韵脚，长短交错，酣畅淋漓地表现了哈姆雷特心中激荡的强烈想法，哪怕只是没有逻辑的短句也要迫切地表达出来。
二 大量词汇构成丰富内涵
莎士比亚的文学作品是语言的宝库，其词汇量的丰富是惊人的。
20世纪70年代计算机普及后，马文・斯佩瓦克教授借助德国电子计算机精确地统计出，在莎士比亚的文学作品中出现的词汇量达到了29，066个。
这个数字是《圣经》词汇量的四到五倍，以至于有研究者提出，应该把莎士比亚的作品同《圣经》一起共同列为英语语言的两大渊源。
莎士比亚接受正规教育的时间是很短的，他如此庞大的词汇量从何而来呢?
1 借用
莎士比亚从拉丁语、希腊语、法语、德语、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中借用了大量的词汇，例如在“我是Misantropos，我憎恨人类”一句中，“Misantropos”一词来自希腊语，意思是憎恨所有人的人;在“这是一个专注于学术细节(pedant)的男孩，没有人比他更加辉煌”一句中，“pedant”是法语中的一个词，指的是专注于细节的空谈家，擅于自我炫耀学问的人;还有丹麦语花环“krant”经过莎士比亚的引入用为“crant”，意思引申为“带着花环的少女”和“少女的纯洁美丽”。
2 合成
莎士比亚擅于灵活运用已有的词汇，将两个或者多个单词合成一个单词，这样的例子在莎士比亚的作品中随处可见。
例如：在《驯悍记》第一幕中有一句这样的台词：“is there any man has rebused your worship?”中的“rebused”是将“rebuke”(指责)和“abuse”(侮辱)合成了一个词，两个词语原本都有辱骂、诅咒、谴责的意思，组合在一起语气更加强烈，但是比原来更加简练，而且具有了幽默的效果;在《哈姆雷特》中，格特鲁德王后称哈姆雷特是“too-much-changed”(有太大变化的儿子);在《李尔王》中用在“conflicting”(矛盾冲突)前加了三个介词，构成“to-and-fro-conflicting wind and rain”，意为比暴风雨的冲突还要剧烈。
3 变换
莎士比亚对于词语的灵活运用达到了恣肆自如的地步，他常常不按照词汇的.标准语法来使用，使词汇在句子的具体使用中发生了词性的转变，这种不拘一格的方法起到了陌生化的效果。
例如，在《麦克白》“which the false man does easy”中，形容词“easy”修辞“does”，实际起到了副词的作用。
此外，用人称代词取代形容词性物主代词，用动词作宾语等违背语法常规的现象常有出现，使语言具有生动鲜活的色彩。
莎士比亚所处的伊丽莎白时代，英语还没有形成统一的规范和语法，英语词汇也没有任何字典和词典可以查询，莎士比亚这种借用外来词汇、创造新词、赋予旧词汇新含义、词类活用等遣词方式，不仅成为莎士比亚文学作品的鲜明特色，也对近代英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正如评论家乔顿所说：“伊丽莎白时代在词汇和结构上的自由运用是无所不包的，在莎士比亚的作品中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三 多样修辞增强语言表现力
莎士比亚精湛的语言艺术还表现在他对多种修辞格的运用上。
他毫不吝啬地使用比喻、夸张、排比、隐喻、反衬、双关语、双重否定等多种修辞，相互交替，灵活变换，为表达人物的内心情感、深化戏剧主题而服务。
其中最为突出的是隐喻和双关语。
1 隐喻 隐喻是将自己的思维赋予在物体上，使物体既有表层意义，又有深层含义，隐喻经过人们思维上的内在逻辑传递了更多的内涵。
莎士比亚十分擅于使用隐喻的修辞方式，使他的作品内涵变得厚重。
例如，莎士比亚晚年的代表作《暴风雨》，隐喻的修辞方式几乎贯穿始终。
主角斐迪南出场时，作者用了这样的语言“他是谁?是一个精灵吗?他这样美丽!我从来没有见过宇宙中竟然还有这样出色的人!”米兰达出现时，斐迪南也惊叹道：“神奇的姑娘啊!你告诉我!你是不是人世间的女子?”作者给了他们如此高的赞誉，表层含义是对两个人物美丽的外表和高尚正直的气质赞赏，用怀疑“宇宙”和“人世间”是否有这样的人存在表示他们代表了人类最高贵的品德。
深层含义是对两个人物所代表的人文主义的赞美和推崇，“天使”和“精灵”代表了作者渴求的“理想新人”。
2 双关语
双关语是一种常见的文字游戏：两个词或者词组具有相同的读音，但是含义却截然不同，使用其中一个词的时候，实际表达的是另一个词的含义，或者两个词的意义都要，从而取得一语双关的目的。
双关语是莎士比亚语言的一个显著特色，他对双关语的钟爱几乎到了不加节制的地步。
《无事生非》中双关语的灵活运用给作品增添了活泼俏皮的色彩，如贝雅翠丝和信使的对话中，信使使用“stuffed with ”是“填满、充满”的意思，但是贝雅翠丝接过话说“确实，他是一个酒囊饭袋”，这里就把“stuffed man”运用成了“吃得过多”的意思。
