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元稹唱和诗的艺术特色,本文共5篇,仅供参考,喜欢可以收藏与分享哟!

篇1:元稹诗歌艺术特色
元稹诗歌艺术特色
元稹诗歌的艺术特色是怎样的呢?大家是否清楚呢?下面一起来看看!
关于元稹诗歌的艺术特色,白居易的《馀思未尽加为六韵重寄微之》作了高度的概括,诗云:
制从长庆辞高古,诗到元和体变新。
《旧唐书·元稹白居易传评》、《记纂渊海》文云:
元和主盟微之乐天而已。
元和主盟,实在元白。
清代冯班《钝吟老人杂录》也说:
东坡云“诗至杜子美一变”,按大历之时李杜诗格未行,至元和长庆始变,此亦文字一大关也。
可见元和长庆年间是唐诗大变的重要时期;而这一大变的主盟者则应包括元稹白居易在内的韩愈、柳宗元、刘禹锡等元和长庆诗人。
历代评论家对元稹诗歌的贬诽
而对唐诗大变的主盟者之一——元稹的诗歌,历来的评价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贬斥远远多于赞扬。今择要归纳如下:
一、元稹诗歌“淫言媟语”、“聱牙崛奇”。唐人杜牧《唐故平卢军节度巡官陇西李府君墓志铭》语云:
尝痛自元和已来有元白诗者,纤艳不逞,非庄士雅人多为其所破坏。流于民间,疏于屏壁,子父女母交口教授淫言媟语,冬寒夏热入人肌骨,不可除去。吾无位,不得用法以治之。
李珏在开成年间也曾说过类如的话,宋代王谠《唐语林·文学》转述云:
臣闻宪宗为诗格合前古,当时轻薄之徒摛章绘声,聱牙崛奇,讥讽时事,尔后鼓扇名声,谓之“元和体”。实非圣意好尚如此。
对杜牧李珏的这种见解后世仅范摅王夫之附和,其他批评家对此大多持反对意见,如唐人皮日休《论白居易荐徐凝屈张祜》、胡震亨《唐音癸签·诂笺》、贺贻孙《诗筏》、清人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文人勿相轻》、刘熙载《艺概》等都认为杜牧李珏指责元稹白居易的话是“户门相轧”、“文人相轻之言,未免失实”。如唐人黄滔《答陈磻隐论诗书》云:
大唐前有李杜后有元白,信若沧溟无际华岳干天,然自李飞数贤多以粉黛为乐天之罪,殊不谓《三百篇》多乎女子,盖在所指说如何耳!
又如宋人叶梦得《避暑录话·馀话下》、宋人刘克庄《后村诗话》云:
杜牧作《李戡墓志》,载戡诋元白诗话,所谓非庄士雅士所为,淫言媟语入人肌骨者……戡不知何人,而牧称之过甚。古今妄人不自量,好仰扬予夺,而人辄信之,类尔!
杜牧罪元白诗歌传播,使子父女母交口诲淫,且曰“吾无位不得以法绳之”……牧风情不浅,如《杜秋娘》《张好好》诸篇、“青楼薄倖”之句“街吏平安”之报,未知去元白几何?以燕伐燕,元白岂肯心服?
明人杨慎《升庵诗话》、王世懋《艺圃撷馀》云:
杜牧尝讥元白云:“淫言媟语入人肌骨,吾恨不在位,不得以法治之。”而牧之诗淫媟者与元白等耳!岂所谓“睫在眼前常不见”乎?
杜紫薇掊击元白,不减霜台之笔;至赋《秋娘》诗,乃全法其遗响,何也?
清人尤侗《艮斋杂说》云:
杜牧之尝言:“近日有元白者喜为淫言媟语,鼓扇浮嚣,吾恨在下位,未能以法治之。”此直以门户相轧耳!扬州梦,真浪子行径,杜书记平善又谁治耶?文人不自反如此!
历来的批评家认为杜牧是因不满元稹白居易荐徐凝屈张祜而对元白进行攻击,纯粹出于个人意气。我们以为这种攻击主要是出于政治斗争的原因。杜牧与牛党党魁关系极为密切,他与李珏曾分别为牛僧儒撰写墓志和墓碑;他又是三朝宰相杜佑之孙,元稹白居易在年轻时曾弹劾讥讽过时相杜佑,元稹在左拾遗任之时,有《论追制表》加以弹劾,矛头所指即是当时的宰相杜佑,杜佑护佑杜兼,授职苏州刺史,行未半途又追改杜兼的官职,文云:
又以杜兼为苏州刺史,行未半途复改郎署。臣不知谁请于陛下而授之?谁请于陛下而追之?追者是则授者非,授者是则追者非。以非为是者罚必加,然后人不敢轻其举;以是为非者罪必及,然后下不敢用其私。
而元稹《有鸟二十章》之二、白居易《秦中吟十首·不致仕》即是讥讽杜佑的诗作,诗云:
有鸟有鸟毛似鹤,行步虽迟性灵恶。主人但见闲慢容,许占蓬莱最高阁。弱羽长忧俊鹘拳,疽肠暗把鹓雏啄。千年不死伴灵龟,枭心鹤貌何人觉?
