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小编给大家整理的钱玄同与鲁迅闹矛盾，本文共10篇，希望大家喜欢!
篇1：钱玄同与鲁迅闹矛盾
钱玄同与鲁迅闹矛盾
在五四文学时期，钱玄同与鲁迅共同战斗，结下了亲密的友谊。但五四运动的风暴一过，钱玄同当年向封建文化冲锋的豪情逐渐消失，与转向左翼的'鲁迅分道扬镳了。并且还激烈地反对鲁迅宣扬“左联”的观点。
1932年11月鲁迅从上海抵北平探亲，当时钱玄同在北平师范大学担任国文系主任。学生们想请鲁迅来校演讲，不知鲁迅的地址，便满怀信心去问钱玄同。不料钱玄同一听就“好象爆裂了似的叫嚷：‘我不知道！我不认识有一个什么姓鲁的！’”学生们感到很气愤，他们决定自己想法去找鲁迅。钱玄同竟威胁学生说：“要是鲁迅到师大来讲演，我这个主任就不再当了！”学生们不顾他的恫吓，去请了鲁迅先生，并将钱的态度告知鲁迅。鲁迅深情地说：“钱玄同实在嚣张极了！”鲁迅先生冲破重重阻力，于 11 月 27 日到北平师范大学作了讲演，给北平青年以极大的鼓舞。钱玄同闻讯很狼狈，但却没有辞职。鲁迅深感曾为五四反封建骁将的钱玄同如此变化，他回上海以后，便写了一首讥讽钱玄同的打油诗：
作法不自毙，悠然过四十。
何妨赌猪头，抵当辩证法。
篇2：钱玄同与鲁迅的明争暗斗
钱玄同与鲁迅的明争暗斗
在五四文学革命时期，钱玄同与鲁迅共同战斗，结下了亲密的友谊。但五四运动的风暴一过，钱玄同当年向封建文化冲锋的豪情逐渐消失，与转向左翼的鲁迅分道扬镳了。并且还激烈地反对鲁迅宣扬“左联”的'革命观点。
1932 年 11 月，鲁迅从上海抵北平探亲，当时钱玄同在北平师范大学担任国文系主任。学生们想请鲁迅来校演讲，不知鲁迅的地址，便满怀信心去问钱玄同。不料钱玄同一听就“好象炸弹爆裂了似的叫嚷：‘我不知道！我不认识有一个什么姓鲁的！’”学生们感到很气愤，他们决定自己想法去找鲁迅。钱玄同竟威胁学生说：“要是鲁迅到师大来讲演，我这个主任就不再当了！”学生们不顾他的恫吓，去请了鲁迅先生，并将钱的态度告知鲁迅。鲁迅深情地说：“钱玄同实在嚣张极了！”鲁迅先生冲破重重阻力，于 11 月 27 日到北平师范大学作了讲演，给北平青年以极大的鼓舞。钱玄同闻讯很狼狈，但却没有辞职。鲁迅深感曾为五四反封建骁将的钱玄同如此变化，他回上海以后，便写了一首讥讽钱玄同的打油诗：
作法不自毙，悠然过四十。
何妨赌猪头，抵当辩证法。
篇3：与老板闹矛盾被扣工资
如题，上班的时候工资说的是6千和经理吵了一架后要把工资扣到4千怎么办?
[与老板闹矛盾被扣工资]
篇4：《鲁迅与时间》
《鲁迅与时间》
鲁迅的一生只活了55岁，可是他给我们留下了640万字的宝贵文化遗产。他对时间抓得很紧，善于在繁忙中挤出时间。有一个人做了个统计，鲁迅先生从195月发表的第一篇小说《狂人日记》起到1936年10月逝世为止，他每年平均写作35万字。
有时他睡觉连衣服都不脱，象战士伏在战壕里休息一样，打一个盹，醒来之后又继续工作。鲁迅没有虚度年华，他的巨大贡献是从“时间老人”那儿争取而来的。他说过：“时间就象海绵里的水，只要愿挤，总还是有的'。”
鲁迅能写出这么多字，都是靠挤出来的时间写的。
看了这篇文章，使我明白了一个道理：无论做什么事都要抓紧时间，不能认为还有时间，其实时间过去了，就永远不回来了。所以我要学习鲁迅先生的这种可贵精神。
记得有一次，我在学校做课堂作业，一下课我就跑到外面和同学们一块去玩，而一些同学都留在教室里做作业。可一到放学时候，别的同学都排队回家去了，而我却留在教室里做起了课堂作业，以后的一段时间里，我每天都是这样。与鲁迅那种“挤时间”的精神相比，我的精神境界是多么的狭隘啊，我就让自己的时间这样白白的流走，而却毫没发觉它的宝贵。正所谓：“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 所以我一定要向鲁迅先生学习他那种“挤时间”的精神，而不是虚度年华。
篇5：鲁迅与《诗经》
鲁迅与《诗经》
鲁迅处身于中华民族前所未有的现代历史语境中，适逢旧价值体系以摧枯拉朽之势坍塌，新价值体系步履维艰的关键时期，时代要求新的结构性的重组与转换。因而，生存其间的新一代知识分子将探寻中华民族的“新生”之路视为他们孜孜以求的最大的人生目标。
鲁迅更终其一生在命运的起承转合中寻找着中华民族得以真正崛起的内因外力。《诗经》作为我国古代第一部民间诗歌总集，不仅确当地反映了特殊时代的思想文化现实，而且还传达了天真无邪的初民的人性本真，在诗歌简短的语言中深藏着他们平凡而又真实的真切生命体验。鲁迅在关注《诗经》的同时也完成了他批判现实、自我构建的历史任务。本文立足于鲁迅文本，对见之于文本的关于《诗经》的论述进行深度解读，廓清鲁迅在《诗经》朴实的文字中所体会到的民族“新生”的内在动因。
《诗经》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占据着无可替代的历史位置。鲁迅将对其的关注与运用挥洒进浩瀚文本中，他不仅追溯了《诗经》的诞生，评述了《诗经》研究史上的一直未有定论的删诗问题，而且作为文学家，还对《诗经》的特有的艺术风格做出了精到的阐解。
鲁迅从人类文化学的角度对《诗经》的来源进行了探源。人类先在集体生活中产生语言，又在劳动中孕育艺术，乃至文学。鲁迅在《门外文谈》中认为，群居生活催生了语言的出现，也自然而然地孕育了语言的艺术――文学[1]。当最初人类在共同生活中产生交流的需要，不仅借助于姿态而且依赖于声音，声音的演变促成人类语言的形成。语言一步步成熟，有朴实到华美，由直白到含蓄，在不同程度上表达着人类纯朴简单的内心世界。进而，生活的复杂使内心情感郁结直至任情而歌，其中需要更为贴切自然的语言来传达，于是一步步产生了可以歌的“文学”。《诗经》的出现便顺应了这一类发展的趋势，是周初劳动者任情而歌的结晶，不但传达周人注重文德，讲求“作新民”，以观民观素俗、风化天下、慎思审视的思想笼盖天下的自觉意识，而且也是统治者统治思想的生动体现，是统治思想化为社会自觉意识的必然结果，内蕴着春秋尊玉攮夷、崇尚一统的时代精神。