从这个小小的对话里，我们看到了贝雅翠丝的机智睿智，为后面的情节发展埋下了伏笔。
莎士比亚在他的作品中广泛使用双关语，无论是喜剧还是悲剧，双关语都起到了加强戏剧气氛的作用。
除此之外，还有诸如在《哈姆雷特》中，采用夸张的手法表达哈姆雷特对奥菲莉亚的感情“四万个兄弟的爱加起来，也抵不过我对奥菲莉亚的爱情”;在《麦克白》里，麦克佩斯踏着血泊登上了王位，作者贴切地比喻说“就像一个矮小的偷儿穿了一件巨人的衣服一样束手束脚”;在《罗密欧与朱丽叶》中，采用反衬的手法写“花一样的面庞里藏着蛇一样的心”、“美丽的暴君!天使般的魔鬼!披着白鸽羽毛的乌鸦!豺狼一样残忍的羔羊!”莎士比亚以天赋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娴熟地驾驭多种修辞手法，使作品语言精彩纷呈。
四 个性化语言塑造真实的人物
伊丽莎白时代的许多英国古典的宫廷作家，在进行文学创作时一律采用精致典雅的语言，他们不惜让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小人物也唱起典雅考究的唱诗词，也要保持文学语言的“纯洁”、“高雅”。
莎士比亚从来不做这样的迎合。
他笔下的人物处在什么环境、有什么样的社会地位、是什么样的性格，就会说什么样的话。
就像普希金说的那样：“他(莎士比亚)是从来不会损害他们(莎剧中的人物)的性格的，他使他们非常自然而随便地说话，因为他自己知道在一定的时候和一定的地方，他会使他的剧中人物用适应他们性格的话来说的。”这样的创作理念使莎士比亚笔下的人物都有个性化的语言。
个性化语言一方面体现在给不同人物设定不同的语言。
英国当时的戏剧界盛行两种语言风格：宫廷化和平民化。
无论是哪种风格的语言都会在一部文学作品中贯穿到底。
莎士比亚也曾一度在精雕细琢的宫廷化语言上下功夫，不适用“粗野”、“下流”的词汇。
但是随着艺术造诣的不断加深，莎士比亚抛弃了这种桎梏，坚持为每个人物定制符合他们各自身份、环境的语言风格。
正如歌德在《莎士比亚命名日》中说：“观众通过人物的言谈后才知道人物内心的演变，而所有的角色似乎都在一起约定，在这方面不让我们有不清楚的、模糊的地方。”于是，《威尼斯商人》里有语言文雅、优美、含蓄的鲍西亚，也有语言粗鲁、低俗、刻薄的夏洛克，甚至还有像《温莎的风流娘儿们》中的奎克琳夫人那样的形象，说起话来完全就是淫秽无知的笑话，粗俗下流的言辞总是引起大家的哄笑。
尽管这些语言受到了当时不少人的指责，德国佛里特立克大帝愤怒地评价“只配给加拿大的野人去看”，莎士比亚还是抵制住了这种毁谤。
莎士比亚给每个人物个性化的语言不是虚伪造作的“诗的语言”，而是真实的“生命的语言”。
个性化语言另一方面体现在给同一人物在不同环境下设置不同语言。
即使同一个人，在不同的场合和不同的心境下，也会有不同的心理状态，莎士比亚将这种微妙的心理状态用语言表达了出来，他笔下的人物会随着人物的心情变化时而温文尔雅，时而愤怒粗俗，时而妙语连珠，时而语无伦次。
例如，《罗密欧与朱丽叶》中，痛失爱人的罗密欧十分悲愤，对仆人说话的语气也十分简单粗暴“把火把给我”、“我要把你的骨骼一节一节扯下来，让这饥饿的坟地上散满你的肢体”，从这些语言中，我们感到了罗密欧极度的愤怒和悲伤，以及害怕别人干扰他殉情的心情。
当他的仆人答应他后，他给了仆人一些钱，说的是：“这才像个朋友”，“愿你一生幸福。再会，朋友。”可见，此时的罗密欧已经恢复了平静，因此言语也有了往日的平和和一个贵族少爷的修养。
这些作者精心设计的人物语言，完美配合了情节的推进，是他们丰富的精神世界。
参考文献：
[1] 李伟民：《莎士比亚语言研究综述》，《高校社科信息》，第4期。
[2] 杨勇：《莎士比亚戏剧语言的特点》，《阜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第5期。
[3] 刘瑶：《漫谈莎士比亚作品的语言特色》，《合肥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3期。
[4] 肖学农：《浅析莎士比亚喜剧的语言特色》，《长城》，第12期。
篇5：莎士比亚文学作品的语言特色
摘 要：一代文学泰斗莎士比亚为我们留下的不仅仅是37部戏剧和154首十四行诗，他反映时代特色的广泛题材、让人惊叹的语言运用、精巧绝伦的戏剧布局和鲜明的人物刻画，同时也为文学研究开辟了一个独立的项目——“莎士比亚研究”。
对莎士比亚的研究在其在世时就已经开始，几个世纪以来依然热度不减，几乎涉及莎翁作品和生平的方方面面，但是追根溯源，最引人注目的还是对莎士比亚作品的语言特色以及语言中反映的时代特征的研究。
关键词：威廉·莎士比亚;语言特点;修辞手法;影 响
篇6：朱自清文学作品的语言特色
摘 要：朱自清系“五四”运动以来中国杰出散文家之一，其散文行云流畅，用词质朴，形成了独树一帜的语言风格。
朱自清在撰写文章时特别注重语言的运用，其作品语言均具有质朴、新颖及自然等特点。
