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鲁迅与梁实秋的八年，本文共3篇，欢迎参阅，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篇1：鲁迅与梁实秋的八年
鲁迅与梁实秋的八年
梁实秋与鲁迅同为中国近代十分著名的文人，作为新时期的文人，鲁迅和梁实秋都有着很强的个性，为何他们会争论不休?
现代文学论争史上，鲁迅和梁实秋的论战旷日持久，以1930年为中心，长达8年，产生了40多万言100多篇文字，内容涉及教育、文学、翻译、批评、政论等诸多方面，包含人性、阶级性、普罗文学、翻译理念、文艺政策等诸多论题。这场大论争高潮迭起，基调是严肃的，但也不乏恶骂甚至人身攻击。在这场论争中，留给后人印象最深的莫过于那个著名的“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称谓了。
冯乃超贴标签
从学理上看，鲁梁论争之初，鲁迅无论在论述方式还是论述姿态方面都留下了较多的商榷空间，但梁实秋深受其美国老师白璧德的影响，文风明显流露出精英主义的贵族气息，比如称普罗只是生孩子的阶级、好作品永远只是少数人的专利等，使其论战在姿态上有所失分。不过，此时双方还能克制在学术探讨的范围内。鲁梁二人从“论战”急转直下成为“论骂”的转折点，是冯乃超的半路杀出。
冯乃超是左翼文学理论家，1930年参加筹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被推举为《理论纲领》的起草人。冯乃超和鲁迅一样，极其反感梁实秋《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一文中的一些主张。1930年2月，他在蒋光慈等主编的《拓荒者》第二期上发表《阶级社会的艺术》一文，批驳梁实秋的某些观点，其中说:“无产阶级既然从其斗争经验中已经意识到自己阶级的存在，更进一步意识其历史的使命。然而，梁实秋却来说教……对于这样的说教人，我们要送‘资本家的走狗’这样的称号的。”
冯乃超站在普罗大众的一边，具有道德上的天然制高点，奉送给梁实秋的这顶帽子，并没有经过学理上的推理与论证，所以说梁实秋是“资本家的走狗”，只是逞了一时口舌之快，纯粹是道德上的一厢评判，该定义并未在事实和逻辑上坐实过。
梁实秋挑动政治神经
梁实秋看到《拓荒者》上冯乃超关于称他为“资本家的走狗”的文字后，做了《“资本家的走狗”》一文，发表在《新月》杂志上以示答复。文章先据冯乃超一文中所引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的定义，“觉得我自己便有点像是无产阶级里的一个”后，又就“走狗”定义道:“大凡做走狗的都是想讨主子的欢心因而得到一点恩惠”，并质疑道:“《拓荒者》说我是资本家的走狗，是那一个资本家，还是所有的资本家?我还不知道我的.主子是谁，我若知道，我一定要带着几份杂志去到主子面前表功，或者还许得到几个金镑或卢布的赏赉呢……我只知道不断的劳动下去，便可以赚到钱来维持生计，至于如何可以做走狗，如何可以到资本家的账房去领金镑，如何可以到××党去领卢布，这一套本领，我可怎么能知道呢?”