不仅如此，鲁迅还进一步挖掘了《诗经》的内部结构及美学风格。《诗经》承载了周人的基本思想观念，是周初至春秋中叶周人文化观念日益深化与自觉地产物。因而，《诗经》的内部结构也虽然与之相适应，将形式与内容完善地统一在周代社会意识形态的主题之下，成为周人文德之治的有机组成部分。鲁迅在“《书》与《诗》”一节中对其内部结构作了细致而简要的分析：
《书》有六体，《诗》则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风雅颂以性质言：风者，闾巷之情诗;雅者，朝廷之乐歌;颂者，宗庙之乐歌也。是为《诗》之三经。赋比兴以体制言：赋者直抒其情;比者借物言志;兴者托物兴辞也。是为《诗》之三纬。风以《关睢》始，雅有大小，小雅以《鹿鸣》始，大雅以《王文》始;颂以《清庙》始，是为四始。[2]
这也就是说，鲁迅承继前代研究者的观点，认为《诗经》有三经、三纬、四始。其一，《诗经》的三经，即风、雅、颂。《毛诗大序》认为，《风》是个人“发乎情，止乎礼义”反映了一国有政治与风俗习惯;《雅》则是“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言王政之所由废兴”，反映国家的治乱兴衰，“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颂》为“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简言之，也就是风是最贴近下层劳动者的现实生活的诗，雅则是传达出统治者的统治思想，颂则是配以音乐舞蹈的祝祷之辞。其二，《诗经》的三纬，即赋、比、兴。关于《诗经》“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比者，经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诗经集传》)。原始文字由记事祭神变而为抒情、说理的产物，并以艺术的方式体现了那个时代的理性精神。其三，《诗经》的四始，即风以《关睢》始，小雅以《鹿鸣》始，大雅以《文王》始，颂以《清庙》始。《毛诗》认为风、小雅、大雅、颂“是为四始，诗之至也”，郑笺云：“始者，王道兴衰之所由”，这说明汉代学人对《诗经》内在结构的理解，他们无疑准确把握了《诗经》编排的实际用意。乃至于一直流产后世，得到万世学者的承继与赞赏。
《诗经》中的充满人类勃发向上积极因素，传达出的'生命的鲜活，这无疑吸引了自小受古典文学熏陶的鲁迅，从他对《诗经》的深层解读中，我们能真切地感受到他对《诗经》在精神上的向往。
历史在螺旋式上升的过程中时常出现相似的图景，但从来都不是简单地重复，鲁迅总能在复杂的现实中，挖掘出更为深层的内在原因，并在古今杂糅的评述中，传达出批判的倾向。鲁迅《二心集・序言》中写到：
在坏了下去的旧社会里，倘有人怀一点不同的意见，有一点携贰的心思，是一定要大吃其苦的。而攻击陷害得最凶的，则是这人的同阶级的人物。他们以为这是最可恶的叛逆，比异阶级的奴隶造反还可恶，所以一定要除掉他。我才知道中外古今，无不如此，真是读书可以养气，竟没有先前那样“不满于现状”了，并且仿《三闲集》之例而变其意，拾来做来了这一本书的名目。然而这并非在证明我是无产者。一阶级里，临末也常常会自己互相闹起来的，就是《诗经》里说过的那“兄弟阋于墙”，――但后来切未必“外御其侮”。[3]
鲁迅针对麻木蒙昧的民众颇多感慨，然而其中的洞穿世事，深邃精辟却成为鲁迅个人的独特色彩。《诗经・小雅・常棣》中“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每有良朋，蒸也无戎”。就是指，兄弟们在自家的墙内争诉，有外侮时则共同对付，这时就是良朋，来之虽久也无相助。然而处于现代社会的中国人远没有祖先那么顾全大局，最终也未必“外御其侮”。军阀的混战，革命营垒内部的告密、陷害，反复地陈述着这种为人不齿的行为，使“兄弟阋于墙”的历史反复上演。
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化深蕴着叛逆性的传统，这为现代知识分子提供了启蒙可资借鉴的成分，鲁迅在分析《诗经》创作的同时，探索着中华民族的“新生”之路。鲁迅批判中国的传统知识分子，主要是因为他们在常态下否定觉醒的人格，维持一种无欲无求的状态。在《门外文谈》中，鲁迅写到：“不识字的作家虽然不及文人的细腻，但他却刚健、清新”。[4]
鲁迅常常用没被名教斧钺，未染旧文化的痼疾来解释大众百姓的天性或自然本性，因为在他看来只有摆脱掉封建文化、思想的腐蚀，恢复人类最初的鲜活的生命形态，才能建立真正的“人国”。但是，这并不代表鲁迅提倡目不识丁，他虽然看到了朴实大众的闪光之点，但是也一再强调人只有识字，才能反省传统，才能通过读外国书，才能参与对旧文化的批判，接受和创造新文化。因此他提倡“将文字交给一切人”，让他们用自己的声音来记录各自的想法和感悟。
篇6：鲁迅与《孔乙己》
鲁迅与《孔乙己》
鲁迅的短篇小说《孔乙己》篇幅不长，在不足3000字的篇幅内，鲁迅不仅塑造了孔乙己这个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而且特别深刻地揭示了造成孔乙己悲惨结局的文化环境和社会环境。孔乙己是鲁迅笔下旧知识分子形象的一个代表。有人说，这些人所代表的一些势力，在鲁迅的心中并没有占主要的位置。他只是在有心情的时候，顺便写了一些而已。的确，这些都是因循守旧，看不惯新的事物，总是喜欢在过去的世界里思考问题的人物的代表。鲁迅通常用轻快和嘲讽的语气来写这类小说。但《孔乙己》作为鲁迅先生自己“最喜欢的小说”，是他在五四运动的前夜继《狂人日记》之后发表的第二篇白话小说。我认为，《孔乙己》写得凝练精粹，是一篇艺术精品。无论是从写作手法上讲，还是从人物形象看，抑或是语言艺术都具有极高的艺术审美价值。我想就这两方面略谈一二。
一、写作手法：以“喜”写“悲”
古人有言，以乐写哀，哀更显哀。同理，以喜写悲，也更显其悲。《孔乙己》一文的始末一“笑”贯穿，作者把“笑声”与孔乙己的悲惨紧密结合，孔乙己在人们的笑声中出场，在人们的哄笑中演出，又在人们的笑声中退场，走向死亡。小说巧妙地将悲剧性的内容在喜剧性的氛围中展开。
