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浅谈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中的经济分析方法论文（共13篇），欢迎参阅，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篇1：浅谈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中的经济分析方法论文
浅谈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中的经济分析方法论文
作为当下一项重要的法学研究工具，经济分析方法被越来越广泛地应用到刑事诉讼法的法学理论及实践研究当中。当前我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中的经济分析方法主要集中于“成本—利益”理论及边际理论上，贯穿于对诉讼程序、诉讼制度、诉讼行为、诉讼权利几个方面。尽管经济分析方法在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也应意识到其应用前提是建立在将社会个体假定为“经济人”或“理性人”的基础上。因此，正确界定经济分析方法的适用范畴和实现途径是当下研究刑事诉讼法学的重中之重。
一、经济分析方法研究刑事诉讼法学的可行性分析
(一)利益最大化机制驱使人的社会行为
在利益关系趋于复杂化和多元化的理性社会形势下，人的社会行为呈现出鲜明的利益倾向，追求利益最大化是支配个体行为活动的重要运作机制。有限的社会资源不可能满足所有人的利益欲望与需求，因此，个体必然会以自身诉求为出发点，对拥有的社会资源加以合理配置与利用，以实现资源利用效率的最大化。从经济学上来说，作为“经济人”或“理性人”，个体普遍会以资源投入与效益产值的比例作为行为活动准则，努力追求以最少的资源成本获得最大的收益。这种功利主义的经济分析方法不仅适用于社会学、市场行为学，而且适用于犯罪、婚姻、教育等人类的所有社会行为。刑事诉讼法学的研究核心归根结底是人的犯罪心理、犯罪行为，而个体行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客观特征使得经济分析方法在研究刑事诉讼法学当中具有独特的切入点。无论是以权力操纵、权力扩张为主因的刑事犯罪，还是以权利保障、维护为核心的刑事诉讼活动终归落脚于功利主义，回归于经济分析方法。
(二)刑事诉讼法学建设追求效用最大化
法律制度的建构与完善等活动也建立在效能最大化的基础之上，这是因为参与制度建构的专家或学者也在潜意识中受到利益最大化的驱使。因此，刑事诉讼法学本身就离不开经济分析方法的支撑，这主要体现在诉讼程序、诉讼制度、诉讼行为、诉讼权力四个方面。
其一，刑事诉讼程序的设置和启用等相关内容中都涉及到直接成本、错误成本、伦理成本或成本—效益关系等经济学概念。从经济分析的视角对现有刑事诉讼程序的合理性、科学性做了深入浅出的分析。其二，刑事诉讼制度中的辩诉交易制度、证据证明制度等相关内容基于经济分析视角，例如， “我国移植辩诉交易制度成本巨大且未必有价值”的结论就来源于对“犯罪者成本”“惩罚成本”等经济学概念的辩证分析。其三，对“侦查主体合法行为和非法行为”等刑事诉讼行为的研究来自于经济分析，并将侦查投入的边际成本与边际效益的契合点做为最具诉讼效率的临界点。再如，对刑讯逼供罪的犯罪成本、惩罚成本与刑讯逼供的犯罪收益进行分析得出“要提高刑讯逼供罪成本，降低其犯罪效益”的结论。其四，关于诉讼权利的研究体现在对犯罪嫌疑人的沉默权行使分析当中，以经济分析方法从风险规避、风险偏好、风险中型等三个概念来研究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对沉默权的选择态度。
(三)刑事司法资源的有限性追求高能诉讼效率
刑事诉讼法的本质是基于国家主持的社会不同利益关系的纠纷解决机制，这决定了诉讼制度建设、诉讼执法等环节需要国家投入一定的建设成本与运作成本。虽然加大成本投入通常会达到提高诉讼收益的效果，但缺乏“经济性”的司法构建不是最理想的。一方面，特定时期和空间内可供国家调配利用的社会资源是有限的，国家不可能无度地将资源投入到制度建设当中。另一方面，刑事诉讼活动所涉及的犯罪行为大多具有情节重大性，对国家和个人的利益影响深远，且通常潜藏于社会，对法律规制具有逃避行，所耗费的社会资本同样巨大，如果盲目地提高成本势必会加剧国家负担。因此，刑事司法资源具有鲜明的稀缺性和易耗性，这就决定了国家在刑事诉讼法的建设与执行等过程势必会追求以最小的诉讼资源实现最大的诉讼产值。由此可见，经济分析方法在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中的应用不仅是个体层面的要求，也是国家资源调配和国家制度建设层面的必然。
二、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中经济分析方法存在的问题
(一)经济分析方法局限性难以适应刑事诉讼法特殊性的需求
尽管经济分析方法在解决一些简单的刑事诉讼案例时具有显著的优势，能够依托经济学理论寻求到高效能的诉讼解决途径，但这是建立在早期学者将刑事法律问题抽象为经济问题基础上的。事实上，目前许多复杂的刑事诉讼案件不断涌现出来，单纯的经济分析方法并不能完全适用于刑事诉讼法的特殊性需求。
其一，刑事案件当事人的行为具有限制性，在理性和自由的选择方面时常受到外界影响。以经济分析法研究刑事诉讼法学相关问题的前提是认定每个社会个体是经济学范畴的“理性人”或“经济人”，其行为活动都具有理性和功利主义。事实上，这种假定只能适用于私法范畴。并不能通用于身处公法的刑事诉讼一方主体当事人。其原因在于，理性和自由选择虽然为私法的制定和施行奠定了基础，但对公法而言却往往是遥不可及的。许多刑事犯罪活动发生于非理性选择的情势之下，稍微具备法律常识的个体，在理智情境下都会清醒地意识到犯罪效益与犯罪成本之间的巨大差额，这说明外界的多元压力或逼迫往往是造成刑事犯罪的主因，行为主体的非理性活动也就无法用经济分析方法来解释。
其二，诉讼效率并非刑事诉讼活动唯一追求的结果。经济分析法的侧重点在于研究刑事诉讼法学的效能，这对以解决多种社会纠纷的法律目的而言无疑存在片面性，这是因为在诸多情境下诉讼活动的正当性和争议性往往高于效率。在刑事诉讼活动价值体系中，追求净效益最大化的目标往往建立在满足正义和公理的基础上。换言之，效率职能是正义、自由、平等的附属价值、次要价值。
(二)分析理论的片面性滞后于国际刑事诉讼法学的经济分析
纵览经济分析方法在刑事诉讼程序、诉讼制度、诉讼行为、诉讼权利等内容中的应用， 分析视角大多集中于“成本——收益”理论或边际理论。成本——收益理论在分析某项行为活动的可行性时应用较多，是判定某刑事诉讼程序设置合理性、科学性的重要依据。辩诉交易制度中对利润空间的分析就是来源于投入与产出的比例分析。边际理论则主要应用到个体行为的分析中，通过对边际成本和边际收益的研究推出结论。这一理论对刑事诉讼法学而言，能够确定某项刑事诉讼环节的最佳资源投入量，用于分析侦查资源、审判资源、起诉资源等在什么时候能够实现诉讼产值的最大化。反映到具体应用中，如警察在侦查案件时通常先选择那些证据明显、说服力大、成本低的证据，而随着案件的推进和取证范围的扩大，取证的难度会增加，证据收集的边际成本就会随之增大。反观国际刑事诉讼法学研究的经济分析方法，除上述两种理论外还存在“帕累托最优”与“卡尔多—希克斯标准”“博弈论”“贝叶斯定理”等理论，这对进一步分析刑事诉讼法学奠定了更全面的基础。一方面，国家机关之间的利益博弈是刑事诉讼法律关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刑事诉讼法学从建立到完善的过程中通常伴随着利益分配的此消彼长，将帕累托最优和卡尔多—希克斯标准引入其中具有重要价值。另一方面，刑事诉讼活动充满了多个角色的博弈关系，法官与当事人的博弈、证人与当事人的博弈、向对方当事人之间的博弈等，彼此之间交错复杂的冲突与合作关系在博弈论的阐释下会更加明晰。贝叶斯定理则是指，可以根据已经发生的某件事的概率来推算这件事未来发生的概率。
(三)忽视法律人员传统分析思想方法对经济分析方法的影响
经济分析方法在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中的应用通常是将经济模型或理论直接置于某项制度或行为的分析当中，缺乏对经济分析法可行性、适用性的深度研讨。经济分析方法适用的前提条件是法律以及社会个体、人的行为等都是理性的，具备自由选择权利的。只有基于此，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经济学概念和原则才能利用到刑事诉讼法学研究当中。事实上，法律官员在建构或执行刑事诉讼法时除了效率还会受到传统和分析手法的影响。在执法人员观念中存在已久的传统意识会支配其法律行为。特别是扎根于伦理和政治学中的.传统约束和规范并不属于经济学范畴，这意味着完全以经济分析方法研究刑事诉讼法学是不具可操作性的，例如，道德、文化、信仰、伦理等影响因素在经济学领域并没有相对应的概念或准则，这些非经济动因对刑事诉讼法的影响就无法用经济分析方法来研究。一方面，经济分析方法具有不确定性，而个人利益正不断趋于复杂性和多元化特征。物质性收益只是个人利益的一部分，多数“理性人”所追求的利益最大化更多的指社会地位、名誉、尊严等。这些含蓄的利益要素在不确定的经济分析方法面前很难得到全面而精准的阐释。另一方面，非理性的社会个体客观存在于刑事诉讼活动当中，在情感、伦理、道德、宗教等多元因素的影响下，许多刑事诉讼活动并不具有理性化特征，如果单纯以经济分析方法研究其行为动机就具有片面性和局限性。
三、经济分析方法在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中的应用路径
(一)基于刑事诉讼法学需求建构经济分析方法理念与模型
