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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我的人生感悟》陈寅恪先生的爱国主义

时间:2023-01-08 08:20:12 人生感悟 收藏本文 下载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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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我的人生感悟》陈寅恪先生的爱国主义

篇1:季羡林《我的人生感悟》陈寅恪先生的爱国主义

季羡林《我的人生感悟》陈寅恪先生的爱国主义

陈寅恪先生的一家是爱国之家,从祖父陈宝箴先生、父亲散原老人到陈先生自己都是爱国的,第四代流求、美延和她们的下一代,我想也是爱国的。英法联军攻进北京,火烧圆明园,当时陈宝箴先生在城里,看到火光,痛哭流涕。大家都知道,散原老人实际上是因日本侵略中国才拒绝服药、拒绝吃饭而去世的。那么,陈先生的爱国主义表现在什么地方?我想就这个题目,谈点我个人的看法,这里面牵涉到《柳如是别传》。

爱国主义这个词是一个很好的词,大家一听爱国主义,都是不会批判的,因为每个民族都有权利爱自己的国家。但它同我们市场上的货物一样,有真货,有假货,有冒牌的。我以为爱国主义应该分两种:一种是真正的,一种是假冒伪劣的。这个区别并不难。大家知道,日本侵略中国,中国人,不管是国民政府还是共产党,都要抗日。这个大家没有否定。那么日本人也高呼爱国主义,东条英机也高呼爱国,但是把中国的爱国主义与日本的爱国主义一对比,中间的区别是很大的。因此我就想,真正的爱国主义是正义的爱国主义,应该是这样:它不允许别的民族侵略自己,这是一;第二,也不侵略别的民族。因此,我认为真正的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是相联系的。假的爱国主义就是侵略别人、压迫别人,然后反而高呼爱国。我这里举日本军国主义为例,希特勒也是。希特勒的爱国主义喊得雷一般响,但却对别的国家发起了闪电战。他爱什么国呢?他爱他的法西斯国家,侵略别人,压迫别人,奴役别人。所以爱国主义应该分成两种,其道理是比较容易懂的。这真正的爱国主义呢?就是我刚才讲的陈宝箴先生、陈散原老人、陈寅恪先生的。为什么呢?因为它是抵抗外寇,不允许别的民族侵略自己,是正义的。

后来我又想这个问题,恐怕正义的爱国主义又应当分为两个层次:一般人,我们中国受别人侵略,我们起来反抗,爱我们的国家,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应该歌颂的、赞扬的。但我觉得这种爱国主义是一般的,层次不高;层次更高的是与文化联系起来。我想陈先生所撰的《王观堂先生挽词》的序,大家都看过,序很短,可是道理很深刻。怎么说呢,王静安先生与陈先生的岁数虽有差别,环境也不一样,可是两个人的关系真是心心相印、息息相关,“心有灵犀一点通”。诗中讲:“回思寒夜话明昌,相对南冠泣数行。”从中可以知道,当年陈先生与王观堂先生在清华大学工字厅寒夜中谈论过去的事,两人相对流泪,两人的感情是完全一致的。为什么?我今天想解释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个问题实质上就是高层次的爱国主义。陈先生的这段挽词同在清华立的王观堂先生纪念碑上的铭文(也出自陈先生之手)内容差不多。碑文很短,讲的问题就是众所周知的中国文化。我们高喊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但我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究竟表现在什么地方呢?大家各自的看法可能不尽一致,我自己感觉到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一个表现就是爱国主义。

这一点我在北京已经讲过,可能有些同志不同意我的看法。我的看法也不是瞎想的。我不专门搞哲学,严格讲也不专门搞历史。但是喜欢胡思乱想。我想中国的爱国主义者,像中国汉朝的苏武,宋朝的岳飞及文天祥,明代的戚继光、史可法等都是我们熟悉的。所以,在中国的历史上,从汉至清有一系列爱国主义人物,深入人心。这种情况在别的国家很少见。我在欧洲待了好多年,了解一点,欧洲如举一个著名的爱国者就不好举。中国这个国家非常奇怪,立国几千年,按道理讲,我们这样一个国家,在封建社会,天子、皇帝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只允许侵略别人,不允许别人侵略,应该能够这么讲。可事实并不是这样子。大家都知道,从先秦的周代等时期开始,中国就被当时称为“蛮夷戎狄”的少数民族所侵扰。秦始皇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为了抵御北方的匈奴,他主持修筑长城。当然长城并不只是秦始皇时代才修筑的,在战国时期就修了。长城的修筑,有效地抵御了匈奴的侵扰。到了汉代,开国之主刘邦也被匈奴包围于平城;后来汉武帝时几员著名大将,跟匈奴作战,打了几个胜仗。可无论如何,北方的威胁却始终没有解除。

曹操时,北方威胁仍存;到了五胡乱华时代则更不必说了。唐朝是一个了不起的朝代,唐太宗李世民的父亲李渊却对突厥秘密称臣。后来,唐太宗觉得称臣于突厥不大光彩,想方设法掩盖这个事实。整个唐代,北方的威胁一直没有解除。到了宋朝那就更清楚了,先是辽,后是金。两个北宋皇帝徽宗、钦宗让人俘虏,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很少见的。后来宋廷偏安于中国东南一隅。到了元朝,其统治民族蒙古族是我们今天的兄弟民族,在当时不能这样看。蒙古在灭宋以前,已经建成了一个大帝国。我们不能把古代现代化。中华民族这个包括56个民族的大家庭,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才明确形成的。满族今天也是我们的`兄弟民族,当时满族的文化与我们不一样,当然,满族一入关就汉化,可毕竟是另一个文化体系。

总而言之,我认为中国之所以产生爱国主义,就因为有外敌,而且一直没断,原来一直在北方,后来是东方,主要是倭寇,西方最厉害的是明朝末年从澳门进来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后来形成了帝国主义。还有南方。东西南北都有外敌。我们讲历史唯物主义,要讲事实,存在决定意识,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必然产生爱国主义,而这种爱国主义必然是正确的。当然,我们也不能说,中国封建社会以皇帝为代表的统治阶级没有侵略过别人。封建时代的中国,汉族也侵略了别的不少民族,这是不能否定的。可总起来看,是御外敌的。这是历史决定的,不是中华民族天生就爱国,这也不符合历史情况。欧洲则不是这种情况,欧洲长期是乱七八糟的,建国时间又短。美国的情况更特殊,它建国以来,基本上没有外敌,所以美国讲爱国主义,我不知道怎么爱法。这是我信口谈来。由此,我就想到陈先生在给王观堂所撰的挽词前的短序中讲了这么一个想法:中华文化是三纲六纪。据我的体会,里面就包括了爱国主义精神。如“君为臣纲”,说君臣这一纲,陈先生举了一个例子,“君为李煜亦期之以刘秀”,意思就是,人君的贤与否,无关重要。他只是一个符号,一个象征,他象征的是文化,象征的是国家。陈先生又讲,三纲六纪是抽象理想。

文化是抽象的,抽象的东西必然有所寄托,陈先生原文作“依托”。一个是依托者,一个是被依托者。作为文化的三纲六纪是抽象的,抽象的本身表现不出来,它必然要依托他物,依托什么东西呢?陈先生讲的是社会制度,特别是经济制度,总起来就是国家。文化必然依托国家,然后才能表现,依托者没有所依托者不能表现,因此,文化与国家成为了同义词。再回过头来,王国维先生之所以自杀,当时外面议论很多,陈寅恪先生认为他不是为了具体的人,不是忠于清王室或宣统皇帝,认为他忠于清朝或宣统皇帝不过是流俗之见。王国维先生之所以执意自杀,就是因为他是这个文化所化之人,文化本身有一个依托——国,以王国维先生而言,这个依托就是清朝。所以,清朝是他的文化理想的依托者。清朝灭亡,受清朝文化所化的最高代表王国维先生,按陈先生之意,所依托者一旦不能存在,文化也不能存在。那么,为这个文化所化之人也必然不能存在。所以,陈先生认为王静安先生之所以自杀是因为他所依托的那个国不能存在了,具体的东西不存在了,抽象的文化也无法依存,于是执意自杀。

