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小编整理的陶母责子言文翻译，本文共12篇，欢迎阅读分享，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篇1：陶母责子言文翻译
陶母责子言文翻译
陶母责子言文翻译
原文
陶公少时为鱼梁吏，尝以一坩鲊饷母。母曰：“此何来？”使者曰：“官府所有。”母封酢付使反书，责侃曰：“汝为吏，以官物见饷，非惟不益，乃增吾忧也。”（据《世说新语》改写）
译文
（晋朝人陶侃是东晋的大将军）陶公年纪轻时担任负责河道和渔业的官吏。（他）曾经把一坛腌鱼赠送给母亲。母亲说：“这是哪里来的？”使者说：“是官府所拥有的。”母亲将腌鱼封好并且回信，责备陶侃说：“你身为官吏，把官府的物品赠送给我，这样做不仅没有好处,还增添了我的.忧愁啊！”选自《世说新语》
注释
1陶公：对陶侃的尊称。陶侃，字士行，晋浔阳人，陶渊明的曾祖。
2少时：青年时代。
3作：担任，任职。
4鱼梁吏:主管河道渔业的官吏。鱼梁，一种捕鱼的设施，用土石横截水流，留一缺口，让鱼随水流入竹篓一 类器具中。
5尝：曾经。
6坩鲊：坩，盛物的陶器。鲊，经过加工的鱼类食品，如腌鱼、糟鱼之类。
7反书：回信。
8官物：公物。
9见：表示他人的行为涉及自己。见饷：赠送我。饷:以食物送人
10非惟……，乃……：不仅……而且…… （文言文固定句式）。
11乃：却，反而。
12也：语气助词，无实际意义。
篇2：陶母责子文言文翻译
陶母责子文言文翻译
原文
陶公少时为鱼梁吏，尝以一坩鲊饷母。母曰：“此何来？”使者曰：“官府所有。”母封酢付使反书，责侃曰：“汝为吏，以官物见饷，非惟不益，乃增吾忧也。”（据《世说新语》改写）
译文
（晋朝人陶侃是东晋的大将军）陶公年纪轻时担任负责河道和渔业的.官吏。（他）曾经把一坛腌鱼赠送给母亲。母亲说：“这是哪里来的？”使者说：“是官府所拥有的。”母亲将腌鱼封好并且回信，责备陶侃说：“你身为官吏，把官府的物品赠送给我，这样做不仅没有好处,还增添了我的忧愁啊！”选自《世说新语》
注释
1陶公：对陶侃的尊称。陶侃，字士行，晋浔阳人，陶渊明的曾祖。
2少时：青年时代。
3作：担任，任职。
4鱼梁吏:主管河道渔业的官吏。鱼梁，一种捕鱼的设施，用土石横截水流，留一缺口，让鱼随水流入竹篓一 类器具中。
5尝：曾经。
6坩鲊：坩，盛物的陶器。鲊，经过加工的鱼类食品，如腌鱼、糟鱼之类。
7反书：回信。
8官物：公物。
9见：表示他人的行为涉及自己。见饷：赠送我。饷:以食物送人
10非惟……，乃……：不仅……而且…… （文言文固定句式）。
11乃：却，反而。
12也：语气助词，无实际意义。
境界
读《陶母责子》这一历史故事，要把握住陶母对儿子的严格要求这一崇高境界。陶侃“以坩鲊饷母”，出于孝敬老母。可陶母却深感忧虑，其原因是“以官物见饷”。所以陶母毅然“封鲊付使”，“反书责侃”。
启发
世上的父母都希望子女孝敬他们，但孝敬要公私分明。把公家的财务送给父母，这是不对的。陶母没有收下腌鱼，不贪图小便宜，并回信严肃的批评了儿子，这是母亲的教育有方。陶侃后来终成国家栋梁之才，这与母亲的教育有关。（选自 刘义庆.《世说新语.贤媛》）
篇3：陶母责子650字作文
陶母责子650字作文
陶渊明年轻时是一个管理河道的小官吏。有一年，快到中秋节了，因为工作太忙，一时抽不出时间去陪母亲过节，于是他准备派人送一些过节的礼物给母亲，以表孝心。
“送什么好哪？”陶渊明想了想，正好前几天有些人犯法捕鱼被查扣了，仓库里还有很多鱼。于是陶渊明赶忙派手下挑了几条大鱼，给鱼开肠破肚、洗净，然后陶渊明自己配好了料，经过三天三夜的腌制，鱼终于做好了。陶渊明让一个差役给母亲送去。
年轻的.差役快马加鞭，经过两天两夜来到了陶渊明的母亲家。
“砰！砰！砰！”“谁呀？”“是我，老太太，我是陶公的手下。陶公他因为公务繁忙没法来陪您过中秋，特意派我来给您送过节的礼物的！”“哦！好的，我这就开门。”
差役刚进屋，陶母就给他端了一杯水说；“路上一定累了，喝杯茶吧。”陶母打开罐子，一股鱼的香气扑鼻而来。陶母问：“这些鱼是怎么弄的？”差役答道：“您放心，这些鱼不用花钱，是陶公收那些犯法渔民的鱼做的。”“什么！”陶母脸色大变：“居然拿公家的东西送我？不行，我得把这个退回去！我给他写封信，你一起给他带回去”。差役知道自己说“走嘴”闯了祸了，又不知道该怎么才好，只好照办。
又经过两天两夜的奔波，终于回到了府中。“鱼怎么又带回来了？”陶渊明问。差役怯声怯气地说：“老太太没要。您还是看了信再说吧。”陶渊明一脸疑惑地打开信封，展开信看了起来。信上说：“你身为官吏却拿公家的东西给我过节，这不但不让我高兴，反而让我为你担心！”陶渊明看后，心里非常愧疚，把鱼重新放回到仓库中，又在办公桌上刻了几个字：以后一定要清正廉洁！
几天后，陶母又收到了一坛鱼和一封信，信上说：“母亲，这是我用工资买的鱼，你放心吃吧。我知错了”。陶母看后欣慰地笑了。
篇4：陶侃母教子文言文翻译
陶侃母教子文言文翻译
【原文】
陶侃母湛氏，豫章新淦人。初侃父丹聘为妾，生侃。而陶氏贫贱，湛每纺绩赀给之，使交结胜己。侃少为浔阳县吏，尝监鱼梁，以一封鲊遗母，湛还鲊，以书责侃曰：“尔为吏，以官物遗我，非唯不能益我，乃以增吾忧矣。”鄱阳范逵素知名，举孝廉，投侃宿。时冰雪积日，侃室如悬磬，而逵仆马甚多，湛语侃曰：“汝但出外留客，吾自为计。”湛头发委地，下为二髲，卖得数斛米。斫诸屋柱，悉割半为薪，锉卧荐④以为马草，遂具精馔，从者俱给，逵闻叹曰：“非此母不生此子。”至洛阳，大为延誉，侃遂通显。
【译文】
陶侃的母亲湛氏是豫章新淦人，早年被陶侃的父亲纳为妾，生下陶侃。陶家穷困，湛氏每天辛勤地纺织供给陶侃日常所需，让他结交才识高的朋友。陶侃年轻的时候当过浔阳县衙的小吏，曾经掌管鱼市的交易。有一次他派人送给母亲一条腌鱼，湛氏将腌鱼退回，并且写信责备陶侃说：“你身为官吏，假公济私把鱼拿来送给我，这不但不能让我高兴，反而会增加我的忧愁。”鄱阳的范逵以孝闻名，被举为孝廉。一次他投宿在陶侃家，正好遇到连日冰雪，陶侃家中空无一物，而范逵随行仆从和马匹很多，湛氏对陶侃说：“你只管到外面请客人留下来，我自有打算。”湛氏剪下自己的长发，做成两套假发，卖出去后买回来几斗米，再将细屋柱砍下作为柴薪，然后将睡觉用的`草垫一割为二，作为马匹的粮草，就这样准备了丰盛的馔食，周全地招待了范逵主仆。范逵后来知道了这件事，感慨地说：“没有湛氏这样的母亲，是生不出陶侃这样的儿子的。”到了洛阳之后，他对陶侃大加赞赏，极力推荐陶侃，后来陶侃终于出人头地。
【注释】
①孝廉：当时一门选举科目的名称，推举能孝顺父母、德行廉洁清正之人。
②悬磬：形容空无所有，喻极贫。
③髲：假发。
④荐：草垫。
篇5：资治通鉴言文翻译原文
资治通鉴言文翻译原文
资治通鉴言文翻译原文
周纪一 威烈王二十三年（戊寅、前403）
周纪一 周威烈王二十三年（戊寅，公元前4）
[1]初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
[1]周威烈王姬午初次分封晋国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国君。
臣光曰：臣闻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何谓礼？纪纲是也。何谓分？君、臣是也。何谓名？公、侯、卿、大夫是也。
臣司马光曰：我知道天子的职责中最重要的是维护礼教，礼教中最重要的是区分地位，区分地位中最重要的是匡正名分。什么是礼教？就是法纪。什么是区分地位？就是君臣有别。什么是名分？就是公、侯、卿、大夫等官爵。
夫以四海之广，兆民之众，受制于一人，虽有绝伦之力，高世之智，莫不奔走而服役者，岂非以礼为之纪纲哉！是故天子统三公，三公率诸侯，诸侯制卿大夫，卿大夫治士庶人。贵以临贱，贱以承贵。上之使下犹心腹之运手足，根本之制支叶，下之事上犹手足之卫心腹，支叶之庇本根，然后能上下相保而国家治安。故曰天子之职莫大于礼也。
四海之广，亿民之众，都受制于天子一人。尽管是才能超群、智慧绝伦的人，也不能不在天子足下为他奔走服务，这难道不是以礼作为礼纪朝纲的作用吗！所以，天子统率三公，三公督率诸侯国君，诸侯国君节制卿、大夫官员，卿、大夫官员又统治士人百姓。权贵支配贱民，贱民服从权贵。上层指挥下层就好像人的心腹控制四肢行动，树木的根和干支配枝和叶；下层服侍上层就好像人的四肢卫护心腹，树木的枝和叶遮护根和干，这样才能上下层互相保护，从而使国家得到长治久安。所以说，天子的职责没有比维护礼制更重要的了。
文王序《易》，以乾、坤为首。孔子系之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言君臣之位犹天地之不可易也。《春秋》抑诸侯，尊王室，王人虽微，序于诸侯之上，以是见圣人于君臣之际未尝不也。非有桀、纣之暴，汤、武之仁，人归之，天命之，君臣之分当守节伏死而已矣。是故以微子而代纣则成汤配天矣，以季札而君吴则太伯血食矣，然二子宁亡国而不为者，诚以礼之大节不可乱也。故曰礼莫大于分也。