小说的开头说，“只有孔乙己到店，才可以笑几声，所以至今记得。”孔乙己还没有出场，我们就从中知道，孔乙己之所以被人们记得，之所以存在，之所以有存在的价值，就是因为他是笑料，能为人们枯燥单调无聊苦闷的生活增添一点乐子。
“孔乙己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孔乙己一出场，就让人忍俊不禁。从前文中我们知道，下层劳动人民的“短衣帮”是靠柜台外面“站着”喝酒的，上层地主阶级的“贵人”是“坐喝”的。孔乙己一亮相就以穿着和喝酒方式显示了他特殊的身份和与众不同。他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与“短衣帮”是一样的，可他偏又不肯脱下标志着知识分子的“长衫”，死要面子，硬摆“读书人”的架子，羡慕上层阶级，歧视劳动人民，这使得他与周围的人孤立起来，因而成为他们取笑的对象。作者通过对他身份、肖像、穿着、语言以及绰号的描写，展现了他现实处境与思想意识的矛盾、可笑。孔乙己是在笑声中登场的。
生活在“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学而优则仕”的理想世界中的孔乙己，在现实社会中与周围处境是对立着的。故孔乙己一到酒店，所有喝酒的人都会取笑他。“被取笑”其实是他的家常便饭，他会置之不理。但对于有伤“读书人”“清白”的话，他会极力争辩，甚至用“窃” 来为自己的“偷”开脱罪责。至于“君子固穷”之类的话，纯粹是精神胜利法。这种自欺欺人又执迷不悟的辩白，只能引起众人的哄笑。
再者，“落第”是孔乙己最痛的伤疤，讳莫如深。可短衣帮偏偏喜欢揭开伤疤来。此种情况下，他“显出颓唐不安的模样”，用全是之乎者也的话来搪塞。他只有在文言文构建的观念世界里是自由的。而他的观念世界恰恰堵死了他参与现实世界的道路。鲁迅说过：“孔夫子到死了以后……每一县固然都有圣庙即文庙，可是一副寂寞的冷落的样子，一般的庶民是决不去参拜的，要去则是佛寺或者是神庙。”孔乙己内心深深的寂寞和痛苦，短衣帮是无法理解的，也是不愿了解和同情的。所以他们都“哄笑起来”，以至“店内外充满了快活的空气。”这里，再一次写到孔乙己给人们带来的快乐。而这种快乐却是建立在孔乙己的痛苦之上的，喜剧的氛围中上演着孔乙己科场失意的悲剧。
当人们开心到极点的时候，也是孔乙己悲苦到极点的时候。孔乙己再次出现在咸亨酒店时，他穿一件“破夹袄”，盘腿坐在一个用绳子挂在肩上的蒲包上“走”来。悲惨至极。可属于剥削阶级的掌柜还取笑他，短衣帮也附和着“笑了”。他恳求人们别再取笑他，可人们还是“说笑”着，看着他喝完酒，坐着用手“慢慢走去”。
孔乙己在笑声中登场，在笑声中展现，又在笑声中走向死亡。阵阵笑声与孔乙己的悲惨遭遇形成强烈的对比，深刻揭露了封建社会的黑暗冷酷，也批判了群众的麻木。这种以喜写悲的手法，突出了小说主旨，同时也是小说的一大亮点。
二、人物形象：“病态”风景
鲁迅非常不能忍受的是传统封建文化对于人性的扭曲和歪曲。《孔乙己》这篇小说，向我们展示了封建科举制度下知识分子的病态人生。如孔乙己单纯善良而又不乏热情。当别人问他“当真识字么?”，他竟然分辨不出此中的嘲讽意味，依然恳切地教他“回”字的四样写法。除却朝代造成的迂腐外，剩下的便是难能可贵的单纯和热情。他多排出几文大钱换来一碟下酒的茴香豆，又“一人一颗”地发给孩子们吃。这是多么善良，多么富有人情味啊!在那个世故污浊的时代里，孔乙己甚至有些特立独行的品质：无力挤身于“踱进店内”“慢慢坐喝”的长衫人物中，又不愿苟同麻木冷漠、平庸世故的短衣帮，总想极力保持一个读书人的清高和孤傲。于是，便“站着喝酒而穿长衫”。可以想见，在那个世俗语凉薄的鲁镇街头，孔乙己的出现无疑构成一种别样的风景。
读过这篇小说的人都知道，孔乙已的人生是病态和丑恶的人生。但是，既然作家要在作品中着力展示人物性格的病态和丑恶，为何又在展示之余显露出人物性格的亮点呢?要是不显露这些亮点，不就使人物显得更“病态”、更“丑恶”吗?其实，在文学大师的笔下出现病态人生中的性格亮点是必然的，也是符合文学艺术创作美学原则的。因为，作家总是按照生活的本来样子，即“对于人和人的生活环境作真实的，不加粉饰的描写”为原则来表现生活(引文见高尔基《谈谈我怎样学习写作》)。“人和人的生活的环境”是复杂的。有的人宽容随和，其缺点可能是怕负责任;有的人容易亲近，也许会有情感游移的时候。反过来，一个作风粗疏、脾气暴燥的家伙，有可能比较直率坦诚;胆小怯懦，体质弱小的人更可能较少有侵害他人的坏心。可见，好人有性格缺陷，坏人也有性格亮点，这是客观存在的真实，是生活的本来样子。伟大的文学家在表现生活时，总是从生活本身出发，按生活的本来样子“作真实的、不加粉饰的描写”。作为现实主义文学大师的鲁迅，正是自觉遵循了“按生活的本来面目描写生活”的艺术原则。在表现人物病态人生的同时，又不忽略病态人生中性格亮点。这样，使整个作品具有一种“无条件的直率的真实”。
鲁迅先生指出：“悲剧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在孔乙己的病态人生中，称得上“有价值”的东西也只能是这些性格亮点。小说正是因为通过描述人物性格亮点湮灭过程，突出人生悲剧的社会意义，显示出极高的美学意蕴。在小说里，可以清楚地看到，单纯善良而又不乏热情，“站着喝酒而又穿长衫”的孔乙己，在人情世故涂抹了他心理的单纯，世态的`凉薄冷却了他心灵的热情，人性的凶恶和残酷磨钝了性格中的善良之后，便不可避免地走向了人生的末路。在小说中，当孔乙己用以体现读书人清高和孤傲的“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性格亮点，被这个非人的社会所完全吞噬之后，孔乙己便从人生的末路步入人生最后的坟墓。孔乙己最后一次出场时，作者作了这样的描述：
那孔乙己便在柜台下对了门槛坐着 。他脸上黑而且瘦，已经不成样子： 穿一件破夹袄 ，盘着两腿，下面垫一个蒲包，用草绳在肩上挂住;见了我，又说道：“温一碗酒。”……他这回却不十分分辨，单说了一句“不要取笑!”“取笑?要是不偷，怎么会打断腿?”孔乙己低声说道，“跌断，跌，跌……”他的眼色像是恳求掌柜：不要再提。