当前，经济分析方法虽然已经在私法领域形成一整套系统的研究策略，但于刑事诉讼法学研究而言却显得捉襟见肘。在此背景下，如若贸然将经济分析的模型或公式直接应用到诉讼程序、诉讼制度、诉讼行为、诉讼权利的分析当中就会显得突兀而不具操作性。其结果必然是流于形式化的经济分析方法只能停留于简单的案例剖析层面，并不能真正进入主流的学术研究领地。因此，在建构经济分析方法的理念与模型时应遵循按部就班、步步为营的策略，结合刑事诉讼法学研究需求制定科学、系统的理论建构体系[3]。首先，准确全面地理解刑事诉讼活动中“利益最大化”的内涵与要求。“理性人”以及刑事诉讼活动追求利益最大化是经济分析方法运用的前提条件，而这里的利益最大化却不单指物质收益，还包括尊严、名誉、社会地位、文化等非物质的利益最大化。这就要求在确定经济分析方法的适用范畴时应根据刑事诉讼活动的现实需求融入对应的经济学理论。其次，经济分析模型的介绍与引入要建立在对经济理论的充分论证基础上。经济分析方法在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中的可行性与必要性已在前文论及，而如何使之应用到所有法律领域是当下应思索的问题。在经济分析方法的应用过程中，应充分考虑各种理论基础的可行性与使用环境，并在深入论证后提出经济模型的完善策略。
(二)拓宽经济分析方法理论基础视野并加快立法实践过程
马克斯韦伯提出法律保障是以经济利益为直接服务对象的，这决定经济利益对法律建设的重要影响作用。因此，许多学者在利用经济分析方法研究刑事诉讼法学问题时习惯于将经济利益结果作为刑事诉讼法律建设的依据和参考标准，其结果则是法律价值取向及制度选择的偏激化。我们固然要承认功利主义对多数“理性人”或“经济人”社会行为支配性作用的合理性，但是也要意识到法律制度对社会个体和国家利益的维权属性。显然，当下以成本—利益理论为主的经济分析方法并不能完全适应刑事诉讼法的建设需求。因此，拓宽经济分析方法的理论基础并推进立法实践过程就显得尤为重要。
首先，借鉴国外经济分析方法在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中的成功经验，将“帕累托最优”与“卡尔多—希克斯标准”“博弈论”“贝叶斯定理”等理论纳入经济分析方法的基础体系。其目的主要在于解决刑事诉讼法活动中涉及的多方博弈和利益纠葛关系。刑事诉讼法的目的在于维护多数人的利益，推进国家和社会进步。而在经济学理论中，并不存在第三方利益未受损失的资源优化配置。因此，在刑事诉讼法的建设过程中遵循一方利益损失小于其他方利益增进总和的改进就是有效的， 这一理论对我国现有的刑事诉讼法律建设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将经济分析方法纳入刑事诉讼法的立法实践当中，主要体现在对法律人员的经济分析意识培养和对法律实践中经济导向价值当中。一方面，从“理性人”的角度对法律人员的经济分析意识加以培育，使其在刑事诉讼活动当中从经济分析视角入手综合考虑多方利益的博弈关系。
(三)综合传统非经济性观念完善经济分析法适用的前提条件
将经济分析方法应用到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中不仅要强调经济理论适用的前提和基础，更要关注非经济性传统观念对刑事诉讼法建设的影响。
首先，精准把握刑事诉讼法服务于民众利益的立法准则。经济分析方法在研究刑事诉讼法时通常会单纯追求利益最大化而忽视正义、平等、公平等正当性。重新认识到经济利益相对于公平、正义的附属价值意义是极为必要的。在国家机关职权行使过程中，正义价值在公法活动中体现出正当性要求。因此，在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中要辩证看待经济分析方法的地位与作用，不能过分追求利益最大化而忽视对正义价值的寻索。
其次，要综合考虑传统价值观念对刑事诉讼法的影响。将经济分析方法与传统的人情、伦理、道德等价值要素结合起来，寻求两者的契合点[5]。经济分析方法对理性人的假设是一种理想状态，这种方法虽然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和合理性，但这并不意味着要忽略非经济性观念的重要影响。以证人不出庭作证为例，我们通常将其行为动机定性为经济损失或安全隐患。事实上，传统价值体系中的情感、伦理、道德等因素也是其不愿出庭的重要原因。大义灭亲的行为虽然符合正义的需求，但不可否认其对伦理而言存在的痛楚。因此，在用经济分析方法研究刑事诉讼法学时要综合考虑好两者之间的主次关系。
四、结语
尽管经济分析方法对刑事诉讼法学的研究基于将所有人假定为“经济人”的“理想状态”，具有一定的片面性和局限性，难以完全满足刑事诉讼活动的全部需求。但我们并不能因此忽视其对提高法律建设效率和法律执行效能的重要价值，而是要以宽容的心态，以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的姿态，以创新创造意识不断寻求经济分析方法在解决所有法律领域相关问题的落脚点，进而探索、尝试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中的实现路径，这对降低我国刑事诉讼法运作成本，完善制度建设，提高指法效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篇2：法学论文研究方法
一 阶级分析法：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去观察和分析阶级社会中各种社会现象的方法
二 价值分析法：通过认知和评价社会现象的价值属性，从而揭示批判或确证一定社会价值和理想的方法
三 实证分析法：在价值中立的条件下，以对经验事实的观察为基础来建立和检验知识性命题的各种方法的总称 。
包括以下六种
1社会调查法，社会调查法是有目的、有计划、有系统地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社会现实状况或历史状况材料的方法。
社会调查方法是研究性学习专题研究中常用的基本研究方法，它综合运用历史研究法、观察研究法等方法以及谈话、问卷、个案研究、
测验或实验等科学方式，对有关社会现象进行有计划的、周密的、系统的了解，并对调查搜集到的大量资料进行分析、综合、比较、归纳，借以发现存在的社会问题，探索有关规律的研究方法。
2历史研究法，
历史研究法是运用历史资料，按照历史发展的顺序对过去事件进行研究的方法。
亦称纵向研究法，是比较研究法的一种形式。
在政治学领域中，它着重对以往的政治制度、政治思想、政治文化等的研究。
3比较研究法，比较研究法可以理解为是根据一定的标准，对两个或两个以上有联系的事物进行考察，寻找其异同，探求普遍规律与特殊规律的方法。
4逻辑分析法，主要是指“语言的转向”之后出现的分析哲学、科学哲学中所使用的分析方法。
这种方法利用现代数理逻辑这个强有力的工具，对语言进行分析，并通过语言分析来解决传统的哲学问题。
5语义分析法，语义分析法是运用语义区分量表来研究事物的意义的一种方法。
6定量分析法，定量分析法(quantitative analysis method)是对社会现象的数量特征、数量关系与数量变化进行分析的方法。
篇3：法学论文研究方法
法学毕业论文的准备工作
(一)搜集材料
所谓准备，主要就是充分占有资料，研究、参考他人的看法。
材料越多越好，材料不够就写不出好文章。
读的书看的论文很少，知识贫乏，是没法写论文和提出新的见解来的。
如何搜集资料?可以围绕法学毕业论文的选题方向和具体题目，去图书馆、书店，查找有关的专著、论文集、主要法学期刊以及最近几年的统编教材，也可以在网上搜索、查找法学论文。
搜集材料的过程，就是调查研究、思考钻研、形成论点的过程。
(二)提炼材料，确定论证的主题和方法
在提炼材料的过程中，通常有三种情况：
一是同意别人的论点，但自已有独特的感受，可从新的角度补充新的理由，丰富别人的论点。
二是不同意别人的见解，可以展开争论，但必须注意忠实地引用原文，说明自己的理由。
三是受了别人的启发，在别人见解的基础上产生新见解，或者别人没有讲到，自已有见解，只要言之有理，也是创见。
论文的主题，是一篇文章的核心和灵魂。
法学毕业论文的主题，就是作者对这个法律问题研究成果的基本观点。
主题应力求做到以下五点：
一要正确，符合法理和客观规律。
二要新颖，具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不人云亦云。
三要直白，不要隐讳。
法学毕业论文的主题越直白明确越好，要让读者一看就知道，一看就懂，不能让读者云山雾罩，看后不知道说的是什么。
四是主题要贯彻始终，在文章中不能改变，应围绕中心和基本观点去写。
五是主题要简明，理论要深厚。
论证方法是说明主题的基本方法。
一般来说，法学毕业论文的基本论证方法是立论，即确立文章的基本论点，围绕这个主题，全面阐述它的正确性、必要性和适用性。
有时，也适当运用驳论的方法，如针对某个问题学术界有几种不同的观点，对它们进行评析，然后提出自己的观点。
从具体的论述方法来看，一般使用归纳法和演绎法。
(三)法学毕业论文提纲
拟写法学毕业论文提纲的主要好处是帮助自己从全局着眼，构建论文的基本骨架，明确层次和重点，简明具体，一目了然。
论文定稿后，修正或保留的提纲就变成了目录。
提纲可以帮助我们把材料组织成一个理论系统，而不是毫无层次、毫无逻辑联系地罗列和堆砌在一起。
法学毕业论文的初稿
(一)运用逻辑思维写学术论文，逻辑上有两种科学方法，一个是演绎，一个是归纳。
所谓演绎，就是从一般到特殊(个别);所谓归纳，就是从特殊(个别)到一般。
依靠逻辑思维所产生的分析能力，对他人的观点作出补充、发挥、纠正、批驳，就自然会形成自已的新观点，写出自己的法学毕业论文，就不会只是停留于抄录他人现成的观点和材料。
(二)主题突出，论点鲜明
(三)结构严谨，层次分明
(四)持之有故，言之成理
(五)文字表述清楚准确、简练流畅
篇4：法学论文研究方法
法学毕业论文格式和规范要求
(一)法学毕业论文格式
打印使用B5纸，便于存档，装订线在左面。
法学毕业论文打印一般用宋体。
文章题目用3号黑体，题名应简明、具体、恰当，能概括文章的特定内容，一般不超过20个字。
正文内标题末不用标点符号。
一级题序及标题用“一、二、三……”序号和小3黑体。
二级题序及标题用“(一)(二)(三)……”序号和4号黑体。
三级题序及标题用“1、2、3……”序号和小4黑体。
四级题序及标题用“(1)、(2)、(3)……”序号，不用黑体。
正文用小4号宋体。
这样，文章就眉清目透，井井有条。