梁实秋不承认自己是资本家的走狗，甚至觉得自己应当属于无产阶级，并从逻辑上反讽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文坛“二元对立”的绝对化思维，“有一种简单的论理学:非赤即白，非友即敌，非革命即反革命”，非赞同左翼，即“走狗”。
冯乃超给梁实秋扣上“资本家的走狗”这顶帽子后，鲁梁论战开始悄悄发生微妙的变化，意气的成分加重了。
据冯雪峰回忆，鲁迅在《新月》上看了梁的文章后，愉快地说:“有趣!还没有怎样打中了他的命脉就这么叫了起来，可见是一只没有什么用的走狗。”当然，鲁迅对冯的文章也未必满意，觉得“乃超这人真是忠厚人”，因此，决定自己“来写它一点”。
鲁迅加上两个定语
“这一点”就是现代文学论战名篇《“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论争又从梁实秋和冯乃超之间转回到鲁梁，鲁迅在梁实秋的原题上，新添了两个定语“丧家的”和“乏”。
鲁迅无法根据定义证明梁实秋属于“资本家阶级”，所以对梁实秋的自我辩护置之不理，只是剑走偏锋，辛辣挖苦梁实秋:“凡走狗，虽或为一个资本家所豢养，其实是属于所有的资本家的，所以它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不知道谁是它的主子，正是它遇见所有阔人都驯良的原因，也就是属于所有的资本家的证据。即使无人豢养，饿得精瘦，变成野狗了，但还是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的，不过这时它就愈不明白谁是主子了。”“梁先生既然自叙他怎样辛苦，好像‘无产阶级’(即梁先生先前之所谓‘劣败者’)，又不知道‘主子是谁’，那是属于后一类的了，为确当计，还得添几个字，称为‘丧家的’‘资本家的走狗’。”
在鲁迅看来，梁实秋既然自己都不知道主子是谁，不是丧家是什么?话已至此，思想分歧和文艺理念冲突已在其次，意气之争则占了上风，鲁梁论战以鲁迅高踞普罗大众的道德制高点发出的嘲骂而达到了高潮。
鲁迅起就“政治檄文”
鲁迅和梁实秋此番论战的重头戏体现在一个“乏”字上，因为论战的深意已经超出普通的文人论战，而直抵敏感的政治神经。
梁实秋在《答鲁迅先生》和《“资本家的走狗”》两文中写出了暗指“左联”和鲁迅的三件事:电杆上写“武装保护苏联”;敲碎报馆玻璃;到××党去领卢布。梁实秋说:“革命我是不敢乱来的，在电灯杆子上写‘武装保护苏联’我是不干的，到报馆门前敲碎一两块值五六百元的大块玻璃我也是不干的，现时我只能看看书写写文章。”
鲁迅明骂梁实秋，实际上是在帮左翼解套，特别是最后两句用意非常明显:“但倘说梁先生意在要得‘恩惠’或‘金镑’，是冤枉的，绝没有这回事，不过想借此助一臂之力，以济其‘文艺批评’之穷罢了。所以从‘文艺批评’方面看来，就还得在‘走狗’之上，加上一个形容字:‘乏’。”
据冯雪峰回忆，鲁迅写好这篇杂文交给《萌芽月刊》时，“他自己高兴得笑了起来说:你看，比起乃超来，我真要‘刻薄’得多了。”接着又说:“可是，对付梁实秋这类人，就得这样……我帮乃超一手，以助他之不足。”
意气之争伤害了鲁梁感情
“走狗”、“丧家的”、“乏”，这三个词是一个递进而“骂”的过程。在这场有关普罗文学的战斗中，由于鲁迅站在普罗一边而梁实秋相反，交战伊始，双方的正义与非正义就由立场划定了，剩下的就是战斗的手段。
在正义的旗帜下，战斗的手段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制胜。鲁迅使用的当然是骂的手段，在非友即敌的二元对立的世界中，这种骂充满了道德正义感。由于这场论争是在范围更广阔、也更复杂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当局反革命文化围剿的背景下展开的，随着论争的深入，不仅范围在逐步扩大，而且性质也在微妙地发生演变，最后，不同文学思想的争论终于被赋予强烈的政治气息。