将从朱自清文学作品的语言、修辞手法、人物语言及其文化底蕴出发，对其文学作品所具有的语言特点进行深入的阐述。
关键词：朱自清;散文;语言特色;修辞手化;文化底蕴
朱自清所撰写的散文堪称中国现代散文史上的瑰宝，其语言质朴、自然、不造作，如行文流水般娓娓道来。
朱自清用委婉细腻、自然的语言风格描述了他生平经历的种种生活，以质朴的语言介绍亲情、友情及爱情，以形象生动的修辞刻画自然美景，更以其深厚的文化底蕴阐述着自己对世间万物及各国风土人情的独特见解。
一、行文流水的质朴语言
《背影》是朱自清特别著名的散文之一，它甚至还被选入到了初中语文教科书中，供孩子们学习。
《背影》系一篇动人心弦的绝佳散文，它以朴素的语言描述了父亲为儿子送行的画面。
它没有大量的词汇，没有华丽的辞藻，仅仅有最简单且真实的动作。
质朴、不加任何修饰的话语拨动了众多读者的'心弦，使其成为现代散文史上的佳作。
《背影》一文整篇文章都是以父亲对儿子的关爱及儿子对父亲的感恩为主线展开，然而类似“关心”及“感激”等抽象词汇却并未出现，也没有使用什么华丽的词汇，而浓浓的父子之情却跃然纸上。
二、形象生动的修辞手法
《荷塘月色》同样属于朱自清先生所撰写的散文名篇，此文运用形象生动的修辞手法将夏日荷塘之美淋漓尽致地展现在了读者的面前，使读者不禁对作者所描述的景色生出一种向往之感。
朱自清把水中的荷叶比成翩翩起舞的女子身上所穿的裙子;把池塘中零星的白花比成是一颗颗珍珠，此种形象且贴切的比喻展现了朱自清先生与众不同的想象力。
在修辞手法方面，朱自清不仅比喻用得传神，其他修辞手法的运用同样也十分精彩。
《春》是初中语文教科书中的必背课文，此文运用拟人手法，将春之美景完美地展现在了读者的面前。
比方说“山朗润起来了，水涨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中将山、水及太阳拟人化，形象地介绍了它们在春天中的形象;“小草偷偷地从土里钻出来”中“钻”字形象地描绘了春草破土的动态美，而“偷偷地”一词则展现了春草的活力，使其瞬间便拥有了生命力。
借助形象生动的修辞手法，朱自清将自然之美完整不遗地展现在了读者面前，让他们可以更好地领略自然之美。
所有描绘景色的语言均是作者内心心情的真实写照，一个擅长发现美的人可以从自然界中感受到美的意境，愉悦自己的心情，提升自己生活的品质。
诸多出色的文学家均因拥有发现美的能力而创作出了众多脍炙人口的名篇，这些文章涤荡着人们的心灵，丰富着读者的情感，给大家展现了一个多姿多彩的世界，朱自清便属于此类人之一，他就是一位伟大的灵魂清道夫。
三、极具变化的完美句式
朱自清所具有的词汇功底异常深厚，他的文学作品中有许多生动形象的词汇，句式也极具变化。
他的文章善于采用对称及排比等句式，流畅、整齐，给人一种美的享受。
众所周知，叠词叠句的使用能够更好地增强文章及描述的表现力，给人一种气势磅礴之感。
朱自清在撰写文章时便特别喜欢使用叠词，比方说《荷塘月色》中便运用了许多的叠词，如“阴森森”“一粒粒”“星星点点”及“弯弯的杨柳”等。
此类叠词的运用可以让读者感受到更加强烈的听觉美，它们跳出了常规句式的限制，让文章的语言于洗练中更具多样性。
四、精挑细选的人物语言
朱自清的作品借景抒情的居多，记事的却特别少。
在他所有的记事文章中，人物语言的使用也特别少。
然而其记事文章中人物的语言均是通过精挑细选后才能出现在文章中的。
通常情况下，朱自清作品中人物寥寥的几句话均可以深刻地展现该人物的个性及思想。
毫不夸张地说：朱自清在进行人物语言的挑选时是下了特别多功夫的。
在《给亡妇》一文中，他便仅引用了亡妻曾说过的三句话，便将其妻子所具有的淳朴及无私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出来，更表达出了她对自己丈夫及孩子深深的爱。
五、深厚的文化底蕴
朱自清先生在《你我》一文中详细地介绍了我国的称谓变化，学贯中西，由口语至书面语，由中国至外国，不仅介绍了不同历史时期的称谓，还详细地介绍了此类称谓所映射的深层文化背景。
鉴于该文所具有的文化底蕴特别深厚，所以，唯有对中国传统文化十分精通的人方能理解此文所包含的深层意思，那些对中国传统文化不了解的外国朋友是无法理解的。
总之，朱自清先生作品的语言既新颖、又自然，既清新、又雅致、质朴、大方，给人以清新自然之美。
其推陈出新的口语化词汇能够给人以亲切自然之感;而诸多叠词的运用又能够让读者有气势磅礴之感。
毋庸置疑，朱自清对词汇、句式的运用自如与其所具有的深厚文化底蕴及对生活的观察入微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其对生活的观察及体会便是他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灵感来源。
参考文献：
叶乃芳.朱自清名篇散文的诗意[J].语言教学与研究，(08).