当然，这种分题也不是绝对的，要结合实际，该怎样分，就怎样分，但要遵循分题的规则。
此外，分成几级题目也是可以变通的，例如不用“1、2、3……”，改用“一是、二是、三是”或“第一，第二，第三”、“其一，其二，其三”也是可以的，但是，无论用什么，都要层次清楚。
法学毕业论文格式为：封面;题目;摘要;关键词;目录;引言;正文;结论;注释和参考文献。
封面的作用在于使别人知道这是一篇法学本科毕业论文。
摘要是指摘录下来的要点，主要是表述本文的主要观点，一般为100—200字。
摘要的写作方法，我认为包括两部分：一是用一两句话简要概括论题的意义，二是将法学毕业论文几部分内容表述为阐述论文观点的一段话。
关键词是反映论文主题概念的词或词组，一般应选3—8个。
(二)法学毕业论文注释
现代学术视注释为学术规范与纪律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学术论著和文章中，注释不是装饰品，它具有重要意义：
一是引用他人成说，注示出处，既表示相关论说非作者独造，并对他人成果给予应有之尊重，又可为读者提供该领域的文献信息，以便利后来之研究。
二是反映了作者观点与其他学者观点的联系与区别，或者是对作者自己观点的进一步说明，因而，也是正文不可缺少的补充部分。
三是大量的引文意味着作者的研究的.确是在前人和他人的研究成果及所积累的资料基础上进行的，不是凭空捏造的。
注释要写得规范。
最规范的，就是《法学研究》的注释方法：分为著作类、论文类、文集类、译作类、报纸类、古籍类、辞书类、港台著作、外文类等九个类别，并有注释例;非引用原文者，注释前加“参见”;引用资料非来自原始出处者，注明“转引自”;等等。
详细的内容请看《法学研究》上的注释体例和文章的注释方法。
为提高刊物质量和文献信息计量、评价与研究的水平，促进学术成果在网络化、数字化条件下的交流与传播，教育部1月颁发了《中国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编排规范》(修订版)，
其中注释主要用于以文章篇名、作者等及文内某一特定内容的解释和补充说明，注释序号用带圆括号的阿拉伯数字表示;参考文献置于文本，采用顺序编码制，
在引文处按引用文献在论文中出现的先后顺序用阿拉伯数字连续编码，序号置于方括号内，并列举了其格式，详情请看《河北大学学报》(社科版)或其它中文社科学术期刊。
写法学毕业论文，上述两种注释方法，可选择一种使用，但不能交叉使用。
法学毕业论文的修改定稿、答辩
法学毕业论文初稿完成以后，应再三修改，审查是否符合要求。
大到问题是否提得鲜明中肯，论点和论据有无说服力，结构层次是否严密合理，小至文字的修饰加工，有无废话，语言表述是否简洁准确，通顺流畅，符号使用是否恰当，等等。
自己修改后，再交给指导教师进行修改，然后定稿。
为了使法学毕业论文能真实地反映学生的理论水平和科研能力，建立论文答辩制度是一种积极有效的措施。
答辩是毕业论文的一个重要环节，是对毕业论文的全面检查。
答辩首先由学生本人简要介绍论文的写作目的和思路、主要观点，然后由答辩委员会向答辩人提问，让作者略作准备做出回答，从而进一步考查作者对所论述的问题是否有深广的知识基础，创造性的见解和充分扎实的理由。
答辩提出的问题，不管作者当场是否能作出完善的回答，都是对于作者一次很好的帮助和指导。
篇5：法学研究中的语义分析方法
法学研究中的语义分析方法
摘要：科学能否达到预期的目的，总赖于研究方法是否恰当。语义分析方法从哲学领域引入法学研究，并成为新分析法学派极力倡导的一种研究方法。如何应用这种研究方法为法学研究服务需不断探索。
关键词：语义分析方法;法学研究方法
语言是人们认识世界的真正工具和中介。而以往人们只是考察和认识世界,并没有考察语言是什么, 没有考察语言对人们考察世界和认识世界有什么功能和作用, 没有考察语言何以能描述客观世界或主观认识①。科学能否达到预期的目的，总依赖于研究方法是否合理恰当，法学研究也不例外。
1.什么是语义分析方法
所谓语义分析, 是指人们对语言的所指(语言所指称的对象)、能指(语言能够指称的对象)、含义(语言包含的内容)、意义(语言表达出来的思想、信息及人们在大脑中形成的印象等)进行的分析。由于人类的局限性和语言表达自身的局限性，人们对特定对象的所指、能指以及传递的意义之间永远无法完全达成一致。语义分析的过程就是要通过对给定语言来说明这一语言的句子如何被理解和解释，以及说明它们与宇宙中的客观对象之间的相互关联。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语义分析与意义理论是联系在一起的②。确定和表达指称是对理论进行语义分析的方法论核心③。
语义分析方法，亦称语言分析方法, 是通过分析语言的要素、结构、考察词语、概念的语源和语境, 而澄清语义混乱, 求得真知的一种实证研究方法。这种方法来源于语言学哲学, 即语义分析哲学。语义分析方法的运用、就是要从科学语言的严密性上, 使所有概念、术语、定义、范畴和规律受到严格的语义限定, 从语言系统的内在结构上满足理论目的的要求, 从而使得一切随心所欲的思辨断言被避免, 并诉诸于合理的、有效的和逻辑的必然陈述。
2.语义分析方法的哲学基础--语言学哲学
随着20世纪西方哲学研究中的语言转向和现代科学语言学的日益发展, 哲学家和语言学家们对语言学的哲学基础问题给予极大的关注, 由此产生了语言学哲学这一哲学研究分支。语义分析方法的主要创始人和代表人物奥地利哲学家路德维格・维特根斯坦在其所著的《逻辑哲学论》中，对语言进行了分析，称之为一幅构成现实的事实之图式的人类事业。他宣称，哲学就是对语言的批判，其目的乃是从逻辑上澄清思想。“不弄清语言的意义, 就没有资格讨论哲学”。
3.语义分析方法的确立--新分析实证法学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 语言学哲学盛行不久, 英国牛津大学法理学教授哈特就把它引入法学研究, 并创立了语义分析法学。1953年哈特就任牛津大学法理学教授时, 发表就职演说《法学中的定义和理论》。在这篇演说中, 哈特指出, 几乎每一个法律、法学的词语都没有确定的、一成不变的意义, 而是依其被使用的语境环境、条件和方式有着多重意义,只有弄清这些语境, 才能确定它们的意义。哈特的就职演说标志着语义分析哲学正式进入法学领域, 成为实证主义法学的方法论, 并引导了一场新的法学运动--新分析法学④。
英国的'格兰维尔和美国的沃特・普鲁珀特都强调语言在法律中的作用，格兰维尔在法律语义学的研究中，广泛而详尽地论述了语词的模凌两可和许多法律术语的感情特征。普鲁珀特认为，语言是社会控制的主要工具，他宣称，规范和规则从其本身来说就是含糊的，而且法院中的普通诉讼程序的核心并不是规则，而是语言的使用或辩术。他对法律的语义学认识导致他把正义定义为：寻找某种能够在多种相互冲突的前提中帮助作出选择的语言指南⑤。
4.语义分析方法对于法学研究的必要性
首先，语义分析方法是澄清思想、消除无意义的争论并保证思想交流的有效性和对话的逻辑一致性的重要工具。在法律领域中，立法过程、执法过程和司法过程本身都伴随着语言的操作过程，如不能合理地对法律用语进行解释，或者法律本身就是语义含糊和前后矛盾的，那么，法律就难以承受起自己的使命，不能充分地保护它所应当保护的利益和有效地制裁它应当制裁的行为。其次，在重大的法学争论中, 在很多意见对立的场合, 争论的焦点往往是由概念的歧义引起的。如关于“原始社会有没有法” 的争论, 有的学者把“法是由国家制定或认可, 并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行为规则” 这一公认的内涵转换为“法是由社会公共权力保障的、具有强制力的行为规则” ,而引起没有实质意义的争论。再次，马克思主义早就告诫人们,“在科学上, 一切定义都只有微小的价值”⑥在法学研究的方法中, 语义分析方法是以分析语言的要素、结构, 考察词语、概念的语源和语境, 来确认、选择或者给定语义和意义, 而不是直接采用定义的方法或从定义出发。这有助于克服法学研究中的“ 定义偏好”现象。
5使用语义分析方法应该注意的问题
5.1注意区别法律语言与日常用语
研究讨论某个法律问题时，或者在阅读某个法律或者法学论著时，要注意立法者或者论著者说使用的重要词语的含义，日常用语通常是一些常识性的概念，它是我们理解和交流的基础。法律语言相对于一般用语的可以有三种不同：相同;扩大;缩小。这就需要注意区分词语的通常意义和规范意义。
以刑法条文规定为例，如“幼女”的通常意义指年龄幼小、尚未进入青春期的小姑娘,规范意义则指不满14周岁的小姑娘;“故意”的通常意义是“有意识地做某事”,其刑法意义则是“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发生的心理态度”。这些词语的刑法意义从其通常意义而来,但比通常意义更为准确,具有更多的规范内容。对于具有特定刑法意义的词语,解释时应该使用其刑法意义,但其刑法意义仍然应当以其通常意义为依据,不能超越词语的通常意义,不能逾越国民的预测可能性。
5.2注意其他研究方法的结合使用，防止一元化
在充分认识语义分析方法的独特作用, 并把它创造性地运用于法学领域的同时, 我们也要看到语义分析并不是无所不能的工具, 而是有诸多局限。
首先, 如果把法学研究的任务归结于对语言进行逻辑分析和语义分析, 等于否定了法的理论对法及其发展规律的系统性解释的重要性。运用语义分析方法, 澄清语义混乱, 是为了扫除认识道路上语言干扰与障碍, 更有效地开展法学研究。但把语义分析作为方法论并宣布“ 法学就在于此”是片面的。其次, 纯粹的语义分析方法如象西方哲学家和法学家所理解和实际操作的那样只是一种纯语言的分析技术, 而实际上语言是思想和文化传统, 是文化的组成部分、标志和象征。只有把语言放进特定的思想文化传统之中, 与构成文化的认知系统、评价系统、心态系统、行为模式系统结合起来,对其系统的分析, 才能真正解决语言的内涵和意义, 澄清语言混乱所引起的思想混乱。最后, 在法学中并非所有的问题都是由于误解语言而产生的, 有很多问题,往往是由阶级立场、价值取向、理论参照系的对立而引起的。语义分析一般来说只能发现、找出某些问题之所在,而不能解决全部问题。
注释:
①谢维营，刘晓雪. 语义分析何以成为哲学方法[J]. 山西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1第6期.
