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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浅析中国传统史学双轨发展格局的形成论文
浅析中国传统史学双轨发展格局的形成论文
中国传统史学的繁荣兴盛，其重要原因是中国具有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这两条互动、互补又互相排抑的发展轨道。而形成组织化、制度化并且连续发展的官方史学，是中国传统史学区别于西方古代史学的显著特点，‘自方和私家作为两种不同性质的史学活动主体，视野、价值观、利益诉求不可能完全一致，而处于不断的矛盾与磨合之中，交织出多彩的史学景观，演绎着丰富的规范与理念。因此，欲深入研究中国史学史，就有必要考察史学双轨发展格局的形成过程和运行机制。
一、中国传统史学产生于官方
一个上古民族，是否能够产生原发性的历史学，实为或然性，而即使产生史学，其形式和途径也非一定。这从世界各地上古文明的对照和中西史学的比较即可看出:第一，文明发达很早的古埃及，仅存丰富史料并未产生本民族原发的史学，原因是古埃及缺乏自觉记史意识与强劲的记事求真理念。史学产生的社会条件，需要发明文字和具有相当程度的历法，需要大事件的激发，更需要一定社会背景下产生强劲的记事求真意识。第二，西方史学的产生，可以从古希腊说起，“希腊人是史学创始人，正如他们也是科学和哲学的创始人那样。欧洲的史学无须向更古的时代追溯了”扭，其标志性成果是希罗多德撰著的《历史))(又称《希腊波斯战争史一书。因此，西方史学实际是从私家撰史诞生的。 然而中国史学乃是从官方产生，这是与古希腊完全不同的途径。在西周武王伐封之后，统治者面对殷商“顽民”的反抗，总结殷商灭亡的原因，同时思考如何建立稳固的统治秩序，形成“殷鉴”。
二、私家史学的勃兴与超越
战国时期，是中国思想文化辉煌发展的兴盛时期，众多学派兴起，百家争鸣是其重要特征;而伴随百家争鸣的进行，私家著述也大量产生，此为先前没有的文化现象。春秋时期，即使儒学创始人孔子，也未曾撰著个人的著述，这主要不是因为其文化程度和能力的限制，乃是整个社会与时代并未形成私人撰著的需要。所谓孙武撰《孙子兵法》，乃是缘于传说的不可靠记述，“孔子作《春秋》”的说法也缺乏实据且疑点重重，皆不足为训。但到了战国时期，情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学派蜂起，相互争论，诸子百家为扩大社会影响、压倒异说，产生了撰辑著述的需要;而为了学派传承的广远，也不能单凭口耳相传，需要付诸文籍。这样，私家著述的涌现成为必然的趋势。诸子的论说各自汇集为书，一些传说、故事和实用知识编纂成型，私家的历史撰述也在这种文化氛围中产生。不少私家著述实际并非一人所作，如《墨子》《庄子》之中，既有本人之文，也汇入后学撰述，《管子》更是多种学派文献的杂编，学士将一些论说和撰述归属于本学派或某学派的创始人，是当时社会文化的常例。
在战国的百家争鸣中，儒家是孔子所创立的学派，既比其他各家渊源较长，又热衷于招生授学而徒众亦多，其内部支派分立，理念参差，学术深浅不一，可谓处于“杂儒”泛泛的状态。但秉承孔子“信而好古”、“好古敏以求之”Cs7 }-}}f}}n;的遗训，儒家比其他学派更重视历史、重视历史文献，则为共同的特点。在私家撰述风生水起的背景下，不能像孟子、荀子等自成一子的许多儒学士人，不仅编辑、整理、解释《诗》《书》《易》《礼》等文献，而且编撰了《左氏春秋》①、《国语》等史籍。《左氏春秋》和《国语》，是战国时期私家撰史的代表作。《左氏春秋》后称《左传》，其书的作者和成书年代，学界聚讼纷纭，莫衷一是。我们认为著名先秦史学家徐中舒的说法比较可信，要点是:《左氏春秋》起先乃贵族盲人左丘明开始讲说。
三、官修《东观汉记》与史学发展新格局
《史记》取得辉煌的史学成就，造成巨大的社会影响，面世之后，立即引起广泛注意，许多学者接续撰写，私家史学的发展远远超越了官方，西汉自司马迁之后，自方史学儿乎看不到任何起色。但是，在《史记》成就被肯定的同时，也泛起批判其思想倾向的声浪，西汉末年，扬雄就曾指责《史记》述史“不与圣人同，是非颇谬于经”，而东汉初续写《史记》的班彪，则批评司马迁“薄五经”、“轻仁义”、“贱守节”等等，“此其大敝伤道，所以遇极刑之咎也”，用语可谓十分尖刻。因此，司马迁所开辟的史家个性发展的路径，在私家学者中就遇到反制，而官方也随之作出相应的史学举措。 班彪之子班固承袭其父的撰史成就和史学思想，并且作出重要的改变，即决定将西汉的历史断代成书，摈弃了接续《史记》的撰述模式。班固认为:司马迁不仅在历史观点上“其是非颇谬于圣人”《马迁传》，而且那种通史的写法也是把汉朝“编于百王之末，厕于秦、项之列”，同样有不敬之嫌，于是“探纂前记，缀辑所闻，以述汉明帝“十岁能通《春秋》”，后又“学通《尚书》”，具有相当的史学造诣。他对《史记》的思想倾向很不满意，后曾公开对文臣宣称:“司马迁著书，成一家之言，扬名后世，至以身陷刑之故，反微文刺讥，贬损当世，非谊士也。”
而阅读了班固《汉书》文稿，则十分赞赏，在对不同的私修史既有厌烦、也有赏识的感受下，受《汉书》体例和宗旨的启示，遂决计由官方纂修当朝的.纪传体国史，将史学拖向依附于朝廷政治的路径。 《东观汉记》的纂修在东汉是间断性地修纂，即积累一段时期后，由皇帝或其他执政者提议，再接续编撰。根据前引班固事略，可知于汉明帝时纂修伊始，就创立且编撰了“载记”，说明当时己经作出体例的全面规划。此后，汉安帝至顺帝、汉桓帝至灵帝两大段时期也取得重要进展。汉安帝时邓太后重视文史典籍，她亲自部署纂修《东观汉记》事宜，先后儿次令文官刘珍、刘驹腻、刘毅、李尤等人撰述名臣、节士、儒林、外戚等传以及史表，整理修订本纪。汉顺帝时，多名文官接续这些纂修工作，撰成“诸王”、“王子”、“功臣”等传、《南单于传》《西羌传》以及《恩泽表》。
四、史学双轨发展格局的重大意义
东汉建立的传统史学双轨发展格局，对此后的社会文化、民族关系都产生很大影响，具有不可忽视的历史意义。
第一，挽救秦朝、西汉官方史学的衰退局面，使之复兴。如前所述，中国古代史学从官方产生，但战国时期私家史学己经发展到超过官方的水平。秦始皇在武力统一全国的进程中，灭裂六国历史载籍，而秦国的历史记载又很不健全，司马迁曾慨叹曰:“秦既得意，烧天下《诗》《书》，诸侯史记尤甚，为其有所刺讥也。《诗》《书》所以复见者，多藏人家，而史记独藏周室，以故灭。惜哉!惜哉!独有《秦记》，又不载口月，其文略不具。”田卷《六国年耕》西汉官方虽然在儒学经典的恢复和促进文学发展上均有不少建树，但史学作为甚寡，西汉朝廷有记事性“注记”(又称“著纪”)，现存资料却见不到朝延对这种记史体制的描述，说明记史制度己经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因为秦火，战国时期东方六国的官方史学状况难于考知，但《竹书纪年》能够表明己比春秋时期有所进展，而秦与西汉的官方史学，反不及战国时期。东汉对《东观汉记》的撰修，抵消了司马迁另一史学途径的影响，扭转了官方史学停滞、衰颓的局面，不仅修成一部影响很大的纪传体史籍，而且带动了记史体制的发展。东汉坚持了“汉之旧典，世有注召纪第十’“脾’召纪》的记史方式，还创造了宫内“起居注”的载籍形式，启示了西晋以后的记史制度的建设。此后，‘自方史学的发展和繁荣，就是在东汉的基础上再度兴起的。东汉不仅是汉朝的“中兴”，同时也是官方史学的“中兴”。
第二，东汉将官方与私家史学的关系，进行了成功的整合，构建了史学发展的新格局，这是中国传统史学得以繁荣发展的重要原因。‘自方的记史制度虽在春秋时期即己扩展到各个诸侯国，但编年记事的载籍乃藏于宫廷，并不传播。至战国时期私修史兴起，虽然官方一些“语”类、“书”类、“谱煤”类文献，可能有所流布，但编年史记依然封闭，连《竹书纪年》之书也如法秘存，直至随葬而少人知晓。可见当时官方史学与私家记载之间，尚未构成充分互动的社会结构，致使史学发展持续性的链条存有脆弱的一面，秦朝与西汉官方史学的衰微，即是这种脆弱而的反映。裔，国号为大夏，鲜卑宇文氏自称炎帝神农氏之后，其政权命名为“周”，诸如此类，儿乎所有少数民族政权均采用历史上己有过的国号，如“燕”、“赵”、“秦”、“汉”、“齐”等。
这种历史文化的认同，成为该时期民族大融合的最先导、最稳定的促进因素，北方民族各政权内皆有明显的“汉化”，而北魏孝文帝的改革乃为最突出的典型。东晋、十六国、北朝这一历史阶段，是汉族和汉族政权相对弱势的时期，但是恰恰这一时期，各少数民族政权纷纷开始了记史、修史的官方史学活动，从而在汉人政权弱势的形势下确立了汉文化的主导地位，推动了以汉族为中心的民族大融合。由此可知，东汉时期官方史学的勃兴，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发挥了多么重大、深远的潜在影响。
篇2：中国现代民族史学的形成与发展
中国现代民族史学的形成与发展
19 世纪下半叶以来，中国人的两大“疆域”受到“侵犯”. 一是“国土”疆域，一是“文化”
疆域。国土受犯，全民共愤，一致对外，不言而喻。而当“文化”疆域受到挑战，引起的回应就复
杂得多。西化派对文化旧“疆域”投以鄙夷，对西方新学术热烈欢迎。或如鲁迅的“拿来主义”，
或如胡适的“全盘西化”，几同“开门揖盗”. 文化民族主义虽则欢迎西学的播入，然而对国学多
一分情结。他们力倡传统再造，文化复兴，与批判主义“楚河汉界”，门径大异。
就象胡适、顾颉刚、傅斯年等人的批判史学属于文化启蒙与批判主义思想派别，中华民族史学
属于文化民族主义的思想阵营。这个史学派别强调考实与求真，不期然被文化民族思想支配。他们
用翔实的史料说话，表达民族性的精神诉求。具体史观自可多彩纷呈，基本的态度却大体一致：对
传统尊崇与弘扬，同时也对旧史学作深刻反思与检讨；对本位文化首肯与实践，形成史学形态的
“三大理论”；对人生问题予以特别的关照，建构独自的“心灵”体系。这一切既为民族史学的基
本特点，也为该史学的重要学术与思想成果。
第一节 深刻的反思与新史论的创设上世纪初，中国史学界出现批评旧史学的飓风。这个史学
批评运动的掌旗人不属于启蒙批判学派，而为民族史学的开创者梁启超等人。奇特的历史现象启迪
人思：中华民族史学本世纪的最初登场，非以“保守”姿态亮相，而以“批评”形象面世。
一、审读旧史与“新史”精神梁启超对旧史的批评梁启超是中华民族史学的最主要的代表之一。
他在上世纪初发表的《新史学》一文，成为至今研究民族史学演化进程的经典之作。梁启超在《新
史学》中对中国旧史学进行系统批判。依梁所论，中国旧史学推其大端，有以下四方面弊端：其一，
“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 “二十四史非史也”，只不过是中国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产生这样
弊端，是因为过去的史家总抱着如此的想法：天下者乃君主一人之天下。故此为史也只是论述某朝
以何而得之，以何而失之。梁启超说明，国家与朝廷不是一回事。要正确认识什么是国家，国家是
君主与国民合而所成之物。单为君主作史而舍民众，是乃非完整之史学，或根本不为“史”. 其二，
“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 中国史学乃君主与“个人”之史。中国历史成为君主的家谱与彰显
“个人”功德的“墓志铭”. 中国历史不否认个人的作用，但也绝不可忽视民众的作用。他将民众
说成是“群”. 中国“国民之群力、群智、群德所以永不发生，而群体终不成立”其文化根源就在
这里。
其三，“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记录陈迹，乃是为今务服务。记陈迹而不求于今务的实际
效用，其记录乃是无用之记录。事实正是，记录与分析过去，如同诊病，中华民族于近代已有沉病
在身。“史”犹如“尸”，解“史”如解“尸”. 解“史”可知中国历代王朝症状，据之又可知近
代社会不振之病因，继而投以药石。进而言之，今天是过去的继续，洞悉今天，即可对历史作更深
刻的探究，舍今而研史，也无法对史作正确的判断，将无新意，无发见，无创获。
其四，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他举例说若人有四肢身体，有手足、脏器与皮毛。中国过
去的史学研究外部事变，如研究人体之皮毛。然而，精神与哲学是中国之史的内在驱动，表现了中
国的理想与追求。中国历史过程，是时间发展的过程，也是中国人精神发展与演化的过程。研究
“历史”而不去研究中国“精神”，则使所记录的人物如蜡人院的蜡象，全无生气。如此，中国人
治史，只对皇帝治术有加，而于民智启发，究有何用？
梁启超对旧史学的批判引人注意，令人感悟：新史学创造无法新旧并举，旧史学是新史学的阻
力与陷阱，对旧史学批判愈是彻底，新史学的前景愈益廓清与开阔。不过也要说明，梁启超毕竟没
有将这项工作坚持到底，也许他认为只要给予一定的火力，封建史学就会寿终正寝，不再还魂。也
许他对史学建设的兴趣远远超过批评与破坏。他似乎不久就放下了这项工作，集中精力转向新史学
的建设工作上去。而这项别具攻坚性的使命不久就旗帜易手，由更勇猛坚决的五四青年去担当了。
然而历史还是证明：自上世纪初开始，中华民族史学，已经出现自觉更新的气象，于自我反思的立
场出发，追随时代进步，自造适应时代的新史学精神。
刘师培“新史”论中的旧史批评意义刘师培是无政府主义，同时又是一个民族主义者。当他从
事史学活动时，更表现出民族史家应有的见地与立场。值得注意的是他提出别具一格的“新史”论，
与梁启超同样对中国旧史学作有力批判。AtWs)[f R(I6W0 9 3bR ?w % ,W'}?[3/ $社会学论文{Y/ c_ l}p ? P%V+ qzM ~=o&C?
刘师培有 《新史篇》，从史学角度说明他的.文化观。他对中国旧时代著史精神与方法表示怀
疑与反对，论中国旧史有以下几大缺陷。 其一“所谓历史者，大约记一家一姓之事耳”. 如果记
“彼族所存之史”，也只是换汤不换药，“并其所谓一家一姓之事者”. 因此在刘师培看来，一部
中国历史在历代史学家手里便成帝王史、英雄史，民众在历史中完全没有地位。
其二、史家以其一己之好恶，对所记人事，文过饰非，隐恶扬善。他反对这样的史观，即“隐
修君亲，亦臣子之大义”. 显然，他主张秉笔直书，将历史的真相表露出来，以供后人借鉴，而更
重要的是保存一部真实的中国历史，这对于中国文化的延续与发展不可缺少。孔子著《春秋》有其
笔削曲笔的著史原则与思想，这样的史学精神是与儒家“君臣父子”的名分观联系在一起的。看一
部24史，其中绝大部分都浸染着浓郁的儒学色彩。刘师培反对著史以“曲笔”与“隐饰”，其本意论文中国现代民族史学的形成与发展来自WWW.66WEN.COM免费论文网
是反对儒家思想中的封建伦理。
其三，揭露封建史家的修史目的在于“掩耳盗铃”，文过饰非，而最终“可以助愚民之用”.