周文王演绎排列《易经》，以乾、坤为首位。孔子解释说：“天尊贵，地卑微，阳阴于是确定。由低至高排列有序，贵贱也就各得其位。”这是说君主和臣子之间的上下关系就像天和地一样不能互易。《春秋》一书贬低诸侯，尊崇周王室，尽管周王室的官吏地位不高，在书中排列顺序仍在诸侯国君之上，由此可见孔圣人对于君臣关系的关注。如果不是夏桀、商纣那样的暴虐昏君，对手又遇上商汤、周武王这样的仁德明主，使人民归心、上天赐命的话，君臣之间的名分只能是作臣子的恪守臣节，矢死不渝。所以如果商朝立贤明的微子为国君来取代纣王，成汤创立的商朝就可以永配上天；而吴国如果以仁德的季札做君主，开国之君太伯也可以永享祭祀。然而微子、季札二人宁肯国家灭亡也不愿做君主，实在是因为礼教的大节绝不可因此破坏。所以说，礼教中最重要的就是地位高下的区分。
夫礼，辨贵贱，序亲疏，裁群物，制庶事，非名不著，非器不形；名以命之，器以别之，然后上下粲然有伦，此礼之大经也。名器既亡，则礼安得独在哉！昔仲叔于奚有功于卫，辞邑而请繁缨，孔子以为不如多与之邑。惟名与器，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政亡则国家从之。卫君待孔子而为政，孔子欲先正名，以为名不正则民无所措手足。夫繁缨，小物也，而孔子惜之；正名，细务也，而孔子先之：诚以名器既乱则上下无以相保故也。夫事未有不生于微而成于著，圣人之虑远，故能谨其微而治之，众人之识近，故必待其著而后救之；治其微则用力寡而功多，救其著则竭力而不能及也。《易》曰：“履霜坚冰至，”《书》曰：“一日二日万几，”谓此类也。故曰分莫大于名也。
所谓礼教，在于分辨贵贱，排比亲疏，裁决万物，处理日常事物。没有一定的名位，就不能显扬；没有器物，就不能表现。只有用名位来分别称呼，用器物来分别标志，然后上下才能井然有序。这就是礼教的根本所在。如果名位、器物都没有了，那么礼教又怎么能单独存在呢！当年仲叔于奚为卫国建立了大功，他谢绝了赏赐的封地，却请求允许他享用贵族才应有的马饰。孔子认为不如多赏赐他一些封地，惟独名位和器物，绝不能假与他人，这是君王的职权象征；处理政事不坚持原则，国家也就会随着走向危亡。卫国国君期待孔子为他崐处理政事，孔子却先要确立名位，认为名位不正则百姓无所是从。马饰，是一种小器物，而孔子却珍惜它的价值；正名位，是一件小事情，而孔子却要先从它做起，就是因为名位、器物一紊乱，国家上下就无法相安互保。没有一件事情不是从微小之处产生而逐渐发展显著的，圣贤考虑久远，所以能够谨慎对待微小的变故及时予以处理；常人见识短浅，所以必等弊端闹大才来设法挽救。矫正初起的小错，用力小而收效大；挽救已明显的大害，往往是竭尽了全力也
不能成功。《易经》说：“行于霜上而知严寒冰冻将至。”《尚书》说：“先
王每天都要兢兢业业地处理成千上万件事情。”就是指这类防微杜渐的例子。
所以说，区分地位高下最重要的是匡正各个等级的名分。
呜呼！幽、厉失德，周道日衰，纲纪散坏，下陵上替，诸侯专征，大夫擅政，礼之大体什丧七八矣，然文、武之祀犹绵绵相属者，盖以周之子孙尚能守其名分故也。何以言之？昔晋文公有大功于王室，请隧于襄王，襄王不许，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恶也。不然，叔父有地而隧，又何请焉！”文公于是惧而不能违。是故以周之地则不大于曹、滕，以周之民则不众于邾、莒，然历数百年，宗主天下，虽以晋、楚、齐、秦之强不敢加者，何哉？徒以名分尚存故也。至于季氏之于鲁，田常之于齐，白公之于楚，智伯之于晋，其势皆足以逐君而自为，然而卒不敢者，岂其力不足而心不忍哉，乃畏奸名犯分而天下共诛之也。今晋大夫暴蔑其君，剖分晋国，天子既不能讨，又宠秩之，使列于诸侯，是区区之名分复不能守而并弃之也。先王之礼于斯尽矣！
呜呼！周幽王、周厉王丧失君德，周朝的气数每况愈下。礼纪朝纲土崩瓦解；下欺凌、上衰败；诸侯国君恣意征讨他人；士大夫擅自干预朝政；礼教从总体上已经有十之七八沦丧了。然而周文王、周武王开创的政权还能绵绵不断地延续下来，就是因为周王朝的子孙后裔尚能守定名位。为什么这样说呢？当年晋文公为周朝建立了大功，于是向周襄王请求允许他死后享用王室的隧葬礼制，周襄王没有准许，说：“周王制度明显。没有改朝换代而有两个天子，这也是作为叔父辈的晋文公您所反对的。不然的话，叔父您有地，愿意隧葬，又何必请示我呢？”晋文公于是感到畏惧而没有敢违反礼制。因此，周王室的地盘并不比曹国、滕国大，管辖的臣民也不比邾国、莒国多，然而经过几百年，仍然是天下的宗主，即使是晋、楚、齐、秦那样的强国也还不敢凌驾于其上，这是为什么呢？只是由于周王还保有天子的名分。再看看鲁国的大夫季氏、齐国的田常、楚国的白公胜、晋国的智伯，他们的势力都大得足以驱逐国君而自立，然而他们到底不敢这样做，难道是他们力量不足或是于心不忍吗？只不过是害怕奸夺名位僭犯身分而招致天下的讨伐罢了。现在晋国的三家大夫欺凌蔑视国君，瓜分了晋国，作为天子的周王不能派兵征讨，反而对他们加封赐爵，让他们列位于诸侯国君之中，这样做就使周王朝仅有的一点名分不能再守定而全部放弃了。周朝先王的礼教到此丧失干净！
或者以为当是之时，周室微弱，三晋强盛，虽欲勿许，其可得乎！是大不然。夫三晋虽强，苟不顾天下之诛而犯义侵礼，则不请于天子而自立矣。不请于天子而自立，则为悖逆之臣，天下苟有桓、文之君，必奉礼义而征之。今请于天子而天子许之，是受天子之命而为诸侯也，谁得而讨之！故三晋之列于诸侯，非三晋之坏礼，乃天子自坏之也。
有人认为当时周王室已经衰微，而晋国三家力量强盛，就算周王不想承认他们，又怎么能做得到呢！这种说法是完全错误的。晋国三家虽然强悍，但他们如果打算不顾天下的指责而公然侵犯礼义的话，就不会来请求周天子的批准，而是去自立为君了。不向天子请封而自立为国君，那就是叛逆之臣，天下如果有像齐桓公、晋文公那样的贤德诸侯，一定会尊奉礼义对他们进行征讨。现在晋国三家向天子请封，天子又批准了。他们就是奉天子命令而成为诸侯的，谁又能对他们加以讨伐呢！所以晋国三家大夫成为诸侯，并不是晋国三家破坏了礼教，正是周天子自已破坏了周朝的礼教啊！
乌呼！君臣之礼既坏矣，则天下以智力相雄长，遂使圣贤之后为诸侯者，社稷无不泯绝，生民之类糜灭几尽，岂不哀哉！
呜呼！君臣之间的礼纪既然崩坏，于是天下便开始以智慧、武力互相争雄，使当年受周先王分封而成为诸侯国君的圣贤后裔，江山相继沦亡，周朝先民的子孙灭亡殆尽，岂不哀伤！*[2]初，智宣子将以瑶为后，智果曰：“不如宵也。瑶之贤于人者五，其不逮者一也。美鬓长大则贤，射御足力则贤，伎艺毕给则贤，巧文辩惠则贤，强毅果敢则贤；如是而甚不仁。夫以其五贤陵人而以不仁行之，其谁能待之？若果立瑶也，智宗必灭。”弗听。智果别族于太史，为辅氏。
[2]当初，晋国的智宣子想以智瑶为继承人，族人智果说：“他不如智宵。智瑶有超越他人的五项长处，只有一项短处。美发高大是长处，精于骑射是长处，才艺双全是长处，能写善辩是长处，坚毅果敢是长处。虽然如此却很不仁厚。如果他以五项长处来制服别人而做不仁不义的恶事，谁能和他和睦相处？要是真的立智瑶为继承人，那么智氏宗族一定灭亡。”智宣子置之不理。智果便向太史请求脱离智族姓氏，另立为辅氏。
赵简子之子，长曰伯鲁，幼曰无恤。将置后，不知所立，乃书训戒之辞于二简，以授二子曰：“谨识之！”三年而问之，伯鲁不能举其辞；求其简，已失之矣。问无恤，诵其辞甚习；求其简，出诸袖中而奏之。于是简子以无恤为贤，立以为后。
赵国的大夫赵简子的儿子，长子叫伯鲁，幼子叫无恤。赵简子想确定继承人，不知立哪位好，于是把他的日常训诫言词写在两块竹简上，分别交给两个儿子，嘱咐说：“好好记住！”过了三年，赵简子问起两个儿子，大儿子伯鲁说不出竹简上的话；再问他的竹简，已丢失了。又问小儿子无恤，竟然背诵竹简训词很熟习；追问竹简，他便从袖子中取出献上。于是，赵简子认为无恤十分贤德，便立他为继承人。
简子使尹铎为晋阳，请曰：“以为茧丝乎？抑为保障乎？”简子曰：“保障哉！”尹铎损其户数。简子谓无恤曰：“晋国有难，而无以尹铎为少，无以晋阳为远，必以为归。”
赵简子派尹铎去晋阳，临行前尹铎请示说：“您是打算让我去抽丝剥茧般地搜刮财富呢，还是作为保障之地？”赵简子说：“作为保障。”尹铎便少算居民户数，减轻赋税。赵简子又对儿子赵无恤说：“一旦晋国发生危难，你不要嫌尹铎地位不高，不要怕晋阳路途遥远，一定要以那里作为归宿。”
及智宣子卒，智襄子为政，与韩康子、魏桓子宴于蓝台。智伯戏康子而侮段规。智国闻之，谏曰：“主不备难，难必至矣！”智伯曰：“难将由我。我不为难，谁敢兴之！”对曰：“不然。《夏书》有之：‘一人三失，怨岂在明，不见是图。’夫君子能勤小物，故无大患。今主一宴而耻人之君相，又弗备，曰‘不敢兴难’，无乃不可乎！蚋、蚁、蜂、虿，皆能害人，况君相乎！”弗听。
等到智宣子去世，智襄子智瑶当政，他与韩康子、魏桓子在蓝台饮宴，席间智瑶戏弄韩康子，又侮辱他的家相段规。智瑶的家臣智国听说此事，就告诫说：“主公您不提防招来灾祸，灾祸就一定会来了！”智瑶说：“人的生死灾祸都取决于我。我不给他们降临灾祸，谁还敢兴风作浪！”智国又说：“这话可不妥。《夏书》中说：‘一个人屡次三番犯错误，结下的仇怨岂能在明处，应该在它没有表现时就提防。’贤德的人能够谨慎地处理小事，所以不会招致大祸。现在主公一次宴会就开罪了人家的主君和臣相，又不戒备，说：‘不敢兴风作浪。’这种态度恐怕不行吧。蚊子、蚂蚁、蜜蜂、蝎子，都能害人，何况是国君、国相呢！”智瑶不听。
智伯请地于韩康子，康子欲弗与。段规曰：“智伯好利而愎，不与，将伐我；不如与之。彼狃于得地，必请于他人；他人不与，必响之以兵，然后我得免于患而待事之变矣。”康子曰：“善。”使使者致万家之邑于智伯。智伯悦。又求地于魏桓子，桓子欲弗与。任章曰：“何故弗与？”桓子曰：“无故索地，故弗与。”任章曰：“无故索地，诸大夫必惧；吾与之地，智伯必骄。彼骄而轻敌，此惧而相亲；以相亲之兵待轻敌之人，智氏之命必不长矣。《周书》曰：‘将欲败之，必姑辅之。将欲取之，必姑与之。’主不如与之，以骄智伯，然后可以择交而图智氏矣，柰何独以吾为智氏质乎！”桓子曰：“善。”复与之万家之邑一。