七十而致仕,礼法有明文。何乃贪荣者,斯言如不闻!可怜八九十,齿堕双眸昏。朝露贪名利,夕阳忧子孙。挂冠顾翠緌,悬车惜朱轮。金章腰不胜,伛偻入君门。谁不爱富贵?谁不恋君恩?年高须告老,名遂合退身。少时共嗤诮,晚岁多因循。贤哉汉二疏,彼独是何人!寂寞东门路,无人继去尘。
元稹东台御史任又按法惩办过杜佑的亲信杜兼,《旧唐书·杜兼传》云:
杜兼京兆人,贞观中宰相杜正伦五代孙。举进士,累辟诸府从事,拜濠州刺史。兼性浮险,豪侈矜气。属贞元中德宗厌兵革,姑息戎镇,至军郡刺史亦难于更代。兼探上情,遂练卒修武,占召劲勇三千人以上闻,乃恣凶威。录事参军韦赏团练判官陆楚皆以守职论事忤兼,兼密诬奏二人通谋扇动军中。忽有制使至,兼率官吏迎于驿中,前呼韦赏陆楚出,宣制杖杀之。赏进士擢第,楚兖公象先之孙,皆名家,有士林之誉。一朝以无罪受戮,郡中股栗,天下冤叹之。又诬奏李藩将杀之,语在藩事中。故兼所至,人侧目焉!元和初入为刑部、吏部郎中,拜给事中,除金商防御使,旋授河南少尹知府事,寻正拜河南尹,皆杜佑在相位所借护也。
而元稹白居易却不管这些,断然加以冒犯,因而立即受到杜佑的报复,元稹诗《酬乐天闻李尚书拜相以诗贺之》注云:
分司东台日又劾宰相亲,因缘遂贬江陵士曹耳!
元稹白居易因此而得罪杜佑,被贬为江陵府和京兆府小吏。还应说明,据《旧唐书·李珏传》,李珏是李逢吉、李宗闵、牛僧孺的党徒,文云:
大和五年李宗闵牛僧孺为相,与珏亲厚,改度支郎中知制诰,遂入翰林充学士。七年三月正拜中书舍人,九年五月转户部侍郎充职。七月宗闵得罪,珏坐累出为江州刺史。开成元年四月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迁河南尹。二年五月李固言入相,召珏复为户部侍郎判本司事。三年杨嗣复辅政,荐珏以本官同平章事。珏与固言、嗣复相善,自固言得位,相继援引居大政,以倾郑覃、陈夷行、李德裕三人。凡有奏议,必以朋党为谋,屡为覃所廷折之。
他的看法是继李逢吉等人诬陷排挤元稹后,对已故元稹的又一次攻击和诽谤。由此可见杜牧和李珏的意见都是党同伐异的偏颇之见,不足为信。
二、元稹诗歌“太露”、“太尽”、“太直”。如宋代魏泰的《临汉隐居诗话》、明代胡震亨的《唐音癸签》、钟惺的《唐诗归》云:
唐人亦多为乐府,若张籍、王建、元稹、白居易以此得名。其述情叙怨委曲周详,言尽意尽,更无馀味。
(元稹诗)患在易晓易尽,失风人微婉义耳!白尝规元乐府诗意太切理太周,欲稍删其繁而晦其义,亦自知诗病概然,故云。
元白浅俚处皆不足病,正恶其太直耳!
明代陆时雍《诗镜总论·古诗镜》将元白乐府与张王乐府作了比较,云:
元白以潦倒成家,意必尽言言必尽兴,然其力足以达之。微之多深著色,乐天多浅著趣,趣近自然,而色亦非貌取也,总皆降格为之。凡意欲其近体,欲其轻色,欲其妍声,欲其脆,此数者格之所由降也。元白偷快意,则纵肆为之矣!元白之韵平以和,张王之韵庳以急,其好尽则同。而元白犹未伤雅也,虽然元白好尽言耳!张王好尽意也,尽言特烦,尽意则亵矣!
清代翁方纲的《石洲诗话》云:
(元白诗歌)所以不及前人者,太露太直耳!
对此元稹白居易自己当时已意识到了,有“词犯文繁之说”,白居易的《和答诗十首序》就是最好的说明:
顷者在科试间常与足下同笔砚,每下笔时辄相顾语,共患意太切而理太周,故理太周则辞繁,意太切则言激。然与足下为文所长在于此,所病亦在于此,足下来序果有词犯文繁之说。今仆所和者犹前病也,待与足下相见日各引所作,稍删其烦而晦其义焉!
