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西学东渐与现代学术范式的确立，本文共7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篇1：西学东渐与现代学术范式的确立
西学东渐与现代学术范式的确立
在西学东渐的持续冲击与传统的日益变异崩解的清末民初乏学术旧范式破裂和新范式孕生的“关键时刻”新学制的推行，政治与学术、致用与求真的区分，通才之学向专家之学的折转都为现代学术范式的.确立准备了机制和理念上的条件。代表清末民初两代学人并在新旧之间保持着必要张力”的章太炎、梁启超、王国维等则为新旧转换过渡的关键人物在中西融合创新的前提下所确立起来的新的话语模式新的思维模式、新的学术精神、新的学术方法则标志着新的学术范式的确立。
作 者：薛其林 作者单位：岳阳师范学院 刊 名：湖南社会科学 PKU英文刊名：HUNAN SOCIAL SCIENCES 年，卷(期)： “”(5) 分类号：B0 关键词：西学东渐 现代学术范式 中西学术融合创新篇2：胡塞尔范式与现代行为经济学
胡塞尔范式与现代行为经济学
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困境,根源于西方传统哲学的危机.由于希腊传统的'哲学体系过于强调理性主义,认为人可以不受感性偶然性的干扰甚至控制,由此在经济学中演化出理性利己的“经济人”范式,把理性作为个人经济行为的绝对准则,使经济学对现实世界的解释力大大削弱.为解决哲学上的困境,胡塞尔对西方哲学进行了重新解构,将人性中非理性主义、反理性主义的诉求融入理性主义的范畴之中,从而开启了经济学者思想的广阔天空,促成了经济科学的演进与行为经济学的形成.
作 者：肖力 作者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湖北,武汉,430060 刊 名：湖北成人教育学院学报 英文刊名：JOURNAL OF HUBEI ADULT EDUCATION INSTITUTE 年，卷(期)： 9(6) 分类号：B516.52 关键词：胡塞尔 行为经济学 理性主义 心理主义篇3：学术领域不正之风与基本学术道德精神确立
学术领域不正之风与基本学术道德精神确立
当前我国学术领域不正之风滋生蔓延,其主要表现为假、劣、伪、冒、庸、卖、媚、空、霸、狡,对社会发展具有阻碍性危害.为此,要加强学术道德建设,确立良心意识、诚信品格、责任观念、精品意识、科学精神、实践观念、服务意识、国家思想、师表观念、法律意识等基本学术道德精神.
作 者：吴灿新 WU Can-xin 作者单位：中共广东省委党校,哲学教研部,广东,广州,510050 刊 名：广东行政学院学报 英文刊名：JOURNAL OF GUANGDONG INSTITUT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年，卷(期)： 19(5) 分类号：B822.98 关键词：学术领域不正之风 基本学术道德精神 确立篇4：论胡适新红学派作为现代学术范式之生成论文
论胡适新红学派作为现代学术范式之生成论文
范式从本质上讲是一种理论体系，库恩将科学进步的图景描述为：范式的建立――常态研究的展开――严重危机的出现――在调适中寻求突破，并导致新范式的建立。（1）清末民初，转型期的中国社会之学术状态恰好符合库恩的这一描述，各种新范式的生成直接建构了中国现代学术。而实际上，这种现代学术的形成，是以“红学”，即对《红楼梦》的专门性的学术研究作为开端的（2），这也是中国学术研究发生巨大变革的开始。《红楼梦》作为中国文学金字塔尖的明珠，它的研究历程、研究范式，从诞生之日起的变化，很大程度反映了中国学术发生发展的轨迹。考查这条轨迹，我们可以发现，以“红学”为一个样本的中国现代学术，始终在传统与现代，西方与东方思想的交融碰撞中发展变化。自19王国维发表第一篇真正意义的现代学术论文《红楼梦评论》以来，几乎每一种后续出现的红学研究范式都带有中西文化“杂糅”的痕迹。外来的研究方法、哲学思想、理论工具与中国本土文化原有的学术传统相结合，形成了现代红学，乃至中国现代学术的雏形。这种杂糅和融合并不是无规律的嬗变，而是中国传统文化在“乱花渐欲迷人眼”的西方学术思想和范式中有选择性的汲取并与自身固有学术体系相结合的成果。其中，“新红学派”作为红学研究的最大流派，在红学史上影响最为深远，贡献最为卓著，研究队伍也最为壮大，考查“新红学”派这一红学研究范式诞生的轨迹，其中西文化相互融合的过程，特别是中国文人对外来思想、理论工具的选择利用，与本土固有理论工具融合的过程，可以更好的把握中国现代学术的发展脉络。
一、中国传统的“红学”批评