②郭春贵. 语义分析方法的本质[J]. 科学技术与辩证法，1990年第2期.
③郭春贵. 语义分析方法论的核心及其战略转向[J].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报，.3.17第5版.
④张文显，于莹. 法学研究中的语义分析方法[J]. 法学，1991年第10期.
⑤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M].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月版
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 第三卷，第122页
篇6：当前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中的热点问题综述
刑事诉讼法学的理论研究，与整个国家的政治形势与发展状况是紧密相关的。刑事诉讼法修改之前，大约有五年时间，刑事诉讼法学的理论研究基本上是围绕刑事诉讼法的修改进行的，各方面的同志提出了各式各样的意见，开展了激烈的争鸣；随着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学理研究转向了对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贯彻实施情况的跟踪研究。，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确立为党领导人民治国的基本方略，并提出了“逐步推进司法改革”的任务。这为刑事诉讼法学的研究提供了更为宽松的环境和更加宽阔的思路。此后，刑事诉讼法学界即对一系列深层次的问题展开了研究。近几年来，本学科研究的热点问题主要有：
一、程序法与实体法的关系
我国过去往往只强调诉讼程序的形式或工具作用这一面，而忽视其独立价值。在“依法治国”被确立为治国方略后，如何看待程序法的价值，遂成为法学界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
多数同志认为，程序法具有双重价值。程序法的首要价值是保障实体法的正确实施，体现出程序法的工具作用，或称“外在价值”；同时，程序法还有其自身的独立价值，或称“内在价值”，即保证程序正义和诉讼公正。
程序法的工具价值表现在：通过明确授权实施实体法的.专门机关及其分工，规定一系列基本原则和诉讼制度，以保证专门机关权力行使与权力制约相统一；规定运用证据的准则，规定一系列前后衔接的诉讼阶段，以保证实体法的及时、正确实施。
程序法的独立价值，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程序法规定的程序保障体制，强调了当事人的人格尊严和法律关系主体地位，体现了公正、民主和法制观念；2.程序法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实体法的不足，并通过由司法机关审理具体案件不断丰富、补充甚至在一定意义上创制实体法；3.程序法规定的民主、公正程序使得判决得到社会公众的认可和尊重，也易为当事人从心理和行为上予以接受；4.程序法在特定情形下限制了实体法的实施，譬如：没有起诉就没有审判。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实体法和程序法相互依存、相辅相成，不能有主次、轻重之分。程序法的第一价值是保证实体法的正确实施，同时绝不能忽视其自身的独立价值。当前，我们应当重点纠正“重实体、轻程序”的观念和做法，但也不能矫枉过正。
也有一些学者认为，程序法的双重价值――工具价值和程序正义价值应当是各自独立的。程序正义价值应独立于工具价值而存在，程序正义不应居于工具价值之下，甚至程序正义价值比工具价值还要重要。
总之，上述两种观点都是强调重视诉讼法独立于实体法之外的程序正义价值，都强调了应当改变目前“重实体、轻程序”的现状。这对认识程序法的独立价值、强化司法实践中遵守程序法的意识，实现司法公正都将起到积极作用。
二、关于司法改革
司法改革是近几年来讨论的热点问题。主要就为什么要改、怎么改和改什么三个方面进行了热烈探讨。
（一）为什么要进行司法改革？之所以要对司法进行改革，是因为司法在体制等方面还存在着不健全和不完善的地方，可概括为六个方面，即：体制不顺、队伍不精、作风不正、执法不严、
[1] [2] [3]
篇7：惩罚性赔偿经济法学分析论文
内容摘要:法律中的惩罚性赔偿一直具有较高的争议，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惩罚赔偿制度在各国普遍建立起来，但是，具体的赔偿责任判定却并不相同，在大陆法系国家的惩罚性赔偿一般被视为公责任，但是在英国等国家则将其看作是民事责任。我国的法律界对惩罚性赔偿的责任认定也主要从民事责任角度出发。但是，分析角度不同对惩罚性赔偿的责任认定也不同，因此，本文从经济法的宗旨、属性要求等角度对惩罚性赔偿的理论基础、作用等进行分析，对惩罚性赔偿进行准确定位，从而促进我国对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建设和健康发展，充分发挥其对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
篇8：惩罚性赔偿经济法学分析论文
惩罚性赔偿顾名思义是由通过强制的方式令侵权人对受害人进行的补偿。我国的惩罚性赔偿规定是根据《侵权责任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一系列法律中的相应条款执行的，我国对惩罚性赔偿的定义不仅仅指惩罚侵权行为并对受害者进行补偿，而是通过这种方式对侵权人进行一定的警告和威慑，起到遏制侵权事件发生的作用。任何法律规定的制定究其本质原因就是为了防止侵权行为的发生，我们从这个角度去看，惩罚性赔偿的属性从经济法学的角度分析就是为了对其进行更好的定位，发挥其遏制和预防不法行为侵害他人利益的作用。
一、经济法的属性要求
我国对于经济法的认识主要是认为经济法是以社会为基础，经济法存在的根本目的主要是为了维护社会中的公共利益，所以，将经济法的本质属性定义为维护社会的整体利益。在法律上，惩罚性经济赔偿会使得原告获得高于损失的赔偿，这部分赔偿就相当于奖励原告维护社会秩序和利益。这主要是因为在经济活动中，一旦发生了欺诈行为，就会对经济市场的整体利益造成损害，包括利益受害者和消费者，所以原告对于欺诈行为的揭露，不仅仅只保护了自身的利益，还保护了整个社会的利益，对整个经济社会的长远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基于原告对社会经济作出的这样的贡献，更是为了鼓励更多的人维护社会经济秩序，所以对原告实行奖励。
二、经济法的主要宗旨
经济法是为了维护社会经济秩序，维护社会经济正常运行而诞生的，所以经济法的宗旨主要是:维护社会市场经济秩序，优化市场资源，保证经济运行中经济总量平衡，推动经济正常发展，协调社会整体经济利益。惩罚性赔偿就起到了很好的维护社会经济平衡的作用，因为惩罚性赔偿金远远大于对原告利益损失，被告不仅要为自己对原告侵权造成的损失进行赔偿，还要对由于侵权对社会整体利益造成的损失进行赔偿。同时惩罚性赔偿金能够震慑不法分子，考虑到赔偿金的数额较大，打消犯罪的念头，进而转向正常的市场交易。惩罚性赔偿金对维护正常的社会经济效益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对于维护良好的社会市场环境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三、惩罚性赔偿的理论基础分析
惩罚性赔偿的制度建立最早是在英美法系，其制度的规定与大陆法系不同，大陆法系在最初是反对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因为大陆法系对公法与私法的区分比较严格，一般意义上说，在经典理论中认为民法主要是为了赔偿受害人，刑法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惩罚犯罪。但是，从经济法学的角度入手进行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这两者之间并未有明显的区别。例如，我国的民法中对精神损害补偿也不仅仅局限在对财产的恢复，而是在进行精神赔偿的确定时无法准确定性，达不到民法的“同质补偿”原则。
(一)道德苛责性要求下的惩罚性赔偿。法律的产生是为了维护社会正义，它的制定基于社会道德最低限度，为了更好地调整社会秩序，引导人的行为，同样，法律还关注人的主管状态。恶意侵犯他人是法律所不允许的，所以，在具体判定侵权行为的时候需要注意以下几点:第一，侵权人的主观状态是故意还是过失;第二，侵权人是否处于明知道侵权后果仍希望发生或者放任不管;第三，侵权人是否通过侵权行为而获得利益。通过以上三点，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人的心理状态是导致恶意侵犯他人的主要原因，他主要反映了侵权者令人憎恨的心理，惩罚性措施体现了道德的等价原则。因此，侵权行为中，惩罚性措施的实施有其正确性和适当性。
(二)惩罚性赔偿符合经济学中的“等价交换”。我们都知道，民法提倡同质补偿，主要是补偿受害者直接损失，没有额外的'补偿，在实际生活中，这样的补偿办法具有相当的不足之处。在经济学上，我们对事物的满足讲求效用最大化，人们能够理性对待一切事物。现在我们建立一个模型来反映这个现象，即无差异曲线。如果将无差异曲线X轴定义为健康，Y轴定义为财富，一个人的健康和财富分别为70、70，现在由于一场事故导致此人健康下降到40，为了保证满足效用最大化，必须要提升财富值，但是赔偿只会赔偿已经用掉的医药费，即财富再次提升到70。我们都知道，由于事故的影响，健康不可能再次回到70，所以同质补偿存在不合理性。所以惩罚性赔偿在一定程度更能够体现公平、正义。
四、惩罚性赔偿的主要作用
惩罚性赔偿的理论及制度的建立已经开始逐步走上正规，但是在理论界对其的讨论依旧没有停止，尤其是关于惩罚性赔偿对社会实践的作用、主要功能的学说很多。其中，比较容易让人接受的有陈聪富教授对惩罚性赔偿的作用认识:对受害者进行损失赔偿;预防侵权;惩罚违法行为;私人执法功能。王利明教授认为惩罚性赔偿的主要功能为:预防侵权;制裁犯罪;遏制犯罪。从这些学者的观点中能够清晰看出，惩罚性赔偿对社会实践的主要作用在于补偿、预防和惩罚三点。但是在经济法学角度看来，惩罚性赔偿的主要作用集中在激励预防、资源配置等方面。
(一)惩罚性赔偿具有激励和预防作用。惩罚性赔偿从经济法学角度分析具有激励和预防的作用，其作用的发挥主要是站在侵权者的角度进行的，主要理论构建就是有助于将侵权者追求利益与保护他人权益结合。可以说，惩罚性赔偿在制度的设计上就考虑到了预防侵权者造成的损失和受害人权益损害的补偿，在侵权人没有采取预防措施对受害人权益进行保护的时候，其行为就造成了侵权，也因此要承担相应的责任。所以，从责任体系的角度去看，决策者在进行决策的时候为了获得利益最大化，就会采取一定的措施预防侵权行为的发生。这也是从经济法学的角度为解释了为何要建立和提出惩罚性赔偿制度。