必须注意元稹白居易在承认“理周”、“辞繁”、“意切”、“言激”之病的同时又强调这也正是他们诗歌的长处所在,这种一分为二的分析我们以为是有道理的。诗贵精炼含蓄,“太露”、“太尽”、“太直”固然是不足取的。元稹白居易的诗歌,尤其是他们的讽谕诗,以通俗易懂为其特色,因此“露”、“直”、“尽”有馀而含蓄精炼不足确是事实;但也应看到元稹白居易是把自己的诗歌作为“补察时政”、“泄导人情”的工具,“惟歌生民病”的`目的是“愿得天子知”,是为他们“兼济天下”的政治主张服务的,这是谏官的诗。因此元稹白居易的诗歌,尤其是讽谕诗,“辞直气粗”,“叙事直书”,“辞质而径”、“言直而切”、“事核而实”,亦即“理周”、“辞繁”、“意切”、“言激”,这正是讽谕诗应提出的要求;因此他们的诗歌“文虽朴野,事颇彰明”,如果叙事不详说理不透语言不激,就无法达到讽谕诗所要达到的也应达到的“采之者传信”、“闻之者深诫”、“见之者易谕”的社会效果,就这一方面来说,“露”、“直”、“尽”也有其可取的一面。应该说明的是元稹当时认为自己遭遇明君,故直言无所顾忌,诚如诗人自己所云“世理则词直,世忌则词隐,余遭理世而君盛圣,直其词以示后”。
还应说明的是所谓“露”、“直”、“尽”,只应看作人们对元白部分诗歌,主要是对讽谕诗的评价。其实元稹的其他诗篇,尤其是大多数短什,写得还是精炼含蓄的。关于这一点,我们在后面再作分析。
三、元稹的诗歌“雕饰”“晦涩”。如明代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剖析云:
余最喜白太傅诗,正以其不事雕饰直写性情……世又以元微之与白并称,然元已雕绘,唯讽谕诗差可比肩耳!
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苏仲翔《元白诗选》云:
又微之所作……颇嫌硬涩未融。
元作造词造句颇嫌晦涩。
我们以为元稹诗歌的这些缺点是既存在又不存在的:在长篇次韵酬唱诗中是存在的,《酬东南行诗一百韵》、《酬翰林白学士代书诗一百韵》即是其例。这是因为元白这些酬唱诗写的大多是身边的生活琐事,内容本来不够充实,而形式却又是次韵相酬的百韵巨制。元稹白居易,特别是元稹的酬诗数量之多篇幅之长押韵之难,在我国诗歌史上应该是绝无仅有的。在“次韵”的苛刻条件下,写一篇内容与首酬基本相同的千字长篇实非易事,往往只能搜罗奇字刻意求新,颇有为诗而诗的文字游戏意味,自然难免有“雕饰”之迹“晦涩”之病。而且在现存元稹白居易长篇酬唱诗中,都是白居易首倡元稹次韵酬和,因此就这一部分诗篇而言,元稹诗较白居易诗更为“雕饰”和“晦涩”,这既是有道理的但又是有原因的。但是“雕饰”“晦涩”之病对大多数元稹诗歌来说,包括元白大多数酬唱诗篇又是不存在的。相反元稹诗歌的主要特色是浅切而不是晦涩,是平易通俗自然而不是“雕饰”。我们准备在下文再作介绍。
四、元稹诗歌往往“一篇杂有数意”,“一意而复见于两篇”。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新乐府》文云:
关于元白二公作品之比较,又有可得而论者,即元氏诸篇所咏似有繁复与庞杂之病,而白氏每篇则各具事旨,不杂也不复是也。请举数例以明之:《元氏长庆集》二四《上阳白发人》,本愍宫人之幽闭,而篇末乃云:“此辈贱嫔何足言?帝子天孙古称贵。诸王在阁四十年,七宅六宫门户闭。隋炀枝条袭封邑,肃宗血胤无官位。王无妃媵主无婿,阳亢阴淫结灾累。何如决壅顺众流,女遣从夫男作吏。”
……又如《元氏长庆集》二四《法曲》……《阴山道》……以上所列为元诗中之一篇杂有数意者。至于一意而复见于两篇者,则如秦王破阵乐既已咏之于《法曲》……复又见于《立部伎》中。
这话说得也对也不对:就元稹的某一首或某几首作品而言,这话不无道理。如《上阳白发人》、《法曲》、《阴山道》确有“一篇杂有数意”之累;而《法曲》、《立部伎》都在同一组诗之中,均涉及祖宗创业之艰难,也确实存在“一意而复见于两篇”之病。而元稹《上阳白发人》的主题也可以理解为诗人对“阳亢阴淫”的同情,亦即包括宫女、公主、诸王在内,不仅仅是“愍宫人之幽闭”而已。而“愍宫人之幽闭”只是白居易《上阳白发人》的主题,其题下注云:“愍怨旷也。天宝五载已后,杨贵妃专宠,后宫人无复进幸矣!六宫有美色者,辄置别所,上阳是其一也,贞元中尚存焉!”就是最好的证明。我们以为陈寅恪对元稹《上阳白发人》的理解可以商榷。
退一步讲,大家即使同意陈寅恪先生对元稹诗歌的指责,元稹诗歌此病恐怕也仅此数例而已。以与上举数诗为同一组诗的《忆远曲》、《苦乐相倚曲》为例,前诗开门点题:“郎身不远郎心远。”然后扣紧主题一意到底。后诗层层深入篇末点题,主题十分明确。同一组诗中的其他各诗,无一不是如此。在诗人的其他作品中虽有优秀和一般之分,但均无“一篇杂有数意”的毛病;而“一意而复见于两篇”,如果不是在同一组诗之中,就一个主题而反复吟唱,这在诗人中比比皆是十分普遍,怎能算是毛病?