《红楼梦》诞生于18世纪中叶，从它诞生的那一天起，对它的批评研究就开始了――脂砚斋、畸笏叟等人在成书过程中的评点即可看作是最早的《红楼梦》批评，也就是说，实际上，“红学”与《红楼梦》的成书过程相伴而生。此后，《红楼梦》的影响日渐广泛，所谓“开谈不说《红楼梦》，读尽诗书是枉然”。清朝的文人士大夫对于《红楼梦》的推崇和喜爱尤甚，并且纷纷著文进行专门的评论、研讨。李放在《八旗画录》注中写道：“光绪初，京朝师士大夫尤喜读之，自相矜为红学云”。徐珂在《清稗类钞》也记载：“嘉道两朝则以讲求经学为风尚，朱子美尝讪笑之，谓其穿凿附会，曲学阿世也。独嗜说部书，尤熟读《红楼梦》，与朋辈闲话，辄及之。一日，有友过访，语之曰：‘君何不治经？’……朱曰：‘予之经学，所少于人者，一画三曲也’。友瞠目。朱曰：‘红学耳’”。可见，“红学”一词在当时已经较为风靡。同时，红学研究也已经积累了大量的资料，有了一定的成果，这一阶段的红学批评流派主要是小说评点派和索隐派。
小说评点派起源于明代中期，金圣叹、毛宗冈、张竹坡等人对《水浒传》、《三国演义》、《金瓶梅》等小说的评点可看作是脂砚斋、畸笏叟的样板。一般说来，评点有一套基本固定的格式，如：回前后总评、眉批、行间批等。批评者主要对书中的人物、情节，以及作者的写作和艺术手法进行分析评论，阐述批者对作品的理解，或是由此及彼的抒发批者自己的人生感悟。到程伟元、高鹗排定一百二十回《红楼梦》刻本之后，评点者尤众，比较著名的有“护花主人”王希廉、“太平闲人”张新之、“大某山民”姚燮及“耽墨子”哈斯宝等人。而书商也大量出版附有评点的一百二十回本《红楼梦》。到道光年间，“《红楼梦》批点，向来不下数十家”。（3）
索隐派红学盛行于清末民初，方法是用正史或野史中记载的故实去比附《红楼梦》，力求探究出《红楼梦》所隐藏的“真故事”，索隐，“顾名思义，是对‘隐’的索解，它是传统国学中对于文本的一种重要的解读方式。这种解读方式的产生是以‘隐’的问题为对象的。”（4）索隐派的学者们所关心的并不是作品本身的艺术成就，而是作品所蕴含的政治事件及其意义，他们对《红楼梦》的主旨提出了“明珠家事”说、“清世祖与董鄂妃”说等说法。清末，为了配合反清的革命需要，蔡元培在《石头记索隐》里又提出了“排满”说，认为“《石头记》者，清康熙朝政治小说也”，此说当时影响颇大。实际上，索隐派的研究方法秉承的.是中国传统的经学、史学之文化旨趣。
二、胡适的“新红学”及其本质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大量的思想文化、意识形态有如开闸的洪水般涌入这个古老的国度，西学东渐成为一个历史潮流。1904年王国维发表《红楼梦评论》，是第一篇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学术论文。但真正使红学研究进入一个崭新领域的却是胡适肇始的“新红学”派。（5）
究其开端，始自胡适在19发表的《红楼梦考证》（6），第二年，胡适又发表了《跋<红楼梦考证>》，其后的几年里，他又陆续发表了几篇关于红楼梦考证的文章，基本建立了自己的红学体系。在《红楼梦考证》中，胡适开篇就指出“向来研究这部书的人都走错了道路”，“他们不去搜求那些可以考定《红楼梦》的著者、时代、版本等等的材料，却去收罗许多不相干的零碎史事来附会《红楼梦》里的情节”，胡适认为，索隐派的研究“只做了许多《红楼梦》的附会”，并且运用考证方法将索隐派的代表者王梦阮、蔡元培等人的观点进行了有理有据的驳斥。随后，他运用了若干史料，用参考互证、逻辑推理的方法论证出“著者”和“本子”两个问题的答案。并且宣布“这部书是曹雪芹的自叙传”。即认为《红楼梦》是以作者曹雪芹自己早年的经历作为蓝本进行创作的。这个观点即“新红学派”的核心，此后，尽管后继的俞平伯、周汝昌等人在某些问题上和胡适的观点并非完全一致，但“新红学”派的所有衍生的观点和结论都是以胡适的这篇《红楼梦考证》为基础，他们的研究方法也是以胡适的方法为准绳。《红楼梦考证》的意义在于：胡适有意识地用一种系统的理论来指导学术研究的进行，从而开辟了一种学术研究的新范式。他明确提出：“我为什么要考证《红楼梦》？在消极方面，我要教人怀疑王梦阮、徐柳泉一班人的谬说。在积极方面，我要教人一个思想学问的方法。我要教人疑而后信，考而后信，有充分证据而后信。”（7）胡适的这种重考据的研究方法在学理上虽然是乾嘉考据学的继续，但是从指导思想来讲，用他自己的话总结便是“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这种指导思想不能不说来自于胡适留美期间杜威的实验主义对他的影响。
因为实验主义哲学的确与中国传统的学术方法――考据学具有诸多异曲同工的相似之处。
首先，中国传统考据学重视客观事实，特别强调要与史实相符，而实验主义也强调充分证据下的真实情况，一定要用严密的推理来论证材料的真实性才能够得出结论；其次，考据学虽然注重再现真实的史实，但是对于史实本质的探寻并不作探讨，只是一种技术性的追踪，同样，实验主义也是更注重实际发生的经验，而对意义诠释则不作停留。实际上，杜威一直在强调的是“以实验研究为模式的科学探索方法”，重点在于科学方法论，在这里，杜威对以前的西方传统哲学过于关注形而上学而忽视实际经验是一种反拨。同样，考据学发展到最鼎盛时期的乾嘉学派也是在对明末空谈义理的空疏学风的反拨上取得了很多成果。