人们说起“国粹”，便想到文化上的守旧与思想上的滞后，显然，就刘师培来说，其早中期思想与
其说保守倒不如说激进。他在《警钟日报》上发表文章署名“无畏”，也可以说明他与旧制度、旧
文化对立的决心。
刘师培又著有《中国历史教科书》（19）。张岂之先生主编《中国近代史学学术史》时评
论：刘师培也批评过去中国史书之叙事“详于君臣而略于人民，详于事迹而略于典制，详于后代而
略于古代。”他著《中国历史教科书》，“其用意与旧史稍殊”，注重“历代政体之异同，种族分
合之始末，制度改革之大纲，社会进化之阶级，学术进退之大势。”他与章太炎一样，认为“今日
治史不专赖中国典籍，西人作史者，详述太古事迹，颇足补中史之遗”. 故他“于征引中国典籍外，
复参考西籍，兼及宗教社会之书。庶人群今后之理可以稍明。”可以说《中国历史教科书》是刘师
培对阐扬史学精神的一次具体实践。
何炳松与《新史学导言》何炳松也是中国现代民族史学的重要代表。19，何在北京大学开
设“历史研究法”课程，所用教材是美国史学家鲁滨孙的《新史学》。192 月何着手翻译《新
史学》，1924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书中有《新史学导言》，原载《史地丛刊》第2 卷第1 期。1922
年6 月。 《导言》介绍《新史学》主要内容与精神，阐发“新史学”基本理论，与梁启超《新史
学》成前后呼应之势。《导言》论旧史学“有偏重政治史的毛病”，未能概括人类活动的全部；专
述“触目惊心之事实”，而成“特别的事实”的连缀，本当删去“无关宏旨的逸闻”，而去反映人
类进步的概貌。《导言》对史学“资治”功能也予怀疑，以为史学功用并非“前车之鉴”一词所能
包揽。人们需要史学，乃因史学为人类复写真实的过去，提供完整的知识。专求“以史鉴今”，很
可能曲解历史，而使知识化为谬误。《导言》所要告诉人们的是，史学作为一门纯客观的学问，保
持其“客观性”与“真理”性是题中首要之义。
《导言》介绍全书第2 篇《史学观念的变迁》概要说：旧史学中宗教情节太重。在西方，即使
宗教改革以后，无论新旧教徒，都将史学视为宗教附庸，直至十六世纪以降，史学始摆脱宗教拘牵，
显示独立性格，还原世俗面貌。
十八世纪中叶以后，史学道路几经转折：《法意》出版，激起宪法史研究的热情；法国革命时
期的史学强调“大同”主义；革命以后忽又激起民族主义的史潮，这个主义在德国获得特别发展，
遂有《历史哲学》出世。
《导言》强调，近代西方历史学走上科学化的道路，“历史抱有科学的野心以后，就生出两个
结果来”，其一，对过去的史料做严密的批评；其二努力做到“秉笔直书”. 但是这两件事还只是
历史科学的初步，并没有实现科学化的完成。历史成为科学需要做到两件事：第一记写普通人的普
通事；第二发现且应用“天然的定律”. 对历史最具影响力的是经济学，因此要对历史尽可能作经
济学的解释，从中找到“历史上最普通的而且永久的实质。”由此，本书对贝克尔《文明史》有很
篇3：中国传统商业道德形成原因探析论文
中国传统商业道德形成原因探析论文
关键词：传统商业道德形成原因
摘要：中国商业历史悠久，传统商业道德的形成较早。儒家传统道德观念的影响是促成中国商业道德形成的重要因素；传统商业道德的形成是古代商业发展的必然要求；古代商人本身的道德自律也是中国传统商业道德形成的不可忽视的方面。
中国商业历史悠久，传统商业道德随之而生，并在商业不断发展的过程中进一步充实完善，形成了一整套公认的传统商业道德，影响和制约着古代商人的经营理念和实践活动，对现代商人的经商活动仍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分析中国传统商业道德形成的原因，对于新时期继承古代商业道德的优秀特质，并在此基础上发展成更加优秀的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商业道德，有很强的理论和现实指导意义。
一、儒家传统道德观念的影响。
中国传统商业道德是中国传统道德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传统道德受儒家思想影响最大。在儒家经典的道德设计中，“义”、“信”、“和”的观念渗透到传统商业道德中，对传统商业道德的构架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中国古代许多学者对人们追求物质利益的合理性作过充分的肯定，如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作过高度的概括“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逐利的`合理性不容置疑，但这种逐利绝对不是一味地追求利益而漠视一切。“义”作为人生的终极目标和价值取向，无论是其创始人孔子还是承其衣钵的孟子、荀子均对之推崇备至，分别作出了“见利思义”（《论语·宪问》）、“义，人之正路也”（《孟子·离娄上》）以及“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后义者辱”（《荀子·荣辱》）的阐述，这种传统的义利观也深深地影响着商人，历史上“义商”的出现即为明证。素有“商人鼻祖”之称的越大夫范兹“富好行其德”，“十九年中，三致千金，再分散与贫交疏昆弟。”（《史记·货殖列传》）此乃先义后利之典范。历史上商人之“义”有时还升华为强烈的民族责任感及爱国主义精神，春秋时期弦高稿师救国；汉代卜式多次捐金抗匈奴；明清晋商、徽商以及近代大批商人，在国家遭外敌人侵、保家卫国中义举不断，将中国传统商业道德推向了至高的境界，为后世商人致力于慈善公益事业树立了良好的榜样。这些行为无不受传统义利观的影响。
传统道德规范之一的“信”是协调和处理传统人际关系的重要原则。孔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一也”（《论语·为政》）；“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孟子说：“是故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孟子·离娄上》）普通人尚且如此，从商业行为中获利的商人更要讲诚信，荀子说：“商贾敦息无诈，则商旅安，货财通，而国求给矣。”（《荀子·王霸》）在传统商业道德中，“诚信”无疑被看作是商家的立足之本，是能否经商成功的关键要素，这与以契约法律为前提的西方商业文化相比是个较为突出的特点。在中国有一大批儒商凭借“诚信经商、童史无欺”的经营理念而久负盛名。有“江南药王”美誉的百年老字号胡庆余堂的“戒欺”匾，朝着里面，告诫属下“凡百贸易均着不得欺字，药业关系性命，尤为万不可欺，余存心济世。不以劣品弋取厚利，惟愿诸君心余之心，采办务真，修制务精，不至欺予以欺世人，是则造福冥冥，谓诸君文善为余谋也可，谓诸君之善自为谋也亦可。”该店由于药品货真价实，质量上乘，所以生意兴隆，名闻遐迩，深得消费者欢迎。
古人非常重视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成为传统文化中人际关系的至高境界。孔子讲的“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孟子讲的“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孙丑下》）以及荀子讲的“得天时、地利、人和，则百事不废”（《荀子·王霸》）都是“和”思想的体现。在这样传统道德环境影响之下产生的商业道德更加视“和”为根本的经商法则，广为流传的生意经如“以和为贵”、“买卖不成仁义在”、“和气生财”等都是对这一思想的传承、发扬和具体体现。对商人来说，“和气”是一种修为，也是经商的一种手段，一定要贯彻在生意的全过程中。商业中的“和”要求商人在与顾客的
商品交易的过程中秉承顾客至上的理念，以其周到热情的服务，货真价实的商品，主动创造出温暖和谐的氛围，使顾客获得宾至如归的亲切感。清代杭州盐商周世道在向其子传授生意经时说：“居家以孝友为本，处世以和平为先。”（《抱经堂文集》卷29）这其中包括了从商要和气为先，因为和气才能生财。
二、古代商业发展的必然要求。
中国早期商业产生于先秦时期，商代移民重商的观点已得到公认，以至于把这一行业用“商代”之“商”来命名。到春秋战国时期“商人”已经成为“士农工商”四个主要社会阶层之一。商业产生之后，为了规范买卖行为，协调买卖双方利益关系，引导商人的经营活动，确保商业健康发展，用来约束商业行为的道德规范由此而生。由于早期“工商食官”的特定现象，商业行为由官方统一管理，据《周礼》记载，周代已经设立了司市、质人、窿人、青师、贾师、司蔬、司稽、青、肆长、泉府、司门、司关等一整套职掌专门管理市场和贸易。
“司市”一职为市官之长，其职责已涉及到市场管理以及对商人行为限制监督的许多方面，掌管听断市场的争讼、指导经营、（掌管有关的）政令、刑罚、度量单位和禁令等。其中，质人“同其度量”，即统一市场上度量标准，青师“平其货贿”，使各肆货物的价格公平，“凡同货贿，以玺节出人之。”官方对市面上流通买卖之商品质量数量严格把关，发给玺节，表明商品允许流通，引导商人的商业行为向健康方向发展。“以贾民禁伪除诈。”禁绝伪劣商品，打击欺诈从商行为；遇有严重情况，以刑罚禁之，“以刑罚禁暴而去盗”是也（均出自《周礼·地官·司市》）。此后，历代无一不设此类官职。“司市”等此类官职代表官方介人商业活动中，担负起组织、监督、管理商业行为之责，维护了正常的商业秩序，有力地促进了商业规范的形成，对商业道德的形成起到了引导作用，为商业道德产生、发展并进一步完善提供了有力的外在保障，一定程度上强化了传统商业道德。
三、古代商人的道德自律。
传统商业道德的形成固然离不开商业的发展以及社会道德大环境的影响，而商业道德的主体一商人的作用不可不提及，商人的道德自律也是传统商业道德形成发展的内在因素。在长期的商业活动中，商人体认到：获得买家的认可，才能维持长线效益，这是立足商界必不可少的条件，而这一点要求卖家秉承优秀商业道德，诚实守信、公平交易，从而得到买家的支持和认可，进而形成商人所期望的商业行为的良性循环。如，明清时期各行业为增强商业竞争力，维护共同的利益，商会、行会自发组织起来，并制定了全面可行的行规、行约。这些规定多为道德层面的约定，对商人群体具有超强的约制力，要求商人谨遵不悖。违规者将受到来自行会乃至社会、家庭的道德舆论的强烈鄙视和谴责，他们在祟尚道德的中囚社会是难以容身的。这些行规是传统商业道德的重要补充，同时也起到了促进传统商业道德完善的作用0
商业人同时又是道德人，这一点在中国休现尤为突出。深受儒家文化熏陶的商人们，在商业经营活动中自觉履行商业道德，提高自身的道德修养。明清时期著名的商帮晋商，为时刻提醒商人诚信公平，防止缺斤少两现象出现，赋予量具秤以道德色彩，秤的准星不用黑色而用金色或白色，代表不赚黑心之钱，光明磊落；十六个准星中一两的位置代表福星，二两的位置代表禄星，三两的位置代表的是寿星，警示商人买卖要公平，如短一两则损福，短二两则伤禄，短三两则折寿。其余十三个准星分别代表北斗七星和南斗六星，预示着商人经商要品行端正。商人诚信经商、讲究商业道德之决心由此可见一斑，同时也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传统商业文化。
当前，已经进人经济全球化时代，但中国传统商业道德仍然折射出耀眼的光辉，我们考察传统商业道德的形成，必将对新时期现代商业道德的建设大有裨益。我们应该继承古人优秀传统商业道德，在此基础上不断充实之，完善之，从而，远离不道德的经商行为，杜绝商业失范事件的发生，形成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相适应的更完美、更健康、更文明的现代商业道德。
篇4：论汉唐间史学的发展论文
论汉唐间史学的发展论文
在以上各个专题的讨论中，我们分别从不同的角度考察了汉唐间史学的发展。在本书即将结束的时候，有必要从总的方面给予论述。
从总体上看，汉唐史学发展史上最重要的事件当然是司马迁《史记》的问世了。这是史学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按我的理解，《史记》既是大一统的政治局面下的产物，同时也是对战国文化的一次历史总结。没有战国以来“人之发现”的历史潮流，没有战国文化传统在西汉的延续，就不会有以人为中心的纪传体《史记》的问世。对此，我在前面的具体讨论中论述已多，这里无须更多的说明。需要给予较多说明的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学。
对魏晋南北朝史学第一次给予全面总结的是《隋书·经籍志》，后来又有刘知几的《史通》。《隋书·经籍志》限于体例，较为简单，不如《史通》细密。《史通》对从古至今，特别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学发展从多个方面做了详细的介绍和评判。但是，刘知几其实并不理解这一时期史学的特殊意义。只是因为魏晋南北朝距离他最近，他掌握的材料最多，所以才使得《史通》的论述自然以魏晋南北朝为主。唐代以后，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对魏晋南北朝史料进行了系统的整理，清代学者更是对这一时期的几乎每一部史书都给予了细致的考订。所有这些前代学者的工作都很有价值，为我们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莫大的帮助。
上个世纪，学者们对魏晋南北朝史学的特点多有关注。周一良先生曾就此专门撰文探讨。他指出，这一阶段史学发展具有以下几个特点：一，史学的独立：“从典籍的分类来看，史学著作摆脱了隶属于《春秋》、作为经部附属品的地位而独立了。这也就意味着，史学从而成为独立的学科。”二，设立专职史官：“继承先秦以来太史记录当代史事的传统而加以改革，设立专职史官，不再兼管天文历法，四百年间没有中断。”三，史书的种类与数目增多：“比起前一时期，史部著作数目骤增，性质复杂多样，门类异彩纷呈。”四，编年纪传并行：“与后代相比有所不同的，是编年体与纪传体两者并重，相辅而行。”五，谱牒之学出现：史学著作中“出现一个分支——谱牒之学。这几百年中，家谱、族谱大为兴盛，数目骤增，种类繁多，谱学成为世代相传的专门之学”。六，宗教史书籍出现：“佛教与道教史书在纪传体史籍中正式占一席地，有关僧人与道士的传记开始出现。由于大量佛经译为汉文，僧人感到有必要编制目录，作为史学分支之一的佛经目录之学，也建立起来。”
对这些特点的总结，反映出周一良先生所注意的已经不局限于个别史学家，也不局限于某一部史学著作，而是要努力从史学与经学、史学与宗教、史学著作的体裁、史官制度等等大的方面考虑。在今天看来，这些特点或许还可以进一步归纳，如专职史官的设立与史学的独立可能就同属一个问题，又如谱牒之学与宗教方面的书籍似乎也可以理解为“史书的种类与数目增多”的又一个例证。
周先生的上述概括具有启发性。不过，若抛开这些具体问题不论，我们将面对着一个更为根本性的问题，即在众多特点的背后，制约着魏晋南北朝史学发展的最重要因素到底有哪些？
应该说，制约魏晋南北朝史学发展的`最重要因素当首推史学的独立。史学独立意义不可低估。如果还像汉代那样，经学维持一统天下的局面，士人注意力全在经学，史学就很难有大的发展。史学的独立确实为史学的发展赢得了一个更大的空间。不过尽管如此，我并不主张把经与史的分离过程理解得过于绝对。前文讨论经史关系时，实际上比较强调的是史学对经学、特别是对古文经学的继承。我之所以特别强调这一点，是因为若把经史关系理解得过于绝对，一方面不符合历史事实，另一方面也势必会使学术的演变失去过渡环节，变得难以理解。而从史学继承经学这个角度出发，则可以解释很多问题。如史学著作在语言、体裁、注释方法诸方面对经学的模拟、史学著作的繁简变化以及史学批评原则的改变等等现象都可以由此得到说明。
制约魏晋南北朝史学发展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私人修史的盛行。关于这个问题，金毓黻先生早有论说。他在《中国史学史》书中专列了《魏晋南北朝以迄唐初私家修史之始末》一章，以“私家修史”来概括魏晋南北朝史学，确实是抓住了问题的要害。这一时期，史学著作之所以种类繁多、数量剧增，关键原因就在于众多私人纷纷自发修史。从这个角度出发，也可以解释很多问题。私人修史为何会如此盛行？金毓黻先生有如下一段解释：
当此之时，私家作史，何以若是之多，其故可得而言。两汉经史，最重家法，至后汉郑玄，而结集古今学之大成。魏晋以后，转尚玄言，经术日微，学士大夫有志撰述者，无可抒其蕴蓄，乃寄情乙部，壹意造史，此原于经学之衰者一也。自班固自造《汉书》，见称于明帝，当代典籍史实，悉集于兰台东观，于是又命刘珍等作《汉纪》，以续班书，迄于汉亡，而未尝或辍。自斯以来，撰史之风，被于一世，魏晋之君，亦多措意于是，王沈《魏书》，本由官撰；陈寿《国志》，就家迻写；晋代闻人，有若张华、庾亮，或宏奖风流，或给以纸笔，是以人竟为史，自况马、班，此原于君相之好尚者二也。古代史官世守之制，至汉已革，又自后汉灵献之世，天下大乱，史官更失其常守，博达之士，愍其废绝，各纪见闻，以备遗亡，后则群才景慕，作者甚众，《隋志》论之详矣，此原于学者之修坠者三也。若乃晋遭“八王之乱”，南则典午偏安，以逮宋、齐、梁、陈，北则诸国割据，以逮魏、齐、周、隋，历年三百，始合于一。割据之世，才俊众于一统，征之于古，往往而然。当时士夫各有纪录，未肯后人，因之各有国史，美富可称，此原于诸国之相竟者四也。综上所论，具此四因，私史日多，又何足怪。[1]
金先生列举了四条原因。其中有的解释是比较勉强的。如以“君相之好尚”论说就失之于空泛。唐初，“君相之好尚”超过往昔，遂有大规模修史活动发生。然而也正是从此开始，私人修史日益衰微。以“割据之世”诸国竟相修史来解释也有难通之处。因为北方割据诸国最多，但所修之史往往并非私撰。私人纷纷撰史更多地是在汉末魏晋以至南朝，通常所谓“八家《后汉书》”、“十八家《晋书》”就是出自这一时期。这与“割据之世”没有什么关系。
