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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道教对刘禹锡诗歌的影响
道教对刘禹锡诗歌的影响
刘禹锡与道教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他的诗歌创作深深地受到道教及其思想的影响。
有着“诗豪”之称的刘禹锡诗唐代著名的文学家和哲学家，他诗文俱佳，是唐代具有广泛影响的诗人之一。他的诗既不像韩愈的奇崛，也不像白居易的平易，而是以清隽明朗、简洁自然为基本风格，在流派众多的中唐诗坛，独树一帜。
虽然时代的政治斗争在刘禹锡的诗中留下了深刻的痕迹，但他的诗中，中唐时期盛行的道教及其思想烙印却仍不能被完全掩盖。
一、刘禹锡诗中丰富多样的道教意象
宗教与文学在某些方面是共通的，都需要丰富奇谲的意象。道教思想对刘禹锡的影响之一，正表现在道教为刘禹锡的诗歌创作提供丰富意象。
在刘禹锡诗歌中，最常见的意象是昆虫鸟兽，这些意象的出现往往与刘禹锡乐观昂扬斗志的精神的自述分不一。刘禹锡使用的不少鸟兽形象都与道教有着深厚的渊源。如在《飞鸢操》中，刘禹锡写道：“青鸟自爱玉山禾，仙禽徒贵华亭露。”诗中，刘禹锡一连使用了 “ 青鸟”、“仙禽”两个鸟类意象与鸢形成对比，赞美青鸟和仙鹤的高贵。这两种品行高洁的鸟类意象都与道教相关，青鸟是道教神话中女仙的首领西王母所住玉山上的神鸟，是道教传说中西王母的使者，而“仙禽”，即是仙化的白鹤，在道教中是仙人的坐骑，是长寿和灵性的象征，也成为了道教仙学的.“图腾”。在刘禹锡的诗歌中，运用了鹤的意象的诗作还有很多，如：《鹤叹二首并引》：“寂寞一双鹤，主人在西京。”《秋词二首》：“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等。
刘禹锡还将道教场所、道教人物等具有浓烈道教意味的特定意象广泛用于诗歌创作，扩大了诗歌艺术发生的时空边界与人物设定。在《秋萤引》、《武陵书怀五十韵》等诗中出现了承露台、昆仑山、玉坛、玄都观等道教色彩浓厚的场所意象。以道士入诗的诗作有《伤桃源薛道士》、《闻道士弹思归引》等，刘禹锡在叙述道士生活或回忆与道士交往的过程中抒发对其生活的向往与自己的志向。
值得注意的是，在刘禹锡的涉及道人的诗歌中，多次出现了女性形象。例如，《和董庶中古散调词赠尹果毅》中 “读得玄女符，生当事边时”中的“玄女”被道教奉为“女仙”，地位颇高，《巫山神女庙》中写道：“何事神仙九天上，人间来就楚庄王。”在讥讽楚庄王的同时，侧面反映出刘禹锡对道教神女的崇敬。
道教为刘禹锡的诗歌提供了丰富的意象与养料，道教意象在刘禹锡的诗歌里与其情致合而为一，极大地丰富了其诗歌的想象特性，迸发出妙不可言的灵感。
二、刘禹锡诗中齐同万物的道教意境
意象和意境在中国古代诗歌中是密不可分的，在上文中我们已经讨论了刘禹锡诗歌中的意象受到了道教文化较深的影响，显然，在刘禹锡诗歌的意境层面，也有着中唐道教文化的影子。
在《鹤叹二首并引<其一>》中，诗人在友人客行一年后的春天，再次在友人家中看见被友人留在故居的一双鹤，鹤含情脉脉地看着诗人，想言却又不能言，诗人因以有感，作此二首诗来咏鹤。鹤寂寞无主，而邻居处夜吹笙歌。结尾处没有只言本宅的寂寞，反说邻居处热闹，便使意外之意渗于诗外。“徐引竹间步，远含云外情”一句将诗人眼前之境与远方友人之境融为一体，鹤与诗人主体也合为一体，物我同一，不知寂寞的、思念友人的是鹤还是作者自己。这里体现的是一种物我同一、无限空旷的意境，鹤、诗人、读者三者在其中合而为一，时空的界线在这里也已经被打破，旧时今日、此处远方也已贯通成一个无限扩大的大意境。这种虚实相生、物我合一的意境正是对道教文化中的齐物论的继承与具象化。
三、刘禹锡诗中旷达乐观的道教志趣
刘禹锡一生仕途坎坷，为时所弃，空怀凌云壮志，道教思想则使其善于在逆境中排解忧郁，不同于多数仕途坎坷的诗人一般消极抑郁度日，而是保持着他独有的旷达乐观，笑对坎坷与人生，从刘禹锡身上，散发出来的是一种百折不挠、积极向上的志趣。
道家式的人生总是着意于心灵的自由选择，这种不与人争的处世态度实则为对人生与世界的普泛同情与悲悯的外化，由此而生的是一种笑对人生的处事态度。
《酬乐天咏老见示》是刘禹锡酬和白居易《咏老赠梦得》的诗，与白居易的诗相比，刘禹锡的诗既符合老年人的正常心态，又有一种老骥伏枥、壮心不已的人生情趣。诗结尾写道“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历来为人称道，何焯评论说“四语中极起伏之势。结句既不衰，文章必传无疑”。个中缘由是因为刘禹锡在垂垂老矣之际在这两句诗里依旧灌注了昂扬、旷达乐观的人生志趣，而不显衰颓无力，这是道教思想带给刘禹锡诗歌的精神志趣的营养，也是对其人生志趣的一种升华凝结。
刘禹锡的诗歌，无论从意象、意境又或者其中的志趣而言，都深深地受到道教自然观、哲学观以及人生观的影响。
篇2：传统诗歌：道教诗歌对中国传统诗歌的影响
仙界地府、出神入化、隐身遁迹，天上一日、世上千年……这些看来不可思议、稀奇古怪的道教世界，给中国古典文学以不尽的养料、无穷的遐想，引发出古典文学创作中的无数灵感。而这之中的道教诗歌则为中国古典文学提供了一个神奇瑰丽的浪漫天地、想象世界，促进了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发展。
在中国道教史上，东汉魏晋南北朝时期是道教从民间兴起到发展成熟的重要时期．在文学史上，诗歌的创作也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道教对文学创作影响甚大，突出的一个例子就是游仙诗的创作。游仙诗作为一种漫游仙境之诗，本是起自道家方士，后来成为道教内外人士广泛采用的创作样式。在魏晋等时期，道外文人对游仙诗的兴趣相当浓厚，以至所作诗章成就甚至超过道内人士。如三曹父子（曹操、曹丕、曹植）、竹林七贤、陆机、郭璞、沈约等，都属其中的佼佼者。
南北朝时期，随着南方经济的发展，文人南下，南朝文学得到了发展。道教方面，陶弘景对道教进行了改革，他总结了上清派的修炼方术，创立了茅山教团，建立了完整的道教神仙信仰体系。在这种背景下，游仙诗的创作再度兴盛。就连溺信佛教的梁武帝也向人称“山中宰相”的陶弘景讨教。梁武帝曾写游仙诗，“水华究灵奥，阳精测神秘。具闻上仙诀，留丹未肯饵。潜名游柱史，隐迹居郎位。委屈凤台日，分别柏寝事。萧史暂徘徊，待我升龙辔”。诗中写到，成仙的要诀都了解，炼就的丹药不肯服食。开天的萧史请再徘徊，等我一起驾起龙辔神游，以享受人间欢乐。但是作为一个享受着人间荣华富贵的帝王，虽然也向往着成就一身的仙风道骨，却也贪恋着尘世的快乐。诗中较好地体现了作者既贪恋尘世又仰慕仙界的双重心理，这也是除梁武帝之外，其他游仙诗人作品的基调和特色。