那么,陈先生为什么与王国维先生心心相通?陈先生为什么写《柳如是别传》?这就是我要解释的。中国外来文化,第一个是佛教,佛教有一个特点,就是它是不依靠武力而传播到中国的;后来元朝蒙古族文化进入中国,靠的是武力;清朝满族文化亦然。日本人侵略中国,背后有武力。这二者之间的很大不同是,有些外来文化传入中国,不依靠武力,有的则依靠武力。就明末清初而言,正是满族文化与汉族文化冲突很剧烈的一个时期,在这个时期,钱牧斋与柳如是及其他一大批文化人首当其冲。他们的心态,是为中国的汉族文化所化之人的心态。当明朝这个代表文化,以及使之具体化的国家不存在了,所依托的人,一批自杀了。钱牧斋虽说没有自杀,可是从他的心态看得出来。到了后来辛亥革命彻底推翻了封建王朝,这又是一个文化大变革的时期。王国维先生与陈先生均生活于当时,故陈先生对王先生之所以执意自杀的解释,不同于流俗的那种解释,而是从文化的角度去看。因此,我说爱国主义有两个层次:一般的层次是我爱我的国家,不允许别人侵略;更高层次的则是陈先生式的爱国、王国维先生式的爱国。

有一个问题是近来常谈的,我看本次与会论文中也有:讲陈先生的诗中含有悲观主义情绪,调子不是那么乐观的。为什么呢?还有一个问题,大家都说陈先生是一位考据大师,这话一点也不错。考据这个学问到了陈先生手中得心应手,是到家了。那么,陈先生的考据与乾嘉朴学大师的有没有区别呢?我看区别很大。陈先生为人,不慕荣利,不与人争,大家都很容易误认为陈先生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不关心时事的。实际上,各位陈先生的弟子都知道,陈先生绝不是那种人,陈先生是一位感情非常丰富,对自己的国家、人民非常爱护的人。他非常关心时事,他不仅关心过去的事,也关心时事。陈先生诗中,有古典,有今典,还有佛典,很复杂,我们甚至可以这么说,陈先生的所有著作中,都有一种感情,表面看起来是泛泛的考证,考证是无懈可击的,但考证里面有感情,乾嘉大师们就做不到这点,也不可能做到,二者所处的环境不一样。

所以,我们了解、学习陈先生,一方面是学习他的考证、他的学术成就;另一方面,应学习他寄托在考证中的感情,他的每一篇论文(著),特别是《柳如是别传》,他的思想、感情寄托在里面。表面上看起来是烦琐考证:人名、地名,或者日期,核心却是爱国、爱文化。陈先生在1929年写了一首诗,送给北大历史系的学生,诗曰:“群趋东邻受国史,神州士夫羞欲死”,说学习中国史却要到日本去学,后来,陈先生寄望于北大历史系学生,希望他们一洗这一耻辱,这当然是爱国主义的表现。我看在这里爱国主义也有两种解释,一种是爱我的国家,一般的;一种是高层次的,爱我们的文化,陈先生此诗,包含高、低两层次的含义。

陈先生之所以在晚年费那么大的力量,克服那么大的困难来写《柳如是别传》,绝对不是为了考证而考证,从陈先生的考证,我们可以学习很多东西。陈先生真正的感情、真正的对中国文化的感情,都在里面。

解放以后,陈先生也写了不少的诗,外面有很多传说。陈先生在诗中是否对现实都满意呢?我认为这不可能,我甚至可以这么说,任何时代的政治也不能为当时的人百分之百地完全接受,我想将来也不会。陈先生的诗十分难懂,周一良先生讲过几次,的确是非常难懂,有些话不能直说,婉转地说,用典,所用的典也很冷僻,很难查。陈先生诗中表现的感情,我觉得并不奇怪,若在50年代,我还不能这样讲,经过了45年,陈先生的想法未必不正确。他忧国忧民,才如此作想。他若对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文化根本毫不在意,他就绝对不会写这样的诗。歌颂我们的国家是爱国,对我们的国家不满也是爱国,这是我的看法。若陈先生是真的不爱国的话,他就根本不会做学问、写诗。这正如当时某些上海人所说的“国事管他娘,打打麻将”。对国家漠不关心,才会这样。而陈先生的关心,就是爱国的表现,不管这个国正确不正确。

中山大学多次召开纪念陈寅恪先生的学术讨论会,我觉得非常英明,这为我们活着的人和下一代的人树立了一个爱国主义的榜样,应该得到最高赞扬。

羡林案:我这一篇发言,既无讲稿,连提纲也没有。中大历史系的同志们,根据录音,整理成这个样子,实在不容易,应当向他们致谢。我看了一遍,只做了极小的改动。原来的口气都保留了。

1994年10月26日

季羡林:对陈寅恪先生的一点新认识

我忝列寅恪先生门下,自谓颇读了一些先生的书,对先生的治学方法有一点了解,对先生的为人也有所了解,自己似乎真正能了解陈寅恪先生了。

但是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

我以前注意到,先生是考据大师,其造诣之深绝不在乾嘉诸朴学大师之下。但是有一点却是乾嘉大师所无法望其项背的。寅恪先生绝不像乾嘉大师那样似乎只是为考证而考证,他在考证中寓有极深刻的思想性,比如他研究历史十分重视民族关系、文化关系、对外文化交流的关系,以及家族和地域关系等等,读了他的著作,绝不会仅仅得到一点精确的历史知识,而是会得到思想性和规律性极强的知识和认识,让你有豁然开朗之感。

在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中,寅恪先生在这一点上是很突出的。梁任公先生思想活泼,极富创新能力,但是驳杂多变,不成体系。王静安先生早期颇具一个哲学家、思想家的素质;但是,到了晚年,则一头钻入考据探讨中,不复有任何思想色彩。赵元任先生走的是另外一条路,不在我讨论范围之内。总之,我认为在清华四大导师中,寅恪先生是最具备一个思想家素质的人。至于先生是不是一个杰出的思想家,则是我从来没有想到过的一个问题。

最近读了李慎之先生的一篇文章,题目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学术界》第5期)极有创见,论证极能说服人。我恍然大悟,寅恪先生是中国20世纪杰出的思想家之一,我深信不疑。这种近在眼前的事,我在几十年中竟没有悟到,愧一己之愚鲁,感慎之之启迪。在内疚之余,觉得自己对寅恪先生的认识,终于又近了一步,又不禁喜上眉梢了。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两个词儿是先生所撰的“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中的话,是赞美王静安先生的。原来王静安先生自沉后,陈先生哀痛备至,又是写诗,又是写文章,来表达自己的哀思。静安先生自沉的原因,学者间意见颇不一致。依我个人的看法,原因并不复杂。他的遗言:“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事变,义无再辱”,说得十分清楚。“事变”,指的是国民政府军的北伐。王氏是一个大学者,一个大师,谁也不会有异辞。但是,心甘情愿地充当末代皇帝溥仪小朝廷上的“上书房行走”,又写诗赞美妖婆慈禧,实在不能不令人惋惜。他在政治上实在是非常落后,非常迟钝的。陈寅恪先生把他的死因不说成是殉清,而是殉中国文化,说他是具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又说“文化神州表一身”,颇有拔高之嫌。我认为,能当得起这两句话的只有陈先生本人。

我在这里想附带讲一个小问题。在王观堂先生挽词中有两句诗:“回思寒夜话明昌,相对南冠泣数行。”王观堂先生流泪是很自然的。但是,寅恪先生三世爱国,结果却是祖父被慈禧赐死,父亲被慈禧斥逐,他对清代不会有什么好感的,可是他何以也“泣数行”呢?他这眼泪是从哪里流出来的呢?难道这就是他所说的“君为李煜亦期之以刘秀”吗?