《“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一文充满大量政治语汇，左翼色彩十分强烈，和鲁迅之前与新月派的论战风格大相径庭。论争双方因为竭力想将自身从潜在的政治迫害和政治裙带中解脱出来，不惜意气用事，甚至实施局部的人身攻击，使论争的本来面目变得愈加复杂难辨。鲁梁论争以对梁实秋贴上充满阶级斗争火药味的“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标签而结束，在论战的过程中，鲁迅与梁实秋相互之间的感情事实上都受到了伤害。
篇2：梁实秋与鲁迅
梁实秋与鲁迅
说起梁实秋，台湾人较熟悉。因为台湾把鲁迅的作品列为禁书。
说起鲁迅，大陆人较熟悉。因为大陆曾把鲁迅封做新文化的主将。
最近，大陆不在哄抬鲁迅了，并把鲁迅的作品从教课书里撤出。虽然没把梁实秋放进教材(湖北高中有)，但对梁实秋的评价已面貌焕然。
这个现象很有意思：上世纪30年代的文坛名角，随着时代变换。同时人们也会发现，对历史名人的评价大都是活人对死人，盖棺定论。或随着时代的需要，把死人抬出来借尸还魂，或用另一个死人替换。
有点文学常识的大都知道，当年梁实秋与鲁迅打笔头仗至少有。结果没有结果。结果是鲁迅先死，梁实秋少挨骂了，49年台湾去了。
梁实秋和鲁迅的焦点在于文学是否有阶级性：梁实秋以为文学没有阶级的界限，而鲁迅认为文学是有阶级的。梁实秋不主张把文学当作政治的工具，反对思想统一，要求思想自由。不把文学当作政治工具自然会遭到鲁迅这样以文字讥讽时事的左翼作家的不齿。为此鲁迅把梁实秋骂的够狠“见了穷人就狂吠，见了富人就摇尾”的资本家的狗。
鲁迅的这种观点与当时的共产党人基本合拍，所以鲁迅很年轻就死了，被瞿秋白特别后来的毛泽东在大陆评价甚高(胜利者的评价)。
其实梁实秋很不服气，笔头上从未认输，心里边更不会认输。梁实秋到台湾后(鲁迅都死好多年了)也从未放过鲁迅。他说：鲁迅已经死了好久，我再批评他也不会回答我。他的作品已成禁书，何必再于此时此地“打落水狗”。把鲁迅骂他的'话又还给鲁迅。
梁实秋的《关于鲁迅》，表达了他与鲁迅笔战多年后对鲁迅的整体评价(活人对死人)。他说鲁迅鬻文为生，以至于死。一生坎坷，到处“碰壁”，所以很自然有一股怨恨之气，横亘胸中，一吐为快。怨恨的对象是谁呢?礼教，制度，传统，政府，全成了他泄忿的对象。他是绍兴人，也许先天的有一点“刀笔吏”素质，为文极尖酸刻薄之能事，文字简练而刻毒……积极思想，积极看法，成为体系，正面主张等等，鲁迅不足以语此。他有的只是一个消极的态度，勉强归纳起来，即是一个“不满于现状”的态度。(详细评价可搜索查看)
梁实秋和鲁迅结下的梁子，其疙瘩症结是立场背离，观念迥异。反映着当时国共两党的根本分歧，国府治理与阶级斗争的权力利益。
梁实秋和鲁迅都应该称为江南才子，俩人都是浙江血脉关系。不同的是：梁实秋原籍浙江杭县(今余杭)，但他出生北京;鲁迅出生绍兴都昌坊口，但他祖籍是河南汝南县。中国传统文化极尽其熏染。
所幸的是，梁实秋去美国在台湾名气较大，84岁寿终正寝颐养天年。
所悲的是，鲁迅在大陆名声大噪只活56岁，当今却被拉出文坛。
由此我们想到，“人算不如天算”。中华民族很难跳出“轮回”的圈圈。
鲁迅曾经预言，惟新兴的无产阶级才有将来，预见何其短暂。借梁实秋的话说：“他(鲁迅)有文学家应有的一支笔，但他没有文学家所应有的胸襟与心理准备。”人生慨叹：谁活得长，谁最有发言权!