(二)惩罚性赔偿具有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惩罚性赔偿对于法律个体意味着公平和正义，从经济法学的角度去看，惩罚性赔偿的制度设计有助于社会资源配置的效率提高。根据科斯定理二，不同的权力配置影响社会资源配置效率。因此，我们在具体惩罚性赔偿法律规定的实践中发现，其明确的条款和规定对一些经济主体的赔偿诉讼解决提供了依据，减少了诉讼泛滥和司法资源的浪费。
五、结语
惩罚性赔偿的属性从经济法学的角度分析，即是为了发挥其遏制和预防不法行为侵害他人利益的作用，从而预防、惩罚不正当行为。对惩罚性赔偿进行准确定位，有助于促进我国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建设和健康发展，并且有助于充分发挥其对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参考文献:
［1］程琦早成．经济法责任视野下的惩罚性赔偿初探［A］．湖北省农业法学研究会年会暨第二届“南湖中国农村法治狮子山论坛”［C］．
［2］邓纲．争议与困惑:经济法中的法律责任研究述评［J］．现代法学，2012，1
［3］王真平．从经济法视角看我国惩罚性赔偿制度［J］．法制与社会，，15
［4］张超．论经济法责任中的惩罚性赔偿［J］．全国商情理论研究，2012，27
篇9：经济分析引入法学理论研究的论文
经济分析引入法学理论研究的论文
法学和经济学之间的碰撞，可以追溯至20世纪30年代，初期主要由一些经济学家担纲，他们用经济学的理论来研究法律问题和法律现象，渐渐形成了法律经济学。之后，得益于波斯纳《法律的经济分析》的问世，标志着法律经济学完整的理论体系的建立。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法律经济学在我国法学界掀起了一股热潮，经历了从简单的理论引进阶段发展到吸收、创新阶段[1]。当然主流学术界对经济学说过多地渗入法学一直有点排斥，这使得其被冠以边缘学科的帽子。其实法律经济学不是改变法律运行的结果，而是换一种角度来思考法律问题和法律现象。从其方法论上看，法律经济学还是走的实证分析主义的路子，适当的引入经济学的观点，采用世俗化的方式未必不是回应法学是一门科学的质疑之声的出路。法律的经济分析在设计法律规则、有效的政策选择和结果方面的能力强烈地吸引了每一个人，正如有的学者认为当法学陷入严重困惑和纷争的时候，法律经济学的开拓者们勇敢地肩负起了改进方法，扩展领域的重任，将经济学这一在现代社会被更适当地看作方法论的学科和工具用于解决法律问题，以促进社会的效率、公平和有序。
一、波斯纳实用主义构建性的思维进路
《法律的经济分析》所透露的波斯纳的实用主义对传统法学理论研究的革新之处，主要体现在其对现在和未来高度负责的处理问题的进路。这种进路不靠任何基础获得，包括其本身也不提供任何基础。波斯纳说过，“实用主义是一种无须基础的生活哲学”。这说明了波斯纳实用主义的价值就是颠覆脑海中固有的习以为常的东西。
在波斯纳看来，法律的经济分析是把形而上的法律问题变成科学问题处理的最佳方式，并且能解释很多法律问题，其逻辑基础在于法律推理的隐含结构有很多是经济学的，而且“法律方法和经济方法虽有差异，但常常会得出相同的结论”。
有人认为波斯纳的法律经济学分析就是边沁的功利主义哲学的变种，其实不然，波斯纳先生是不承认其将一个终极价值视为不可逾越的目标和尺度的，他多次宣称：“当效率这个术语在本书中被用来指称能使价值得到最大化的资源配置时，其充当社会决策的伦理标准之功能是有限的”无论波斯纳对于现行普通法是否进行了正确的解释，他已经做了与这同样重要的事情，在试图证明法律是有效率的过程中，他已经证明了不是现行法律，而是现行法律试图解决的问题具有至关重要的统一性，我们不知道法律是不是有效率的，但我们确实知道“什么是有效率的法律规则”这一问题将使法律学习从相互分离的组合转变为一个统一的问题。波斯纳的论断，不论其正确与否，都毋庸质疑对我们进行法律经济学分析是有用的。
二、法律经济学的工具理性倾向
“工具理性”是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其最直接、最重要的渊源是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所提出的“合理性”概念。韦伯将合理性分为两种，即价值(合)理性和工具(合)理性。其中，工具理性是指行动只由追求功利的动机所驱使，行动借助理性达到自己需要的预期目的，行动者纯粹从效果最大化的角度考虑，而漠视人的情感和精神价值。工具理性的核心是对效率的追求，所以资本主义社会在发展工业现代化的道路上，追求有用性就具有了真理性。
韦伯认为，法律对社会的辅助作用取决于法律必须维持其本身的自主性，在此意义上，即便是现代法也是有意识形态的。波斯纳显然对韦伯所认为的法学的自主性不认同，正因为波斯纳否定了法学本身的基础，所以认为韦伯通过建立一些描述历史的宏大理想模式来预测历史趋势的，归纳性和预言式的方法论，相对于大部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尤其是经济学来说是不科学的，对法律研究不是有用的工具。因而波斯纳主张，需要借鉴经济学中有条件的预测，假设——推演的模型作为社会法学研究方法的借鉴，“在实用主义、经济学、自由主义的原则指导下，在一个个具体问题上，细致地展开辨析、反驳、论证。” [3]
考虑到人们的行为和法律本身的复杂性，波斯纳认为，从经济学上的假设所衍生出的`理论可以预测人们如何行为，这些理论包括理性选择、价格与需求的反向关系、资源以最高价值被利用即实现了效率。但这种对人们行为的预测，是建立在人们所渴求的好的事物是有效用的个人理性假设之上，如果人们基于无意识目的作出行为，效用又应当如何衡量?转向法律的经济分析实际上是跨越了行为的复杂性。
此外法律在判断是否有效之前必须确切的知道“价值”对主体来说是什么。《法律的经济分析》里的价值标准采用了经济学中的“效用”来衡量：使社会的整体“价值能被达到最大化的资源配置方式”[4]。对于单单采用财富最大化作为唯一价值标准，波斯纳也承认并深知其有严重缺陷——即社会总体财富的增加，并不能保证财富的分配是平均的，更不用说人人的幸福都得到改善。即这个标准是会忽视公平和(他的批评者眼中的)正义的，但是他的回答就是可以由法官来“把饼做大”，至于分配正义，那是立法者的事情，而且他努力论证并且尝试让一切人类生活领域都化为自由市场、自愿交易的形式，因为在自愿交一种人人都是获益者，所以必然逐步达至分配的公平。但是仔细分析就可以发现，事实上就连这种听起来非常合理的自由市场理论，也是与财富最大化本身所矛盾的。在波斯纳先生的很多论著中都提到政府(在美国既包含司法也包含行政)有义务去实现社会财富的最大化，即采取一种政策性的司法手段去促进社会向着财富最大化的方向前进，这正好是波斯纳先生所最为不能接受的——非自由的市场。可见，他所追求和宣扬的价值是矛盾的，两者权衡，最后的胜者一定是他奉为至上规则的社会财富最大化。
我们不禁可以反思：经济分析的进路是否将法律规则简单化，刻意避免道德因素的作用，越过了对价值观的分析。有学者批评说，法律经济学恰恰反映的是在经济学的工具改造中对工具的崇拜，对价值的放弃。
三、结语
诚如林立先生所指出的，经济学的分析进路的确在整个社会学体系中有重要的指导作用，但是任何学术理论都应该是谦抑的、谨守本分的，所以将其用于整个法律体系的分析并且要求指导法律甚至整个人类伦理学的价值构建，就显得力不从心且显得有点霸道了。法律的理论和实践的研究过程，应该是将其基本规律融入整人类个社会的发展和福祉，深入研究整体与个人、国家、社会的利益交织的过程，我们既要看到经济分析在法律研究过程中的积极意义和方法论作用，又要高度重视人文关怀的作用，使良善之法和健全之法能够适应社会发展潮流，并最终在人类的整体进步中有所增益。
篇10：论民族经济法学经济分析方法的必然性
论民族经济法学经济分析方法的必然性
论民族经济法学经济分析方法的必然性李占荣博士
民族经济法学是以民族经济法律现象及其发展规律作为研究对象的一门交叉学科。它具有二重学科属性，一方面，它属于民族学的范畴，进一步讲，它是民族法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它属于法学的范畴，是从属于经济法学的一个学科分支。从学科渊源上看，它是民族学、法学和经济学三门学科历史发展的结果，是三者的综合与分化。同时，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民族经济法学有其基本的研究方法，即经济分析的方法。
一、经济分析的必要性
研究方法是学科水平的标志。巴甫洛夫认为，科学是随着研究法所获得的成就而前进的，研究法每前进一步，我们就更提高一步，随之在我们面前也就开拓了一个充满某种新鲜事物的更辽阔的远景①。将经济分析的方法引入民族经济法的研究可能会招致两方面的诘难：一是认为这种“不伦不类”会混淆学科之间的界限，甚至会造成某种“领地”的混乱。我以为，经济分析作为一种研究方法，虽来自经济学，但是，它能够较好地将法学的实证方法和规范分析方法连接起来，从而达到法学研究方法的更新。何况，学科联系日益紧密的今天，“给学术领域划分界限的任何企图，都是注定要失败的……有些东西对我们来说似乎是我们小社区牢不可分的一部分，但它昨日可能曾是一块格格不入的飞地，而明日它也许会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与我们分离，企图划定自己的界限了”②。另一种诘难也许来自那些崇尚正义价值的法学家。他们认为经济分析方法的应用将导致对法的正义价值的削弱。笔者认为将正义与效率对立起来的观念是不可取的。事实上，任何法都包含着正义和效率，只不过这种正义和效率都是有限度的。经济分析方法的必要性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一）历史必然性。把法作为一种经济现象来分析，解析法律现象的社会经济根源，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自然法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孟德斯鸠研究了法的精神和古罗马民族兴衰的原因，揭示了法律现象的经济逻辑：“法律应该和国家的自然状态有关系；和寒、热、温的气候有关系；和土地的质量、形势与面积有关系；和农、猎、牧各种人民的生活方式有关系。法律应该和政制所能容忍的自由程度有关系；和居民的宗教、性癖、财富、人口、贸易、风俗习惯相适应”①。德国着名法学家历史法学派代表萨维尼认为，法并不是立法者创造的，而是民族精神和民族意识的体现。他认为法律的存在同民族的存在和民族的特征是有机联系在一起的。在人类历史的早期阶段，法律就已经具有了某个民族所固有的特征……它们不过是自然地、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某个民族所独有的才能和取向，它们只是特定属性的表象。②历史法学派代表英国的梅因教授运用历史的、对比的研究方法，考察了法律的发展史。他对雅利安的民族的各个不同支系，尤其是罗马人、英国人、爱尔兰人、斯拉夫人以及印度人的古代法律制度进行了比较研究，较为系统地分析了这些民族法律制度中的诸多经济因子：财产、契约、遗嘱，并提出了与之相对应的法律范畴：所有权、债、和继承权，从而形成了一系列贯穿着这些特定民族的带有普遍意义的经济法律范畴：财产――所有权，契约――债，遗嘱――继承权③。功利主义法学派的代表人物边沁的思想大概是法律的经济分析的最早萌芽。边沁认为：人类的规律就是“避苦求乐”，正是它支配着人的行为，是人生的目的。无论是从人性还是从自然出发来看，减轻痛苦并增加快乐的行为在道德上是善良的，在政治上是优越的，在法律上是有权利的（正义的④）。在他看来，增进人类幸福的办法，应从立法开始。在论述法律的经济逻辑时，边沁认为，财产和法律是同生共死的，法律产生以前是没有财产的，而一旦消灭了法律，财产也不会存在⑤。边沁的法律思想，直接被后世的学者所继承。