篇2:元稹唱和诗的艺术特色
元稹唱和诗的艺术特色
稹一生仕途失意,然而却意外造就了其诗歌上的成就,由于其失意的内心需要倾诉,所以在他仕途不顺时写了很多唱和诗,这些唱和诗无论从形式上还是语言表达特点上对后世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元稹,字微之,别字威明,行九,世称元九。河南洛阳人,六世祖时迁居长安。生于唐大历十四年,死于大和五年(779—831年)。元稹的一生,命运多舛,爱情上失意,仕途上也屡屡被贬,自十五岁登明经科到五十三岁去世,短短的一生五次被贬。元稹的兴趣不在诗歌,他一生的真正抱负是“达则济亿兆,穷则济毫厘”,诗歌只是他抒发牢骚的一个工具,然而他的仕途不顺却意外地成就了他的诗歌。纵观元稹一生的诗歌创作,大部分都是创作于被贬时期,他一生中诗歌创作的高峰期都是在贬谪时期,尤其是被贬江陵、通州时期,可以这样说恰恰是政治上的失意成就了他文学上的辉煌。本文主要就其唱和诗的艺术特色进行分析。
一、次韵作品大量出现
所谓次韵是旧时古体诗词写作的一种方式。按照原诗的韵和用韵的次序来和诗次韵就是和诗的一种方式。关于唱和诗的类型,胡震亨《唐音癸签》卷三交代得比较清楚:“和诗用来诗之韵曰‘用韵’,依来诗之韵尽押之不必以次曰 ‘依韵’,并依其先后而次之曰‘次韵’。”可见次韵难度最大。在元稹的唱和诗里不仅出现了大量的次韵相酬诗,而且元白还首创了五十韵、百韵次韵唱和以及次韵组诗唱和的形式。如白居易的《代书诗一百韵寄微之》云:
忆在贞元岁,初登典校司。身名同日授,心事一言知。 肺腑都无隔,形骸两不羁。疏狂属年少,闲散为官卑。分定金兰契,言通药石规。交贤方汲汲,友直每偲偲。有月多同赏,无杯不共持。秋风拂琴匣,夜雪卷书帷。高上慈恩塔,幽寻皇子陂。唐昌玉蕊会,崇敬牡丹期。笑劝迂辛酒,闲吟短李诗。儒风爱敦质,佛理赏玄师。度日曾无闷,通宵靡不为。双声联律句,八面对宫棋。
元稹的《酬翰林白学士代书诗一百韵》云:
昔岁俱充赋,同年遇有司。八人称迥拔,两郡滥相知。逸骥初翻步,鞲鹰暂脱羁。远途忧地窄,高视觉天卑。并入红兰署,偏亲白玉规。近朱怜冉冉,伐木愿偲偲。鱼鲁非难识,铅黄自懒持。心轻马融帐,谋夺子房帷。秀发幽岩电,清澄隘岸陂。九霄排直上,万里整前期。勇赠栖鸾句,惭当古井诗。多闻全受益,择善颇相师。
两首诗分别以“司,知,羁,卑,规,偲,持,帷,陂,期,诗”为韵。据卞孝萱统计,元稹次白居易韵者55首,白居易次元稹者26首。
二、语言质朴,感情真挚
纵观元稹的唱和诗,无一不是平实的语言,然而朴实无华的语言却无不包含真情,无论是在情场上的生活中的还是官场失意时的唱和诗,元稹都习惯用平常语来抒发自己内心深处的思想感情。《酬乐天频梦微之》云:
山水万重书断绝,念君怜我梦相闻。我今因病魂颠倒,惟梦闲人不梦君。
这首诗是元稹在接到白居易的《梦微之》而和的一首诗。白居易《梦微之》:云
晨起临风一惆怅,通川湓水断相闻。不知忆我因何事,昨夜三更梦见君。
白诗在诗中写出了自己内心因思念远方的元稹而惆怅,即便是面对早上的微风拂面也不能拂去心中的惆怅,思念元稹但却不能见面,于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而元稹的和诗前二句写对白居易的答谢,紧接着的三四句说了自己对白的思念,但是与白不同的是自己却没能够梦见他。简单的一句“惟梦闲人不梦君”道出了自己因思念朋友但却连梦中都不能相见的相思之苦!“文章看似不喜平”可见元稹是深解其味的。
再如《予病瘴乐天寄通中散碧腴垂云膏仍题四韵以慰远怀开拆之前因有酬答》云:
紫河变炼红霞散,翠液煎研碧玉英。金籍真人天上合,盐车病骥轭前惊。愁肠欲转蛟龙吼,醉眼初开日月明。 唯有思君治不得,膏销雪尽意还生。
面对白居易的关心倍至,元稹没有过多的言辞而只一句“唯有思君治不得,膏销雪尽意还生”,可见对朋友的思念比病症还“顽固”,即便是“药”到也不能“病除”。语言质朴无华,然而蕴含其中的深情感人至深。正是这平实浅易的诗句,却能勾起人们的情思,唤起人们感情上的共鸣。
三、叙事性强,以诗代书
叙事性强,是元稹唱和诗的'一大特色,元稹的多数唱和诗都起了书信的作用,尤其是长篇排律,如元稹的《酬乐天白学士代书一百韵》、《酬乐天东南行诗一百韵》,白居易的《代书诗一百韵寄微之》、《东南行一百韵》这些诗多是叙述生活中的日常琐事,如元稹的《酬乐天东南行诗一百韵》云:
篇3:元稹诗全集
元稹(779年-831年,或唐代宗大历十四年至文宗大和五年),字微之,别字威明,唐洛阳人(今河南洛阳)。父元宽,母郑氏。为北魏宗室鲜卑族拓跋部后裔,是什翼犍之十四世孙。早年和白居易共同提倡“新乐府”。世人常把他和白居易并称“元白”。