我认为，影响私人修史最重要的因素在于专制皇权强大与否。汉末以来，皇权衰落，“天下大乱，史官失其常守。”这是造成汉晋时期私人修史蓬勃发展的最关键原因。反面的例证也可以说明这个问题。从十六国开始，北方地区正是由于皇权的干预，所以才缺乏私人修史的风气，从而使得史学著作在种类、数量上都不能与南方相比。同样，与魏晋相比，南朝专制皇权有了很大加强，所以就出现了大量的奉敕之作，出现了从私撰到官修的发展趋势。隋唐的情况也是如此，因为国家禁止私人修史，所以魏晋以来因大量私人修史而造成的史学繁荣局面终告结束。总之，专制皇权强弱与私人修史多寡这两个方面存在着明显的关联。
关于“私人修史”问题，还有进一步深究的必要。东汉以后，士人群体表现得十分活跃。如果仔细考察，就会发现各种类型的史学著作其实大都是士人以及由此而演化出的士族所作。因此所谓“私人修史”也可称之为“士人修史”、“士族修史”。士人或者说士族修史不完全是为国之兴亡考虑，而是往往有着很强的个人的、家族的目的。他们或是借修史以求个人之不朽，或是借修史以记录家族的辉煌。因此，史学著作所记载的也多是他们自身的历史，不论是人物别传、家传、郡书，或者是家谱都是如此。就连记录“街谈巷议”的小说中的主人公也多是当时著名的士人、士族。这与汉代小说是很不一样的。影响所及，甚至后来被称之为“正史”的王朝史，如何法盛的《晋中兴书》、魏收的《魏书》、李延寿的《南史》、《北史》等等也都有大量对士族家世的介绍。
关于这一时期史书多记士族活动，钱穆先生曾有论述。他认为《隋志》史部“十三类中重要的，一是人物传记，其次便是地理记载”。[2]他解释说：“盖人物与地理有关，二者之受重视，则为当时门第郡望观念之影响。”[3]
钱穆先生注意到了“人物传记”的重要性，这与我的理解相当接近。他所说的“人物”其实就是我所说的士人、士族。不过，我还是更愿意用“士人”、“士族”这样的称谓，而不用钱穆先生所说的“人物”。因为在这之前，司马迁的纪传体《史记》不也是重视“人物”吗？所以泛泛地说重视人物，必然会模糊两个时期史学的不同。实际上，司马迁与魏晋以后史家所重视的“人物”是有很大不同的。春秋战国以来，对“人”之所以重视，是因为国之兴衰在“人”。出发点是“国”，而不是“人”。此外，在战国以来民本思潮的影响下，司马迁非常关注下层社会普通人物的生活与命运。可见，虽然同样是记载“人物”的活动，但《史记》中的“人物”与魏晋以后史学著作中的“人物”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此外，把“人物传记”与“地理记载”联系起来也是很难成立的。钱穆先生所谓“人物传记”就是指我们前面讨论过的包括了高士传、名士传、别传、家传、郡书等等在内的杂传。按本书的理解，杂传与地理书并没有什么关系。地理书是由于当时的人们对异物以及山水风光感兴趣而盛行起来的，而大量人物传记则是受当时人物品评风气影响而出现的。地志盛行于汉魏六朝，而杂传到南朝便已衰微；地志主要出自南方，而杂传却并非如此。二者在时间、空间上的分布都是不吻合的。钱穆并没有具体研究过这两类书，却试图用门第社会这个大的时代背景来简单地、笼统地解释问题。这是他出错的一个根本原因。
真正属于一个时代的特点总是会随着这个时代的结束而消失。南朝以后，政治上，士族逐渐退出舞台；学术上，私人修史日渐衰微，史书数量减少，而魏晋南北朝写成的史书也大多散失了，今天能看到的寥寥无几。那么，这个时代的史学究竟在史学史上留下了什么有价值的东西？
我们先来看钱穆先生的评价。钱穆先生对这一时期史学评价不高。他在批评刘知几时连带批评了魏晋以来的史学。他说：“史书最重要的要能看出当时这许多史事背后的实情和意向，而刘知几《史通》在这方面是缺乏的。他只注意在几部史书的文字上，没有注意到史的内容上。他只论史法，没有真接触到史学。苟无史学，他所论的史法，都是肤浅的、皮毛的。”[4]他又说：“总之，刘知几只注意到史书，没有注意到历史本身，也没有注意到写历史的背后的这个人。”刘知几何以至此？钱先生分析说：“若使在刘知几以前，史学界早有一番极高明的史学的话，刘知几也就不止于此。正因为从班孟坚《汉书》以下，都不能和司马迁《史记》相比。《三国志》、《后汉书》一路下来，经学史学大义慢慢迷失，所以当时人已只懂看重班孟坚的《汉书》，而不能看重到太史公的《史记》。讲材料，班固《汉书》是来得细密了，或许可在《史记》之上。但讲史识、讲学问的大精神，《史记》这一套，班固就没有学到。以后一路跟着班固的路，史学慢慢走向下坡，我们只要读刘知几的《史通》，就可以回过头来，看东汉以后史学的慢慢儿地暗淡了。”他又说：“（东汉到唐初）在外观上，是史学很盛，但是看到他的内里精神方面去，史学实已衰了，远不能同从周公孔子到司马迁那一段相比。”[5]
钱穆先生的意见有相当大的合理性。从今人的角度看，《史通》确实是境界不高。刘知几只是关注史书的体例，缺乏思想深度。他的局限性也正如钱先生所说，是由他以前史学发展状况所决定的。从东汉到唐初，的确是没有任何一个史学家可以和司马迁相比。司马迁的史学具有很强的历史哲学色彩。他不满足于对历史事实的陈述，而是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他为什么能有这样高的追求呢？关键还在于战国以来思想界的认识已经达到了这种境界。而司马迁以后，思想界并没有提供出新的可资利用的东西。在史家历史观念中占据统治地位的还是诸如天人感应、五德终始等旧的思想。魏晋一代虽有新思想发生，但玄学却没有、也不可能帮助人们在历史认识上有进一步的深化。所以，众多史家只能在体裁上做文章。体裁的丰富远远超过了思想的丰富。
尽管如此，我并不同意钱穆先生所说东汉以后的史学只是在走下坡路，“慢慢地暗淡了。”这样看问题未免简单化了。固然就单个史家而言，没有人可以和司马迁相比，但于众多史家的不懈努力中，我们仍然可以感受到史学的进步。
在我看来，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最大的贡献就在于它促进了史学批评的发展。从先秦到两汉，虽然已经有了一些史学批评的萌芽，但毕竟是极初步、极简单的。孔子说：“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6]西汉“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7]汉以后，“文直”、“事核”、“实录”仍然是评价史书的主要原则。西晋人评价陈寿书：“虽文艳不若相如，而质直过之。”[8]东晋王导建议修国史，其言曰：“务以实录为后代之准。”[9]后燕董统受诏修史，慕容垂称其“叙事富赡，足成一家之言，但褒贬过美，有惭董史之直。”[10]北魏高允说：“夫史籍者，帝王之实录，将来之炯戒。”[11]南齐崔祖思批评当时史官说：“今者著作之官，起居而已，述事之徒，褒谀为体。世无董狐，书法必隐，时阙南史，直笔未闻。”[12]刘勰在《文心雕龙·史传》篇末尾将这些原则简洁地概括为：“辞宗丘明，直归南董。”
除了继承前人的上述评价标准外，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批评所涉及的领域有了很大的拓展。如对史书繁简问题的讨论，对条例、史论的重视，对文与史不同评价标准的认识，对编年体、纪传体体裁优劣的思考都是新出现的史学批评内容。尤为值得注意的是，人们对史学著作内部的分类也日益重视。梁代阮孝绪在《七录》“纪传录”中把史学著作分为以下十二类：国史、注历、旧事、职官、仪典、法制、伪史、杂传、鬼神、土地、谱状、簿录。[13]《隋书·经籍志》史部基本上继承了这个分类原则，又将史书分为十三类。分类的思想是十分重要的，它很自然地导致人们对各种史学著作的体裁以及源流作进一步的思考。以后刘知几的《史通》在很多场合正是在分类的原则下展开了对各种史学著作的评论。
总之，这一时期史学批评取得了明显的进步。究其原因，则在于史学著作数量的激增与种类的繁多。由此史家才有了一个比较、鉴别各种史书的可能。翻检《史通》，可以看到刘知几谈任何一个问题，都要举出大量的史书作为例证。如果唐初的史书还是像《汉书·艺文志》所列举的那样，只有为数有限的几种，刘知几是断然写不出《史通》的。由此我们也看到，魏晋南北朝史家所撰写的绝大多数史学著作虽然早有不存，但其价值却通过另外一种方式得到了体现。
从今天的角度看，《史通》固然水平不高，但它的出现却极有意义。它标志着史学批评已经不再是一种对史学著作随意的、零星的评价，而是变成了一种自觉的、系统的学问。史学内部的一个新的领域由此而形成。有趣的是，钱穆对刘知几多有微词，而刘知几在《史通》中对前代史家也是批评多于赞扬。他不理解，正是这众多遭到他批评的史学著作的存在，才使得他成就了自己的事业。
如果用最扼要的方式概括汉唐间史学的发展，我们或许可以这样表述：在这一历史时期开始的时候，我们看到了《史记》；在这一历史时期结束的时候，我们又看到了《史通》。《史记》是对此前战国学术的历史总结，而《史通》则是对此前魏晋南北朝学术的历史总结。在这里我们分明感受到，在史学发展的漫长道路上，那些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进步往往不是突如其来的。
[1]金毓黻：《中国史学史》第四章《魏晋南北朝以迄唐初私家修史之始末》，河北教育出版社版，第104—105页。
[2]钱穆：《综论东汉到隋的史学演进》，《中国史学名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版第112页。
[3]钱穆：《略论魏晋南北朝学术文化与当时门第之关系》，《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东大图书公司1985年版。
[4]钱穆：《刘知几<史通>》，《中国史学名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年版。
[5]钱穆：同上。
[6]《左传》宣公二年。
[7]《汉书》卷六二《司马迁传》赞。
[8]《晋书》卷八二《陈寿传》。
[9]《晋书》卷八二《干宝传》。
[10]《史通·古今正史》。
[11]《魏书》卷四八《高允传》。
[12]《南齐书》卷二八《崔祖思传》。
[13]《广弘明集》卷三阮孝绪《七录序》。
篇5：口述史学及其对史学发展的作用论文
口述史学及其对史学发展的作用论文
【摘 要】口述史学是一门古老而又年轻的学科，它的出现不仅给史学研究提供了鲜活的史料，更对史学的发展有着重大的意义。本文探讨了口述史学对史学发展的作用。
【关键词】史学 发展 口述史学
一、口述史学——一门古老而年轻的学科
说它“古老”是因为较之于其他历史学科，口述历史是历史学最古老的形式，可追溯到远古时期的荷马史诗、希罗多德的《历史》和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国历史上孔子著《春秋》，就运用口头传说追述了唐、尧、虞、舜的历史：司马迁写《史记》，更是大量引用口述史料，从而使笔下的秦始皇、荆轲、陈胜、刘邦、项羽、韩信等等人物显得栩栩如生。口头传说和民间传说不仅是口述史研究的历史渊源，而且也是人种学和社会人类学研究的基本来源之一。说它“年轻”，一方面是因为作为一种严格意义上的史学研究方法（以学科的创建为标志），口述史学在上个世纪的四十年代末才出现。美国口述历史协会的一份报告指出：“口述史是在1948年作为一种记录历史文献的现代技术而确立自己的地位的，当时哥伦比亚大学的历史学家A.内文斯开始录制美国生活中的要人们的回忆。”1948年，美国史学家A·内文斯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建立了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研究室。我们比较熟悉的一些中国近现代历史名人的口述传记，主要就是由这家机构完成的。传统口述史的致命弱点是，或者口头传说在流传过程中，或者历史工作者在记述某种口述史料的过程中，往往容易出现失真的情况，从而有损作为主体的历史的科学性。我们现在所说的口述史学，正是这种由史学工作者与口述者合作的建立在录音、录像技术基础之上的现代口述史。无疑，这个意义上的口述史和口述史学，对于我们国家来说还是比较年轻的。
二、口述史学在国内外发展概况
口述史学的研究，美国走在了前头。1938年，美国历史学家A.尼文斯出版了《通往历史之路》一书，首次发出开展口述史学研究的呼吁。并于1948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建立了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研究室。1960年出版了第一部《口述史料汇编》。六十年代，全美相继建立了90个研究口述史的专门机构。1966年，美国口述历史协会正式宣告成立。从60年代起，现代口述史研究逐渐越出国界，开始由美国传播到世界各地。在加拿大、英国、法国、日本等许多国家，口述历史研究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涌现了一大批口述史学家和专业研究团体。随之而来的是，内容庞杂的口述史杂志和口述史专著大量出版，其势如雨后春笋。著名的有英国的《家庭与劳动》，日本的《闻书——丹波的庶民史》、《日本的放浪艺人》，法国《骄傲的马》等。直至80年代，在亚洲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口述史学才作为一门新兴的“热门”学科正在悄然兴起。目前，口述研究已成为这些国家史学研究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口述史学对中国大陆学界产生深刻影响则是90年代以来的事情。最近几年，一批冠以口述历史的书籍陆续出版，口述历史成了备受人们青睐的热门话题。这种境况带来了口述历史的普及和推广，然而相比较口述历史在出版界的火热，口述史学的研究无论是在口述史实践还是口述史学科建设方面都相对滞后，另外对口述史学基本概念界定不清、操作原则和评价标准尚未明确、学术规范无所适从等现实问题，也阻碍了口述历史的制作和口述史学的健康发展。因此，底在扬州召开的“首届中华口述史高级论坛暨学科建设”会议，11月在成都又召开的“口述历史研讨交流会”等学术会议。相信，在史学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在全社会各方面的大力支持下，口述史学在中国会有无限广阔的发展前景。
三、口述史学对史学发展的作用
1.口述史学为史学研究提供佐证
从广义上说，口述研究的主要目的是印证和重现历史，而非解释历史。历史研究仅仅依靠文字史料和实物资料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有充分的口述史料作为补充，两者必须相互印证，才能够真正地还历史以本来的`面目。从狭义上讲，被调查的当事人往往是重大历史事件的直接参与者，其叙述的历史事实至少具有一定的真实性。口述史学家在访谈和取证时是以观察者的身份出现的，他们不会也不可能别出心裁地提出新的凭证，这样，口述凭证和口述史料搜集工作的流程也具有一定的客观性。
2.口述史对于史学工作者的工作方式，带来重大的变革
以往大部分历史资料，均查之于图书馆、档案馆，所谓“无一字无来历”，实际上是无一字不是来自文献。文献资料之与口述资料，一个死，一个活。文献资料不能再生，口述历史则有源头活水。一个是“读”历史，一个是“听”历史。读者与文献的关系，只能是读与被读的单向关系，文献不会说话，作何理解都是读者的事。口述资料不同，不光受访对象有声音，可以与同一对象反复对话，而且还可以就同一主题与不同对象重复对话，反复验证结论，不断地去伪存真，去芜存菁，其结果，可以使得研究结论越来越接近历史的真实。口述史的开展，为历史研究特别是当代史的研究，开辟了可以自由驰骋的天地。史学工作者可以从与世隔绝的深院，走向鲜活生动的民间。
3.口述史学为史学的发展提供了一种新的理念
口述史不仅是历史研究的一种工作方法，一种成果形式，也是一种新的理念。它突破了以往历史著述偏重于政治和上层、较多地“自上而下”写历史的传统，使普通人的生活、社会的变迁，人民大众对历史的认识更多地走进了史学领域，从而有助于把“自上而下”写历史和“自下而上”写历史结合起来。正如英国著名口述史学家P.汤普森所说，口述史学的最大作用在于，“它给了我们一个机会，把历史恢复成普通人的历史，并使历史与现实密切相联。口述史凭着人们记忆里丰富得惊人的经验，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描述时代根本变革的工具。”。口述史学家毫不隐讳地宣称，证言也可以来自下层的非特权阶级，其所表明的鲜明的社会性给当代史学研究带来了新的活力。
4.口述史学拓展了史学研究的视野
纵观传统的历史文献及档案，能被载入史册的不是统治阶级重要人物的生平事迹，就是社会各界精英的所见所闻。可是在历史研究范畴不断拓展的今天，从事口述史研究的学者们重视的课题非常广泛。包括城市史、社区史、社会生活史、艺术史、妇女史、普通民众史、少数民族史、灾难史等，涉及文化、社会，经济等各个方面。学者关注的是能够为传统史学中没有或者是少有位置的老百姓的声音和发生在他们身上的、同样能反映时代面貌的事件留有位置。因此，来自于平民百姓的访谈资料，对于丰富和深化历史的内涵，是具有深刻意义的。
正如英国口述学家P.汤普森所说，历史学家正在逐渐发现“口述史”的价值，并且不止是一次发现，而且是一次复兴，“它赋予历史学一个不再与书面文献的文化意义相联系的未来。它也将历史学家自己技艺中最古老的技巧交回到他们手中。”可以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口述历史必然会被越来越多的历史学工作者所认可、重视，口述历史之花必然会在中国史学园地里盛开！
参考文献：
[1]王俊义，丁东.口述历史(第4辑) .
[2]梁子民，毕文昌.从报告文学到口述历史.中国青年报，-05-11.
[3]杨雁冰.口述史学百年透视.
[4]林韵妮.口述历史——值得发掘的火史料.