游仙诗的创作曾成为东汉、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坛的一大时尚，许多道内道外文人创作了许多游仙诗，为当时的.诗歌风格形成带来深远的影响。
唐诗是中国诗歌的顶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唐宋时期，道教由于得到朝廷的大力推崇，进入全面发展的繁荣时期。在这样一种崇道的氛围下，必然出现大量吟咏道教的诗词。其中最杰出的代表之一可谓非李白莫属。李白的诗歌，气象万千，变换无穷；时而雄浑豪放，时而澹远恬静；时而现实，时而虚幻。他一生留下的许多流传千古的优秀诗歌，是中国文化瑰宝的一部分。在中国历史上，可以称得上是永垂不朽。
李白被后人称为诗仙，除去他飘逸的诗歌风格，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道教信仰在他头脑中的根深蒂固。作为一个诗人，他继承前人诗歌成就而又发扬光大；作为一个道教信徒，他从道教中采摭大量的神话，并从道教的宗教思维模式中获得激情。两者相辅相成，造就了他的诗才。因而纵观李白的诗文，有许多是吟咏道教的神仙诗，当然更多的是受老庄道家思想濡染而创作的浪漫不羁、超然物外、孤高飘逸，一叹三绝、千古吟唱的浪漫主义文学杰作。李白的游仙诗，最有代表性的而是《梦游天姥吟留别》：“海客谈瀛州，烟涛微茫信难求。越人语天姥，云霓明灭或可睹。天姥连天向天横，势拔五岳掩赤城。天台四万八千丈，对此欲倒东南倾。我欲因之梦吴越，一夜飞度镜湖月。湖月照我影，送我至剡溪。谢公宿处今尚在，绿水荡漾清猿啼。脚著谢公屐，身登青云梯。半壁见海日，空中闻天鸡。千岩万转路不定，迷花倚石忽已瞑。熊咆龙吟殷岩泉，栗深林兮惊层巅。云青青兮欲雨，水澹澹兮生烟，列缺霹雳，丘峦崩摧。洞天石扉，訇然中开。清冥浩荡不见底，日月照耀金银台。霓为衣兮风为马，云之君兮纷纷而来下。虎鼓瑟兮鸾回车，仙之人兮列如麻。忽魂悸以魄动，恍惊起而长嗟。惟觉时之枕席，失向来之烟霞。世间行乐亦如此，古来万事东流水。别君去兮何时还，且放白鹿青崖间，须行即骑访名山。安能催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这首诗，境界极高，淋漓尽致地表现了李白对瑰丽、美好神仙世界的向往。其浪漫主义的表现手法，更是登峰造极，至今仍被人们反复吟诵。
除了李白，唐代诗人受神仙思想影响，并写有游仙诗的诗人很多，如杜甫、李商隐、李贺等等。从中我们可以看到，道教神仙观念对我国古代诗人的人生境界、追求和诗歌浪漫化表现手法的影响，无论如何都是不可低估的。
从魏晋到唐宋，中国诗坛上确实飘荡着一团团道教的云气，诗人们不仅创作了数量众多的以反映道教活动为基本内容、表现道教理想追求的游仙诗、涉道诗，而且广征博引道教的神话典故，来丰富自己的诗歌创作，增强其艺术感染力。在中国古典文学史上形成了独特的风格。
篇3：道教对中国民俗文化的影响小论文
道教对中国民俗文化的影响小论文
[摘要]在各类民间风俗中我们常能看到道教的影子，二者相互渗透、相互联系。道教对中国民俗文化的影响在民俗节日、神灵信仰、民俗禁忌、民俗祈求等方面都有所表现。
[关键词]道教；民俗
民俗，即民间风俗，是一个国家或民族中广大民众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生活文化。它起源于人类社会群体生活的需要，在特定的民族、时代和地域中不断形成、扩大和演变，为民众的日常生活服务。民俗文化是一个国家或民族文化的最好呈现形式。鲁迅先生在《致许寿裳》一文中提到：“中国文化的根柢全在道教……以此读史，有许多问题可迎刃而解。”道教作为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在其产生和发展中，势必对我国民俗的形成和发展产生影响，因此在各类民间风俗中我们常能看到道教的影子，二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道教对中国民俗文化的影响在民俗节日、神灵信仰、民俗禁忌、民俗祈求等方面都有所表现。
一、对民俗节日的影响
古人对一年中一些特殊的日子做出规定，成为节日。中国的传统节日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是我们中华民族悠久历史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传统节日的形成过程，是一个民族或国家的历史文化长期积淀凝聚的过程。道教根植于中国文化土壤，在长期发展融合过程中，对中国古代民俗节日有着广泛、深刻的影响。
在中华民族最重要的民俗节日春节中，处处都能见到道教的影响。“京师谓元旦为‘大年初一’，每届初一，于子初焚香接神，燃爆以致敬。”这其中的“焚香接神”就是受道教的影响。
以祭灶的习俗为例，农历腊月廿三过小年，小年为进入春节的.开始。民间多于此日夜礼拜灶神，祭灶反映出民众通过对道教俗神灶神的祭祀，以求达到保佑全家的目的。相传他是掌管一家生死祸福的，道教里崇尚此神，是因为灶君司饮食及火。道家一般敬灶时都要上表酬神，有送灶科仪，包括净灶、祀灶、净橱、送灶、迎灶几个部分的内容，蜡月二十四后灶君回宫，所以又要迎接他下凡回宫，希望能主一家之事，奏善定福。
民间还有扫除的习俗，“腊月二十四，掸尘扫房屋”的习俗由来已久。民间腊月二十四为扫除日，又称“扫尘日”或“扫房日”。民间认为鬼魂到了腊月将离开人间，人们如果不把身体和房屋彻底打扫一下，鬼魂就会躲藏在灰尘当中，这实际上也源于道教。道教传说人身上附有一个三尸神，他常在玉皇大帝面前说人的坏话。一次，三尸神密报，人间在诅咒天帝，想谋反天庭。玉帝误信谣言，令三尸神把各家的罪行书于屋檐下，再让蜘蛛张网遮掩以作为记号，令王灵官凡遇有记号的满门斩杀。灶君发觉此事，便让每户人家扎个长扫把将蜘蛛网扫掉，将房屋打扫得干干净净。人间避免了一次杀戮，人们为了感激灶王爷为人们除难消灾、赐福张祥，民间扫尘总在送灶后开始，直忙到大年夜。
二、对民间神灵信仰的影响
道教在形成过程中曾广泛地吸收民间的信仰内容，加以改造后纳入自己的神灵谱系，成为道教崇拜的尊神或俗神。俗神是指流传于民间而被道教信奉的神祗。主要有与自然现象相关的自然神，如雷公、风伯等；执掌读书人命运的魁星神；专门保护个人、家庭和城乡公众安全的守护神，如门神、灶神、土地神、妈祖等；护法神将关帝圣君等。但也有道教尊神直接影响民俗文化的，如三官大帝等。可见道教与民俗相互影响与促进，但是道教更系统化、规范化，从民俗中提炼出来，但又深深影响民俗，而民俗又为道教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三、对民俗禁忌的影响
