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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贺麟西方文化观概述论文
贺麟西方文化观概述论文
［摘要］近代以来，在中国知识界对西方文化的认知史上，贺麟是一位“另类”学者。他的西方文化观不仅代表着1930—194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在对西方文化认识问题上的重大突破，而且是近代以来中国人西学观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节点。他的见解既体现出哲学家的深邃与敏锐，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其哲学思想的拘囿。客观评价贺麟在这一问题上的得与失，对于我们当下认识西方文化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关键词］贺麟;文化理论;西方文化;基督教
［基金项目］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贺麟的西方文化观研究》(HB15WX026)，河北省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新文化运动早期文学观研究》(GH151110);度河北省社会科学发展研究课题《学衡派文化观研究》(020501)
1930年代，新文化运动时期那种抑中扬西的文化热浪在中国思想界已然降温，而对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的肯定与认同则再次在中国思想界成为一种强有力的声音。与此同时，中国知识分子对待西方文化的态度更趋于理性;一些知识分子对于西方文化的认识，与此前相比更加客观和深刻，也更具学术意蕴。贺麟的文化理论及其对于西方文化的独特认识，就是这一思想背景下的产物。
一、贺麟西方文化观的哲学基础
贺麟(1902—1992)，中国现代哲学家，新儒家学派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以其所提出的“新心学”在中国现代哲学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其中，他所提出的以“新心学”为哲学基础的文化理论，不仅是其哲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其整个哲学体系的精华。因此，贺麟的文化观具有坚实的哲学基础，要深刻理解和把握他的西方文化观，首先须对其哲学思想和文化理论体系有一个基本的认识。贺麟认为，文化研究和文化批评须建立在一定的文化哲学的基础之上，否则，仅仅局限于文化现象层面的争论，就只会陷入“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混乱局面，而这种无指针、无原则的讨论是没有多少意义的。他对新文化时期曾热闹一时的文化论争提出了批评，认为这一时期人们对文化问题的讨论仍停留在文化现象层面，主要限于对中西文化之异同与优劣的比较，且讨论者多以实用为目的，过于主观或武断，而缺少学术研究的冷静和逻辑批评的功夫，缺乏文化哲学的基础和根据。他强调:“我们现在对于文化问题的要求，已由文化迹象异同的观察辨别，进而要求一深澈系统的文化哲学。无文化哲学作指针，而漫作无穷的异同之辩，殊属劳而无功。”［1］(P419)因此，他以“新心学”思想为基础，提出了一套完整的文化理论体系。
具体来说，就是以“体”与“用”作为两个基本范畴，先建立起一个一般性的文化研究框架，然后在这一框架下去考察西方文化，从而得出自己对西方文化的独特认识。“体”与“用”，是贺麟文化理论的两个基本范畴。在中国哲学史上，“体”与“用”这对范畴并不新鲜，但作为学贯中西的哲学家，贺麟却“旧瓶装新酒”，在融合中西哲学思想的基础上赋予这两个范畴以独特的新内涵。他深刻指出，哲学意义上的体用观有两种:一是绝对的体用观，持这种观点的哲学家在西方以柏拉图为代表，在中国则以朱熹为代表。“体是指形而上的本体或本质(essence)，用指形而下的现象(appearance)。体为形而上之理则，用为形而下之事物。体一用多。用有动静变化，体则超动静变化”［1］(P344—245)。简言之，这里的体与用代表了本体界与现象界的对立。