篇6：理学的形成与发展的论文
理学的形成与发展的论文
儒学的复兴，首先得力于统治者的需要、爱好和提倡。赵匡胤虽戎马一生，但在北宋王朝建立之后却远比刘邦聪明，深知可以马上得天下，但无法以马上治之。他不仅自己独喜观书，手不释卷，且严格要求臣下都要积极读书，以知治国之道。于是在北宋王朝的官僚队伍中，自始就形成一种重文轻武的风气。宋太祖 “ 杯酒释兵权 ” ，宰相赵普号称以 “ 半部《论语》治天下 ” ，以及宋初确立以文官知州事的制度等，都是这种风气的必然反映。
在提倡读书的同时，赵匡胤竭力褒扬孔子和儒学，登基伊始，就下令增修国子监学舍，修饰先圣十哲像，画七十二贤及先儒二十一人像，并亲自为孔子、颜渊撰写赞辞，命宰臣分撰余赞，车驾一再临幸焉。所有这些，对宋初儒学的复兴都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统治者对儒学的厚爱激励着儒生们奋发求学，贡献智慧，儒生门的奉献也确乎没有辜负统治者的期待。有鉴于宋初的政治格局与外部环境，儒学的复兴最先体现在《春秋》学这一热点问题上。因为在儒家诸多重要经典中，只有《春秋》学的大一统和尊王攘夷的宗旨无须经过多少改装，就可以用来为宋初的现实服务。因此宋初儒家学者出于最直接的现实感受，很自然地将研究的视点集中在《春秋》上。据《宋史·艺文志》著录，宋人有关《春秋》的著述在二百种以上，而仅仅在宋初学者刘敞之前，所列宋人《春秋》传注就达十七种一百八十四卷。据此可知宋初儒学复兴确以《春秋》经传之华为主。其中如孙复的《春秋尊王发微》，明确宣布他的研究目的在于尊王，在于正君臣之分，明大一统之义，开宗明义地强调隐公 “ 元年眷王正月 ” 的基本主题就是 “ 孔子之作《春秋》也，以天下无王而作也，非为隐公而作也。然则《春秋》之始于隐公者非他，以平王之所终也。 ” 在他看来，《春秋》之所以书 “ 王正月 ” ，原因在于 “ 夫欲治其末者，必先端其本；严其终者，必先正其始。元年书王，所以端本；正月，所以正始也。 ” 这就是他所揭示的《春秋》尊王的微言大义。
作为 “ 宋初三先生 ” 之一，孙复的《春秋》学研究不仅为有宋一代《春秋》学研究开风气，定调子，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他舍弃传注，直探经文本义的研究方法，实际上是儒家经典研究史上的一种范式革命，它的价值似乎不在于儒学的复兴，而在于儒学的更新。对此，欧阳修、朱熹以及四库馆臣等都深明其中的意蕴，不论他们是否赞成孙复的具体学术观念，他们都不能不承认孙复的研究方法对后世儒学进程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在他们看来，孙复于《春秋》的研究结论不必尽信，然而其方法确实对后儒有很大的影响。
如果仅就方法而言，孙复不惑传注的做法渊源有自，这实际上是唐中期以啖助、赵匡、陆淳等为代表的怀疑学派思想传统的必然延续；也就是说，包括孙复在内的宋儒，继承啖、赵、陆的学术传统在合三传为通学的同时，依然怀疑早期传注的权威性，以为儒学的真正复兴，不在于记诵传统传注的训诂，而是要结合现实社会需要，抛开传注，直探经文本义。易言之，儒学复兴的真正出路，不在于对传统传注的因袭，而在于重为注释，讲究与现实相关的微言大义，从而使儒学在内容与形式上都能回到经典的形态。
疑传尊经是宋初儒学的基本特征，他们以回归经典为号召，展开了一场远比中庸疑传学派规模更大的怀疑运动。这一运动由孙复肇其始，中经其门人石介、十建中、张炯等人的发挥，加之范仲淹 i 欧阳修等文坛祭酒的呼应，至庆历年间继续深化，终于演化成由疑传向疑经的根本转变。这一思潮的必然结果，不只是对传统儒学极大的冲击和挑战，而且必然意味着儒家精神的解放，为抛开传注、自由议论的性命义理之学开辟一条通路。
如果说对儒家经传的怀疑思潮是由孙复肇其始的话，那么范仲淹与欧阳修的呼应与支持则是这一运动得以开展的最大助力。严格地说，范仲淹和欧阳修都不是纯粹的学者，作为文坛祭酒和执牛耳的人物，他们在宋初最早倡导儒学复兴，并将儒学的忧世情怀坷宋初现实密切结合起来。这种以天下为已任的精神复苏，既是对早期儒学 “ 士不可以不弘毅 ” 精神的认同与复旧，当然也是对汉唐烦琐经学的批判与扬弃。它的意义除使士大夫崇尚风节， “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 外，便是启导儒家知识分子不能脱离现实，惜首穷经，而要学以致用，积极干预政事，议论国事， “ 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 开口揽时事，论议争煌煌 ” 。这实际上开启了宋儒自由议论的风气。
自由议论是一切学术得以进步的基本条件。末代儒学之所以获得超越汉唐的进步，并影响此后数百年，一个最为重耍的前提就是末代统治者虽然实行高度的中央集权，但同时尊重手无寸铁的知识分子自由议论。宋太祖曾立下誓规： “ 不杀士大夫 ” ，而且 “ 不欲以言罪人 ” 。知识分子面对这种情势，在自由议论的同时，当然极容易自觉或不自觉地遵守必要的游戏规则。试看宋人文集和各种语录，天下事似乎没有他们不敢议论者，但却极少见他们有与统治者直接对立的情绪。于是末代儒者不论是对现实的忧患，还是对传统的批判与怀疑，都极易获得统治者的同情和支持，因为统治者不难觉察他们的忠诚心迹。
以范仲淹为代表的宋初知识分子首开自由议论之风，这种风气对儒学的直接影响便是使以孙复为代表的怀疑精神成为学术界的主流，视为正常而不视为异端。尤其是范仲淹对孙复的竭力举荐，更使宋儒的怀疑精神获得相当的自觉与充分的发展。与范仲淹时代相当的欧阳修，虽也同样不是一个严格的儒家学者，但凭借他那大文学家的睿智与敏感，对儒家经典提出多方面的质疑，从而使宋初的疑传疑经思潮达到高潮，并终于导致儒学发展的转变。他大胆批评被钦定为儒学标准解释的唐代《九经正义》，掇诸人情史实，疑经疑传。他认为，儒家经典经过秦火的摧残早已大量散失，汉唐以来的诸家解说收拾亡逸，发明遗义，正其讹谬，得其粗备，故而有参考价值。但同时又必须看到，自孔子殁，群弟子散亡，而六经多失其旨，再经秦火，六经之旨更隐而不显。因此汉唐以来的诸家解说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毕竟不可尽信。因此他对儒家群经的可信性提出全面质疑，从而使宋初的疑经疑传思潮达到高峰。但由于欧阳修毕竟不是一个纯正的经学家，他的大胆怀疑虽对学界有重要的启发意义，然而其论证过程总显得粗疏。真正将这种怀疑转化为一种正面的研究并进行详尽论证的，还是刘敞等人。刘敞的《七经小传》标志着儒学由汉唐训诂之学向宋明理学的正式转变。
《七经小传》虽然不乏穿凿之辞，但其毕竟首开议论之风，将原先奉为至上而神圣不可侵犯的儒家经典拿出来议论一番，因此其价值不在个别论点的得失，而在学风的转移，在于学术范式的革命和重建，那就是义理之学的兴起并终于取代训诂之学而成为时代思潮的主流。儒家学者一改汉唐诸儒的章句训诂之学，转而探求儒学的身心性命之学，从而促进新儒学体系即理学的开创和奠基。
在宋初诸儒中，最先探讨身心性命义理之学的首推胡瑗。作为 “ 宋初三先生 ” 之一，他似乎比孙复更进一步。如果说孙复对儒家经典权威性的怀疑开启了宋初怀疑思潮的话，那么胡瑗以经义和时务为重点进行教学，则一反隋唐以来重文辞的学风，标志着宋明理学的正式开端。
从儒学史的观点看，以义理解经并不始自胡瑗。在儒学史上大凡有创见的思想家，差不多都能抛开经典的传统解说，结合自身的生命感受，重新阐释传统，以合乎现实需要。孟子、荀子、董仲舒以及王弼、王通等莫不如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包括儒学在内的传统，并不存在唯一的解释模式，条件不同，结论必异。据此再看胡瑗对儒家经典的义理化解释，不论是他的《周易口义》、《春秋口义》、《洪范口义》，还是他的《中庸义》、《安定言行录》等，虽然对先儒的解说有相当的困惑，但就其总体而言，则是适合了宋初的社会现实，在价值体系和运思模式上完成一重大转变。比如在他的《周易》研究中，他的解说既不同于传统的象教派，也不同于传统的义一派，而是在两派之外别出新解，征引史事以证经义，进而阐释他所理解的儒学思想本质。这实际上意味着《易》学研究的范式转换，开启宋儒以性命道德之学解说《周易》之先河。
性命道德之学的探究，是宋明儒学的主题，也是胡瑗学术的一个正要关切点。在这方面，他推崇孟子，反对荀子，在承认圣人也有情有欲的前提下，鼓励人们圣人可学，不必在圣人面前自卑。在胡瑗看来，圣人既非木石，当然有情有欲，问题在于圣人的情欲并不会引出罪恶，故而胡瑗并不是后来道学家那种伪善的绝对禁欲主义者，而是肯定了情与欲的合理性与必然性。为此，胡瑗提出 “ 明体达用 ” 的修身养性之学。他的所谓 “ 体 ” 依然只是儒家伦理中的三纲五常，所谓 “ 用 ” 依然只是实践这些观念。只是由于胡瑗在宋初最先提出体用之说，因而对宋儒尤其是程颐的天理观起到了相当重要的先导作用。程颐在《易传序》中说： “ 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体用一源，显微无间。 ” 将体视为理，将胡瑗的体用思想作为理学的内涵继承下来，因此，胡瑗便自然成为理学的先驱者之一。
在理学的先驱者中，除了胡瑗、孙
复等人外，最值得注意的是石介。他们三人合称 “ 宋初三先生 ” ，均可视为理学的开山人物。就其思想主体而言，石介与胡、孙一样，皆以复兴儒学为己任，故而其学术的出发点皆从批评佛教与道教开始。石介在《辩惑篇》中声称，天地间本没有佛，更没有什么神仙，只有自古以来圣圣相传的 “ 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周孔之道 ” ，才是 “ 万世常行不可易之道也 ” 。他认为，儒家关于君臣父子、礼乐刑政、仁义忠信的道理皆合乎大通，而佛道二教所鼓吹的非君臣、非父子、非夫妇、非兄弟、非宾客、非朋友等奇谈怪论，显然有悸于人道。因此他对三教采取了不妥协的批评态度，宣称 “ 吾学圣人之道，有攻我圣人之道者，吾不可不反对彼也。 ” 唯此点与后来的理学家援佛大儒或以儒补佛明显不同。
石介在思想史上的另一贡献，是继承唐中期以来开始的古文复兴运动的基本精神，竭力反对此宋初年轻浮华丽的文风，主张承继韩愈 “ 文以载道 ” 的思想，以为文章之弊不亚于佛老之害，宣称只有去此三者，乃可以有为。为此，他竭力张扬韩愈的道统说，强调儒家的真精神自孔子之后基本上没有得到发挥， “ 孔子没，道屡塞，辟于孟子，而大明于 ” 韩愈。然而自韩之后又三百年，中无圣者贤人，道统又断。还是乃师孙复出， “ 上学周孔，下拟韩孟 ” ，继承道统。且不说石介的道统编制有否漏洞，但是可以肯定地说，石介的这种编制对宋儒尤其是朱熹反复强调的道统问题实在是启发良多。
总之，宋初三先生的思想贡献不是营构理学的完整体系，而是以其批判性的思考启发后儒，从而对理学的形成具有先导意义，构成理学思想资源的一条重要线索。与此前后，周敦颐、张载等人也在进行类似而又有所不同的思想探索，从而最终完成理学体系的建构。
周敦颐素来被看作是理学的开山祖师。所谓宋明理学的主题即“心性义理”的提出主要还是周敦颐的贡献。
所谓 “ 心性义理 ” 主要是指性命道德问题，它既是宋明儒学的主题，也是整个儒学史上一直争论不休的'问题。最早提出这一问题的是孟子和乃师子思，但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他们并没有就这些问题展开充分的论证。此后的一些儒者如苟子、董仲舒、扬雄、韩愈等，虽不同程度地提出各种说法，但由于主要停留在儒学淑世淑人的教化目的上，因而只能触及人性的善恶层面，而不可能具有本体的意义。只是到了佛教传入中土后，一些佛教徒为了解决佛性问题，才开始借用儒学的心性术语，从而使心性义理问题具有本体的意义。因而从这个意义上说是周敦颐重提心性义理之学且得到宋儒的赞赏与支持，其思想资源主要是来源于佛教的启示，是数百年来儒佛冲突的真正化解。
周敦颐思想贡献的另一个方面是他吸收道教的思想资源而提出简明扼要的宇宙生成模式论，他以《周易》的 “ 太极 ” 范畴为主体，杂揉道教的无极、无欲、主静等概念，从而组合出一个优美和谐的宇宙图式，完成理学世界观的建构。其《太极图说》仅寥寥二百五十余宇，但结构谨严，精密而完整地向人们展示出了一幅系统的宇宙生成图式和人类生成发展的全部过程，且极富有哲学思辩色彩，为其后的理学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故而被后世的理学家奉为经典：文献。
如果就思想资源来说，周敦颐的《太极图说》固然包含先儒的许多意思，但如果没有释老的启示，特别是道教宗师陈抟的思想贡献，其图式便很难成立。即便是最不愿承认周敦颐之学出于老氏的朱熹，也不能不承认周民之太极图主要来源于陈抟的道教系统。综合明清以来学者的研究，《太极图》主要源于道教系统的《太极图》或《太极先天图》，其基本线索一如南宋朱震所说，陈抟以《先天图》传种放，放传穆修，修传李之才，之才传邵雍。种放以《河图》、《洛书》传李溉，溉传许坚，许坚传范谔昌，谔昌传刘放。穆修以《太极图》传周敦颐，敦颐传程颢、程颐。然而问题在于，陈抟的《太极图》毕竟没有周氏《图说》中的儒学气味，否则只有陈抟，何须敦颐？因此不论《太极图》是否真的来源于道教系统 “ ，都似乎无关周敦颐思想贡献的基本评估，因为周氏的贡献不在于图的改造与创新，而是他基于此图而提出的一套全新的解释。这才是周敦颐营构思想体系的基本路数，即“出入释老 ” 而 “ 反诸六经 ’ 的特色。
作为周敦颐思想体系的基本纲领，《太极图说》主要是提供子一套完整的宇宙观、动静观和人生观。在谈到宇宙本原问题时，周敦颐抛弃了道教体系中的成仙得道的炼丹术 ” ，吸收了其中宇宙生成论的一些说法，描绘了一幅世界生成；发展的图景。他把道教的无极视为宇宙的本原，把儒家的太极视为无极饱派生物，由无极而为太极，由太极的阴阳运动而生五行，由五行的运动而生万物，生男女。这样，周敦颐借助于道教的无极概念便比较好地解决了宇宙万物和人类的发生、发展与统一问题，既沟通了天人之间的关系，又抛弃了佛道二家以及其他的唯心主义神学创世说，并有效地容纳了汉代以来的宇宙生成论，从而为宋明理学提供了本体论方面的依据。
在谈到动静问题时，《太极图说》比较好地解决了阳动与阴静的关系问题，也比较好地回答了太极运动的形式与动力问题。在周敦颐看来，所谓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云云，并不是把太极作为一切运动的根本动力，因为太极并不是最后的本原，而是无极而太极。这样，不仅阳动与阴静相互转化，而且相互依存，相互依赖。也就是说，就具体事物而言，运动与静止是相互排斥的，是不能并存的，运动时没有静止，静止时没有运动。但是对于 “ 妙万物 ” 的 “ 神 ” 来说，则是静止中有运动，运动中有静止。这便是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尽的基本规律。在谈到人生观等问题时，周敦颐在《太极图说》中明确提出，圣人主静的主张。他认为，自无极而太极的运动结果，最后产生了“得其秀而最灵 “ 的人，因此人具有判断善恶的知觉能力和思维能力，于是圣人以静作为身心休养的基本途径。与此同时，他明确提出无欲的主张，以为 ” 无欲故静 “ 。显然，周敦颐这种无欲的主张并不来源于早期儒家，而是受到了道家无欲、主静的影响。因为早期儒家包括孟子最多只讲寡欲，而不讲无欲，况且对于现实中的人来说，寡欲是可能的，无欲则是不可能的。然而周敦颐却认为，寡无之别虽力量的界定，但实际上却反映了两种不同的人生境界。在周敦颐看来，只有无欲，才能达到静的境界；只有达到静的境界，才能实现圣人身心休养的基本标准。