这里，作者故意不写孔乙己的破长衫，着意写他“穿一件破夹袄”。这样一来，孔乙己就由原来“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变成一个“坐着喝酒而穿短袄的唯一的人”了。而且言语之间再也没有了“者乎之类”。至此，孔乙己已完全丧失了一个读书人所特有的标志，从内容到形式纯乎变成了一个“短衣帮”。但地位和境遇比短衣帮更糟：丧失了“站着喝酒”的资格(他被打折了腿);短衣帮的酒碗是放在柜台上的，孔乙己的酒碗则放在门槛上。先前穿长衫时不能够“踱进店内”“慢慢坐喝”;现在变成一个“短衣帮”了，即终于能够“坐喝”。但这是怎样的一种“坐喝”呀?丝毫也没有长衫人物的体面和优雅，有的只是无穷无尽的悲惨和凄凉。可见，这是多么荒诞、多么残酷的一种世道!正如霍琳先生所言：“下意识的痛苦一解脱，他就完全失掉了全部精神，变成了一具真正的木乃伊。”
三、语言艺术：妙显“美”“力”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作为文学的一种形式，小说的创作直接受语言的影响。语言的成功与否，是一篇(部)小说成功的关键。小说的语言决定着小说的命运!孔乙己之所以能给我们留下如此鲜明深刻的印象，是与作者塑造人物形象时运用语言的娴熟、精当分不开的。来看《孔乙己》中这段话(节选)：
①孔乙己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②他身材高大，青白的脸色，皱纹间常夹些伤痕;一部乱蓬蓬的花白的胡子。③穿的虽然是长衫，可是又脏又破，似乎十多年没补，也没洗。④他对人说话，总是满口之乎者也，教人半懂不懂的。⑤因为他姓孔，别人便从描红纸上的‘上大人孔乙己’这半懂不懂的话里，替他取下一个绰号，叫作孔乙己。⑥孔乙己一到店，所有喝酒的人便看着他笑，有的叫道：‘孔乙己，你脸上又添新伤疤了!’⑦他不回答，对柜里说：“温两碗酒，要一碟茴香豆。”⑧便排出九文大钱。⑨他们又故意高声嚷道：“你定又偷了人家的东西了!”⑩孔乙己睁大眼睛说：“你怎么这样凭空污人清白……”
本段由十句话组成，其中1、4、5属于记叙性语言;2、3、8属于描述性语言;6、7、9、10则属于人物语言，其中有的句子后半部分是人物语言，而前半部分是叙述语言，这在行文中是常见的。一般说来，小说可以没有人物语言，可以没有评述性语言，可以没有描述性语言;但《孔乙己》的故事性本质，注定记叙性语言是必不可少的。虽然有纯粹的语录体小说，但这篇小说的人物语言很多是变向的叙述性语言，是把本该由叙述人承担的任务巧妙地“交给”了小说人物。
仔细研究《孔乙己》选段的各类语言，我们会发现：记叙性语言都来得简洁明了，朴实准确;而描写性语言则带有很浓的描绘色彩，状物写景摹人都有呼之欲出的效果，给人的感觉生动形象，有的还流露出作者的憎恶喜爱之情。而人物语言，不管是孔乙己的还是“喝酒的人”的，都带有强烈的个人色彩。相信只有孔乙己才说得出“窃书不能算偷”的话。这就是《孔乙己》人物语言个性化的体现。
不过在这个选段里，我们并没有看到评述性语言。不过不足为怪。许多作家和学者认为文学不同哲学，因此“准确地描绘生活的文学语言，就会包含着丰富的思想意义，它完全可能触发读者联系自己的生活经验进行更为深广的联想和想象，从而去领悟言词之中以至字句之外隽永深长的情思意趣”。(王臻中、王长俊《文学语言》)
《孔乙己》的语言生活化，而且对生活化的语言进行了选择和润色，以至语言精简凝练，富有表现力。只有平白如画而又隽永深刻的语言才能引人入胜。契诃夫在谈小说创作时说：“学会写得有才气，也就是写得简练。”这里的“有才气”不是把词句搞得华丽，这违背小说语言生活化的原则，也不是契诃夫的本意;而是要用生活的语言，准确、鲜明、生动的刻画你的人物，这样的小说才叫平易可亲。在《孔乙己》的行文中，每个字都落到了实处，每个词都 “物尽其用”了，一切服从“陡现人物形象”的主旨，该铺则铺，当简必简!
回观《孔乙己》选段就发觉，旁白直白都贴近生活，用字用词都达到相当精练的水平。例如第二句对孔乙己外貌的勾勒，寥寥数语，就让孔乙己栩栩如生。孔乙己的形象之所以这么深入人心，很大程度上仰仗了鲁迅高超的语言艺术。短短两千字的小说，简简单单的几个场面就能让孔乙己“活”起来，而且血肉丰满，遍观中国近现代文坛，除了鲁迅，只怕再无他人!这刚好印证了鲁迅先生的创理念——如实描写;有真意，去粉饰，少做作，勿卖弄。生活化的叙述，凝练的语言，是这篇杰作的特点。《孔乙己》的语言做到了凝练，微言大义、意味无穷，可见“美”之所在;感染读者，有效的传达作者对封建制度的控诉和鞭挞，又深感“力”之所在。
“大家之作，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其写景也必豁人耳目。其辞脱口而出，无矫揉妆束之态。以其所见者真，所知者深也。”(王国维《人间词话》)作为文学大师的鲁迅的文学作品，无论是“言情”“写景”，还是在塑造人物形象方面都显示出极高的艺术才华。《孔乙己》真是一件完整的文学艺术珍品。它的艺术特色渗透在全篇文章中，渗透在写作手法里，渗透在人物形象中，渗透在语言描写里。作者以喜剧的氛围展现悲剧的内容，从病态人生中彰显性格亮点，从语言描写中丰满人物形象，寄寓了极为深广的思想意义和美学意蕴。
篇7：陶渊明与鲁迅
陶渊明与鲁迅
陶渊明，东晋末至南朝宋初期伟大的文学家。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田园诗人，被称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陶渊明遇上鲁迅又会有怎样的火花?一起来看看吧。
带着孩子们复习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当探讨到这篇文章的写作背景和动机时，我灵机一动提出一个问题：“当我们的人生遭遇动荡的社会、黑暗的政治时，可以有几种选择呢?”