卷四百一十一
卷411_1 「杏园(此后并校书郎已前诗)」元稹
浩浩长安车马尘,狂风吹送每年春。
门前本是虚空界,何事栽花误世人。
卷411_2 「菊花」元稹
秋丛绕舍似陶家,遍绕篱边日渐斜。
不是花中偏爱菊,此花开尽更无花。
卷411_3 「酬哥舒大少府寄同年科第」元稹
前年科第偏年少,未解知羞最爱狂。九陌争驰好鞍马,
八人同著彩衣裳。自言行乐朝朝是,岂料浮生渐渐忙。
赖得官闲且疏散,到君花下忆诸郎。
卷411_4 「幽栖」元稹
野人自爱幽栖所,近对长松远是山。尽日望云心不系,
有时看月夜方闲。壶中天地乾坤外,梦里身名旦暮间。
辽海若思千岁鹤,且留城市会飞还。
卷411_5 「清都春霁,寄胡三、吴十一」元稹
蕊珠宫殿经微雨,草树无尘耀眼光。白日当空天气暖,
好风飘树柳阴凉。蜂怜宿露攒芳久,燕得新泥拂户忙。
时节催年春不住,武陵花谢忆诸郎。
卷411_6 「华岳寺」元稹
山前古寺临长道,来往淹留为爱山。双燕营巢始西别,
百花成子又东还。暝驱羸马频看堠,晓听鸣鸡欲度关。
羞见窦师无外役,竹窗依旧老身闲。
卷411_7 「天坛上境」元稹
野人性僻穷深僻,芸署官闲不似官。万里洞中朝玉帝,
九光霞外宿天坛。洪涟浩渺东溟曙,白日低回上境寒。
因为南昌检仙籍,马君家世奉还丹。
卷411_8 「寻西明寺僧不在」元稹
春来日日到西林,飞锡经行不可寻。
莲池旧是无波水,莫逐狂风起浪心。
卷411_9 「与吴侍御春游」元稹
苍龙阙下陪骢马,紫阁峰头见白云。
满眼流光随日度,今朝花落更纷纷。
卷411_10 「晚春」元稹
昼静帘疏燕语频,双双斗雀动阶尘。
柴扉日暮随风掩,落尽闲花不见人。
卷411_11 「先醉」元稹
今日樽前败饮名,三杯未尽不能倾。
怪来花下长先醉,半是春风荡酒情。
卷411_12 「独醉」元稹
一树芳菲也当春,漫随车马拥行尘。
桃花解笑莺能语,自醉自眠那藉人。
卷411_13 「宿醉」元稹
风引春心不自由,等闲冲席饮多筹。
朝来始向花前觉,度却醒时一夜愁。
卷411_14 「惧醉(答卢子蒙)」元稹
闻道秋来怯夜寒,不辞泥水为杯盘。
殷勤惧醉有深意,愁到醒时灯火阑。
卷411_15 「羡醉」元稹
绮陌高楼竞醉眠,共期憔悴不相怜。
也应自有寻春日,虚度而今正少年。
卷411_16 「忆醉」元稹
自叹旅人行意速,每嫌杯酒缓归期。
今朝偏遇醒时别,泪落风前忆醉时。
篇4:《木兰诗》的艺术特色分析
《木兰诗》的艺术特色分析
《木兰诗》是我国南北朝时期的一首民歌,深受人们的喜爱。可以从艺术形象、创作手法、文章详略、修辞手法、民歌语言等来欣赏其艺术特色。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推荐的《木兰诗》的艺术特色分,希望能帮到大家,更多精彩内容可浏览(/wenxue)。
《木兰诗》,又名《木兰辞》、《 木兰歌》,是我国南北朝时期的一首民歌,在中国文学史上与南朝的《孔雀东南飞》并称“乐府双璧”。它是一首长篇叙事诗,记述了木兰女扮男装,代父从军的传奇故事。一千多年来,一直受到人们的喜爱。作为北方民歌的不朽杰作,是中国诗歌史上的奇葩。
1 刻画“神奇”人物,塑造不朽艺术形象
《木兰诗》是一首英雄的赞歌,它成功地塑造了花木兰这一女英雄形象。作品着力歌颂了花木兰英勇善战的英雄气概,不慕功名的高贵品质,热爱家乡的平民愿望。从木兰身上,集中体现了劳动人民的美德。木兰原是一个勤劳善良的平民女子,为了保存父老,毅然女扮男装,代父从军。在两千年前男尊女卑的封建社会里,她这一行为是何等大胆,她抛弃儿女情长,越过重重关山,勇敢地来到前线,这与中国古代女子“绣花楼上,足不出户”形成鲜明对比,她身经百战,历时十年,打败敌人凯旋归来,直到这时同伴才发现她是女郎,经过战争的磨练,从一个普通姑娘成为一个坚强无畏的将军。但她功成不求赏赐,只愿回家与亲人团聚,恢复她当年“当户织”的劳动生活。文章通过木兰织布时“唯闻女叹息”的异乎寻常的情态描写;通过“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黄河流水鸣溅溅;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燕山胡骑鸣啾啾”的旅途思亲的刻画;通过还乡后“开我东阁门,坐我西阁床;脱我战时袍,著我旧时裳;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的一系列行动,细腻而真实地揭示了木兰丰富的内心世界。总之,文章塑造了一个聪明果敢、坚毅质朴、不贪功名、热爱家乡的巾帼英雄形象。
2 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手法