梁实秋 - 简介
梁实秋(191月6日-1987年11月3日)，号均默，原名梁治华，字实秋，笔名子佳、秋郎，程淑等，中国著名的散文家、学者、文学批评家、翻译家，华人世界第一个研究莎士比亚的权威，祖籍中国浙江杭县(今余杭)，出生于北京。
代表作有《雅舍小品》(从1949年起20多年共出4辑)、《雅舍谈吃》、《看云集》、《偏见集》、《秋室杂文》、长篇散文集《槐园梦忆》等。30年代开始翻译莎士比亚作品，持续40载，到1970年完成了全集的翻译，计剧本37册，诗3册。晚年用7年时间完成百万言著作《英国文学史》。主编有《远东英汉大辞典》。
篇3：梁实秋与鲁迅论战
梁实秋与鲁迅论战
梁实秋与鲁迅都是中国的著名文学家，他们为何会论战?论战的内容是什么?
20世纪二、三十年代，鲁迅和梁实秋之间展开了一场关于文学与翻译的激烈论战，论战震撼了当时整个文坛，持续时间长达八年之久。不仅如此，这场论战还史无前例地涉及到了诸多方面的问题，如文学作品中普遍的人性、文学的阶级性、文学批评的态度、翻译的标准等等。除此之外，论战的复杂性还表现在它一开始就掺进了政治斗争的敏感因素，而这一点无疑会使论战双方的态度变得严厉甚至敌对起来。事实也正是如此，在鲁、梁论战过程中，两人“一个似匕首、投枪奋勇向前，一个则如丈八长矛大摆天门阵”，其战辞之激烈，战文之繁密，实为中国文史所罕见。鉴于论战内容太过宽泛，论战背景极其复杂，本文拟尽量避开与政见有关的种种纠葛，只就论战所涉及到的翻译问题进行穷原竟委的分析，分析的重点主要集中在翻译论战中的几个焦点问题上。
鲁、梁翻译论战始于1929年9月10日梁实秋发表的《论鲁迅先生的“硬译”》一文，这篇文章发难的对象是刚刚出版的《文艺与批评》一书，《文艺与批评》是鲁迅从日译本编译的苏联卢那察尔斯基的文艺评论集。在译者附记中，鲁迅这样写道：
从译本看来，卢那卡尔斯基的论说就已经很够明白，痛快了。但因为译者的能力不够，和中国文本来的缺点，译完一看，晦涩，甚而至于难解之处也真多，倘将仂句拆下来呢，又失了原来的精悍的语气。在我，是除了还是这样的硬译之外，只有束手这一条路——就是所谓没有出路———了，所余的惟一的希望，只在读者还肯硬着头皮看下去而已。
通过详细分析，我们可以从这段话里找出鲁、梁翻译论战所涉及到的三个方面的主要问题：第一句话是说本书不是直接从俄语翻译的，这将引出下文中的“重译问题”;在第二句话中，“译者的能力不够”是自谦语，“中国文本来的缺点”才是中心内容，它将引起下文中的“翻译与汉语的发展问题”;最后，鲁迅重申了本书所采用的翻译方法，也即自己历来所坚持的“硬译”这一翻译标准，它又将引出下面首先要讨论的“翻译标准问题”。
一、关于翻译标准问题
在《论鲁迅先生的“硬译”》一文中，梁实秋指出，鲁迅先生的小说和杂感文笔是极为简练流利的，而他的翻译却离“死译”不远了，或者说根本就没什么区别。这里所谓的“死译”，实际上是针对“曲译”而言的，“死译”和“曲译”分别是“直译”和“意译”的极端表现形式，历来一直被译界所深恶痛绝。梁实秋当然也英雄所见略同，他在文章的开头首先引用了陈西滢《论翻译》中的一句话：“死译的病虽然不亚于曲译，可是流弊比较的少，因为死译最多不过令人看不懂，曲译却愈看得懂愈糟。”明眼人一看便知，陈氏这里只不过是在以讥讽的口吻点明死译和曲译实则是半斤对八两，死译与曲译之风一样断不可长。而在接下来的辩论中，梁实秋一方面认为曲译断乎要不得，另一方面却又从反面入手，指出一本书决不会从头到尾的曲译，并且部分的曲译即使是害人不浅的错误，“读者终究还落个爽快”，而死译一定是从头到尾的死译，读了也等于不读;“况且犯曲译的毛病同时绝不会犯死译的毛病，而死译者却有时正不妨同时是曲译”。梁氏如此阔论的目的显然是为了给下文作好铺垫，但他却于无形中犯了操之过急的毛病。