胡适作为学贯中西的学者，“旧学邃密，新识深沉”（蔡元培语），他自己也对此微有自得：“很少人曾经想到现代的科学法则和我国古代的考据学、考证学，在方法上有相通之处”（8），他是有意识地把中国传统的学术方法和西方现代的哲学理念相结合并推广之。余英时也就此指出，胡适把杜威的实验主义和中国考证学的传统在方法论的层次上融合在一起，是他的思想能够在当时发生重大影响的主要原因之一。并且胡适深信这种“科学方法”又比考证学高出一个层次，因此可以扩大应用于解决一切具体的社会问题。由此也就有了他的一些看待问题的方式方法，如“问题和主义”之争中他坚持的“多谈一些问题，少谈一些主义”，都和他的这种相信“科学”的理念有着极大的关系。而在此之前，中国传统学术与科学理念之间是毫无关系的，进一步说，传统学术所缺乏的工具理性在这里被胡适所提出，之所以胡适的“新红学”能够在当时有巨大的反响，最关键之处就在于胡适所倡导的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而前者的影响意义更大于后者的实践意义。
三、作为一种新范式的意义
可以说，胡适肇始的“新红学”很大程度上反映的不只是红学领域上的学术变革。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风雨飘摇，一度处于被列强瓜分的危险之中，中西文明在此刻也发生了巨大的碰撞。
此时的中国学人面临着一个建设中国现代学术的历史使命，然而，破旧立新并非易事。在当时的环境下，一代学人对传统文化开始了猛烈批判，但是他们很快就发现，这样的批判面临了一个尴尬的境地。
于是，一批精英知识分子很快认识到：学习和探究西方思想文化的脉络及理念，是我们理解并提升自身的途径，而整理和传承传统文化的精髓，更是我们实现并弘扬自身价值的根本。这二者的交汇，才是塑造现代中国学术精神的正确道路。胡适等幼时接受了完整的传统国学教育，后来又留学西方的学者，对此更加感同身受。他们敏锐的意识到，建构与以往完全不同的新学术模式，必定要将两种文化融会贯通，吸收二者的精华部分，加以融合改造，以成为中国现代学术的雏形。胡适的“新红学”恰是此交汇融合的产物。胡适的尝试是立足于传统国学的基本治学方法，从“新红学”来讲，便是以汉代以来即有，到乾嘉年间发展到顶峰的考据学为方法，将其与西方的实验主义思想相对照，找到了二者的共通之处，从中寻找到它的科学依据，用实验主义思想来作为指导，有效整合两者，从而找到一种全新的中西方结合的学术范式。这种学术范式，既秉承了几千年来的国学传统，又融汇了西方的先进理念。虽然也有诸多不足，比如在后期，胡适也不自觉地偏离了最初的方向，甚至也有偏离到了他当初的批判对象索隐派之老路的嫌疑，他的“大胆假设”往往便成了最终的“结论”，还有，传统的考据学方法与实验主义方法在他那里并没有完全达到真正的相通，在整合上还存在相当多的问题。但不管怎样，胡适的这种新范式的建立，的确使红学研究走入了一个崭新的领域，标志着红学研究从此开始了观念和方法上根本的转换。胡适多次在不同场合下说过，他研究《红楼梦》的目的，最重要的是要“教人一个思想学问的方法”，和指导学术研究的一种科学精神。这是现代学术有别于传统学术的一个重要表现。改变了中国传统学术只重道德传统而不重知识论的方向。
从开创现代学术范式的角度来说，胡适的“新红学”也无疑是一种重大的革新。“新红学”在日后的蓬勃发展，给整个红学研究带来的翻天覆地之变化，以及取得的一系列成果也印证了这种范式的成功。而《红楼梦考证》只是考证方法的一个实验范例，胡适“新红学”的范式建立以后，后继的研究者不断发现新的文献资料，也纠正了胡适的一些片面和错误的结论，但是，胡适当初在《红楼梦考证》中划定的研究范围和基本命题依旧是今天红学界的范围和基本命题。可见这一范式的影响深远。可以说，胡适这一代学贯中西的学者，以丰厚的中西文化知识底蕴，开阔的视野，发愤图强的精神，为从清末开始的中国现代学术的构筑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注释：
（1）见周昌盅《西方科学方法论史》,第342~348页,上海人民1986年版。
（2）见刘梦溪：《红楼梦与百年中国》，第2页，中央编译出版社。6月。刘梦溪提出：“传统学术和现代学术的分野，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看出来：一是学者是否把学术本身当作了目的，二是学术研究中是不是有了知识论的因素掺入。”
（3）见张新之：《妙复轩评石头记自记》，《中国古典研究资料汇编・红楼梦卷》，第34页，中华书局，1980年。
（4）见陈维昭：《红学通史》，第6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9月