那么，周敦颐的圣人境界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境界呢 ? 简言之，就是一种诚的境界。诚的概念最先见于《中庸》和《孟子》，基本上可以断定是思孟学派提出的。只是由于周敦颐对此大加发挥，并以此作为其论学的基础，故而显得诚的概念在周敦颐那里格外重要。周敦颐对诚的理解已不是一个简单的伦理学概念，而是具有一种本体论的意义。
总之，作为理学思想的先驱，周敦颐对早期儒家思想进行了全面的重新解释，而正是在这一解释过程中，他不自觉地吸取了佛道的思想因素，从而有可能在新的基础上重建儒学思想体系。
和周敦颐在理学中的地位相当的还有张载。举凡对理学有所推崇的后世儒者，大都极为推崇张载。他的著作也一直被视为理学的经典著作。尤其是他的《西铭》、《东铭》和《正蒙》，不仅是他的代表作，而且简直可以视为理学的经典作品。《西铭》原名《订顽》，本是张载书于学堂西墙的一篇短文，在很大程度上带有座石铭性质。后程颐以为《订顽》之名另起争端，遂改的；《西铭》。由于此文立意高远，意蕴无穷，因而极受后世理学家的推崇。二程说，《西铭》是儒学史上最重要的经典文献之一，也是最优秀的作品之一。《订顽》之言 ” 极纯无条，秦汉以来学者所未到。意极完备，乃仁之体也。 “ 说， ” 《订顽》立心，便可边天德。 “ 是继孟子之后绝无仅有的重要著作， ” 孟子之后只有《原道》一篇，其间言语固多病，然大要尽近理。若《西铭》则是《原道》之祖宗也。 “ 程氏对《西铭》的推崇，主要是《西铭》中所体现的道德理想的新建构，也正足这种新建构基本解决了宋以前儒者所面临的理论困难。
张载在《西铭》中提出的道德理想简单地说就是 ” 民胞物与 “ 的泛爱论。其主要思想实际上是在以儒学伦理去规范社会行为，所表现出的价值趋向也基本上是传统儒学的那一套。只是他在强调泛爱的同时，也相当明确地与墨子的 ” 兼爱 “ 主张相区别，更加强调了爱的等级次序。他再三强调 ” 民，吾同胞；物，吾与也 “ ，因而对中国知识分子思想性格的形成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中国知识分子素来轻看 ” 小我 “ ，视个体生命微不足道，而是将大我作为小我的终极追求，总是以 ”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作为自己的历史使命。就此而言，张载 ” 民胞物与 “ 的见解实在是哺育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知识分子，使他们成为中华民族进步的脊梁。
与此同时，我们还应注意到程颐在谈到《西铭》
的价值时所提出的另一种见解，即《西铭》中所强调的所谓 ” 理一分殊 “ 。 ” 理一分殊 “ 是宋明理学的一个重要概念，它最初也见于此。其意义是认为宇宙间只有一个最高的 ” 理 “ ，而万物各自的理只是最高的理的具体体现。后来朱熹借用佛教 ” 月印万川 “ 说来解释，强调 ” 本只是一个太极，而万物各有秉受，又自各全县一太极尔。如月在天，只一而已，及散在江湖，则随处可见，不可谓月已分也。 “ 这样，朱熹便将个别与一般绝对对立起来，并以此论证中国传统社会 ” 尊卑贵贱 “ 等级社会的合理性。
《正蒙》一书是张载的另一部重要著作。在这部书中，张载利用《周易》、《诗经》、《论语》、《孟子》的思想资料，着重发挥儒学天道学说，以期建立以气为一元本体的宇宙论。张载认为，宇宙间一切现象都是由于气的变化。这种气就是太虚。从自己方面看，其中间有活动性，称为太和；从本性看，其德为虚明之气。气凝聚的时候，便成物；气分散的时候，便是虚空。其聚其散，都是太虚所变化的客形，而本体就是太虚。万物千变万化，仍复归于本体的人虚。这样一来，张载就在理论上真正解决了前儒曾经提出而并未解决的宇宙本体问题。据此，张载进一步推论为人要 ” 穷理尽性 “ ，要通过不断地反省自己，以改变气质之性，以发现自己的本然之性，以使性与天道合一，以达到内外一致的诚的境界。也就是说，人有各种脾气，有才与不才，这是气质之性；养真气，令其返本而不偏；去情欲，以天之德性为其之德性，此即 ” 尽性 “ 。
张载所提出的 ” 穷理尽性 “ ，以及对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的区别，都是对儒家思想的重大贡献，都是前人所末道。它不仅有效地化解了先前儒者在人性论上的各种矛盾和冲突，而且具有相当重要的实践意义。从这个理论出发，张载进一步提出 ” 德性之知 “ 与 ” 见闻之知 “ 的区别，强调人们的认识仅仅满足于靠感官经验得来的 ” 见闻之知 “ 是远远不够的；要想达到 ” 诚 “ 的境界与 ” 圣 “ 的境界，就必须凭借另一种知识，即德性之知。所谓德性之知，就是不依赖于见闻的天赋的道德观念， ” 德性所知，不萌于见闻 “ ，而是主观生的， ” 圣人尽性，不以见闻惜其心 “,” 大真心，则能体天下之物 “ ，只要通过内心修养便可认识一切事物。显然，张载的这些思想已使儒学超越传统的经学而向心性、义理、道德修养等领域深入，从而使儒学呈现出一副全新的面貌。从这个意义上说，张载是宋明理学的重要奠基者之一。
由于张载的特殊地位，其学说在当时和后世的影响都很大，在当时张载不仅与王安石、司马光等学界名流有着广泛的接触与来往，培养了一大批有名的弟子，形成了关中学派，而且由于他与程是亲戚关系，相互之间的来往比较多，二程对张载也比较尊重，从张载那里吸收了许多东西，如理一分殊、天地之气与气质之气等理论。这些理论经过二程及朱熹等人的扩充与发展，成为理学思想体系中的一些最重要、最基本的概念。
在宋明理学奠基者的名列中，除了周敦颐、张载之外，应该提到的还有邵雍。邵雍的思想贡献主要在于宇宙本原及其演化规律的探讨上。其《皇极经世》一书据 ” 物理之学 “ 敷衍铺陈，创造成 ” 洞彻蕴奥，汪洋浩博 “ 的象数学，尤其是他以元、会、运、世之数推演天地运化终始、治乱兴衰时节等，都对后世儒学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在这部书中，他以《周易》的六十四卦进行推演，以期证明天地万物产生之前就已存在一种先验的图式。这一推论过程相当复杂，但其结论只是说：一是宇宙万物只是由一个总的本体即 ” 太极 “ 演化而来。这一点与周敦颐的思想极其相似，同样对宋明理学的正式形成起到相当重要的作用。后经朱熹等人的扩充与发挥，遂成为理学的一个重要概念。二是强调太极在主万物时遵循 ” 一分为二、二分为四 “ 的加一倍法进行演化的。三是指出太极为心。以小为太极，则宇宙万物生于心；宇宙的法则就是我心的法则。这样心物不分无二，天地之道便备于人。
显然，邵雍以太极作为万物的本原，以小物不分无二作为基本的规律，这就必然涉及人的认识从何而来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邵雍的明确答复是人的认识并不在于如何把握客观外界，而是如何认识自心。邵雍认为，知识只能是心本身所固有的，致知之途只有返求于心，不可外求于物。为此，邵雍提出 ” 以物观物 “ 的认识论，以为宇宙间的万事万物在本质上与人体的构造并无太大差别，天有四时，地有四方，人则有四肢，故而最终天地与人合一。由此看来，邵雍的以物观物并不是指理性对于外部事物的分析综合与抽象，而是指主体运用一定的精神境界去观照事物、看待事物。这样一来，邵雍便和张载一样，将儒学原来的经学传统转换为心性之学，从而为理学的最终形成奠定了基础，理所当然地成为理学的奠基人之一。
经过周敦颐、张载、邵雍等人的共同努力，宋明理学的思想体系便大体形成。而理学作为一种典型的形态正式形成，还要归功于 ” 洛学 “ 的兴起。洛学是宋明理学中的重要学派，由程颢、程颐兄弟二人所开辟。前面说过，二程与张载有着亲戚关系，他们曾经在一定程度上接受张载的思想影响，但从根本上说，二程的思想具有相当的独创性，不仅别具一格，而且自成体系，特别是他们进一步摆脱了道教的影响而回归到儒学正宗，因而其思想便理所当然地成为理学的正统与典型形态。
当然，二程的思想并非绝对一致，在某种意义上说，他们二人之间的分歧也并不算小。先看程颖，程颢为程颐的胞兄，人称明道先生。其学据《宋史》本传说，是以述仁为主，力主 ” 仁者浑然与物同体 “ ，明于庶物，察于人伦；尽性至命，本于孝悌，穷神知化，通于礼乐，是儒学道统的真正传人。乃弟程颐评价道： ” 周公没，圣人之道不行；孟轲死，圣人之学不传。道不行，百世无善治；学不传，千载无真儒。…¨先生生于千四百年之后，得不传之学于遗经，以兴起斯文为己任。 “ 至于程颐，于书无所不读，以《中庸》、《论语》、《孟子》、《大学》为基本途径，而达于 ” 六经 “ 。其为人不苟言笑，一副圣人派头。
性格及行为方式的差异对于二程来说尚是次要问题，从学术史的观点来观察，他们之间的理论区别可能更有意义。虽然他们二人都是理学的创建者；但是他们对于 ” 理 “ 的理解却是同中有异。
程颢认为，理是自然而然的自然趋势， ” 理者，天也 “,” 言天之自然者，谓之天道 “ ；对于 ” 道 “ 与 ” 器 “ ，则认为 ” 器亦道，道亦器 “ ，将道视为无始无终的万物主宰。强调 ” 天人本无二 “ ，人心与万物不可分，人心本无内外，天地万物皆与我浑然一体。只要 ” 诚敬存之 “ ，使心寂然无事， ” 郭然大公 “ ，内外两忘，便可以达到 ” 仁 “ 的境界。因此他强调 ” 只心便是天，尽之便知性，知性便知天 “ ，以为天理内在于心中，穷理尽性， ” 当处便识取，更不可外求 “,” 先圣后圣，若合符节，非传圣人之道，传圣人之心也；非传圣人之心也，传己之心也。己之心，无异圣人之心，广阔无根，万善皆备，欲传圣人之道，扩充此心焉耳。 “ 显然，按照程颢的理解，理心一体，万物皆在我心中，因此人们不须去认识客观世界，而只需认识自心即可。这不仅上承周敦颐等人的思想，而且直接开启了此后的陆王心学。
而程颐则不然。程颐认为，所谓 ” 理 “ ，重在指客观事物之所以然，如火之所以热，水之所以寒，天地之所以高深，鬼神之所以幽显，都是因为天下之物皆可以理照。一物须有一理，但一物之理即是万物之理，而万物之理就是一个天理。显然，这种主张虽说与程颢的主张并不根本冲突，但差别却是极其明显的。在气与道的关系问题上，程颐以为离开了阴阳便无道，所以阴阳是道。阴阳者，气也。气是形而下者，道是形而上者。为此，程颐特别强调形而上与形而下的区别，以为一阴一阳之谓道。道非阴阳也，所以，阴阳者道也。这就在某种程度上肯定了外部世界的客观性，此点显然与程颢的见解有所不同。
二程之间的不同是一种本然事实，但是这种不同并不影响他们在创建理学的过程中的相同点，而且在相当程度上可以说，他们的不同只是细节，同才是根本。即以 ” 天理 “ 而论，尽管程颢说过“吾学虽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的 ” ，然而从实际情况看，他们二人在天理问题上基本一致，都是将天理作为宇宙本体，并把全部学说建立在天理的基础上，从而开创了宋明理学的新体系。
理作为中国
哲学的一个基本范畴，早在先秦时期业已出现，《易·系辞上》有 “ 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 ” ，这儿的理便明显具有事物的规律的含义。再如《孟子》所说 “ 心之所以同然者何也 ? 谓理也，义也。 ” 这里的理便具有准则的含义。而且，在中国古代哲学史上理作为哲学概念基本上是与气的含义相一致，即中国古代哲人一般也是将气视为世界的本原。这样一来，理、气三字便不是相对待而存在，而是有点理气不分。二程的贡献是将理气的性质与功能作了明确区分，并将二者视为一组相对立的基本概念。当然，这一点在程颢的思想体系中表现得尚不明显，但在程颐的思想体系中则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程颐认为，理是精神的实体，是宇宙万物产生的根源， “ 理无形也，故因象以明理。理既见乎辞矣，则可由辞以观象。故曰：得其义，则象数在其中矣，也就是说，理是无形的，天地万物是理派生的，是理的体现，受理的支配，理比万物更实在，更根本，更具有本体的意义。举天地之间万物万事只是一个理，这个理既是客观事物存在的根本准则，也是超越于客观事物之上的最高存在的实体。
至于气，二程认为，气只能是理的派生物，而不是世界的本原。但是，作为有形的物质实体，气来自理，有此理，才有此气；有此气才有此形。因而理气二者虽不可分，但二者实有形而上与形而下之别。
如果二程仅仅将理气作如此的区分，问题或许并没有多么复杂。然而由于他们将本体论的问题引进人性论和修养论，遂使问题变得并不那么简单。其中最著名的命题便是天理与人欲的绝对对立。在二程看来，天理是道德本体，伦理道德是天理的具体体现和主要内容，因而要求 ” 视听言动，非理不为 “ ； ” 礼者，理也，文也。 “ 换言之，这种理就是中国传统社会等级秩序所要求的人伦规范， ” 父子君臣，天下诸定理，无所逃乎天地之间 “ ； ” 为君尽君道，为臣尽臣道，过此则无理。 “ 所以，在二程的心目中， ” 理只是大理，甚分明。 “
至此，一个以仁为核心，由大及天的理学伦理精神体系便基本形成。
本来，强调天理的人伦性质应该说具有人本主义的意义，因为它肯定人的欲望的合理性与合法性，然而由于二程将天理与人欲绝对对立，并以天理遏制人欲，遂使其天理说具有明显的非理性色彩。在这一点上，二程实际上是接着孟子以及张载的意见往下说，其理论的致误之由也主要源于此。那就是将人性一分为二，即所谓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在他们看来，天地之性是性之本，是天理在人身上的体现，因此，可以说性即理；而气质之性是人爱生之后形成的，因而气质之性有善有恶，是气在生成过程中与生俱来的，故而又称性即气。为此他们将天理绝对化，将物欲非道德化，并使二者绝对对立，强调个体道德对社会伦理的绝对认同，从而提出 ” 存天理、灭人欲 “ 的口号，以此化解个体与社会、个体欲望与社会秩序之间的矛盾。
” 存天理，灭人欲 “ 是二程理学的最高境界，也是其伦理修养的最高要求。那么怎样才能达到这种境界和要求呢 ? 这便是二程提出的 ” 居敬集义 “ 与 ” 克己改过 “ 的主张。在他们看来，道教的绝圣弃智与佛教的生禅入定只能达到寂灭浪静的初级目的，只能使人身如枯木，心如死灰之目的，而无法达到存理灭欲的境界。反之，如果用主敬的方法代替佛道主静的方法，便很容易达到对伦理纲常的敬畏心，从而培养高尚的道德情感，并能真心实意地去履行社会公认的道德规范，达到 ” 慎独 “ 的精神境界，以虔诚的心理专一于天理。这样，天理才能存在，人欲才能有效的遏制，儒家的伦理规范才能变为现实。至此二程完成理学思想体系的基本建构，从而成为理学发展史上的重要人物。
二程的门人、门户并不明显，学大程者，亦师小程。然二程思想、性格毕竟有所不同，于是门下弟子各得其性之所近而守之，学术造诣各不相同。其后学最著者，有谢良佐、杨时、游酢、吕大临等所谓 ” 程门四先生 “ 。其最有名者，当数谢、杨二人。二程的学术也王要是经过他们的传播而流传到南方，并最终形成以朱熹学术为主体的新儒学，开启儒学史上的新篇章。
杨时号龟山，在程门弟子中是最为有名的，深得二程赏识。据《龟山先生年谱》记载， ” 时明道之门，皆西北士，最后 ( 杨时）先生与建安游定夫酢，往从学焉，于言无所不说，明道最喜。每言杨君最会得容易，独以大宾敬先生。后辞归，明道送之出门，谓坐客曰：‘吾道南矣。 ’“ 由此可见程颢对杨时学术的推崇。
就场时学术的本身而言，其特征在于基本上不提佛学与道教，而更着力于儒家经典本身的探讨，他多次强调， ” 今人自是不留意六经，故就史求道理，是以学愈博而道愈远。 “ 故而他着力从儒家经典的文典的文本中阐发新文，格外重视《周易》和《中庸》，以为《中庸》合内外之道，精义入神，既能致用，又能安身，为圣学之渊源，为入德之大方。其学南渡之后，传于罗从彦，罗传于李侗，三传而至朱熹。由此可见，杨时在理学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