另一种体用观可称为相对性或等级性的体用观，持这种观点的哲学家在西方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在中国则以周敦颐为代表。按照贺麟的理解，“这种体用观一方面包括柏拉图式的体用说，认纯理念或纯范型为体，认现象界的个别事物为用，一方面又要以纯范型作为判别现象界个体事物价值的标准，而将现象界事物排列成层级而指出其体用关系”［1］(P345)。因此，按照相对体用观，现象界的事物可根据其所包蕴或表现出的纯范型的多寡，进一步进行层次上的细化与逻辑上的排序，从而表现出由上而下、层层推进的相对体用关系。以上述两种体用观为基础，贺麟对文化的“体”与“用”进行了系统考察，建立了自己的文化哲学体系。他首先选择朱熹“道之显者谓之文”的观点作为考察文化体用关系的切入点，并依此对朱熹的思想作了必要补充和修正。在他看来，朱熹在这句话中所提到的“文”即是指文化，故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文化是道的显现，道与文化是体与用的关系。所谓“道”，是指宇宙人生的真理，万事万物的准则，亦即真、善、美等永恒价值。他进而指出，实际上，道不仅显现为人类所创造的文化，而且蕴含在自然界的一草一木之中。自然与文化都是道的载体，但二者又有显著的不同，其区别就在于，文化是人的心灵在“道”的指引下以自然为用的产物，是对道的自觉显现，而自然则是对道的昧觉显现。因此，同样一个“道”，在文化与自然中的表现有深浅、高下、多少、自觉与否等不同。据此，贺麟从体用关系的角度大致勾勒出了一个囊括世界万物而又层次分明的价值体系。他说:“若从柏拉图式的绝对的体用观说来，则道或价值理念是体，而精神生活，文化，自然，皆道之显现，皆道之用。若从亚里士多德式的相对的体用观说来，则精神生活，文化与自然皆道之等差的表现。低级者为较高级者之用或材料，较高级者为较低级者之体或范型。如是，则自然为文化之用，文化为自然之体。文化为精神之用，精神为文化之体。精神为道之用，道为精神之体。”［1］(P347)根据贺麟的观点，道、精神、文化、自然构成了一个互为体用的价值体系框架:首先层次最高者为道，即价值理念;其次，是被价值理念所鼓舞着的人的心灵，即人的精神生活，或者说价值体验;再者是文化，即价值理念通过人的自觉的精神活动的创造物;最后是昧觉地载道的自然。
在这个大框架下，贺麟进一步聚焦于文化，对文化之体及文化内部的层级体用关系作了更加微观的分析。首先讨论了文化之“体”的问题。贺麟认为，从广义上看，朱熹的说法并没有错，即文化的确是道的显现。但他又进一步提出，从严格意义上说，真正的文化之体实际上应该是人的“精神”，而不是“道”，因为“所谓理或道也不过是蕴藏在人类内心深处的法则……假使道或理不透过精神的活动，便不能实现或显现成为文化，而只是潜伏的，飘渺的，有体而无用的道或理罢了”［1］(P348)。而“精神”则是道与人类心灵的契合，人类文化正是这种为“道”或者说真理所鼓舞着的自觉的精神活动所创造出来的。因此，“精神”才是真正的文化之体，在一种文化中处于主要、主动、主宰的关键地位。在厘清文化之体之后，贺麟进一步分析了文化内部更为具体的层级体用关系。他认为，作为文化之体的“精神”可根据价值追求的不同分为真、善、美等不同类别，相应地，对文化也可以作出相应的类别划分，并且在同一类别中，还可以根据不同文化因素所包孕的`精神价值的差别而对它们之间的相对体用关系作出进一步的划分。就“求真”精神而言，哲学与科学都是这种精神的表现，“但哲学追求价值的真理，科学追求自然的真理。哲学阐发关于宇宙人生之全体的真理，科学研究部分的真理。哲学寻求形而上的理则方面的真理，科学寻求形而下的事物方面的真理”［1］(P349)。因此，就相对体用观来说，哲学乃科学之体，科学为哲学之用。同样，就“求善”精神而言，宗教和道德虽然都是这种精神的表现，“但宗教所追求者为神圣之善，道德所追求者为人本之善，宗教以调整人与天的关系为目的，道德以调整人与人的关系为目的”［1］(P349)。
因此，宗教为道德之体，道德为宗教之用。就“求美”精神而言，虽然艺术与技术都体现着这种价值追求，“但艺术是超实用的美的价值，而技术代表实用的美的价值。艺术是美的精神生活的直接产物，而技术只是实用智慧的产物”［1］(P349)。因此，艺术乃技术之体，技术是艺术之用。而“至于政治法律实业经济军事等，距真善美之纯精神价值更远，乃科学道德技术之用，以科学道德技术为体，而直接以自然物质为用”［1］(P349)。可见，通过对文化内部相对体用关系的辨析，贺麟对西方文化中的各种因素作了明晰的层次划分。这种划分，正是我们科学、客观、理性、系统地把握其西方文化观的关键之所在。综上所述，贺麟将人类追求真、善、美的精神作为最高的抽象的文化之体，然后依次将哲学、宗教、艺术作为文化的第一个层次，将科学、道德、技术作为第二层次，将政治、法律、实业、经济、军事等作为更低的一个“直接以自然物质为用”的层次，由此得出了他考察文化问题的一个一般性理论框架。在他看来，这一框架适用于对各种人类文化(当然包括西方文化)的考察。