智瑶向韩康子要地，韩康子想不给。段规说：“智瑶贪财好利，又刚愎自用，如果不给，一定讨伐我们，不如姑且给他。他拿到地更加狂妄，一定又会向别人索要；别人不给，他必定向人动武用兵，这样我们就可以免于祸患而伺机行动了。”韩康子说：“好主意。”便派了使臣去送上有万户居民的领地。智瑶大喜，果然又向魏桓子提出索地要求，魏桓子想不给。家相任章问：“为崐什么不给呢？”魏桓子说：“无缘无故来要地，所以不给。”任章说：“智瑶无缘无故强索他人领地，一定会引起其他大夫官员的警惧；我们给智瑶地，他一定会骄傲。他骄傲而轻敌，我们警惧而互相亲善；用精诚团结之兵来对付狂妄轻敌的智瑶，智家的命运一定不会长久了。《周书》说：‘要打败敌人，必须暂时听从他；要夺取敌人利益，必须先给他一些好处。’主公不如先答应智瑶的要求，让他骄傲自大，然后我们可以选择盟友共同图谋，又何必单独以我们作智瑶的靶子呢！”魏桓子说：“对。”也交给智瑶一个有万户的封地。
智伯又求蔡、皋狼之地于赵襄子，襄子弗与。智伯怒，帅韩、魏之甲以攻赵氏。襄子将出，曰：“吾何走乎？”从者曰：“长子近，且城厚完。”襄子曰：“民罢力以完之，又毙死以守之，其谁与我！”从者曰：“邯郸之仓库实。”襄子曰：“浚民之膏泽以实之，又因而杀之，其谁与我！其晋阳乎，先主之所属也，尹铎之所宽也，民必和矣。”乃走晋阳。
智瑶又向赵襄子要蔡和皋狼的地方。赵襄子拒绝不给。智瑶勃然大怒，率领韩、魏两家甲兵前去攻打赵家。赵襄子准备出逃。问：“我到哪里去呢？”随从说：“长子城最近，而且城墙坚厚又完整。”赵襄子说：“百姓精疲力尽地修完城墙，又要他们舍生入死地为我守城，谁能和我同心？”随从又说：“邯郸城里仓库充实。”赵襄子说：“搜刮民脂民膏才使仓库充实，现在又因战争让他们送命，谁会和我同心。还是投奔晋阳吧，那是先主的地盘，尹铎又待百姓宽厚，人民一定能同我们和衷共济。”于是前往晋阳。
三家以国人围而灌之，城不浸者三版；沈灶产蛙，民无叛意。智伯行水，魏桓子御，韩康子骖乘。智伯曰：“吾乃今知水可以亡人国也。”桓子肘康子，康子履桓子之跗，以汾水可以灌安邑，绛水可以灌平阳也。疵谓智伯曰：“韩、魏必反矣。”智伯曰：“子何以知之？”疵曰：“以人事知之。夫从韩、魏之兵以攻赵，赵亡，难必及韩、魏矣。今约胜赵而三分其地，城不没者三版，人马相食，城降有日，而二子无喜志，有忧色，是非反而何？”明日，智伯以疵之言告二子，二子曰：“此夫谗人欲为赵氏游说，使主疑于二家而懈于攻赵氏也。不然，夫二家岂不利朝夕分赵氏之田，而欲为危难不可成之事乎！”二子出，疵入曰：“主何以臣之言告二子也？”智伯曰：“子何以知之？”对曰：“臣见其视臣端而趋疾，知臣得其情故也。”智伯不悛。疵请使于齐。
智瑶、韩康子、魏桓子三家围住晋阳，引水灌城。城墙头只差三版的地方没有被淹没，锅灶都被泡塌，青蛙孳生，人民仍是没有背叛之意。智瑶巡视水势，魏桓子为他驾车，韩康子站在右边护卫。智瑶说：“我今天才知道水可以让人亡国。”魏桓子用胳膊肘碰了一下韩康子，韩康子也踩了一下魏桓子脚。因为汾水可以灌魏国都城安邑，绛水也可以灌韩国都城平阳。智家的谋士疵对智瑶说：“韩、魏两家肯定会反叛。”智瑶问：“你何以知道？”疵说：“以人之常情而论。我们调集韩、魏两家的军队来围攻赵家，赵家覆亡，下次灾难一定是连及韩、魏两家了。现在我们约定灭掉赵家后三家分割其地，晋阳城仅差三版就被水淹没，城内宰马为食，破城已是指日可待。然而韩康子、魏桓子两人没有高兴的心情，反倒面有忧色，这不是必反又是什么？”第二天，智瑶把疵的话告诉了韩、魏二人，二人说：“这一定是离间小人想为赵家游说，让主公您怀疑我们韩、魏两家而放松对赵家的进攻。不然的话，我们两家岂不是放着早晚就分到手的赵家田土不要，而要去干那危险必不可成的事吗？”两人出去，疵进来说：“主公为什么把臣下我的话告诉他们两人呢？”智瑶惊奇地反问：“你怎么知道的？”回答说：“我见他们认真看我而匆忙离去，因为他们知道我看穿了他们的心思。”智瑶不改。于是疵请求让他出使齐国。
赵襄子使张孟谈潜出见二子，曰：“臣闻唇亡则齿寒。今智伯帅韩、魏以攻赵，赵亡则韩、魏为之次矣。”二子曰：“我心知其然也；恐事未遂而谋泄，则祸立至矣。”张孟谈曰：“谋出二主之口，入臣之耳，何伤也！”二子乃潜与张孟谈约，为之期日而遣之。襄子夜使人杀守堤之吏，而决水灌智伯军。智伯军救水而乱，韩、魏翼而击之，襄子将卒犯其前，大败智伯之众，遂杀智伯，尽灭智氏之族。唯辅果在。
赵襄子派张孟谈秘密出城来见韩、魏二人，说：“我听说唇亡齿寒。现在智瑶率领韩、魏两家来围攻赵家，赵家灭亡就该轮到韩、魏了。”韩康子、魏崐桓子也说：“我们心里也知道会这样，只怕事情还未办好而计谋先泄露出去，就会马上大祸临头。”张孟谈又说：“计谋出自二位主公之口，进入我一人耳朵，有何伤害呢？”于是两人秘密地与张孟谈商议，约好起事日期后送他回城了。夜里，赵襄子派人杀掉智军守堤官吏，使大水决口反灌智瑶军营。智瑶军队为救水淹而大乱，韩、魏两家军队乘机从两翼夹击，赵襄子率士兵从正面迎头痛击，大败智家军，于是杀死智瑶，又将智家族人尽行诛灭。只有辅果得以幸免。
臣光曰：智伯之亡也，才胜德也。夫才与德异，而世俗莫之能辨，通谓之贤，此其所以失人也。夫聪察强毅之谓才，正直中和之谓德。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云梦之竹，天下之劲也；然而不矫揉，不羽括，则不能以入坚。棠之金，天下之利也；然而不熔范，不砥砺，则不能以击强。是故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凡取人之术，苟不得圣人、君子而与之，与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何则？君子挟才以为善，小人挟才以为恶。挟才以为善者，善无不至矣；挟才以为恶者，恶亦无不至矣。愚者虽欲为不善，智不能周，力不能胜，譬如乳狗搏人，人得而制之。小人智足以遂其奸，勇足以决其暴，是虎而翼者也，其为害岂不多哉！夫德者人之所严，而才者人之所爱；爱者易亲，严者易疏，是以察者多蔽于才而遗于德。自古昔以来，国之乱臣，家之败子，才有馀而德不足，以至于颠覆者多矣，岂特智伯哉！故为国为家者苟能审于才德之分而知所先后，又何失人之足患哉！
臣司马光曰：智瑶的灭亡，在于才胜过德。才与德是不同的两回事，而世俗之人往往分不清，一概而论之曰贤明，于是就看错了人。所谓才，是指聪明、明察、坚强、果毅；所谓德，是指正直、公道、平和待人。才，是德的辅助；德，是才的统帅。云梦地方的竹子，天下都称为刚劲，然而如果不矫正其曲，不配上羽毛，就不能作为利箭穿透坚物。棠地方出产的铜材，天下都称为精利，然而如果不经熔烧铸造，不锻打出锋，就不能作为兵器击穿硬甲。所以，德才兼备称之为圣人；无德无才称之为愚人；德胜过才称之为君子；才胜过德称之为小人。挑选人才的方法，如果找不到圣人、君子而委任，与其得到小人，不如得到愚人。原因何在？因为君子持有才干把它用到善事上；而小人持有才干用来作恶。持有才干作善事，能处处行善；而凭借才干作恶，就无恶不作了。愚人尽管想作恶，因为智慧不济，气力不胜任，好像小狗扑人，人还能制服它。而小人既有足够的阴谋诡计来发挥邪恶，又有足够的力量来逞凶施暴，就如恶虎生翼，他的危害难道不大吗！有德的人令人尊敬，有才的人使人喜爱；对喜爱的人容易宠信专任，对尊敬的人容易疏远，所以察选人才者经常被人的才干所蒙蔽而忘记了考察他的品德。自古至今，国家的乱臣奸佞，家族的败家浪子，因为才有余而德不足，导致家国覆亡的多了，又何止智瑶呢！所以治国治家者如果能审察才与德两种不同的标准，知道选择的先后，又何必担心失去人才呢！
[3]三家分智氏之田。赵襄子漆智伯之头，以为饮器。智伯之臣豫让欲为之报仇，乃诈为刑人，挟匕首，入襄子宫中涂厕。襄子如厕心动，索之，获豫让。左右欲杀之，襄子曰：“智伯死无后，而此人欲为报仇，真义士也，吾谨避之耳。”乃舍之。豫让又漆身为癞，吞炭为哑。行乞于市，其妻不识也。行见其友，其友识之，为之泣曰：“以子之才，臣事赵孟，必得近幸。子乃为所欲为，顾不易邪？何乃自苦如此？求以报仇，不亦难乎！”豫让曰：“既已委质为臣，而又求杀之，是二心也。凡吾所为者，极难耳。然所以为此者，将以愧天下后世之为人臣怀二心者也。”襄子出，豫让伏于桥下。襄子至桥，马惊；索之，得豫让，遂杀之。
[3]赵、韩、魏三家瓜分智家的.田土，赵襄子把智瑶的头骨涂上漆，作为饮具。智瑶的家臣豫让想为主公报仇，就化装为罪人，怀揣匕首，混到赵襄子的宫室中打扫厕所。赵襄子上厕所时，忽然心动不安，令人搜索，抓获了豫让。左右随从要将他杀死，赵襄子说：“智瑶已死无后人，而此人还要为他报仇，真是一个义士，我小心躲避他好了。”于是释放豫让。豫让用漆涂身，弄成一个癞疮病人，又吞下火炭，弄哑嗓音。在街市上乞讨，连结发妻子见面也认不出来。路上遇到朋友，朋友认出他，为他垂泪道：“以你的才干，如果投靠赵家，一定会成为亲信，那时你就为所欲为，不是易如反掌吗？何苦自残形体崐以至于此？这样来图谋报仇，不是太困难了吗！”豫让说：“我要是委身于赵家为臣，再去刺杀他，就是怀有二心。我现在这种做法，是极困难的。然而之所以还要这样做，就是为了让天下与后世做人臣子而怀有二心的人感到羞愧。”赵襄子乘车出行，豫让潜伏在桥下。赵襄子到了桥前，马突然受惊，进行搜索，捕获豫让，于是杀死他。