立刻有孩子举手：“可以像陶渊明那样，不与世俗同流合污，洁身自好，做个安贫乐道的隐士。”“说得很好!可是毕竟像陶渊明那样的人是少数，大多数人会怎么做呢?”孩子们纷纷说，很多人会为了自身的利益选择随波逐流，向黑暗的现实妥协，明哲保身。“是的，缺少斗争思想的庸碌之人都会这么做。还有没有另外的可能呢?”孩子们的思维被我的追问激活了，教室里掀起了热烈的讨论……
终于有女孩举手说：“我们还可以像鲁迅先生那样，用自己手中的笔做刀枪同黑暗势力战斗到底!”“是的，鲁迅先生一生都是勇敢的斗士，为民族解放不停地奔走呼号。请同学们思考一下，你更欣赏陶渊明式的反抗还是鲁迅式的英勇?”我的这一问，好多孩子都陷入了思考。是的，这不是一个立刻就有清晰答案的问题，他们需要比较、探究和取舍。
“振华，你对这个问题怎么看?”他站起来若有所思地说：“我还是比较喜欢陶渊明式的反抗。他用归隐表达自己对黑暗社会的不满，竭力营造一个美好的世外桃源来反映人民的迫切愿望。他的桃花源点亮了黑暗中前行的`人们心中那盏希望的明灯，给绝望的人们带来希望和安慰……”“对，陶渊明用不合作的态度来表达他的反抗，这是儒家文化培育出来的旧时代知识分子，如孟子所说——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陶渊明用坚守底线，构画美好蓝图安慰着黑暗中失去希望的人们。”
“我还是更喜欢鲁迅先生”，露雨说，“如果大家都像陶渊明那样消极反抗，不去积极争取的话，哪会有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呢?”“是啊!鲁迅先生不畏黑暗，用笔去犀利地战斗，社会的进步离不开这样的真勇士。如果大家都做了陶渊明，我们可能还生活在暗夜里。”
说到这里，我折身走上讲台，发现孩子们眼里闪烁着思想的光芒。那是他们在疲于应试之外的灵魂被唤醒了，他们品尝到了思考的乐趣。大概没有人会想到陶渊明还可以和鲁迅“同台论战”。
最后我总结说：孩子们，其实一个健康的社会应该有像陶渊明那样给我们做灯塔的人，给我们希望，给我们方向，让我们知道什么值得坚守;也应该有像鲁迅先生那样浴血奋战冲锋陷阵的人，他们是中国的脊梁。这两类人越多，我们的社会就越有希望。无论陶渊明还是鲁迅，都有家国的责任感和良知，都是有坚定信仰的人。这正是我们要学习的。老师希望当你们走上社会时，能够不媚俗，不从俗，哪怕屡遭碰壁，也要有所坚守，有所保留，做一个有力量有正气的人。
孩子们带着沉甸甸的收获下课了。谁说九年级的课堂只能为应试生存呢?只要你愿意，你就可以给孩子们带来一场场思想与文化的盛宴!
拓展阅读：陶渊明身世背景
陶渊明的时代是在典午大乱之后，正当刘裕篡晋的时候。他生在一个衰落的世家，是否是陶侃(东晋开国元勋，军功显著，官至大司马)的后人固有问题，但至少是他的近房裔孙;祖父做过太守;他的父亲似乎早就在家居闲(据《命子》诗，安城太守之说似不确。他序他的先世都提到官职，而到其父时只有“淡焉虚止，寄迹风云，冥兹愠喜”数语)。母亲是当时名士孟嘉的女儿。他还有一个庶母，弟敬远和程氏妹都是庶出。他的父亲和庶母都早死，生母似活得久些。弟妹也都早死，留有侄儿靠他抚养。原配夫人在他三十岁左右死去，续弦翟氏，帮他做农家操作。
他有五个儿子，似还有“弱女”，不同母;在中年遭了几次丧事，还遭了一次火，家庭负担很不轻，算是穷了一生。从早年就爱生病，一直病到老。他死时才五十余岁(旧传渊明享年六十三，吴汝纶定为五十一，梁启超定为五十六，古直定为五十二，从作品的内证看，五十一二之说较胜)。
当时一般社会情形很不景气，他住在江西浔阳柴桑，和一般衰乱时代的多数乡下读书人一样，主要靠种田过活，境况非常窘迫，人口又多，收入不能维持极简单的生活。迫于饥寒，只得放下犁头去求官。他的第一任官是京口镇军参军，那是他才二十三岁左右(晋隆安三年)，两年后，奉使到江陵;同年冬天，母亲去世，他居了两年忧，到了二十八岁那年，又起来做建威参军，第二年三月奉使入都，八月补彭泽县令，冬十一月就因为不高兴束带见督邮，解印绶归田。
总计起来，他做官的时间前后不过六年，以后再也没有出来做官。 从二十九岁弃官，到他五十一岁死，二十余年中，他都在家乡种田，生活极苦，虽偶得朋友资助，还是有挨饿乞食的时候。
篇8：梁实秋与鲁迅
梁实秋与鲁迅
说起梁实秋，台湾人较熟悉。因为台湾把鲁迅的作品列为禁书。
说起鲁迅，大陆人较熟悉。因为大陆曾把鲁迅封做新文化的主将。
最近，大陆不在哄抬鲁迅了，并把鲁迅的作品从教课书里撤出。虽然没把梁实秋放进教材(湖北高中有)，但对梁实秋的评价已面貌焕然。
这个现象很有意思：上世纪30年代的文坛名角，随着时代变换。同时人们也会发现，对历史名人的评价大都是活人对死人，盖棺定论。或随着时代的需要，把死人抬出来借尸还魂，或用另一个死人替换。
有点文学常识的大都知道，当年梁实秋与鲁迅打笔头仗至少有。结果没有结果。结果是鲁迅先死，梁实秋少挨骂了，49年台湾去了。
梁实秋和鲁迅的焦点在于文学是否有阶级性：梁实秋以为文学没有阶级的界限，而鲁迅认为文学是有阶级的。梁实秋不主张把文学当作政治的工具，反对思想统一，要求思想自由。不把文学当作政治工具自然会遭到鲁迅这样以文字讥讽时事的左翼作家的不齿。为此鲁迅把梁实秋骂的够狠“见了穷人就狂吠，见了富人就摇尾”的资本家的狗。
鲁迅的这种观点与当时的共产党人基本合拍，所以鲁迅很年轻就死了，被瞿秋白特别后来的毛泽东在大陆评价甚高(胜利者的评价)。
