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小编整理的地方文献书目论略，本文共5篇，欢迎阅读分享，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篇1：地方文献书目论略
地方文献书目论略
收集来的地方文献，必须进行分类编目的整理工作，才便于读者查阅和研究参考。
地方文献书目是按一定的方法编排起来的一种工具书。其以文献的内容、性质、形式和不同用途编成的，如按地方文献著述形式可分为地方志书目、家谱书目、地图书目、论著书目、年谱书目、资料汇编目录等：按地方文献出版形式可分为：图书目录、报刊目录、图片目录、缩微品目录等：按地方文献内容可分为综合目录、专题目录等；按地方文献揭示程度可分为简目、考录等。而地方著述书目、地方出版物目录与地方文献书目则是相互交叉的关系。
地方文献书目在各类型书目中占有重要地位。由于它所收内容涉及各学科知识，对科学研究具有重要作用。在图书馆工作中，无论是藏书建设，还是为读者提供服务，地方文献书目都是必不可少的工具。
我国对地方文献的集中记载有两大途径：一是附载于各书目中；二是专门的地方文献书目。众多的地方文献是地方文献书目产生的基本条件，利用者对地方文献的需求是地方文献书目产生的主要原因。这样就决定其编制收录原则有三：其一，根据书目的主题内容收录文献；其二，根据书目的类型收录文献；其三，根据书目的读者对象收录文献。根据这三条可以确定收录范围。在揭示方法方面，各类型地方文献有着各自的特点。书目著录必须全面准确地揭示其特征，就其地方文献书目总体来说，则区别于其他综合性公私藏书目录，也不同于其他专题、专科目录。它限于地方性，小于同类目录的容量，如地区期刊目录，小于全国期刊目录；地方人物志，只能是全国若干省（市）的一小部分。但它的广度和深度却大大超过了全国性的有关目录。对于地方史料、人物传记、地方出版物作更深入的探索，也只有系统的地方文献足以胜任。以辽宁省的辽阳史料为例：辽阳路、州、县乡土志，已见著录的不过六种，专书如《辽阳古迹遗闻》、《辽阳碑志选》、《辽阳防守记》等。期刊如《辽阳政府公报》等，都不过数种。辽阳诗人文集，亦不过有刘廷玑的《葛庄诗钞》、王尔烈的《瑶峰集》、宋玉奎的《宋星五遗著》数种。如果地方目录，仅止于此，就难以满足多方面的.读者需要。除上述几类史料之外，还可以从历代有关史志、丛书、类书、其他诗文集、论文集、有关史地、文教、政治、财经、工农业等方面的图册，以至近代报刊论述资料、有关档案、文书中挖掘出有价值的资料。最近几年，辽阳市地方志办公室为了搜集有关辽阳市文献，在各省、市图书馆、档案馆的协助下，搜集资料已逾千种。其中也包括了日文报刊图书资料。他们把这些文献稿制成书目公布于读者，以供其使用。如果全国各省（市）图书馆都能广泛系统地在搜集资料的基础上编好地方文献书目，对于整理文献、编史修志、科研工作，以及图书馆的参考咨询、阅览利用等方面，无疑是贡献非浅的。
我国各图书馆已开始着手编制各种类型的地方文献书目，并在书目著录方面，已大量采用分析著录、灵活地使用注释，提高撰写提要的水平。在书目组织、编排方面，正确对待地方文献分类与地方文献书目分类的区别，编制供各类型地方文献书目选择的地方文献书目分类表，以地区、分类、年代三种方法作为排列主线、为补充这三种方法的不足，还可编制辅助索引、提高检索效率。随着计算机编目的发展，地方文献书目必然从卡片式、书本式向计算机编目迈进，和国家书目同步发展。
总之，地方文献书目编制方法在不断完善，书目类型愈来愈多，并且日益趋向科学化，其使用价值愈来愈为读者所利用。但也存在一些问题：书目的编制缺乏组织管理，地方文献书目未能向深度和广度发展，书目与实际需要的差距还较大，没有地方文献呈缴制度作为编制书目的保障等。针对上述地方文献书目存在的问题，应从四个方面去解决：第一，制订与实施地方文献呈缴制，用法律的形式来保证编制地方文献书目有充分的资料来源。第二，制订与实施地方文献书目工作的统一规划，组织全国地方文献书目指导小组。第三，建立地方文献书目中心。第四，完善地方文献检索体系。
〔出处〕 贵图学刊 1995（3）
篇2：西藏地方文献考略
中图分类号 K204．7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013903―0131―07
唐代以来有关西藏地方状况的纪事、纪程、通志等汉语地方文献，数量不多。现存西藏地方文献，估计有30种左右，最早可以追溯到唐代刘元鼎所作《使吐蕃经见纪略》。元、明两代虽设立宣政院统辖吐蕃全境僧俗事务，政令、专使、边臣往来不断，但专门记载地方见闻的文献极少流传。从清初开始， 中央与西藏地方关系更为密切，**、**喇嘛以及各呼图克图多次接受清朝皇帝封号，西藏僧俗行政要务直属中央。此后，朝贡关系的密切、驻藏官员的任免、军旅人士的往返、商贸流通的增加，使人员往来日趋频繁，纪事、纪程之作渐多，也开始有综合性的通志类地方文献问世。焦应旃所撰《藏程纪略》、吴廷伟《定藏纪程》、杜昌丁《藏行纪程》、佚名《西藏志》、松筠《卫藏通志》、黄沛翘《西藏图考》、陈观浔《西藏志》，就是其中比较著名者。虽然这些地方文献对藏学研究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但在传抄、流传过程中也偶尔出现作者歧误、内容归属不当、文字错讹、年代不清等问题，应当进行必要的考索、辨析。
根据前辈学者对上述问题已有的认识，结合有关西藏的历史文献和研究成果， 爰就平素读史所得，笔者对以上所列西藏地方文献的作者概况、成书背景、卷目内容和文献价值做一些初步的订正、梳理工作。一孔之见，未必精当，乞请方家教正。
一、刘元鼎《使吐蕃经见纪略》
刘元鼎，唐大理寺卿。穆宗长庆元年(821)，吐蕃得知回鹘与唐和亲，乃遣使者尚绮力佗思来朝，要求会盟。唐王朝下诏许之。穆宗以大理寺卿刘元鼎为会盟使，右司郎中刘师老为副使，主持会盟仪式；诏令宰相与尚书右仆射韩皋、御使中丞牛僧儒、吏部尚书李绛、兵部尚书萧倪、户部尚书杨於陵、礼部尚书韦绶、太常卿赵宗儒、司农卿裴武、京兆尹柳公绰、右金吾将军郭镟同吐蕃礼部尚书、会盟使者论纳罗在京师西郊正式会盟，唐王朝批准了赞普拟订的盟约。穆宗长庆二年(822)，吐蕃赞普再遣使者赵国章来长安，唐王朝决定派遣刘元鼎前往藏地。元鼎瑜成纪、武川，抵河广武梁，经龙支城，过石堡城，越赤岭，到达位于麋谷的赞普行在，会见赞普，并代表唐朝中央参加了有赞普主盟的会盟仪式.