几年前,我曾写过一篇文章《一个老知识分子的心声》,讲了一点我心里想讲的话。我认为,在过去几千年的历史上,中国优秀的知识分子有两个特点:一个是根深蒂固的爱国心,这是由历史环境所造成的,并不是说中国知识分子有爱国的基因;一个是硬骨头精神。中国历史上出了许多铮铮铁骨的知识分子,千载传颂。孟子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我过去对所谓“硬骨头”就只能理解到这个水平。现在看来,是远远不够了。寅恪先生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现代的科学的说法,拿来用到我所说的“硬骨头”上恰如其分。

将近一年前,我在广州中山大学召开的纪念陈寅恪先生的学术讨论会上作了一次发言,题目是《一个真正的中国人,一个真正的中国知识分子》,前一句是歌颂寅恪先生的爱国主义,后一句是赞美他的硬骨头精神,颇获得与会者的赞同。在发言中,我讲到,新中国成立以后,绝大部分的,即使不是百分之百的知识分子,包括许多留学国外多年的高级知识分子在内,都是自觉自愿地进行所谓“思想改造”,认真严肃地参加造神运动。我的两位极可尊敬的老师,都是大名鼎鼎的学术大师,也参加到这个庞大的造神队伍中来。他们绝不会有任何私心杂念,完全是一片赤诚。要说一点原因都没有,那也是不对的。他们在旧社会待过,在国外待过,在半殖民地的社会中受到外人的歧视,心中充满了郁懑之气,一旦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哪能不感激涕零呢?

我在政治方面是后知后觉。我也着了迷似的参加造神活动,甚至失掉了最起码的常识。人家说,一亩地能产50万斤粮食,我也深信不疑,“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嘛!我膜拜在自己造的神脚下,甚至幻想以自己的性命来表达忠诚。结果被神打倒在地,差一点丢掉了小命。

然而,在南方的陈寅恪先生却依然爱国不辍,头脑清醒,依旧坚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我和我那两位老师是真诚的,其他广大的知识分子也是真诚的。可是这两个“真诚”之间不有天地悬殊的差异吗?何者为优?何者为劣?由聪明的读者自己去判断吧!我自己是感到羞愧的。中国历史上,大知识分子着了迷,干可笑的事情的先例,我现在还想不起来。

我主要论述的是寅恪先生的人生基本态度,也就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似乎有点离了题,可是我认为,并没有离。一个学者的基本人生态度怎么能够同他的学术思想截然分开呢?以陈先生的人生基本态度为切入口来求索他的学术思想,必能有新的收获。但是,这个工作我不做了,请其他有志有识之士去完成吧。

摘自 季羡林 著 《季羡林谈师友(典藏本)》,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

篇2:季羡林《陈寅恪先生的爱国主义》赏阅

季羡林《陈寅恪先生的爱国主义》赏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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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先生的一家是爱国之家,从祖父陈宝箴先生、父亲散原老人到陈先生自己都是爱国的,第四代流求、美延和她们的下一代,我想也是爱国的。英法联军攻进北京,火烧圆明园,当时陈宝箴先生在城里,看到火光,痛哭流涕。大家都知道,散原老人实际上是因日本侵略中国才拒绝服药、拒绝吃饭而去世的。那么,陈先生的爱国主义表现在什么地方?我想就这个题目,谈点我个人的看法,这里面牵涉到《柳如是别传》。

爱国主义这个词是一个很好的词,大家一听爱国主义,都是不会批判的,因为每个民族都有权利爱自己的国家。但它同我们市场上的货物一样,有真货,有假货,有冒牌的。我以为爱国主义应该分两种:一种是真正的,一种是假冒伪劣的。这个区别并不难。大家知道,日本侵略中国,中国人,不管是国民反动派还是共产党,都要抗日。这个大家没有否定。那么日本人也高呼爱国主义,东条英机也高呼爱国,但是把中国的爱国主义与日本的爱国主义一对比,中间的区别是很大的。因此我就想,真正的爱国主义是正义的爱国主义,应该是这样:它不允许别的民族侵略自己,这是一;第二,也不侵略别的民族。因此,我认为真正的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是相联系的。假的爱国主义就是侵略别人、压迫别人,然后反而高呼爱国。我这里举日本军国主义为例,希特勒也是。希特勒的爱国主义喊得雷一般响,但却对别的国家发起了闪电战。他爱什么国呢?他爱他的法西斯国家,侵略别人,压迫别人,奴役别人。所以爱国主义应该分成两种,其道理是比较容易懂的。这真正的爱国主义呢?就是我刚才讲的陈宝箴先生、陈散原老人、陈寅恪先生的。为什么呢?因为它是抵抗外寇,不允许别的民族侵略自己,是正义的。后来我又想这个问题,恐怕正义的爱国主义又应当分为两个层次:一般人,我们中国受别人侵略,我们起来反抗,爱我们的国家,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应该歌颂的、赞扬的。但我觉得这种爱国主义是一般的,层次不高;层次更高的是与文化联系起来。我想陈先生所撰的《王观堂先生挽词》的序,大家都看过,序很短,可是道理很深刻。怎么说呢,王静安先生与陈先生的岁数虽有差别,环境也不一样,可是两个人的关系真是心心相印、息息相关,“心有灵犀一点通”。诗中讲:“回思寒夜话明昌,相对南冠泣数行。”从中可以知道,当年陈先生与王观堂先生在清华大学工字厅寒夜中谈论过去的事,两人相对流泪,两人的感情是完全一致的。为什么?我今天想解释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个问题实质上就是高层次的爱国主义。陈先生的这段挽词同在清华立的王观堂先生纪念碑上的铭文(也出自陈先生之手)内容差不多。

碑文很短,讲的问题就是众所周知的中国文化。我们高喊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但我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究竟表现在什么地方呢?大家各自的看法可能不尽一致,我自己感觉到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一个表现就是爱国主义。这一点我在北京已经讲过,可能有些同志不同意我的看法。我的看法也不是瞎想的。我不专门搞哲学,严格讲也不专门搞历史。但是喜欢胡思乱想。我想中国的爱国主义者,像中国汉朝的苏武,宋朝的岳飞及文天祥,明代的戚继光、史可法等都是我们熟悉的。所以,在中国的历史上,从汉至清有一系列爱国主义人物,深入人心。这种情况在别的国家很少见。我在欧洲待了好多年,了解一点,欧洲如举一个著名的爱国者就不好举。中国这个国家非常奇怪,立国几千年,按道理讲,我们这样一个国家,在封建社会,天子、皇帝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只允许侵略别人,不允许别人侵略,应该能够这么讲。可事实并不是这样子。大家都知道,从先秦的周代等时期开始,中国就被当时称为“蛮夷戎狄”的少数民族所侵扰。秦始皇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为了抵御北方的匈奴,他主持修筑长城。当然长城并不只是秦始皇时代才修筑的,在战国时期就修了。长城的修筑,有效地抵御了匈奴的侵扰。到了汉代,开国之主刘邦也被匈奴包围于平城;后来汉武帝时几员著名大将,跟匈奴作战,打了几个胜仗。可无论如何,北方的威胁却始终没有解除。曹操时,北方威胁仍存;到了五胡乱华时代则更不必说了。唐朝是一个了不起的朝代,唐太宗李世民的父亲李渊却对突厥秘密称臣。后来,唐太宗觉得称臣于突厥不大光彩,想方设法掩盖这个事实。整个唐代,北方的威胁一直没有解除。到了宋朝那就更清楚了,先是辽,后是金。两个北宋皇帝徽宗、钦宗让人俘虏,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很少见的。后来宋廷偏安于中国东南一隅。到了元朝,其统治民族蒙古族是我们今天的兄弟民族,在当时不能这样看。蒙古在灭宋以前,已经建成了一个大帝国。我们不能把古代现代化。中华民族这个包括56个民族的大家庭,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才明确形成的。满族今天也是我们的兄弟民族,当时满族的文化与我们不一样,当然,满族一入关就汉化,可毕竟是另一个文化体系。