二、贺麟的西方文化观
从上述普适性的理论框架出发，贺麟对西方文化中的各种文化因素作了价值重估，并对它们在整个文化体系中的位置进行了重新排列。在他那里，西方文化中的经典哲学、宗教及艺术(包括文学)首次在理论层面被提高到其文化之体的重要地位上，这一结论彻底颠覆了此前中国学者在西学观方面的主流认识及导向。
除了将经典哲学、基督教和文学艺术三者共同置于西方文化之体的重要地位之外，贺麟还对基督教给予了特别的重视。他对基督教的格外推重，而这也成为贺麟西方文化观的最大“亮点”。在这一认知价值层面，他提出，基督教精神实际上一直蕴含在科学、民主、工业化等西方近代显性文化现象背后，并在整个西方文化中一直发挥着基础性和根本性作用。在《认识西洋文化的新努力》［2］(P304—311)一文中，他回顾了中西文化接触以来，中国人在认识西方文化方面存在的各种问题，认为对基督教的忽视造成了中国人对西方文化认识的肤浅、片面，也对中国文化的复兴造成了不利影响。他认为，西方文化的传入，从近代起已有数十年的历史，如果推至明末西方传教士利玛窦等来华，则已有几百年的历史，但中国人对于西方文化却始终没有真正清楚的认识，更未以正确的态度加以接受。近代以来，中国人从学习西方的坚船利炮，到学习西方的法律、政治，都不过是对其文化的表层现象的照抄照搬，而忽视了其深厚的文化精神和文化背景。
五四时期，虽然一些知识精英对西方的认识已触及西方文化的精神层面，但他们对于民主与科学的提倡仍属于实用层面，而对于西方文化之体，即西方的古典哲学、宗教、艺术等，仍未能加以关注和重视。所以，从近代以来乃至五四时期以后十多年的时间里，中国人对于西方的认识，仍只是从“用”着手，仍未了解到西方文化之体，只注重其外表，从外部去了解，而未把握住西方文化的精神与核心，尤其是对于基督教的认识还是远远不够的。贺麟认为，研究和介绍西方文化，须体用兼顾，单重视其“用”而忽略其“体”，是不会有良好效果的，尤其是对于基督教，中国人更应给予特别的关注。他指出，基督教是西方文化之体最重要的部分，其中包孕着西方近代文明的一切特点，是西方人安身立命的精神支柱，也是西方科学、民主、工业化的深刻的精神基础。正如中国旧有文化的一切特点在儒家思想中均有所体现一样，“近代基督教是整个近代西洋文化的缩影与反映。可以说西洋近代精神的一切特点，基督教中皆应有尽有”［1］(P350)。因此，要深入西方文化的堂奥，把握西方文化的根本，吸收西方文化的精华，就不能忽视对基督教的了解，就要对基督教精神有深刻的认识，看到其作为西方文化之体而贯通渗透于整个西方文化之中所具有的普遍和根本意义，及其与其他文化因素在文化深层次上的盘根错节的复杂关系。
基于对基督教之重要性的理解，在基督教与科学的关系问题上，贺麟指出，人们通常倾向于将二者对立起来，认为基督教是反科学的，要提倡科学就要反对基督教，但实际上基督教对于科学是有保护促进之功的，二者并非水火不容的关系。首先，从历史上看，当5世纪西罗马帝国灭亡之时，古希腊和古罗马文化在蛮族入侵中遭到严重破坏，正是由于修道院对部分古代文化科学典籍的保护，才使得科学在日后的发展中有所凭借。同时，基督教并非完全排斥科学，相反，一些传教士恰恰需要具备一定的科学素养，以利用科学中的某些理论为宗教辩护。虽然在历史上曾出现基督教阻碍科学发展、教会压迫和杀戮科学家的事实，但贺麟认为，基督教对科学的压制反倒激发了科学家的献身精神，刺激了科学的发展。“科学家因受教会的压迫，而愈觉得真理之可宝贵，其本身使命之伟大，从而更锲而不舍，作科学的高深探求。科学因与宗教对立竞争而愈昌明，科学家因受教会压迫而反成为最有牺牲的宗教精神者。如此亦何不可谓宗教反科学而反促进科学呢?”［2］(P309)其次，贺麟指出了科学精神与基督教精神的互通性，论证了基督教精神实际上是有助于科学之发展的。他指出:“凡实验室中作高深研究的科学家，其生活正与修道士一样的纯洁高尚，其追求真理，不计利害，勇往直前的精神，正如基督徒之追求上帝，因此才可发现真正崇高的真理，这里面正是一种基督教精神的表现。且科学家一面固然追求纯理智的真理，一面在情感上亦仍旧须求得宗教的安慰，两者可并行不悖，并无不相容之处。尤其有许多西洋伟大的科学家，他们常自认他们之从事科学研究，其目的并不是实用的功利的，而乃以知天或认识上帝为其目的。其超功利的宗教襟怀，大值得敬佩。”［2］(P309)总之，贺麟固然承认在历史上基督教与科学之间曾出现抵触及摩擦，但他认为从总体上看，基督教对科学仍有保护之功，而且基督教精神从一个侧面而言还促进了科学的发展。