刘元鼎这篇纪略，将他奉旨离京，前往吐蕃会盟，沿途所见所闻，与赞普及吐蕃大臣会盟的情况，做了翔实记述。例如，他描述河广武梁所见： “兰州地皆粳稻、桃李，榆柳岑蔚，户皆唐人。见使者麾盖夹观，至龙支城，耋老千人拜且泣，问天子安否?言顷从军没于此。” 这段记载对于研究唐代西北人口、垦殖、农作物情况，其史料价值自不待言。归途中所见西北山川，他也做了贴切记载：“元鼎腧湟水至龙泉谷西北，望杀俺川，哥舒翰故壁多在，湟水至潆谷，抵龙泉与河合，河之上流，繇洪济梁西南行二千里，水益狭，春可涉。秋夏乃胜舟。其南三百里，三山中高而四下， 曰紫山，直大羊同国，古所渭昆仑者也。夷日闷摩黎山。东场距长安五千里，河源其间，流澄缓下，稍合众流，色赤，行益远，它水并注则浊，故世举谓西戎地日河湟。” 这段史料对于研究唐代黄河上游地理状况，也有很高的价值。
二、焦应旃《藏程纪略》
焦应旃，清康熙五十年前后泾阳知县。康熙五十四年(1715)，他奉命从军，为平定准噶尔叛乱的清军转运粮储，此次西征有4年之久。在此前后， 由于叛乱势力受挫， “潜行狡计，掠及藏地”，旋借**喇嘛病故，乘机拥立伪**喇嘛，向藏区窜扰。康熙帝特命抚远大将军、十四子允褪统领六师进剿，从西宁木鲁乌苏。同年又命平逆将军延信率师人藏，一方面遏止准噶尔西进之势，另一方面护送达仓赖喇嘛入藏，以收全胜之功。焦应旃“偕同事诸公奉调押运(军需)”，从康熙五十九年四月到康熙六十年五月的整整一年时间，经青藏高原入藏，抵达拉萨，又从康藏高原出藏， 由四川返回任所” 。焦应旃将这段“不必至而竟至之” 的“遐荒绝塞”， “不必见而竟见之” 的“荒诞险远” 生平意外经历记载下来，名之日《藏程纪略》。这篇纪略以写实见长，文笔生动细腻，引人入胜，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下面转述纪略有关北路经历的段落：
“庚子(康熙五十九年) 四月由西宁出关，走阿什汉水、日月山、哈什哈水、柴鸡口、工噶脑儿，以及夺洛、达巴等处”。这段途程昼夜温差极大， “赤日之下，雪雹时加，伏暑之中，严霜夜袭，天时地气之不同，盖与中原迥绝”。
经过两月余的.艰苦跋涉，方至索力奔，然后过黄河，抵达星宿海：作者描述所见星宿海： “水面平阔无际，波澜不惊，上下无光，一波万顷。海中石山一座，相传山底有七孔，水从孔中进出，生平读山海经，览舆图记，渭‘河源’ 经出于此。” 由此前往亚喇塔夷、拜彦哈拉， “药草伤身. . 瘴疠弥毒，人畜中之，不一二日辄死，尸填道路，莫可胜计”。10天之内，焦应旃随行仆从已死去8人。七月二十一日，到达木鲁乌苏(即通天河，金沙江源头)，在此与大军会合后，焦应旃仍奉命“押送牛羊，随大兵后以济军糈”。八月十一日起程，辗转藏北高原，抵达拉萨。
不久，焦应旃取道川藏驿路回署，历尽艰险、饱受冻馁， 九死一生，他回忆自己这段军旅生涯，感慨万千：“计余自丙申二月从军，至辛丑五月回署，六载于外，虽王事靡盛，劳瘁弗辞， 而以衰弱微驱，频年奔走，旦夕无休，宿露披霜，含饥忍冻，崎岖历尽，皮骨仅存，所幸以生还无恙者， 皆上苍默佑所致也。” 他57岁时(康熙六十年)， “援笔以纪其略”，就是这篇《藏程纪略》。《藏程纪略》初见于和宁所刻的《西藏志》，后来又收入《卫藏通志》，是清王朝赴藏官员记述藏区经历最早的作品。焦应旃《藏程纪略》记述了自己在青海、西藏服务于军旅的艰难经历。因系亲身经历，足迹又遍及北路和东路驿道，其所记述藏区基本情况真实可信。
三、吴廷伟《定藏纪程》
吴廷伟，字端人，安徽隆阜县人。吴廷伟全州知府任满时，正当康熙帝晚年定藏之役发生，选拔能员随军办事，吴以知府职分随军督粮。一说认为，吴廷伟任全州知府时，都察院都御史张大有家人犯法，廷伟不予包庇，按律治罪， 张嫉恨之。藏事发生时，张大有遂乘机报复，推举吴廷伟随军前往绝域。
入藏之初，其随从人员14人，出藏归家，仅存3人。运粮1石，须运费20余两，而官费往往不足支付，督运1年，他个人赔累万金；又因路途异常艰苦，归来时腰背佝偻如弓，年余始愈。后升任甘肃道员，乾隆三年(1738)告归。吴廷伟回顾这段非同寻常的经历时，感慨万千：
“以上从西宁卫到藏往返通共计程一万三千二百三十三里。自康熙五十九年四月二十八日起程，六十年五月二十日事竣，计一年有余，其间忍饥受寒、劳瘁之状，笔难尽述。惟将风土奇异、山川险阻，及所产物件，略记大概，以备查考云尔。”
吴廷伟《定藏纪程》记事之周详细腻， 以木鲁乌苏附近的一段记述为例：
“共计六十五里至以可八罕兔儿哈兔果儿，顺河边走，过三道小河岔。又过两次兔儿哈兔河，水南流，好过。此河六七股水，不深。此一站路宽平，好走，从此无薪， 皆炊畜粪。计程五十里至兔儿哈兔河边库库赛，沿河顺山边走，过二道小河，路窄高低不等，好走，草甚好。计程六十里至兔儿哈兔河边鄂儿吉兔托灰，沿兔儿哈兔河顺山边走，过二道小河，此一站先走数里窄路，后俱宽平好走，草甚好。一带出野骡子，生相与家骡一般，毛片都是栗色，脖子、肚下俱有白毛，再无别样毛片者。” ’
值得注意的是，吴廷伟《定藏纪程》对当时布达拉宫的描述，揭开了这座壮丽辉煌的历史建筑的神秘面纱，让人们从作者的笔下看到了这座宫殿的真实情况：