总而言之,我认为中国之所以产生爱国主义,就因为有外敌,而且一直没断,原来一直在北方,后来是东方,主要是倭寇,西方最厉害的'是明朝末年从澳门进来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后来形成了帝国主义。还有南方。东西南北都有外敌。我们讲历史唯物主义,要讲事实,存在决定意识,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必然产生爱国主义,而这种爱国主义必然是正确的。当然,我们也不能说,中国封建社会以皇帝为代表的统治阶级没有侵略过别人。封建时代的中国,汉族也侵略了别的不少民族,这是不能否定的。可总起来看,是御外敌的。这是历史决定的,不是中华民族天生就爱国,这也不符合历史情况。欧洲则不是这种情况,欧洲长期是乱七八糟的,建国时间又短。美国的情况更特殊,它建国以来,基本上没有外敌,所以美国讲爱国主义,我不知道怎么爱法。这是我信口谈来。由此,我就想到陈先生在给王观堂所撰的挽词前的短序中讲了这么一个想法:中华文化是三纲六纪。据我的体会,里面就包括了爱国主义精神。如“君为臣纲”,说君臣这一纲,陈先生举了一个例子,“君为李煜亦期之以刘秀”,意思就是,人君的贤与否,无关重要。他只是一个符号,一个象征,他象征的是文化,象征的是国家。陈先生又讲,三纲六纪是抽象理想。文化是抽象的,抽象的东西必然有所寄托,陈先生原文作“依托”。一个是依托者,一个是被依托者。作为文化的三纲六纪是抽象的,抽象的本身表现不出来,它必然要依托他物,依托什么东西呢?陈先生讲的是社会制度,特别是经济制度,总起来就是国家。文化必然依托国家,然后才能表现,依托者没有所依托者不能表现,因此,文化与国家成为了同义词。再回过头来,王国维先生之所以自杀,当时外面议论很多,陈寅恪先生认为他不是为了具体的人,不是忠于清王室或宣统皇帝,认为他忠于清朝或宣统皇帝不过是流俗之见。王国维先生之所以执意自杀,就是因为他是这个文化所化之人,文化本身有一个依托——国,以王国维先生而言,这个依托就是清朝。所以,清朝是他的文化理想的依托者。清朝灭亡,受清朝文化所化的最高代表王国维先生,按陈先生之意,所依托者一旦不能存在,文化也不能存在。那么,为这个文化所化之人也必然不能存在。所以,陈先生认为王静安先生之所以自杀是因为他所依托的那个国不能存在了,具体的东西不存在了,抽象的文化也无法依存,于是执意自杀。

那么,陈先生为什么与王国维先生心心相通?陈先生为什么写《柳如是别传》?这就是我要解释的。中国外来文化,第一个是佛教,佛教有一个特点,就是它是不依靠武力而传播到中国的;后来元朝蒙古族文化进入中国,靠的是武力;清朝满族文化亦然。日本人侵略中国,背后有武力。这二者之间的很大不同是,有些外来文化传入中国,不依靠武力,有的则依靠武力。就明末清初而言,正是满族文化与汉族文化冲突很剧烈的一个时期,在这个时期,钱牧斋与柳如是及其他一大批文化人首当其冲。他们的心态,是为中国的汉族文化所化之人的心态。当明朝这个代表文化,以及使之具体化的国家不存在了,所依托的人,一批自杀了。钱牧斋虽说没有自杀,可是从他的心态看得出来。到了后来辛亥革命彻底推翻了封建王朝,这又是一个文化大变革的时期。王国维先生与陈先生均生活于当时,故陈先生对王先生之所以执意自杀的解释,不同于流俗的那种解释,而是从文化的角度去看。因此,我说爱国主义有两个层次:一般的层次是我爱我的国家,不允许别人侵略;更高层次的则是陈先生式的爱国、王国维先生式的爱国。

有一个问题是近来常谈的,我看本次与会论文中也有:讲陈先生的诗中含有悲观主义情绪,调子不是那么乐观的。为什么呢?还有一个问题,大家都说陈先生是一位考据大师,这话一点也不错。考据这个学问到了陈先生手中得心应手,是到家了。那么,陈先生的考据与乾嘉朴学大师的有没有区别呢?我看区别很大。陈先生为人,不慕荣利,不与人争,大家都很容易误认为陈先生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不关心时事的。实际上,各位陈先生的弟子都知道,陈先生绝不是那种人,陈先生是一位感情非常丰富,对自己的国家、人民非常爱护的人。他非常关心时事,他不仅关心过去的事,也关心时事。陈先生诗中,有古典,有今典,还有佛典,很复杂,我们甚至可以这么说,陈先生的所有著作中,都有一种感情,表面看起来是泛泛的考证,考证是无懈可击的,但考证里面有感情,乾嘉大师们就做不到这点,也不可能做到,二者所处的环境不一样。所以,我们了解、学习陈先生,一方面是学习他的考证、他的学术成就;另一方面,应学习他寄托在考证中的感情,他的每一篇论文(著),特别是《柳如是别传》,他的思想、感情寄托在里面。表面上看起来是烦琐考证:人名、地名,或者日期,核心却是爱国、爱文化。陈先生在1929年写了一首诗,送给北大历史系的学生,诗曰:“群趋东邻受国史,神州士夫羞欲死”,说学习中国史却要到日本去学,后来,陈先生寄望于北大历史系学生,希望他们一洗这一耻辱,这当然是爱国主义的表现。我看在这里爱国主义也有两种解释,一种是爱我的国家,一般的;一种是高层次的,爱我们的文化,陈先生此诗,包含高、低两层次的含义。

陈先生之所以在晚年费那么大的力量,克服那么大的困难来写《柳如是别传》,绝对不是为了考证而考证,从陈先生的考证,我们可以学习很多东西。陈先生真正的感情、真正的对中国文化的感情,都在里面。

解放以后,陈先生也写了不少的诗,外面有很多传说。陈先生在诗中是否对现实都满意呢?我认为这不可能,我甚至可以这么说,任何时代的政治也不能为当时的人百分之百地完全接受,我想将来也不会。陈先生的诗十分难懂,周一良先生讲过几次,的确是非常难懂,有些话不能直说,婉转地说,用典,所用的典也很冷僻,很难查。陈先生诗中表现的感情,我觉得并不奇怪,若在50年代,我还不能这样讲,经过了45年,陈先生的想法未必不正确。他忧国忧民,才如此作想。他若对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文化根本毫不在意,他就绝对不会写这样的诗。歌颂我们的国家是爱国,对我们的国家不满也是爱国,这是我的看法。若陈先生是真的不爱国的话,他就根本不会做学问、写诗。这正如当时某些上海人所说的“国事管他娘,打打麻将”。对国家漠不关心,才会这样。而陈先生的关心,就是爱国的表现,不管这个国正确不正确。

中山大学多次召开纪念陈寅恪先生的学术讨论会,我觉得非常英明,这为我们活着的人和下一代的人树立了一个爱国主义的榜样,应该得到最高赞扬。

羡林案:我这一篇发言,既无讲稿,连提纲也没有。中大历史系的同志们,根据录音,整理成这个样子,实在不容易,应当向他们致谢。我看了一遍,只做了极小的改动。原来的口气都保留了。

1994年10月26日

篇3:季羡林的人生感悟

1、要说真话,不讲假话。假话全不讲,真话不全讲。

2、自己生存,也让别的动物生存,这就是善。只考虑自己生存不考虑别人生存,这就是恶。

3、就是不一定把所有的话都说出来,但说出来的话一定是真话。

4、我快一百岁了,活这么久值得。因为尽管国家有这样那样不可避免的问题,但现在总的是人和政通、海晏河清。

5、我的家乡在山东。泰山的精神实际上就是中华民族的精神。

6、时间是亳不留情的,它真使人在自己制造的镜子里照见自己的真相!