（5）“新红学”一词最早见于1922年顾赂崭俞平伯的书信。在此处，“新红学”的“新”，主要应该是针对《红楼梦考证》之前的小说评点派和索隐派等“旧”红学研究方法。它其实并不能说比之前就已经存在的王国维等人的范式和观点更为新颖，但是“新红学”的说法已经约定俗成，提到这几个字，一般说来指的就是胡适开创的这种重视考据和实证的红学研究流派，故沿用之。
（6）《红楼梦考证》有初稿和改定稿两种不同的版本，1921年5月在亚东本初排版的卷首登出了初稿，而在1922年亚东本的再版卷首，则附录了胡适于1921年11月写成的改定稿。改定稿和初稿有一定内容上的不同，特别是对曹雪芹身份的认证，初稿中，胡适采取了袁枚在《随园诗话》中的说法，即认为曹雪芹是曹寅的儿子，而改定稿中，胡适根据敦诚的诗句，认定曹雪芹并非曹寅的儿子，而是其孙子。本文凡引用《红楼梦考证》，皆以改定稿为准。
（7）胡适：《介绍我自己的思想》，《胡适红学研究资料》，第262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年10月。
（8）见《胡适红楼梦研究论述全编》，第37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
篇5：浅析古籍与现代学术演进关系分析论文
浅析古籍整理与现代学术演进关系分析论文
20 世纪初期关于整理国故的讨论和实践，在心态上，有着尊古和崇西之偏重；在实际功效上，则成为从传统学术到现代学术转换的重要关捩。
置于近世文献材料大发现的框架下予以考量，整理国故涉及到文献材料的分类与使用问题。所谓“二重证据法”或“多重证据法”，即是将材料分成两类或多类，并且认为不同类型的材料在用于证明的时候存在着统一性或同一性关系。a 如果这种统一性或同一性仅谓材料所指对象同一，那就忽视了其意指层面上的差异。
具体而言，古代典籍、古迹遗存和考古文物，三者均指向过去的实在世界。不过，三者的存在形态和意指层面却有着质的差异。古籍以文字为载体，古迹以建筑和场所为呈现形式，而文物以器具的样式而存在。质言之，古代典籍属于语言类材料，而古迹和文物则属于非语言材料。
相较于实物，语言文字因其指涉关系的概括性和间接性，更适于超越具体情境的限制，具有较强的媒介功能，更便于记载和传递信息。就其组织形态而言，三种材料构造既别，则性质有异，三者所包蕴历史文化信息的程度亦呈现出高下差异：古迹和古物指向过去的生活世界，而古籍则关涉过去的精神世界。就含意性而言，古籍显然高于另外二者，其对于古代思想文化世界的研究价值亦因之而凸显。与含意丰富相伴生的是，如何确认古籍文献的意指关系则对研究者提出挑战。除却研究者主体的读解能力不计，意指关系首先奠基于古籍材料的可靠性之上。
流传的古代典籍无不经历由原始材料到传世文献的整理加工过程。古籍整理的方式和结果约可分为两种类型：第一，述而不作，尊古定制，传承并整理往代文献，如孔子“定经术、删诗书、正礼乐”，摘引、纂述、汇编周秦旧章材料而集合成儒家文献，为儒家学派确立基本典籍；第二，“辨章学术，考镜源流”， 融文献整理、目录编次和学术批评为一体，“厥协六艺异传，整齐百家杂语”，如刘向、刘歆父子叙录群书，董理百家头绪，著录《别录》《七略》，其中不无二人关于古代思想世界秩序图景的理解和描画。类型之分实乃文献整理广狭二义之别。名义上的分别包蕴着其可靠性指向上的不同。前者即狭义文献整理，其可靠性指向整理后的文献与原始文献之间的一致性；后者即广义文献整理，除关注上述一致性之外，还警惕文献与其描述世界的对应性。
以上两种类型可以视为文献整理方面的两种范式。以孔子为代表的范式，旨在思想文化世界的恢复和建设，故以文献编述为整理重心。以刘向、刘歆父子为代表的范式，旨在为纷繁的思想世界理出统序，故不能不在古籍文献的叙录中有所轩轾，透露出学术批评史的气息。从学术发展的角度而言，后者可以看作是前者的自然延伸。虽然其中有着大量的思想信仰成分，但就其可靠性的指向而言，与现代学术的求真品格有其一致性。循此思路，从文献整理的角度考察古籍文献与当代学术研究的关系，不失为把握学术发展演变轨迹的有益尝试。章学诚《和州志艺文书序例》指出：“典籍文章，为学术源流之所自出，治功事绪之所流传”。
作为文化的载体，典籍文章一方面记录了往代的知识学问，另一方面传达出那个时代的价值信念。许多古代文明的消失，与其没有典籍记载或典籍沦亡，有着一定关系典籍不存，文化无以显明。作为抽象的知识形态和观念形态的文化，学术思想若失去典籍文献之类载体，则因无所附丽而终至湮灭。把握古籍整理与学术研究的关系，首先意味着要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审视和甄定古代典籍的价值。作为古代思想文化的载体，古籍蕴涵着古代社会历史思想文化信息，载体自身也有其文本整理和著录评述的流变轨迹。