“藏西里许，有一座山， 山上盖坐北向南大庙，乃**喇嘛所住。南边山下，圈山有城三门，东西南各一门，二三里，宽大，上山之路用石铺好，一丈宽，有栏马墙， 向东上去，山后有两条路，与前边路一般。此山上房子甚多，有千门万户，至顶九层，连接套盖， 由梯而上，路径逼人。墙地皆系石灰粉成，一片雪白，第八层楼锡瓦殿，第九层楼金瓦殿，西边有一金瓦殿， 内有金塔一座， 四丈余高，镶嵌多是珊瑚宝石之类。南北有银塔各四座，丈许高，佛像与中华喇嘛寺内一般，也有铜胎，有泥像，殿内柱子有花氆氇包裹，栅幔用花蟒缎结吊，窗格子雕刻甚精，画像巧细，不能尽述。”
对布达拉宫如此逼真细致的描述，在此之前，实不多见，其史料价值自不待言。
四、杜昌丁《藏行纪程》
杜昌丁，清代江苏松江府青浦县士人，为云贵总督蒋陈锡幕宾。康熙五十九年(1720) 庚子十二月，蒋陈锡因清廷谕令陕西、四川、云南三省会剿西藏时，贻误粮运，奉命进藏效力赎罪。当时，藏程险阻，生死难卜，被人们视为畏出境途，从者闻风散去。杜昌丁与蒋陈锡交谊笃厚，有知己之恩，不忍相负，“独以倚间之望，不能久稽，请以一载为期，送公出塞”。送蒋至雪岭才返归故里。往返途程，将近一年。杜昌丁回乡以后，遂将这段“万死一生” 的往事按日记述，康熙六十一年(1722)完成了这篇《藏行纪程》。进藏路线，一般由四川成都或青海西宁，杜昌丁随蒋陈锡进藏，却是从云南昆明取道洛龙宗，杜昌丁虽然仅达藏边，但是所经中甸、阿墩子等处，均汉人罕至的民族地区，因此所记入藏途程见闻应是罕见之作。
蒋陈锡、杜昌丁从云南省会昆明出发，取道滇西入藏，其所经道路格外艰辛。《藏行纪程》详细记述了他们西行的路线与程站：近花圃、碧鸡关、安宁州、老鸦关、禄丰县、广通县、楚雄府、镇南州、酱堋、云南堡、白崖、赵州、大理府、沙坪、剑川州、九河关、阿喜(即金沙江) 渡口、黄草坝、咱喇姑、土官村、十二阑干、大小中甸、汤碓、泥西、崩子栏(即b自立，属四川)、杵许、阿敦子、多目、盐井、澜沧江、梅李树、甲浪喇嘛台、必兔、多台、煞台、下坡、江木滚、札乙滚、热水塘、三巴拉、浪打、木科、宾达、烈达、察瓦冈、天通、崩达、雪坝(夹坝)、洛龙宗。
蒋陈锡、杜昌丁自康熙五十九年(1720) 十二月十六日起程就道，杜昌丁于次年(1721)七月十一日与蒋陈锡分手东归，循旧路返回。归途也是惊险非常，九死一生。十月初一日，杜昌丁返回昆明，即与蒋公使者陆相兼程70 日， 于十二月十三日回到江苏青浦故乡。《藏行纪程》记述了他们从云南到西藏的惊险历程，不仅时间、路线、程站、见闻翔实可据，而且保存了异域风光、生态气候、民族风情等珍贵史料。兹举六月二十三日他们经过阿敦子雪道过澜沧江索桥的惊险记述，可见一斑：
“桥阔六尺余，长五十余丈， 以牛皮缝馄饨(应作浑脱)数十只，竹索数十条，贯之浮水面，施板于上，行则水势荡激，掀播不宁。盖江在大雪山之阴．雨则水涨，晴则雪消，故江流奔注无息时。舟筏不能存，桥成即断。土人系竹索于两岸，以木为溜，穿皮条缚腰际，一溜而过，所谓悬渡也，俗名溜筒江。时畏竹索之险，故俟桥成，是日巳刻，水高桥二尺余，波浪冲击，蒋公几至倾覆，赖刘牧扶掖得免。余虽不致倾跌。而水已过膝，过片刻桥即冲断， 堕水三人，一以足指挂索得生，余则无从捞救矣。”
杜昌丁对云南往返西藏交通道路的实况描述，具有非同寻常的价值。他不仅为滇藏地理、交通研究提供了珍贵史料， 而且为西南边疆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历史借鉴。
五、佚名《西藏志》
佚名乾隆《西藏志》，有乾隆年间的抄本，也有乾隆五十七年关中承宣使者和宁的刻本。此书分为四卷。卷一正文为全书主体，下列事迹、山川、寺庙、天时、物产、岁节、纪年、风俗、衣冠、饮食、婚嫁、夫妇、生育、丧葬、医药、占卜、礼仪、宴会、市肆、房舍、刑法、封爵、头目、兵制、边防、征调、赋役、朝贡、外番、碑文、唐碑、台站、粮台、附录。卷二程站，按西藏与内地的交通路线分段记述，也附记了通往印度、尼泊尔等南亚国家的一些路道。卷三收录清康熙时泾阳知县焦应旃所撰《藏程纪略》。卷四附录西藏志地名、寺名索引。
原本《西藏志》为无名氏撰。乾隆五十七年(1718) 关中承宣布政使者、驻藏大臣和宁首次刊行《序》中说：撰者“传为” 果亲王，今《西南稀见方志文献》著录本署名焦应旃撰。看来《西藏志》的作者究竟是谁，尚存疑义，需要在此作一辨证。
既然驻藏大臣和宁最早提出《西藏志》作者可能是果亲王，我们就需要明了他做此判断的依据如何。乾隆五十七年，和宁在刊行《西藏志・序》中称： “是书传为国朝果亲王所撰，戊申得自成都抄本，爰付剞劂，以公同志云尔。” 可见他并无确切根据， 只是照录传闻而已。不料这种说法竟起了误导后世的作用，后来黄沛翘的《西藏图考》、许光世、蔡晋成的《西藏新志》、日人山县初男的《西藏通览》等书均沿用和宁的说法。也有例外者，如马揭、盛绳的《卫藏图识》凡例、卷首鲁华祝《序》均称《西域记事》、《西藏志》为“无名氏” 之作。《卫藏图识》为乾隆五十七年的的作品，撰者和鲁华祝为久居藏地之员， 都无法判定作者是谁。此外， 马俊良于乾隆五十七年所辑《龙威秘书》，将《西藏志》全文采入，更名《西藏记》，也不著撰者，可见无法确定撰者身份。
再从果亲王的入藏及死亡时间看，其撰者身份更是疑窦重重。果亲王于雍正十二年(1734)奉命赴泰宁，送**喇嘛还藏，十三年(1735) 回京， 乾隆三年(1738)去世。翻开《西藏志》的记事下限看，该书已经记述到乾隆六年(1741)**喇嘛坐床事，撰者连自己身后三年的事也记述了，这是可能的吗?