7、好多年来,我曾有过一个“良好”的愿望:我对每个人都好,也希望每个人都对我好。只望有誉,不能有毁。最近我恍然大悟,那是根本不可能的。

8、每个人都争取一个完满的人生。然而,自古及今,海内海外,一个百分之百完满的人生是没有的。所以我说,不完满才是人生。

9、对待一切善良的人,不管是家属,还是朋友,都应该有一个两字箴言:一曰真,二曰忍。真者,以真情实意相待,不允许弄虚作假;对待坏人,则另当别论。忍者,相互容忍也。

10、根据我的观察,坏人,同一切有毒的动植物一样,是并不知道自己是坏人的,是毒物的。我还发现,坏人是不会改好的。

11、你们的生命只有和民族的命运融合在一起才有价值,离开民族大业的个人追求,总是渺小的。

12、做人要老实,学外语也要老实。学外语没有什么万能的窍门。俗语说: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这就是窍门。

13、我说过不少谎话,因为非此则不能生存。但是我还是敢于讲真话的,我的真话总是大大超过谎话。因此我是一个好人。

14、最后两句话是——‘国之魂魄,民之肝胆,屹立东方,亿万斯年’。人民的灵魂,百姓的脊梁,中华民族大有前途。

15、好多年来,我曾有过一个“良好”的愿望:我对每个人都好,也希望每个人都对我好。只望有誉,不能有毁。最近我恍然大悟,那是根本不可能的。

16、时光流失,一转眼,我已经到了望九之年,活得远远超过了自己的预算。有人说,励志书籍,长寿是福,我看也不尽然。人活得太久,对众生的相,看得透透彻彻,反而鼓舞时少,叹息时多。

17、走运时,要想到倒霉,不要得意得过了头;倒霉时,要想到走运,不必垂头丧气。心态始终保持平衡,情绪始终保持稳定,此亦长寿之道。

18、西方采取的是强硬的手段,要“征服自然”,而东方则主张采用和平友好的手段,也就是天人合一。要先于自然做朋友,然后再伸手向自然索取人类生存所需要的一切。宋代大哲学家张载说:“民,吾同胞,物,吾与也。

19、任何一个人,包括我自己在内,以及任何一个生物,从本能上来看,总是趋吉避凶的。因此,我没怪罪任何人,包括打过我的人。我没有对任何人打击报复,并不是由于我度量特别大,能容天下难容之事,而是由于我洞明世事,又反求诸躬。假如我处在别人的地位上,我的行动不见得会比别人好。

20、现在,我的人生之旅快到终点了,我常常回忆80年来的历程,感慨万端。我曾问过自己一个问题,如果真有那么一个造物主,要加恩于我,让我下一辈子还转生为人,我是不是还走今生走的这一条路?经过了一些思虑,我的回答是:还要走这一条路。但是有一个附带条件:让我的脸皮厚一点,让我的心黑一点,让我考虑自己的利益多一点,让我自知之明少一点。

21、我痛恨自己在政治上形同一条蠢驴,对所谓”无产阶级“这一场残暴、混乱、使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蒙羞忍耻、把我们国家的经济推向绝境、空前、绝后——这是我们的希望——,至今还没人能给一个全面合理的解释的`悲剧,有不少人早就认识了它的实质,我却是在”四人帮“垮台以后脑筋才开了窍。我实在感到羞耻。

22、我生平优点不多,但自谓爱国不敢后人,即使把我烧成了灰,每一粒灰也还是爱国的。可是我对于当知识分子这个行当却真有点谈虎色变。我从来不相信什么轮回转生。现在,如果让我信一回的话,我就恭肃虔诚祷祝造化小儿,下一辈子无论如何也别播弄我,千万别再把我播弄成知识分子。

23、好多年来,我曾有过一个”良好“的愿望:我对每个人都好,也希望每个人都对我好。只望有誉,不能有毁。最近我恍然大悟,那是根本不可能的。

24、我的工作主要是爬格子。几十年来,我已经爬出了上千万的字。这些东西都值得爬吗?我认为是值得的。我爬出的东西不见得都是精金粹玉,都是甘露醍醐,吃了能让人飞升成仙;但是其中绝没有毒药,绝没有假冒伪劣,读了以后,至少能让人获得点享受,能让人爱国、爱乡、爱人类、爱自然、爱儿童,爱一切美好的东西。

篇4:季羡林的人生感悟

1、每个人都争取一个完满的人生,国学大师季羡林经典语录。然而,自古及今,海内海外,一个百分之百完满的人生是没有的。所以我说,不完满才是人生。

2、根据我个人的观察,对世界上绝大多数人来说,人生一无意义,二无价值。

3、时间是亳不留情的,它真使人在自己制造的镜子里照见自己的真相!

4、对待一切善良的人,不管是家属,还是朋友,都应该有一个两字箴言:一曰真,二曰忍。真者,以真情实意相待,不允许弄虚作假;对待坏人,则另当别论。忍者,相互容忍也。

5、根据我的观察,坏人,同一切有毒的动植物一样,是并不知道自己是坏人的,是毒物的。我还发现,坏人是不会改好的。

6、好多年来,我曾有过一个良好的愿望:我对每个人都好,也希望每个人都对我好。只望有誉,不能有毁。最近我恍然大悟,那是根本不可能的。

7、学者们常说:真理愈辩愈明。我也曾长期虔诚地相信这一句话。但是,最近我忽然大彻大悟,觉得事情正好相反,真理是愈辩愈糊涂。

8、歌颂我们的国家是爱国,对我们国家的不满也是爱国,这是我的看法。

9、我的工作主要是爬格子。几十年来,我已经爬出了上千万的字。这些东西都值得爬吗?我认为是值得的。我爬出的东西不见得都是精金粹玉,都是甘露醍醐,吃了能让人飞升成仙;但是其中绝没有毒药,绝没有假冒伪劣,读了以后,至少能让人获得点享受,能让人爱国、爱乡、爱人类、爱自然、爱儿童,爱一切美好的东西,作文素材《国学大师季羡林经典语录》。

10、任何一个人,包括我自己在内,以及任何一个生物,从本能上来看,总是趋吉避凶的。因此,我没怪罪任何人,包括打过我的人。我没有对任何人打击报复,并不是由于我度量特别大,能容天下难容之事,而是由于我洞明世事,又反求诸躬。假如我处在别人的地位上,我的行动不见得会比别人好。

11、我说过不少谎话,因为非此则不能生存。但是我还是敢于讲真话的,我的真话总是大大超过谎话。因此我是一个好人。

12、现在,我的人生之旅快到终点了,我常常回忆80年来的历程,感慨万端。我曾问过自己一个问题,如果真有那么一个造物主,要加恩于我,让我下一辈子还转生为人,我是不是还走今生走的这一条路?经过了一些思虑,我的回答是:还要走这一条路。但是有一个附带条件:让我的脸皮厚一点,让我的心黑一点,让我考虑自己的利益多一点,让我自知之明少一点。

13、我痛恨自己在政治上形同一条蠢驴,对所谓无产阶级这一场残暴、混乱、使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蒙羞忍耻、把我们国家的经济推向绝境、空前、绝后——这是我们的希望——,至今还没人能给一个全面合理的解释的悲剧,有不少人早就认识了它的实质,我却是在四人帮垮台以后脑筋才开了窍。我实在感到羞耻。

14、我生平优点不多,但自谓爱国不敢后人,即使把我烧成了灰,每一粒灰也还是爱国的。可是我对于当知识分子这个行当却真有点谈虎色变。我从来不相信什么轮回转生。现在,如果让我信一回的话,我就恭肃虔诚祷祝造化小儿,下一辈子无论如何也别播弄我,千万别再把我播弄成知识分子。

15、西方采取的是强硬的手段,要征服自然,而东方则主张采用和平友好的手段,也就是天人合一。要先与自然做朋友,然后再伸手向自然索取人类生存所需要的一切。宋代大哲学家张载说:民,吾同胞,物,吾与也。

16、要说真话,不讲假话。假话全不讲,真话不全讲。

篇5:季羡林《我的人生感悟》禅趣人生

季羡林《我的人生感悟》禅趣人生

浙江人民出版社的杨女士给我来信,说要编辑一套“禅趣人生”丛书,“内容可包括佛禅与人生的方方面面”。“我们希望通过当代学者对于人生的一种哲学思考,给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一些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给被大众文化淹溺着的当今读书界、文化界留一小块净土,也为今天人文精神的重建尽一份努力。”无疑,这些都是极其美妙的想法,有意义,有价值,我毫无保留地赞成和拥护。

但是,我却没有立即回信。原因绝不是我倨傲不恭,妄自尊大,而是因为我感到这任务过分重大,我惶恐觳觫,不敢贸然应命。其中还掺杂着一点自知之明和偏见。我生无慧根,对于哲学和义理之类的东西,不感兴趣。特别是禅学,我更感到头痛。少一半是因为我看不懂。我总觉得这一套东西恍兮惚兮,杳冥无迹。禅学家常用“羚羊挂角,无迹可寻”来作比喻,比喻是生动恰当的。然而困难也即在其中。既然无迹可寻,我们还寻什么呢?庄子所说得鱼忘筌,得意忘言。我在这里实在是不知道何所得,又何所忘,古今中外,关于禅学的论著可谓多矣。我也确实读了不少。但是,说一句老实话,我还没有看到任何书、任何人能把“禅”说清楚的。