其实梁实秋很不服气，笔头上从未认输，心里边更不会认输。梁实秋到台湾后(鲁迅都死好多年了)也从未放过鲁迅。他说：鲁迅已经死了好久，我再批评他也不会回答我。他的作品已成禁书，何必再于此时此地“打落水狗”。把鲁迅骂他的'话又还给鲁迅。
梁实秋的《关于鲁迅》，表达了他与鲁迅笔战多年后对鲁迅的整体评价(活人对死人)。他说鲁迅鬻文为生，以至于死。一生坎坷，到处“碰壁”，所以很自然有一股怨恨之气，横亘胸中，一吐为快。怨恨的对象是谁呢?礼教，制度，传统，政府，全成了他泄忿的对象。他是绍兴人，也许先天的有一点“刀笔吏”素质，为文极尖酸刻薄之能事，文字简练而刻毒……积极思想，积极看法，成为体系，正面主张等等，鲁迅不足以语此。他有的只是一个消极的态度，勉强归纳起来，即是一个“不满于现状”的态度。(详细评价可搜索查看)
梁实秋和鲁迅结下的梁子，其疙瘩症结是立场背离，观念迥异。反映着当时国共两党的根本分歧，国府治理与阶级斗争的权力利益。
梁实秋和鲁迅都应该称为江南才子，俩人都是浙江血脉关系。不同的是：梁实秋原籍浙江杭县(今余杭)，但他出生北京;鲁迅出生绍兴都昌坊口，但他祖籍是河南汝南县。中国传统文化极尽其熏染。
所幸的是，梁实秋去美国在台湾名气较大，84岁寿终正寝颐养天年。
所悲的是，鲁迅在大陆名声大噪只活56岁，当今却被拉出文坛。
由此我们想到，“人算不如天算”。中华民族很难跳出“轮回”的圈圈。
鲁迅曾经预言，惟新兴的无产阶级才有将来，预见何其短暂。借梁实秋的话说：“他(鲁迅)有文学家应有的一支笔，但他没有文学家所应有的胸襟与心理准备。”人生慨叹：谁活得长，谁最有发言权!
梁实秋 - 简介
梁实秋(191月6日-1987年11月3日)，号均默，原名梁治华，字实秋，笔名子佳、秋郎，程淑等，中国著名的散文家、学者、文学批评家、翻译家，华人世界第一个研究莎士比亚的权威，祖籍中国浙江杭县(今余杭)，出生于北京。
代表作有《雅舍小品》(从1949年起20多年共出4辑)、《雅舍谈吃》、《看云集》、《偏见集》、《秋室杂文》、长篇散文集《槐园梦忆》等。30年代开始翻译莎士比亚作品，持续40载，到1970年完成了全集的翻译，计剧本37册，诗3册。晚年用7年时间完成百万言著作《英国文学史》。主编有《远东英汉大辞典》。
篇9：鲁迅与数学
鲁迅与数学
在我的印象中，提及鲁迅与数学的材料极少。从零星的资料中，我们可以了解到鲁迅对数学是有感觉的，绝不像某些文人那么排斥数学。可能他的数学成绩未必很好，但数学的思维是有的。
知乎上有人问：
一些文章记载：19，鲁迅从日本回国，带回了长泽龟之助馔著的《代数学辞典》等三本精装的数学书籍。到绍兴府中学堂工作后，鲁迅就割爱把这些书馈赠给青年学生王铎中，对他说，你年纪轻，记性好，要抓紧时间多看些书。看书的面也可广一点，基础广而坚实，专也容易了。(参考：鲁迅对青年向来爱护备至)
鲁迅从日本带回三本数学书赠人，另外两本数学书是什么?出处在哪?
据我所知，鲁迅送给学生王铎中是长泽龟之助撰著的《代数学辞典》、《几何学辞典》和《续几何学辞典》三本书。这三本书很恐怖，保守估计，合起来超过页，至少2公斤。不信的话，自己看看厚度。
(至于故事出处，早期很多资料都有提到，譬如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的《鲁迅在绍兴》)
为什么鲁迅要从日本带这么重的数学书回来，原因是当时中国的数学书十分缺乏。18，鲁迅在南京矿物学堂学矿业。那是鲁迅第一次学到了数学、化学、地质学、矿物学等自然科学知识，包括他十分感兴趣的达尔文的进化论。鲁迅学习非常刻苦，研读了大量地质方面的专业书籍，对数学也很下功夫。由于当时书籍极少，他常常抄书。保留至今的，还有他手抄的四本数学笔记。
鲁迅一向主张博览群书。他曾说：
爱看书的青年，大可以看看本分以外的书，即课外的书.不要只将课内的书抱住。即使和本业毫不相干的，也要泛览。譬如学理科的，偏看看文学书，学文学的，偏看看科学书，看看别个在那里研究的，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这样子，对于别人别事，可以有更深的了解。即使研究文学，也不可以为自己所学的一门是独一无二的学问，而别的都不足道。这样狭隘的理解反而阻碍自己对某一专门的研究。先前的文学青年，往往厌恶数学，理化，史地，生物学，以为这些都无足重轻，后来变得连常识也没有，研究文学固然不明白，自己做起文章来也糊涂。
鲁迅学习数学，也将数学思维运用于写作当中。
历史结账，不能像数学一般精密，写下许多小数，却只能学粗人算帐的四舍五入法门，记一笔整数。
鲁迅这句话，提及小数、整数，也提到四舍五入。他要表达的意思是，历史上发生了很多事情，有大有小，被记录的都是大事。
我还以为即便为乙类读者而译的书，也应该时常加些新的字眼，新的语法在里面，但自然不宜太多，以偶尔遇见，而想一想，或问一问就能懂得为度。必须这样，群众的言语才能够丰富起来。什么人全都懂得的书，现在是不会有的，只有佛教徒的“唵”字，据说是“人人能解”，但可惜又是“解各不同”。就是数学或化学书，里面何尝没有许多“术语”之类。
鲁迅的意思是，翻译的时候出现一些专有名词，让人不是一下子就能懂，也是正常的。佛教徒解读“唵”字，人人能解，但解各不同。这一句甚妙。我猜测是做了不少数学题之后的感悟。
现在我将《张资平全集》和“小说学”的精华提炼在下面，遥献这些崇拜家，算是望梅止渴云。
那就是——△。
这段话出自鲁迅的`《张资平氏的“小说学”》，用△图形来代替三角恋爱，活了!