这是《木兰诗》有别于北朝时期其他乐府民歌的一大艺术特色。《木兰诗》的前部分—— —木兰决计从军,匆忙备械,万里行军,十年征战,是从不同的角度写战争给人民带来的苦难,谴责战争的'罪恶:“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唯闻女叹息”,“叹息”中流露出人们的痛苦和无奈;“军书十二卷,卷卷有爷名”,年迈之人都不能幸免,写出兵役负担沉重的苦难现实;“旦辞爷娘去,暮宿黄河边,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黄河流水鸣溅溅……”,表达了人民厌恶战争、渴望和平的愿望;“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写出战争的长期性、严酷性。木兰从军这部分,作者运用的是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木兰诗》的后部分—— —还朝拒赏和回乡团聚,写出木兰的愿望和理想—— —热烈地渴求和平安宁的生活。这部分运用了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读完《木兰诗》我们冷静理智地想一想,木兰,不是什么将门之后,未习武,未读书,而是在家织布的寻常女子,在长期酷烈频繁的战乱中能活着回来,已是命大福大造化大,是奇迹;而她不仅活着回来,还建功立业,官封尚书,阖家团聚,在那“野死不葬鸟可食”、“尸丧狭谷口,白骨无人收”的惨痛现实里,这无疑是浪漫的梦,是作者有意涂上的理想主义色彩。《木兰诗》在塑造木兰形象时,没有沉溺于血与泪的现实不能自拔,而是摆脱了沉重现实的束缚,在地狱般黑暗的现实中燃烧起理想的火炬,使在黑暗中的人们看到希望。它不仅写出现实生活是怎么样的,而且给人一股清新的力量。《木兰诗》写出的理想,是那样的明快、热烈、温馨。黑格尔说:“美就是理念的感性显现。
拓展知识:
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惟闻女叹息。(惟闻 通:唯)
问女何所思,问女何所忆。女亦无所思,女亦无所忆。昨夜见军帖,可汗大点兵,军书十二卷,卷卷有爷名。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愿为市鞍马,从此替爷征。
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旦辞爷娘去,暮宿黄河边,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黄河流水鸣溅溅。旦辞黄河去,暮至黑山头,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燕山胡骑鸣啾啾。
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
归来见天子,天子坐明堂。策勋十二转,赏赐百千强。可汗问所欲,木兰不用尚书郎,愿驰千里足,送儿还故乡。(一作:愿借明驼千里足)
爷娘闻女来,出郭相扶将;阿姊闻妹来,当户理红妆;小弟闻姊来,磨刀霍霍向猪羊。开我东阁门,坐我西阁床,脱我战时袍,著我旧时裳。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出门看火伴,火伴皆惊忙:同行十二年,不知木兰是女郎。(贴 通:帖;惊忙 一作:惶)
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双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
篇5:李商隐咏柳诗的艺术特色
李商隐咏柳诗的艺术特色
李商隐咏物诗在古代咏物诗中占有突出的地位,其艺术特色是什么呢?
一
李商隐是唐代写作咏物诗数量达百首以上的少数几位诗人之一,在他的整个诗歌创作中,咏物诗是和咏史诗、无题诗鼎足而三,最富艺术独创性的一大类作品。翻开李商隐的百余首咏物诗,会赫然发现一组数量达十九首之多、“形态”各异的咏柳诗,这组咏柳诗在李商隐的咏物诗中显得婀娜多姿,极富情韵,李商隐用他那体物之细腻、感悟之深沉的心灵刻写出柳的不同情韵,以表达自己的不同情思,而且艺术表现手法亦生动多姿,独特而高超,为古代咏柳诗甚或诗咏物诗的发展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商隐咏柳诗从内容上大致分为这么几类:反映其政治态度的有《垂柳》一首,抒身世感慨的有《柳》(曾逐东风)、《巴江柳》、《柳》(为有桥边)、《柳下暗记》、《柳》(柳映江潭)、《关门柳》、《江亭散席寻柳路吟归官舍》七首;其余十首均为写艳情的如《柳枝五首》、《赠柳》、《谑柳》、《柳》(动春何限叶)、《离亭赋得折杨柳二首》等;还有一首《柳》(江南江北)词调较浅,似只写送别,并无寄托。