前者较多关涉学术思想价值，后者直接关系文献学价值，间接包含学术价值。典籍文献的价值既内蕴于古代社会结构本身，也是现代学术眼光照亮的结果，具有发现与赋予的双重性质。e 就典籍文献与学术思想的关系而言，孔子删诗而有儒学之兴，刘向校书而汉学昌明，清人考订精详而实学风行，近代甲骨、敦煌文献面世而开启现代学术新局面。就可靠性关系而言，古籍的文献价值是其学术价值的基础和前提，古籍的学术价值是其文献学价值的提升和现代学术理念的古典投像。在古典学术的思想框架内审视典籍文献易流于循环阐释和意识形态化的套语模式，在文本、解释者和古代思想观念间互为援引，以效果说明前提。这种解说由于搁置对于学说思想的先设前提的反思，虽然有利于增强对其正当性的信念，却无助于其学理性的提升。前科学时代的学术是自成系统的论说和观点，具有内在的自足性，虽然富含洞见与智慧启示，但无法经受外在标准的检验；固守于传统思想框架之内，自然倾向于排斥异质学说，同时面对新问题的挑战也很难做出结构调整并重新获得思想活力。因此，古典学术话语的语义分析和现代阐释，应以增强其应对现代问题的解释力和启示性为鹄的。这是古籍文献价值获得现代生命的重要方式。
现代意义上的古籍整理，入手功夫在典籍文献的甄定，但着眼点却在于其学术价值的焕发。一方面可将古典学术思想纳入现代知识系统和学科框架内予以重新考量，为现代学术提供古典资源；另一方面在对古典学问和思想进行整理、归纳和系统化的过程中确立新学科，丰富现代知识体系和学科门类。典籍文献的意涵和指涉对象经历了一个逐渐丰富和不断扩充的动态变化过程。先秦时期，典籍特指关于典章制度方面的法书图籍，汉晋之际，除经术之外还包括诸子、诗赋及方技方面的私人撰述。
隋唐以降，扩及史书和佛道内典。宋以后笼罩小学类、艺术类及笔记类文献。明清两朝则囊收谱牒、类书和小说、词曲、诗文评类文字。《清史稿· 艺文志》云：“及至晚近，欧风东渐，竞译西书，道艺并重。而敦煌写经，殷墟龟甲，奇书秘宝，考古所资，其有裨于学术者尤多，实集古今未有之盛焉。”引文所谓“晚近”即晚清末年，为近代的开端。近代典籍文献，又圈括西人之书和出土文献。除却湮灭毁弃的图书之外，典籍的范围与数量日积而富，其所蕴含的学术价值也随之滋长，从事学术创造的可能性也在增加。陈寅恪《陈垣敦煌劫余录序》曰：“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
虽然陈氏所论因具体学术研究而发，但其意指实有见于文献扩充与学术演进之大势。结合陈先生的另一篇序文——《王静安先生遗书序》——考量，其所谓“新材料”约为以下三种：出土文献、与我国学术相关涉的异族故书和前人所忽略的旧有材料。相较于旧材料，新材料固然蕴含着新信息，具有潜在的学术价值；但经由新学术眼光打量的旧材料，也可能生发出新学术价值。陈先生的史学著述即是这方面的'显例。
由于陈先生这两篇序文系针对具体学术著述而论，揭示蕴涵其中的具有普遍意义的学术门径与所达致的学术境界，而未言及两位学者对于具体文献材料所做的整理功夫，因此，极易给读者造成“材料中心主义”的印象——似乎只要拥有新材料就能获得突破性成果，而不需对材料下一番整理功夫。此种认识上的偏颇遂导致思想观念上的博物馆式的古籍文物主义态度——要么以占据古籍文献为目的而缺乏理论分析和价值甄别能力，要么挟文献材料以自雄、秘不示人。以论代史类的割裂、颠倒和篡改古籍的做法固不足取，但视之为博物馆中的展览文物的态度亦不为无过。古籍文献固然需要保护和传承，以维持民族、国家对历史文化的认同，但古籍文献的生命和意义，更在于通过对文献材料的整理和研究，从而参与当代文明与文化的构建。古籍、文献和材料三个概念，称名和意涵虽异，但指涉对象则一。从时代和文本形态言，谓之古籍；就文化信息的蕴涵言，谓之文献；从学术研究的目的言，谓之材料。具体行文时，依据意指不同，变换名称或并列称号，不拘一名。
从学术研究的角度而言，对待文献材料的态度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研究主体关于学术的认知、态度和观念。材料观和学术观，表面上相关于研究者的知识文化的水平和条件，但其深层则涉及到主体意向和研究对象意指结构层次的对应关系。文献材料的意指结构约可分为三个层次，文献本文的形式层、文献意指的意义层和文献符指的对象层。主体意向主要关注第一层次者，学术研究多采赏鉴态度；聚焦于第二层次者，多取征信价值观；集中指向第三层次者，多持实证主义学术观。赏鉴态度近于艺术，证信态度近于宗教，实证态度近于自然科学。
不同的学科有其不同的品格与宗旨，近艺术者学以赏玩，近宗教者学以征信，近科学者学以求真。以上所论学术态度和观念，大致可归类命名为艺术化的学术观、宗教化的学术观和自然科学化的学术观。前者说理多富想象、以意合的方式处理材料，中者多采信心理事件与事实事件互为佐证，后者严守逻辑实证主义的论证立场。由学术宗旨与品格的差异，衍生出对文献材料不同的处理规范和使用方法。反过来说，由学术方法之异亦可上窥学者学术态度和观念的不同。具体到学术个案而言，顾颉刚的古史研究，以经验实证的标准裁量关于上古史的文献材料，尝试剔除其中神话、传说等虚构部分，确定史实并澄清其意义，属于典型的以求真为宗旨的自然科学化的学术观。引申言之，以经验实证的方法研究历史，势必重视物理实在和历史事件而忽略心理事实和效果历史，在历史研究中强调由事实到史实的推论，对由虚（心理势能）生实（历史效果）的可能性估计不足。由于古史文献不仅包含事实信息，还包含价值与信念信息。古史系统的考述，研究古代社会事实关系固然是外在的学术目的，通过古史叙事形塑价值、凝聚共识则是学术伦理层次上的潜在的内在目的。清理掉古史文献材料中的心理因素，自然导致对本体论和价值论的排斥，这也是科学经验主义追求实证性知识的逻辑反题。