这次《西南稀见方志文献》选载《西藏志》，署名焦应旃撰，缘于原书附载焦应旃所著《藏程纪略》。焦应旃何许人也?康熙五十年(17II)前后，焦应旃原本泾阳知县。康熙五十四年(1715)，他奉命从军，为平定准噶尔叛乱的清军转运粮储。此后四年， 他又转而增援抚远大将军允褪定藏战事， “奉调押运” 粮秣。他辗转藏北高原，抵达拉萨， 又取道川藏驿路回署，历尽艰险，九死一生。他57岁(康熙六十年) 时， “援笔以纪其略” (《藏程纪略》)。查《西藏志》记有乾隆元年(1736)章嘉呼图克图自藏入都、六年(1741)**坐床事，此时焦应旃已经是80老翁。当然可以设想，他虽然无力再履藏地，广征史料，撰写实录，但也可能利用他人提供的材料完成《西藏志》。但这仅仅是一种推想，要断定《西藏志》是他所撰，笔者认为还应当有更多的确凿材料(参阅《西藏志・卫藏通志》卷首，吴丰培《前言》，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年出版)。
六、佚名《卫藏通志》
佚名《卫藏通志》初无刻本，稿本不著撰者。袁昶辑人《渐西村舍丛书》，也未说明撰者是谁。仅在《后序》中说： “按此书系清户部主事桂林龙松岑先生继栋校刻，伊未署名，详见先公集中。”《附记》并云：“原本未著姓名，疑即为和琳所辑云。” 所以作此推测，主要是因为《卫藏通志》“方略门” 中收录了多份和琳奏疏。
佚名《卫藏通志》共计十六卷：卷一考证(以下悉仍旧编)，卷二疆域，卷三山川，卷四程站，卷五喇嘛，卷六寺庙，卷七番目，卷八兵制，卷九镇抚，卷十钱法，卷十一贸易，卷十二条例，卷十三纪略(原一卷，今分为上、中、下三卷)，卷十四抚恤(原未列入门类，今新编入，分为上、下二卷)，卷十五部落，卷十六经典。
有关佚名《卫藏通志》的作者，既然前人已初步指认为和琳，笔者愿就和琳是否是《卫藏通志》的作者的问题做一点考索。
和琳为乾隆时期权臣和坤的胞弟，史称他在和坤当权时， “藉势邀功”，从笔帖式“累迁” 至湖广道御史，又从吏部给事中“超擢” 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 “寻授” 兵部侍郎、正蓝旗汉军副都统。乾隆五十六年(1791)， 因廓尔咯(尼泊尔)侵扰后藏，清廷谕令将军福康安带领各路劲兵，由青海前赴西藏征剿。次年二月，清廷谕令和琳驰赴西藏，办理“一切藏务” 。不久，擢升工部尚书。乾隆五十九年(1794)，和琳由驻藏大臣升任四川总督，其在西藏任职的时间确有三年之久。《卫藏通志》所收录的和琳奏稿，即是这一时期上报给清廷的。若仅凭这些奏稿就认定《卫藏通志》是和琳的作品，未免牵强附会。再者，和琳平生并无著述，文章之事，恐非所长。
否定和琳是《卫藏通志》的作者，还有一个重要依据，是发现了与《卫藏通志》内容雷同的《西陲纪事初稿》。据当代学者吴丰培《<卫藏通志>著者考》揭示：
“兹见一书，名为《西陲纪事初稿》，不分卷，署名长白松筠， 为咸、同时抄本，字体甚工。核其内容，于《卫藏通志》除序次不同、略有重复外，其文义则一字未易也。乃复就《卫藏通志》中细读一遍，当为松筠所撰无疑。”
松筠，字湘浦，玛拉特氏，蒙古正黄旗人。以翻译生员，任理藩院笔帖式，充军机章京，历任蒙古、西藏、新疆等地办事大臣、将军，多有建树。乾隆五十九年(1794) 授工部尚书兼都统，充驻藏大臣，史称他“抚番多惠政”。因“和丑扣用事，松筠不为屈，遂久留边地，在藏凡五年。嘉庆四年春召为户部尚书。. . 五年充伊犁领队大臣，七年擢伊犁将军” 。松筠是一位精于考察异域情形和擅长处理错综复杂边疆事务、又喜欢结纳文人学士的官员，他任职西藏期间，著有《西藏巡边记》、《西照纪行诗》、《丁巳秋阅吟》、《西招图略》。任职新疆时，撰写了《新疆识略》十三卷、《西陲总统事略》十二卷，这是他可能撰写《卫藏通志》的重要条件。
除此之外，《卫藏通志》书中还有一些重要佐证：1． 卷四程站门有驻藏大臣、工部尚书、都统松筠《巡边记》，为乾隆六十年夏四月之事，与和琳无涉；2．卷六寺庙门下永安寺，是乾隆六十年御赐之名，也无关和琳的事；3． 《卫藏通志》卷九镇抚门后附驻藏大臣衔名表，并不是编排到和琳任职为止，而是编排到松筠任职为止；4、卷十四镇抚门收录奏议，大多为乾隆六十年二月以后松筠及帮办大臣和宁会衔奏议。和琳在乾隆五十九年交卸驻藏大臣、改任四川总督以后，断无再与闻藏事之理。因此基本上可以确定，《卫藏通志》为松筠所撰或松筠组织他的幕僚们撰写。
七、黄沛翘《西藏图考>
黄沛翘，字寿菩湖南长沙善化县人氏；有经世之才，留心时务。同乡学者黄锡焘在此书序中称他“早岁从戎，官蜀最久”。光绪初年，黄沛翘官至道员，是四川总督丁宝桢处理西藏问题的智囊人物，著有《西藏图考》。这部图考连卷首在内，共计九卷：
1．卷之首序言(固始丁士彬、善化黄锡焘、长洲顾复初三序)、例言、宸章；
2． 卷之一西藏全图(小引说)、沿边图说、西招原图说、乍丫图说；
3． 卷之二西藏源流考、续审隘篇、内地程站附考；
4． 卷之三西藏程站考(诗附)；
5． 卷之四诸路程站附考；
6． 卷之五城池、津梁、关隘、塘铺、山川、公署、寺庙、古迹、土产汇考、名山大川详考：
7． 卷之六藏事续考；
8． 卷之七艺文考(上)、附奏议；
9． 卷之八艺文考(下)、外夷附考、附喀木西南解说辨异。
对黄沛翘《西藏图考》的价值，结合时人较为允当的评论，笔者认为有两大特点：
笔者细读《西藏图考》，发现此书第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将古今有关西藏的地形地貌、山川河道、交通道路加以融会贯通，择善而从，形成了系统完善的藏区地理志。当时，黄沛翘的同乡学者黄锡焘已称其书“旁搜博采”，“于古今沿革、山川险易、道里远近，条分缕析， 了如指掌。若有事于西藏，此为(指) 南针” 。
另一个显著特点，是他吸取了诸多西藏地图的优点，博采众说，又通过自己的调查研究，绘制出前所未有的西藏全图。顾复初认为： “寿菩观察久绾军事， 留心边务，乃博采众说，规方计里，绘为诸图；又搜罗艺文、土风谣俗，莫不毕成。”
此书一问世，即成为解决中、印边界争端，维护我国领土主权的重要参考文献。
19世纪下半叶，英国以其殖民地印度为侵略基地，吞并了哲孟雄(锡金)，进而侵扰布鲁克巴(不丹)、廓尔喀(尼泊尔)，试图开通南亚诸国与中国西藏、四川等省的贸易通道。光绪九年(1883)春，廓尔喀(尼泊尔)所属巴勒布商人在西藏被掳，廓尔喀与中国西藏边界出现紧张局势。负责兼理西藏事务的四川总督丁宝桢，为防范英国侵藏图谋，奏准清廷后， 派遣丁士彬驰赴西藏勘办。丁士彬于光绪十年(1884) 四月衔命出关，闰五月抵达川藏交界。此时他得知廓尔喀已与西藏地方当局和解，藏使也已经入告清廷。丁士彬退驻巴塘，不久奉命返回成都。这次受命前后，丁士彬深切感到，西藏“关系中外利害，数倍于昔。而考其山川险要，与其道路出入，关隘分歧，尤今日之急务”。于是他“访求各种兴图及诸家记载，携之行箧。凡至一地不惮咨诹。稽其异同，察其风气，欲他时纂集成书，为筹边之一助” ”。恰值同官黄沛翘将所撰《西藏图考》出示，并向他求教。他细读之后，发现自己“凡昔所裒辑者， 君皆已有之，且加详焉；即有余于君之外者，类皆郢书燕说，不足为轻重” 。可见当时处理西藏事务的官员对此书已有很高的评价。今天看来，除因地图等受到测绘手段的限制，未能精确、详尽以外，其文字记述部分，仍有不可低估的历史文献价值。