在道教与民间习俗互相渗透的过程中，道教禁忌对民间禁忌习俗的影响，成为民间礼俗的重要内容。根据卿希泰、詹石窗的研究，道教与民间禁忌礼俗可以体现在很多方面。
以灶神禁忌为例，人们对灶君的崇敬，除了毕恭毕敬的祀奉外，还表现在许多忌讳上。由于对灶王爷既尊重，又畏惧，在心理上有很大的反差，便设计出各种各样的忌讳来。这些忌讳，主要是灶前什么东西不能放，什么话不能说，什么事不能做：尤其是对女人，禁忌就更多了。在《敬灶全书灶上避忌》中对灶君避忌做了非常详细的记载。如严格规定：“不得用灶火烧香；不得击灶；不得将刀、斧置于灶上；不得在灶前讲怪话、发牢骚、哭泣、呼唤、唱歌；不得在灶前小便、吐唾沫；不得在灶前赤身露体；月经未完的妇女不得经过灶前；披头散发者不得烧饭做菜；不得将污脏物送入灶内燃烧”等。人们认为做这些事情，会冒犯灶神或火神。
事实上，因为道教是从民间发显，早期的巫术、方术，甚至阴阳五行、老庄哲学、医学都浸润其间，成为道教禁忌的一部分。反过来看，道教作为中国的本土宗教，得到相当的重视与信仰，其本身的禁忌无可厚非地也就影响了民间礼俗的内容，从而达到两者水乳交融的境界。
[参考文献]
[1]程裕帧，中国文化要略[M]，北京：外语教学研究出版社，，119-125
[2]卿希泰，中国道教史[M]，四川：四川人民出版社，，257-245
篇4：刘禹锡的诗歌
刘禹锡(772-842)，字梦得，唐代彭城(今江苏徐州)人。唐代中晚期著名诗人、政治家、改革家。其诗作，诗中寓理，敢于直面人生，树立思想之风标;其诗风，刚直豪放，短小精干，清新自然，与同期伟大诗人白居易齐名。
刘禹锡的诗，无论短章长篇，大都简洁明快，风情俊爽，有一种哲人的睿智和诗人的挚情渗透其中，极富艺术张力和雄直气势。
刘禹锡的古诗代表作品详见应届毕业生文学网：刘禹锡唐诗代表作品赏析
刘禹锡代表作品精选
陋室铭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
水不在深，有龙则灵。
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
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
可以调素琴，阅金经。
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
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
孔子云：何陋之有?
《竹枝》诗二首
瞿塘嘈嘈十二滩，
此中道路古来难。
长恨人心不如水，
等闲平地起波澜。
杨柳青青江水平，
闻郎岸上踏歌声。
东边日出西边雨，
道是无晴却有晴。
《浪淘沙》三首
九曲黄河万里沙，
浪淘风簸自天涯。
如今直上银河去，
同到牵牛织女家。
八月涛声吼地来，
头高数丈触山回。
须臾却入海门去，
卷起沙堆似雪堆。
莫道谗言如浪深，
岂有迁客似沙沉。
千淘万漉虽辛苦，
吹尽寒沙始到金。
秋词
自古逢秋悲寂寥，
我言秋日胜春朝。
晴空一鹤排云上，
便引诗情到碧霄。
再游玄都观
百亩庭中半是苔，
桃花净尽菜花开。
种桃道士归何处，
前度刘郎今又来。
西塞山怀古
王濬楼船下益州，
金陵王气黯然收。
千寻铁锁沉江底，
一片降幡出石头。
人世几回伤往事，
山形依旧枕寒流。
今逢四海为家日，
故垒萧萧芦荻秋。
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
巴山蜀水凄凉地，
二十三年弃置身。
怀旧空吟闻笛赋，
到乡翻似烂柯人。
沉舟侧畔千帆过，
病树前头万木春。
今日闻君歌一曲，
暂凭杯酒长精神
刘禹锡经典名句
百胜难虑敌，三折乃良医。——《学阮公体三首》
只言绳自直，安知室可欺。——同上
人生不失意，焉能慕知己。——同上
莫道桑榆晚，微霞尚满天。--《酬乐天咏志见示》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
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陋室铭》
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再游玄都观》
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赏牡丹》
芳林新叶催陈叶，流水前波让后波。--《乐天见示伤微之敦诗晦叔三君子皆有深分因成是诗以寄》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乌衣巷》
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
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望洞庭》
忽然笑语半天上，无限游人举眼看。--《同乐天登栖灵寺塔》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还有晴。--《竹枝词》
桃叶传情竹枝怨，水流无限月明多。--《堤上行》
篇5：刘禹锡诗歌研究
刘禹锡诗歌研究
中唐诗人刘禹锡以其独特的诗歌风貌，在中唐诗坛上独树一帜。
20世纪80年代以后对刘禹锡的研究有以前的偏重哲学和思想转变到了全方位，多元化的研究，诗歌研究也不断细致和深入，领域不断拓宽。纵观学界的研究，主要集中以下方面。
一、诗歌继承和创新研究。
这方面的文章主要研究了刘禹锡对前代作家的继承和超越，有对屈原的接受，目前学界研究较多，如韦燕宁《论屈原骚怨情感对刘禹锡的影响》认为屈原的骚怨情感，对刘禹锡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刘禹锡把这种精神融进了对自身遭遇的忧怨感慨，对社会现实的讽刺;也融进了他对巴楚风物的现实观察和表现，对巴山楚水自然风物的自觉关注，在意象的描写中寄托和表现自己的骚怨愁情，还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屈原的骚怨表达，使之更具有现实性。王建梅《刘禹锡贬谪诗对屈骚的继承和超越》认为刘禹锡在贬谪时期继承了屈骚精神，并且又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屈骚的忧怨主题,形成了自己放旷与自适的风格。刘梦初认为刘禹锡接受屈原的契机是贬谪朗州，相同的环境和相似的禀赋才能是刘禹锡接受屈骚的外在条件和内在因素。