在《战国秦汉间人的造伪与辨伪》一文中，顾先生曾就古籍文献与历史研究的关系说道：“研究历史，第一步工作是审查史料。有了正确的史料做基础，方可希望有正确的历史著作出现。” 所谓审查史料，于顾先生特指历史文本间的比对和历史话语分析。材料审查既属于古籍文献整理的必要功夫，又是学术研究的基础性工作。经此审查，古籍文献所蕴含的历史文化信息得以分层、分类，学术价值因之而呈现，是历史著述的前提条件。古籍的整理，除包括基本的文献搜罗、编目、校勘和材料的摘抄、排比、分类外，还应包括对文献材料的考订、辩疑、质证和必要的解读和分析。如果能由一般性的审查进入到对文献的解析（上文所谓“分层、分类”就是“解析”的具体化），由解析而发前人所未发（即所谓见独），那就会从古籍整理自然过渡到学术研究。以上所谓由古籍整理到学术研究的自然过渡，落实到具体学术实践上，并非如理论描述——通过概念的转换和句法连接即可完成——那样轻易，而是需要长久的学术实践，经历长时段的学术经验和共识的积淀，方始实现。对此，清人曾朴借小说中人物之口有过较为显豁的说明。我常道本朝的学问，实在超过唐、宋、元、明，只为能把大家的思想，渐渐引到独立的正轨上去。
若细讲起来，该把这二百多年，分做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开创时期，就是顾、阎、惠、戴诸大儒，能提出实证的方法来读书，不论一名一物，都要切实证据，才许你下论断，不能望文生义，就是圣经贤传，非经过他们自己的一番考验，不肯瞎崇拜；第二时期，是整理时期，就是乾嘉时毕、阮、孙、洪、钱、王、段、桂诸家，把经史诸子校正辑补，向来不可解的古籍，都变了文从字顺；第三时期，才是研究时期，把古人已整理的书籍，进了一层，研求到意义上去，所以出了魏默深、龚定庵一班人，发生独立的思想，成了这种惊人的议论。依我看来这不过是思想的萌芽哩！（曾朴《孽海花》第四回“光明开夜馆福晋呈身康了困名场歌郎跪月”）上述清代学术的三个时期，就其学术追求而言，可分别概括为求实在、求知解与求意义。其实，第一个时期的求真实即顾颉刚所谓的“史料审查”，与第二个时期的求知解，皆可归为古籍文献的整理，从而与第三个时期求意义的学术研究，构成对待结构。
纳入古籍整理与学术研究的关系框架中，处于对待结构的两造，就由历史时期的先后关系转换成研究程序的顺承关系。“求”是整理者或研究者面对古籍文献的意向。求实在的对象指向古籍文献言说的内容，求知解的意向指向文献文本的本身，而求意义则意指文献文本的对象和文献文本的意涵对于主体的价值。就学术意向而言，价值的发生过程即主体由文献材料探求知识、思想或观念的过程。由求实在而至求意义，古籍整理之于学术研究的价值渐次显明。关于古籍整理与学术研究的关系，顾颉刚从历时性的研究过程阐述二者的关系；而郭绍虞则在批评史文献的历时叙述中条理出文学批评的逻辑层次。在文学产生并且相当发展以后，于是要整理，整理就是批评。
经过整理以后，类聚区分，一方面可以看出文学和其他学术的不同，一方面也可以看出文学作品本身之‘本同而末异’，于是也就认清了文章的体制和风格。所以《诗赋略》在《艺文志》中占一席地位，也是批评的开端。于次，再要选择，选择也就是批评。选择好的，淘汰坏的，不能不有一些眼光，这眼光就是批评的眼光；__同时也不能不有一些标准，这标准也就是批评的标准？再进一步，于是再要给以一定的评价，就是所谓的品第，而品第就更是批评了？但是这种批评，很容易凭各人主观的爱好，妄加论断，于是变得批评没有准的，也就更需要批评的理论作根据。
于是为批评的批评也就产生了，这样，批评的理论可以指导批评，同时也再可以指导作家。（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 绪论》）郭先生以“批评”概念贯通批评的文献整理和批评的理论研究。就其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历程而言，批评文献的整理与批评理论的研究，交互为用：由文献整理抽绎出批评理论，成就中国文学批评通史专著，奠定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独立学科地位；以文学批评理念指导文献整理，推出《沧浪诗话校释》《宋诗话考》《宋诗话辑佚》等专题著述，主持编选《中国历代文论选》《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专著选辑》和《清诗话续编》等古文论基础资料，以上成果属于古代文论学科基础建设中的重点工程。