在基督教精神与近代西方民主精神的关系问题上，贺麟认为，首先，基督教中蕴含着一种普遍的平等精神，因为基督教打破了国家、家庭和阶层之间的分界，主张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无论任何人都可以入教受洗，获得上帝的恩宠与拯救。其次，基督教非常关注平民的生存与疾苦问题。基督教主张到民间去，办学校，开医院，为平民服务，这些举动也是真正的民主精神的一种表现。此外，他还指出，基督教所提倡的博爱和宽容精神，如爱仇敌的观念，也有助于西方民主政治的实施，因为政治家要进行公平竞争，就需要具备这种公正、宽容和博大的胸襟。西方在中世纪虽然出现过教会过分干预政治、独断专制的局面，但这恰恰是基督教的异化，是对基督教本真精神的背离，而并非基督教精神的真正体现。因此，基督教精神实际上为西方的民主制度提供了精神方面的深层支持。最后，贺麟对基督教与工业化的关系进行了分析。他认为，近代以前，基督教的确表现出一种过分重视精神生活而贬抑物质生活的倾向，但在宗教改革以后，新教却表现出一种将纯洁的信仰与世俗物质生活结合在一起的努力。按照新教教义，人在现实生活中通过诚实勤奋的劳动获取成功与财富，这是上帝所嘉许的，不仅不违背上帝的意志，而且恰恰彰显了上帝的荣耀。贺麟指出，新教对人的世俗追求的开放与赞许及其所提倡的勤劳、忠实、守信等道德观念，实际上是有助于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的，并为资本主义工业化提供了精神基础。除此之外，贺麟还从具体的方面指出，基督教会所办的大量职业学校也为西方的工业化提供了实实在在的助力。因此，他的结论是，“基督教不是反工业化，而是最适宜于工商业社会，并有助于工业化的”［2］(P310)。贺麟通过其文化哲学理论以及对基督教与科学、民主、工业化的关系的系统论述，将基督教与中国的儒家、道家思想相提并论，凸显了基督教作为西方文化之体在西方文化中所具有的重要意义。他强调，中国人在认识、把握和吸收西方文化时，对基督教是决不可忽视的，“故欲了解西洋文化，如果只从外去了解其用，而不进入其堂奥去了解其体，或只片段地灌输西洋的科学、民主、或工业化，而忽略了基督教恐怕是不可能的。西洋人之欲了解中国，一开头就研究我们的儒家道家等，从根本方面着手，而我们之了解西洋，却忽略了基督教，实在是一种无识”［2］(P310)。综上所述，贺麟以“新心学”为哲学基础，以“体”与“用”为基本范畴，首先建立了一个考察文化问题的一般性理论框架，然后利用这一框架推演出了他的西方文化观，即一个有体有用、成分多元、各部分之间具有互通性和复杂联系的文化统一体。这是关于西方文化的一种系统而深刻的新认识。
三、贺麟西方文化观对当今文化研究的启示
贺麟的文化理论具有丰厚坚实的学理基础，他对西方文化的洞见可谓深刻而清晰。从中国人西学观发展史的角度来看，贺麟西方文化观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他对西方文化作出了一种异于前人的阐释，而是标志着中国学者在新文化运动以后已逐渐超越了粗浅线条式的认知方式，开始了对西方文化更为深层次的学术研究。
由于受到德国古典哲学尤其是新黑格尔哲学及陆王心学的深刻影响，贺麟非常重视文化精神在一种文化中所具有的根本性和决定性意义。在他看来，作为文化之体的文化精神全面贯通于一种文化之中，并为这种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最为深刻和持久的精神资源与精神动力。因此，他力图进入西方文化更深的精神层面，指出其宗教、艺术、古典哲学等这些向来被中国人所忽视的文化因素在西方文化中具有重要的价值，尤其强调了基督教作为最深厚的西方文化之体在近代西方社会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贺麟的独特见解，为我们打通了实用层面的文化现象与深层文化精神之间的隔阂，在信仰与理性之间架起了桥梁，可谓使得西方文化首次在中国人的认识体系中呈现为一个多种因素相互关联的复杂有机体。应该承认，贺麟对于基督教精神在西方文化中的重要性的肯定，具有一定合理性，在一定程度上也符合西方文化的实际情况，是一种深刻而独到的见解。但同时也应看到，科学、民主与工业化等文化现象主要根植于西方的理性精神，是理性精神的具体展现，从性质上看，这是一种不同于基督教信仰的文化精神。
