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给大家分享一些诗人杨万里的诗歌特点，本文共4篇，供大家参考。
篇1：诗人杨万里的诗歌特点
诗人杨万里的诗歌特点
杨万里诗歌大多描写自然景物，且以此见长，为七言绝句，也有不少篇章反映民间疾苦、抒发爱国感情的作品，创造了语言浅近明白，清新自然，富有幽默情趣的“诚斋体”。
人物简介
杨万里（1127年10月29日—126月15日），汉族江右民系，吉州吉水（今江西省吉水县黄桥镇湴塘村）人。南宋著名文学家、爱国诗人、官员，与陆游、尤袤、范成大并称“南宋四大家”、“中兴四大诗人”，光宗曾为其亲书“诚斋”二字，学者称其为“诚斋先生”。官至宝谟阁直学士，封庐陵郡开国侯，卒赠光禄大夫，谥号文节。杨万里一生作诗0多首，但只有4200首留传下来，被誉为一代诗宗。
代表作品
著有《诚斋集》等，代表作有《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小池》、《宿新市徐公店》、《闲居初夏午睡起》、《新柳》、《舟过安仁》等。
诗歌特点
杨万里（1127—1206）字廷秀，号诚斋，吉水（今属江西）人，绍兴二十四年（1154）进士，历任太常博士、宝谟阁直学士等职，韩侂胄当政时，因政见不合，隐居十五年不出，最后忧愤成疾而终。有《诚斋集》。
杨万里的诗歌创作大体上经历了从模仿、过渡到自成一体的过程。绍兴三十二年以前，他是学江西派风格的，这诗作后来被他烧掉了。此后到淳熙四年（1177），是他诗风转变时期。在这一时期中，他一方面向张浚、张栻学习和切磋理学的奥旨，同时把从日常生活中体验与领会理致的见解挪移到文学创作中来。
淳熙五年以后，杨万里诗歌的独特风格基本形成，他的诗学观点也基本成熟。
“诚斋体”的形成，不仅是重视从大自然和日常生活中获取新颖生动素材，还要求具有透脱的胸怀与哲理的思考；诗人在热情地投入自然万物与日常生活，与之打成一片而彼此交融的同时，又必须跳出来冷静理智地观照与领悟其中所涵蕴的人生哲理，这样写成的诗，才不仅有自然与生活的盎然生机，而且富于理趣。
“诚斋体”在创作方式上的特点：一是善于敏感地发现与迅速地捕捉在自然万物与日常生活中出现的常人所不能发现或容易忽略的富于情趣与美感的景象，这正是他抛弃堆垛古人、剥扯古语、模仿古诗而热情地投入生活的.结果；二是注意在这些景象中融入自己的主观领悟与体验，使之带有一种与众不同的理趣，即所谓“不是胸中别，何缘句子新”（《蜀士甘彦和寓张魏公门馆，用予见张钦夫诗韵作二诗见赠，和以谢之》），这则是他把理学及禅宗观物体验方式引入诗歌的产物。
“诚斋体”在语言方面以自然流畅、风趣活泼为基本特征。
由于杨万里的诗主要描写寻常的自然景物与日常生活，以表现其中的勃勃生机和自己内心中的人生体验，那种生涩或过于典雅的语言反而会妨碍他所要表现的内容，所以他在语言形式方面不太用力，而努力追求语言形式之外的某种意味，这正如他自己所说：“老夫不是寻诗句，诗句自来寻老夫。”
万里写诗主张师法自然,他对自然景物有浓厚的兴趣,常用清新活泼的笔调,平易通俗的语言,描绘日常所见的平凡景物。
杨万里现存的诗篇，有一部分直接抒写自己的爱国感情及对时政的关怀。特别是他充金国贺正旦使的接伴使时，第一次横渡江、淮，去北方迎接金使，亲眼看到宋朝的大好河山沦于金人手中，淮河成了南宋的北部边界，两岸的骨肉乡亲，不能自由往来，心中有无限感慨，写下了不少爱国的诗篇，如：“船离洪泽岸头沙，人到淮河意不佳；何必桑乾方是远，中流以北即天涯！”“两岸舟船各背驰，波痕交涉亦难为。只余鸥鹭无拘管，北去南来自在飞。”（《初入淮河》）他路经镇江金山时，看到风景如画的金山的亭台变成了专门招待金使烹茶的场所，愤慨地写下了“大江端的替人羞！金山端的替人愁”（《雪霁晓登金山》）的诗句，深深地鞭挞了屈辱的南宋小朝廷。此外，如《过扬子江》、《读罪己诏》、《故少师张魏公挽词》、《虞丞相挽词》、《豫章江臬二首》、《宿牧牛亭秦太师坟庵》等诗章，或寄托家国之思，或呼吁抗战复国，或歌颂抗敌捐躯的将领，或讽刺卖国投敌的权奸，都是万里的名篇。