郭先生将批评史文献的整理、分类、甄选和品第视为广义的批评。广义的批评隐含写作者关于文学批评的识见和标准，而识见的发生和标准的确立则离不开一定的学术理念作为其逻辑前提。郭先生研治《中国文学批评史》即存“从文学批评史以印证文学史”的学术理念。郭先生关于批评的理论探索可谓狭义的批评，隐含学术理念的客观知识化和组织系统化。广义的批评涉及文献整理，而狭义的批评即理论研究。换句话说，批评的文献整理为隐性的学术研究，批评的理论研究为显性的学术研究。在学术研究的层面，二者之间既有着顺承的历时关系，又存在着蕴含与呈现的结构关系。
由文献整理到理论研究，学术循此路径而层进；由理论介入到文献整理，一方面有助于发现旧籍中的新材料，另一方面新理论和新材料对原有学术结构的冲击，势必导致学术结构的调整和变化，学术因之逆势而突进。对于学术主体而言，即使是从事同一种古籍文献整理和研究的学者，因其对文献材料的兴趣点和意向及其对文献材料与学术研究的关系理解不同，就会表现出不同的学术眼光。这种独特的学术眼光表现于对新材料的发现和处理上。具体到“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而言，罗根泽虽系郭绍虞的学生和学术助手，但其对于文献材料的整理和使用就明显不同于陈钟凡、郭绍虞和朱东润等的研究。
罗先生受梁启超《翻译学与佛典》的启发，敏锐感受到“上起汉魏，下讫宋元的翻译印度佛经”对“清末至现在的翻译东西洋书籍”的历史比较价值，和翻译之于翻译理论与文学之于文学批评的学术类比价值，a在其《中国文学批评史》著作中专设一章“佛经翻译论”，以现代的“直译、意译”等观念解释阐发佛经翻译中的文质失衡和润饰改窜等问题。在章节处理上，既做到以历史朝代为经——“佛经翻译论”之前为六朝文论，其后为隋唐文论；又根据具体情况打破六朝、隋唐和赵宋之间的朝代界限、以佛经翻译理论的问题为线索集中论述。
虽然罗先生关于佛典翻译论的具体阐述不免失于主观，但上述处理充分体现出其见独之眼光。周勋初在为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所作的“序”中说，中国学人处在这一潮流中，一方面参照西方的文学观念，用来考察中国学术，以期在筹划新学科时能有新的开拓和建树；一方面则坚守中国学术本位，力求从中国文学批评的材料中发掘出固有的体系，梳理出一条符合中国文学批评实际的历史发展线索。罗先生既能从西方新兴学术中获取新的观点，又能结合本国文化的实际情况去熔铸新知。他将罗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置于时代学术大潮中予以考量，高度评价其对新理论即西方文学观念的借鉴和坚守中国学术本位的学术态度。罗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写作，从运用新理论于旧籍而言，具有跨学科特点；从参照西方文学观念进行中国文论研究的角度而言，含有跨文化意味。
在中西文化交流背景下，西方学术观念和理论的介入，使得中国传统学术研究也带有跨学科和跨文化的眼光和属性。跨学科与跨文化是比较诗学研究的基本理路和方法，在表面的超越或多维意味之下，隐含着更深层面上的对同一性或相通性的诉求，和藉由他者而自我审视的关照取向。跨学科和跨文化的学术理路，无论对于学术客体还是学术主体而言，都具有映射和投射双重功能，有助于学术理念的自我调适和新研究、新学科的催生。文献材料的学术价值一方面与其承载的内容和整理者功力有关，另一方面更与研究者的学术理念与理论眼光相浮沉。历史上一向被忽略的民间歌谣、乐府曲辞和僧徒偈颂等典籍材料，一经纳入白话文学的学术视野予以考量，便焕发出学术价值，成就了“第一部具有现代学术眼光的中国文学史专著”
胡适《白话文学史》。同理，郑振铎将中国历史上不登大雅之堂的歌谣、民歌、变文、杂剧词、鼓子词、诸宫调、散曲、宝卷、弹词和子弟书等文献资料，置于文学史理论框架之下，予以民间文学的学术观念审视，完成《中国俗文学史》这部学术著作。学术著作如此，新学科门类的建立亦与之休戚相关。王国维先生《宋元戏曲史》不仅是一部伟大的专门学术史开山之作，其戏曲研究还开创了一门新学科。马美信《〈宋元戏曲史疏证〉前言》：“王国维应用现代理论观念阐述中国戏曲的特征，揭示戏曲发展的客观规律，使他的研究大大超越了明清曲论家，开创了现代人文科学的一门新学科。”
西方理论观念的介入，使得《宋元戏曲史》迥异于正统史书之文苑传、艺文志，也大大不同于集部之类书、杂抄、文案或语录，赋予戏曲整理和研究以现代学科属性。傅斯年评价《宋元戏曲史》：“研治中国文学，而不解外国文学，撰述中国文学史，而未读外国文学史，将永无得真之一日。以旧法著中国文学史，为文人列传可也，为类书可也，为杂抄可也，为辛文房‘唐才子传体’可也，或变黄、全二君‘学案体’以为‘文案体’可也，或竟成〈世说新语〉可也；欲为近代科学的文学史，不可也。文学史有其职司，更具特殊之体制；若不能尽此职司，而从此体制，必为无意义之作。今王君此作，固不可谓尽美无缺，然体裁总不差也。”