人+兽性=西洋人……自然不必再说这兽性的不见于中国人的脸上，是本来没有的呢，还是现在已经消除。如果是后来消除的，那么，是渐渐净尽而只剩了人性的呢，还是不过渐渐成了驯顺。野牛成为家牛，野猪成为猪，狼成为狗，野性是消失了，但只足使牧人喜欢，于本身并无好处。人不过是人，不再夹杂着别的东西，当然再好没有了。倘不得已，我以为还不如带些兽性，如果合于下列的算式倒是不很有趣的：人+家畜性=某一种人。
鲁迅运用两个算式，把某一种中国人与西洋人作对比，突出强调某种中国人的弱点：少了一点兽性，多了一点奴性(即家畜性)，才被有兽性的西方列强欺凌。
鲁迅：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
奴才总不过是寻人诉苦。只要这样，也只能这样。有一日，他遇到一个聪明人。
“先生!”他悲哀地说，眼泪联成一线，就从眼角上直流下来。“你知道的。我所过的简直不是人的生活。吃的是一天未必有一餐，这一餐又不过是高粱皮，连猪狗都不要吃的，尚且只有一小碗……”
“这实在令人同情。”聪明人也惨然说。
“可不是么!”他高兴了。“可是做工是昼夜无休息：清早担水晚烧饭，上午跑街夜磨面，晴洗衣裳雨张伞，冬烧汽炉夏打扇。半夜要煨银耳，侍候主人耍钱;头钱从来没分，有时还挨皮鞭……。”
“唉唉……”聪明人叹息着，眼圈有些发红，似乎要下泪。
“先生!我这样是敷衍不下去的。我总得另外想法子。可是什么法子呢?……”
“我想，你总会好起来……”
“是么?但愿如此。可是我对先生诉了冤苦，又得你的同情和慰安，已经舒坦得不少了。可见天理没有灭绝……”
但是，不几日，他又不平起来了，仍然寻人去诉苦。
“先生!”他流着眼泪说，“你知道的。我住的简直比猪窝还不如。主人并不将我当人;他对他的叭儿狗还要好到几万倍……”
“混帐!”那人大叫起来，使他吃惊了。那人是一个傻子。
“先生，我住的只是一间破小屋，又湿，又阴，满是臭虫，睡下去就咬得真可以。秽气冲着鼻子，四面又没有一个窗子……”
“你不会要你的主人开一个窗的么?”
“这怎么行?……”
“那么，你带我去看去!”
傻子跟奴才到他屋外，动手就砸那泥墙。
“先生!你干什么?”他大惊地说。
“我给你打开一个窗洞来。”
“这不行!主人要骂的!”
“管他呢!”他仍然砸。
“人来呀!强盗在毁咱们的屋子了!快来呀!迟一点可要打出窟窿来了!……”他哭嚷着，在地上团团地打滚。
一群奴才都出来，将傻子赶走。
听到了喊声，慢慢地最后出来的是主人。
“有强盗要来毁咱们的屋子，我首先叫喊起来，大家一同把他赶走了。”他恭敬而得胜地说。
“你不错。”主人这样夸奖他。
这一天就来了许多慰问的人，聪明人也在内。
“先生。这回因为我有功，主人夸奖了我了。你先前说我总会好起来，实在是有先见之明……。”他大有希望似的高兴地说。
“可不是么……”聪明人也代为高兴似的回答他。
篇10：鲁迅与西湖
鲁迅与西湖
鲁迅在杭州的足迹，最早可以追溯到1898年(清光绪24年)，因为祖父周福清牵扯科场贿赂案，被关押在花牌楼杭州府监狱[1]，17岁的鲁迅第一次来到省城杭州与之前已住在杭州的二弟周作人一起去探望祖父。
其后在去南京水师学堂求学，每次来去经过杭州都去探望过祖父。在这一时期，鲁迅跟西湖有过什么样的邂逅，不得而知。
一、两级师范学堂时期
鲁迅与西湖之间有了明确的联系，是发生在1909年到1910年。那时的鲁迅从日本回国后在杭州的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今杭州高级中学)任教，担任生理学和化学老师，并兼任日本教员铃木珪寿的植物学翻译。
这一时期的鲁迅，对教学投入的心血很大，几乎很少外出游玩。据同乡好友兼同事许寿裳的记载：“鲁迅极少游览，在杭州的一年，游湖只有一次,还是因为应我的邀请而去的”[2]。
尽管游湖仅有一次，但鲁迅却因为工作的关系，经常在西湖周边的山中采集植物标本。据鲁迅1910年3月写的植物采集记录，他采集的地点涉及到钱塘门内外、葛岭、栖霞岭、孤山、灵隐、玉皇山等处。学生吴志刚曾撰文回忆老师鲁迅曾带他们攀登保俶山(即宝石山)，沿山脊往南，经葛岭、初阳台直到栖霞岭。然后下山从平路折经孤山，沿白堤返回学校。[3]
二、1928年的西湖之游
1910年8月，鲁迅离开杭州，前往家乡绍兴任教。其后辗转于北京、厦门等地，最后于1927年与许广平定居于上海，度过了人生的最后十年。1928年7月，受到许钦文和川岛等人的邀请，鲁迅迎来了人生的又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杭州之旅。
1928年7月12日夜晚，鲁迅和许广平由许钦文陪同乘坐沪杭铁路到达杭州，住在西湖边的清泰第二旅馆[4]。
7月13日，鲁迅因身体不适在旅馆休息一日。
7月14日，鲁迅一行首先来到的是位于孤山的楼外楼饭店用午餐，据说饭菜颇受鲁迅赞赏，特别是对其中一道叫虾子烧鞭笋的菜赞不绝口[5]。饭后一行人参观了附近的西泠印社，并在四照阁饮茶闲谈，一直到傍晚。晚上，鲁迅夫妇在川岛、郑奠、许钦文兄弟等人陪同下在位于龙翔桥附近的功德林餐厅[6]用晚餐。度过了一天的美食之旅。
7月15日，鲁迅一行再次到楼外楼用午餐，随后直奔虎跑景区，当时大概因为弘一法师曾在虎跑定慧寺出家的缘故，那里格外受到文人的关注。鲁迅在虎跑游兴很高，跟着一帮年轻人一起喝茶谈天，用泉水洗头濯足，恣意喧闹。天将黑时才下山乘坐汽车从苏堤到北山街回旅馆。
7月16日，鲁迅再未游西湖，只在城站抱经书堂去买了些旧书，后又至清河坊翁隆盛茶庄去买了些龙井。
7月17日，鲁迅返回上海。鲁迅在杭州的四天游玩，总体来说兴致还是比较高的，此后鲁迅也多次说起这一次杭州之行[7]。
三、鲁迅对西湖的评价
鲁迅曾在《论雷峰塔的倒掉》、《再论雷峰塔的倒掉》中，曾对西湖十景代表的这种无聊的“十景病”有着深刻批判。[8]也在文中对雷峰夕照有过这样的叙述：“但我却见过未倒的雷峰塔，破破烂烂的映掩于湖光山色之间，落山的太阳照着这些四近的地方，就是‘雷峰夕照’，西湖十景之一。‘雷峰夕照’的真景我也见过，并不见佳，我以为。”