篇7：老舍文学作品的创作特色
老舍诞生于一个忧患深重的年代，他在19世纪末(18)出身于现代中国市民阶层的中、下层，此时此刻国家民族正面临着危亡。老舍幼年一直在北京贫困的大杂院中生活，饱受了生活的艰辛和困苦，他的生活经验和观察体验主要来自这里，他的小说的材料也来自这里。1924年初到1929年夏天，老舍在伦敦整整生活了五年，同时老舍全部创作生涯，差不多四分之一的时间是在欧美度过的。老舍一生写作了一千多篇(部)作品，对他的文学创作进行综合分析，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篇8：老舍文学作品的创作特色
1 满族旗人文化
八旗制度在建立并逐渐完善的过程中，对原来处于纷乱状态的文化进行了多方面的整合，主要是移风易俗。老舍是满族正红旗人，他的生命之根和文化之本在童年时期的满族文化的培育下开始茁壮成长，这一点在老舍的小说中也体现得淋漓尽致，几乎每一篇老舍的小说，都或多或少的带有满族旗人的影子。《正红旗下》是其满族文化的代表作，《正红旗下》用细腻的笔法描绘出人物形象的言谈举止、行为习惯、风俗礼仪、审美需求等方面的日常表现，表达了满族旗人生活中的空虚、沉沦、自得、腐败、迷信和衰落。《茶馆》表现了满族人礼仪周全的文化生活方式，采取了温情的笔调和比较公平公正的态度反思批判满族文化的原生态。《骆驼祥子》不仅触及到了人力车夫祥子灵魂的深处，更是对满族传统文化的审视与反省，奠定了老舍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综上所述，老舍在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的完美融合中实现了对满族文化的压抑和张扬。
2 矛盾的宗教观念
基督教文化是中国现代重要的文化现象。老舍本人是个基督教徒，他是在对基督教文化深入了解之后，感到入教对自己健康发展有益而做出的理性选择，之后他的.这种思想在作品中也逐渐反映出来。一方面，他热衷于宗教活动，积极参加各种社会组织，体现了他对社会、对宗教的热爱与关心。在创作方面，基督教文化也始终影响着老舍。在不同时段，在不同作品中，都体现出老舍的基督教情结。另一方面，老舍对宗教也存在着不信任的心理。例如，《老张的哲学》中客观地描绘了好坏不一的基督教徒，最大的坏人老张也号称信基督，而实际上他只信钱，龙树古是救世军军官，他入教的真正原因是想参加社会活动，这种描绘更突出体现了作家矛盾的宗教观。
3 家庭观念
《四世同堂》以抗战时期北平一个普通的小羊圈胡同作为故事展开的具体环境，以祁家四世同堂的生活为主线，达到了现实主义文学罕见的思想深度和艺术高度。在小说中，四世同堂是传统中国人崇尚的家族理想，也是祁老人唯一可以向他人夸耀的资本。《月牙儿》中的母亲形象，正是老舍心中伟大的母亲，上坟、做老妈子，其实都是老舍对往事的追忆。《猫城记》重点描述了父子、夫妻关系，而这正是家庭最为重要的伦理关系。《离婚》是一部有特色的家庭题材小说，它不仅生动地描写了几个形态各异的家庭，而且表现出作者关于家庭问题的多方面思考。
4 女性形象
老舍先生小说所构筑的艺术世界里，活跃着大量的女性形象，老舍通过对这些作品中女性形象的描绘，表达了对女性的关注与关怀。具体而言，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主要有：第一，新潮女性，只要涉及到新潮女性，老舍都给她们一些时髦的装束，像《善人》中的汪太太、《四世同堂》里的胖菊、《善人》中的穆女士、《阳光》中的女主人公等;第二，传统女性，与新潮女性相对，老舍在他笔下塑造了大量的传统女性形象，《四世同堂》中的韵梅堪称这类女性形象的典范，《正红旗下》的大姐和韵梅一样，终日操劳，恪守妇道，心地善良，以德报怨。作家通过描绘表现出了对传统女性的赞扬;第三，凶悍女性，典型的有《骆驼祥子》中的虎妞、《正红旗下》大姐的婆婆以及《猫城记》中的公使夫人等，老舍以他的生活经验和深刻观察，对悍妇、泼妇等给予了坚决的否定，同时也表达了对其的深切同情。
5 市民形象塑造
