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小编整理的孙绍振《细读》：《背影》背后的的美学问题，本文共2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篇1：孙绍振《细读》：《背影》背后的的美学问题
孙绍振
一
《背影》中对父亲的爱的拒绝是公然的，而为父亲感动流泪却是秘密的。亲子之爱的这种错位，不仅是时代的，而且是超越历史的，表现了一代又一代重复着的普遍的人性。
底武汉一家晚报披露，朱自清的名作《背影》在中学生民意测验中得分相当低，中学生不满的理由是，父亲“违反交通规则，形象又很不潇洒”。因此，某中学语文教科书将《背影》排除在外。据说这一消息引起了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家长的义愤。教科书的编者又连忙出来“辟谣”，说是该新闻失实。《背影》已经决定列入下一册语文课本，一场新闻**就此平息。但是，为什么要放入下一册，教科书编者并没有任何解释。尤其重要的是：对于“违反交通规则”和“不够潇洒”没有正面回答中学生的质疑。
事实上，这里有一个很严肃的美学问题。遵守交通规则与否，属于实用价值。遵守是善，不遵守是恶。道德的善恶是一种理性。审美价值，则是以情感为核心的，情感丰富独特的叫做美。“情”与“理”之间的关系，既不是完全统一的，也不是分裂的，而是错位的。
在《背影》里，父亲为儿子买橘子，从实用价值来说完全是多余的。父亲执意自己去，越是不顾交通规则、不考虑自己的安全，就越显示出对儿子的深厚情感。如果左顾右盼地考虑上下月台的安全，就太理性了，没有感情可言，甚至杀风景了。这篇抒情散文以情动人，情感的审美价值和实用理性的反差越大，越是动人。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完全不讲实用理性：你不是为了三百两银子吗?我百宝箱里有的是。可是你背叛了情感，我就不但财宝不要，连命也不要了。把情感看得比财富，甚至比生命还重要，才更动人，审美价值更高。
至于“不够潇洒”的问题，也一样。父亲越是感觉不到自己的费劲、自己的笨拙，越是忘了自己的不雅观的姿态，就越是流露出自己心里只有儿子，没有自己。这就是诗意。如果不是这样，父亲很轻松地、很潇洒地、很轻快地把橘子买来了，就光剩下实用性，一点诗意也没有了。
学生不理解，与他们缺乏美学修养有关。对《背影》进行到位的教学，对于青少年进行审美启蒙是很有帮助的。 当前语文教改课堂上最为突出的现象是：由过去的“满堂灌”变成了“满堂问”。问来问去，平面滑行，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什么都是对的。《背影》中的父亲“不够潇洒”也是对的。这种倾向发展到极端，就是“一切由学生说了算”。事实上是，一千个学生说了都算，就没有人说了能算，放任这一切，就完全放弃了教师的职责。
其实，就是接受美学，还有一个“共同视域”范畴。在一定的历史语境当中，还要看你是不是达到学科前沿，有一个相对而言哪一个比较深刻正确的问题。福建师范大学赖瑞云教授在他的《混沌阅读》中指出：“一千个哈姆雷特，还是哈姆雷特，不可能变成李耳王。”教师有一个如何把学生向当代学术水准的高度引导的任务。当学生把《背影》的精华当成糟粕的时候，语文课本编者的理论水平和分析能力就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这不仅是对美学观念的考验，而且是对思想方法的考验。《背影》的语言，和朱自清同时期的许多作品相比，有一个显著的不同，不像《春》《梅雨潭的绿》和《荷塘月色》那样采用华彩的语言、排比的句式，不作大幅度的渲染，直接抒情的语句都被压缩到文章的结尾去了。在作者情感发生震撼的地方，用的是比较朴素的语言，几乎全是叙述。这是很见功力的。朱先生早期常用的抒情和渲染的办法，其实并不是文章成熟的表现，留下了比较稚嫩的痕迹。到了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朱先生的文风，一洗铅华，回归朴素，达到了更高的层次，这是叶圣陶、唐|、董桥早已指出的。
二