戏曲研究学科的建立，一方面奠基于文献材料的整理之上，“王国维的戏曲史研究也是从搜集、整理原始资料入手的。他在撰写《宋元戏曲史》之前，从我国浩如瀚海的典籍中发掘了大量重要的戏曲史料，并先后写成《曲录》、《戏曲考原》、《唐宋大曲考》等资料考证性的文章。在《宋元戏曲史》中，王国维把这些材料融会贯通，创立了初具规模的戏曲史的学术建构和体系”。
另一方面，戏曲研究学科的建立有赖于西方理论观念的学术范导作用，“《宋元戏曲史》首次运用西方的悲喜剧理论来研究中国的戏曲，也是我国戏曲批评史上的一大创举。”遵循王国维以西方悲喜剧理论整理和研究中国戏曲的学术路数，王季思曾组织同仁整理选编《中国戏曲选》《中国十大古典喜剧集》和《中国十大古典悲剧集》等中国古典戏曲作品集，并于编著前言中，总结中国古代喜剧作品在题材、人物形象、关目安排等方面的特点，概述中国古典悲剧的历史发展和艺术风貌，刻划中国古代喜剧作品的讽刺性与歌颂性两大类型，以及如夸张手法、奇巧的情节安排、重复对比的手法、情趣盎然的关目、幽默机巧的语言等喜剧手段。
王季思及其同仁关于中国古代戏曲文献资料的整理和学术研究，推动了戏曲研究这门学科的发展。在具体学术领域，从事某一方面古籍文献的整理者，同时也是从事这方面研究的学者。惟其如此，才能实现文献材料与学术眼光的结合，惟有这样的学术才是既有根坻又有意义的研究。
从学术研究的常识而言，某方面古籍文献整理的先行者和重要专家，往往是这方面学术研究的著名学者，围绕这位学者以师友弟子为学缘纽带凝聚一批从事共同研究的人员，从而形成学术团队，集中的研究成果则孵化出新学科的诞生。国内，复旦大学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即是在以郭绍虞为核心包括顾易生、王运熙等学者在内的学术团队共同打造的，其起手功夫就是以学术史理念对历代诗词文话和诗文评著述加以文献整理，从而成就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中心。
苏州大学以钱仲联为担纲的清诗研究中心、中山大学以吴承学为领军的文体学研究中心、暨南大学以饶芃子为先行的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中心，无不从文献整理入手把握学术对象，继而推出学术著述，成立新专业门类，并在学术团队的基础上形成一家学派，在学术成果和学术理念的双重促动下，有效确立新的学术范式。由学术大师到学术团队，由学术著作到学术规范，新学科的确立与古籍材料的辨析和整理有着内在的逻辑蕴含关系。
篇6：研究范式的转变与现代双语词典批评的新思维
研究范式的转变与现代双语词典批评的新思维
本文对传统双语词典批评的研究范式进行了考察与分析,结合自然与人文学科研究中范式对理论研究及实践的深刻影响,探讨了现代双语词典批评研究范式转变的重要性并阐述了基于新研究范式的现代双语词典批评的`一些新思考.
作 者：魏向清 Wei Xiangqing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双语词典研究中心,江苏南京,210093 刊 名：外语与外语教学 PKU CSSCI英文刊名：FOREIGN LANGUAGES AND THEIR TEACHING 年，卷(期)： “”(4) 分类号：H06 关键词：范式转变 词典使用者 现代双语词典批评 新思维篇7：一流学术与人才大师--现代大学的生机和活力所在
一流学术与人才大师--现代大学的生机和活力所在
学术是大学的灵魂,人才是大学的脊梁.建树一流的学术,构建一流的人才队伍是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核心任务.本文就大学科研和学术水平提升以及培养和吸引人才等工作展开论述,并对大学发展中有关人才与学术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探讨.英雄有用武之地,人尽其才的有效用人机制,完善的奖励和人事分配制度,合理的人才结构和必要的人才规模是高校构筑人才高地的重要举措.强化大学中的学术水平中心地位,在重视大学学术水准和科学研究的同时不割裂教学与科研的关系,倡导在教学基础上承担起科学研究,是不断提升大学科研学术水平的必由之路,只有教学与科研较好地结合才能培养优秀的高级人才,才能让一所高校屹立于著名高校之列,并始终处于领先地位.
作 者：邓军 季荣生 DENG Jun JI Rong-sheng 作者单位：中国地质大学,地球科学与资源学院,北京,100083 刊 名：中国地质教育 SCI英文刊名：CHINESE GEOLOGICAL EDUCATION 年，卷(期)：2005 14(1) 分类号：G642.4 关键词：学术水平 教学与科研 人才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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