市民，是中国城市社会中一个重要的社会阶层。老舍作品中最能打动人心的就是那些市民形象。老舍笔下的市民人物形象是丰富多样的，市民形象在老舍小说中具有不容忽视的价值，透过老舍笔下市民社会的世态人情和世事变迁，我们可以了解城市底层社会这个不怎么为人们所熟悉的世界，也可以看出老舍对“市民形象”的清醒认识。例如，《二马》中奴才式的人物马则、《离婚》里的张大哥、《四世同堂》里的祁家老太爷、《赵子曰》中的李景纯、《骆驼祥子》里的祥子等。尤其是《四世同堂》，共刻画了一百几十个人物，简直称得上是那个特定时代、特定环境中市民社会阶层的一部百科全书，仅其中的重要人物就有三四十人，而且就人物所从事的职业来看，真可谓涉及各行各业。在这部巨著中，老舍先生对市民群中人物的地位层次作如此清楚而准确的描写，是他以前的作品中所不曾有过的，反映了在灰色社会环境下市民大同小异的人生态度和生存哲学，刻画出了城市中下层贫民的极度窘迫。借此，老舍表达了对他们所遭受的苦难以及他们所生存的“悲惨世界”的深切同情。
6 民族精神的体现
老舍是杰出的语言大师，在他的许多作品中都表现出了强烈的民族意识，凝聚了他对祖国土地和人民的爱与下层劳动者的同情。例如，《正红旗下》是一首各民族团结的伟大赞歌。《二马》体现了对整个国民性的反思，尤其是对本民族文化的反思。《月牙儿》通过母女两代烟花女子的命运变迁，描写出了当时社会深刻黑暗的现实。《猫城记》则讲述了“我”与朋友到火星探险，不料飞机意外坠毁，只剩“我”一人流落在“猫人国”的遭遇。在“猫人国”里，女性地位低下，妻妾制度盛行，老舍的这些描写表达了对封建文化制度的批判，表达了在学习西方先进文化的同时坚守传统文化中的精华思想。同时，这篇寓言讽刺体小说在讽刺的外表下，包含着激烈而矛盾的情感态度。《四世同堂》是一部描写人民苦难和斗争生活的宏篇巨制，展现了各色各类的人物形象，积极地反思了民族文化现状，并寻求出路，反映出了普通市民的精神和气节。所有这些都表现了国家利益至上的思想，也表达了老舍希望以自己的文学之路完成自己救国之路的理想。 二 老舍作品的创作特色
1 文笔幽默
幽默是老舍文学语言的一大特色，他因此而被称为“幽默大师”。老舍小说中的幽默，是将自己对社会、对人生的独到认识，以理性的高度，通过幽默的语言反映出来，最终产生美学效果，具有深远的审美价值意义。如《离婚》中有这样的描述：“张大哥知道的，大嫂也知道。大哥是媒人，她便是副媒人。”这改变了词语本身的语体色彩，显得诙谐生动。同样，《猫城记》中“自由”，就是“欺侮别人，不合作，捣乱”; “战争”，就是士兵“抱着头逃跑”，俗话说“吃饱了撑的没事干”，也就是“闲得无聊”的意思。总之，老舍是一个幽默小说家，善于运用各种修饰、修辞及语言技巧来叙事传情，大大增加了作品的喜剧感，也深化了作品的艺术魅力和内涵。
2 语言通俗而生动
老舍是京味小说的奠基人，创造出了以北京语音为基础的普通话语言风格。“五四”以来的中国文学，白话文已经开始盛行，但老舍摆脱了以往半文半白的小说格调，而在文中大力使用通俗语言：俗白但又纯净，口语化但饱含哲理;同时也体现在其对普通话语言技巧的驾驭上，这也是老舍作为语言大师，为我国文学语言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例如，老舍常常借用北京口语中的惯用语、歇后语，使语言生动活泼。像《离婚》中孙先生讲的“猪八戒掉在泔水桶里，得吃得喝”，生动形象地表现了人物的庸俗。再如，在老舍的作品中，有很多北京口语词汇，像“瞎掰”“傻佬”“小妞子”“讪脸”“敢情”“吃劲”等，通过这些语言的使用，使得作品中的人物更加生活化。又如，儿化是北京话中特有的一种合音现象，具有很强的口语色彩，既不明显改变词义或词性，也不带明显的感情色彩，透视出北京话的地域色彩和文化底蕴。同时，老舍注意吸取西方语言中的一些表达方式，形成了欧化语法，表达了一种特殊的修辞作用，逐渐形成了一种富有民族特色和个人特色的语言风格。
3 隐喻手法的运用
隐喻是老舍在作品中运用得最多的一种修辞手段。老舍的隐喻不仅生动形象，还含义隽永，大大丰富了作品的意蕴，使他的作品带上现代主义的特色，达到了其他作家无法企及的深度。例如，《断魂枪》讲述了沙子龙这一武林高手改变身份当客栈老板后的境遇，这两种身份差距可谓判若云泥，这完全不同的两种角色实则代表两种不同的文化，折射出近代中国社会急剧变革的现实。《猫城记》在塑造猫城中所有幻象时，依照现实社会为模板，全方位、立体化地构建出完整的社会体系，以变形的方式隐晦地表达了种种思维倾向与情感内涵，勾勒出社会生活的变态，将国人的生存状态和国家的灰暗局势夸张集中、深入表现，预言了病态民族与病态文化的灭亡，具有超强的社会表现力和相当广泛的批判辐射力。另外，在人物的姓名方面老舍也运用了隐喻的修辞方式，如《骆驼祥子》中有：祥子、小福子、二强子等，蕴含着求生、求强的意蕴，具有了中国古典文学的含蓄美。总之，老舍通过隐喻的修辞方式实现了隐形的批判，在他的批判里，也饱含着对西方文明与现实社会的深刻反思。
4 悲剧化的作品处理