我们知道，误译有悖于原文语意，传递的是错误信息，而作为不懂原文的读者，则很少能对这些错误信息加以识别，就此而言，上了译者的当，受了译文的骗，读者即使“落个爽快”，其危害无疑更甚于“令人看不懂”的死译。此外，从客观上讲，犯了曲译的毛病，不见得绝不会犯死译的毛病，诚如“死译者有时正不妨同时是曲译”，我们同样可以说，曲译者有时正不妨同时也是死译。显而易见，梁实秋的这些论断根本就是站不住脚的。也正因为如此，当他从《文艺与批评》中挑出三段译文，并指出“如同看地图一般，要伸着手指来找寻句法的线索位置”时，即遭到了鲁迅先生在《“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一文中强有力的反驳：梁实秋的这些话，“在我也觉得是废话”，他认为要读这样的书，就是要“如同看地图一般，要伸着手指寻找句法的线索位置”;但“地图并不是死图”，而“硬译”即使离“死译”不远，照此类推也就和“死译”有了些什么区别。
其实“硬译”这一概念对鲁迅和梁实秋来说是具有不同含义的。鲁迅将自己的翻译谓之“硬译”，显然并没有任何贬义，而只是把它作为“直译”的代替说法，这里的“硬”字，实际上是针对某些句法词法而言的。他指出如唐译佛经，元译上谕，当时很有些“文法句法词法”是生造的，而一经使用也就懂了，现在又来了“外国文”，许多句子即也需新造，或者说是硬造，新造硬造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保存原来的精悍的语气。由此可见，鲁迅之所以要提倡“硬译”，无非是想更加忠实于原文，也就是对原文的“信”，至于他后来提出的“宁信而不顺”一语，只不过是针对“宁顺而不信”所表现出的暂时的意气用事罢了，因为他接着又进一步指出，这里的“不顺”，并非指要像赵景深那样把“天河”译作“牛奶路”，而是“不像吃茶淘饭一样几口可以咽完，却必须费牙来嚼一嚼”。之所以如此，他在与瞿秋白的通信中说明了部分原因：译者面对的读者要分为不同的层次，甲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乙是略能识字的，丙是识字无几的，其中丙被排除在译文读者的范围之外，给乙类读者的译文要用一种特殊的白话，至于甲类读者，则不妨运用直译，或者说不妨容忍译文中出现“多少的不顺”。
早于1928年，梁实秋就在《论翻译》一文中指出：翻译的头一个条件就是要使人看得懂。在他看来，“硬译”无异于“死译”，其危害更甚于“曲译”。他曾不只一次地枚举过鲁迅“硬译”的例子，并根据自己的标准进行分析与批评。他指出，之所以会出现“硬译”，主要是译者或于外国文无把握，或译不出来时勉强为之，或生造出除自己以外谁也不懂的句法词法之类，或以硬译的方法跨过自己不懂的原文，或把改良国文和翻译搅成一团等等，他的这些指责显然都具有针对性，矛头所指就是被他称为“硬译大师”的鲁迅先生。事实上，他的一些翻译观点可以说就是在对鲁迅进行批评的过程中形成的，比如在《论翻译的一封信》中，他首先指责了鲁迅所译普列汉诺夫《艺术论》中的一例译文错误，然后指出：翻译要忠实于原文，如能不但对于原文的意思忠实，而且还对“语气”忠实，这自然是好的翻译;虽然能让读者懂，而误译原文，这种翻译是要不得的;既误译原文，而且还要读者“硬着头皮”去读，这是太霸道了。他还为“坏的翻译”界定了三个条件:“(一)与原文意思不符。(二)未能达出‘原文的强悍的语气'。(三)令人看不懂”。并称三条有其一，便是不好的翻译，若三者俱备，便是最坏的翻译，可以看出，这里的三个条件显然也是针对鲁迅的译文而总结出来的。不过需要指出的是，梁实秋在这一点上并没有一味地意气用事，比如在对鲁迅大加讨伐的同时，他也不失确当地对各种错误的翻译标准进行了客观的评价与批评。他指出：“顺而不信”与“信而不顺”都是极为错误的。然后他又接着说道：
硬译不必即信，顺译也不必即误。误译，曲译，死译，硬译，都是半斤八两。误译者不要笑硬译，莫以为指责别人译的硬便能遮盖自己译的误;硬译者也不要笑误译，莫以为指责别人译的误便能遮盖自己译的硬。