诗风平易自然、构思新巧、幽默风趣、清新活泼，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他又十分注意学习民歌的优点，大量吸取生动清新的口语谣谚入诗，因此，他的作品往往“俚辞谚语，冲口而来”（蒋鸿翮《寒塘诗话》），给人纯朴自然的感受。如：“月子弯弯照九州，几家欢乐几家愁；愁钉人来关月事，得休休去且休休。”（《竹枝歌》）完全似脱口而出的一首山歌，反映了他向民歌学习的成就。
篇2：诗人李白诗歌的特点
诗人李白诗歌的特点
诗人李白，字太白，号青莲居士，又号“谪仙人”。是唐代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诗人诗人李白诗歌的特点，我们来看看。
一、诗人李白诗歌的特点：
1、综述
诗人李白的乐府、歌行及绝句成就为最高。其歌行，完全打破诗歌创作的一切固有格式，空无依傍，笔法多端，达到了任随性之而变幻莫测、摇曳多姿的神奇境界。诗人李白的绝句自然明快，飘逸潇洒，能以简洁明快的语言表达出无尽的情思。在盛唐诗人中，王维、孟浩然长于五绝，王昌龄等七绝写得很好，兼长五绝与七绝而且同臻极境的，只有诗人李白一人。
诗人李白的诗雄奇飘逸，艺术成就极高。他讴歌祖国山河与美丽的自然风光，风格雄奇奔放，俊逸清新，富有浪漫主义精神，达到了内容与艺术的完美统一。他被贺知章称为“谪仙人”，其诗大多为描写山水和抒发内心的情感为主。诗人李白的诗具有“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的艺术魅力，这也是他的诗歌中最鲜明的艺术特色。诗人李白的诗富于自我表现的主观抒情色彩十分浓烈，感情的表达具有一种排山倒海、一泻千里的气势。他与杜甫并称为“大李杜”，（李商隐与杜牧并称为“小李杜”）。
诗人李白诗中常将想象、夸张、比喻、拟人等手法综合运用，从而造成神奇异彩、瑰丽动人的意境，这就是诗人李白的浪漫主义诗作给人以豪迈奔放、飘逸若仙的原因所在。
诗人李白的'诗歌对后代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中唐的韩愈、孟郊、李贺，宋代的苏轼、陆游、辛弃疾，明清的高启、杨慎、龚自珍等著名诗人，都受到诗人李白诗歌的巨大影响。
2、风格
豪迈奔放，清新飘逸，想象丰富，意境奇妙，语言奇妙，浪漫主义，立意清晰。
诗人李白生活在盛唐时期，他性格豪迈，热爱祖国山河，游踪遍及南北各地，写出大量赞美名山大川的壮丽诗篇。他的诗，既豪迈奔放，又清新飘逸，而且想象丰富，意境奇妙，语言轻快，人们称他为“诗仙”。
诗人李白的诗歌不仅具有典型的浪漫主义精神，而且从形象塑造、素材摄取、到体裁选择和各种艺术手法的运用，无不具有典型的浪漫主义艺术特征。
诗人李白成功地在中塑造自我，强烈地表现自我，突出抒情主人公的独特个性，因而他的诗歌具有鲜明的浪漫主义特色。他喜欢采用雄奇的形象表现自我，在诗中毫不掩饰、也不加节制地抒发感情，表现他的喜怒哀乐。对权豪势要，他“手持一枝菊，调笑二千石”（《醉后寄崔侍御》二首之一）；看到劳动人民艰辛劳作时，他“心摧泪如雨”。当社稷倾覆、民生涂炭时，他“过江誓流水，志在清中原。拔剑击前柱，悲歌难重论”（《南奔书怀》），那样慷慨激昂；与朋友开怀畅饮时，“两人对酌山花开，一杯一杯复一杯。我醉欲眠卿且去，明朝有意抱琴来”（《山中与幽人对酌》），又是那样天真直率。总之，他的诗活脱脱地表现了他豪放不羁的性格和倜（俶）傥不群的形象。