老舍出生、成长于一个没落的旗人家庭，这从根本上注定了他的悲剧命运，这在其作品中也有所体现。老舍小说创作美学风格多姿多彩，其中不乏许多悲剧作品，塑造了许多悲剧人物。例如，《我这一辈子》中描述的老巡警被黑暗的社会所毁灭的故事。而《月牙儿》中，作家在作品中客观地道出，母女必然难以抗拒地相继沦落风尘，以一种悲悯的笔调，对母女俩投注了诚挚的关爱之心。同样，《四世同堂》中的祁老人因固守传统文化而深受其害，等待他的只有不幸和苦难。《骆驼祥子》中的祥子承受着物质与精神的双重悲剧，而且他与虎妞的婚姻悲剧故事也耐人寻味。总之，老舍的悲剧观念来自于对特定时期中国社会历史的深切省察，他塑造了形形色色的悲剧人物，使我们对那个历史时期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同时，通过阅读这些作品，我们不难发现一种共同的思想：城市是葬送主人公身体和道德的坟墓，生活于其中的主人公难逃悲剧的命运。
综上所述，老舍的一生，总是在忘我地工作。在中国的现当代文学中，老舍是一个独特的作家，他在小说中弘扬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华。老舍作品构建的文学世界，显示出其深厚的文化内涵，放射出独异的艺术光彩，是世界的不朽之作，这也使其成为风格独具、享誉中外的文学家。
篇9：张爱玲文学作品的艺术特色
张爱玲文学作品的艺术特色
张爱玲从小接受着中西文化冲突下的教育,这样的家庭环境和文化氛围导致她形成了一种中西杂糅的人格品性和怪异自立的人生态度,她的作品也带有三、四十年代中国社会所特有的苍凉感。张爱玲以其第一篇小说《沉香屑·第一炉香》一举成名,她的代表作有《金锁记》《红玫瑰与白玫瑰》《倾城之恋》《传奇》《流言》《同学少年都不贱》等。纵观张爱玲的作品,我们可以发现,在题材方面它们大都取材于沦陷前后的香港和上海,描写的多是男女之间的恋爱婚姻关系;在结构方面它们总体结构都十分独特,尤其是开头和结尾引人入胜,张爱玲作品的一大特色就是采用倒叙的手法来叙述故事;在写作目的方面它们的内容往往都是揭示那个没落年代的人物生存状态;在语言风格方面,一是古典借用造成陌生化效果,二是追求中西方文化与旧现代小说之间的调和;在艺术手法方面意象的营造新颖以及比喻和对比的巧妙运用都发展到了顶峰。张爱玲塑造了许多典型的人物形象,她的作品表现了决绝的生活态度和苍凉的视野,带领读者走进苍凉惨淡的小说世界。其文学作品的艺术特色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苍凉的艺术氛围和人物心境
张爱玲的文学作品带有苍凉的艺术氛围和人物心境,畸形的时代背景下造就了女性生存的悲剧。在张爱玲的文学作品中,大多数女性角色的人格和心灵都是被扭曲的,都是一些深受中国封建文化传统营销的平庸小角色。她用独到的人生领悟和非凡的艺术表现力刻画出女人在旧式家庭中的沉浮,既挖掘出来女性在历史中所遭受的文化和精神的扭曲,也指出女性生存的困境和情感心理。在张爱玲的作品中,塑造了一批性格迥异的女性形象,其笔下的女性人物深陷封建意识的影响,无法摆脱命运的束缚,大多数女性都表现出对生活的困窘和不安,展现出了女性的全部弱点以及生存的困境,其目的在于揭示那个年代背景下的女性的生存状态与情感心理。以张爱玲刻画女性悲剧命运的经典之作《金锁记》为例,其中的人物形象曹七巧出生于小户人家,为了攀龙附凤,嫁入姜家做了二少奶奶,却得不到爱与尊重,导致了她的婚姻悲剧。后来曹七巧又把这种不幸转嫁到子女身上,亲手扼杀了他们的幸福。疯狂的欲望使她丧心病狂,丧失了良知和人性。除了《金锁记》里的曹七巧,《沉香屑·第一炉香》里的葛薇龙等人也是女性悲剧形象的代表,这些女性人物形象缺乏独立的意识,但是又找不到生活的归宿,没有可以信赖的人,出于对生计的无赖,她们不得不为了谋生费尽心机地为生存而挣扎。张爱玲的作品以这种独特的方式展示着那个特定历史时期的病态人生。
二、浓郁的市井气息和华丽的人生渴望
张爱玲的文学作品带有浓郁的市井气息和华丽的人生渴望。张爱玲从不讳言自己身上的小市民色彩,她的文学作品里也没有惊天动地或者轰轰烈烈的大事件,只有一些世俗里的生活细节,她所刻画的人物形象也都是一些地地道道的俗人,都有着各种各样的俗欲;而不是像电影里面拥有迷人身材和漂亮脸蛋的俊男美女,他们在喧嚣嘈杂的俗世里只求安生立命,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消磨
日子。例如其作品《等》,就描述了一群无聊的男男女女在候诊时的家长里短,她笔下的每个人物形象都长着一副猥琐的嘴脸,尤其是描写那群长相丑陋的男子时,真的是极尽嘲讽之能事。