《背影》从上个世纪代写出来，直到今天，80多年期间，文学理论、教学方法和观念，更迭颇为频繁，但是，对于《背影》的解读，却并没有多少进展。其最佳者，照搬叶圣陶先生上个世纪前期所作的论述：作者笔下的父亲把大学生的“我”当做“一个还得保护的孩子”。圣陶先生还提出，全文含蓄地表达了做儿子的深情，省略了许多多余的直接抒发的成分。今天客观地推敲，圣陶先生的说法还是比较表面的，没有真正抓住《背影》中父子感情的深刻和独特的表达。我们来看这句话：
我赶紧拭干了眼泪，怕他看见，也怕别人看见。
被父亲感动得流下了眼泪，怕别人看见，还有道理，怕自己的父亲看见，就有点特别了。这里明白地显示了，儿子对父亲之爱和父亲对儿子之爱的不平衡，或者错位。对父亲的爱，儿子在起初并不以为然，对父亲随时都要加以保护的姿态毫不领情，甚至是厌烦和拒绝的。但是，父亲在儿子种种明显的抵制下，却依然故我地事必躬亲，没有丝毫感觉，直到父亲为儿子买橘子。这里不可忽略的有以下几点：第一，面对父亲那么多正面言语和行为，儿子都没有被感动，却被父亲并不优美的、笨拙的、没有诗意的背影感动得热泪盈眶。第二，这种感动，是偷偷的，不能让父亲发现的，因为自己对父亲有愧疚感。这种愧疚感，在当时，是一种懊悔（两次提到自己当时真是“太聪明了”“聪明过分了”）。这种内疚和懊悔的性质，并不如叶圣陶先生所说的那样是“一贯的”。其动人之处，恰恰在于双方感情不同步。开头对父亲的感情的不理解、不珍惜，是无声的，父亲并没有觉察，故懊悔之情也不便提起。第三，更为重要的是，父亲对于儿子情感的转折，依然毫无感觉。儿子不领情也好，被感动也好，父亲都不在意。他的爱是不求回报的，只是做完了自己认为该做的，就“心里很轻松”了。
“背影”是不平衡的父子之情转化为平衡的关键，忽略了这个词语的内在含量，就无从把握《背影》的情感特点。它并不是从父亲那里单向发出的，而是和儿子双向互动的；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把儿子“当做小孩子”，是一种真诚的意向，在父亲虽然是一贯的，在儿子却是从不接受到被感动的。
《背影》的动人之处，不仅是父子之情，还在父子之情的动态转化。文章的高潮是：一方面是强烈的转化，一方面是无所觉察，二者的对比，显出父亲的爱是无条件的爱。而儿子的爱则是在条件逐步作用之下才升腾起来。儿子的爱是一种激动状态，而父亲的爱则是平静状态。这里就显出了朱自清的深刻之处：他笔下的亲子之爱，是错位的，爱与被爱是有隔膜的。爱的隔膜，正是《背影》之所以不朽的原因。在五四新文学中亲子之爱是很普遍的主题，冰心的`母爱曾经有很大的影响。经过半个多世纪阅读历史的考验，冰心的文章在中学语文课本有逐渐消逝之势，而《背影》不论在内地还是在港台，仍然是众多课本必选的经典，原因可能就在于《背影》中的爱的隔膜有着特别的深度。
三
到这里为止，还只是分析了当时父子感情的变化过程。但是，事情发生在19，文章写作在1925年，是整整八年之后。这期间发生了许多事情。例如，文章中写父亲要到南京谋事。事实是，从那以后，一直没有成功，也就是长期失业。这就导致了家庭经济近于破产的边缘。当时的情感拉开了时间和空间的距离，在回忆中获得了程度上，甚至是性质上的改变。文章结局的“背影”就超越了当时当地，而是转移到了写作时间上，这时儿子对父亲的感情有了变化：
但最近两年的不见，他终于忘却我的不好，只是惦记着我，惦记着我的儿子。我北来后，他写了一信给我，信中说道：“我身体平安，惟膀子疼痛厉害，举箸提笔，诸多不便，大约大去之期不远矣。”我读到此处，在晶莹的泪光中，又看见那肥胖的、青布棉袍黑布马褂的背影。唉!我不知何时再能与他相见！
这里，当时的悔懊变成了如今的忏悔。然而，忏悔什么却并没有交代。是忏悔当年对父亲的不领情吗?似乎不是。
先从文章的结构上看，“背影”分别在开头、情感的高潮和结尾出现三次，背影第三次出现时，是忏悔中带着对父亲的回护和原谅。文章强调忏悔是很沉重的，沉重到每思及此，就流下眼泪。有一些苛刻的读者认为，“《背影》一文素有散文佳作之誉，其实不无瑕疵，其一便是失之伤感。短短千把字的小品里，作者便流了四次眼泪，也未免太多了一点。”
其实，朱自清的眼泪的内涵是很丰富的，不是浅薄的“伤感”，其中蕴涵着不可明言的复杂的矛盾。要解开这个谜底，关键在于“他终于忘却我的不好”。“不好”从何而来呢?
