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人类诞生以来，凡是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世间，既有善人，也有恶人。就是在一个人身上，既有阳，也有阴，有善念之时，也有邪念之闪过之时。人们总是喜善厌恶，主张勿因小善而不为，勿因小恶而为之。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只是时间未到。我们要做到以正压邪，使好人吃香，坏人受气，就必须在识人时采取"废其所恶，计其所穷"的方法。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但关键不在于人不犯错误，而在于人有了错误缺点是否勇于承认和改正它。有了缺点和错误就及时改正的同志是好同志；如果知错不改，甚至以恶为荣，那么此人就可恨又可恶了。一个善良的人，一定要弃恶从善，不做恶人恶事，要做善人善事，要用自己的全部力量行善避恶。
看过《三国演义》的人，恐怕都忘不甘落后刘备父子的故事。刘备一生谨慎，在诸葛亮的协助下，把弱小的蜀汉治理得富足安定能与强魏抗衡。刘备在临终时，总结一生之经验，对他的儿子阿斗说："莫以善小而不为，莫以恶小而为之。"刘备所说的"善恶"，虽与无产阶级的善恶不可同日而语，但这个话还是说得好。一切丰功伟业都是一点一滴"积厚而薄发"，一切恶行坏事也都是从小到大，"积小患为大患"。"小善"与"大善"，实质都是"善"。"小恶"，"大恶"本质都是"恶"。只不过"大善"、"大恶"是"小善"，"小恶"的集合与发展。不培养青年人从一点一滴有利于人民的平凡小事做起，何谈建树继往开来的一代新风？不检点青年人的一时一地损人利已的言行，怎能设想有"五讲四美"的崭新文明？
相传，很久以前，在一个遥远的海岛上，住着一群被人们称为"西壬"的女妖。凡有船只过往，西壬们就扬起动听而淫荡的歌声。开始水手们不明底细，都竖起耳朵聆听，结果是无不神魂颠倒，一个个被妖歌驱遣投海身亡。为了避免这种惨剧，当英雄奥德赛的船只驶近该岛时，不得不用蜡把同伴们的耳朵都堵住。后来，幸亏名歌手奥菲士跟随亚尔古般英雄们远航至此，他迎着女妖的淫荡的歌声，引吭高歌，用动人肺腑的歌声压倒了妖歌，使"西壬"们恼羞不已，纷纷跳入大海自杀了，英雄们才终于化险为夷，取得远航的胜利。
神话虽属虚构，但常常以动人的故事和深刻的哲理给人以启迪。古希腊航海家们对海妖之歌的三种不同的对策，导致的三种不同的效果，不正发人深思么！
起初"听之任之"，任其妖歌淫荡，致使多少希腊水手葬身海底，造成"千古恨"。可以庆幸的是，靡靡之间戕害青少年身心，污染新一代灵魂的危害，已被绝大多数人所认识。但是，嗜痂为快、饮鸩止渴的入迷者仍有之；视而不"见"、听而不"问"的教育者也有之。"毛毛雨，易湿衣"，潜移默化更害人，同志们切莫轻看靡靡之间的危害。这是海妖之歌给人的第一点启示。
其次"以蜡封耳"，此举似乎"高明"一些，然而这种"堵耳术"不仅终属消极，而且实际上也难行通。古语道：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堵得一时却堵不了长远，堵住了此时此地"西壬"的歌，却难以防备彼时彼地突然昌出来"东壬"的魔曲。当然，对于反动的黄色下流的歌曲，我们是采取查抄、禁绝的办法，这是很必要的。但这是事情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对于一些不健康的歌曲，对于有些靡靡之音的东西，主要还是要靠思想政治工作来解决。思想政治工作者想企图避开这些"礁石"，绕到一个平静的"生活港湾"去，不仅做不到，反而只能削弱思想政治工作的作用，增加对立情绪和"抗药性"。这是海妖之歌给人的第二个启示。
后来，"以正压邪"，"两刀相割，其利自见"。奥菲士引吭高歌，用"动人肺腑的歌声"压倒妖歌，赢得胜利。联想到现实生活中，一些青年将靡靡之音视为神奇，但甘愿饮鸩止渴、任其戕害的只是极少数，大多数人是不知其害而身受其毒。倘若晓以利害，并将现实生活中的"奥菲士"之歌，即中外音乐中的上乘之作，推荐给他们，那些"西壬"妖歌之类的轻佻萎靡之曲，必将相形见绌，无路可行。
英国著名的神经生理学家谢灵顿，早年是一个横暴乡里的浪荡子。他幼小丧父，无人管教，染尽恶习。有一次，他心血来潮，向一位女工求婚，不料那女工断然拒绝："我宁愿跳进泰晤士河里淹死，也不嫁给你！"当头一棒，羞得谢灵顿无地自容。从此他咬着牙发愤攻读，改过从善，终于成为近神经生理学的创造人，1932年获得诺贝尔奖金。
印度影片《流浪者》中有这样一个镜头：主人公拉兹在过了多年流浪汉生活后，决心痛改前非，重新做人。他进了一家工厂干活，但不久就被经理解雇，理由是："这是不用贼！"绝望的拉兹有家难奔，有工难做。他质问经理："做过贼的人，你不用，你打算让他去干什么？他要吃饭，不想饿死，不还得去做贼吗？"这痛苦和悲愤的质问，引起了多少人的强烈共鸣！它向人们提出了一个尖锐而又严肃的问题：如何看待犯过错误，以至失足的青年？他们的出路又在哪里？
不妨再举一个抑恶从善的故事。在今天八九十岁的人们中间，大都很熟悉杨度。他在辛亥革命期间站在保皇党立场上，竭力鼓吹"立宪救国论"，主张皇帝加宪法。武昌起义后，同汪精卫合伙组织了"国事共济会"，为袁世凯登极制造舆论，到处奔走。可是，就是这样一个人，在晚年时却转向了革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前后为革命帮了不少工作。1927年4月，杨度从敌人那里听到张作霖要逮捕李大钊同志的消息，立即密报我党。虽然李大钊同志终于被捕遇难，但杨度仍做了最大努力，多方营救，并尽力帮助被难家属。一个大半世站在旧营垒的人，终于投向了光明，它说明了在一定条件之了，不但青年浪子可以知返，甚至成年、老年的"浪子"都可以回头。切不可将人看死，把话说绝，视朽木不可雕也。
一个人一生，雾失楼台，月迷渡津，是可能发生的，尤其是感情易冲动的青年人。但是，在大凡失足者曾有过"迷途知返"的念头。有一位失足青年说过这样一段话："我曾先后的八次想改好。我呼喊着'我是煤，我要燃烧！'可是每次遭遇到的都是奚落、嘲笑和冷眼相待，终于我心灰了，意冷了，又投入到'扎卡'（教唆犯）们的怀抱而不能自拔。""我是煤，我要燃烧！"这一呼喊，不比那拉兹痛苦而愤怒的质部更使人心酸，更催人猛醒吗？想一想啊！如果在这八次呼喊中，我们有一次或两次给他以热情与相援，点燃他那心灵深处一点尚未泯灭的改过自新的火花，那结果将会怎样呢？生怕"让一条臭鱼腥了一锅汤"，把失足青年拒之门外，这与电影《流浪者》中那位"不用贼"的经理，又何等相似！
浪子回头，庸人立志，鲜花迟开，明星后启。究竟是哪些因素成全了他们，将他们从"朽木"的泥滩上推上了人才的伟岸？当然具体到每个人来说，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但究其当初，恐怕自尊火花的激烈，是首要因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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