虽然张爱玲笔下的人物都是一些俗不可耐的小市民,但是在她的内心深处仍然有着华丽的人生渴望,她还是渴望大舞台,需要华丽的布景。例如其作品《色·戒》,其中的女性人物形象王佳芝为了革命,不惜以身犯险去勾引汉奸易先生,可是后来刺杀工作还没有完成的时候,她身边的人都开始渐渐地疏离她,她还发现自己爱上易先生。王佳芝原以为易先生也爱上了她,但是讽刺的是最后易先生还是杀了她。本来这一切都是虚无缥缈的,但是王佳芝假戏真做,让自己深陷痛苦而无法自拔。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在张爱玲的内心深处对于华丽的人生舞台还是有着深深的渴望。
三、精准独特的语言风格
在张爱玲的文学作品中,随处可见优美的文字表达,新颖别致的比喻,细致入微的心理刻画以及生动传神的人物描写。张爱玲文学作品的语言风格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色彩语言的独特性。张爱玲有着自己独特的色彩表达手法,在传统的文学作品中,一般都是用黑色代表罪恶,而用白色代表纯洁;用红色代表热情,而用蓝色代表忧郁。然而,张爱玲却是用图案画来表现语言的色彩,她的作品带有鲜明的倾向性和强烈的主观情绪。以《封锁》中的一个片段为例,“他不怎么喜欢身边这女人。她的手臂,白倒是白的,像挤出来的牙膏。她的整个的人像挤出来的牙膏,没有款式。”这是一段描写女人白色手臂的话,牙膏的白生涩且带有刺鼻气味,会让人不由自主地嫌弃。张爱玲通过色彩传递了她的主观论调。二是用颜色来表现象征。以《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的一个片段为例,“也许每一个男子,全都有这样的两个女人,至少两个。娶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的变成墙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还是‘床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的`一粒饭粒子,红的却是心口上的一颗朱砂痣。”张爱玲用红色和白色象征两种不同类型的女性。红玫瑰代表对情欲的理想追求,是振保的性爱理想;白玫瑰意味着清白无暇,是他的婚姻理想。红与白本来是互斥的,但是张爱玲却认为红的不过是蚊子血,白的也只是饭粒子。由此不难看出张爱玲认为女性在爱情和婚姻当中是处于弱势的,不管是情妇还是妻子,在振保的世界里,都只是附属品。
四、出神入化的人物刻画和心理分析
张爱玲的文学作品还具有另一特色,那就是出神入化的人物刻画和心理分析。在张爱玲的作品中,我们可以发现,它们没有冗长的独白,也没有长篇的心理描写,都只是人物形象自然流露出来的心理状态,她过人的洞察能力和高超的描写能力是其他作家无法比拟的。在张爱玲的笔下几乎没有一个人物形象的心理是健全的,都带有某种程度的心理畸形,张爱玲的作品体现了她对生活的细致观察以及对作品写作背景与人物形象塑造的极致把握。张爱玲在刻画人物心理的每一个细节上,都可谓出神入化,都能反映出人物心理的变化,并揭示出该心理产生的社会根源,从而赋予了其作品的社会深度。以《同学少年都不贱》中的一个片段为例,“她没作声。提起了芷琪,她始终默无一言,恩娟大概当她犹有余妒——当然是作为朋友来看。火车轰隆轰隆轰隆进站了,这才知道她刚才过虑得可笑。恩娟笑着轻松的搂了她一下,笑容略带讽刺或者开玩笑的意味,上车去了。”
五、意象手法的巧妙运用
张爱玲十分擅长运用意象手法,她通过在文学作品中运用意象来表达强烈的批判力量和悲剧意味。张爱玲笔下的男男女女无论是恋爱还是走向婚姻,都摆脱不了世俗的环境,都是以苍凉和绝望的结局告终。在其文学作品中既有对传统意象的继承,又有层出不穷的创新。由于受到家庭中封建文化与西方文化教育的双重影响,张爱玲的小说不仅有着中国古典小说的神韵,也有着现代西方小说的精髓。其意象手法的运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月亮意象