在程门弟子中，与杨时地位相当的是上蔡谢良佐。明清之际学者黄宗羲在《宋元学案·上蔡学案》中评价说： ” 程门高弟子，窃以上蔡为第一 “ ； ” 上蔡在程门中英果明决，其论仁以“觉”，以‘生意’；论诚以“‘实理”，论敬以‘常惺惺’，论穷理以求是，皆其所得，以发明师说者也。 “ 也恰恰在这一点上，上蔡学术深受后人诟病，朱熹便说：上蔡论仁说觉， ” 分明是禅 “ 。
和谢良佐学术相类似的是游酢。作为程门弟子，游酢为学也有明显的偏禅倾向，以为禅宗所说，当时儒家学者并未深加考察。因此要辨禅儒异同，必须亲自阅读佛教经典。他说： ” 前辈往往不看佛书，故低之如此之甚。 “ 其晚年更从禅师游，几成程门 ” 罪人 “ 。
至于吕大临，初学张载，张载去世后，改从二程学，是有名的蓝田吕氏三兄弟 ( 大临为小弟，其兄为大防、大钧）之一。其为人深淳近道，其为学以防检穷索为宗旨。以为君子之为学，主要在于变化气质，以赤子之心为良心，以为人心所同然，乃吾性之所固有，修养功夫在于存喜怒哀乐未发之中的赤子之心。
比程门四先生稍后一些或三传弟子有胡宏、李侗、张九成等。胡宏乃胡安国之季子，安国虽未及二程之门，但由于其与谢良性、畅时、游醉等人 ” 义兼师友 “ ，乃 ” 私淑洛学大成者 “ ，因而在南宋倡明洛学之功，正如全祖望所说，几与杨时的地位相埒。安国竭力倡导 ” 穷理尽性 “ 之学，又以治《春秋》学见长。所著《春秋传》三十卷深得官方赞赏，宋高宗以为其书 ” 深得圣人之旨 “ ，为元、明两朝科举取士的官方经文定本，对后代具有相当的影响。胡宏在继承家学的同时，又从杨时、侯师良 ( 侯仲良）问学，优游衡山之下二十余年，潜心玩索，不舍昼夜，力行所知，亲切至到。关心国事，力主收复中原。其学以论心性为基本特色，分析颇为精细，以为心由性而分，以性为本体，主张性体心用。性是第一位的，心是第二位的，是由性之助，性之所发而派生出来的。故而强调性不能不动，动则心矣。即心是性的体现，性是被体现者。性是内在的，深藏的，心是性的外在表现。由此可见，胡宏把心与理排除在宇宙本体之外，只有性才被赋予宇宙本体的属性而被置于心与理之上。这样一来，胡宏对心、性、理等理学概念的解释都颇有新又，一方面超过了洛学已有的范围，有所创建；另一方面，这种超越也理所当然地被视为是对洛学的背叛，故而后来张拭、吕祖谦、朱熹等人都一直怀疑胡宏之学尤其是其主要著作《知言》非属程学。不过，也正是由于胡宏思想的独创性，因而使其在南宋时期成为开湖湘学统的重要人物。
李侗是朱熹的老师，学者称延平先生。由于其为南剑州剑浦人，因而又与乃师罗从彦及杨时并称 ” 南剑三先生 “ 。罗从彦原从杨时问学，又直接师事程颐，后人罗浮山静坐，为学以主静为宗，常教人 ” 于静中看喜怒哀乐未发时作何气象，不惟进学有力，亦是养心之要 “ 。年二十四开始从学罗从彦，退而屏居，终生不仕，谢绝世故几四十年，只是因朱熹的扣问而有《延平答问》。李侗之学以主静为主，动辄教人静坐，以体认大本末发之前之气象，以达洒然之境。初学时，默坐澄心，以验喜怒哀乐末发之前之气象，久而用力，便会 ” 理与心一 “ ，知天下之大本真在于此；如此便能达到涵养的纯熟境界，即“浑然气象”，真有所见， ” 虽一毫私欲之发，亦听退矣 “ 。对于程颐的 ” 理一分殊 “ 之说，李侗格外重视，以为是区分儒学和佛教、道教的根本标志。他说： ” 吾儒之学，所以异于异端者，理一而分殊
也。理不患其不一，所难看分殊耳 “ ； ” 若概以理一，而不察其分之殊，此学者所以流于疑似乱真之说而不自知也。 “ 据此可知李侗之学大体能继承程颐的学说而又有些微发展。
至于张九成，虽然也是理学发展过程中从二程到朱陆的关键性人物，但其思想倾向则明显地表现出援佛大儒。他是杨时的门人，是二程的再传弟子，所思经学，多与训解，然其早年多从佛者游，受禅学的影响颇深，向为学者诉病。黄震批评道，盖杨时言禅学，每每明言禅学，尚算是直情径行，然而张九成则 ” 改头换面，借儒谈禅，而不复自认为禅，是为以伪易真，鲜不惑矣。朱熹更斥其书为 “ 洪水猛兽 ” ，以为张九成虽学于杨时，然而最终是 “ 逃儒以归于释 ” ，其所论 “ 皆阳儒而阴释 ” 。然而从另一方面看，张九成在理学的一些基本问题上，尚能保持洛学的传统，其 “ 天理论 ” 、 “ 格物说”以及 ” 慎独说 “ 等等，都能照着二程往下说。其天理论认为，万物皆有理， ” 天下无一物之非理 “,” 天理者，仁义也 “,” 夫父子、君臣、夫妇兄弟、朋友，皆有天理在其间。日用之中，天理每于此而发见。其格物论强调， “ 格物者，穷理之谓也。穷一心之理以通天下之理，穷一事之理以通万事之理 ”,“ 是故于一念之微，一事之间，一物之上，无不原其始而究其终，察其微而驰其著，通其一而行其万，则又收万以归一 ” 。即通过对万事万物之穷究，而后了悟万理出于一理，显然这是程颐所谓 “格物致知 ” 或 “ 格物穷理 ” 的原初本意。至于通其一而行其万，便是先了悟万物出于一理，而后遇万事万物自然通晓。
此后，陆九渊强调的正是这一点，即以为心即理，只要明心，则一切皆明。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张九成对格物穷理的发挥，正是从二程转向陆九渊的一个重要环节。关于张九成的慎独说，主要是受杨时的思想影响，而后又有新的发挥。他强调，君子慎其独， “ 礼在于是则寂然不动之时也，喜怒哀乐末发之时也。《易》所谓‘敬以直内’也。孟子所谓‘尽其心知其性’也。有得于此未可已也。释氏疑近之矣，然于此而不进 ” ；与此同时，他还强调， “ 天命之谓性，喜怒哀乐末发以前者也，所以谓之中。 ” 也就是说，张九成所谓的慎独境界，就是所谓 “ 中 ” ，就是所谓 “ 性 ” ，就是所谓 “ 天命 ” ，就是指喜怒哀乐未发时寂然不动的心理状态。这种状态近似于禅宗所谓 “ 善恶虽殊，本性无二 ” ，然又稍有不同。即释氏 “ 于此而不进 ” ，而张九成则更进一步，不仅将慎独作为一种境界，而且作为一种功夫， “ 有得于此未可已也 ” ，即达到这种境界后，还要有所行动，以完成 “ 修齐治平” 的圣人事业
篇7：浅谈中国传统绘画的特点与发展的论文
浅谈中国传统绘画的特点与发展的论文
中国国画具有悠久的历史，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
中国国画具有悠久的历史，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国画的艺术创作和思想内容，融入了中华民族的传统意识和审美情趣，充分体现了国人对自然、社会及与之联系的政治、道德、文艺等方面的认识。
纵观中国绘画史的发展，我们会发现，创新并不是现在才提出的问题。对于这一点，画家们似乎没有太大的分岐。但关于中国画传统与创新之间的关系怎样把握、如何去创新等问题倒是众说纷纭。什么是中国画的传统?对此，我们请教了易从字画商城李经理，他根据中国画发展的特点，将其概括为以下五点：
一、以形写神、形神兼备，是中国画创作的一个重要原则。中国字画讲究气韵、追求意境。一个画家应具备“画得像”的功夫。但如果作品有形无神，那么即使画得再像也不是中国画所要达到的目的。有形无神的画是存在的，而有神无形的画是不存在的。写形是为了传神、为了畅神。形可在“似与不似之间”。
二、中国画以线、墨为主，讲究笔法，追求“笔精墨妙”的艺术效果，讲究骨法用笔。这些都是对笔墨内涵的要求。“骨法”又作“骨力”，指书写点画中蕴蓄的笔力。它是构成点画与形体的支柱，也是表现神情的依凭。画家以挺劲的笔法将自己的'感情倾注到形象中，使其更具有生命力。在造型过程中，画家的感情就一直和笔力融在一起。笔所到之处，留下的尽为画家感情活动的痕迹。
三、中国画在色彩上以墨为主。中国画虽也讲究随类赋彩，但最重要的是画面整体效果。为了整体的需要，对象的色彩可以做大的变动。在中国画中，墨是中国画必不可少的基本色。墨分为焦墨、浓墨、重墨、淡墨、清墨五种。每一种墨色若运用得巧妙、适当，则会呈现丰富的变化。
传统中国画强调“外师造化，中得心源”，要求“意存笔先，画尽意在”，强调人景融合，达到以形写神、形神兼备、气韵生动的意境。继承是为了更好地发展，创新的前提是继承前人的宝贵经验。当然，对传统绘画的继承并不是不加思考地继承，而是有选择地继承，且要适应时代的发展。因此，李经理得出结论：“当代画家要创新，不能仅从传统的技法和表现形式出发，而是要结合中国的绘画理论，紧跟时代步伐，并融入自己的审美追求。只有这样，才能有所创新。”
篇8：浅析中国传统建筑的传承与发展论文
摘要：
建筑是一种文明的承载形式，建筑风格会随着不同的文化以及历史发生相应的变化。中国传统建筑吸收了中国文化的精髓，形成了追求自然，崇尚意境美的传统建筑风格。现代建筑的理念在于简约、方便、工业化生产，因此导致了现代建筑风格总是一沉不变，失去了对传统建筑的传承与发展。近些年来，国内建筑业中越来越多开始再建筑设计中融入民族性建筑的风格，使建筑具有时代性和民族性，推动了我国建筑业的发展。
关键词：
篇9：浅析中国传统建筑的传承与发展论文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建筑行业得到快速发展。而受西方文化和建筑风格影响，目前公共建筑和居住建筑基本上以现代建筑和外来建筑风格为主，传统建筑所占份额已经越来少。中国传统建筑由于受到东方传统文化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一定的本土化色彩以及文化特色，它将人作为主体，以大自然作为模板，通过诗意的语言及艺术的音符弹奏出一个个艺术作品。作为业内人士，我们应该担负起这份使命，传承和发展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精髓，从而促进我国建筑业的科学持续发展。
1、中国建筑发展史介绍
中国古代建筑是世界建筑体系中历史最为悠久的，风格最为浑然天成的建筑类型，它的风格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完全消失，在几千年的演变过程中最终还是保留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并对其他国家的建筑风格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从原始社会开始，我国已经开始有各类不同的建筑形式，直到汉代时期，木结构建筑技术已经基本趋于完善，并形成了自己的体系，主导着中国之后两千多年的木结构建筑体系。在此过程中，人们逐渐掌握了夯土技术，学会了如何烧制砖瓦以及如何建筑石建筑。直到魏晋南北朝时代，瓦砖的产量、质量以及木架技术都逐渐完善起来，此时大量佛教建筑开始建成，例如云冈、龙门石窟等建筑都是在此时建成的。中国的古代建筑在隋唐宋时期达到巅峰期，越来越多的建筑开始使用砖，此外，琉璃制作工艺的使用频率也逐渐提升，这种建筑工艺较为完善，且規模较大，使建筑师成为了一种专门的职业。到了元、明、清三朝，建筑技术已经发展到了极致程度，建立了标准的建筑体系，个体建筑形制凝固，整体设计水平十分发达。随着对砖瓦的需求量逐渐上升，砖瓦的生产量也在迅速增加，当时琉璃瓦iad生产量超过了以往的.任何一个朝代。从1840年以后，大量外国建筑、技术涌入，传统建筑体系的根基开始动摇并开始解体。随着全球化趋势的加深，中国传统建筑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如何更好地传承我国传统建筑文化，并在此基础上取得进一步发展，成为了我们面临的重要课题。
2、中国传统建筑的特点
2.1 思想特点
中国具有悠久的发展历史，因此各种文化在此过程中诞生，其中古建筑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十分关键的一部分。中国古代建筑是我国现代建筑过程中借鉴部分，同时也度世界各国的建筑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可谓是全球范围内饱受关注的文化遗产。中国的传统建筑，欧洲建筑、伊斯兰建筑三者被统称为全球三大建筑体系。中国传统建筑之所以成为一个体系，是由它独特的风格、结构和艺术形式决定的。中国传统建筑文化受我国传统思想影响较大，既合了儒家、道家等思想，注重“天人合一”的境界，重视中和、含蓄的设计理念。体现在建筑的平面作对称均齐布置，布局上有一条中轴主线，例如北京故宫。同时，又注重顺应自然和环境，关注人文，根据不同地域的地形地貌和风土文化进行设计建筑。这些建筑设计文化理念，对我国现代建筑理念也有深远影响，与现代建筑提出的“以人为本”、打造绿色建筑、生态建筑的理念也不谋而合。
2.2 设计特点
精巧而不乏科学的框架式结构可以确保所建造的房屋在各种天气以及环境下能够满足人们各方面需求。此外，由于房屋墙壁不能负载重量，因此在对门窗进行设置时具有较大的灵活性。庭院式的组群布局。从古代文献记载来看，中国古代建筑的平面结构遵循了一定的简明规则，即所有住宅、宫殿、官衙、寺庙都是由数个单体建筑以及围墙、走廊所组合而成的。丰富多彩的艺术形象。建筑既是一种技术工程，同时也是一门优美的艺术。中国古代建筑历经了几千年的风霜，借鉴了许多中国其它领域的传统艺术，尤其是绘画、雕刻等艺术形式，为中国古代建筑增添了更加生动、丰富的艺术性。
3、对中国传统建筑传承和发展的思考
一是做好对传统建筑的保护工作。要实现传统建筑与现代艺术之间的转换，前提条件是存留传统建筑环境。传统建筑环境以及工艺的消失使现代建筑失去根基，因此相关部门必须出台相应的政策与规定用来保护我国古代建筑不被破坏，最大程度保留古代建筑的原始面貌。同时，现代建筑文化也并不是在传统建筑基础上进行简单的修饰，而是需要建立自己的艺术风格与理念。
二是把传统建筑技术与现代科技结合在一起进行拓展。将传统建筑中就地取材的特色作为借鉴，最大程度使用运输便捷以及环保的材料进行建筑。建筑设计也应尽可能依托当地地理条件及气候环境来实现更多的实用功能，避免资源浪费现象发生，实现节能环保的目的。同时，继承了我国传统建筑千年的积累，也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建筑模式，因为建筑手段与建筑技术、建筑材料与建筑环境之间具有密切的关系，继承能够在去粗取精的条件下实现，在原有技术的基础上进行不断改进，确保建筑风格及功能能够满足现代人的要求。
三是抓好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的普及工作。要想有效继承并发扬中国的传统建筑文化，应依托教育方式来实现，利用我国高等教育平台向大学生普及中国传统建筑知识以及文化，通过开设中国传统建筑课程来传播这方面的知识。此外还应强化对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的宣传力度，使中国传统建筑在国内的影响力得到扩张，中国传统建筑的研究到目前为止并未取得理想的成绩，根源问题就是缺少深入的研究和宣传，这使得欧洲风格建筑风行一时，具有中华民族风格的建筑却逐渐失去吸引力。
4、结语
中传统建筑文化博大精深，融合了中国传统文化和人文情怀。随着我国大国身份在国际上的彰显，建筑业的发展也要改变过去一位照搬西方的做法，要深入研究中国传统建筑，将其与现代建筑相融合，相得益彰，只有这样，中国传统建筑文化才会发扬光大，我国建筑业也会更加换发生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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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王伟.传统建筑文化的传承与发展[J].大众文艺，2013（09）.
[3] 陈进，王建勇.中国传统建筑文化对绿色建筑的影响探讨[J].绿色科技，（08）.