豪放是诗人李白诗歌的主要特征。除了思想性格才情遭际诸因素外，诗人李白诗歌采用的艺术表现手法和体裁结构也是形成他豪放飘逸风格的重要原因。善于凭借想象，以主观现客观是诗人李白诗歌浪漫主义艺术手法的重要特征。几乎篇篇有想象，甚至有的通篇运用多种多样的想象。现实事物、自然景观、神话传说、历史典故、梦中幻境，无不成为他想象的媒介。常借助想象，超越时空，将现实与梦境、仙境，把自然界与人类社会交织一起，再现客观现实。他笔下的形象不是客观现实的直接反映，而是其内心主观世界的外化，艺术的真实。
3、表现手法
诗人李白诗歌的浪漫主义艺术手法之一是把拟人与比喻巧妙地结合起来，移情于物，将物比人。
诗人李白诗歌的另一个浪漫主义艺术手法是抓住事情的某一特点，在生活真实的基础上，加以大胆的想象夸张。他的夸张不仅想象奇特，而且总是与具体事物相结合，夸张得那么自然，不露痕迹；那么大胆，又真实可信，起到突出形象、强化感情的作用。有时他还把大胆的夸张与鲜明的对比结合起来，通过加大艺术反差，加强艺术效果。
4、体裁
诗人李白最擅长的体裁是七言歌行和绝句。诗人李白的七言歌行又采用了大开大合、跳跃宕荡的结构。诗的开头常突兀如狂飙骤起，而诗的中间形象转换倏忽，往往省略过渡照应，似无迹可循，诗的结尾多在感情高潮处戛然而止。
诗人李白的五七言绝句，更多地代表了他的诗歌清新明丽的风格。如《早发白帝城》、《送孟浩然之广陵》、《静夜思》等，妙在“只眼前景、口头语、而有弦外音、味外味，使人神远。”（《说诗晬语》上）
5、语言
诗人李白诗歌的语言，有的清新如同口语，有的豪放，不拘声律，近于散文，但都统一在“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自然美之中。
这和他自觉地追求自然美有关。
他继承陈子昂的文学主张，以恢复诗骚传统为已任，曾说“梁陈以来，艳薄斯极，沈休文又尚以声律，将复古道，非我而谁欤？”（孟棨《本事诗·高逸》）他崇尚“清真”，讽刺“雕虫丧天真”的丑女效颦，邯郸学步。
他的诗歌语言的自然美又是他认真学习民歌明白通俗的特点的结果，明白如话，通俗生动。
二、扩展知识：人物简介
诗人李白（72月8日—762年12月），字太白，号青莲居士，又号“谪仙人”，汉族。是唐代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被后人誉为“诗仙”。
与杜甫并称为“李杜”，为了与另两位诗人李商隐与杜牧即“小李杜”区别，杜甫与诗人李白又合称“大李杜”。其人爽朗大方，爱饮酒作诗，喜交友。
诗人李白深受黄老列庄思想影响，有《李太白集》传世，诗作中多以醉时写的，代表作有《望庐山瀑布》、《行路难》、《蜀道难》、《将进酒》、《梁甫吟》、《早发白帝城》等多首。诗人李白所作词赋，宋人已有传记（如文莹《湘山野录》卷上），就其开创意义及艺术成就而言，“诗人李白词”享有极为崇高的地位。
篇3：建安诗人诗歌的特点
三国两晋,是中国诗歌发展的重要时期.在它之前的两汉时期,文坛上占据重要地位的是辞赋,诗歌大多是乐府民歌,文人创作不多.进入三国以后,文人创作的重点转向了诗歌,诗歌在文坛上的地位逐渐与辞赋并重,蓬勃发展.三国两晋时期的诗歌,曾出现了几次创作高潮.依次是三国前期的建安,三国后期的正始,西晋的太康及西晋和东晋之交;其中尤以建安为最盛,成就也最大.