有对李白的接受，如闫伟哲《“诗仙”“诗豪” 之诗的豪情—— 论刘禹锡对李白诗歌精神的承袭与发展》一文认为刘禹锡在追求建功立业和独立的人格、强烈的主观情感的抒发、恢宏壮大的景物描写等方面都承袭了李白的诗风，并在此基础上有所发展，认为刘禹锡继承了“视风骚，宗盛唐”的传统，在豪情中融入了理性精神和沧桑之感，把李白青年式行侠的豪情转化为中年式成熟的豪情，为北宋苏轼、辛弃疾气象雄壮的诗篇开辟了新路。对皎然的接受，金燕《论刘禹锡诗歌对皎然自然美学观点的实践》认为刘禹锡的语言艺术继承了皎然以情兴为出发点，经过人工雕琢的，与艺术规律相结合的美学原则，同时也在接受客观生活感召的基础上，对其中的唯心主义进行了剥离，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诗歌语言艺术，词总华实，语语可歌，在中唐诗坛独树一帜。
张振萍《论刘禹锡诗歌中的创新意义》认为刘禹锡的创新在于使诗歌题材领域得到拓展和发掘：把劳动场面写入诗，以开朗豁达的心胸面对生活中的不如意,诗中体现出豪放不羁、倔强不屈的品格。他创作的民歌体诗歌 ，对后世影响很大，使诗歌体式更加完善。冯权书认为刘禹锡创新诗歌创新的成就表现三方面: 对题材领域的拓展与发掘;对传统主题的深化与反拨;对诗歌体式的变革与发展。
二、诗歌艺术研究
(一)艺术特色研究。如肖瑞峰《论刘禹锡诗的艺术风格》用“豪健雄奇”来概括刘禹锡诗的风格。韦永霞认为刘禹锡诗歌的“三美”特征是意境美、意志美、哲理美。罗筱玉认为刘诗语言合气骨、情致、韵律于一体,熔豪健、含蓄、明快于一炉。崔桂萍认为刘禹锡诗歌是思想和艺术完美结合的产物，个性主要表现在有独特的精神气质，强烈的现实批判精神，理性沉思和感性思维的结合。还有一些论其“诗豪”风格的文章，如宋恪震、刘梦初有些文章都对刘禹锡诗歌风格进行解读，认为其具有豪迈的风格。孙琴安指出刘禹锡的怀古五律独占鳌头，且五律中的妙句很多，他晚年的五律成就很高，认为其五律在唐代五律诗中有较高的地位。
(二)诗论研究。对刘禹锡的诗论进行研究，刘欢认为刘禹锡说的“境生于象外”这句著名的话中的“境”字，是指作者的主观情旨。一层是作者在作品中要表达的旨意;另一层是由文字刻划的种种物象。两者结构关系是“境生于象外”，刘禹锡有不少作品都能给人提供这样的艺术美。认为刘禹锡用入念息定，主体致悟方法解决意境创作中的构思问题，对后世有很大影响。朱学东指出了刘禹锡构建以境生象外为中心的意境理论，包括因地乘气的主体心性论、因定得境的审美虚静论和至言无辩的言意论。刘氏对意境理论的探讨是最具有理论深度的，对古代诗论的发展有很大贡献。陈允锋认为刘禹锡在创作诗歌时也非常注意对地理历史沿革、地域民风以及地方歌谣的重视，并充分运用到文学创作中，这也是他诗学思想的一个特点。
三、诗歌内容研究。
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有对其咏史怀古诗，政治讽喻诗，乐府民歌的具体分类研究。
(一)咏史怀古诗研究。林心治认为刘禹锡的咏史怀古诗在题材范围特别是思想深度方面较前人有进一步拓展，在艺术创造上也多有建树，对晚唐咏古诗的兴盛有着直接而重要的影响。尚永亮认为刘禹锡此类诗作可分为咏史和怀古两类，认为其具有意悲境远,感慨无端,调响词练,高华深稳的特点。江枰把刘禹锡咏史诗分为朗州十年为前期;夔、和二州的五年为后期。前期内容主要为被贬谪的.悲苦，愤怒，矢志不移的坚贞，向往被起用信心。后期内容主要为对统治者的批判，警示以及与先贤自比。刘欢、萧瑞峰有些文章分别对刘禹锡咏史怀古诗的生成，价值，地位和影响进行了研究。
(二)政治讽喻诗研究。文章主要研究刘禹锡讽喻诗的的创作特点﹑艺术成就﹑形成原因﹑历史贡献。有何正力认为刘禹锡讽刺诗形成有三方面原因，政治因素：藩镇势强，宦官受宠，朝臣不睦;文坛因素：元和文坛重功利的文学思想;个人因素：刚直之性，怨愤之情。贡献有思想贡献：忧国不谋身的思想对底层民众的同情，执著的信念，不屈的反抗。和艺术贡献：体式和语言的创新。江云认为刘禹锡的讽刺诗，鞭挞社会丑恶，表现出旷达的胸怀和坚强的意志。
(三)乐府民歌研究。文章主要是对刘禹锡以《竹枝词》为代表的民歌进行研究。萧瑞峰、李申有些文章对刘禹锡民歌艺术以及《竹枝词》《踏歌词》等进行研究。金艳有些文章集中于研究刘禹锡向民歌的学习。张福清、吴倩有些文章从民俗文化的角度来研究刘禹锡民歌。唱和诗研究，付瑶、刘小年分别研究了其唱和诗的创作原因，思想主题等，对于了解刘禹锡的思想，交友都有很大意义。贬谪诗、咏秋诗、咏物诗等也进入到了研究者的视野。反映了20 世纪80 年代以后刘诗研究的细化和深化。
四、诗歌影响和流变研究。
洪迎华、何正力有些文章研究了苏轼对刘禹锡讽刺诗的接受。关于刘禹锡诗歌的研究还是比较全面的。但还是有许多受冷落的地方，给后世学者的研究留下了很大的空间。诗歌继承和创新研究方面主要集中于对屈原，皎然的继承和超越，并未涉及对其他作家的接受。诗歌艺术研究方面集中于刘诗的豪迈风格，侧重于对诗歌背后的诗人思想精神的关注，对于其他艺术手法研究较少。诗论研究的文章集中于研究其意境论，对刘的其他诗论主张，如诗歌用典等方面的研究欠缺。关于乐府民歌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竹枝词》，《踏歌词》这几篇。影响研究只涉及到了苏轼等少数人。
篇6：白居易诗歌对后世影响
白居易的作品语言通俗，深入浅出，平易自然，不露雕琢痕迹。其诗刻画人物，形象鲜明，以情动人，具有很高的艺术造诣。
诗歌特点
李商隐的诗歌能在晚唐独树一帜，在于他心灵善感，一往情深，用很多作来表现晚唐士人伤感哀苦的情绪，以及他对爱情的执著，开创了诗歌的新风格、新境界。其诗构思新奇，风格秾丽，尤其是一些爱情诗与无题诗写得缠绵悱恻，为人传诵。此外李商隐将含蓄、朦胧的表现手法运用到了极致，但部分诗歌过于隐晦迷离，难于索解，至有“诗家总爱西昆好，独恨无人作郑笺”之说。
李商隐诗歌成就最高的是近体诗，尤其是七言律绝。他是继杜甫之后，唐代七律发展史上的第二座里程碑。