襄子为伯鲁之不立也，有子五人，不肯置后。封伯鲁之子于代，曰代成君，早卒；立其子浣为赵氏后。襄子卒，弟桓子逐浣而自立；一年卒。赵氏之人曰：“桓子立非襄主意。”乃共杀其子，复迎浣而立之，是为献子。献子生籍，是为烈侯。魏斯者，魏桓子之孙也，是为文侯。韩康子生武子；武子生虔，是为景侯。
赵襄子因为赵简子没有立哥哥伯鲁为继承人，自己虽然有五个儿子，也不肯立为继承人。他封赵伯鲁的儿子于代国，称代成君，早逝；又立其子赵浣为赵家的继承人。赵襄子死后，弟弟赵桓子就驱逐赵浣，自立为国君，继位一年也死了。赵家的族人说：“赵桓子做国君本来就不是赵襄子的主意。”大家一起杀死了赵桓子的儿子，再迎回赵浣，拥立为国君，这就是赵献子。赵献子生子名赵籍，就是赵烈侯。魏斯，是魏桓子的孙子，就是魏文侯。韩康子生子名韩武子，武子又生韩虔，被封为韩景侯。
魏文侯以卜子夏、田子方为师。每过段干木之庐必式。四方贤士多归之。
魏文侯魏斯以卜子夏、田子方为国师，他每次经过名士段干木的住宅，都要在车上俯首行礼。四方贤才德士很多前来归附他。
文侯与群臣饮酒，乐，而天雨，命驾将适野。左右曰：“今日饮酒乐，天又雨，君将安之？”文侯曰：“吾与虞人期猎，虽乐，岂可无一会期哉！”乃往，身自罢之。
魏文侯与群臣饮酒，奏乐间，下起了大雨，魏文侯却下令备车前往山野之中。左右侍臣问：“今天饮酒正乐，外面又下着大雨，国君打算到哪里去呢？”魏文侯说：“我与山野村长约好了去打猎，虽然这里很快乐，也不能不遵守约定！”于是前去，亲自告诉停猎。
韩借师于魏以伐赵，文侯曰：“寡人与赵，兄弟也，不敢闻命。”赵借师于魏以伐韩，文侯应之亦然。二国皆怒而去。已而知文侯以讲于己也，皆朝于魏。魏于是始大于三晋，诸侯莫能与之争。
韩国邀请魏国出兵攻打赵国。魏文侯说：“我与赵国，是兄弟之邦，不敢从命。”赵国也来向魏国借兵讨伐韩国，魏文侯仍然用同样的理由拒绝了。两国使者都怒气冲冲地离去。后来两国得知魏文侯对自己的和睦态度，都前来朝拜魏国。魏国于是开始成为魏、赵、韩三国之首，各诸侯国都不能和它争雄。
使乐羊伐中山，克之；以封其子击。文侯问于群臣曰：“我何如主？”皆曰：“仁君。”任座曰：“君得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之子，何谓仁君！”文侯怒，任座趋出。次问翟璜，对曰：“仁君。”文侯曰：“何以知之？”对曰：“臣闻君仁则臣直。向者任座之言直，臣是以知之。”文侯悦，使翟
璜召任座而反之，亲下堂迎之，以为上客。
魏文侯派乐羊攻打中山国，予以攻克，封给自己的儿子魏击。魏文侯问群臣：“我是什么样的君主？”大家都说：“您是仁德的君主！”只有任座说：“国君您得了中山国，不用来封您的弟弟，却封给自己的儿子，这算什么仁德君主！”魏文侯勃然大怒，任座快步离开。魏文侯又问翟璜，翟璜回答说：“您是仁德君主。”魏文侯问：“你何以知道？”回答说：“臣下我听说国君仁德，他的臣子就敢直言。刚才任座的话很耿直，于是我知道您是仁德君主。”魏文侯大喜，派翟璜去追任座回来，还亲自下殿堂去迎接，奉为上客。
文侯与田子方饮，文侯曰：“钟声不比乎？左高。”田子方笑。文侯曰：“何笑？”子方曰：“臣闻之，君明乐官，不明乐音。今君审于音，臣恐其聋于官也。”文侯曰：“善。”
魏文侯与田子方饮酒，文侯说：“编钟的乐声不协调吗？左边高。”田子方笑了，魏文侯问：“你笑什么？”田子方说：“臣下我听说，国君懂得任用乐官，不必懂得乐音。现在国君您精通音乐，我担心您会疏忽了任用官员的职责。”魏文侯说：“对。”
子击出，遭田子方于道，下车伏谒。子方不为礼。子击怒，谓子方曰：“富贵者骄人乎？贫贱者骄人乎？”子方曰：“亦贫贱者骄人耳，富贵者安敢骄崐人！国君而骄人则失其国，大夫而骄人则失其家。失其国者未闻有以国待之者也，失其家者未闻有以家待之者也。夫士贫贱者，言不用，行不合，则纳履而去耳，安往而不得贫贱哉！”子击乃谢之。
魏文侯的公子魏击出行，途中遇见国师田子方，下车伏拜行礼。田子方却不作回礼。魏击怒气冲冲地对田子方说：“富贵的人能对人骄傲呢，还是贫贱的人能对人骄傲？”田子方说：“当然是贫贱的人能对人骄傲啦，富贵的人哪里敢对人骄傲呢！国君对人骄傲就将亡国，大夫对人骄傲就将失去采地。失去国家的人，没有听说有以国主对待他的；失去采地的人，也没有听说有以家主对待他的。贫贱的游士呢，话不听，行为不合意，就穿上鞋子告辞了，到哪里得不到贫贱呢！”魏击于是谢罪。
文侯谓李克曰：“先生尝有言曰：‘家贫思良妻；国乱思良相。’今所置非成则璜，二子何如？”对曰：“卑不谋尊，疏不谋戚。臣在阙门之外，不敢当命。”文侯曰：“先生临事勿让！”克曰：“君弗察故也。居视其所亲，富视其所与，达视其所举，穷视其所不为，贫视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何待克哉！”文侯曰：“先生就舍，吾之相定矣。”李克出，见翟璜。翟璜曰：“今者闻君召先生而卜相，果谁为之？”克曰：“魏成。”翟璜忿然作色曰：“西河守吴起，臣所进也。君内以邺为忧，臣进西门豹。君欲伐中山，臣进乐羊。中山已拔，无使守之，臣进先生。君之子无傅，臣进屈侯鲋。以耳目之所睹记，臣何负于魏成！”李克曰：“子言克于子之君者，岂将比周以求大官哉？君问相于克，克之对如是。所以知君之必相魏成者，魏成食禄千钟，什九在外，什一在内；是以东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此三人者，君皆师之；子所进五人者，君皆臣之。子恶得与魏成比也！”翟璜逡巡再拜曰：“璜，鄙人也，失对，愿卒为弟子！”
魏文侯问李克：“先生曾经说过：‘家贫思良妻，国乱思良相。’现在我选相不是魏成就是翟璜，这两人怎么样？”李克回答说：“下属不参与尊长的事，外人不过问亲戚的事。臣子我在朝外任职，不敢接受命令。”魏文侯说：“先生不要临事推让！”李克说道：“国君您没有仔细观察呀！看人，平时看他所亲近的，富贵时看他所交往的，显赫时看他所推荐的，穷困时看他所不做的，贫贱时看他所不取的。仅此五条，就足以去断定人，又何必要等我指明呢！”魏文侯说：“先生请回府吧，我的国相已经选定了。”李克离去，遇到翟璜。翟璜问：“听说今天国君召您去征求宰相人选，到底定了谁呢？”李克说：“魏成。”翟璜立刻忿忿不平地变了脸色，说：“西河守令吴起，是我推荐的。国君担心内地的邺县，我推荐西门豹。国君想征伐中山国，我推荐乐羊。中山国攻克之后，没有人去镇守，我推荐了先生您。国君的公子没有老师，我推荐了屈侯鲋。凭耳闻目睹的这些事实，我哪点儿比魏成差！”李克说：“你把我介绍给你的国君，难道是为了结党以谋求高官吗？国君问我宰相的人选，我说了刚才那一番话。我所以推断国君肯定会选中魏成为相，是因为魏成享有千钟的傣禄，十分之九都用在外面，只有十分之一留作家用，所以向东得到了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这三个人，国君都奉他们为老师；而你所举荐的五人，国君都任用为臣属。你怎么能和魏成比呢！”翟璜听罢徘徊不敢进前，一再行礼说：“我翟璜，真是个粗人，失礼了，愿终身为您的弟子！”
吴起者，卫人，仕于鲁。齐人伐鲁，鲁人欲以为将，起取齐女为妻，鲁人疑之，起杀妻以求将，大破齐师。或谮之鲁侯曰：“起始事曾参，母死不奔丧，曾参绝之；今又杀妻以求为君将。起，残忍薄行人也！且以鲁国区区而有胜敌之名，则诸侯图鲁矣。”起恐得罪，闻魏文侯贤，乃往归之。文侯问诸李克，李克曰：“起贪而好色；然用兵，司马穰苴弗能过也。”于是文侯以为将，击秦，拔五城。
吴起，卫国人，在鲁国任官。齐国攻打鲁国，鲁国想任用吴起为将，但吴起娶的妻子是齐国人，鲁国猜疑吴起。于是，吴起杀死了自己的妻子，求得大将，大破齐国军队。有人在鲁国国君面前攻击他说：“吴起当初曾师事曾参，母亲死了也不回去治丧，曾参与他断绝关系。现在他又杀死妻子来求得您的大将职位。吴起，真是一个残忍缺德的人！况且，以我们小小的鲁国能有战胜齐国的名气，各个国家都要来算计鲁国了。”吴起恐怕鲁国治他的罪，又听说魏文侯贤明，于是就前去投奔。魏文侯征求李克的意见，李克说：“吴起为人贪婪而好色，然而他的用兵之道，连齐国的名将司马穰苴也超不过他。”于是魏文侯崐任命吴起为大将，攻击秦国，攻占五座城。
起之为将，与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卧不设席，行不骑乘，亲裹赢粮，与士卒分劳苦。卒有病疽者，起为吮之。卒母闻而哭之。人曰：“子，卒也，而将军自吮其疽，何哭为？”母曰：“非然也。往年吴公吮其父疽，其父战不旋踵，遂死于敌。吴公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是以哭之。”
吴起做大将，与最下等的士兵同样穿衣吃饭，睡觉不铺席子，行军也不骑马，亲自挑上士兵的粮食，与士兵们分担疾苦。有个士兵患了毒疮，吴起为他吸吮毒汁。士兵的母亲听说后却痛哭。有人奇怪地问：“你的儿子是个士兵，而吴起将军亲自为他吸吮毒疮，你为什么哭？”士兵母亲答道：“不是这样啊！当年吴将军为孩子的父亲吸过毒疮，他父亲作战从不后退，就战死在敌阵中了。吴将军现在又为我儿子吸毒疮，我不知道他该死在哪里了，所以哭他。”
篇6：柳子厚风言文
【原文】