以“三曹”、“七子”为代表的建安诗人们,继承和发扬了汉乐府诗“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传统,他们诗的内容,对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作了深入广泛的反映,产生了一些“诗史”式的作品.曹操、王粲、曹植、蔡琰等都有一些描写汉末战乱造成的社会大破坏、同情人民所受深重灾难的优秀诗篇,如《薤露行》《蒿里行》、《七哀诗》、《送应氏》、《悲愤诗》等.这些诗作,“感伤乱离,追怀悲愤”(范晔《后汉书·董祀妻传》),写得很有深度.建安诗歌既吸取了汉乐府民歌长于叙事的传统,又发展了“古诗”在抒情方面的优点,使诗歌的功能更趋全面.建安诗歌还在汉诗质实朴素的基础上加之以采润,形成了“以情纬文,以文被质”(《宋书·谢灵运传论》)的风貌,使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达到了和谐的结合.建安诗歌还形成了慷慨悲壮的时代风格,程度不等地贯穿于建安诗人的创作中.究其成因,同汉末以来的社会**有着直接关联.建安诗歌体裁多样化.曹操的四言诗如《步出夏门行》、《短歌行》等,是《诗经》以来少见的佳作.
五言诗在建安年间进入了全盛时期,技巧上比东汉有了长足的进步.是当时诗人们采用得最多的体裁,其中尤以曹植作品最为纯熟.他的五言诗“骨气奇高,词采华茂”(钟嵘《诗品》卷上),或叙事状物,或抒情述志,极为得心应手.其代表作有《赠白马王彪》、《杂诗》 6首、《送应氏》等.文人七言诗也兴起于建安时期.曹丕的《燕歌行》,通体七言,是诗歌史上较早的比较完整而成熟的七言作品.在它出现之后,整个三国两晋长达 2的时间里,继作者几乎寥寥,只有缪袭、韦昭、傅玄等曾写过少数几篇以七言为主的诗.其原因是由于当时一般文人对七言这种来自民间的诗体存有相当成见,认为它“体小而俗”(傅玄《拟四愁诗序》)的缘故.建安又是文人乐府诗的发达时期,“借古乐府写时事,始于曹公”(沈德潜《古诗源》).曹操今存20余首诗全部是乐府体,“建安七子”和曹丕、曹植兄弟也有大量乐府诗.文人写作乐府诗,从此成为传统,沿袭不衰.
正始诗歌的主要作者是阮籍、嵇康.当时正是司马氏父子擅权的年代,政治情势十分险恶.阮、嵇对司马氏都持批评态度,他们在诗歌创作中对黑暗现实都有所揭露,他们继承了建安诗歌重现实的传统.不过由于客观政治处境的限制,他们往往使用比较曲折的方式来表示对现实的不满和反抗.尤其是阮籍,他的《咏怀诗》“志在刺讥”(李善注引颜延之《庭诰》语),却写得相当隐晦,以至“厥旨渊放,归趣难求”(钟嵘《诗品》卷上).这与他比较软弱的政治态度是一致的.随着玄学的兴起,正始诗歌中开始出现玄理,当时虽不居主流,但成为后世玄言诗的滥觞.在体裁上,正始诗歌以五言为主.阮籍的《咏怀诗》今存五言82首,四言13首.它们在抒述情志的.深度上,在描写复杂曲折的内心活动上,以及在运用比兴手法上,都取得了很大成功,是中国诗歌史上的第一部内容丰富、规模较大的个人抒情五言组诗.嵇康在四言诗方面造诣也颇高.