他继承了杜甫七律锤炼谨严、沉郁顿挫的特色，又融合了齐梁诗的浓艳色彩、李贺诗的幻想象征手法，形成了深情绵邈、绮丽精工的独特风格。如《重过圣女祠》借爱情遇合，于写景中融合比兴象征，寄寓困顿失意的身世之感;《春雨》将李贺古体诗的奇艳移入律诗，语言绮丽而对仗工整，音律圆美婉转，意象极美。但他的诗中因爱用僻典，诗的整体意旨往往隐晦。其次，李商隐将人生慨叹的抒写向更深细隐晦方面发展，善于用艳丽精工的艺术形式表达惆怅落寞的情绪，诗中充满了迷茫与悲凉的体验，作品深婉精丽、韵味深厚，“近而不浮，远而不尽”，富有象征暗示色彩，有一种朦胧美。如《锦瑟》，关于其诗意，历来众说纷纭：有悼亡说、寄托说、恋情说、听瑟曲说、编集自序说、自伤身世说等多种解释，表达幽微深远，具有朦胧美。再次，他的诗歌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其心灵的象征，是一种纯属主观的生命体验的表现。李商隐的七绝如《宿骆氏亭寄怀崔雍崔衮》、《夜雨寄北》、《夕阳楼》等，较多抒写身世之感，感情细腻，意境婉约，诗中贯穿着身世和时世的悲感，具有沉痛凄切的抑郁情调和忧伤美，在艺术上更是细美忧约、沉博绝丽，在精工富丽的辞藻中，朦胧含蓄地表达自己的情思，成为伤感唯美文学的典型。
李商隐的诗歌有广泛的师承。他悲怆哀怨的情思和香草美人的寄托手法源于屈原，他诗歌意旨的遥深、归趣难求的风格与阮籍有相通之处。杜甫诗歌忧国忧民的精神、沉郁顿挫的风格，齐梁诗歌的精工艳丽以及李贺诗歌的幽约奇丽的象征手法和风格都影响了李商隐。李商隐的一些长篇古体，雄放奇崛又近于韩愈;他还有少数诗歌清新流丽、纯用白描，脱胎于六朝民歌。李商隐善熔百家于一炉，故能自成一家。
篇7：白居易诗歌对后世影响
在清代孙洙编选的《唐诗三百首》中，收入李商隐的诗作32首，数量仅次于杜甫(38首)，居第二位，而王维入选29首、李白入选27首。这个唐诗选本在中国家喻户晓，由此也可以看出李商隐在普通民众中的巨大影响。
李商隐的`诗的社会意义虽然不及李白、杜甫、白居易，但是李商隐是对后世最有影响力的诗人，因为爱好李商隐诗的人比爱好李、杜、白诗的人更多。李商隐的诗歌，尤其是他的爱情诗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从晚唐的韩偓等人，宋初的西昆诗人，直到清代的黄景仁、龚自珍，在诗风上均受其影响。此外，唐宋的婉约派词人，明清的许多爱情剧作家，也都不断地向他学习。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李商隐那些表现伤感情调的诗歌，于凄艳哀婉之中融人身世时世之感，追求一种细美幽约的美，诗而词化的特征比较显著，如题材的细小化，情思的深微化，意境的婉丽纤柔等。这在诗与词之间搭起了一座过渡性的桥梁。
篇8：略论古羌族对道教神仙信仰的影响
略论古羌族对道教神仙信仰的影响
摘要：长生成仙是道教的核心信仰.远一思想的形成,从古羌族汲取过养分.西王母、大禹、昆仑山、灵魂不死等与羌族相关的事物,被道教整合到自己的`神学系统中,并因此而焕发出异样的风采. 作者： 李雄燕 Author： LI Xiong-yan 作者单位： 四川大学,四川・成都,610064 期 刊： 贵州民族研究 PKUCSSCI Journal： GUIZHOU ETHNIC STUDIES 年，卷(期)： , 27(5) 分类号： B958.74 关键词： 神仙 山岳 西王母 大禹 灵魂不死 机标分类号： G12 K89 机标关键词： 古羌族 道教 神仙信仰 灵魂不死 西王母 昆仑山 整合 养分 系统 思想 神学 大禹 基金项目：篇9：试论道教文化对科学技术的影响与启示
试论道教文化对科学技术的影响与启示
道教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之一,具有丰富的内容.它不仅对古代科技发展有多重影响和作用,而且对现代科技创新也有重大启示和作用.
作 者：李承宗 谢翠蓉 作者单位：李承宗(湖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长沙,410079)谢翠蓉(湖南大学,期刊社,湖南,长沙,410082)
刊 名：广东行政学院学报 英文刊名：JOURNAL OF GUANGDONG INSTITUT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年，卷(期)： 15(6) 分类号：B958 关键词：道教文化 古代科技 现代科技篇10：屈原骚怨情感对刘禹锡的影响
屈原骚怨情感对刘禹锡的影响
刘禹锡与屈原的人生经历颇为相似，贬谪后的刘禹锡也转向文学创作，借以明心见志。
屈原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个被贬谪的伟大诗人，他忠君爱国。执著地追求理想中的美政，然而，带给他的却是忠而见谤，放逐于蛮荒之地，这使他内心充满了委屈与怨愤。面对纷乱危难的时政国是，他无处伸达，不得不投注于文学创作。以文学艺术的形式抒发自己的一片赤诚之心与高洁情怀。寄寓自己对理想的追求和无辜遭贬的怨愤，从而形成了文学史上的“骚怨”传统，并对后世文人产生着深远的影响。刘禹锡与屈原的人生经历颇为相似，他因参与“永贞革新”而为时所弃。被无情地逐出朝廷。贬谪于远州蛮地。独处僻壤。在人生理想得意之时，突然遭到这样巨大的打击，从权力的巅峰跌入社会生活的谷底，这极大地刺激了刘禹锡的心灵。所以，当他来到屈原曾经的流放地时，一种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强烈情感油然而生。使他对这位前贤的人生际遇和生活境况有了更多的共鸣，屈原的骚怨情怀慢慢地融入了他的心里，深深地影响着他的生活和创作。正如明人陆时雍所说：“刘梦得……俱深于哀怨。谓骚之余派可。”
刘禹锡初贬的朗州，就是屈原当年的流放地。这里偏僻荒凉，山高林密。异兽哀嚎，恍如绝世。这使得诗人那固有的忧怨委屈感更为忧郁，内心难以抑制地发出了“高莫高兮九阍，远莫远兮故国”的痛怨之叹。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哀怨愈加强烈，《谪九年赋》就是这种情感和心态的集中体现。他说：“古称思妇，已历九秋，未必有是，举为深愁。莫高者天，莫浚者泉，推以极数，无逾九焉。伊我之谪。至于极数。长沙之悲。三倍其时……天有寒暑，闰余三变。朝有考绩，幽明三见……叹息兮徜徉，登高高兮望苍苍……何吾道之一穷兮，贯九年而犹尔。”言语苍凉而悲凄。但值得欣慰的是朗州有淳朴的民风，有古老的楚俗，还有三闾桥、招屈亭等屈子遗迹。初到贬所，刘禹锡就住在后人为纪念屈原而修建的招屈亭附近。地理和情感上的亲近，使刘禹锡对屈原产生了由衷的敬仰和怀念，“灵均何年歌已矣，哀谣振楫从此起……曲终人散空愁暮，招屈亭前水东注。”(《竞渡曲》)“屈平祠下沅江水，月照寒波白烟起”(《采菱行》)睹物思贤，虽不免伤感。然而屈原的形象由此如丰碑一样矗立在他心中，促使他调整了心态，看准了人生的方向，专注于文学创作，借以明心见志，抒发感慨。如其在《刘氏集略说》中所说：“及谪于湘沅间，为江山风物之所荡，往往指事成歌诗。或读书有所感。辄立评议。穷愁著书，古儒者之大同，非高冠长剑之比耳。”这里所说的“高冠长剑”意指屈原，说明屈原精神在其贬谪生活中具有深刻的影响和作用。而我们从其作品对屈原所流露的真情实感和对屈赋物象的运用来看，屈原的“骚怨”情感已经融入刘禹锡的人生与创作之中。