从朱自清的传记材料看，不难找到答案。
朱自清1920年从北大毕业以后，到杭州某中学任教，每月薪资七十元，寄一半回家。仍然不能满足要求，因为其父娶有一妾，朱自清的生母和妻子颇为压抑。为节约开支，乃往扬州一中学就职。偏逢校长系父亲故旧，薪资全送父亲处。又去职，往温州、上海等地任职。这一行动的结果，就导致了父子二人“两年的不见”。直到1925年，朱自清终于在清华谋职成功，乃将生母及妻儿接往北京，形势显然进一步僵化。转机是，其父考虑到朱自清孩子众多（五个），教育不便，乃主动要求将一部分子女及其生母接回扬州。父子关系虽然有所缓和，但是，每
月邮扬州家用，其父均无回音。故到1927年7月，放暑假了，还拿不定主意要不要回家探看双亲。
所有这一切，都可能是朱自清忏悔的缘由。但是，这些都是后来的事，在当年，也就是1917年，朱自清还是个大学生，这些触他之怒的事情尚未发生，对父亲的回护原谅，又从何说起呢？从《背影》来看，某种难言之隐存在于字里行间。再来看看文章的开头：
那年冬天，祖母死了，父亲的差使也交卸了，正是祸不单行的日子。我从北京到徐州，打算跟着父亲奔丧回家。到徐州见着父亲，看见满院狼藉的东西，又想起祖母，不禁簌簌地流下眼泪。父亲说：“事已如此，不必难过，好在天无绝人之路!”
《背影》中写的就是“从北京到徐州，打算跟着父亲奔丧回家”的感受。当时，朱自清在北大读预科，《朱自清年谱》（1917年冬）有如下记载：
因祖母逝世，回扬州奔丧。父亲时任徐州榷运局长，在徐州纳了几房妾。此事被当年从宝应带回淮阴的淮阴籍潘姓姨太得知，她赶到徐州大闹一场，终至上司怪罪下来，撤了父亲的差。为打发徐州的姨太太，父亲花了许多钱，以至亏空五百元让家里变卖首饰，才算补上窟窿，祖母不堪承受此变故而辞世。（姜建、吴为公《朱自清年谱》，安徽教育出版社19％年，第13页）
原来，造成祖母逝世、家庭濒临崩溃的原因，就是父亲道德上的过错。作为20岁的大学生，他对父亲此等说不上口的品行以及造成的后果，虽然口不能言，但却郁积于心。在此情况下，儿子对父亲在情感上是有距离的。说得客气一点，至少认为父亲是不高明的。可是到了车站，父亲却处处做出高明的样子。儿子认为父亲“迂”，讲话“不漂亮”，给自己丢脸。正是因为这样，后来看到父亲艰难地爬月台买橘子，才分外感动。
经典总是历史的，理解经典文本，有一个基本要求，就是回到历史的语境中去。不回到朱自清所处的历史语境，就不能理解他为什么被父亲爬月台的姿态感动，自发性的感受只能是感到“不潇洒”“违反交通规则”。《背影》中对父亲的爱的拒绝是公然的，而为父亲感动流泪却是秘密的。亲子之爱的这种错位，不仅是时代的，而且是超越历史的，表现了一代又一代重复着的普遍的人性。
经典文本的历史性和当代青少年之间的隔膜，是一个重大的难题，但，并不是不可沟通的。
篇2：孙绍振简介
愧对书斋
作者：孙绍振
有人给我出个题目：“我的书斋”。这个“斋”字，高雅有点可疑。
在我们老祖宗看来，书斋并不仅仅是读书的地方，而且是修身养性的所在，所谓“养心斋”之类的匾额，就透露了这样的秘密。圣人要我们把我们修炼到严肃而谨慎的样子(斋如); 达到无所不明,无所偏颇 (斋明)，严肃庄敬(斋庄)，专一庄敬 (斋肃)的境界。达到这样的标准的“书斋”，肯定不是一般的斗室，而是很豪华的，要花一大笔银子。唐代元稹在《遣悲怀》中透露：“今日俸钱过十万,与君营奠复营斋。”在经济上阔气，才能保证在心境上高雅。但是，这一切可能只适合著作等身，财源滚滚的金庸那样的大师，一般平头百姓，以为只有在这样的书斋里，才能出好人格，好文章，就未免有点傻乎乎了。