其诏至京师，而复为刺史也，中山刘梦得禹锡亦在遣中，当诣播州①。子厚泣曰：播州非人所居，而梦得亲在堂，吾不忍梦得之穷，无辞以白其大人；且万无母子俱往理。请于朝，将拜疏，愿以柳易播，虽重得罪，死不恨。遇有以梦得事白上者，梦得于是改刺连州②。呜呼！士穷乃见节义。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悦，酒食游戏相征逐，诩诩强笑语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肝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负，真若可信。一旦临小利害，仅如毛发比，③反眼若不相识；落陷阱，不一引手救，反挤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此宜禽兽夷狄所不忍为，而其人自视以为得计。闻子厚之风，亦可以少愧矣！
【注释】①播州：今贵州遵义一带。②连州：今广东连县一带。③比：类，之类。
【参考译文】
柳宗元被贬为永州司马后，被召回京城，又再贬为柳州刺史。这时候，中山人刘禹锡（字梦得）也在遣放之列，必须前往播州。子厚流着眼泪说道：播州不适宜人居住，而梦得有母亲健在，我不忍心看到梦得处境困窘，以致于无法向母亲说明一切，况且也决没有让母子同赴贬所的道理。准备向朝廷上疏请求，愿以柳州更换播州，即使因此再次获罪，虽死无遗憾。此时正好又有人将梦得的事报告了朝廷，梦得于是改为连州刺史。呜呼！人在困窘时才最能表现出他的气节和道义。当今的人们平日里互相敬慕爱悦，相邀饮宴，追逐游戏，强颜欢笑以示谦卑友好，握手发誓以见肝胆相照，指天画日，痛哭流涕，表示死也不会背弃朋友，似乎像真的一样可信。然而一旦碰上小的利害冲突，哪怕只有毛发一般细微，也会反目相向，装出从来不认识的样子。你已落入陷阱，他不但不伸手援救，反而乘机排挤，往下扔石头，这样的人比比皆是。这种事情恐怕连禽兽和异族都不忍心去做，而那些人却自以为得计，当他们听到子厚的为人风度，也应该感到稍许有些惭愧吧。
【阅读训练】
1．解释
（1）遣：贬谪，放逐 （2）诣：到去 （3）梳：给皇帝的上书 （4）易：换
（5）刺：担任刺史（6）平居：平时 （7）临：面对 （8）少：稍微
2．翻译
（1）吾不忍梦得之穷，无辞以白其大人。
我不忍心看到梦得处境困窘，没什么话可以用来禀报母亲的。
（2）士穷乃见节义。
读书人到了处境困窘时才显现他的节操与道义。
3．对虽重得罪，死不恨句的'翻译，正确的一项是（ ）
A.虽然重重地得罪皇上，但至死也没遗憾。
B.即使再一次得罪皇上，但至死也无怨恨。
C.即使再一次得罪皇上，至死也不感到遗憾。
D.即使大大地得罪皇上，但至死也不怨恨。
答案 C（重，再一次；恨，遗憾）
4．成语________的出典就在本段文字中。（落井下石）
5．本段文字主要运用了什么写作手法，目的是突出什么？
对比；柳子厚的节义、风范
篇7：赵母训子文言文翻译
赵母训子文言文翻译
赵母训子文言文翻译
赵武孟初以驰骋田猎为事，尝获肥鲜以遗母，母泣曰：“汝不读书而田猎，如是吾无望矣！”竟不食其膳。武孟感激勤学，遂博通经史，举进士，官至右台侍御史。
译文：
赵武孟起初以耕种狩猎为事业,他曾经捕获肥美的.动物来给母亲,(他)母亲哭着说:你不读书却耕种狩猎,如果这样下去我是没有希望了!竟然不吃(她的)饭.武孟深受感动勤学苦读,所以知识渊博对经史了解深刻,中了进士,官拜右台侍御史.
注释
选自《续世说》
田猎：打猎。
资：钱，资产。
书：写。
或：有人。
食：吃。
望：希望。
尝：曾经。
遗:给
遂：于是，就。
遗：献 ，给。
御史：官名。秦置，汉沿设，在御史大夫之下。
出处/赵母训子
《续世说》，《宋史·艺文志》着录十二卷，北宋孔平仲撰。该书仿《世说新语》体例，主要记南北朝至唐五代朝野轶事。与《世说新语》相比，《续世说》更重视”发史氏之英华”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孔平仲，字义甫，一作毅父，临江新喻（今江西新余）人。平仲与兄文仲、武仲并称“三孔”，黄庭坚有“二苏联璧，三孔分鼎”之誉。着有《续世说》、《孔氏谈苑》、《珩璜新论》、《释稗》等。诗文集已散佚，南宋王蓬收辑为二十一卷，其中诗九卷，刊入《清江三孔集》；民国初年胡思敬校编为《朝散集》，刊入《豫章丛书》。《宋史》卷三四四有传。 孔平仲诗，以影印文
渊阁《四库全书·清江三孔集》为底本，校以《豫章丛书·朝散集》（简称豫章本）、明钞残本《三孔先生清江文集》（简称明抄本，藏北京图书馆）及《宋诗钞》（简称诗钞）。另辑得集外诗一首，附于卷末。
篇8：母别子原文翻译赏析
母别子，子别母，白天的阳光似乎都因为悲伤而失去了光彩，哭声中无限凄苦。一家人住在关西长安，丈夫身居大将军的高位，去年立了战功，又被加封了爵土。还得到了赏赐的金钱二百万，于是便在洛阳娶了如花似玉的新妇。新妇来了不满足，就要丈夫抛旧妇；她是他掌上的莲花，我却是他们眼中的钉子。喜新厌旧是俗世的常情，这本来也不足为悲，我就要收拾行装，无奈地离开。但悲伤的是，留在丈夫家的，还有两个亲生的小孩。一个才刚刚会扶着床沿走路，一个才刚刚能够坐起来。坐着的孩子啼哭，会走路的'孩子牵着我的衣服。你们夫妇新欢燕尔，却让我们母子生离死别，从此不得相见。此时此刻，我的心有诉不出的悲苦，人的薄情啊，还不如林中的乌鹊，母鸟不离开小雏，雄鸟总在它们身旁呵护。此情此景，倒象是后园的桃树，曾经遮蔽着花房的花瓣已经随风落去，幼小的果实还将挂在梢头经历霜雪雨露。新人新人你听我说，洛阳有无数的红楼美女，但愿将军将来又立了什么功勋，再娶一个比你更娇艳的新妇吧。
母别子字词解释：
乌与鹊：林中自由自在的鸟儿。
雏：小鸟。
篇9：母别子原文翻译赏析
《母别子》是《新乐府》五十首中的一首。这两句是写将军遗弃妻子，迫使母子别离时妻子说的话：我们母子生离死别，连林中鸟儿都不如；那些鸟儿母亲不失儿女，丈夫陪伴妻子，过着恩恩爱爱、白头到老的生活。凄婉哀怨，声泪俱下，比喻真切，意境独到。
作者资料：
白居易（772年—846年），字乐天，号香山居士，又号醉吟先生，祖籍太原，到其曾祖父时迁居下邽。是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唐代三大诗人之一。白居易与元稹共同倡导新乐府运动，世称“元白”，与刘禹锡并称“刘白”。白居易的诗歌题材广泛，形式多样，语言平易通俗，有“诗魔”和“诗王”之称。官至翰林学士、左赞善大夫。有《白氏长庆集》传世，代表诗作有《长恨歌》、《卖炭翁》、《琵琶行》等。公元846年白居易去世于洛阳，葬于香山。
母别子就为您介绍到这里，希望它对您有帮助，如果您喜欢这篇文章，不妨分享给您的好友吧，更多你想要的诗句、古诗词，这里诗句大全都有！
篇10：严母训子文言文翻译
严母训子文言文翻译
严母训子文言文选自《后汉书·酷吏传》，下面一起来看看严母训子文言文翻译的详细内容吧！
原文
初，延年母从东海来，欲从延年腊。到雒阳，适见报囚。母大惊，便止都亭，不肯入府。延年初至都亭谒母，母闭阁不见。延年免冠顿首阁下，良久，母乃见之，因数责延年：“幸得备郡守，专治千里，不闻仁爱教化，顾乘刑罚多刑杀人，欲以立威，岂为民夫母意哉！延年服罪，重顿手谢，因自为母御，归府舍。母毕正腊，谓延年：“我不意当老见状子被刑戮也！行矣！去女东归，扫除墓地耳。”隧去，归郡，见昆弟宗人，复为言之。后岁余，果败。东海莫不贤知其母。
译文
当初，严延年的母亲从东海郡来看儿子，打算跟随严延年一起进行腊祭。到洛阳时，正遇到处决囚犯。其母大吃一惊，便留在驿站中，不肯进府。严延年来到驿站谒见母亲，其母紧闭房门，不肯见他。
严延年摘下帽子，在门外崐叩头，过了很长时间，其母才与他相见，并一再责备严延年说：“你有幸当了郡太守，独自管辖方圆一千里的`地区，没听说你以仁爱教育、感化百姓，使百姓们得到安定和保全，反而利用刑罚，大量杀人，企图借此树立威严，这岂是作百姓父母官的本意？”严延年再次叩头，表示服罪，并亲自为母亲驾车回到住所。其母在腊祭完毕以后，对严延年说：“天道悠悠，神明在上，杀人者必将为人所杀。想不到我到了暮年，却将看到正当壮年的儿子遭受刑戮！
我要走了，离开你东归故乡，打扫墓地去了！”于是离去。回到东海郡，见到严延年的兄弟和族人，又将上面的话说与他们。一年多以后，严延年果然被杀，东海郡人无不赞叹其母的贤明、智慧。
篇11：尹文子大道原文翻译
大道无形，称器有名。名也者，正形者也。形正由名，则名不可差。故仲尼云“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也。大道不称，众有必名。生于不称，则群形自得其方圆。名生于方圆，则众名得其所称也。大道治者，则名、法、儒、墨自废。以名、法、儒、墨治者，则不得离道。老子曰：“道者万物之奥，善人之宝，不善人之所宝。”是道治者，谓之善人；藉名、法、儒、墨者，谓之不善人。善人之与不善人，名分日离，不待审察而得也。道不足以治则用法，法不足以治则用术，术不足以治则用权，权不足以治则用势。势用则反权，权用则反术，术用则反法，法用则反道，道用则无为而自治。故穷则徼终，徼终则反始。始终相袭，无穷极也。
有形者必有名，有名者未必有形。形而不名，未必失其方圆白黑之实。名而不可不寻名以检其差。故亦有名以检形，形以定名，名以定事，事以检名。察其所以然，则形名之与事物，无所隐其理矣。
名有三科，法有四呈。一曰命物之名，方圆白黑是也；二曰毁誉之名，善恶贵贱是也；三曰况谓之名，贤愚爱憎是也。一曰不变之法，君臣上下是也；二曰齐俗之法，能鄙同异是也；三曰治众之法，庆赏刑罚是也；四曰平准之法，律度权量是也。
术者，人君之所密用，群下不可妄窥；势者，制法之利器，群下不可妄为。