屈原素怀报国之志，不为冤屈诽谤所阻，依然故我，忧心时政。《离骚》中“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哀郢》中“哀见君而不再得”、“哀州土之平乐兮，悲江介之遗风”等诗句就是屈原忧时伤世和爱国情怀的自然流露。刘禹锡也与屈原一样，不因仕途受挫而改易初心，始终心系朝廷。关心国是。如元和十二年十月，官军在李的率领下，击败并活捉了叛军首领吴元济，刘禹锡立即上《贺收蔡州表》，并写了《平蔡州三首》以示庆贺。类似的思想在《平齐行二首》和《城西行》中也有体现，这都说明刘禹锡对现实的关注。在《九日登高》中他说：“世路山河险，君门烟雾深，年年上高处，未省不伤心。”可见，其忧君思国的心绪与屈原的望君门而九重，“哀见君而不再得”的悲怨心情是相通相似的。刘禹锡既眷顾君国，也思乡盼归。在其诗中蕴涵着浓浓的思归之情。如其《武陵抒怀》中就写道：“就日秦京远，临风楚奏烦。南登无灞岸，旦夕上高原。”在《采菱行》中，他又叹道：“一曲南音此地闻，长安北望三千里。”这种焦切的盼归之情，其实就是他对朝政的牵挂，也是希望能够早日回朝为国分忧，以实现未竟之伟业。
嫉恶刺邪是屈原威武不屈斗争精神的表现。刘禹锡也深受这种精神的影响，他对中唐时期的黑暗政治和社会丑恶也进行了无情的讽刺和揭露。在参与朝政的过程中，他对当时的社会问题和政治弊端有了更多的了解和更深的感受，特别是被贬谪后，他对社会政治的认识更为清醒深刻。他因才高遭嫉。因志洁被诬。遭到群小的'构陷，以至远贬遐藩。所以，在作品中从不同的角度，借物陈情，对朝廷权贵进行了尖锐的讽刺与批判。如其《养鸷词》，以鸷鸟喻禁军，对禁军只知享乐。毫无作为的腐败现象予以尖锐讽刺;《武夫词》是斥责那些方镇武将的恣纵骄横，揭露宦官神策军对社会的危害;《百舌吟》则是借百舌鸟的舌端万变来讽刺嘲笑那些曲意逢迎，以阿谀奉承而得宠的佞宦之流;《飞鸢操》是以飞鸢“鹰隼仪形蝼蚁心”的可鄙形象作比喻。无情地嘲弄那些徒具仪表而玩弄权势的奸佞小人。揭露他们丑恶的嘴脸。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聚蚊谣》，诗歌是以辛辣的笔墨来暗喻那些一时猖狂得势的小人：“沉沉夏夜兰堂开，飞蚊伺暗声如霄。嘈然啖起初骇听。殷殷若自南山来。喧腾鼓舞喜昏黑，味者不分听者惑。露花滴沥月上天，利嘴迎人看不得。我躯七尺尔如芒，我孤尔众能我伤。天生有时不可遏，为尔设幄潜匡床。清商一曲秋日晓，羞尔微形饲丹鸟。”诗人把那些阴险狠毒之徒喻为喜欢昏暗、专在黑暗中以利嘴伤人的蚊虫，入木三分地塑造了他们卑鄙渺小的形象，以表达自己的极端痛恨与鄙夷不屑之情。诗中飞蚊“伺暗”“喜昏黑”的嗜好，与那些趋炎附势之徒好从暗中伤人的行为，同样令人厌恶。蚊的“声如雷”、“嘈然啖起”、“喧腾鼓舞”、“利嘴迎人”，这种飞扬跋磨、不可一世的神态，其实就犹如“永贞革新”失败后。势利小人肆意中伤谗害革新派的做派。“清商一曲来秋日，羞尔微形饲丹鸟。”表明了诗人不为强权所屈服，不因一时受挫而颓废堕落。而是以乐观的精神坚持不懈地斗争。而最为人们所熟悉和称道的是刘禹锡的两首游玄都观诗，诗人以含蓄的意象。暗寓褒贬，勇敢地向那些曾经追害过他的权幸佞臣提出了挑战，如《再游玄都观》就写道：“百亩中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明确表达了诗人绝不屈服的斗争精神。
屈原对崇高理想的执著追求。“宁溘死以流亡”，“虽九死其犹未悔”，矢志不渝、不改初志的精神，对刘禹锡也有深远的影响。刘禹锡被贬后，虽然迫于情势而寄情笔墨，把诗文作为“见志之具”，但其内心从未怀疑过自己的理想，他认为自己横遭贬谪，是因为小人嫉妒贤能，而倾陷加诬，“唯守职业，实无党朋。竟坐飞语，贬
在遐藩。”(《苏州谢上表》)他也从未放弃过对理想的追求。始终怀抱“兼济”之志，希望有朝一日能再展宏图，如其在《砥石赋》中所说：“故态复还，宝心再起，既赋形而终用。一蒙垢焉何耻?感利钝之有时兮，寄雄心于瞪视。”文中以宝刀喻贤才。宝刀经砥石的磨砺，会更显锋芒，借以表达自己百折不挠的韧劲和伺时再起的雄心。在《秋声赋》中又说：“骥伏枥而已老，鹰在鞲而有情。聆朔风而心动，眄天籁而神惊。力将疹兮足受绁，犹奋迅于秋声。”秋节多悲凉，但刘禹锡却唱出了励志的高歌。人虽垂暮。可壮心犹烈，表明了对人生理想的高度期望。在《望夫山》中，就体现了一种顽强的执著精神：“终日望夫夫不归，化为孤石苦相思。望来已是几千载，只似当时初望时。”诗中连用三个“望”字，层层深化，以表达坚贞不渝的志向。在《历阳书事十二韵》中他又说：“望夫人化石，梦帝日环营。”两者比照，就是宣示诗人忠于理想、守志不移的坚定信念。直至晚年，刘禹锡对理想的追求也一如既往，毫不动摇。在《酬淮南廖参谋秋夕见过之什》中，他说：“初服已惊玄发长。高情犹向碧云深。”诗人虽自觉鬓掺“二毛”，却高情不减当年，向往的仍是像雄鹰那样展翅高飞。在《始闻秋风》中他写道：“马思边草拳毛动，雕眄青云睡眼开。天地肃清堪四望，为君扶病上高台。”无论是思边的骏马，还是顾盼青云的鹜雕，都是诗人自身形象的真实写照，充分展示了诗人豪情在胸、壮志难泯的非凡气度。
屈原对沅湘流域民俗风物的采诗吟咏，以寄托人生境遇中的骚怨情志，对刘禹锡的影响也很明显。在贬谪期间，刘禹锡以巴蜀荆楚民俗风物为意象，感其所见。思其所闻，放情笔墨，以抒发内心的哀怨忧恨，寄寓人生理想，从而也成就了他在文学史上的独特地位。正如卞孝萱先生在《刘禹锡评传》中所说：“刘禹锡的诗歌也深受《楚辞》的影响……屈原变法失败后被流放到湘沅流域，学习当地的民歌而创作《九歌》，刘禹锡在‘永贞革新’失败后也贬谪到湘沅地区，他效仿屈原学习民歌而创作了《竹枝词》。他在朗州近十年，住在与招屈亭相邻的地方，他写的《竞渡曲》记述了当地人民为纪念屈原自沉殉国而形成的竞渡风俗，以表达自己对屈原人格的崇敬。”在朗州，刘禹锡感慨于“武陵俗嗜采菱，岁秋矣，有女郎盛游于白马湖，薄言采之，归以御客”而做《采菱行》，抒发了“屈平祠下沅江水，月照寒波白烟起。一曲南音此地闻。长安北望三千里”的悲凉之情。在武陵，他观赏了龙舟竞渡之俗后，又做《竟渡曲》，慨叹于“沅江五月平堤流，邑人相将浮彩舟，灵均何年歌已矣……曲终人散空愁暮。招屈亭前水东注”，表达了其对屈原的怀念之情以及难以释怀的逐臣之怨。