太康诗人主要有三张(张华、张载、张协;一说张载、张协、张亢)、二陆(陆机、陆云)、两潘(潘岳、潘尼)、一左(左思),还有傅玄等.他们生活在全国得到短暂统一、门阀势力臻于极盛的时期,不少人以攀附权贵为手段去获取政治上的地位,因此有些人的诗歌较少反映社会现实,内容浮浅者居多.在艺术表现上,他们大多追求辞藻的华美,开了中国诗歌史上雕琢堆砌的风气,尤以陆机、潘岳为最.太康诗人中成就较高的是左思和张协.左思的《咏史诗》8首,借古人古事寄托自己的怀抱,对堵塞贤路的士族门阀社会表示愤慨,在当时诗坛上,表现了独具的“风力”.张协的《杂诗》也抒发了自己的“高尚”“心曲”,批评“流俗”的“昏迷”.在诗风上,左思骨力苍劲,张协辞采华净,都与时尚有所不同.
西晋东晋之交的诗人,以刘琨、郭璞为代表.他们都生活于乱世,并直接卷入社会矛盾大旋涡中,因此诗篇的现实色彩颇为浓厚.刘琨抒写自己在孤身救国逆境中的感受,“善为戾之词,自有清拔之气”(钟嵘《诗品》);郭璞以游仙方式含蓄地表现自己感时惧祸,向往“高蹈”、“遗世”的心情.这些都是上承建安、正始之余绪,而与太康诗风有所不同的.但刘琨、郭璞的生活经历和思想志趣毕竟具有独特性,他们的清刚俊逸之气,未能扭转诗坛流俗.永嘉之后,东晋时期盛行玄言诗,这是当时士族耽溺享乐、以玄学作自我迷醉的风气的反映.玄言诗作者有孙绰、许询等.他们以诗歌阐述玄理,淡乎寡味,“皆平典似《道德论》”(《诗品序》),成就不高.
东晋末陶渊明的出现,使诗坛大放光彩.陶渊明亲身体验过当时官场中的黑暗情状,对上层统治集团的腐朽本质有一定了解.他以弃官行动表示了洁身自好的决心,并在村居生活中与劳动人民建立了真挚感情.他的诗歌,表现了对官场污浊风气的憎恶和对田园劳动生活的赞美.在艺术风格上,他的诗自然真朴,言近旨遥,平淡而有思致.这些都使陶渊明成为中国诗歌史上最优秀的诗人之一.在诗歌体裁上,陶渊明以五言为主,代表作有《归园田居》、《饮酒》、《拟古》等;他亦擅长四言,佳篇有《停云》、《归鸟》等.然而,陶渊明在当时却颇不为人所重,诗坛的总的风气也不因他而有所改变.此后整个南北朝时期,诗歌仍沿着华艳靡弱和注重形式表现的方向在演进变化.
篇4：建安诗人诗歌的特点
东汉末年的**，即使建安文人饱受乱离之苦，也激起他们的政治热情，建功立业、扬名后世，成为他们共同的追求。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以天下为己任，其政治理想最具代表性，对同时代的文人有很大影响。曹丕博通经史百家，又善骑射，好击剑，颇有“救民涂炭”之志。曹植怀抱“戮力上国，流惠下民” 的壮志，而不甘以文士自居。王粲、陈琳、徐干、阮瑀、刘桢等人，都有卓荦不凡的气质。王粲的《从军诗》自抒壮志云：“服身事干戈，岂得念所私。”“被羽在先登，甘心除国疾。”陈琳《诗》云：“建功不及时，钟鼎何所铭。”“庶几及君在，立德垂功名。”刘桢《赠从弟》其三则曰：“何时当来仪，将须圣明君。”建安文人政治热情的普遍高扬，造成了当时诗歌“雅好慷慨”、“志深笔长”、“梗概多气”(《文心雕龙·时序》)的特点。“慷慨”一词，为建安诗人所习用，如曹操《短歌行》：“慨当以慷，忧思难忘。”曹丕《于谯作诗》： “慷慨时激扬。”陈琳《诗》：“慷慨咏坟经。”吴质《思慕诗》：“慷慨自俛仰，庶几烈丈夫。”曹植《薤露行》：“慷慨独不群”;《野田黄雀行》： “秦筝何慷慨”;《赠徐干诗》：“慷慨有悲心，兴文自成篇”;《情诗》： “慷慨对嘉宾，凄怆内伤悲”;《弃妇诗》：“慷慨有馀音，要妙悲且清”等。