人君有术而使群下得窥，非术之奥者；有势而使群下得为，非势之重者。大要在乎先正名分，使不相侵杂。然后术可秘，势可专。名者，名形者也；形者，应名者也。然形非正名也，名非正形也。则形之与名居然别矣。不可相乱，亦不可相无。无名，故大道无称；有名，故名以正形。今万物具存，不以名正之，则乱；万名具列，不以形应之，则乖。故形名者，不可不正也。善名命善，恶名命恶。
故善有善名，恶有恶名。圣贤仁智，命善者也；顽嚚凶愚，命恶者也。今即圣贤仁智之名，以求圣贤仁智之实，未之或尽也。即顽嚚凶愚之名，以求顽嚚凶愚之实，亦未或尽也。使善恶尽然有分，虽未能尽物之实，犹不患其差也。故曰：名不可不辨也。
名称者，别彼此而检虚实者也。自古至今，莫不用此而得，用彼而失。失者，由名分混；得者，由名分察。今亲贤而疏不肖，赏善而罚恶。贤不肖善恶之名宜在彼，亲疏赏罚之称宜属我。我之与彼，又复一名，名之察者也。名贤不肖为亲疏，名善恶为赏罚，合彼我之一称而不别之，名之混者也。故曰：名称者，不可不察也。语曰“好牛”，又曰，不可不察也。好则物之通称，牛则物之定形，以通称随定形，不可穷极者也。设复言“好马”，则复连于马矣，则好所通无方也。
设复言“好人”，则彼属于人矣。则“好”非“人”，“人”非“好”也。则“好牛”、“好马”、“好人”之名自离矣。故曰：名分不可相乱也。
五色、五声、五臭、五味，凡四类，自然存焉天地之间，而不期为人用。人必用之，终身各有好恶，而不能辨其名分。名宜属彼，分宜属我。我爱白而憎黑，韵商而舍徵，好膻而恶焦，嗜甘而逆苦。白黑、商徵、膻焦、甘苦，彼之名也；爱憎、韵舍、好恶、嗜逆，我之分也。定此名分，则万事不乱也。故人以“度”审长短，以“量”受少多，以“衡”平轻重，以“律”均清浊，以“名”稽虚实，以“法”定治乱，以简治烦惑，以易御险难。万事皆归于一，百度皆准于法。归一者，简之至；准法者，易之极。如此则顽嚚聋瞽，可与察慧聪明同其治也。
天下万事，不可备能，责其备能于一人，则贤圣其犹病诸。设一人能备天下之事，则左右前后之宜、远近迟疾之间，必有不兼者焉。苟有不兼，于治阙矣。
全治而无阙者，大小、多少，各当其分；农商工仕，不易其业。老农、长商、习工、旧仕，莫不存焉，则处上者何事哉？故有理而无益于治者，君子弗言；有能而无益于事者，君子弗为。君子非乐有言，有益于治，不得不言。君子非乐有为，有益于事，不得不为。故所言者不出于名法权术，所为者不出于农稼军阵，周务而已，故明主任之。治外之理，小人之所必言；事外之能，小人之所必为。小人亦知言有损于治，而不能不言；小人亦知能有损于事，而不能不为。故所言者极于儒墨是非之辨，所为者极于坚伪偏抗之行，求名而已，故明主诛之。故古语曰：“不知无害为君子，知之无损为小人。工匠不能，无害于巧；君子不知，无害于治。”此言信矣。
为善使人不能得从，此独善也；为巧使人不能得从，此独巧也；未尽善巧之理。为善与众行之，为巧与众能之，此善之善者，巧之巧者也。故所贵圣人之治，不贵其独治，贵其能与众共治也；所贵工倕之巧，不贵其独巧，贵其能与众共巧也。
今世之人，行欲独贤，事欲独能，辩欲出群，勇欲绝众。独行之贤，不足以成化；独能之事，不足以周务；出群之辩，不可为户说；绝众之勇，不可与征阵。凡此四者，乱之所由生。是以圣人任道以夷其险，立法以理其差。使贤愚不相弃，能鄙不相遗。能鄙不相遗，则能鄙齐功；贤愚不相弃，则贤愚等虑。此至治之术也。
名定则物不竞，分明则私不行。物不竞，非无心；由名定，故无所措其心。
私不行，非无欲；由分明，故无所措其欲。然则心欲人人有之，而得同于无心无欲者，制之有道也。田骈曰：天下之士，莫肯处其门庭、臣其妻子，必游宦诸侯之朝者，利引之也。游于诸侯之朝，皆志为卿大夫而不拟于诸侯者，名限之也。彭蒙曰：“雉兔在野，众人逐之，分未定也；鸡豕满市，莫有志者，分定故也。物奢则仁智相屈，分定则贪鄙不争。”圆者之转，非能转而转，不得不转也；方者之止，非能止而止，不得不止也。因圆之自转，使不得止；因方之自止，使不得转。何苦物之失分？故因贤者之有用，使不得不用；因愚者之无用，使不得用。用与不用，皆非我也。因彼可用与不可用而自得其用也。自得其用，奚患物之乱乎？物皆不能自能，不知自知。智非能智而智，愚非能愚而愚，好非能好而好，丑非能丑而丑。夫不能自能，不知自知，则智好何所贵？愚丑何所贱？则智不能得夸愚，好不能得嗤丑，此为得之道也。道行于世，则贫贱者不怨，富贵者不骄，愚弱者不慑，智勇者不陵，定于分也；法行于世，则贫贱者不敢怨富贵，富贵者不敢陵贫贱，愚弱者不敢冀智勇，智勇者不敢鄙愚弱。此法之不及道也。
世之所贵，同而贵之，谓之俗；世之所用，同而用之，谓之物。苟违于人，俗所不与；苟忮于众，俗所共去。故人心皆殊，而为行若一；所好各异，而资用必同。此俗之所齐，物之所饰。故所齐不可不慎，所饰不可不择。昔齐桓好衣紫，阖境不鬻异采；楚庄爱细腰，一国皆有饥色。上之所以率下，乃治乱之所由也。故俗苟沴，必为法以矫之；物苟溢，必立制以检之。累于俗、饰于物者，不可与为治矣。昔晋国苦奢，文公以俭矫之，乃衣不重帛，食不兼肉。无几时，国人皆大布之衣，脱粟之饭。越王句践谋报吴，欲人之勇，路逢怒蛙而轼之。比及数年，民无长幼，临敌虽汤火不避。居上者之难，如此之验。圣王知民情之易动，故作乐以和之，制礼以节之。在下者不得用其私，故礼乐独行。礼乐独行，则私欲寝废；私欲寝废，则遭贤之与遭愚均矣。若使遭贤则治，遭愚则乱，是治乱属于贤愚，不系于礼乐。
是圣人之术与圣主而俱没，治世之法逮易世而莫用，则乱多而治寡。乱多而治寡，则贤无所贵，愚无所贱矣。处名位，虽不肖，不患物不亲己；在贫贱，虽仁贤，不患物不疏己。亲疏系乎势利，不系于不肖与仁贤也。吾亦不敢据以为天理，以为地势之自然者尔。今天地之间，不肖实众，仁贤实寡。趋利之情，不肖特厚。廉耻之情，仁贤偏多。今以礼义招仁贤，所得仁贤者，万不一焉；以名利招不肖，所得不肖者，触地是焉。故曰：“礼义成君子，君子未必须礼义；名利治小人，小人不可无名利。”
庆赏刑罚，君事也；守职效能，臣业也。君料功黜陟，故有庆赏刑罚；臣各慎所任，故有守职效能。君不可与臣业，臣不可侵君事。上下不相侵与，谓之名正。名正而法顺也。接万物使分，别海内使不杂。见侮不辱，见推不矜，禁暴息兵，救世之斗。此仁君之德，可以为主矣。守职分使不乱，慎所任而无私。饥饱一心，毁誉同虑，赏亦不忘，罚亦不怨。此居下之节，可为人臣矣。
世有因名以得实，亦有因名以失实。宣王好射，说人之谓己能用强也，其实所用不过三石。以示左右，左右皆引试之，中关而止。皆曰：“不下九石，非大王孰能用是？”宣王说之。然则宣王用不过三石，而终身自以为九石。三石，实也，九石，名也，宣王悦其名而丧其实。齐有黄公者，好谦卑。有二女，皆国色。以其美也，常谦辞毁之，以为丑恶，丑恶之名远布，年过而一国无聘者。卫有鳏夫，失时冒娶之，果国色。然后曰：“黄公好谦，故毁其子不姝美。”于是争礼之，亦国色也。国色，实也；丑恶，名也。此违名而得实矣。楚人担山雉者，路人问：“何鸟也？”担雉者欺之曰：“凤皇也。”路人曰：“我闻有凤皇，今直见之，汝贩之乎？”曰：“然。”则十金，弗与。请加倍，乃与之。将欲献楚王，经宿而鸟死。路人不遑惜金，惟恨不得以献楚王。国人传之，咸以为真凰皇，贵，欲以献之。遂闻楚王，王感其欲献于己，召而厚赐之，过于买鸟之金十倍。魏田父有耕于野者，得宝玉径尺，弗知其玉也，以告邻人。邻人阴欲图之，谓之曰：“怪石也，畜之弗利其家，弗如复之。”田父虽疑，犹录以归，置于庑下。其夜玉明光照一室，田父称家大怖，复以告邻人。曰：“此怪之征，遄弃，殃可销。”于是遽而弃于远野。邻人无何盗之以献魏王。魏王召玉工相之，玉工望之再拜而立：“敢贺王，王得此天下之宝，臣未尝见。”王问价，玉工曰：“此无价以当之，五城之都，仅可一观。”魏王立赐献玉者千金，长食上大夫禄。
凡天下万里皆有是非，吾所不敢诬。是者常是，非者常非，亦吾所信。然是虽常是，有时而不用；非虽常非，有时而必行。故用是而失，有矣；行非而得，有矣。是非之理不同，而更兴废，翻为我用，则是非焉在哉？观尧、舜、汤、武之成，或顺或逆，得时则昌；桀、纣、幽、厉之败，或是或非，失时则亡。五伯之主亦然。宋公以楚人战于泓，公子目夷曰：“楚众我寡，请其未悉济而击之。”宋公曰：“不可，吾闻不鼓不成列。寡人虽亡之余，不敢行也。”战败，楚人执宋公。齐人弑襄公，立公孙无知。召忽、夷吾奉公子纠奔鲁，鲍叔牙奉公子小白奔莒。既而无知被杀，二公子争国。纠，宜立者也。小白先入，故齐人立之。既而使鲁人杀纠，召忽死之，征夷吾以为相。晋文公为骊姬之谮，出亡十九年，惠公卒，赂秦以求反国，杀怀公子而自立。彼一君正而不免于执，二君不正，霸业遂焉。己是而举世非之，则不知己之是；己非而举世是之，亦不知己之非。然则是非随众贾而为正，非己所独了。则犯众者为非，顺众者为是。故人君处权乘势，处所是之地，则人所不得非也。居则物尊之，动则物从之，言则物诚之，行则物则之，所以居物上、御群下也。国乱有三事：年饥民散，无食以聚之则乱；治国无法，则乱；有法而不能用，则乱。有食以聚民，有法而能行，国不治，未之有也。
篇12：尹文子大道原文翻译
大道没有具体的形状，有形状的事物都有相应的名称。名称是判定客观事物的依据。正因为判定客观事物的依据取决于名称．那么名称是不能有差错的。所以孔子说：“一定要纠正不恰当的名分。名分不正，说起话来就不顺当。”大道没有相应的名称，万物一定有相应的名称。从没有名称的大道中产生出来的万物，都具备各自的形状特征。由于名称产生于各种形状的事物中，那么众多的名称应当与各种具体事物相对应。
用大道治理国家，那么名家、法家、儒家、墨家的学说自然就会被废弃。而用名家、法家、儒家、墨家的学说治理国家，也不能离开大道。老子说：“道是万物的根本。它是善人的法宝，也是不善人所要保持的。”用大道治理国家的人，被称为善人；凭借名家、法家、儒家、墨家学说治理国家的人，被称为是不善人。善人和不善人之间，名位和职分日益分离，以致不用认真审察就能把它们区分开来。