在连州时，他看到“连州城下，俯接村墟，偶登郡楼，适有所感，遂书其事为俚歌”，因做《插田歌》，对农村劳动生活习俗表达了浓厚的兴趣。此外，还有描写农耕和打猎习俗的《畲田行》、《连州观莫徭猎西山》等。在这些诗作中，因为贬谪生活的凄凉痛苦，诗人在描写民俗风物意象时，有相当一部分不免带有哀伤的色彩，有着明显的骚怨情感。如其《酬端州吴大夫泊湘川见寄一绝》所写：“夜泊湘川逐客心，月明猿苦血沾襟。湘妃旧竹痕犹浅，从此因君染更深。”又如《清湘词二首》其一：“斑竹枝，斑竹枝，泪痕点点寄相思。楚客欲听瑶瑟怨。潇湘深夜月明时。”诗人所描写的月下斑竹、啼血哀猿、湘妃清泪、深夜幽怨琴声。其实就是诗人忧愁忧伤情感的表露和宣泄。当然，刘禹锡长期辗转于巴楚社会下层。感受到民间最为朴实鲜活的民俗风物，这使得他的心态渐渐地发生了变化。心境变得更为平和。创作也出现了与以往忧怨不同的清丽之风。如《竹枝词》就是其最具代表的作品，其序说：“岁正月，余来建平，里中儿联歌《竹枝》，吹短笛，击鼓以赴节。歌者扬袂睢舞，以曲多为贤……虽伧宁不可分，而含思宛转，有淇濮之艳。昔屈原居沅湘间，其民迎神，词多郧陋，乃为作《九歌》，到于今。荆楚歌舞之。故余亦作《竹枝词》九篇，俾善歌者飚之。”在这组诗中，刘禹锡描写了巴蜀的自然风物和民风习俗，如“山上层层桃李花，云间烟火是人家”、“巫峡苍苍烟雨时，清猿啼在最高枝”、“两岸山花似雪开，家家春酒满银杯”、“花红易衰似郎意。水流无限似依愁”。还有“昭君坊中多女伴。永安宫外踏青来”、“为是襄王故宫地，至今犹自细腰多”是写游踏青的细腰少女;“银金钗来负水，长刀短笠去烧畲”写刀耕火种的农家生活。类似作品还有《杨柳枝词》、《踏歌词》等。应该说，是贬所人文风情的淳朴美打动了他、感化了他，也抚慰了他因贬而产生的怨愤，心境的平和才使他发掘出这样美好的风俗人情。唱出如此优美动人的歌。从这个意义上说，刘禹锡不仅深受骚怨情感的影响，而且在情感内涵的表达上还有所超越。
总之，屈原的骚怨情感，对刘禹锡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把这种精神融进了对自身遭遇的忧怨感慨。对社会现实的讽刺：也融进了他对巴楚风物的现实观察和表现，对巴山楚水自然风物的自觉关注，在意象的描写中寄托和表现自己的骚怨愁情，同时，还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屈原的骚怨表达。使之更具有现实性。
篇11：白居易诗歌的道教情怀
白居易诗歌的道教情怀
白居易(772年—846年)，字乐天，号香山居士，又号醉吟先生，祖籍太原，到其曾祖父时迁居下邽，生于河南新郑。是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唐代三大诗人之一。白居易与元稹共同倡导新乐府运动，世称“元白”，与刘禹锡并称“刘白”。
白居易的诗歌题材广泛，形式多样，语言平易通俗，有“诗魔”和“诗王”之称。官至翰林学士、左赞善大夫。公元846年，白居易在洛阳逝世，葬于香山。有《白氏长庆集》传世，代表诗作有《长恨歌》、《卖炭翁》、《琵琶行》等。
在唐代，道教得到了李唐王朝的特别尊崇，迎来了其发展的全盛期。唐代统治者为顺应魏晋南北朝以来重视门阀世族的传统，追崇老子为自己的祖先，以提高自身的身份。在统治者的大力倡导下，道教甚至成为科举考试的内容，即所谓“道举”。道教自然成为整个社会的时尚，成为文人精神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唐代又是一个思想开放、兼容并包的时代，在思想领域，儒、释、道三教调和，文人大都周流三教，取其所需。虽然整个唐代的宗教信仰仍以佛教略占优势，但道教在唐代社会一直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在这种时代风气的影响下，以“儒家子”自居的白居易受到道教的深刻影响也是可想而知的。
白居易号“香山居士”，以礼佛出名，其实他同时也是道教信徒。白居易在诗中说：“身着居士衣，手把南华篇。”(朱金城《白居易集笺校》 1988 年版)白居易与同时代士人一样，服饵炼丹、求仙访道，佛、道的修养形成了白居易独特的人生思考和行为方式。白居易的人生观实际上是受到了道教的影响，并把道教教义身体力行地运用在现实人生中，他的诗歌中也处处洋溢着道教情怀。
一、“贵生”的人生观念
道教贵生重生，看重个体生命的价值，相信人通过修炼可以像神仙一样自在逍遥和长生。在道教思想史上占有重要位置的《太平经》说：“人命至重，不可须臾。”东晋神仙家葛洪明确地肯定生命的意义是“天地之大德曰生。”(《抱朴子·内篇·勤求》)司马承祯也说“人之所贵者，生也;生之所贵者，道也。人之有道，如鱼之有水。”(《坐忘序》)“道教信仰的核心是对生命的肯定和对永生的追求。”(孙昌武《道教与唐代文学》)所以道教从根本上肯定了现实人生，形成了珍视生命的“贵生”人生哲学。
在白居易的诗歌中，明显可见作者对衰老、疾病、死亡的关注，他极其敏感于自己生命的流逝，“白发”、“病”、“老”、“死”等字眼在白居易的诗歌中出现频率很高，例如以“病”为题的诗歌，如“卧病”、“咏病”、“病中”、“疾”等。经统计，白居易诗歌中“病”字出现竟然多达 400 多处，数量之大在中国古代诗歌史上也是罕见的。白居易本来身体欠佳，所以他极其关注身体上的细微变化。白居易又有着比一般人更强烈的生命意识，故而他比其他健康人更痛楚地感受到疾病对于生命的威胁，屡屡在诗中吟咏自己的衰老与疾病，如“老辞游冶寻花伴，病别荒狂旧酒徒。更恐五年三岁后，些些谈笑亦应无?”(《衰病》)“眼渐昏昏耳渐聋，满头霜雪半身风。”(《老病幽独偶吟所怀》) “四十未为老，忧伤早衰恶。前岁二毛生，今年一齿落。形骸日损耗，心事同萧索。夜寝与朝餐，其间味亦薄。”(《自觉二首》)不管是哀叹感伤还是故作旷达，其深层心理都是对于生命的珍视和对于死亡的无奈与恐惧，都充分体现了白居易的“贵生”思想。
另外，白居易的“重人贵生”思想还体现在对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女性命运的关注上。与同时代的诗人相比，女性题材在白居易的作品中占有相当大的数量。白居易笔下的女性形象涉及社会的各个角落，举凡失宠的妃子、艰辛的贫女、遭黜的宫女、失意的伎人，都被他一一描绘，用以揭露女性命运的不公，批判社会的不合理现象。如《长恨歌》中对于杨贵妃与唐明皇爱情不由自主的歌咏与赞美;《上阳白发人》、《后宫词》、《陵园妾》对于禁锢宫中的宫女的悲惨命运的大声疾呼;还有《代卖薪女赠诸妓》对底层劳动妇女的苦痛的同情，无不倾注了作者深沉的情感，他感叹“大都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简简吟》)从白诗中看，白居易的女性观与道教的思想也有不谋而合之处。道教继承老子的贵柔守雌思想，其“贵生”思想也包括“爱阴”、“护阴”的内容，尤其关注女性弱势群体的生存权力。《太平经》主张要使女性找到各自的夫家，自食其力，不要让她们被休弃回家而使父母愁苦，还认为人皆具有使生命延续的本能，若不从事传宗接代的任务，对天地来说是一件凶事，“不敢复传类，不而复相生成，故凶也”。