也许妙就妙在说不清楚。一说清楚,即落言筌。一落言筌,则情趣尽失。这种审美境界和思想境界,西方人是无法理解的。他们对任何东西都要求分析、分析、再分析。而据我个人的看法,分析只是人的思维方式之一,此外还有综合的思维方式,这是我们东方人所特有,至少是所擅长的。我现在正在读苗东升和刘华杰的《混沌学纵横谈》。“混沌学”是一个新兴的但有无限前途的学科。我曾多次劝人们,特别是年轻人,注意“模糊学”和“混沌学”,现在有了这样一本书,我说话也有了根据,而且理直气壮了。我先从这本书里引一段话:“以精确的观察、实验和逻辑论证为基本方法的传统科学研究,在进入人的感觉远远无法达到的.现象领域之后,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因为在这些现象领域中,仅仅靠实验、抽象、逻辑推理来探索自然奥秘的做法行不通了,需要将理性与直觉结合起来。对于认识尺度过小或过大的对象,直觉的顿悟、整体的把握十分重要。”这些想法,我曾有过。我看了这一本书以后,实如空谷足音。对于中国的“禅”,是否也可以从这里“切入”(我也学着使用一个新名词),去理解,去掌握?目前我还说不清楚。

话扯得远了,我还是“书归正传”吧!我在上面基本上谈的是“自知之明”。现在再来谈一谈“偏见”。我的“偏见”主要是针对哲学的,针对“义理”的。我上面已经说过,我对此不感兴趣。我的脑袋呆板,我喜欢摸得着看得见的东西,也就是实实在在的东西。哲学这东西太玄乎,太圆融无碍,宛如天马行空。而且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今天这样说,有理;明天那样说,又有理。有的哲学家观察宇宙、人生和社会,时有非常深刻、机敏的意见,令我叹服。但是,据说真正的大哲学家必须自成体系。体系不成,必须追求。一旦体系形成,则既不圆融,也不无碍,而是捉襟见肘,削足适履。这一套东西我玩不了。因此,在旧时代三大学科体系:义理、辞章、考据中,我偏爱后二者,而不敢碰前者。这全是天分所限,并不是对义理有什么微词。

以上就是我的基本心理状态。

现在杨女士却对我垂青,要我作“哲学思考”,侈谈“禅趣”,我焉得不诚惶诚恐呢?这就是我把来信搁置不答的真正原因。我的如意算盘是,我稍搁置,杨女士担当编辑重任,时间一久,就会把此事忘掉,我就可以逍遥自在了。

然而事实却大出我意料,她不但没有忘掉,而且打来长途电话,直捣黄龙,令我无所逃于天地之间。我有点惭愧,又有点惶恐。但是,心里想的却是:按既定方针办。我连忙解释,说我写惯了考据文章。关于“禅”,我只写过一篇东西,而且是被赶上了架才写的,当然属于“野狐”一类。我对她说了许多话,实际上却是“居心不良”,想推掉了事,还我一个逍遥自在身。

可是我万万没有想到,正当我颇为得意的时候,杨女士的长途电话又来了,而且还是两次。昔者刘先主三顾茅庐,躬请卧龙先生出山,共图霸业。藐予小子,焉敢望卧龙先生项背!三请而仍拒,岂不是太不识相了吗?我痛自谴责,要下决心认真对待此事了。我拟了一个初步选目。过后自己一看,觉得好笑,选的仍然多是考据的东西。我大概已经病入膏肓,脑袋瓜变成了花岗岩,已经快到不可救药的程度了。于是决心改弦更张,又得我多年的助手李铮先生之助,终于选成了现在这个样子。这里面不能说没有涉及禅趣,也不能说没有涉及人生。但是,把这些文章综合起来看,我自己的印象是一碗京海杂烩。可这种东西为什么竟然敢拿出来给人看呢?自己“藏拙”不是更好吗?我的回答是:我在任何文章中讲的都是真话,我不讲半句谎话。而且我已经到了耄耋之年,一生并不是老走阳光大道,独木小桥我也走过不少。因此,酸、甜、苦、辣,悲、欢、离、合,我都尝了个够。发为文章,也许对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不无帮助。这就是我斗胆拿出来的原因。倘若读者——不管是老中青年——真正能从我在长达八十多年对生活的感悟中学到一点有益的东西,那我就十分满意了。至于杨女士来信中提到的那一些想法或者要求,我能否满足或者满足到什么程度,那就只好请杨女士自己来下判断了。是为序。

1995年8月15日于北大燕园

(此文为《人生絮语》一书序言)

禅意人生——季羡林

与自然和平相处的人,总会多那么一点情怀,这是与世界的一种默契。他能从细微处深谙自然之意,我想季老就是这样的人。本书分为六部分,人、动物、植物、时光、人生以及回忆。读罢,深深感觉到他对世界的热爱,小至一草一木、一只小兔子。书中细腻而丰富的描写,读起来让人觉察不出时间的流逝,俨然在聆听一位长者侃侃而谈,让你静静地反省,心境变得更加纯净而美好。

纵观全书,季老讲得最多的是伦理道德,强调要处理好人与大自然、人与人及人与自己的“三个关系”,从更深层面昭示了一个生活真理:这世界不属于哪一个人,甚至也不仅仅专为人类所备。人要感恩生活,善待自己,善待他人,善待大自然,用一颗慈善、平和的爱心来构建和谐,这对人对己,都将大有好处。这不禁让人想到,当前市场上,充斥了大量的人生指南丛书,大谈人生如何成功,有的甚至教人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吸引了不少好奇的读者,但到头来却会让你大失所望,甚至害人不浅。而季老期望的是,每一个人,对社会、对家庭都要尽自己的责任,都应该在道德方面不断修养和锻炼,成为一个有用的人,成为一个正直的人。倘能做到这一点,我们平凡的人生就会增添不少的光辉。

与大自然和谐共处的重要性或已不需赘言,人类向大自然索取的东西远远不止衣食那么简单,有很多东西自然慷慨地馈赠给了我们,可我们归还给自然和自己的却是灾难和痛苦。或许现在已经是时候问问自己,是否能常怀一颗宽广的大爱之心,去真正爱护我们周边的一切呢。而一个人对于自然的态度往往也能看出对于他人的态度,珍惜身边一花一草的人必然能体会到细致的爱与关怀,也必然能够懂得理解与包容。书中收录了多篇季先生对自然之爱的文章,不需要多么高屋建瓴的主题,只是门前一树火红的石榴花,只是一只养了多年的老猫,或是一窝叽叽喳喳的喜鹊,点点滴滴,看似稀松平常的笔触勾画出的却是一幅幅人与自然和谐之美,情至深处更能体会到寄托于那情那景的对故人的思念与感怀。

这是一个发展迅速、竞争激烈而又充满诱惑的时代。人们思富心切,浮躁泛滥,总是抱怨自己命运的不公,却不知道当命运堵塞了一条道路的时候,它常常会留下另一条道路。季老教我们要调整好心态,懂得感恩生活,善待自己,善待他人,遇事多加思索,学会换位思考,少一些激进,少一些怨气,可能我们看到的将会是事物更为本质,更为真实的一面,在需要做出判断时能够更加客观而从容。

读完此书,一篇篇文章,有如行云流水,文字优美、情感真挚、意蕴深厚,深感季老的思想厚重,他用一生来领悟和谐之意,参悟人生之禅,留给后人受用不尽的思想瑰宝。

篇6:季羡林关于人生感悟的经典句子

1.思乡之病,说不上是苦是乐,其中有追忆,有惆怅,有留恋,有惋惜。流光如逝,时不再来。在微苦中实有甜美在。——《月是故乡明》

2.有谁没有手呢?每个人都有两只手。手,已经平凡到让人不再常常感觉到它的存在了。——《一双长满老茧的手》

3.这回忆像是一团丝,愈抽愈多。它甜蜜而痛苦,错乱而清晰。在我一生中给我印象最深的三双长满老茧的手,现在似乎重叠起来化成一双手了。——《一双长满老茧的手》

4.天地萌生万物,对包括人在内的动植物等有生命的东西,总是赋予一种极其惊人的求生存的力量和极其惊人的扩展蔓延的力量,这种力量大到无法抗御。只要你肯费力来观摩一下,就必然会承认这一点。——《清塘荷韵》