民主、科学、工业化与基督教精神之间既有互通互促的一面，也有彼此冲突、相互制约的一面，过分和单纯地强调基督教精神对于科学、民主、工业化的正面积极意义，而混淆二者在根本性质上的不同，不免有人为放大基督教的作用之嫌。其实，在贺麟的文化哲学框架中，作为文化之体的除基督教之外还有哲学和艺术，而且他也明确承认哲学与科学都以求真为主，二者更具本质上的相通性，这实际上是承认以哲学为代表的理性精神也是西方文化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可能是为了纠正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人过分强调西方理性精神之偏，贺麟对于理性精神在西方文化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并未展开讨论，而是过分突出了基督教精神在西方文化中的精神根基作用，从而使其本来有可能秉持中道的理论架构走向了偏颇。此外，就研究方法而言，贺麟是在其哲学观念的基础上首先建立起一个一般性的文化理论框架，然后再从这个理论框架出发去考察西方文化，并由此得出结论，这基本上属于一种演绎式的推导过程。这种研究方法所带有的哲学锋芒及其所具有的“普适性”优势可谓非常明显，但同时这种方法也存在着一定问题。因为贺麟首先是将各种不同文化在结构上具有“同构性”当作一个默认的基本前提，而这一前提的有效性，则要依赖于“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这一先验信念的成立。正如余英时所言，“哲学家论文化，其独到见解与其偏见是成比例的，故未必能使一般人都信服其论断”，而“史学家论文化其取径与哲学家不同。他注重客观的分析，从客观史实中推出结论。也许是因为我自己的兴趣偏重历史方面，我总觉得唯有处处以无可争辩的客观史实为根据，才能建立起我们对文化的正确认识”［3］(P24)。
因而，对于当今的文化研究而言，从对西方文化发展史的具体研究着手，而不是从某种先验的哲学理论出发，或许才有可能得出更为科学、全面的关于西方文化的认识。总之，贺麟凭借其深厚的哲学素养及对西方文化的深刻体察，努力探求西方文化深层的精神底蕴，提出了其对于西方文化的独特认识。他的西学观是对新文化运动以来国人单纯强调民主、科学等西方理性精神的补充与纠偏，不仅标志着中国知识分子在认识西方问题上的重大突破，也构成了近代以来中国人西学观发展史的重要一环。但可惜的是，贺麟的见解在中国学术界一直未能引起足够的关注，也远未能对中国的主流西方文化观产生根本性影响，以西方文化为逻格斯中心主义的文化至今仍是中国学者所普遍持有的观点。这一现象，颇值得我们深刻反思。
［参考文献］
［1］贺麟．哲学与哲学史论文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
［2］贺麟．文化与人生［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
［3］余英时．文史传统与文化重建［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篇2：简论贺麟的中西文化观
简论贺麟的中西文化观
20世纪中国的社会变迁十分剧烈，而变迁的'实质是文化转型。贺麟先生的中西文化观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占有重要一席，本文拟对此进行探讨。 一、关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不仅是19世纪上半叶张之洞等人对中学与西学关系的一种理解与表述，而且是一种文化选择和文化模式。……
作 者：郭建宁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哲学系 刊 名：青海社会科学 CSSCI英文刊名：QINGHAI SOCIAL SCIENCES 年，卷(期)： “”(1) 分类号：G04 关键词：篇3：贺麟伦理思想探析
贺麟伦理思想探析
本文通过对贺麟伦理思想的梳理,展示贺麟伦理思想中道德范畴与非道德范畴“经济”之间的关系;贺麟对中国传统伦理中的“五伦观念”和西方伦理中的功利主义的'态度以及贺麟对道德发展动向的预测.在此基础上对贺麟的伦理思想给以总体评价,并希望贺麟的伦理思想对当代人有所启示.