就我而言，最令我骄傲的文章莫过于那篇《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1980年末，写这篇文章的时间，一家三口，吃喝拉撒睡，就在一间十四点五平方米的小房间里；并没有刘禹锡的“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那样的景观。整个房间，只有一张直径一米的白木桐油的桌子，兼饭桌和书桌双重功能。通常是堆满了杂志、书籍、来信和讲义。有时，次要书籍和草稿，上不得台盘，就屈尊于地板上。吃饭的时候，用我太太当时的话来说，就是在乱纸堆中，刨一个坑；写作的时候，就再刨一次坑。稍稍有异者，孩子坐到痰盂上，空气中就弥漫着某种气味，然而，《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五千文字，一气呵成。开头一两百字，还记得要分段，剩下的四千八百字，长达三页，就懒得费心，让它一段浑然。
八十年代初期，分得套房。卧室遂与六平方米“饭厅”分治；而书房仍告阙如。《文学创作论》，《论变异》、《美的结构》一百余万字，一字一句，一笔一画，均完成于衣橱前半平方米翻板之上。夏日炎炎，既无空调，亦无电扇，晶莹汗水，如珠，如溪，如川。无书斋之雅，而学术生涯中奠基性著作大抵均完成于此时。
九十年代中叶参与集资建房，乃有一百二十平方米之“豪宅”，遂拥有八平方米之书室。两面书架直顶天花板，一面供凭窗远眺，正面空调、电脑、扫描仪、打印机一应俱全。坐拥书城之豪情油然而生。借互联网之便，驭信息高速公路之风， “寂然疑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 坐享刘彦和神往之境界。俨然有文化南面王之感。
感恩科学技术，坐如此豪华之平台。老妻得免于抄写之劳，自家又免于遗失稿件之痛。
写作之速度空前提高，年近耳顺，蓄养胸中浩然之气，作少年不平之鸣。于斗室中，发出“孙大炮”的呐喊，一炮，轰高考一考，二炮，轰四六级英语统一考试。所喜，均非空炮。高考分省自主命题，英语四级考试与大学生学位脱钩，于国于民皆有裨益。
每思及此，于心常沾沾自喜焉。
书城颇大，藏蓄亦丰。研究资料，辄能自足。巡视书架上，圣贤、大师拱立待命，检索电脑，当代思潮谱系胸前。生为读书人，与书为伍，为友，为臣，为仆，为命。日日读书，享人生之至乐，饮生命之醍醐，自撰格言曰：读书之乐乐于当官。
然多年来，疲于应命，性命耗于作文者几倍于阅读，中年常叹，壮志未酬。壮志者何？青年时代，聆何其芳先生教，有计划缺课，顺序读文史；未半，为大跃进运动所阻。又羡马克思每年重读莎士比亚之乐，乃重读《沫若文集》，又中断于下放山区。至今有闲之日在望，然又逢信息爆炸之时。知也，千倍于庄子时代之无涯，而生不加多。自家藏书，伸手可触，曾有此生重阅一过足矣之想。然，书店购进，故人赠送，出版家奉献，昔日门生，素昧平生者之作，源源不绝，一周之内，几及等身，书城膨胀至客厅，至茶桌，至电脑旁，至沙发下，至沙发上，至书桌上，至坐椅后，至坐椅旁，至坐椅前，至书桌旁，至书桌中。
于是二十年前之旧状重现，当其饮食、作文之时，又复从书堆中，作兔子扒窝状，刨一小坑。 重阅架上之书，殆成空想。何况，电脑尚存有鲁迅全集、二十五史、四部备要，四库全书等等，遂悟生也有涯，嗜书之欲也无涯，乃人生一大矛盾，一大悲哀。乃有愧对“书斋”之叹。
愧对书架上的历代圣贤，从孔夫子到司马光，愧对蔡伦后嗣，愧对北大方正，愧对激光排字；愧对电脑软件，愧对爱迪生，愧对让我占有着比唐太宗更多资源的高科技时代，愧对生命。愧对有限的时间。唯一不感到愧对的是一本五十年代出版的《西廂记》。文革期间，被强制做清洁工，从资料室窃取。隔离审查，整整七月，除了毛泽东选集（四卷精装本）以外，就只有此书与我为伴，舍不得一口气看完，用写交代的纸张，逐字抄写。唯恐抄写太快，遂用仿宋体，一笔一笔描出印刷的效果。
当其时也，书是有限的，纸是有限的，一切都是有限的，只有时间，在我年轻的感觉中，我的生命，是无限的。
回想起来，好不令人神往也。（解放日报2006-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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