用道治理国家感到不足时就用法制，用法制治理国家感到不足时就用权术，用权术治理国家感到不足时就用权力，用权力治理国家感到不足时就用权势。权势用尽了再反过来用权力，权力用尽了再反过来用权术，权术用尽了再反过来用法治，法治用尽了再反过来用大道，用大道治理国家，就会达到君主无所作为而天下大治的效果。所以说事物陷入穷尽就发展到了终点，发展到终点就会返回到开始的地方，这样开始和终点互相循环因袭，永远没有穷尽
有形状的事物必定有名称，有名称的事物不一定有形状。有形状而没有名称的事物，不一定会失去它的形状、颜色等特征。有名称而没有具体形状的事物，不根据名称去检验具体的事物，则往往出现差误。所以，有时用事物的名称来检验事物的形状，有时根据事物的形状来确定事物的名称；有时用事物的名称来规定事物的种类，有时根据事物的种类来检验事物的名称。弄明白了事物的形状与名称之间的关系，那么事物的形名关系与事物之间的道理，就无法隐瞒了。
名有三种类型，法有四种表现。名的三种类型：第一种是事物的名称，如事物的方、圆、白、黑等；第二种是诋毁、赞誉的名称，如善、恶、贵、贱等；第三种是形容的名称，如贤能、愚蠢、爱慕、憎恶等。法的四种表现：其中第一种是永恒不变之法，如君臣关系、上下关系等；第二种是教化之法，如道德品行修养得好与坏、风俗习惯的同与异等；第三种是治理民众之法，如奖赏有功的、惩罚犯罪的等；第四种是平准之法，如制定法规、统一度量衡等
权术是君主所秘密使用的法宝，臣下不能随便窥测。权势是制定法令的有力武器，臣下不能随便利用。君主所采用的权术，如果让臣下窥测到，这种权术便不是深奥莫测的了。君主所利用的权势，如果被臣下随便利用，这种权势就没有份量了。总的要求是首先纠正有偏差的名分，让它们不互相侵扰混杂，然后君主的权术就可以保密，君主的权势就可以专用。
名称是用来命名事物形状的，事物的形状是与名称相对应的。但是，事物的形并不是专门用来纠正名的，名也不是专门用来纠正形的。那么形与名二者判然有别，不能互相混淆。也不能互相缺少。没有名称，大道就无法以名相称；有了名称，能用名来匡正各种事物的形。现在世上万物都是客观存在，如果不用名来区分它们，就会发生混乱；世上各种名称都摆在那里，如果不用形来与它们对应，就会出现偏差。所以，形与名的关系，不能不认真加以辩正。
用好名称命名好的东西。用坏名称命名坏的东西，所以好的东西有好名称，坏的东西有坏名称。圣贤仁智，是用来命名好人的；顽嚣凶愚，是用来命名坏人的。现在如果用圣贤仁智之名，去寻求圣贤仁智之实，未必能使名完全符合实；如果用顽群嚣凶愚之名，去寻求顽嚣凶愚之实．也未必能使名完全符合实。如果能把好名、坏名完全区分开来，即使不能完全反映事物的实际情况，但不必担心出现大的差错，所以说对名不能不辩证清楚。
名称是用来区别不同事物、检查形名关系的。从古到今，没有不是运用得当就能成功、运用不当就要失败的。失败是因为名分混淆不清，成功是因为名分明察清晰。现在人们亲近贤能之人，疏远不肖之徒，奖赏道德品行好的人，惩罚犯罪的人。贤能之人、不肖之徒、品行好的、犯罪的，这都是客观存在的名称；亲近、疏远、奖赏、惩罚，这都是人们所采取的主观态度。人们的主观态度与客观存在的事实，这是两种根本不同的名称，这就把两种名称区分清楚了。如果把客观存在的`贤能之人、不肖之徒与人们所采取的亲近、疏远的态度混为一谈，把品行好、犯罪与奖赏、惩罚混为一谈，把客观存在的事实与人的主观态度不加区别，这就把名称搞混乱了。所以说，对名称是不能不审察清楚的。
人们常说“好牛”，这个名分不能不辩察清楚。“好”是事物的通称，“牛”是事物的形体，用事物的通称来修饰事物的形体，永远没有穷尽。比如再说“好马”，通称的“好”又与形体的“马”相连在一起，那么“好”所通用的范围就没有什么限廷限定了。比如再说“好人”，那“好”的名又归属到形体的“人”了。然而“好”的概念不是“人”的概念，“人”的概念也不是“好”的概念。那么“好牛”、“好马”、“好人”的名分就自然区分开来了，所以说名分是不能互相混乱的。
五种颜色、五种声音、五种气味、五种味道这四类物质，都自然地存在于天地之间，它们并不期望被人们利用，但人们却一定要应用它们，终身不改变对它们的好恶，且不能分辨它们之间的名分。事物的名称应该是自然存在的事物本身，对事物的分辨则是人们的主观因素。我喜欢白色而讨厌黑色．喜欢商声而讨厌徵音，喜爱膻气而厌恶焦气，喜欢甜味而厌恶苦味。白黑颜色、商徵声音、膻焦气味、甜苦味道，这都是客观存在的事物名称。而喜爱憎恶、爱听不爱听、喜欢讨厌、爱吃不爱吃，这却是人们的主观态度。能够确定这些客观的和主观的名分，那么万事万物就不会出现混乱。
所以人们用尺度来计算物体的长短，用量器来测量东西的多少，用秤具来称量物体的轻重，用律吕来辨别音乐的声音，用名分来考查事物的虚实，用法制来规定国家的治乱，用简明来治理烦琐疑惑，用变易来排除危险和困难。把万事万物都归结为一个道理，各种准则都用法律作准绳。万事万物都归为一个道理，这是最简要的方法；用法律作准绳，这是最便易的措施。如果能做到这样，那么顽固、愚蠢、耳聋、眼瞎的人就可以与开明、智慧、耳聪、目明的人一样，共同治理国家。
天下的事情各种各样千差万别，不能要求一个人什么都会做。如果要求一个人什么都会做，即使是圣贤之人也办不到。假设一个人能做天下所有的事，但在他做事的前后左右、远近缓急方面，必定有不能兼顾到的。如果有不能兼顾到的，对于治理国家就会有所欠缺。如果要使国家得到全面的治理而没有欠缺，就应使事情的大小多少方面都恰如其分，农民、商人、工人、官吏，都各守其业。如果有经验的老农和擅长经商的商人，熟练的工匠和老练的官吏，都发挥自己的专长，那么处在上层的统治者还有什么事情需要亲自做呢?
因此，有些话虽然有道理，但对治理国家没有好处，君子绝对不说；虽然有能力，但对成就事业没有好处．君子绝对不做。君子不是乐于好说，而是因为对治理国家有好处，不得不说；君子不是乐于好做，而是因为对成就事业有好处，不得不做。君子所说的话，不外乎名、法、权、术方面的内容；君子所做的事，不外乎农业生产、战争打仗方面的事情，努力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而已。所以，贤明的君主任用君子。对治国无益的话，小人总爱说；对国家没有用处的事，小人总爱去做。小人也知道这些话对治国有损害，却不能不说；小人也知道这些可能有损于治国的大事，却不能不做。所以，他们所说的，都是儒家、墨家的是非争辩；所做的，都有虚伪偏执的倾向。他们这样做的目的都是为了求取功名罢了，所以贤明的君主要诛杀他们。
古话说：“不知道并不能妨碍一个人成为君子，知道也不能阻碍一个人不是小人。工匠不能做别的事情，并不妨碍他是能工巧匠；君子不知道其它事情，也不妨碍他能治理好国家。”这话的确是可信的。自己做善事使人不能跟从，这叫独善；自己做事精巧让人不能跟着学，这叫独巧。这两者都没有穷尽善与巧的道理。自己行善也能使众人跟着行善，自己做事精巧也能让众人做到精巧，这才是善中之善、巧中之巧。所以圣人治理国家的可贵之处，不在圣人能独立治理国家，而在圣人能与众人共同治理国家。能工巧匠任的可贵之处，不在他个人做事精巧，而在他能与众人共同做事精巧。
现在的人们，行为总想表现出自己特别贤惠，做事总想表现出自己特有能力，论辩总想表现自己才能超群，勇敢总想表现自己无人相比。行为独贤，不足以教化万民；做事独能，不足以完成各项工作；论辩超群，不可能做到家喻户晓；勇敢无比，不可能上阵与众敌应战。大凡这四种情况，是国家产生混乱的根本原因。所以圣人用道来克服各种艰难险阻，确定法律来处理各种差异。使贤人和愚人不互相抛弃，使能人与庸人不互相舍弃。能人与庸人不互相舍弃，那么能人与庸人就会同样取得成功；贤人与愚人不互相抛弃，那么贤人与愚人就会共同考虑国家大事，这是最佳的治国权术。
名义确定后，人们对事物就不会争夺；分属明确后，人们的私欲就不会盛行。人们对事物不争夺，并不是人们没有争夺之心，而是因为名义确定之后，人们就无法实施争夺之心；人们的私欲不能盛行，并不是人们没有私欲，而是因为分属已经明确，人们就无法实施自己的私欲。然而私心、私欲人人都有，却能使人们做到没有私心、没有私欲一样，是因为制止私心、私欲的方法得当。田骈说：“天下有志的男士，没有谁肯老呆在自己的家里，伺候自己的妻子儿女，他们必定要到各诸侯国的朝廷去游说，求得一官半职，这是受利禄的引诱所致。他们到各诸侯国朝廷游说的目的，都想成为卿大夫，而没有想成为诸侯国的君主，这是因为名分限定了他们。”彭蒙说：“野鸡和兔子在野地时，众人都会追逐它们，这是因为分属还没有确定的缘故。鸡和猪充满集市，没有人企图抢夺占为己有，这是因为分属已经确定的缘故。财物丰富之后而分属未定，即使是仁智之人也会争夺；分属确定之后，就是贪得无厌的人也不敢乱抢。
圆的东西之所以会转动，并不是因为它本身会转动而转动，而是因为它具备转动的条件而不得不转动；方的东西之所以会静止，并不是因为它本身会静止而静止，而是因为它具备静止的条件而不得不静止。顺应圆的东西能自己转动的特性，使它不得静止；顺应方的东西能自己静止的特性，使它不得转动，何必担心事物失去本性呢?所以，利用贤能之人对治理国家有用的特征，使他们不得不为国家所用；顺应愚昧之人对治理国家无用的特征，使他们不得为国家所用。国家用与不用，都不是由我个人的主观愿望所决定，而是顺应他们可用与不可用的特征，使他们各得其所，为什么担心事物会发生混乱呢?