篇10：自主可控大数据安全驱动国产安全格局形成论文
自主可控大数据安全驱动国产安全格局形成论文
20xx年，云特别是公有云必然落地，这成为IT安全厂商实力的最大考验。当国内市场开始接受“IT消费化”的理念之后，行业用户对云服务需求激增，用户安全地使用云服务的习惯开始形成，这将使得云安全作为云服务的特殊业务成为市场新的亮点。真正有行业积累及深厚安全技术研发经验的IT企业将成为国内安全市场的最大受益者。
中国安全市场朝着云、大数据、移动安全等方向发展，将是安全市场的生发之年，同时是分水岭之年。
一批国产安全厂商介入进来，与国外安全厂商站在PK线上，同时国产自主可控的发展趋势不可逆转，一系列利好因素使国产IT厂商强势出击行业市场。
当国内外安全厂商经历了前段时间的资本重组阶段后，掀开铅华的外衣。比拼“产品”核心技术本质和运营能力，将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成为安全厂商的取胜关键。
在国家、政府部门主导及行业需求推动下，围绕安全自主可控、安全云、大信息安全及行业安全云等焦点领域，中国安全市场将朝着细分化方向发展。
第一军团的安全厂商在完成品牌、产品及市场布局之后，将在区域及行业细分市场领域展开业务创新与落地实践的双重竞赛。
可预测，在诸如能源、电力、医疗等等核心行业，安全需求将全面开花。
虽然技术的完全自主可控还未真正落地成型，但“国产化”成为市场驱动力。采用自主可控的国产安全产品，成为核心行业用户20乃至未来的投资重心。
开始，东软集团大力发展网络安全业务，提出了新的目标，将“专注于产品”作为策略根本，围绕东软起家的核心产品网关设备、安全运维管理产品、安全应急服务及安全集成几大业务版块，对安全线进行了重新的资源供给和梳理。
东软安全这支老牌军再附兴盛，凭借自家软件研发的强大优势，依托于东软集团服务行业用户20多年的深厚技术积淀与深刻行业洞察，在强大市场品牌的影响力下，于发力网络安全市场。
对于云安全服务业务而言，提供商的经验及运维服务能力的重要性排在第一位。所以随着公有云的进一步落地实践，云安全厂商的重要策略之一将聚焦于储备服务经验及提升能力。
自开始，东软就关注云安全服务，作为美国AWS唯一一家国产云安全合作伙伴，东软已比国内其他品牌先行一步，并积累了丰富的运营、服务经验。20基于阿里云平台东软安全产生了第一单生意。这第一单生意的'重要意义在于，它使东软开始熟悉了云服务付费、结算、服务标准等的一系列运营流程。
与此同时，大数据安全市场将成规模。东软安全已开始积极面向集团内各业务部门展开切入行业应用安全的解决方案及产品服务的技术服务。
及未来，东软安全将在中国国家人口库大数据、国家法人企业信息大数据、医疗社保等大数据项目中提供安全服务工作。
对于安全厂商而言，技术人才是其立足之本。2016年，东软的“双创”策略将贯穿业务内的安全技术研发和专利申报。
东软通过设立专项资金支持研发和鼓励年轻人在内部做技术创新，或者将这些创新技术嵌入东软目前的安全产品，或者独立打造出新品，着力为细分市场提供服务。
与此同时，东软人才培养计划还深入到各东软信息学院，引导学生进入市场前端，以技术竞赛或者参与项目实践的方式推动人才经验积累。这样既为公司安全人才作储备同时也吸纳他们前瞻的创新理念。
2015年东软安全大力发展渠道，已经在全国拉开了战局，开始由传统直销扩展转向渠道销售模式，并在全国范围内完成了大规模的伙伴招募、渠道技术培训工作。
2016年东软生发之路的重要工作之一，就是对渠道市场“精耕细作”并使之成为常态。
东软安全将赋予钻石、白金等级别的核心伙伴更大职能，并与之谋求多元合作模式，并在区域平台投入更多人力资源，以期与区域市场快速发展相匹配。
篇11：复数的萌芽形成与发展论文
复数的萌芽形成与发展论文
我们知道，在实数范围内，解方程是无能为力的，只有把实数集扩充到复数集才能解决。对于复数a＋bi（a、b都是实数）来说，当b=0时，就是实数；当b≠0时叫虚数，当a=0，b≠0时，叫做纯虚数。可是，历史上引进虚数，把实数集扩充到复数集可不是件容易的事，那么，历史上是如何引进虚数的呢？
16世纪意大利米兰学者卡当（1501—1576）在1545年发表的《重要的艺术》一书中，公布了三次方程的一般解法，被后人称之为“卡当公式”。他是第一个把负数的平方根写到公式中的数学家，并且在讨论是否可能把10分成两部分，使它们的乘积等于40时，他把答案写成=40，尽管他认为和这两个表示式是没有意义的、想象的、虚无飘渺的，但他还是把10分成了两部分，并使它们的乘积等于40。给出“虚数”这一名称的是法国数学家笛卡尔（1596—1650），他在《几何学》（1637年发表）中使“虚的数’‘与“实的数”相对应，从此，虚数才流传开来。
数系中发现一颗新星──虚数，于是引起了数学界的一片困惑，很多大数学家都不承认虚数。德国数学家菜不尼茨（1664—1716）在17说：“虚数是神灵遁迹的精微而奇异的隐避所，它大概是存在和虚妄两界中的两栖物”。瑞士数学大师欧拉（1707—1783）说；“一切形如，习的数学武子都是不可能有的，想象的数，因为它们所表示的是负数的平方根。对于这类数，我们只能断言，它们既不是什么都不是，也不比什么都不是多些什么，更不比什么都不是少些什么，它们纯属虚幻。”然而，真理性的东西一定可以经得住时间和空间的考验，最终占有自己的一席之地。法国数学家达兰贝尔（1717—1783）在1747年指出，如果按照多项式的四则运算规则对虚数进行运算，那么它的结果总是的形式（a、b都是实数）（说明：现行教科书中没有使用记号＝－i，而使用=一1）。法国数学家棣莫佛（1667—1754）在1730年发现公式了，这就是著名的探莫佛定理。欧拉在1748年发现了有名的关系式，并且是他在《微分公式》（1777年）一文中第一次用i来表示一1的平方根，首创了用符号i作为虚数的单位。“虚数”实际上不是想象出来的，而它是确实存在的。挪威的测量学家成塞尔（1745—1818）在1779年试图给于这种虚数以直观的几何解释，并首先发表其作法，然而没有得到学术界的重视。
德国数学家高斯（1777—1855）在18公布了虚数的图象表示法，即所有实数能用一条数轴表示，同样，虚数也能用一个平面上的点来表示。在直角坐标系中，横轴上取对应实数a的点A，纵轴上取对应实数b的点B，并过这两点引平行于坐标轴的直线，它们的交点C就表示复数a＋bi。象这样，由各点都对应复数的平面叫做“复平面”，后来又称“高斯平面”。高斯在1831年，用实数组（a，b）代表复数a＋bi，并建立了复数的某些运算，使得复数的某些运算也象实数一样地“代数化”。他又在1832年第一次提出了“复数”这个名词，还将表示平面上同一点的两种不同方法──直角坐标法和极坐标法加以综合。统一于表示同一复数的代数式和三角式两种形式中，并把数轴上的点与实数—一对应，扩展为平面上的点与复数—一对应。高斯不仅把复数看作平面上的点，而且还看作是一种向量，并利用复数与向量之间—一对应的关系，阐述了复数的几何加法与乘法。至此，复数理论才比
较完整和系统地建立起来了。
经过许多数学家长期不懈的努力，深刻探讨并发展了复数理论，才使得在数学领域游荡了2的幽灵──虚数揭去了神秘的面纱，显现出它的本来面目，原来虚数不虚呵。虚数成为了数系大家庭中一员，从而实数集才扩充到了复数集。
随着科学和技术的进步，复数理论已越来越显出它的重要性，它不但对于数学本身的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而且为证明机翼上升力的基本定理起到了重要作用，并在解决堤坝渗水的问题中显示了它的威力，也为建立巨大水电站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多考资料；
《趣味数学史话》张开新
选自《中学生数学》4月上
鸽笼原理
一、一个匈牙利数学家小时的故事
路易·波萨（Louis Pósa）是匈牙利的年青数学家，1988年时约40岁。他在14岁时就已能够发表有相当深度的数学论文。大学还没有读完，就已获得科学博士的头衔。
他的妈妈是一个数学家。小时他受母亲的影响，很爱思考问题。母亲看他对数学有兴趣，也鼓励他在这方面发展。她给他一些数学游戏，或数学玩具启发他独立思考问题。在母亲的循循善诱之下，他在读小学时已经自己拿高中的数学书来看了。真正训练他成为一个数学家的是匈牙利鼎鼎有名的大数学家。
厄杜斯在数论、图论等数学分支有很深入的研究，他把一生献给数学，从来没有想到结婚，只和自己的母亲为伴，他经常离开自己的祖国到外国去作研究和演讲。在东欧国家里像厄杜斯能这样随意离开自己的国家进出西方世界的数学家并不太多。他到处以数学会友，他在数学方面的多产，以及在解决问题上有巧妙的方法，使他在世界数学界上享有甚高的声誉。对于他的祖国来讲，他重要的贡献不单是在数学的研究，而是他一回到自己的国家就专心致志地培养年青一代的数学家，告诉他们外国目前数学家注意的问题，扩大他们的视野。
我这里要讲他怎么样发现路易·波萨的才能的故事。
有一次他从国外回来后，听到朋友讲起有一个很聪明的小东西，在小学能解决许多困难的数学问题，于是就登门拜访这小鬼的家庭。
波萨的家人很高兴请厄杜斯教授共进晚餐。在喝汤的时候，厄杜斯想考一考坐在他旁边的12岁小孩的能力，于是就问他这样的一个问题：
“如果你手头上有n+1个整数，而这些整数是小于或等于2n，那么你一定会有一对数是互素的。你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吗？”
这小鬼不到半分钟的思考，就很快给出这个问题的解答。他的解答又是那么巧妙，使得厄杜斯教授叹服。认为这是一个难得的“英才”，应该好好地培养。
厄杜斯以后系统地教这小鬼数学，不到两年的时间波萨就成为一个“小数学家”了，而且发现在图论一些深湛的定理。
二、波萨怎样解决厄杜斯提的问题
对于许多离开学校很久的读者，我想做一点解释厄杜斯提出的问题。
首先我们解释：一对数是互素是什么意思？
我们知道如果把自然数1，2，3，4，5，…照大小排起来，从2开始像2，3，5，7，11，13，17，19，23，…，等数都有这样特别的性质：除1和本身以外，再找不到比它小的数能整除它。
具有这样特殊性质的数我们称它为素数（Prime number）。
我们小学时不是学习过把整数因子分解吗？那就是把整数用素数的乘积来表示。例如50＝2×5×5，108=2×2×3×3×3＝22×33。
两个自然数称为互素（Coprime），如果把它们表示成素数乘积时，找不到它们有公共的素因数。例如{8，11}一对数是互素。10和108不是互素，因为它们有公共的素因数2。
现在让我们来理解厄杜斯的问题。先对一些特殊的情况来考虑：
当n=2时，我们手头上有3个整数，这些整数是小于或等于4，可以选出的只是{2，3，4}，不包含1，很明显的看出{2，3}或{3，4}是互素的。
n=3时，在小于或等于6的整数找4个整数组（不要包含1），可能找出的有{2，3，4，5}，{2，3，4，6}，{3，4，5，6}，{2，4，5，6}等等。你一个个检查一定会在每组中找出最少一对互素的数。
可以看出随着n增大时，构造n＋1个不同数的数组的个数就会增加很大。如果我们是这样一个一个地对这些数组来检查证明，这真会成为：“吾生也有涯，而数无涯”，那时候皓首不但穷尽不了，最后真是要“呜呼哀哉”了！
如果读者中有人说：“我有苦干和拚命干的精神！”我还是要劝他不要用这样的苦干法，应该学会“巧干”，这才是最重要的。不然的话，人家小孩子用不到半分钟就解决了的问题，而我们苦干再加上拚命干却花一生还没法子解决，这不是太浪费生命吗？
我现在准备介绍波萨对这问题的解法。可是我希望读者先自己想想看怎么样解决这问题。如果你能找到和下面不同的解决方法，请来信告诉我。如果你花过一些时间还想不出，那么就请读下去，你这时就会欣赏波萨解决方法的巧妙，而最重要的你会学懂“鸽笼原理”，说不定以后你成为业余数学家或者专业数学家还会用到这个原理呢！
波萨是这样考虑问题：取n个盒子，在第一个盒子我们放1和2，在第二个盒子我们放3和4，第三个盒子是放5和6，依此类推直到第n个盒子放2n-1和2n这两个数。
现在我们在n个盒子里随意抽出n＋1个数。我们马上看到一定有一个盒子是被抽空的。因此在这n+1个数中曾有两个数是连续数，很明显的连续数是互素的。因此这问题就解决了！
你说这个解法是不是很容易明白又非常巧妙呢？！
三、鸽笼原理
波萨在证明过程中用到在数学上称为鸽笼原理（PigeonholePrinciple）的东西。这原理是这样说的：如果把n+1个东西放进n个盒子里，有一些盒子必须包含最少2个东西。
有高六层的鸽笼，每一层有四个间隔，所以总共有6×4＝24个鸽笼。现在我放进25只鸽进去，你一定看到有一个鸽笼会有2只鸽要挤在一起。
鸽笼原理就是这么简单，3岁以上的小孩子都会明白。
可是这原理在数学上却是有很重要的应用。
在19世纪时一个名叫狄利克雷（Dirichlet 1805—1859）的数学家，在研究数论的问题时最早很巧妙运用鸽笼原理去解决问题。后来德国数学家敏古斯基（Minkowski 1864—1909）也运用这原理得到一些结果。
到了20世纪初期杜尔（A．Thue 1863—1922）在不知道狄利克雷和敏古斯基的工作情况下，很机巧地利用鸽笼原理来解决不定方程的有理数解的问题，有12篇论文是用到这个原理。
后来西根（C．L．Siegel，1896—？）利用杜尔的结果发现了现在称为西根引理的东西，这引理（Lemma）是在研究超越数时是最基本必用的工具。
因此读者不要小看这个看来简单的原理，你如果善于运用是能帮助你解决一些数学难题的。
四、鸽笼原理的日常运用
我这里举一些和日常生活有关的一些问题，你可以看到数学在这里的运用。
（1）月黑风高穿袜子
有一个晚上你的房间的电灯忽然间坏了，伸手不见五指，而你又要出去，于是你就摸床底下的袜子。你有三双分别为红、白、蓝颜色的袜子，可是你平时做事随便，一脱袜就乱丢，在黑暗中不能知道哪一双是颜色相同的。
你想拿最少数目的袜子出去，在外面借街灯配成同颜色的一双。这最少数目应该是多少？
如果你懂得鸽笼原理，你就会知道只需拿出去四只袜子就行了。
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我们有三个涂上红、白、蓝的盒子，里面各放进相对颜色的袜子，只要我们抽出4只袜子一定有一个盒子是空的，那么这空的盒子取出的袜子是可以拿来穿。
（2）手指纹和头发
据说世界上没有两个人的手指纹是一样的，因此警方在处理犯罪问题时很重视手指纹，希望通过手指纹来破案或检定犯人。
可是你知道不知道：在12亿中国人当中，最少有两个人的头发是一样的多？
道理是很简单，人的头发数目是不会超过12亿这么大的数目字！假定人最多有N根头发。现在我们想像有编上号码1，2，3，4，…一直到N的房子。
谁有多少头发，谁就进入那编号和他的头发数相同的房子去。因此张乐平先生的“三毛”应该进入“3号房子”。
现在假定每间房巳进入一个人，那么还剩下“九亿减N”个人，这数目不会等于零，我们现在随便挑一个放进一间和他头发数相同的房子，他就会在里面遇到和他有相同头发数目的同志了。
（3）戏院观众的生日
在一间能容纳1500个座位的戏院里，证明如果戏院坐满人时，一定最少有五个观众是同月同日生。
现在假定一年有三百六十五天。想像有一个很大的鸽子笼，这笼有编上“一月一日”，“一月二日”，至到“十二月三十一日”为止的标志的间隔。
假定现在每个间隔都塞进四个人，那么 4×365=1460个是进去鸽子笼子里去，还剩下1500-1460=40人。只要任何一人进入鸽子笼，就有五个人是有相同的生日了。
五、鸽笼原理在数学上的运用
现在我想举一些数学上的问题说明鸽笼原理的运用。
（1）斐波那契数的一个性质
斐波那契数列是这样的数列：1，1，2，3，5，8，13，21，34，…。从1，1以后的各项是前面两项的数的和组成。
在18世纪时法国大数学家和物理学家拉格朗日（J．L．La-grange）发现这斐波那契数有这样有趣的性质：
如果你用2来除各项，并写下它的余数，你会看到这样的情形1，1，0，1，1，0，1，1，0，…
如果用3来除各项，写下它的余数，你就得到
1，1，2，0，2，2，1，0，1，1，2，0，2，2，1，0，…
如果用4来除各项，写下它的余数，你就会得到
1，1，2，3，1，0，1，1，2，3，1，0，…
现在观察用2除所得的数列，从开头算起每隔三段，后面的数列就重复前面的数列。用3除所得的数列，从开头算起每隔八段，后面的数列就重复前面的数列样子。对于以4除所得的余数数列也有同样的情况：每隔六段，后面的数列就重复前面的数列样子。
拉格朗日发现不管你用什么数字去除，余数数列会出现有规律的重复现象。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呢？
如果我们用一个整数K来除斐波那契数列的数，它可能的余数是0，1，2，…，K－1。
由于在斐波那契数的每一项是前面两项的和，它被K除后的余数是等于前两项被K除余数的和。（注意：如果这和是大过K，我们取它被K除后的余数）只要有一对相邻的余数重复出现，那么以后的数列从那对数开始就会重复出现了。不同对相邻余数可能的数目有K2个，因此由鸽笼原理，我们知道只要适当大的项数，一定会有一对相邻余数重复。因此斐波那契数列的余数数列会有周期重复现象。
（2）五个大头钉在等边三角板里的位置
有一个每边长2单位的正三角形（即三边都相等的三角形）的三角板。
你随便在上面钉上五个大头钉，一定会有一对大头钉的距离是小过一单位。
你不相信的话，可以做几次实验看看是否一直是如此。我现在要用鸽笼原理来解决这个问题。
在三角板的每边取中点，然后用线段连结这些中点，把这正三角形分成四个全等的小正三角形图。现在在每一个小三角形里任何两点的距离是不会超过1个单位。
由于我们有五个大头钉，不管怎么样放一定有两个要落进同一个小正三角形里，因此这两个大头钉的距离是不会超过一个单位。
六、动脑筋 想想看
（1）给出任意12个数字，证明当用11来除时，一定有一对数的余数是相同。
（2）如果在一个每边都是2单位的正三角形板上随便钉上17个大
（3）如果在一个每边都是2单位的正方形板上随便钉上5根钉，
（4）我们一定能够在一个每边都是2单位长的正方形板上适当的钉上9根钉，使它们之中不存在有两根钉的距离是小于1单位。
（5）（英国数学奥林匹克1975年的问题）在一个半径为1单位的圆板上钉7个钉，使得没有两个钉的距离是大过或等于1，那么这7个钉一定会有一个位置恰好是在圆心上。
（6）任意6个人在一起，一定会有其中两种情形之一发生：第一种情形──有3个人互相认识。第二种情形──有3个人，他们之间完全不认识。
（7）（a）你能不能在从1到200的整数里挑选出100个自然数，使到任何其中之一不能整除剩下的99个数。
（b）证明如果在从1到200间随便取101个自然数，那么一定最少有两个自然数，其中之一能整除另外的数。
（8）随便给出10个10位数的数字，我们一定能把它分成两部分，使到每一部分的整数的和是等于其他一部分的整数的和。
高一数学学习：数学学习从学会到会学二
为大家提供“高一数学学习：数学学习从学会到会学二”一文，供大家参考使用：
高一数学学习：数学学习从学会到会学二
善于归纳总结知识间的联系
学习数学并非我做题就可以取得好的成绩，而是要将精力花在归纳总结上。特别对课本或课堂上出现的例题，只要善于总结，就可以了解这一小节数学内容有哪几种题型，每种题目的一般解法和思路是什么，从而提高运用所学知识分析解题的能力。同时，每学完一个单元，要建立本单元的知识框架，将本章的主要思路、推理方法及运用技巧等转变成自己的实际技能。