月亮是苍凉寂寞的象征,张爱玲的文学作品中曾多次提到“月亮”。比如《金锁记》中的月亮就代表着人物内心的变迁,“那扁扁的下弦月,低一点,大一点,象赤金的脸盆,沉了下去……”,这就代表着一个没落的时代没落的家族。张爱玲笔下的“月亮”各色各样,有模糊的、有残缺的、有明亮的、有伤感的、有寒冷的等,但是它们唯独缺乏浪漫的,一方面是因为张爱玲想用月亮来象征人物形象的坎坷命运,另一方面也蕴含着她对人生不能圆满的惋惜。张爱玲在其文学作品中创造出了许多月亮形象,特别是蓝月、残月以及圆月意象。蓝色月亮意象象征着绝望、诡异和不祥;残月意象具有暗示人物命运的功能,流露着冷酷忧郁甚至是死亡的气息;而圆月本来是团圆美满的象征,但张爱玲笔下的圆月却不再圆满,而是象征着绝望、恐惧和压迫。
2.镜子意象
镜子在生活中属于易碎品,张爱玲将镜子意象运用到其文学作品当中,是为了说明小说中人物的生存环境很容易粉碎,是靠不住的。《金锁记》中有一段话是这样说的:“镜子里反映着翠竹帘
子……镜子里的人也老了十年”,张爱玲借“镜子”来表现十年光阴流逝和人物事件的变迁,也传达着她的一种苍凉沉重的人生态度。
3.困守及困境意象
以《红玫瑰与白玫瑰》中对绣花鞋的描写为例,“……象两只怯怯的未现形的鬼”,绣花鞋一般都绣着成双成对和圆满吉祥的图案,本身象征着喜庆和吉祥,而张爱玲这样的描写却象征了被伤害、被压抑的烟鹂的命运,因而也具有了强烈的批判性和感染力。
六、比喻与对比的巧妙运用
张爱玲的文学作品中不乏比喻的运用,她的作品也因此而具有独特的美感;除了比喻之外,张爱玲还运用暗示把人物的动作、语言和心理练成一气,营造出了一片苍凉的气氛。一方面张爱玲的比喻运用得很感性化。在张爱玲的作品中万事万物都可以用来比喻,再烂的事物到了她的笔下,都可以是生动形象的比喻,都可以成为她表达爱恨的工具。以《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一个片段为例,“薇龙那天穿着一件磁青薄绸旗袍,给他那双绿眼睛一看,她觉得她的手臂像热腾腾的牛奶似的,从青色的壶里倒了出来,管也管不住,整个的自己全泼出来了。”张爱玲将薇龙的手臂比喻成了往外泼的热牛奶,以来可以增加读者的视觉感受,刻画出乔琪的色欲心;二来又表现出来薇龙的虚荣心。另一方张爱玲文学作品的语言精髓还在于暗示化比喻的运用。《金锁记》里的曹七巧表面上看是用黄金锁住了爱情,实际上却是锁住了自己。这种暗示化的比喻既可以表达出张爱玲的怜悯之心,还可以唤起读者的同情。
张爱玲的作品外俗而内雅,高明的读者可以透过世俗的外表洞察其内心的苍凉,透过她的语言看到各种意象,感受到她的文字所表达出来的力量,读懂其文学作品背后所表现的出的艺术魅力。张爱玲是一位优秀的女作家,也是一位精湛的语言艺术家,她创造了中国文学现代史的一个奇迹,她的作品给人一种永久的回味和无尽的启发,读张爱玲的文字总会让读者有所思考、有所启迪并有所收获。
张爱玲生平经历
张爱玲系出名门，祖母李菊耦是慈禧心腹中堂李鸿章之女。不过她的童年是黑暗的，生母流浪欧洲，生下她和弟弟在父亲和后娘的监管中成长(详见《私语》)。或许这是导致张后来的作品充满悲观与势利的主要原因。她笔下的女性是实实在在的：自私、城府，经得起时间考验。就是这些符合人情的角色的永恒性加重了她文字里苍凉的味道，反复地提醒着世人所有的文明终会消逝，只有人性的弱点得以长存于人间。至于她本人亦是斤斤计较的小女人：认为摸得到、捉得住的物质远较抽象的理想重要。
张爱玲离开了父亲逃到了母亲那里，母亲给了她两条路，让她选择：“要么嫁人，用钱打扮自己;要么用钱来读书。”张爱玲毅然选择了后者，然而，母亲的经济状况一直不好，而母女间的矛盾也在一天天地、以一种不易察觉的形式在慢慢地激化。张爱玲说：“这时候，母亲的家亦不复是柔和的了。”
中学时期的张爱玲已被视为天才，并且通过了伦敦大学的入学试。后来战乱逼使她放弃远赴伦敦的机会而选择了香港大学。在那里她一直名列前茅，无奈毕业前夕香港却沦陷了。关于她的一切文件纪录尽数被烧毁。对于这件事，她轻轻地说了几句话：“那一类的努力，即使有成就，也是注定了要被打翻的罢?……我应当有数。”大有一种奈若何的惋惜。但她没有后悔。
此后张爱玲返回上海，因为经济关系，她以唯一的生存工具——写作，来渡过难关。《第一炉香》和《第二炉香》却成为她的成名作，替张爱玲向上海文坛宣布了一颗夺目的新星的来临。张爱玲的这两篇文章是发表在由周瘦鹃先生主持的《紫罗兰》杂志上的。继之而来的《红玫瑰与白玫瑰》《倾城之恋》《金锁记》等等更奠下她在中国现代文学重要的地位。就在她被认定是上海首屈一指的女作家，事业如日中天的同时，她恋爱了。偏偏令她神魂颠倒的是为大汉奸汪精卫政府文化部服务的胡兰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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