此外还需要指出的是，尽管梁实秋批判鲁迅的硬译，他却没有明确提出过自己的翻译标准，事实上，他当时的译作大部分也是以直译的形式出现，其特点是采用以句为单位的散文体，力求忠实地传达原文的语义，这从他后来翻译的莎士比亚戏剧中也可以看到。
仅从理论上分析，我们看到的显然只能是“婆理公理”之争。下面不妨将两人的翻译各引一段，让事实来印证其理论的可行性：
It may be well first to premise that I do not wish to maintain that any strictly social animal, if its intellectual faculties were to become as active and as highly devel-oped as in man, would acquire exactly the same moral sense as ours. In the same as various animals have some sense of beauty, though they admire widely different objects, so they might have a sense of right and wrong, though led by it to follow widely different lines of conditions.
—— Charles Darwin
鲁迅译：
我想，在最初，是有将(我)和恰如各各的群居底动物，如果那知底能力而发达到在人类似的活动和高度，便将获得和我们一样的道德底概念那样的思想，是(距离)很远的事，宣言出来的必要的。正如在一切动物，美的感情是天禀的一样，虽然它们也被非常之多的种类的事物引得喜欢，它们〔也〕会有关于善和恶的概念，虽然这概念也将它们引到和我们完全反对的行动去。
梁实秋译：
我首先要声明，我并不愿主张说，任何严格的群居动物，假如它的智力变得和人类一样活泼，并一样高度的发达，便能得到和我们完全相同的道德的感念。同样的，各种动物都有一些美感，虽然它们所欣赏的是颇不相同的东西，故它们也许有是非的感念，虽然会被这是非的感念引导着去做颇不相同的行动。
对于鲁迅的译文，梁实秋说他看不很懂，实事求是地说，我们也会发现译文中的确有不少令人看不懂的地方，尤其是“是(距离)很远的事”和“宣言出来的必要的”两个成分，几乎和上下文联系不起来，可见梁实秋谓之“硬译”不能说是没有一定道理的;比较而言，梁实秋的译文虽然也运用了一些欧化句式，但读上去还是能够一目了然的。此外鲁迅的译文在用词上显得过于生僻，梁实秋的译文则要通俗得多。这里虽然不排除重译和直译而造成的差异，但译文本身基本上反映了两人的翻译风格，作为读者，我们当然也能够从中看出孰优孰劣。
然而这里必须补充说明的是，鲁迅的翻译在质量上历来都是有口皆碑的。以俄国阿尔跋绥夫所著中篇小说《工人绥惠略夫》中的一段译文为例：
那女人仍旧大叫，伊的病的悲痛的叫声响彻了全家，极像一个将要淹死的人的求救。伊虽然诅咒，骂詈，责备，但其间并不夹着一些特别的憎恶。这只是绝顶的无法的绝望的悲鸣。
在这本书的译后记中，鲁迅附有这样的声明：《工人绥惠略夫》一书几乎是逐字硬译的。然而通读所引译例，我们却不能说它是死译。正如李季在《鲁迅对于翻译工作的贡献》一文中所言：“像这样的‘逐字译'自然带有浓厚的译文气味，但显示了原文描写的细密，并不拖泥带水，这种风格是应该保持的。”的确，鲁迅在自己的翻译中所保持的基本上也就是这种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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