作 者：张秀芹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哲学系,北京,100871 刊 名：华北电力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英文刊名：JOURNAL OF NORTH CHINA ELECTRIC POWER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年，卷(期)： “”(1) 分类号：B82-06 关键词：贺麟 伦理思想 道德篇4：论贺麟的宗教观
论贺麟的宗教观
贺麟的宗教观既不同于“五四”时期反宗教运动对宗教的态度,也不像其他新儒家人物那样主张以道德或哲学去取代宗教.他的宗教观所关注的不是对人格神的信仰,而是宗教精神特别是基督教精神的文化价值,目的在于会通中西文化,谋求“儒家思想的`新开展”.贺麟认为,基督教是西方文化之体,研究和借鉴西方文化必须以理性的态度转化和吸收基督教精神的精华,认识其与西方的科学、民主、工业化以及人的精神世界的关系,以便为中国的新文化建设提供资源和借鉴.
作 者：王志捷 WANG Zhijie 作者单位：北京行政学院,哲学教研部,北京,100044 刊 名：北京行政学院学报 PKU CSSCI英文刊名：JOURNAL OF BEIJING ADMINISTRATIVE COLLEGE 年，卷(期)： “”(1) 分类号：B26 关键词：贺麟 宗教观 基督教精神 儒家思想 体用关系篇5：贺麟“宗教精神”论
贺麟“宗教精神”论
贺麟所说的宗教精神，包含宗教信仰、宗教观念、宗教情感、宗教需要等在内，是追求超越现实，“与上帝为一”的精神，而所谓“上帝”则指“真理、人民、大自然”。他从文化哲学层面，以欧美现代化历史为例，认为宗教精神对科学“有保护促进之功”，“有助于科学的发展”；认为宗教精神也是近代民主精神的'基础，是工业化的基础。中国历史上的科学、民主不如欧美发达，原因之一，也许正在于缺乏这种宗教精神。所以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铸造中国人的宗教精神，是必要的一个方面。
作 者：张茂泽 作者单位：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陕西,西安,710069 刊 名：中华文化论坛 PKU英文刊名：FORUM ON CHINESE CULTURE 年，卷(期)： “”(3) 分类号：B26 关键词：贺麟 宗教精神 文化哲学 文化精神篇6：贺麟的体用观刍议
贺麟的体用观刍议
贺麟是我国20世纪杰出的现代新儒学的代表人物,其思想融合了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近代思想.他对20世纪40年代新儒家思想的发展情况与经验教训作了总结性评论,并创建了自己的'“新心学”思想体系.文章通过对贺麟的体用之辩、文化体用观及其经济伦理思想的梳理,展示贺麟体用思想的辩证关系,以期贺辟的体用思想对当代社会的价值现有所启迪.