八、陈观浔《西藏志》
陈观浔，字酉生， 四川成都人，清光绪十一年(1885)拔贡。熟捻史、地文献， 工于书法，有《敏求斋遗书》等著作传世。19前后，得到四川军政首脑人物熊克武、杨庶堪、杨森、刘湘、邓锡侯、刘文辉、赖心辉等人支持，酝酿编修《四川通志》。民国十四年(1925)，四川军务督理杨森在成都设立四川通志局，正式编修《四川通志》。富顺县前清进士宋育仁被聘为总裁，宋延聘陈观浔襄与编修事。其中，陈观浔所编修的《西藏志》已完成初稿，而《四川艺文志提要》尚未完稿，陈观浔即因病逝世。
陈观浔逝世后，《西藏志》辗转存放， 已成残稿。陈氏后人过录的抄本不分卷，依次划为31个部分，包括的要目有：《总论》、《卫藏疆域考》(附表)、《卫藏山川考》、《西藏名山考》、《支山名义考》(附表)、《西藏大川考》、《支水名义考》(附表)、《西藏湖池考》、《西藏海子考》、《西藏津梁考》(附表)、《西藏城廓考》、《西藏都邑考》、《西康定郡考》(附表)、《西藏寺庙考》(附表)、《西藏寺院内部及礼拜考》、《西藏道路交通考》(附表)、《西藏关隘考》、《亚东关通商》、《西藏塘铺考》(附表)、《西藏种族及其沿革》(附表)、《西藏官制》、《西藏兵制》、《西藏人御敌之方法》、《汉兵行军康藏应有之准备》、《西藏礼俗》、《西藏货币》、《西藏贸易》、《西藏度、量、衡》、《西藏矿产》、《西藏土宜考》(附表)等。陈观浔稿本虽然幸存下来，却一直没有出版机会。
1985年，为适应各地编修新方志的需要，也为着学术研究的的需要，巴蜀书社委托四川省地方志协会理事、旧志整理委员会委员、四川省图书馆古籍部地方文献专家何金文先生将本书整理、点校出版，终于使这部幸存半个多世纪的稿本得以问世“ 。笔者所见到的陈观浔《西藏志》，就是巴蜀书社1986年出版的何金文整理、点校本。
从上列要目即可看出，陈观浔编修的《西藏志》，是一部非常有价值的西藏地方文献大全。这部方志几乎包罗了有关西藏历史、地理、民族、宗教、文化、习俗、城市、交通、商贸、货币、物产、政治、军事等许多重大专题，与方志编修的要旨“志贵周详” 契合。因此，这是一部名副其实的西藏区域志，在西藏方志历史中应有他的地位。
陈观浔既有深厚的旧学功底，又舍得下苦功夫，在短短几年时间里，几乎搜罗了此前各种有关西藏的记述，包括正史、野史、纪事、纪游，以及其他丛书、方志、总志中涉及到的西藏文献资料，然后按照预定编撰纲目，进行了大量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考订制作工作，终于完成了这部气势恢弘的《西藏志》。
“惟后藏极西边界，有噶尔达地方卡隘二处：一名‘萨迦岭’，一名‘春堆’。此二处均与廓尔喀(尼泊尔) 相通。又定结地方卡隘一处，名‘擢拉山’。此处与廓尔喀、哲孟雄(锡金)相通。又帕克里地方卡隘三处：一名‘哲孟山’，与布鲁克巴(不丹)相通；一名‘哈尔山’，与布鲁克巴小路相通；一名‘宗木山’，与宗木相通。以上六处，均通江孜前后藏大道，为总汇要隘。恐有外人侵占情事，如廓尔喀侵占哲孟雄、作木朗二处情形， 故清乾隆五十七年(1792) 九月，上谕立定地界．设立鄂博。”
陈观浔长于文献考证，《西藏志》充分体现了他的治学特点。他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科学态度出发，每记一事，总是追根溯源、考订翔实，又用深入浅出、言简意赅的方式表述出来，让读者清晰、明了。仅取《西藏种族及其沿革》一段为例：“凡考种族，当考其源流，其种族乃能确定；未有不悉其源，而能区别其流者也。
“西藏古为西南徼外，诸羌戎地。其先为伯夷甫，黄帝之裔也。舜窜三苗于三危。三危者， 为喀木、为危、为藏。喀木亦日‘康’， 即今打箭炉、里塘、巴塘、察木多之地。危亦日‘卫’，即布达拉，亦名拉萨诏，今称‘前藏’。藏即‘扎什伦布’，本拉藏汗所治，今称‘后藏’。《禹贡》： ‘西戎即叙，即松、茂、威、保，及卫藏诸羌是也。’ 秦时有羌无弋爰剑者，初为秦虏，后得亡归。至其曾孙忍，秦兵临渭首，灭狄源戎。忍之季父功，畏秦威，将其种人附落南出赐支河西数千里。赐支者，《禹贡》所谓‘析支也’。其后子孙支分，各自为种，凡百五十种，发羌、唐旄等名号，不可殚记。至吐蕃始祖，本发羌属，居析支水西，以突发为国号，语讹谓之‘吐蕃’。”
阅读如此精粹翔实的考据，就足以证实陈观浔《西藏志》的深厚根基了。在中国快速走向现代化的21世纪的今天，这部富有学术价值的《西藏志》一定会发挥更重要的历史借鉴作用。
（张莉红，成都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出处〕 中华文化论坛 2005第3期
篇3：试论地方文献书目
试论地方文献书目
我们伟大的祖国有着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各个地方都有丰富的地方文献资料。在社会主义四化建设的今天，如何充分发掘、利用这些资料使其发挥更大的作用，是我们图书馆工作者的职责。目前，随着全国地方志编纂工作的开展，地方文献书目的编制工作愈来愈频繁，不少图书馆编制了各种类型的地方文献书目、索引，提供社会使用，受到各界人士的欢迎。有些馆也打算着手编制，因为某些技术问题而尚未动手。本文试就地方文献书目的编制问题，作些简要论述。
一、地方文献书目的意义和作用
地方文献书目是反映有关地方全面情况的材料，包括该地方的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地理等各方面情况的各种图书资料目录。它是图书馆一种重要的目录，对地方社会主义经济、文化建设有很大参考价值，其具体作用有三：
1、为研究地方沿革发展提供历史资料。研究一个地方的沿革变化，弄清它的发展规律，必须参考有关该地方的大量历史文献资料。而这些资料只有地方文献书目收录最为全面。它从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角度把有关该地方的历史史料尽可能详尽的揭示出来，反映它的全貌，使其收录的资料起到历史见证人的作用。
2、为研究地方某一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情况提供档案资料。研究一个地方的某一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情况，除参考历史文献外，还要参考有关档案资料。而地方文献书目中，就收录有相当数量的地方档案资料。这些资料是十分珍贵难得的，大都散见于有关书刊或实物之中，有些甚至是“断简残篇”，“只字片言”。如有关地方政府和组织的通令、文告、公牍以及流散在民间的私人信扎、手迹、照片等等。它们对研究地方政治、经济、文化等情况有重要参考价值，可以作为某一时期，某一事件史实的说明及旁证材料。