二
先来看李商隐那首与政治有关的《垂柳》:
娉婷小苑中,婀娜曲池东,朝佩皆垂地,仙衣尽带风。七贤宁占竹,三品且饶松。肠断灵和殿,先皇玉座空。
冯浩《笺注》:“此借喻朝贵之为新君所斥者,语意显豁,当在文宗后做。”何焯评落句为文宗。那么“先皇玉座空”是指文宗殁,垂柳是比文宗朝的风流人物,像灵和殿上的垂柳。这里的先熟悉一个典故。《南史张绪传》:“(绪)少有清望,吐纳风流…每朝见,武帝目送之…刘悛之为益州,献蜀柳数株。枝条甚长,状若丝缕…帝植于太昌灵和殿前,常赏玩咨嗟,曰:‘此杨柳风流可爱,似张绪当年时。’其见赏爱如此。”诗前四句写这位风流人物的姿态正像南齐张绪。五六句写他在朝中虽不像竹林七贤的有贤名,也不像德列三品的松那样地位高,但他的风流并不让竹与松。到先皇去世,他却受到新皇排斥,肠断灵和殿。这位风流人物是谁不清楚,冯浩以“垂柳即垂杨”猜测“暗寓嗣复之姓”,周振甫又以《旧唐书・杨嗣复传》对其合理性加以论证。笔者不敢认同,历代帝朝,政治人物之政治命运的变化无常是一种残酷而广泛的现象,文宗朝也不独杨嗣复一个吧。总之,这首诗寄寓了诗人对无法预料的命运的感叹与悲慨。
再来看看几首慨叹自身遭遇的咏柳诗作:
曾逐东风拂舞拂筵,乐游春苑断肠天。如何肯到清秋月,已带斜阳又带蝉。
为有桥边拂面香,何曾自敢占流光?后庭玉树承恩泽,不信年华有断肠。
――《柳》
这两首《柳》意境相同,冯浩认为都是“假物寓姓而言衰也”,所寓姓者为已任东川节度使的柳仲郢。商隐早年(27岁)曾授秘书省校书郎,也算是在朝为官,所以说“曾逐东风拂舞筵”,但校书郎之职毕竟是九品小官,只从事一下文字校正工作,自然不会受人重视,所以又慨叹即使置身“乐游春苑”也是“断肠天”。更不幸的是后来又无辜受牛李党争之影响,开始了游转不定的幕府生活,大中五年(39岁)受聘柳仲郢幕府前往东川,诗人感受宦途坎坷艰辛,又寄人幕下,沉沦迟暮,风光尽属他人,自己只有断肠年华可度。二诗寓意幽婉,情深韵远,表现出诗人由于坎坷憔悴而生发的忧伤、深痛之情。
另一首《巴江柳》:“可惜巴江柳,柳色绿侵江。好向金銮殿,移阴入绮窗。”李德裕与郑亚相继被贬后,商隐想去投湖南观察使李回,不被用,又想去投时任西川节度使的杜,到了巴西,由于没有把握杜会用他,北归长安,再一次向令狐陈请,希求援引。这首诗很可能是作于这一段时间。诗人看到巴江柳树,绿阴倒影水中,想到南齐时蜀地献垂柳种在灵和殿前(见《垂柳》分析),认为这株巴江柳也应该移到金銮殿,让它的绿阴映入绮窗。借喻自己客寄巴蜀,得不到有力者的推荐。时令狐已入相,但耿耿于商隐曾入王茂元幕,娶其女,认为是入了李党,背其父恩,对他的陈情根本不予理会。所以我们可以从几首寄寓身世之作中看出李商隐不胜冤抑愁苦的心情。另录两首供读者体味:
永定河边一行柳,依依长发故年春。冬去春来人情薄,不为清阴减路尘。
――《关门柳》
柳映江潭底有情,望中频遣客惊心。巴雷隐隐千山外,更作章台走马省。
――《柳》
商隐咏柳诗中另一组艺术技巧更为精妙、情韵婉丽凄迷的作品当属写艳情的诗了。商隐有《柳枝五首》一组诗是为一个叫柳枝的女子而作。柳枝局诗序中所述是洛阳一普通市井女子,聪慧美丽,善吹弦弹丝,“作天海风涛之曲,幽忆咽断之音。”听到有人咏商隐《燕台诗》便欲结识这位多情诗人。约好相会日期,不想商隐为朋友所牵离去。柳枝怅而嫁东诸侯。这是商隐一段来去匆匆的.情缘,本欲不相思,哪知难忘怀。于是他用乐府歌体写了五首情思含蓄的诗作。五首全用比喻,如峰雄蝶雌,丁香结愁,瓜引蔓长,莲叶枯干,怅望鸳鸯等,表达出商隐对柳枝的思念和同情。
还有《赠柳》、《谑柳》二首借柳写出了女子的娇柔冶丽之态,结二句或微透出女子为他人所有的嫉妒之意(玳梁谁道好,偏拟映卢家),或流露出对女子不幸入青楼的同情(忍放花如雪,青楼扑酒旗);一赠一谑,一庄一谐,同样是对女性的爱惜和同情。
《离亭赋得折杨柳二首》冯浩将它们归入艳体伤别诗,也就是说,既可以理解为友人离别,也可以理解为情人分离,而体极艳。深窥二诗,确实“妙入神矣”:情思的曲折变化一如柳随风飞,处处动人。现录如下:“暂冯樽酒送无寥,莫损愁眉与细腰。人世死前惟有别,春风争拟惜长条。/含烟惹雾每依依,万绪千条拂落晖。为报行人休尽折,半留相送半迎归。”
三
读商隐咏物诗一如读其咏史诗、 无题诗,具有震撼人心的效果, 所谓“楚雨含情皆有托”(商隐《梓州罢吟寄同舍》),玉烟珠泪俱成恨。除了诗人将自己全部深沉的情感渗入诗中之外,还得益于他所运用的高超的艺术技巧。