5.那时荷花大概会在冰下冬眠,做着春天的梦。它们的梦一定能够圆的。“既然冬天到了,春天还会远吗?” ——《清塘荷韵》

6.人这个万物之灵却偏偏有了感情,有了感情就有了悲欢。这真是多此一举,然而没有法子。人自己多情,又把情移到花,“泪眼问花花不语”,花当然“不语”了。——《二月兰》

7.什么叫“悲”?什么又叫“欢”?我想得到答复。我走上了每天必登临几次的小山,我问苍松,苍松不语;我问翠柏,翠柏不答。我问三十多年来亲眼目睹我这些悲欢离合的二月兰,这也沉默不语,兀自万朵怒放,笑对春风,紫气直冲霄汉。——《二月兰》

8.一别竟八载,多少次倚闾怅望,眼泪和血流,迢迢玉宇,高处寒否? 为母子一场,只留得面影迷离,入梦浑难辨,茫茫苍天,此恨曷极!——《一条老狗》

9.这声音时慢时急,时高时低,时响时沉,时断时续,有时如金声玉振,有时如黄钟大吕,有时如大珠小珠落玉盘,有时如红珊白瑚沉海里,有时如弹素琴,有时如舞霹雳,有时如百鸟争鸣,有时如兔落鹘起,我浮想联翩,不能自已,心花怒放,风生笔底。——《听雨》

10.黄昏真像一首诗,一支歌,一篇童话;像一片月明楼上传来的悠扬的笛声,一声缭绕在长空里壳唳的鹤鸣;像陈了几十年的绍酒;像一切美到说不出来的东西。说不出来,只能去看;看之不 足,只能意会;意会之不足,只能赞叹。然而却终于给人们关在门外了。 ——《黄昏》

11.黄昏永远不存在在人们的心里的。只一掠,走了,像一个春宵的轻梦。——《黄昏》

12.年,像淡烟,又像远山的晴岚。我们握不着,也看不到。当它走来的时候,只在我们的心头轻轻地—拂,我们就知道:年来了。——《年》

13.我希望,大家都能拿出“衣带渐宽终不悔”的精神来从事做学问或干事业,这是成功的必由之路。——《成功》

14.我的脑筋还在,我的思想还在,我的感情还在,我的理智还在。我不甘心成为行尸走肉,我必须干点事情。——《八十述怀》

15.我知道,未来的路也不会比过去的更笔直、更平坦。但是我并不恐惧。我眼前还闪动着野百合和野蔷薇的影子。——《八十述怀》

16.我生平优点不多,但自谓爱国不敢后人,即使把我烧成了灰,每一粒灰也还是爱国的。——《一个老知识分子》

17.走运时要想到倒霉,不要得意过头:倒霉时,要想到走运,不要垂头丧气。心态始终保持平衡,情绪始终保持稳定,此亦长寿之道也。——《走运与倒霉》

18.在人生的道路上,每一个人都是孤独的旅客。

19.我的 “人生四要”:爱国、孝亲、尊师、重友。

20.做人要老实,学外语也要老实。学外语没有什么万能的窍门。俗语说: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这就是窍门。

21.我认为,能为国家、为人民、为他人着想而遏制自己的本性的,就是有道德的人。能够百分之六十为他人着想,百分之四十为自己着想,他就是一个及格的好人。为他人着想的百分比越高越好,道德水平越高。百分之百,所谓“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人是绝无仅有。

22.好多年来,我曾有过一个“良好”的愿望:我对每个人都好,也希望每个人都对我好。只望有誉,不能有毁。最近我恍然大悟,那是根本不可能的。

23.时光流逝,一转眼,我已经到了望九之年,活得远远超过了自己的预算。有人说,长寿是福,我看也不尽然。人活得太久,对众生的相,看得透透彻彻,反而鼓舞时少, 叹息时多。

24.要说真话,不讲假话。假话全不讲,真话不全讲。就是不一定把所有的话都说出来,但说出来的话一定是真话。

25.每个人都争取一个完满的人生。然而,自古及今,海内海外,一个百分之百完满的人生是没有的。所以我说,不完满才是人生。

26.“环顾左右,朋友中国学基础胜于自己者,大有人在。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竟独占‘国学大师’的尊号,岂不折煞老身!”为此,我在这里昭告天下:请从我头顶上把“国学大师”的桂冠摘下来。

27.“这样的人,滔滔者天下皆是也。但是,现在却偏偏把我‘打’成泰斗。我这个泰斗又从哪里讲起呢?为此,我在这里昭告天下:请从我头顶上把“学界(术)泰斗”的桂冠摘下来。”

28.“是不是因为中国只有一个季羡林,所以他就成为‘宝’。但是,中国的赵一钱二孙三李四等等,等等,也都只有一个,难道中国能有13亿‘国宝’吗?为此,我在这里昭告天下:请从我头顶上把“国宝”的桂冠摘下来。

29.三顶桂冠一摘,还了我一个自由自在身。身上的泡沫洗掉了,露出了真面目,皆大欢喜。

30.对待一切善良的人,不管是家属,还是朋友,都应该有一个两字箴言:一曰真,二曰忍。真者,以真情实意相待,不允许弄虚作假;对待坏人,则另当别论。忍者,相互容忍也。

31.根据我的观察,坏人,同一切有毒的动植物一样,是并不知道自己是坏人的,是毒物的。我还发现,坏人是不会改好的。

32.走运时,要想到倒霉,不要得意得过了头;倒霉时,要想到走运,不必垂头丧气。心态始终保持平衡,情绪始终保持稳定,此亦长寿之道。

33.自己生存,也让别的动物生存,这就是善。只考虑自己生存不考虑别人生存,这就是恶。

34.我快一百岁了,活这么久值得。因为尽管国家有这样那样不可避免的问题,但现在总的是人和政通、海晏河清。

35.西方采取的是强硬的手段,要“征服自然”,而东方则主张采用和平友好的手段,也就是天人合一。要先于自然做朋友,然后再伸手向自然索取人类生存所需要的一切。宋代大哲学家张载说:“民,吾同胞,物,吾与也。”

36.你们的生命只有和民族的命运融合在一起才有价值,离开民族大业的个人追求,总是渺小的。

37.一个人活在世界上,必须处理好三个关系:第一,人与大自然的关系;第二,人与人的关系,包括家庭关系在内;第三,个人心中思想与感情矛盾与平衡的关系。这三个关系,如果能处理很好,生活就能愉快;否则,生活就有苦恼。

38.王静安在《人间词话》中说:“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静安先生第一境写的是预期。第二境写的是勤奋。第三境写的是成功。其中没有写天资和机遇。我不敢说,这是他的疏漏,因为写的角度不同。但是,我认为,补上天资与机遇,似更为全面。我希望,大家都能拿出“衣带渐宽终不悔”的精神来从事做学问或干事业,这是成功的必由之路。

39.富者有礼高质,贫者有礼免辱,父子有礼慈孝,兄弟有礼和睦,夫妻有礼情长,朋友有礼义笃,社会有礼祥和。

40.知足知不足,有为有不为。只有知不足的人才能为人类文化作出贡献。

41.把成功的三个条件拿来分析一下,天资是由“天”来决定的,我们无能为力。机遇是不期而来的,我们也无能为力。只有勤奋一项完全是我们自己决定的,我们必须在这一项上狠下功夫。

42.天下有没有傻瓜?有的,但却不是被别人称作“傻瓜”的人;而是认为别人是傻瓜的人,这样的人自己才是天下最大的傻瓜。

43.我认为,一个第一流的大学,必须有第一流的设备、第一流的图书、第一流的教师、第一流的学者和第一流的管理。五个第一流,缺一不可。

44.所谓大胆,就是不为过去的先人之见所限,不为权威所囿,能够放开眼光,敞开胸怀,独具只眼,另辟蹊径,提出自己的假设,甚至胡思乱想,想入非非,亦无不可。

45.歌颂我们的国家是爱国,对我们国家的不满也是爱国,这是我的看法。

46.我觉得,金钱本身是没有什么善与恶的。善与恶决定于:金钱是怎样获得的?金钱又是怎样使用的?来的道路光明正大,使用的方式又合情合理,能造福人类,这就是善,否则就是恶。