3、为开发地方经济提供技术资料。规划地方经济建设蓝图，开发某一重大资源或进行某一项重大施工，需要参考有关历史文献，查考原始技术资料和数据，掌握发展情况，以便正确进行设计和施工。地方文献书目在这一方面也起着重要作用。它收录地方各行业有关的原始技术资料、数据、图象等资料，忠实反映各个时期地方的生产斗争情况。给科学工作者提供详细的具有地方特征的科学技术资料。
因此，可以说地方文献书目是探索地方奥秘的指南针、打开地方资源宝库的钥匙，它在为地方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二、地方文献书目编制中的几个问题
1、收录范围问题
目前，关于地方文献书目的收录范围有两种不同意见。一种意见认为，书目收录的范围不应太泛。主张只收以书刊为主的史料，对于实物、照片之类则不在收录之列。认为一切尽收，有失“书目”的意义，而成为大杂烩。另一种意见认为，地方文献书目不同于其它目录，其特征是，收录的文献内容具有鲜明的地方性质，专指程度较强。内容应包括有关本地方的一切资料，如图书、期刊、图册、照片、影片、拓本、传单、表格、文告、手稿、印模等等。即凡有关地方历史价值的，哪怕是断简零篇，都在收录之列。笔者持后一种意见，其理由是，作为反映某一地方文献的书目，应详细收录有关该地方的一切文献，充分揭示这些文献，包括文字的和实物的文献。当然，不是一切实物都在收录之列。这里是指具有史料价值的实物。诸如某地区曾经发行过的货币、邮票、证券以及有关某一事件的信扎、照片、传单、印模等等。就是说，地方文献书目的收录范围应包括：地方史料、地方出版物、地方人士的著述和有关地方的实物资料。
2、编目应不限于馆藏
编制地方文献书目应以馆藏为主，但又不应仅限于馆藏。只有这样才能较为全面的反映一地的地方文献资料，提高书目的质量和使用效果。如果只局限于收集本馆资料、往往挂一漏十，降低书目质量。因为一馆藏书是有限的，不可将有关该地的文献资料收藏无遗，往往因为种种原因，一些文献资料流散在其它地方，只有设法把这些资料线索集中起来，收录书目之中，以提供资料线索。必要时可通过馆际互借，复制，或派人前往借阅等方法来解决查阅问题。有些馆在编制地方文献书目时，广泛利用各馆馆藏书目，查找有关该地方资料、来充实书目内容，提供资料线索，对修志人员帮助很大。他们根据书目中提供的线索，派人或去函联系借阅、复制、解决了一些问题。这种方法值得借鉴。
3、缺藏文献利用问题
编制地方文献书目，既然不限于馆藏，就往往涉及到有关甲地的`文献，甲地缺藏，而乙地收藏。如何有效使用，也是值得注意的问题。有些馆对本地区的需要，提供资料时毫无保留，但对外地的需要及求索则采取控制，保密或借口资料珍贵不能借阅和复制而拒绝提供。有的馆甚至收取提供资料费。这些做法是不妥的。编制地方文献书目的目的，是积极挖掘地方文化遗产，充分利用地方资源为地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应当做到广泛宣传、广泛交流，互相利用。宣传是为了向广大读者进行书目服务，让他们熟悉，利用书目，利用藏书为地方生产建设作贡献；交流则是为了提高地方文献的利用率，使地方文献成为社会的共同财富和资源，更大限度的发挥其作用。不应有本地和外地之别，而应采取社会主义协作原则，互相提供方便。
三、地方文献书目的编制方法
1、编制地方文献书目的基本要求
编制地方文献书目的基本要求，大体有以下几点：
(1)、根据社会的需要。在编制书目时应首先考虑到这一点，即必须密切配合党的中心工作，配合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做到有的放矢。如目前全国范围内开展的地方志编纂工作，急需参考大量的地方文献，编制地方文献书目，则可以及时提供资料线索，减少编纂人员查找资料的时间，加快编纂速度。
(2)、根据特定的用途。地方文献书目的主要任务，是系统全面的揭示地方文献，提供各个方面研究参考。而社会的需要是各种各样的，可以根据某些特定的用途灵活编制综合性或专题性，历史的或现实的各种书目，以满足需要。如编纂一个市的市志，除了有总志外，还有各行业的分志，其参考材料要求类别专一，资料详尽。这种情况，编制专题书目较为合适。
(3)、书目结构要明晰清楚。书目的结构应十分完整。首先，著录要准确、明了、一致，不应前后不统一。其次是收录书目中的文献资料依分类或依时代排列，应有逻辑顺序，便于读者了解书目内容。再次，应编有索引，便于读者据此查找资料。
2、编制方法
(1)、拟订计划。编制地方文献书目之先，应当拟订一个编制计划，确定收录的范围和重点，体例与类型。也就是根据需要与可能来决定收录文献的年代和文献。并对所收文献数量有一个初步估计，以决定编制书目的工作量和完成任务的时间，组织相应的人力等。
(2)、调查文献。明确编辑任务后，应着手进行文献调查工作。要充分利用现有资料，逐步扩大资料来源。一般有两种方法，即直接调查与间接调查。直接调查是从本馆馆藏入手，查阅本馆的分类目录和著者目录或直接到书库调查，从中选录。间接调查是利用各种有关工具书，广泛查阅书目索引，如《中国地方志综录》、《中国丛书综录》、《全国报刊索引》等。除此之外，还应查阅各馆编印的馆藏目录，从中查找线索。
(3)、著录款目。调查所得的文献和索引应随时著录下来，最好是用卡片，因为它比较灵活，能适应编排的需要。著录事项应包括书名（篇名），作者，编写出版年月（必要时还应作简要说明），资料出处和资料收藏单位。对于散见于书刊之中的零星资料，应运用分析著录的方法把它们揭示出来，编入书目之中。
(4)、编排卡片。卡片编排的方法，各馆不尽一致。通常的方法是按专题排列，将反映一地总概况的文献与各方面的文献区分开来，分为总志与分志。如是全省范围的文献书目，则分总志，地方志、历史、地理、政治、经济、文化、艺术、人物等。地方志下分专区，专区下再分县、市。如是一个市的文献书目，则分总志、分志，总志包括历史、地理，分志下再分经济、交通、文化、教育、艺术等行业志。这些卡片最好做两部分排列，前面排本馆入藏的文献，后面排未入藏的文献，以方便使用。
还有一种方法是按时代排列，把所有文献依历史发展顺序区别开来。加以辛亥革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线，分开排列，以反映所收文献的时间和性质。
(5)、编写索引、附录
一部好的地方文献书目，往往编有辅助索引，供读者从各种不同角度去检索所需文献，以扩大检索深度和广度。有的还编有书名（篇名）索引或著者索引，这可视实际需要而定。
(6)、书目的校阅与装饰