人都不能做到而自然就能做到。人都不能知道而自然却能了解。聪明的人并不是自己想聪明就聪明，愚笨的人并不是自己想愚笨就愚笨，好看的人并不是自己想好看就好看，丑陋的人并不是自己想丑陋就丑陋。人们不能做到而自然能做到，人们不能知道自然却了解。那么聪明和好看有什么可珍贵的呢?愚笨和丑陋有什么可卑贱的呢?聪明的人不能向愚笨的人炫耀，好看的人不能讥笑丑陋的人，这都是懂得了治理国家所应遵循的大道。
如果大道能在世间施行，那么贫穷与卑贱的人就不会有怨言，富裕与尊贵的人就不会高傲自大，愚笨与软弱的人就不会恐惧害怕，聪明与勇敢的人就不会盛气凌人，这是因为确定了名分的缘故。如果法制能在世间施行，那么贫穷与卑贱的人就不敢怨恨富裕与尊贵的人，富裕与尊贵的人也不敢欺凌贫穷与卑贱的人；愚笨与软弱的人就不敢企盼超过聪明与勇敢的人，聪明与勇敢的人也不敢鄙视愚笨与软弱的人，这就是施行法制不如施行大道的地方。
被世人看重的东西，与世人同样看重这些东西就叫做顺应风俗习惯；被世人所使用的东西，与世人同样使用这些东西就叫做物尽其用。如果违背众人的意愿。就会遭到习惯势力的反对；如果伤害了众人的感情。就会被习惯势力所摒弃。因此。人们的心思尽管不同，但行为却能互相一致；人们的爱好尽管各异，但所使用的东西却能相同。这就是风俗习惯对人们所起的统一作用．也是物质对人们所起的修治作用。所以，对风俗习惯的作用不可不慎重对待，对物质的修治作用不可不认真加以选择。
从前齐恒公喜欢穿紫色的衣服，结果齐国境内就没有卖其他颜包的绸布。楚庄王喜欢细腰的人，结果楚国境内的人就都面带饥色。处在上位的人提倡什么来做群下的表率，是国家得到大治、大乱的根本原因。所以．如果风气不正，一定要制定法令来加以矫正；如果物质丰富，一定要用制度来加以检查。如果被坏的风气所左右，受奢侈腐败之风的支配．这种人是不可能治理好国家的。
从前晋国苦于奢侈成风，晋文公用检约的办法加以纠正。他穿衣不穿夹层的绸衣，吃饭不吃两种肉菜。没过多长时间，人们都穿粗布衣服，都吃粗茶淡饭。越王句践图谋报吴王灭越之仇，企望人们变得勇敢起来，在路上碰到一只发怒的青蛙，便站在车上手扶车轼向它表示敬意。过了几年，国人无论年长年幼的，遇到敌人时即使赴汤蹈火也不躲避。可见，处于上位人的表率作用。对群下竞能得到如此明显的验证。
圣明的君王知道人民的情感容易变动。便制作乐来加以调和，制作礼来加以节制。使在下位的人不得行其私，所以只有礼乐能够在天下通行。礼乐在天下通行，那么个人的私欲就逐渐被废止。个人的私欲被废止．而无论遇贤明的君主或愚笨的君主都一样。如果遇到贤明的君主国家就得到治理．遇到愚笨的君主国家就遭到混乱，国家治乱的根本就取决于君主的贤能与愚笨，而不取决于礼乐的完备，这样圣人的治国之术就和圣贤的君主一同消失。治理国家的法术，换了朝代便可能使罔不能使用，那么国家就会出现乱世多而治世少的局面。国家出现乱世多而治世少的局面，那么贤明的君主也无所谓尊贵，愚笨的君主也无所谓轻贱
处在高官显赫地位的人，虽然是不肖之徒．不必担心人们不亲近他；在贫穷卑贱地位的人，虽然具有仁爱贤能之德．不必担心人们疏远他。亲近与疏远完全取决于他的权势和财利。并不取决于他是否是仁贤之士或不肖之徒。我也不敢把这看作是顺应天道的自然之理，而只认为这是现实处在不同地位的人们之间自然存在的关系。现在天地之间．不肖之徒确实很多。仁贤之士确实太少。趋炎附势的心理，在不肖之徒中特别严重。廉洁知耻的心理，在仁贤之士中比较偏多。现在用礼义招纳仁贤之士。所得到的仁贤之士，不到万分之一；用名利招纳不肖之徒，所得到的不肖之徒。遍地皆是。所以说礼义能够成就君子，君子不一定需要礼义；名利能够治服小人，小人不可以缺少名利。
奖赏有功，惩罚犯罪。这是君主的事；严守职责，尽心竭力，这是臣子的职能。君主对臣子论功升迁。据过贬黜，所以有庆赏刑罚；臣子各自慎守职责．所以有守职效能。君主不能参与臣子的职业，臣子也不能侵犯君主的权限，上下互不混淆侵犯，这就叫作名正。名正就能使国家的法律秩序顺畅。承接万物使它们互相区别，条理国内大事使它们不相混杂。受到欺侮而不觉得耻辱，得到推举而不骄傲自满，禁止暴力，平息战争，解救世上的争斗，这就是仁义君主的德行。能做到这些就可以成为一国之主。严守职责名分不使其混乱。慎重地做好本职工作而没有私心。遇到富足时与遭到灾荒时都不变心。受到批评或表扬时都能正确对待．得到奖赏时不得意忘形，受到责罚时也不怨天尤人，这就是作臣子的节操。能做到这些就可以成为合格的人臣了。
世上有因名而得到实的，也有因名而失掉实的。齐宣王爱好射箭，喜欢听别人说自己能用很强硬的弓，其实；也所用弓的拉力不过只有三石，并拿来让左右侍从看，左右侍从都试着拉弓，拉到三石的一半便停了下来，都说：“这张弓的弓力不低于九石，不是大王谁能用这么硬的弓?”齐宣王非常高兴。然而齐宣王所用弓的弓力不过三石，但他终身都认为自己拉的是九石的硬弓。三石是此弓的实际弓力，九石是此弓的虚假名声，齐宣王由于喜欢虚名而丧失了实际。
齐国有个姓黄的男士，喜好谦虚自卑。他有两个女儿，都是国内极其漂亮的美女。因为她们都很漂亮，黄公便常用谦辞贬低她们，说她们容貌丑陋，结果丑陋的名声传播很远，超过了正常结婚年龄也没有人来聘娶她们。卫国有个上了年岁的单身汉，当时冒然取了其中一个，发现果然是国内漂亮绝顶的美女。然后便说：“黄公喜好自谦，所以丑化他女儿不漂亮。”消息传出后，人们争相聘娶黄公的另一个女儿，果然也是国内漂亮绝顶的美女。漂亮绝顶是内在的事实，丑陋是外在的名声，这是违背外在丑陋的名声而存有内在漂亮的事实。
楚国有个人挑着野鸡走路，路上有人问他：“这是什么鸟?”挑野鸡的人欺骗他说：“这是凤凰。”路人说：“过去我只听说过有一种鸟叫凤凰，今天才算见到它，你现在卖吗?”回答说：“卖。’’路人用十金来买，挑野鸡的人不卖。路人愿意增加一倍钱，才卖给了他。路人准备把野鸡献给楚国国王，但过了一夜野鸡便死了。路人来不及心痛金钱购买野鸡，只遗憾不能把它献给楚国国王。人们纷纷传说这件事，都认为这是真凤凰，路人感到凤凰非常珍贵，还是想把它献给楚王。这件事终于传到楚王那里，楚王非常感激这个人把珍贵的凤凰献给自己，便把他召来重重地奖赏了他，他得到的赏金超过了购买野鸡的十倍。
魏国有个农夫在田野里耕地，捡到一块直径达一尺左右的宝玉，但他不知道是宝玉。便把这件事告诉了邻居。邻居私下想谋得到这块宝玉，就对农夫说：“这是一块怪石，留着它对你家不利，不如把它扔到原来的地方。”农夫心里虽然有些忧虑，最终还是把它带回了家，放在厅堂外的屋檐下。当晚宝玉便散发出亮光，照得屋里通明，农夫全家大为恐慌，又把这件事告诉了邻居。邻居说：“这是怪异的征兆，赶快把它扔掉．祸殃才能够消除。”农走赶快把这块宝玉扔到很远的野地。邻居不久就把这块宝玉偷偷捡回，把它献给了魏国国王。魏国国王召集治玉工匠鉴定这块宝玉，玉工远远地望见这块宝玉．便珲了两拜，站起来向魏国国毛祝贺说：“祝贺国王得到这块天下少有的宝玉，臣子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宝玉。”魏国国王向玉匠询问这块宝玉的价值。玉匠说：“这块宝玉没有什幺贵重东西的价值可以与它相比，用五座都城的代价只能看它一眼。”魏国国王立即赏赐给献玉的人千金，并让他永远享有上大夫的俸禄。
大凡天下纵横万里，各种事情都有个是非标准，我不敢欺骗隐瞒。正确的东西总是正确的，错误的东西总是错误的，这我也深信不疑。然而正确的东西尽管总是正确的，但有时却不被采纳；错误的东西尽管总是错误的．但有时却必须实行。所以说有时采用正确的做法却遭到失败，有时实行错误的作法反而会获得成功。正确与错误虽然道理不同，而社会兴旺衰败的更替变换，翻来覆去为我所用，那么是非的标准又在哪里呢?观察唐尧、虞舜、商汤、周武王成功的经验，不沦他们是采用受惮的作法或是采用夺权的作法，只要顺应了时代发展趋势的需要就昌盛；观察夏桀，商纣、周幽王、周厉王失败的教训，不论他们是采用正确的作法或是采用错误的作法，只要违背了时代发展趋势的要求就失败。春秋五霸的兴衰也同样是这个道理。
宋襄公率军与楚国军在泓水交战，公子目夷说：“楚国军人多我们人少，请求您下令在他们还未完全渡过河时就突然袭击他们。”宋囊公说：“不能这佯。我听说仁义之师不进攻没有排好队列的军。我虽然是亡国之人的后裔，也不敢照您说的去做。”结果宋国军；被打得大败，楚国人俘虏了宋襄公。
齐国人杀了齐襄公，立公孙无知为国君，召忽、夷吾侍奉着公子纠逃到鲁国，鲍叔牙侍奉着公子小白逃到莒国。不久，公孙无知被杀，公子纠和公子小白争夺君位，公子纠应该被立为国君，但公子小白先回到齐国，所以齐国人便立公子小白为国君。遂后，公子小白指使鲁国人杀死了公子纠，召忽为公子纠殉难，公子小白便征聘管仲为相。
晋文公被骊姬的谗言所害，在国外流亡了十九年。晋惠公卒，文公行赂秦国由其帮助返回晋国，杀死晋怀公后自立为国君。宋襄公的行为符合正确的仁义标准，但不免成为俘虏；齐桓公、晋文公两位君主采用了不正确的做法，却成就了霸业。
自己认为是正确的而世人都加以否定，那么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是正确的；自己认为是错误的而世人都加以肯定，那么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是错误的。这么说是非标准是随众人的砰价而转移的，不是自己所能独自决定的。违背众人意愿的就是错误的，顺应众人意愿的就是正确的。所以，处在权变之中的君主要凭借自己的威势，使自己经常处在无可非议的地位，那么人们就无法批评君主了。君主安居不动时大家都尊敬他，君主做事时大家都跟着做，君主说的话大家都深信不疑，君主的行为大家都争相效法，这样君主才能凌驾于万民之上，驾驭各级官吏。
造成国家混乱的原因有三种情况：遭受饥荒，人民流离失所，君主没有粮食来聚拢人民，国家就会出现混乱；治理国家没有法律可依，国家会出现混乱；有了法律而不能得到贯彻实施，国家也会出现混乱。有吃的就能使老百姓安居乐业，治理国家有了法律并能得到很好地贯彻施行，国家不能治理好的，从来没有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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