道教的“贵生”思想还体现在对一切生命的尊重。“凡万物生自有神”，道教教义认为世界上一切生命都受命于天，都有求生的本能和成仙的可能。人类作为万物之一，也应该尊重多样的生物，保障它们的生命权，不可随意杀戮哪怕是不起眼的小生物，所以要“慎无烧山破石，延及草木”、“无取幼稚给人食者。”(《太平经》)白居易的“贵生”思想也是推己及人，直至世间万物。白居易是一个敏感多情的诗人，他对世上一切美好的情事，山川树木、花鸟鱼虫、清风明月、季节迁换都有着比旁人多的爱恋与珍惜之情。白居易惯骑的白马死去，他“稠桑驿门外，吟罢涕双垂”。(《有小白马乘驭多时奉使东行至稠桑驿溘然而毙足可惊伤不能忌情题二十韵》)以至于黯然神伤，久久不能忘怀。
二、“乐生”的人生策略
佛教祈求来生的解脱，而道教对生命则积极追求，在“贵生”的基础上，提出“乐生”的达观态度，追求现世的快乐享受，追求个体生命自身的安全与长寿。《太平经》认为“乐生恶死”是天地之性赋予天下人共有的本性，是人的真实本质，其《乐生得天心法》章云：“……人最善者，莫若常欲乐生，汲汲若渴，乃后可也。”将乐生提到与天地本性的地位。道教还把能够活到最高的寿命作为修炼的目标。葛兆光《想象力的世界》说：“道教是以生存为乐，以生存的舒服为大乐，以舒服的永远生存为极乐的。”既免除生老寿夭之苦，又安享尘世之乐，就是享受现世的快乐和生存的美好洽意，这就是道教的追求目标。
白居易接受了道教重视物质、享受的人生态度。而中唐的社会风气本就“主生”、“主乐”。人们面对现实的苦难都尽可能追求长生，追求享乐;在社会风气、宗教信仰和自身性格的.共同铸造下，白居易选择了“中隐”的道路，保证自己在获得物质方面享受的前提下，还能得到精神方面的满足。特别是他晚年经济状况尤其优裕，他更是过着及时行乐的生活，极其重视物质的享受和精神的富足。在白居易的诗中，经常渲染着日常生活的慵懒和肢体的舒适，如“空腹一盏粥，饥食有余味。南檐半床日，暖卧因成睡。锦袍拥两膝，竹几支双臂。从旦直至昏，身心一无事。”(《闲居》)他注重生活环境的优美，对于旅游、饮食、音乐、舞蹈都有着发自内心的喜爱。从白居易的诗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精心营造自己居处的环境，“所至处必筑居”(葛立方《韵语阳秋》)，在退居渭村时“构亭台”，被贬江州时造“草堂”，卜居洛阳时兴致勃勃地指挥手下“栽松满后院，种柳荫前墀”(《春葺新居》)，不管处境如何，他都尽可能使自己的生活环境舒适和美观。白居易还游山玩水、交游唱和、饮酒赋诗、弹琴绘画，甚至兴味盎然的指导家妓编排乐舞《霓裳羽衣曲》，他自称“凡观寺丘墅有泉石花竹者，靡不游;人家有美酒、鸣琴者，靡不过;有图书、歌舞者，靡不观。”(《醉吟先生传》)可以说他动用了一切手段来使自己的生活充满快意乐趣，尽情地享受夜夜笙歌的世俗之乐，过着“人间欢乐无过此，上界西方即不知”(《与牛家妓乐雨夜合宴》)的欢乐生活。白居易积极享受人生的策略在某种程度上很好地实践了他所信奉的道教的“乐生”理论。
三、自由超脱的人生境界
道教从道家与玄学中吸取了自由逍遥、放任无拘的精神追求，葛洪的《抱朴子·金丹卷》中说：“任意所欲，无所禁也。”《太平经》中还说：“夫道者各为其身，不为他人也。”所以道教更追求精神的放任自由与无拘无束，看破虚名浮利，凌傲王侯富贵，对现实支配法则持不屑和反抗的态度，主张返朴归真、回归自然。当文人在仕途上遭受挫折的时候都以此来求得心理的平衡和精神上的满足，白居易也是如此。
白居易早年“志在兼济”，江州被贬后，宦情日减。到了晚年，白居易更是超脱于党争之外，留连于诗酒之中，摒弃功利欲望，白居易还创造性地提出了“中隐”理论，并且亲自实践。“中隐”既不是隐于山林的小隐，也有别于隐于朝市的大隐，而是以闲官、散官为隐。这样既照顾到个人生计问题，又与仕途保持安全的距离，虽然不如真正的隐士那般清高脱俗，但是在内蕴上更符合平凡人的气质。其根本上是将人生的价值关怀由出仕转变为自适，投注到自我真实的生命意志和自然欲求中，在平凡的生活中达到审美的提升。
《抱朴子·内篇》说神仙分为三个等级：“上士举形升虚，谓之天仙;中士游于名山，谓之地仙;下士先死后蜕，谓之尸解仙。” 道教中的“地仙”就是大多如闲云野鹤般四处游览，借清幽山水让精神获得相对的恣放和自由。白居易被道教奉为“地仙”， 但是他对此有更深的理解。他说“浮荣及虚位，皆是身之宾。唯有衣与食，此事粗关身。苟免饥寒外，馀物尽浮云。”(《初除户曹喜而言志》)“身闲当富真天爵，官散无忧即地仙”(《池上即事》)只要是内心保持超脱名利的非功利人生的态度，那就是“地仙”了。白居易还经常进行自我心理调适，时时以通达的态度面对不如意，从中获得一种精神的超越，保持知足常乐的心境。陈寅恪的《白乐天之思想行为与佛道关系》指出：“乐天之思想一言以蔽之曰知足”，而且“白居易的‘知足’源自老子的‘知足不辱’。”笔者认为白居易随缘自足的思想可能也受了禅宗的影响，但不可否认的是，白居易的思想与道教知足守分、遂性自适的思想也不无干系。
不过，白居易对道教并不是完全服膺的，他也写过怀疑道教神仙术、炼丹术的诗歌，如《新乐府·海漫漫》、《梦仙》、《对酒》、《罢药》等。白居易一方面否定丹药一方面又热心尝试炼丹服药，这样前后矛盾的行为也恰好反映了白居易宗教观念的驳杂与其思想的复杂、矛盾。
篇12：道教对女性的尊崇
道教对女性的尊崇
道教对女人抱有一种尊崇的态度,这是道教不同于其他宗教的鲜明特色.老子哲学为道教尊重女人、提升女性意识,提高女性地位,起了理论上的先导作用.在道教中,女人决非是可有可无乃至可辱可贱的',而是一个具有独立地位、享有独立人格、神格,独立意志、愿望的重要角色.
作 者：李素平 作者单位：北京印刷学院,社科部,北京,102600 刊 名：零陵学院学报 英文刊名：JOURNAL OF LINGLING UNIVERSITY 年，卷(期)：2004 25(5) 分类号：B95 关键词：道家 老子 道教 得道成仙 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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