以上法学家对法律这一现象的研究均以某一特定民族作为对象。孟德斯鸠重点研究了罗马民族的兴衰，萨维尼的重点在德意志民族，梅因则全面考察雅利安民族的各个支系，边沁则以英吉利、法兰西、意大利及俄罗斯民族为嚆矢。他们研究的共同点在于：以法律现象为研究对象，研究特定民族主体法律的经济因素和民族因子。不管他们的研究结论如何，都是民族经济法经济分析的历史开创者。
真正开创民族经济法律经济分析先河的是亚当。斯密和马克思。亚当。斯密首次将经济分析的方法应用于法律领域，以此来研究自然法学的经济理性。马克思创立的历史唯物论和政治经济学不仅分析了法律这一上层建筑的经济基础，而且以资本主义为例，剖析了其经济基础的全貌并将古典经济分析所遗漏的相关法律因素如产权⑥、制度、国家和意识形态统统包括进去，进而指出了资本主义国家形式的本质在于便于资产阶级攫取最高额利润，三权分立的本质在于
便于各种资本家分享平均资本收益，资本主义法律体系的本质是资本阶级私有财产权的体现等结论。亚当。斯密和马克思与孟德斯鸠、萨维尼、梅因、边沁等人一样，考察的是欧洲国家和民族的经济法律制度，他们在批判地吸收前人成果的基础上，提出和论证了自己的理论，使得每一种理论都在前人理论的基础上更进一步，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美国兴起了制度经济学派，他们对本国民族经济法律的分析更趋于系统化。其代表人物凡勃伦创造了一套完整的制度经济学体系，重点强调对古典经济学重市场轻制度的批判和修正，建立以研究制度演进过程为基本内容的经济理论。主张从制度上修正资本主义的经济法律结构。该学派的其他人物如康芒斯和米契尔还强调从法律制度发展的角度论述特定国家和民族法律经济发展的关系，并进一步强调法律对经济的作用。上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伴随着跨国公司的涌现以及全世界的企业兼并浪潮，各国为发展本国本民族经济大量立法，1973年，美国波斯纳教授出版了《法律的经济分析》①一书，将经济分析的视角由经济领域扩大到非经济领域，完成了经济学对法学的全面渗透。就像经济是法学的基本范畴一样，法律已经成为经济学的一个基本范畴，同样，法律、民族、经济是民族经济法学的基本范畴。各学科的相互渗透与接纳以及研究方法的借鉴反映了民族国家政治、经济、法律的复杂关系以及边缘学科产生的必要性，民族经济法学正是克服学术界“占山为王”现象的基本学术力量。
诚然，由于历史与文化的差异，中西方学者所使用的“民族”概念不尽相同。尤其在考证源流时，这种差异往往成为障碍。然而，正是这种差异的存在才使得“此民族”与“彼民族”的共性体现出应有的学术价值，使得理论的借鉴、移植和修正有了立足点、方向和归宿。事实上，从十九世纪中叶开始，随着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绵延了数千年的中国古代法律制度最终解体，中国的法制也由此开始了极其艰难的近现代化进程。中国法学研究作为中国法制的有机组成部分也一直致力于研究内容的更新和研究方法的借鉴。因此，把经济分析的方法引入我国民族经济法学研究具有历史必然性。
（二）逻辑一致性。这里所讲的逻辑一致性是指民族、经济与法律三者之间的内在统一性。这种统一性表现在两个层次上。
1、民族是一个社会历史范畴，它总是处于一定的经济形式之中。孟德斯鸠在他的着作《波斯人的书札》、《罗马兴衰原因论》和《法的精神》中，应用了许多民族学的材料。他认为一切社会现象的产生都有它的客观必然性，世界各民族间的一切现象，虽说千差万别，十分别致，但全是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产物，全有规律可循②。这种把民族现象归为一种自然与历史过程的观点，充分展示了民族的社会历史属性。马克思、恩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英国工人的状况》《论波兰》及《共产党宣言》中，系统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民族观。他们论证了资产阶级民族是工业发达基础上，打破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之后形成的，提出了解决民族问题的根本途径：“人对人的剥削一消灭，民族对民族的剥削就会随之消灭。民族内部的阶级对立―消失，民族之间的敌对关系就会随之消失。”③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④，这种关系就是马克思在其《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所描述的社会经济结构。之后，马克思创立了其历史唯物主义基本理论，并把社会形态研究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演进密切联系，甚至认为“无产阶级首先必须取得政治统治，上升为民族的阶级，把自身组织成为民族，所以它本身暂时还是民族的……”①。随着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当代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认为：自古至今，世界上民族虽然千差万别，但各民族的发展都是沿着人类历史发展的共同规律进行的，都是由低级向高级，从一个阶段向另一个阶段前进的；同时，每一个民族在一定时期内，不管这个民族认识与否，客观上都处于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即属于一定的经济形态之中的②。
2、民族经济与民族法律具有逻辑一致性。
如前所述，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把社会形态的研究置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演进之中考察，提出了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一般关系的原理。据此，我认为，任何民族的生产方式以及该民族所处的国家中的生产方式都制约着有关该民族的法律制度；特定民族的经济关系产生相关的法权关系，这些法律只是表明和记载了该经济关系的要求，并与该民族的生产关系相适应，以该民族的经济发展为基础，并对该经济关系有反作用。由于马克思是从经济对法律的决定作用和法律对经济的反作用两个方面来论证经济与法的关系原理，于是，在理论界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产生了重经济建设轻法制建设的不平衡倾向。建国以来，先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挂帅忽视了经济建设，带来了新中国经济发展长期滞缓之后果，后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轻视法制建设，使得经济建设受到影响。为了克服这种不平衡性，理论界做了深刻的反思与探索。有学者指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是一种矛盾的运动，相互决定的关系。不同的是，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具有阶段性，而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体现于各个阶段之中。这种关系也近似体现了经济与法的关系③。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认为，法律既不是消极被动地反映经济关系，也不是仅从经济关系的外部对经济运行产生作用，它是经济发展的内在要素，对经济运行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显然，我们传统理论认为的“经济决定法律”在新制度经济学理论看来截然相反，如果从对立统一的辩证法看，既重视经济对法律的决定作用，也重视法律对经济的决定作用，“抛开阶级属性和意识形态的偏见，它说明了思想史上对法与经济关系的认识由片面到全面，由外部到内部、由个别到一般的理论深化过程，这符合认识论的逻辑规律。”④这也是我们提出民族经济法经济分析逻辑一致性的基本理论依据，这种逻辑一致性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⑴、根据马克思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原理，民族经济法律的经济分析具有逻辑实质性。由于物质生产方式对生产关系（法权关系）极其附属的法律上层建筑具有决定作用，所以，每一时代每个民族法律的基本使命必须与同时代本民族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任务相一致。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民族经济法律规范不但在单行的民族经济法规中存在，而且也体现在刑法、民法、民族区域自治法、基本经济法律甚至宪法当中。宪法明确规定保护、鼓励和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经济，民族区域自治法从第25条至底35条是关于发展民族经济的法律规定。其它基本法律具有相应规定。在全社会倡导“西部大开发”，发展民族地区经济的今天，必须将各种错综复杂的经济关系和经济规律演变为法律逻辑，使民
族经济法治贯穿于民族经济发展的全过程并与民族经济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等法律实践环节相适应。在我国这样一个多民族长期受封建专制影响、目前仍奉行“政策主导”的国度，强调民族经济法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国情相一致、与建立统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相一致、与国家的民族经济政策相一致具有十分重要意义，这也是我国当前物质生产方式制约性的必然要求。