还有“悲风”这个意象，在建安诗歌中也常出现，如曹操《苦寒行》：“树木何萧瑟，北风声正悲。”阮瑀《诗》：“临川多悲风。”曹丕《燕歌行》二首其二： “悲风凄厉秋气寒。”曹植《野田黄雀行》：“高树多悲风”;《杂诗》：“高台多悲风”，“江介多悲风”，“弦急悲风发”;《赠丁仪王粲》：“悲风鸣我侧”等。建安诗歌这种悲凉慷慨的精神，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人生苦短的哀叹，是建安诗歌的另一个主题。当时社会**，生灵涂炭，疾疫游行，人多短寿。如曹丕享年40岁，曹植享年41岁，王粲、徐干、应瑒、刘桢、陈琳皆死于建安二十一、二年的疾疫，孔融、杨修、丁仪、丁廙先后被曹操、曹丕所杀。这种情况对文人刺激很大。面对短促而又多艰的人生，建安诗人采取了三种不同的态度：第一种是单纯的哀叹，如：“天地无期竟，民生甚局促” (刘桢《诗》);“人生一世间，忽若暮春草”(徐干《室思诗》);“良时忽一过，身体为土灰”(阮瑀《七哀诗》);“常恐时岁尽，魂魄忽高飞”(阮瑀《诗》)。第二种是慨叹岁月短促、功名未立，却仍努力追求。曹操的《短歌行》就是这方面的典型。又如曹植的《赠徐干》：“惊风飘白日，忽然归西山。圆景光未满，众星灿以繁。志士营世业，小人亦不闲。”第三类是努力突破天命的限制，在有生之年追求更高的人生价值。这在曹操的《龟虽寿》等诗中得到充分体现。后两种思想体现了建安诗人积极的人生观，对后世有志之士有很大的激励作用。
建安时代是文学开始走向自觉的时代，也是诗人创作个性高扬的时代。傅玄上晋武帝疏说：“近者魏武好法术而天下贵刑名，魏文慕通达而天下贱守节。” 建安诗人多高自标置，以文才武略自负，在进行诗歌创作时，便不肯踵武前贤或效法同辈，而是另辟蹊径，努力展现自己独特的风貌。如曹操诗古直悲凉，气韵沉雄;曹丕便娟婉约，有文士气;曹植诗“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钟嵘《诗品》);王粲和刘桢的诗：“仲宣躁竞，故颖出而才果;公干气褊，故言壮而情骇”(刘勰《文心雕龙·体性》)。在诗体的运用上，也各具匠心。曹操的四言诗独擅一时;曹丕的《燕歌行》二首被誉为七言之祖;曹植、王粲、刘桢、蔡琰则以五言诗名世。在诗歌语言方面，曹操、阮瑀、陈琳诸人较为朴质，曹丕、王粲等人则较秀美;曹植既有风骨，又富文采，成为那个时代最杰出的代表。鲜明的个性色彩，是建安诗歌独具魅力的标志。
由于“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刘勰《文心雕龙·时序》)，建安诗歌带有浓郁的悲剧色彩。其诗“或述酣宴，或伤羁戍，志不出于慆荡，辞不离于哀思” (刘勰《文心雕龙·乐府》)，曹操诗“悲凉”(钟嵘《诗品》)，曹植诗“颇有忧生之嗟”(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集·平原侯植诗序》)，王粲诗“发愀怆之词”(钟嵘《诗品》)，刘桢诗“感慨深至”(方东树《昭昧詹言》卷二)。建安诗人处于时代与个人双重悲剧的交汇点上，都敢于正视苦难的社会与人生，勉励自己及他人惜时如金，及早建功立业，赢得不朽的名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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