商隐咏物注重处理物与人、行与神、情与理之间的关系,使他的托物寓怀之作相应具有以下特点:
比喻的妙用。 商隐用比不同于一般人那种趋同于大众心理的比喻,他往往撷采不为人所注意之物(指喻体与本体的关系而言)或物之不为人所注意之处来作喻体,巧妙与本体勾连,乍看之下,奇特而怪异,细思之后,觉合情合理,有出人意表的新鲜感。就拿他的咏柳诗为例,《柳枝五首》是最典型的。第一首借花房(花冠)与蜜脾(蜜蜂酿蜜的机体),雄蜂与蛱蝶的不同类来比喻他与柳枝的不相配,徒有相思又奈何?但绝妙的是两对喻体都与“花”有关,且“蛱蝶”与“花房”相联,“蜂”与“蜜脾”相联,所求各不同,但又同与花结合。这个巧妙的比喻跟商隐与柳枝的关系极为切合,这种创新显得特别而精彩。第二首用丁香结愁来反叹自己与柳枝不能结合,徒添胸中不平。第四首连用四个不和谐的景观想象(比喻)柳枝嫁东诸侯并不幸福:柳枝盘于井台之上,非存身之地;蒲干莲枯,斯人亦憔悴;锦鳞无法戏游水中,黄莺不能在柳树枝头鸣叫,水陆都有伤残。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商隐比喻不仅奇、新,而且巧。
商隐用比还有一个绝妙之处是不在单纯比附而注重离形取神,所以往往使描摹物态不着痕迹却具神韵。如前面提到的《赠柳》:“章台从掩映,郢路更参差。见是风流极,来当婀娜时。桥回行欲断,堤远意相随。忍放花如雪,青楼扑酒旗。”纪昀批:“五、六两句空外传神,极为得髓。”钱钟书先生《管锥编》:“‘昔我往矣,杨柳依依’,按李嘉《自苏台望亭驿怅然有作》‘远树依依如送客’,于此二语如齐一变至于鲁,尚着迹留痕也。李商隐《赠柳》‘堤远意相随’,《随园诗话》卷一叹为‘真写柳之魂魄者’,于此二语遗貌存神,庶几鲁一变至于道矣。‘相随’即‘依依如送’耳。”《文心雕龙・物色》讲到描绘景物,主张“随物婉转”、“与心徘徊”,举“依依”尽杨柳之貌为“情貌无遗”。(136页,中华书局1999年)“依依”既描绘柳枝的柔弱,又写出依依不舍的感情,而“远树依依如送客”就落痕迹了。“堤远意相随”也写依依不舍的感情,但连“依依”二字都不用,所以更显精妙。纵观全诗无一柳字却句句咏柳,本是写柳却字字合人,确为咏物中佳作。还有一首咏物诗《蝉》在这方面更为典型:
本以高难饱,徒劳恨费声。五更疏欲断,一树碧无情。薄宦梗犹泛,故园芜已平。烦君最相警,我亦举家清。
纪昀评:“起二句意在笔先。”也就是说诗人撇开蝉的形貌特征,将它人格化,赋予它“高难饱”的清高寒士的气质,直传其悲鸣寄恨而“徒劳”的悲慨,而又没有离开蝉的生活特性:居高而饮露,所以难饱,有恨而费声,实为徒劳;而“我”呢,清高而难饱,不平而空吟,亦属徒劳。所谓“不即不离”,“不粘不脱”,就把“蝉”和“我”的含义都包括在里面了。颔联更绝,把人格化的蝉对冷漠无情的环境的悲苦无告之感传神地表现出来,“令人思路断绝”:蝉有恨而鸣,到五更时声疏欲断,哀苦至极,树若有情,如“天若有情天亦老”,也当为它愁苦憔悴,不会依然那样碧绿,漠然无视。以商隐的哀苦陈情,而听者无动于衷(见前《巴江柳》的分析),正是“一树碧无情”了。所谓“传神空际、超超玄著”是也。而钱钟书先生的见解似乎更独到,他说“树无情而人(我)有情,遂起同感。蝉栖树上,却恝置之,蝉鸣非为‘我’而发,‘我’却谓‘相警’,是蝉于‘我’亦无情,而‘我’与之为有情也,错综细腻。”这样物与人之显隐分合,传神入境地表达出李商隐这样一个有着清高品质、梗泛身世而又承受着冷漠环境压抑的士人的心态。如果再回头与虞世南的《蝉》、骆宾王的《在狱咏蝉》相比,会更深刻地体会到商隐脱略形迹的这种特征。
最后还要提的是诗人强烈的主观感情的渗入。商隐咏物的特别之处就是他突破了单纯“托物”的咏物模式,将浓烈的议论抒情直接入诗,将痛苦的人生体验加以深化,从而带来结构的转折和境界的提高。“柳映江潭底有情,望中频遣客惊心”(《柳》),“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锦瑟》),“本以高难饱,徒劳恨费声”(《蝉》),“常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常娥》)。
综上所述,李商隐的咏物诗体物深密,情思婉转,描摹物态注重取神入境,再加上诗人主观感情的自觉不自觉渗入,使得这些诗作别具情韵。这正是李商隐在咏物一体中所做出的重要贡献。
★元稹的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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