⑵、从新制度经济学“法律决定论”的角度看，民族经济法的经济分析具有逻辑的应然性。这种应然性是指，民族经济法的不同层次的立法者的立法行为应当在符合《立法法》的实体规定和程序规定的前提下，只能从同时代本民族的社会经济发展的主题中领悟立法的价值取向，确定法律制度的内容和结构。这些法律规范作为本民族社会经济发展的内在变量，直接影响着本民族社会经济运行的成本效益的高低。这就提出了一个民族经济法“应该是什么”的问题。在基本理论层面上，需要一批懂得民族学、经济学和法学的复合型学者对当前民族经济法的实然性进行彻底的反思与修正，使得民族经济法获得“先入为主”的地位，为发展民族地区的经济保驾护航。当前，国内已有学者提出西部大开发应当以法律为主导的观点，在我国这样一个民商法和市场经济法律制度很不发达的国家，解析法律的经济逻辑对法律学科建设本身来讲意义也非同寻常，更不用说法律对经济运动过程和结果的决定性作用。在经济全球化和民族经济日趋国际化的今天，西方发达国家基本上认可了法律作为经济的内生变量的角色并加以重视。早在1981年，美国就通过了12291号总统令，要求所有新制定的政府规章都要符合成本――收益分析的标准①。显然，民族经济法作为一种法律资源，其经济逻辑是不言而喻的。在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如何处理国家与民族地区以及民族地区之间、民族地区与非民族地区之间的经济关系，实际上是一个权利义务的选择和效益化设计问题。立法者只有正确地评估法律供求，合理地设计权利义务关系，建立预防冲突和消解矛盾的法律机制，才能保证民族经济法的实现。
由是观之，“经济决定论”反映了它是对民族经济法律经验分析基础上形成的，解决了民族经济法实然性的问题。而“法律决定论”则反映出它是对经济价值分析基础上形成的，解决了应然性的问题。二者的结合与相互平衡将标榜一种中立的价值观，使民族经济法的经济分析能够对实际的法律运作和经济发展提供可选择的优化方案，从而印证了从具体到抽象和从抽象到具体两种路径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的逻辑一致性，也使得对民族经济法的认识上升到了一个新的统一的高度。
二、经济分析方法的可能性
把经济分析的方法从经济领域引入非经济领域尤其是法律领域，在法学研究上具有革命性。而把它引入对民族经济法的研究虽是笔者的一个尝试，但这种可能性是显然的。对于可能性问题的解决，将有利于从理论和实践结合的高度来增强理论研究成果的实践能力。民族经济法的下述特点将构成其经济分析可能性的基础。
（一）民族经济法调整对象的经济性。
马克思主义认为法不是在创造经济关系，而是翻译和描述经济关系。民族经济法作为适用于经济领域的经济法下属的一个独立的次级法律部门，有着自己特定的调整对象，即市场经济条件下民族地区经济运行过程中所发生的经济关系，具体地讲包括：民族地区企业的组织管理关系，民族市场管理关系，民族经济宏观调控关系以及民族社会保障关系。以上四种关系归结到一点，是一个关于民族经济管理问题（当然也有民族经济协作关系的因素）。这些关系的显着特点在于经济性，即每一种关系的客体（如人力、资金、政策等）都是一种资源，需要相关管理机制，调控机制和保障机制，以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效率的最高化、成本的最低化、收益的最大化以及社会福利与个人福利的最佳平衡。实际上，从当前经济法理论研究的情况看，经济法打通了经济学与法学之间长期存在的壁垒，经济法的一些基本范畴也分别来自于经济学和法学（如效率与公平最具代表性）。尤其是近些年随着人们对经济实践和法律实践的等量齐观式的双重关注，经济学实现了向法学的全面渗透，以至于人们形象地认为经济法是“三分法律，七分经济”构成。这正是经济法经济性的显着标志，而民族经济法作为经济法的子系统，其经济性当然是显而易见的。
（二）民族经济法两个世界观的统一。
无论是古代自然法学派，先验唯心主义法学派、历史法学派、功利主义法学派、还是马克思主义法学派、以及当代西方的社会法学派和法律现实主义派别，基本都涉及到了对法的价值取向的选择。也就是对法的公平理性和工具理性的认识。法史的发展表明，简单地将二者对立起来的做法必将把法律引入死胡同。当代西方法学界基本上把法的价值概括为：自由、安全和平等。自由感鼓励人们去从事那些能够自我发展并促进个人幸福的活动，对安全的追求促使人们寻求公共保护，以抵制他人的非法侵害。对平等的追求则促使人们依据一定的公平标准与一切有悖于公平的行为抗争①。自由、安全与平等不但包含了人身的自由、安全与平等，也包含了人们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财产的自由、安全与平等，这恰是公平与经济两种世界观的题中之意。民族经济法同样有两种世界观：公平的世界观与经济的世界观。由于我国的民族地区地处边陲，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与内地经济上存在一定差距，为了缩小和消除这种差距，落实民族地区的公平发展权，国家通过各层次的民族经济立法体系加强民族经济立法，使民族经济的发展在法制的轨道上进行。可以说，民族经济法正是担负着发展民族经济，实现各民族经济平等的责任，这也是民族经济法公平世界观的体现。另一方面，我国多年来倡导的改革开放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指出“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体现了经济建设的重要性。我国的经济法以社会为本位，强调“效益优先，兼顾公平”的价值取向。正是在这种价值观的指导下，改革开放二十年来才出现了把政策和法律作为资源优先向东部和沿海地区配置的“不公平”现象，从而导致了东、西部经济社会差距的进一步扩大。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提出是基于西部地区也需要发展经济这样一个客观要求。而从法制意义上讲，民族经济法正是从民族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出发，使民族法律和政策作为一种资源配置给民族地区，以弥补以往的配置失衡缺陷，达到法律配置的公平，最终实现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民族经济法的公平世界观和经济世界观是统一的。因此，用效益原理即成本效益的经济分析的规律来反思和重构我国的民族经济法具有重要意义。
（三）民族经济法律规范的相对稀缺性。
我国民族经济法律规范的相当稀缺性主要表现在：第一、没有专门的民族经济法典。专门的民族经济法典是调整民族经济关系的基本法律，它应当对民族经济关系中的基本问题作出明确的法律规定，诸如民族经济法的基本原则，民族经济法律关系，民族经济法律责任等。当然，有的.学者认为，从全国经济和民族地区经济角度上看，国家很难对全国的经济问题制定一个经济法典，同样也很难制定一个民族经济法典①。在笔者看来，制定统一的经济法典有困难的原因在于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而且民族地区与非民族地区的生产方式存在较大差异，诚然在法制上不能搞“一刀切“。然而，正是这种差异的存在才使得我们制定专门的民族经济法典成为需要。当前，伴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西部地区的法制环境越来越成为制约因素。为此，法学界要求制定《西部开发法》的呼声日益高涨，并有一些理论研究成果问世。这些成果完全可以作为制定民族经济法典的借鉴和原材料。第二、我国的民族经济法规范过于笼统、简单，缺乏可操作性，有些法律条文孤立无援，无法形成严密的法律规范。宪法序言规定：“国家尽一切努力促进全国民族共同繁荣”。第4条规定：“国家根据少数民族的特点和需要，帮助个少数民族地区加速经济和文化的发展”。第122条规定：“国家从财政、物资、技术等方面帮助各少数民族加速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事业”。民族区域自治法第25条至第35条基本上也是相关的一些笼统性规定。如第26条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在坚持社会主义原则的前提下，根据法律规定和本地方经济发展的特点，合理调整生产关系和经济结构，努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样的规定在其它基本法中也很多。我们知道，民族经济法作为一个法律部门，是由相关的法律规范的总和构成的。法律规范有其特定的逻辑结构：假定、处理和制裁。假定是把规范同实际状况联系起来的部分，它指出在什么情况下这一规定生效；处理是行为规则本身，指权利义务的安排；制裁是指对违反这一规则所采取的国家强制措施。上述法律规定不但从条文本身来讲不构成法律规范，而且在其他规范性法律文件中也找不到其缺失的要件。由此看来，从部门法意义上考察民族经济法，它的供应是相对稀少的。第三、从民族经济法效力等级上看，我国的民族经济法的效力较低。这主要是由于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低，经济关系相对简单，国家在制定统一的基本经济法律时，往往赋予民族地区一定的变通适用权，或由民族地区另外立法，制定实施细则。这种委任立法是一种从实际出发的务实做法，但却导致了民族经济法的低效力等级低以及地方立法中所体现出来的民族本位主义，地方保护主义，和无法可依、有法不依等法制混乱现象的泛滥。
由此看来，在我国，民族经济法的供给相对于丰富多彩的民族经济关系来讲，具有稀缺性。为了实现对这种法律资源有效、合理、高效的配置，经济分析是一个基本的方法。
三、经济分析的基本方法
（一）成本效益分析法。民族经济法是一种稀缺性的法律资源，它以调整民族经济关系为己任并且带有强烈的经济性。在民族经济实践中，不但存在着资本市场、人力市场和技术市场，
而且存在着作为民族经济发展内在变量的民族经济法的市场――民族经济法市场。在这个市场上，民族经济法律关系的主体（包括国家、地方、政府、民族经济组织及其它单位）都作为自身利益的最忠实代表选择使用相关的民族经济法律，并尽可能地选择效益最大化和成本最小化的交易路径。因此，成本――效益分析法成为民族经济法经济分析的基本方法。由于效益总是由经济效益和非经济效益两部分构成的，因而成本――效益分析法将不可避免地分解为成本――收益分析法和成本――效果分析法。前者属于市场经济的基本方法，通过对净收益的计算来进行分析。即净收益等于总收益减去总成本。该收益并非民族经济法实际的生产所得，但是，它预防了损失的进一步扩大，并将失衡的经济关系恢复原位，实现了民族经济关系中经济权利和经济义务的双向平衡。诚然，对民族经济法律效益的评价除了净收益的分析之外，还应当考虑机会成本的大小。民族经济法的选择性规范的存在以及民族经济法律关系主体超越法律界限的选择表明在不可兼得的条件制约下，选择任何一种行为都意味着不可能选择另一行为，亦即以另一行为作为机会成本的，所以主体往往选择直观看来效益最大的行为以求得利益的获取。()成本――效果分析法因其不可量化显得难以操作，因此并未作为民族经济法经济分析的主要方法。但是，非经济效益不但可以在经济效益上反映出来，而且还有诸多的现实表现。如果由于民族经济法的实施而使得民族地区经济滑坡，那势必会引起民族地区秩序、安全、公平等价值的扭曲，这当然是一种反面效果，应当从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等法律实践的某一个环节上找出原因，解决问题。如果由于民族经济法的实施使得民族地区经济繁荣、社会稳定、人民安居乐业，那么它的经济效益和非经济效益都得到体现。如果经济发展了，却带来了社会道德沦丧、环境污染、资源破坏，那就说明机会成本太大或者民族经济法制不健全，需要进行彻底的反省。