作 者：杨帆 YANG Fan 作者单位：东南大学人文学院,江苏,南京,210096 刊 名：哈尔滨学院学报 英文刊名：JOURNAL OF HARBIN UNIVERSITY 年，卷(期)： 28(9) 分类号：B26 B82 关键词：体用 文化本体 道德与经济 新功利主义篇7：西方现代性背景下的东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观比较
提要：20世纪30-40年代，世界现代性遭遇全面危机，以毛泽东、卢卡奇、马尔库塞为代表的东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为解救现代性危机同时发出以主体性文化复兴为核心理论的呐喊。本文通过比较三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这一时期的文化观，分析三者在文化创造主体、过程和成果方面的理论差异，发现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的文化主体性建设理论具有重大的超越性和全面的重建性，对当代中国现代性文化重建也同样具有范式价值。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文化；毛泽东；卢卡奇；马尔库塞
20世纪30-40年代是世界现代性迅速发展并遭遇-全面危机的时代。在人类历史上，恐怕没有任何一个时代能像20世纪30-40年代那样展现出戕害甚至灭绝人性的恐怖场景：一方面，法西斯主义以罪恶的战争和集体式屠杀将对人的践踏推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上演了人类历史上最黑暗、惨痛的悲剧；另一方面，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借助高度发达的工业文明构造出丰富的物化生活与强大的消费意识形态，它不但疯狂地掠夺和摧毁着原本和谐状态的自然环境，更解构着人的主体性意识，使人在工具性的享乐主义生活方式中醉生梦死。作为时代精神的文化观念也随之出现忽视理性价值的全球性态势，人类面临理性走到了尽头、人性被无情摧残、自由遭到禁闭、民主被深深地毒害的严重困境中。正是这种现代性生死抉择的历史时期，以生活在美国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马尔库塞、生活在前苏联的东欧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卢卡奇和正在领导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中国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毛泽东为代表的东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同时发出了以主体性文化复兴为理论视点，反法西斯、拯救现代性和人自身的呐喊。本文以这三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这一时期的著作为例，比较分析三者在文化创造主体、过程和成果方面的理论差异，重点研究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等重要论著中关于文化构建问题超越当时一切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权威见解的重大意义，及其对当下现代性文化重建的范式价值。
1 文化创造主体——人民本位观的重建
面对20世纪30 40年代的满目疮痍的自然界和主体性沦丧的人性，整个东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都在检讨主体性失落、理性隐去的现实，并努力通过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理论重建实现对现代性的拯救。特别是当时的东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们从各自的现实生活环境和文化斗争的语境出发，依据对马克思主义的不同理解，建立自己的主体性理论尤其在文化创造主体问题上开展理论探讨，借以抗御各种非理性的文化。
文化的主体性原则由近代启蒙运动创建，主要为了实现抵抗传统神学而标榜现代的人道主义价值追求。主体性原则一开始就被构建在关于人的存在的定位中，从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康德的“主体功能”、费希特和谢林的“同一自我”到黑格尔的“绝对理念”，主体性都是精神性的概念界定。而20世纪30－40年代的东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者却从现实出发，没有按照既定概念来理解主体性。美国法兰克福学派主将马尔库塞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思想，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性质进行了深入的剥离和抨击。他在《理性与革命》一书中指出，发达资本主义社会选择了迎合消费文化的非理性主义，有意放弃了黑格尔、马克思理性批判传统，使文化丧失了批判功能。继马克思之后，卢卡奇是首先将文化主体的确立从精神世界转向现实活动中的人。这位东欧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现实主义的历史》中，着眼于历史过程中的主客体关系，强调文化的理性价值，认为文化的主体是人，人的理性价值的展开与确证使文化具有了人道主义性质。他热切希望这个文化主体能够使人民大众自己的生活经历不断向前发展，给工人阶级以自觉。他执著地站在人类历史生成、发展的高度，将文化的起源和发展视为社会总体过程的一部分。他明确指出，文化的存在、本质和功能“只有在整个系统的总的历史关系中才能得到理解和解释”(卢卡奇1980：227)。但在卢卡奇的心底，文化的创造者主体是人民的教育者、启蒙者，是拯救人民的精神救主。马尔库塞曾批评卢卡奇这种救主式的文艺主体，指出卢卡奇给出的文艺创作者隐藏着西方传统的贵族气息和蔑视民众的文化霸权，这种文艺主体根本无法完成建造工人阶级意识的历史使命。而身处亚洲历史悠久、现实矛盾极为复杂的文化历史语境和中国现实民族矛盾、现代性政治斗争中的毛泽东，面对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三面挑战的不同于西方的现代性境遇，对历史的发展和社会前进的动力、性质与方式的把握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有着极大的不同。在《讲话》中，毛泽东将文化回归到现实的生活世界之中，全面、深刻而系统地论述了文化主体性问题。