完成上述工作之后，最后就是校阅和装饰。校阅是付印前的最后一道工序。这项工作可由编者和业务水平较高的人员担任。为了构成一个完整的出版物，还应注意书目的装饰，设计封面与书名页，标明编者及出版单位，年月等项目。
〔出处〕 湖北高校图书馆 1984（1）
篇4：图书馆与地方文献
图书馆与地方文献
当前在图书馆界似乎有一种倾向,比较多的注意到高科技的设置与发展的问题。各馆都在比赛哪个馆电子阅览室有多少,上网程度如何,数字转换进程如何和宽带网的设置等等。而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一些常规工作,如对文本文献的储存和利用似乎谈得少了一些。所以我想在这方面把天平稍微倾斜一点,谈谈图书馆与地方文献的问题。
我对图书馆工作一直持两手抓的理念,即一手抓高科技的发展,一手抓常规工作的进步。当前人们的舆论和措施,多着重在发展技术设备和加强技术中,而对一般常规工作则不太注重,往往造成经费分配的失衡,藏书建设和用户服务等基础工作渐渐落入不被重视的地步。甚至像文本文献的储存和利用等基本建设工作也很少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处于一种冷落的状态。所以我想借这次会议的机会谈一些悖乎时尚的意见,为被冷落的文献部、文献研究室呼吁一下,并提醒某些主持者不要过分沉迷于“见(计算)机忘(文)本”。
首先,我觉得应该对现在面临的时代有一个清楚的认识。我们面临的时代是知识经济的新时代。知识经济这一经济形态,从上世纪的九十年代就为国际组织和学术机构所关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第一次正式提出知识经济这一新概念,并界定说:“知识经济是建立在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和使用上的经济”,那就是说人类积累和创造的知识,将成为人类社会生存与发展、文明与进步最主要的推动力。知识经济的特点是经济的增长来源于知识资本,而知识资本的核心是人才加技术。它们进行组合后所拥有的创造能力和这种能力的持久性,就体现了知识经济的价值。这种知识资源的特点有三:一是它是可共享的,二是重复使用而不损耗,三是易于传递以促进知识资源共享与利用。
知识经济时代这个大环境,对图书馆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并随时伴随着陷阱。机遇就是:(1)图书馆已经或即将成为知识流通与传递的重要部门,它将直接进入经济领域发挥作用;(2)图书馆的社会地位提高,它将承担更重要的职能,对社会作出更大的贡献,成为知识的管理者;(3)知识经济的发展取决于对高科技人才的培养与争夺,图书馆对培养人才将发挥更大的作用而受到政府、社会与教育部门的重视与支持;(4)图书馆是出成果、出人才的重要保证。因此,图书馆是知识经济的基础性结构,它可以有机地融入知识经济时代而成为知识经济产业的重要部分。这些都是我们所面临的机遇。
但是,与机遇同时存在的还有各种挑战,那就是:(1)知识经济时代对图书馆及其工作人员将有更多的需求和企望,它不仅要为读者进行文献的收集、保存、整理、开发和提供有针对性的服务,而且在智力开发、人才培养、知识信息传递和再生中起到重要的作用;(2)知识经济时代更面临着如何体现综合国力的提高这样一种挑战,要走向全球化就要加速培养人才,提高信息质量,势必要求图书馆员有较高的文化素养,有宽广的知识面,具备卓越的决策判断力,有相当高的图书情报和计算机的业务技能,善于利用图书馆的藏书、设备和管理手段筛选出用户需要的信息,向读者进行高效高速的全方位的传送服务。所以一方面要尽快引进人才,另一方面,就是对现有人员加强继续教育工作;(3)图书馆也必须迅速转变自己,加快现代化进程,逐步向数字化、网络化、虚拟化图书馆发展,使之成为知识经济时代的信息中心和网络中转站。而图书馆员则当然地要成为信息导航员和知识工程师。面临这样的机遇和挑战,可以预测,现在的图书馆势必将在于21世纪的二、三十年代发生全面性的巨变。新一代的图书馆也就是数字图书馆之类,将顺应历史发展的要求而出现。但是任何事物的发展,既有它前进的一面,也有它不足的一面。在知识经济时代同样也有随之而来的知识陷阱。陷阱这个词大家都不愿听,但它确是历史发展必然伴随的一种现象。以知识为标志的新时代里,知识正如农业时代之手工工具,工业时代之机械工具。知识在未来将获得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光辉地位,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任何光辉都伴随有阴影,“知识经济”也将伴随着“知识陷阱”―――那就是(1)电脑化陷阱,(2)商品化陷阱,(3)权力化陷阱。
在知识经济这一新时代的大背景下,图书馆可能为适应新时代的需要而倾全力于图书馆的高科技的发展和建设,而忽略或漠视了常规工作,特别是文本文献工作。我们万不可以片面性的思维方式和工作方法来对待新时代图书事业的发展,不要出现“见(计算)机忘(文)本”的现象。我看到不少馆因为片面追求高科技建设,耗用了绝大部分经费,而使文本入藏出现大量短缺,使图书馆文本收藏的功能逐渐萎缩。为了满足高科技建设的经费需要而大大削减购存文本的经费,因此很多期刊短缺了,很多重要的书籍采购量不足,甚至有人还认为只需几间电子阅览室就能很好地发挥图书馆的功能,不可避免地落入“知识经济”的“电脑化陷阱”之中。
我们对于文本应有充足的认识,因为:(1)信息的产生大部分需要有文本根据;(2)数字化不可能涵盖所有文本;(3)全书上网有一定难度,一般经过筛选的网上信息,有筛选者的主观成分,往往会有遗漏;(4)文本的保存时间比较长。由此数端,所以我认为既要随着时代前进而向创建和发展数字图书馆的方向走,也不能偏废文本文献的不断储存和利用,既要开拓创新,又要传承文明。文献的储存不可能无所不收,而应视具体情况来确定其收藏的重点,如各地区的图书馆就应着重地方文献的`储存与利用。
“文献“的概念在中国起源很早,一般认为始见于《论语・八佾》,至于文献的具体定义和所涵盖的内容既有自汉以来的不同解释,又有今人的研究和诠释。地方文献应是文献中的很大组成部分。近几年,有不少文章着重阐释了地方文献的有关问题。据说,地方文献最早受到重视的是1941年杜定友先生于韶关任广东图书馆馆长时,杜先生提出以保存广东文献为第一办馆方针,并规定地方文献包括史料、人物、出版三个方面。这一设想很好,但失之于泛,因为这三方面的文献不一定都具有地方文献的内容,所以应该从文献内容来界定地方文献的概念。地方文献是不同于其它文献的一种特色文献,它充分体现着地域的特色,只要是反映本地区的社会、政治、历史、地理、经济、军事、物产资源以及人文活动等内容的文献,不论其时间的上下限和使用各种不同的载体,即使是零篇散页,都应是地方图书馆典藏加工和利用的对象。这些地方文献对本地区的各方面工作都有着参考咨询作用。在网络环境下,地方文献更应以其独有的特色参与各方面的共享。