（二）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在法学史上，规范分析法和实证分析法经常存在某种程度的对立。规范主义总是以既定的价值标准作为出发点，对法律行为的选择作出伦理判断，并力图通过这种价值来矫正法律行为，使之与法律的目标相一致。实证主义则不然，它作为一种科学的态度，反对任何先验的思辨，并力图将其自身限定在经验材料的范围内，从而把学术研究的对象限定在“给定事实”的范围之内，这实际是把价值排除在法学研究之外，把法学的任务局限在分析和剖析实在的法律制度的范围之中。作为一门新兴的边缘学科，脱胎于法学、经济学的母体，民族经济法学首先应当确立一定的价值，这种价值就是实现民族经济的发展和民族社会的全面公正，这就耦合了法学的规范主义方法。同时，由于这种价值的核心是经济的世界观和公平的世界观的结合，它也和经济学的要求相一致。这样，规范分析对民族经济法的研究是必不可少的。同样由于民族经济法学与民族学之间的“血缘”关系，民族学强调的田野调查方法是实证主义方法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族经济法的研究必然要继承这种传统，并将它发扬光大。具体地讲，应当通过对民族经济法律问题基本事实和现象的再现和描述，揭示民族经济法律运行过程中实体法和程序法的实然面貌，并对影响它的主客观因素进行分析和综合，以说明民族经济法律现象背后的经济逻辑。如果说规范主义为民族经济法设立了价值目标，实证主义则通过实然性研究以便更好地实现民族经济法的应然性。从这个意义上讲，民族经济法的研究必须抛弃传统法学“即此非彼”式的方法论上的一元论，为民族经济法方法论开辟一片希望的田野。
篇11：论民族经济法学经济分析方法的必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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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经济法学是以民族经济法律现象及其发展规律作为研究对象的一门交叉学科。它具有二重学科属性，一方面，它属于民族学的范畴，进一步讲，它是民族法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它属于法学的范畴，是从属于经济法学的一个学科分支。从学科渊源上看，它是民族学、法学和经济学三门学科历史发展的结果，是三者的综合与分化。同时，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民族经济法学有其基本的研究方法，即经济分析的方法。
一、经济分析的必要性
研究方法是学科水平的标志。巴甫洛夫认为，科学是随着研究法所获得的成就而前进的，研究法每前进一步，我们就更提高一步，随之在我们面前也就开拓了一个充满某种新鲜事物的更辽阔的远景①。将经济分析的方法引入民族经济法的研究可能会招致两方面的诘难：一是认为这种“不伦不类”会混淆学科之间的界限，甚至会造成某种“领地”的.混乱。我以为，经济分析作为一种研究方法，虽来自经济学，但是，它能够较好地将法学的实证方法和规范分析方法连接起来，从而达到法学研究方法的更新。何况，学科联系日益紧密的今天，“给学术领域划分界限的任何企图，都是注定要失败的……有些东西对我们来说似乎是我们小社区牢不可分的一部分，但它昨日可能曾是一块格格不入的飞地，而明日它也许会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与我们分离，企图划定自己的界限了”②。另一种诘难也许来自那些崇尚正义价值的法学家。他们认为经济分析方法的应用将导致对法的正义价值的削弱。笔者认为将正义与效率对立起来的观念是不可取的。事实上，任何法都包含着正义和效率，只不过这种正义和效率都是有限度的。经济分析方法的必要性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一） 历史必然性。把法作为一种经济现象来分析，解析法律现象的社会经济根源，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自然法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孟德斯鸠研究了法的精神和古罗马民族兴衰的原因，揭示了法律现象的经济逻辑：“法律应该和国家的自然状态有关系；和寒、热、温的气候有关系；和土地的质量、形势与面积有关系；和农、猎、牧各种人民的生活方式有关系。法律应该和政制所能容忍的自由程度有关系；和居民的宗教、性癖、财富、人口、贸易、风俗习惯相适应 ”①。德国著名法学家历史法学派代表萨维尼认为，法并不是立法者创造的，而是民族精神和民族意识的体现。他认为法律的存在同民族的存在和民族的特征是有机联系在一起的。在人类历史的早期阶段，法律就已经具有了某个民族所固有的特征……它们不过是自然地、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某个民族所独有的才能和取向，它们只是特定属性的表象。②历史法学派代表英国的梅因教授运用历史的、对比的研究方法，考察了法律的发展史。他对雅利安的民族的各个不同支系，尤其是罗马人、英国人、爱尔兰人、斯拉夫人以及印度人的古代法律制度进行了比较研究，较为系统地分析了这些民族法律制度中的诸多经济因子：财产、契约、遗嘱，并提出了与之相对应的法律范畴：所有权、债、和继承权，从而形成了一系列贯穿着这些特定民族的带有普遍意义的经济法律范畴：财产―― 所有权，契约――债，遗嘱――继承权③。功利主
[1] [2]
篇12：论民族经济法学经济分析方法的必然性
李占荣 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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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认为，作为以民族经济法律现象及其发展规律为研究对象的一门交叉学科，民族经济法学的基本研究方法是经济分析的方法。从历史必然性和逻辑一致性两方面来看，经济分析是必要的。从民族经济法调整对象的经济性、民族经济法公平的世界观和经济的世界观的统一性、民族经济法律规范的相对稀缺性三方面看，经济分析具有可能性。经济分析的具体方法是成本效益分析法和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
篇13：浅谈民商法学中连带责任的分析与探究的研究分析论文
浅谈民商法学中连带责任的分析与探究的研究分析论文
连带责任有着悠久的历史，连带责任的界定也在不断清晰。但是，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连带责任中出现了很多不足。对此， 相关部门必须完善连带责任法律法规，发挥出连带责任的作用。
一、连带责任现状
从立法的角度来看，民商法中也没有对连带责任进行详细的解释和界定，缺乏理论指导，连带责任的划分十分不清晰， 而且连带责任的义务也不明确。在运行的过程中怎样承担连带责任的说明非常少， 这就导致人们对连带责任的认识存在误区。从司法的角度上看，连带责任涉及的方面非常多，但是民商法又缺乏对连带责任的明确界定，导致法官缺乏审理的参考性， 无法得到预期的效果，也无法体现出连带责任的权威性。相关部门必须结合连带责任的现状合理的制定连带责任完善方案，发挥出连带责任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
二、连带责任的类型
( 一) 两人以上共同侵权导致的连带责任
共同侵权实际上就是指两人以上蓄意而致使出现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行为，即便不是蓄意也造成了相同的侵害后果， 这就是共同侵权。根据国家相关法律的规定，两人及以上共同侵犯他人合法权益，行为人就需要承担连带责任。在审判的过程中， 对于共同侵权的争议主要集中在侵害结果是两人以上导致的， 如果这两个人的'损害行为和结果不存在蓄意， 也不是共同产生的过失，是否也要承担相应的连带责任。部分人对于共同侵权有不同的观点， 认为侵权的后果即便是多人导致的，但是这些人在侵权之前并没有蓄意。对此，法律不应该让侵权人承担连带责任。还有部分人对共同侵权有不同的观点，认为侵权人即便没有蓄意，也没有出现共同过失， 在审判的过程中可以根据侵权后果的严重性来划分连带责任。
( 二) 两人以上共同危险行为导致的连带责任
由于共同的危险行为导致其他人的权益遭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害，但是无法确定损害是哪位行为人造成的，这就需要共同危险行为人一起来承担相应的连带责任。共同危险行为会给人们带来巨大的损害， 影响人们正常的生活和工作。
( 三) 合伙或者合作导致的连带责任
无论是合伙还是合作，都应该由合伙人进行支配，任何一位合伙人都具有减低和管理的义务和责任。根据国家相关法律规定， 合伙人必须承担合作中出现的连带责任，合伙人不仅要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还需要承担相应的连带责任， 承担的比例可以按照合作的控股比例来分配。
( 四) 委托代理行为导致的连带责任
委托行为导致的连带责任有以下几种: 一是代理一方和被代理一方出现了权力不明所导致的连带责任，当合同内的授权不明确时，代理人和被代理人都需要承担相应的连带责任。二是代理人存在欺骗的行为所导致的连带责任，如果有第三方参与，代理人需要和第三方共同承担连带责任。三是代理方出现了违法代理的行为所导致的连带责任， 代理人在知晓法律法规规定的前提下依旧从事违法代理活动， 代理人需要和被代理人共同承担相应连带责任。四是第三方在不具备代理权限的情况下依旧开展代理活动， 导致他人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第三方需要承担相应的连带责任。
( 五) 共同责任导致的连带责任
建筑物在施工的过程中出现物品坠落的问题，就需要由各方一起来承担相应的连带责任。相关法律规定，如果是由于施工企业监督管理不到位出现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行为，设计方和所有方以及施工企业都要承担责任。夫妻双方在婚姻存续期间都有赡养老人的义务，即便是婚姻关系不存在，双方也都需要承担相应的连带责任。生活中很多事情都属于共同责任， 需要两人或者更多人来共同承担， 这也是连带责任中明确规定的。
目前，我国相关部门必须完善民商法中连带责任的法律法规，这样才能真正保护人们的合法权益，发挥出连带责任的作用。
三、结语
民商法中也没有对连带责任进行详细的解释和界定，缺乏理论指导。根据国家相关法律的规定， 两人及以上共同侵犯他人合法权益， 行为人就需要承担连带责任。部分人对共同侵权有不同的观点， 认为侵权人即便没有蓄意，也没有出现共同过失，在审判的过程中可以根据侵权后果的严重性来划分连带责任。根据国家相关法律规定， 合伙人必须承担合作中出现的连带责任，合伙人不仅要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还需要承担相应的连带责任。相关部门必须结合连带责任的现状合理的制定连带责任完善方案， 发挥出连带责任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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