47.我有一个怪论:一个人一生不可能没有朋友,也不可能没有非朋友。我在这里不用“敌人”这个词儿,而用“非朋友”,是因为非朋友不一定就是敌人。

48.我就像鲁迅笔下的那一位“过客”那样,我的任务就是向前走,向前走。前方是什么地方呢?老翁看到的是坟墓,小女孩看到的是野百合花。不管怎样,反正我是非走上前去不行的,不管是坟墓还是野百合花,都不能阻挡我的步伐。

49.我的家乡在山东。泰山的精神实际上就是中华民族的精神。

50.国之魂魄,民之肝胆,屹立东方,亿万斯年。人民的灵魂,百姓的脊梁,中华民族大有前途。

篇7:读季羡林的《我的人生感悟》有感

我写的东西,不会有套话、大话,至于真话是否全都讲了出来,那倒不敢说,我只能保证,我讲的全是真话。--------季羡林

知道季老是很久的事情,知道他很厉害,留学去德国,是历史学家,而且研究佛学,会佛语,我从来对佛都是敬仰的,自小喜欢看《西游记》,对里面的如来佛等尤其深刻,所以里面的佛大精深是深信,亦是敬畏。所以对于季老就比较的神秘的想接近,但是苦于自己的懒惰一直都没有真正的找书去更深的接近。

我是2019年10月12日到这边的附近的一个图书馆闲逛,然后看到季老的一本《我的人生感悟》,在封面的左上角就有为开头引用的一句话,我喜欢这句话,记得当时看到巴老的《随想录》里面也有这样的句子,所以就拿来翻翻,里面的虽然说是散文,但是觉得读起来很亲切,就是写些他的日常的生活感受随笔之类的,如他所说,到了他这个年纪不需要任何的名和利,就是说说自己的感受而已,于是就买了下来,之所以记得日期这么清楚,是因为前天得知季老辞世的消息,所以今个又翻了这本书,我有个习惯就是买本书回来都会记上买的日期,一方面是激励自己要把书读完,一方面是为了买书的日子的纪念,没有想到这次翻开这本书,竟然有种恍然隔世的感觉,当时买书就想我那刻看这本书的主人公还在遥远的北京里住着,所以读到有些地方还会觉得活了起来,如今再翻读,惆怅更是加重一层,与当时读巴老的《随想录》又是不一样的心情,因为巴老的离世才去找他的著作看,而如今我是先和季老的作品有了感情,他走了,所以有时一时半会还无法接受这个事实。

记得他写《九十述怀》里说的,“冯友兰先生的‘何止于米’,我已经越过了米的阶段。下一步就是‘相期以茶’了。我觉得,为目前的选择只有眼前这一条路,这一条路并不遥远。等到我2019年后再写《百年述怀》的时候,那就离茶不远了。”而季老这百年述怀大概只能等来生再后续了,如果有来生的话。

《我的人生感悟》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修身;二部分:治学;第三部分:寄情;第四部分:旷达。几乎包括了季老的全部的生涯,我觉得这本书编的很好,有兴趣的读者可以看看这本书。里面有很多文章都可以学习很多,那里不是空话大话,都是季老结合自己的生活经验而说出来,几乎不包括任何的其他之外的修饰。

季老出生在鲁西北一个极端贫困的村庄里,他们家是贫中之贫,但是他写这句话倒是有点玩味的说,因为在十年浩劫,想把他打成“地主”,结果怎么也没有办法扣上这个帽子。因为家里穷,在六岁的时候,把他送到济南的叔父那里,从他回忆来看,他上学成绩一直都是极好的,所以当时北大清华都同时录取了他,因为考虑到留学问题,所以选了清华的西洋文学系,原来当时也流行“毕业即失业”的话,当时叫“饭碗问题”。毕业后到他母校济南教学,然后由幸运之神对他的垂青,到了德国留学,开始学习梵文,那段时间局势动荡不安,他的教授被征从军,然后他的教授的教授西克替他上课,那个他从心里喊他祖父的老人,几乎把他一辈子学都传授给他,像吐火罗文,不管季老意愿,硬是要他学。当时的战事局势的动荡,让季老无法回国,但因此改变了他的一生,让他开始他的伟大而艰辛的事业。他在《我的心是一面镜子》里写,“…….冬天黄昏,在积雪的长街上,为搀扶卓年逾八旬的异国的老师,送他回家。我忘记了战火,忘记了饥饿,我心中只有身边这个老人。……..”

当时法西斯德国虽然对外作战,但是国内人民对外国友人仍是非常友善的,季老说他们都待他如己,没有丝毫的歧视,这一点让他终生难忘,于我更是不可思议,如果在我们国家,我想我是无法做到的,但是这点肯定是真的。

1945年开始踏上回国的路途,1946年回到母亲怀抱里,离开祖国整整十一年,此后有陈寅恪先生引荐到北大工作,和巴老一样经历了残酷的文化大革命,经过了凤凰涅槃般的重生,开始了他人生的又一辉煌。不愧他的心是一面镜子,他的人也是一面镜子。经历了旧社会、新旧社会交替、新社会,从上世纪初到这世纪初差不多经历了整整一个世纪的光阴,但是这期间经历的事情大概是几个世纪才能发生的事情,他都经历了,人活的越老,到最后所承受的悲伤是除其自己以外无任何一个人可以了解和承受的,还好他都一一的释怀,还安慰旁人。

他‘寄情’ 的那一部分我看的是最仔细,也是最难忘的,像回忆他的老师们,老舍,冯至,陈寅恪,张岱年,胡适,以及他身边的未名湖,海棠,二月兰,夹竹桃,马缨花,丝瓜,以及听雨,等等,无一不显示出他是如此多情细腻而敏感的一个人。

让我印象极其深刻的就是《赋得永久的悔》最后一段写的:“我后悔,我真后悔,我千不该万不该离开了母亲。世界上无论什么名誉,什么地位,什么幸福,什么尊荣,都比不上待在母亲的身边,即使她一个字也不识,即使整天吃‘红的’。”

但是于爱情,在德国期间,迈耶一家的友善交往,当时因为写论文给教授看要打成清晰搞,但是他没有打字机,刚好迈耶家有打字机,他家的大女儿伊姆加德会打字,又愿意帮他打,所以很长一段时间他经常到她们家去,在离开德国的时候,伊姆劝他不要回国,他在日记中写道,他真有点舍不得离开她。“但是有什么办法?像我这样一个人不配爱她这样一个美丽的女孩子。”读到此处不禁对季老无比的崇敬。

关于和冯至先生的友情,在医院里看到冯至先生的最后一面,感觉到知己又少了一个,当时季老就准备在会客室里大哭一场的,但是冯至的女儿安慰他不要难过,当时他的脸上甚至还装出了笑容。“只有我一个人知道:我的泪都流到了肚子里去了。为了冯至先生,我愿意把自己泪库中的泪一次提光,使它成为为一生中最后的一次痛哭。”

陈寅恪先生他也写了很多,陈老对季老的帮助也很大,我想一个人的一生总会遇到所谓的‘贵人’,陈老就是他的贵人吧。当然这跟他自身的修养和学术有极大的关系,就如机遇是给准备好了的人的。

我看到的仅是季老的一小部分而已,他长长的九十八载里,经历过无数困苦,挣扎,在这无数的坎坷历练中造就一个无法企及的伟人,他用他的勤奋智慧把宝贵的文化得以继承和光大,我想在天堂的季老也是了无遗憾的。也感谢上苍给这样的一个伟人,在这个世上作为我们后辈的标榜,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们会好好的活着。

印象深刻的是在这本书里季老多次提到陶渊明的一首诗:

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

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

虽然这首诗感觉有些消极,但是我看到的是对生活的豁达,不强求,顺其自然,当然有些该努力的还是要努力的。生活有太多的难处和曲解,有些时候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在当时给出完满的解答,或许在明天之后会浮出水面,所以有时,我们就宽大的对待他人,也宽大的对自己,和生活好好的相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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