从网上浏览中可以搜索到无数有关地方文献的信息,真令人兴奋不已。地方文献这一领域竟然已进入更多方面的视野之内,随手拈取数例以见一斑。如广西桂林图书馆对建国前文献设特藏部,专事地方文献的收藏;对建国后的地方文献的收集,则列为藏书建设的重点,多方搜集,已具相当规模。吉林长春图书馆藏有日伪时期有关东北和满蒙的地方文献达3000多种,其中东三省的孤本资料即有600种。一些县地级市公共馆也多注意及此,如浙江上虞市图书馆规定了地方文献的收集范围分古籍地方文献、现代地方文献和虞籍人士著述等。温州市还将其一个分馆改为地方文献部,湖北十堰市以正式和非正式的方式,向市民大力征集地方文献,取得一定效果。一些高等院校也在加强这方面的工作,如海南师范学院图书馆专设海南地方文献部和文献资料中心,专门收集和珍藏琼岛的地方文献。云南民族学院图书馆专设民族地方文献部,收藏已达7万余册。另外,有些省市馆如浙江省馆、甘肃省馆、湖南省馆、天津市馆和首都馆等都做出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南开大学图书馆还挂靠有教育部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直属的地方文献研究室,承担收集与研究工作。最近完成了天津旧志十二种的整理点校工作,并正式出版,充实了天津地方文献的武库。
为了能更好地加强地方文献的建设工作,特举出一些地方文献资源,以作示例
1、地方志与地方史
地方志是一方之史,是专门性的地情书,既有两千多年的悠久历史传统,又受到现实社会的重视,数量较大。地方图书馆有一定的入藏基础。据我所知浙江图书馆收的浙江地方志有1600余种。据一种不完全统计,当前新旧志约共有15000余种,成为地方文献之大宗。旧志中保存了大量有关社会经济、自然现象、风土人情、文化艺术的资料,如上海是否设立过市舶司的问题,日本学者藤田丰八郎根据《宋会要》和《宋史》,认为宋未设市舶司,这两种书是可征信的史书,但他们都是宋宁宗前的史料,不包括宋的全部。后来谭其骧先生在弘治《上海县志》中发现附载了宋度宗时的市舶司官员监镇董楷的《古修堂记》和《受福事记》二文,内容涉及到管理市舶司的事,从而肯定宋度宗咸淳年间有市舶司,纠正了宋无市舶司的说法。其它如查找二流人物的生平,防备自然灾害,推动农工商业的发展,提供决策依据等等,都有重要参考价值。新编方志虽与旧志有重大变革,但仍保持了资政、教化、存史的作用,如径山藏旧说明万历十七年初刻于山西五台山清凉寺,二十年时,方在余杭续刻,新志考订万历七年创意,刊刻时就在余杭。这种文本文献按知识管理学的说法,属于静态的显性知识。
2、宗族谱
宗谱是与方志有同样悠久历史的一种地方文献,数量也大致相当,约在15000余种。除去夸耀与虚构的内容外,确有不少可资参考之处。如名门大族的家族史,地方的开辟发展,为人物的研究提供祖先和子孙的资料最详细,在《五庆堂重修辽东曹氏宗谱》证实曹雪芹的祖籍是辽阳,后迁居沈阳,原属汉军旗,后改归满洲正白旗。宗谱的内容比较丰富,除一般有关家庭的世系、家训、祠墓、传记外,还有专题部分(如杂记和文献),储存着较多的地方文献。家谱对人口研究尤有价值。通过家谱,可以了解到本家庭人口数量,人口结构,人口的增减速度、原因,家庭的兴衰过程,人口的社会构成,职业,文化状况,婚姻状况以及寿命等。
3、私人档案
国外图书馆多为当地政府保存地方上的官方档案,成为地方文献的一种库存。中国的体制是图档分流,是两大系统,档案有档案馆保存。但散落的私人档案却尚未引起重视。浙江馆收藏的钱塘江大桥的工程设计书,就是很有价值的地方文献,对维修一桥和兴建二桥、三桥都是重要参考资料,这应属于茅以升先生的私人档案。他如杭州的红顶商人胡雪岩所经营的庆余堂药店的档案、天津的瑞蚨祥、北京的同仁堂、杭州的宓大昌烟店等老字号的商业资料也都值得收集。
4、石刻碑文
在名山古刹立石建碑是中国有悠久历史的文化传统。这些碑刻上的文字是地方文献的重要资源,过去久为人所注意。如山西是我国文物大省,到处都有石刻,早在民国时期就有人编著《山右石刻丛编》保存了重要的地方文献,为学者研究所用。沁水县曾汇集石刻文字160余通,有不少反映地区社会生活的文献资料。河南省为了研究该省地震文字记载的准确性,特在全省范围内搜求碑刻文字相印证,终于完成了一部比较系统而可靠的河南地震集,为预测地震提供了重要的历史依据。
5、隐性知识
这是过去很少涉及并往往被忽略的重要地方文献资源,我国有句成语说“入境问俗”就是为寻求地方文献的隐性知识。近年,美国李华伟博士在研究知识管理课题时才明确提出隐性知识这一概念,以与有文字落在载体上的显性知识相区分。所谓隐性知识就是文献中“献”的部分,也就是地方上贤哲们头脑中尚未变成以文字落于载体的知识。国外有些图书馆对所属社区可以提供隐性知识的贤哲们都很熟悉和关注,遇到各式各样问题无法为读者解决时往往就向这些贤哲们进行咨询。我们的图书馆应该开发这一领域,为这些人建立人才档案,以备随时咨询。
除了上述几例外,地方文献还有图册、簿录和旧照片等等,数量极多,而且大多是有收藏保存价值而一时尚难数字化的,稍有忽略,一纵即逝,终成遗憾。杜定友先生把地方文献视作地方图书馆的第一要务确是卓见,至今仍具有其生命力的。我之所以如此强调图书馆与地方文献的关系,甚至达到呼吁的地步,主要是希望不要以一种矛盾掩盖了另一种矛盾。我的思路是,不论是哪一种类型、哪一种级别的图书馆都必须在与时俱进的思想指导下,加速图书馆的现代化、网络化、数字化的进程。建立不同内容的地方文献专题数据库以满足资源共享的要求。但与此同时,也不应忽略作为图书馆大宗入藏资料的地方文献,要用同样的力量对之进行收集储存整理利用。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的图书馆事业在知识经济时代能极为完整而全面地为社会现实、经济建设和高科技发展做出重要的贡献!
〔出处〕 图书馆(6)
篇5：图书馆地方文献建设探讨
摘 要 任何一个图书馆都是无法收全人类所有的文献资料的，但一个图书馆要收全自己所辖范围的地方文献是完全可能的。各图书馆在以地方文献资源建设为主的基础上，根据本地区或本系统的文献信息需要，以及本馆的实际，进一步建设起图书馆资源共享的部门和地区以至全国性的图书馆信息媒体资源体系。它不仅避免了图书馆不必要的浪费，而且有效地保存了人类的文化遗产，同时也有利于人类文献信息的交流。这将是图书馆文献信息资源共建共享工作的有效途径。参考文献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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