后人多以此段叙述认为鲁迅对西湖的评价不高。但这样的评价是结合了具体的批判语境的，未必作者本人真的对西湖风光评价不高。以1928年的杭州之旅来看，这是鲁迅与许广平同居之后的第一次旅行，大有蜜月之旅的味道，如果对西湖的风光评价如此之低，大概也不会选择到杭州。
同时代的浙江籍文人之中，鲁迅对西湖的描述的确是偏少的'，但这可能也不代表他对西湖风景是看低的。我觉得这是由以下一个原因决定的。
一、鲁迅对旅游兴致不高。在《鲁迅全集》当中，几乎没有游记一类的文章，从东京到北京、厦门、上海各地，鲁迅几乎很少旅游。
二、祖父牵扯科场舞弊案，关押在杭州府监狱多年，杭州算是鲁迅家族的伤心地。以致鲁迅不愿意来杭州观光，亦少有记述西湖。
三、民国以来，浙江籍的国民政府特务和文人多对鲁迅有所攻击，鲁迅对此特别反感，这大概也是他不来杭州的原因之一。
[1]据周作人《知堂回想录》的记载，花牌楼“离清波门头不很远”。
[2]据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
[3]转引自董舒林：《鲁迅在杭州的足迹》。
[4]后改名群英饭店，现为汉庭快捷酒店。
[5]川岛：《忆鲁迅一九二八年杭州之游》
[6]功德林为知名素菜餐厅，现全国连锁，杭州高银街曾开有一家，后歇业。
[7]根据郑祖樵《记家父郑奠教授的生前谈话：鲁迅与许广平游杭州》一文的记载，鲁迅还曾在游杭期间还曾到过灵隐，大概为误记，本文采纳川岛的记载。
[8]见傅国涌《鲁迅为什么不喜欢杭州》。
鲁迅简介：
鲁迅(1881～1936)，中国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和教育家。原名周树人，字豫才，浙江绍兴人，1881年9月25日诞生。出身于破落封建家庭。青年时代受进化论、尼采超人哲学和托尔斯泰博爱思想的影响。1902年去日本留学，原在仙台医学院学医，后从事文艺工作，希望用以改变国民精神。1905—1907年，参加革命党人的活动，发表了《摩罗诗力说》、《文化偏至论》等论文。期间曾回国奉母命结婚，夫人朱安。1909年，与其弟周作人一起合译《域外小说集》，介绍外国文学。同年回国，先后在杭州、绍兴任教。
辛亥革命后，曾任南京临时政府和北京政府教育部部员、佥事等职，兼在北京大学、女子师范大学等校授课。1918年5月，首次用“鲁迅”的笔名，发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奠定了新文学运动的基石。五四运动前后，参加《新青年》杂志工作，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
1918年到1926年间，陆续创作出版了小说集《呐喊》、《彷徨》、论文集《坟》、散文诗集《野草》、散文集《朝花夕拾》、杂文集《热风》、《华盖集》、《华盖集续编》等专集。其中，1921年12月发表的中篇小说《阿Q正传》，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不朽杰作。1926年8月，因支持北京学生爱国运动，为北洋军阀政府所通缉，南下到厦门大学任中文系主任。1927年1月，到当时的革命中心广州，在中山大学任教务主任。1927年10月到达上海，开始与其学生许广平同居。1929年，儿子周海婴出世。1930年起，先后参加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和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反抗国民政府政府的独裁统治和政治迫害。从1927年到1936年，创作了历史小说集《故事新编》中的大部分作品和大量的杂文，收辑在《而已集》、《三闲集》、《二心集》、《南腔北调集》、《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编》、《且介亭杂文末编》、《集外集》和《集外集拾遗》等专集中。鲁迅的一生，对中国文化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领导、支持了“未名社”、“朝花社”等文学团体;主编了《国民新报副刊》(乙种)、《莽原》、《语丝》、《奔流》、《萌芽》、《译文》等文艺期刊;热忱关怀、积极培养青年作者;大力翻译外国进步文学作品和介绍国内外著名的绘画、木刻;搜集、研究、整理大量的古典文学，编著《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整理《嵇康集》，辑录《会稽郡故书杂录》、《古小说钩沈》、《唐宋传奇录》、《小说旧闻钞》等等。
1936年10月19日因肺结核病逝于上海，上海民众上万名自发举行公祭、送葬，葬于虹桥万国公墓。1956年，鲁迅遗体移葬虹口公园，毛泽东为重建的鲁迅墓题字。
1938年出版《鲁迅全集》(二十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鲁迅著译已分别编为《鲁迅全集》(十卷)，《鲁迅译文集》(十卷)，《鲁迅日记》(二卷)，《鲁迅书信集》，并重印鲁迅编校的古籍多种。1981年出版了《鲁迅全集》(十六卷)。北京、上海、绍兴、广州、厦门等地先后建立了鲁迅博物馆、纪念馆等。鲁迅的小说、散文、诗歌、杂文共数十篇(首)被选入中、小学语文课本。小说《祝福》、《阿Q正传》、《药》等先后被改编成电影。鲁迅的作品充实了世界文学的宝库，被译成英、日、俄、西、法、德、阿拉伯、世界语等50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地拥有广大的读者。
文档为doc格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