学会发现问题，并重视质疑在学习中常看到成绩好看同学，总是有很多问题问老师，而成绩差的同学却提不出什么问题。提出疑问不仅是发现真知的起点，而且是发明创造的开端。提高学习成绩的过程就是发现，提出并解决疑问的过程。大胆向老师质疑，不是笨的反映，而是在追求真知、积极进取的表现。在听课中，不但要“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这样疑问也就在不断产生，再加以分析思考使问题得以解决，学习也就得到了长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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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数学复习需重视的五个问题
一、应用性问题
教学大纲指出：要增强用数学的意识，一方面通过背景材料，进行观察、比较、分析、综合、抽象和推理，得出数学概念和规律，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能够运用已有的知识将实际问题抽象为数学问题，建立数学模型。近几年的数学高考加大了应用性试题的考查力度，数量上稳定为两小一大;质量上更加贴近生产和生活实际，体现科学技术的发展，更加贴近中学数学教学的实际。解答应用性试题，要重视两个环节，一是阅读、理解问题中陈述的材料;二是通过抽象，转换成为数学问题，建立数学模型。函数模型、数列模型、不等式模型、几何模型、计数模型是几种最常见的数学模型，要注意归纳整理，用好这几种数学模型。
二、最值和定值问题
最值和定值是变量在变化过程中的两个特定状态，最值着眼于变量的最大?。定值着眼于变量在变化过程中的某个不变量。近几年的数学高考试题中，出现过各种各样的最值问题和定值问题，选用的知识载体多种多样，代数、三角、立体几何、解析几何都曾出现过有关最值或定值的试题，有些应用问题也常以最大?。设问的方式。分析和解决最值问题和定值问题的思路和方法也是多种多样的。命制最值问题和定值问题能较好体现数学高考试题的命题原则。应对最值问题和定值问题，最重要的是认真分析题目的情景，合理选用解题的方法。
三、参数问题
参数兼有常数和变数的双重特征，是数学中的“活泼”元素，曲线的参数方程，含参数的曲线方程，含参变系数的函数式、方程、不等式等，都与参数有关。函数图象与几何图形的各种变换也与参数有关，有的探究性问题也与参数有关。参数具有很强的“亲和力”，能广泛选用知识载体，能有效考查数形结合、分类讨论、运动变换等数学思想方法。应对参数问题要把握好两个环节，一是搞清楚参数的意义特别是具有几何意义的参数，一定要运用数形结合的思想方法处理好图形的几何特征与相应的数量关系的相互联系及相互转换。二是要重视参数的取值的讨论，或是用待定系数法确定参数的值，或是用不等式的变换确定参数的取值范围。
四、代数证明题
近几年的数学高考注意控制立体几何试题的难度，推理论证能力的考查重点转移到代数与解析几何证明题。函数的性质及相关函数的证明题;数列的性质及相关数列的证明题;不等式的证明题，尤其是与函数或数列相综合的不等式的证明题等，都频频出现在近几年的数学高考试题之中。应对代数证明题，一是要全面审视各相关因素的关系，注意题目的整体结构;二是要完整、准确表述推理论证的过程，对于具有几何意义的代数证明题，要妥善处理几何直观、数式变换及推理论证的关系，注意防止简单运用“如图可知”替代推理论证。
五、探究性问题
近几年的数学高考贯彻了“多考一点想，少考一点算”的命题意图，加大试题的思维量，控制试题的运算量，突出对数学的“核心能力”——思维能力的考查。有些试题设计了新颖的情景，有些试题设计了灵活的设问方式，有些试题设计了新的题型结构或必要条件的问题等?这样的试题有助于克服死记硬背和机械照搬，优化考查功能。应对探究性问题要审慎处理“阅读理解”和“整体设计”两个环节，首先要把题目读懂，全面、准确把握题目提供的所有信息和题目提出的所有要求，在此基础上分析题目的整体结构，找好解题的切入点，对解题的主要过程有一个初步的设计，再落笔解题。在思维受阻时，及时调整解题方案。切忌一知半解就动手解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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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标系的由来
传说中有这么一个故事：
有一天，笛卡尔（1596—1650，法国哲学家、数学家、物理学家）生病卧床，但他头脑一直没有休息，在反复思考一个问题：几何图形是直观的，而代数方程则比较抽象，能不能用几何图形来表示方程呢？这里，关键是如何把组成几何的图形的点和满足方程的每一组“数”挂上钩。他就拼命琢磨。通过什么样的办法、才能把“点”和“数”联系起来。突然，他看见屋顶角上的一只蜘蛛，拉着丝垂了下来，一会儿，蜘蛛又顺着丝爬上去，在上边左右拉丝。蜘蛛的“表演”，使笛卡尔思路豁然开朗。他想，可以把蜘蛛看做一个点，它在屋子里可以上、下、左、右运动，能不能把蜘蛛的每个位置用一组数确定下来呢？他又想，屋子里相邻的两面墙与地面交出了三条线，如果把地面上的墙角作为起点，把交出来的三条线作为三根数轴，那么空间中任意一点的位置，不是都可以用这三根数轴上找到的有顺序的三个数来表示吗？反过来，任意给一组三个有顺序的数，例如3、2、1，也可以用空间中的一个点 P来表示它们（如图 1）。同样，用一组数（a， b）可以表示平面上的一个点，平面上的一个点也可以用一组二个有顺序的数来表示（如图2）。于是在蜘蛛的启示下，笛卡尔创建了直角坐标系。
图1
图2
无论这个传说的可靠性如何，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就是笛卡尔是个勤于思考的人。这个有趣的传说，就象瓦特看到蒸汽冲起开水壶盖发明了蒸汽机一样，说明笛卡尔在创建直角坐标系的过程中，很可能是受到周围一些事物的启发，触发了灵感。
直角坐标系的创建，在代数和几何上架起了一座桥梁。它使几何概念得以用代数的方法来描述，几何图形可以通过代数形式来表达，这样便可将先进的代数方法应用于几何学的研究 高中地理。
笛卡尔在创建直角坐标系的基础上，创造了用代数方法来研究几何图形的数学分支——解析几何。他的设想是：只要把几何图形看成是动点的运动轨迹，就可以把几何图形看成是由具有某种共同特性的点组成的。比如，我们把圆看成是一个动点对定点O作等距离运动的轨迹，也就可以把圆看作是由无数到定点O的距离相等的点组成的。我们把点看作是留成图形的基本元素，把数看成是组成方程的基本元素，只要把点和数挂上钩，也就可以把几何和代数挂上钩。
把图形看成点的运动轨迹，这个想法很重要！它从指导思想上，改变了传统的几何方法。笛卡尔根据自己的这个想法，在《几何学》中，最早为运动着的点建立坐标，开创了几何和代数挂钩的解析几何。在解析几何中，动点的坐标就成了变数，这是数学第一次引进变数。
恩格斯高度评价笛卡尔的工作，他说：“数学中的转折点是笛卡尔的变数。有了变数，运动进入了数学，有了变数，辩证法进入了数学。”
坐标方法在日常生活中用得很多。例如象棋、国际象棋中棋子的定位；电影院、剧院、体育馆的看台、火车车厢的座位及高层建筑的房间编号等都用到坐标的概念。
随着同学们知识的不断增加，坐标方法的应用会更加广泛。
高三数学教学进度及复习计划
一、目的
为了能做到有计划、有步骤、有地完成学科教学，正确把握整个的'节奏，明确不同阶段的任务及其目标，做到针对性强，使得各方面的具体要求落实到位，特制定此计划，并作出具体要求。
二、计划
1、第一轮复习顺序：
（1）集合与简易逻辑→不等式→函数→导数（含积分）→数列（含数学归纳法、推理与证明）。
（2）三角函数→向量→立体几何→解析几何。
（3）排列与组合→概率与统计→复数→算法与框图。
2、第一轮复习目标：全面掌握好概念、公式、定理、公理、推论等基础，切实落实好课本中典型的例题和课后典型的练习题，落实好每次课的作业，使能较熟练地运用基础解决简单的数学问题。同时搞好每个单元的跟踪检测，注重课本习题的改造，单元存在的问题在月考中去强化、落实。
3、第二轮复习顺序：选择题解法→填空题解法→数学→数学思想→重要知识点的专题深化。
4、第二轮复习目标：在进一步巩固基础知识的前提下，注重方法、思想、重要知识的专题深化，使学生能熟练地运用基础知识和数学方法、思想解决较为复杂的数学问题。同时落实好每次测试，每月一次的诊断性综合，并对存在的问题作好整理，为第三轮复习作好前期工作。
5、第三轮复习顺序：每周一次模拟考试→查漏补缺训练→规范答题卡训练。
6、第三轮复习目标：对准常见题型进行强化落实训练、查漏补缺训练和答题卡作答规范化的训练，同时落实好每次课的作业，每周扎扎实实地完成一套模拟，使学生形成完整的知识体系和较高的适应的数学综合。
7、复习时间表：
周次起止时间内容
下学期和暑期集合的概念与运算，函数的概念；函数的解析式与定义域；函数的值域，函数的奇偶性与单调性；函数的图象；二次函数，指数、对数和幂函数；综合应用，导数的概念及运算，导数的应用，积分的概念和应用
等差数列；等比数列
第1周8.8——8.12；数列的通项与求和
第2周8.13——8.19三角函数的概念；三角函数的恒等变形；三角函数中的求值问题
第3周8.20——8.26三角函数的性质；y=Asin（ωx+φ）的图象及性质；三角形内的三角函数问题；三角函数的最值、综合应用
第4周8.27——9.2向量的基本运算；向量的坐标运算；平面向量的数量积
第5周9.3——9.9正弦和余弦定理；解三角形；综合应用
第6周9.10——9.16不等式和一元二次不等式
第7周9.17——9.23二元一次不等式和简单的线性规划；综合应用
第8周9.24——9.30简单几何体的三视图和直观图；柱体、椎体和球体的表面积和体积
第9周10.1——10.7空间两条直线的位置关系；线面平行和垂直的性质和判定定理
第10周10.8——10.14空间中角与距离的解法；空间向量运算及在立体几何中的应用
第11周10.15——10.21复习，章节训练
第12周10.22——10.28复习，综合训练；期试
第13周11.3——11.11直线的方程；两条直线的位置关系；圆的方程
第14周11.12——11.18直线与圆的位置关系；综合应用
第15周11.19——11.25椭圆；
第16周11.26——12.2双曲线；抛物线
第17周12.3——12.9直线和圆锥曲线；轨迹；综合应用
第18周12.10——12.16排列与组合；.二项式定理；
第19周12.17——12.23等可能事件的概率；有关互斥事件、相互独立事件的概率；综合应用
第20周12.24——12.30离散型随机变量的分布列、期望与方差；统计的应用；独立性检验
第21周1.1&mdash 高中数学;—1.6算法
第22周1.7——1.13综合训练
三、具体要求
1.三轮复习总体要求：科学安排，狠抓落实。要求第一轮复习立足于基础知识和基本方法，起点不能太高，复习要有层次感，选题以容易题和中档题为主，尽可能照顾绝大多数学生。这样才能创造良好的氛围，确保基础和方法扎实，同时尽可能缩短第一轮复习时间，给后面的拔高和的反复训练提供足够的时间。第二、三轮复习要求起点较高，对准中等及其以上学生，选题难度以中档题为主，根据知识点的需要穿插少量综合性较大的题，在整个复习过程中坚持讲练结合，体现学生的主动性，加强对所学方法的模仿训练，切实落实好作业、跟踪检测和信息反馈。
2、多互相，吸取他人优点，扬长避短，提高复习效率，在可能的情况下尽快统一一种可行的、科学的复习模式。
3、积极参加教研活动，利用教研活动，能创新、群策能力。本届高三的教研活动以高考中的知识专题为主，如高考考什么？怎样考？同时确定专题专人发言，并提供这方面的集。加强对每次单元测试和月考试卷考前的审题、考后的总结和评估，加强对和信息整理的互通，特别要加强对第三轮复习中高考常见大题的研讨，加强针对性训练，突出效果。
4、作业要求：坚持三轮都有单元测试的做法。务必落实好测试的做和评，搞好课后巩固这一重要环节，力求在这方面有所突破和提高。
5、考试要求：坚持考前审题和考后小结与评估，注重对反馈信息的整理（如知识和方法掌握不好的），大题各种方法探索及整理，每次考试主要采用自主命题、确定一人负责，全组共同讨论的方式命制试题。模拟考试试题研究方向分组如下：文科：一组：侯晓玲，朱燕燕；二组：杜主任，于主任；理科：一组；于主任、冷晓辉；二组：侯晓玲、吕晓辉；三组：张，朱燕燕。
6、努力抓好各班总分靠前而数学成绩偏弱的这一部分学生，通过重视、关注、关心、个别辅导，提高他们的学数学的积极性，确保升学率和平均分的提高。
衷心希望大家能同舟共济，团结协作，研讨创新，发扬拼搏、奉献、吃苦耐劳精神，切实落实好工作中每一个环节，争取取得优异成绩。
《3.1.2 用二分法求方程的近似解》测试题
一、选择题
1.用二分法求函数的零点时，初始区间可选为( ).
A. B. C. D.
考查目的：考查函数零点的存在性定理.
答案：B.
解析：∵，，∴，∴初始区间应选为.
2.下列函数图象与轴均有交点，其中能用二分法求函数零点近似值的是( ).
A.① B.② C.③ D.④
考查目的：考查能用二分法求零点的函数必须满足的条件.
答案：C.
解析：能用二分法求零点的函数必须满足在区间上连续不断，且.
3.用二分法求方程在内的近似根，要求精确度为0.01，则至少要使用( )次二分法.
A.5 B.6 C.7 D.8
考查目的：考查精确度的意义及用二分法求方程近似解的基本方法.
答案：C.
解析：精确度为0.01是指二分法停止在二分区间时，区间的长度.对于区间，二分一次区间长度为，二分二次区间长度为，二分三次区间长度为，…，二分六次区间长度为，二分七次区间长度为，故至少要使用七次二分法.
二、填空题
4.设，用二分法求方程在内近似解过程中，得到，，，则方程的根落在的区间是 .
考查目的：考查函数零点存在性定理及用二分法求方程近似解的基本方法.
答案：.
解析：∵，∴答案应该为.
5.用二分法求方程在区间内的实根，取区间中点，那么下一个有根区间是__________．
考查目的：考查二分法求方程近似解的方法.
答案：.
解析：设，由计算器计算得，
，故，∴下一个有根区间是.
6.若函数的一个正数零点附近的函数值部分参考数据如下：
1
1.5
1.25
1.375
1.4375
1.40625
-2
0.625
-0.984
-0.260
0.162
-0.054
那么方程的一个近似根(精确度为0.1)为__________.
考查目的：考查二分法求方程近似解的基本方法与精确度的意义.
答案：.
解析：由表格知，，∴，而
，∴函数的一个零点近似值是，即为方程的一个近似根.
三、解答题
7.求方程的近似解(精确到0.1).
考查目的：考查函数零点的意义、精确度的意义和二分法求方程近似解的基本方法.
答案：1.4.
解析：令，结合与的图象可知方程有唯一解.
∵，∴在区间内，方程有一解，记为.取区间的中点，用计算器可得，∴.取的中点，计算，∴.如此继续下去，得
∵1.375与1.4375精确到0.1的近似值都是1.4，∴原方程精确到0.1的近似值为1.4.
8.用二分法求函数在区间内的零点(精确到0.1).
考查目的：考查二分法求方程近似解的基本步骤及精确度的理解.
答案：2.3.
解析：∵的定义域为，，
，∴，∴函数在区间内有零点.
又∵在定义域上是单调递增的，
∴函数在区间内只有一个零点.
利用二分法计算，列表如下：
区间
中点值
中点函数近似值
(2，3)
2.5
0.12
(2，2.5)
2.25
-0.08
(2.25，2.5)
2.375
0.023
(2.25，2.375)
2.3125
-0.027
(2.3125，2.375)
2.34375
-0.0016
(2.34375，2.375)
2.359375
0.01
(2.34375，2.359375)
2.3515625
0.0046
(2.34375，2.3515625)
2.34765625
0.0015
(2.34375，2.34765625)
∵2.343 75与2.347 656 25精确到0.1的近似值都是2.3，
∴函数在区间内零点的近似值是2.3.
篇12：[班主任论文]论班集体的形成和发展
[班主任论文]论班集体的形成和发展
班级是学校开展教育（www.xfhttp.com－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教学和管理活动的基层组织。班集体不是一群人的机械组合，而是一个有正确的共同目标、坚强的领导核心，有严密的组织，能产生巨大教育（www.xfhttp.com－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作用的教育（www.xfhttp.com－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主体。培养良好的班集体，是班主任工作的中心环节之一。一般说来，班集体是在以班主任为主的教师集体有目的有计划的组织下，通过各种活动，经过各个阶段逐步形成的。
一．班集体形成和发展的阶段
1．组建班集体框架阶段
开学伊始，几十个来源不同情况各异的同学走在一起，一个新的班级就应运而生了。这个时候，班级是一个松散的群体，没有组织结构，没有约束机制，也没有共同的行为目标；同学之间相互陌生，尚未建立稳固的情感纽带。如何在极短的时间内，把一个松散的群体改建成一个具有一定归属感和凝聚力的'班集体，就成为班主任的首要任务。
在这个阶段，由于班级的管理机构没有建立，班级活动和管理时时处处依赖班主任的决策指挥，班主任的一言一行直接影响着班级的发展。这一时期也是班主任工作最细致最繁忙的时期之一。此时，班主任要根据学校及有关部门的要求，结合本班实际，提出明确具体可行的班级管理要求和目标，增强班级的约束力。同时班主任也要特别注意自身的言行，把自己的管理素质和品德修养全面展示给全体学生，供学生效仿。否则，如果班主任在这一阶段给学生留下不良印象，则很难补救。
此外，班主任的另一个当务之急是初步建立班级的领导集体。由于在开学初期同学们普遍有一种较高的表现欲，希望自己在未来的班级中获得较好的肯定。这时，班主任可根据学生实际开展一些多边交流活动，抓紧时间及时准确地了解学生，选择积极分子并加以培养；在此基础上逐步委任一部分班干部。在班级管理中，班主任要特别注重培养班干部的威信，以便以后从繁杂的日常管理中抽身出来。总的说来，在这一阶段，班级管理以班主任的具体操作为主。
2．构建班集体管理体制阶段
经过前一阶段的共同学习和生活，同学之间开始熟悉，并产生了一定的人际关系；涌现了一批崭露头角的积极分子，由班主任指定的班干部开始发挥核心作用，班集体的雏形开始形成。这时，班主任可直接指导班干部，由班干部独立主持一些班级活动，通过班级活动，有目的地逐步把这些班干部变为班级的骨干力量。在此基础上，班主任要抓紧时间创建班委会，发挥班级民主，把一批品学兼优、具有一定领导才能、热心班级事业的同学纳入班级的领导机构，根据本人实际和班级需要安排班务工作。
班干部队伍的素质直接关系到班级建设的成败。在确立班干部队伍后，班主任要精心指导班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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