毛泽东认为，历史的发展决不是个别“英雄”、“圣人”的意志表现，历史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人民的实践活动，历史的现实价值和追求目标是人民大众通过反抗斗争而获得的自由解放，因而人民是历史的真正动力。可以说，毛泽东准确理解并发展了马克思历史观。正是坚守这种人民主体的历史观，毛泽东发现，在现实中，文化的主体性并非先天设定、与生俱来。实际上，传统的文化观念和文化活动由于缺乏与生活的深刻联系、轻视广大民众的生活价值与生存意义，造成表达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文化都不具有真正的、广泛的主体性的严重后果，文化从未实际地成为人民大众的现实生活方式和文化生活内容。在现代性视域中，文化应是自由的行为，自由使文化获得了普遍的主体性，而文化的普遍主体性又是人民大众成为更为广宽的社会主体的重要途径。文化应是超越的活动，超越使文化具有了人民解放、社会自觉的功能。而这自由超越的总原则就是文化自身最终回归到人民大众的生活世界中，“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毛泽东1969：817)。20世纪30一40年代的现实生活，一方面是-全球性的人性灾难、理性沉沦、生灵涂炭，另一方面则是人民对压迫的拒绝，对暴政的抗争，对自由民主新生活的求索、创造。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化，一旦反映了这真正属于人民的真实生活，就获得真正的主体蕴含。因此，《讲话》告诉我们，文化的主体性是指在文化的创造和享受中，不自由的、不全面的、不自觉的人复归为自由的、全面的、自觉的人；是人性复归、获得自由民主的过程，是把人民应有的东西还给人民的过程。自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人类历史跨入现代性的新纪元，这不仅是人民大众拥有了一种新的世界解放精神，更重要的是历史的对象化方式进入到人民靠自己建立自由民主公正社会制度的自我确证与实现的时代。文化作为现代性新纪元的表达是人类实现自由解放的重要方式，其主体性的承载者正是人民、正是那曾被旧有一切统治阶级和传统意识形态边缘化，被包括东欧马克思主义者卢卡奇等西方许多学者视为被拯救对象的“工农兵以及革命干部”。可以断言，毛泽东对文化主体的全新界定超越了人类以往所有对文化主体性的论断和设计，打破了文化的贵族性、神圣性。就马克思主义文化主体性理论而言，毛泽东的这一结论不仅代表了20世纪30-40年代世界马克思主义文化主体性理论的最先进观念，而且迄今仍是发展马克思主义文化主体性理论的本体论出发点。
2 文化创造过程——人民实践的大众化
无产阶级理性意识在20世纪初到30－40年代曾遭遇两次重大挫折：第一次出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中，各国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迷惑下卷人战争，使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理想和国际主义受到严重挑战；第二次出现在30年代世界经济危机时期，世界经济危机没有使无产阶级革命全面实现，相反产生了比自由资本主义更可怕的法西斯社会。在这种历史情境中，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界弥漫着对无产阶级的失望情绪，以卢卡奇为代表的东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低估无产阶级的理性意识，导致对人民群众的历史价值和生存意义的悲观评价，也造成将艺术家视为民众文化导师与救主的错误理论，这些都注定了西方马克思主义难以在现代性社会冲突和全球化文化语境中真正重建文化主体性。而毛泽东则深刻地领悟到人民大众是社会发展的本体和动因，在世界现代化过程中首次将人民大众确立为文化主体，使文化第一次拥有了广阔的生存时空、成为众人思想、行动、感受的存在方式和表达方式，这也使得文化的创造过程和价值功能可以得到客观公正的评估。在毛泽东那里，文化创造者既不是人民大众的导师，也不是人民大众的救主，而是实现人民为文化主体的中介，文化创造的过程是在人民大众的主体性实践中实现的。
毛泽东高度注重实践唯物主义观点的人的能动主体性和文化实践性原则。他认为，文化创造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人民大众的主体性实践的过程。为此，毛泽东在《讲话》中着重探讨了文学艺术家作为文化创造中介如何实现文化实践大众化的途径。他首先提出文化是为最广大的人民——工农兵服务的观点，同时指出不应只是看到文化工作者对大众进行启蒙、教育、改造的一面，还强调文化工作者向大众学习的一面，从而提出了文化工作者要“深人工农兵群众，深入实际的斗争”，与人民群众相结合，从而改造世界观并获得创作源的观点。毛泽东再三告诫文学艺术家：“无论高级或初级的，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毛泽东1969：820)。文化创造就是要使社会生活主体的人民大众转变为文化主体，将文化作为推动历史发展和展示生活价值的基本方式，实现文化实践的大众化。毛泽东的观点既超越了卢卡奇把人民大众当成被救者的西方意识，也是对当时中国解放区许多有着小资产阶级精神贵族意识的文学艺术家把文艺的大众化理解为“文艺化大众”错误理论的批判。《讲话》曾明确指出，“许多同志爱说‘大众化’，但是什么叫做大众化呢?”(毛泽东1969：808)。许多人所做的不外是如何迁就大众，迎合大众，改良大众，一句话就是如何化大众，而不是使自己大众化。在《讲话》看来，文学艺术家要真正承担起使人民大众成为文化主体的责任，就必须使自己成为人民大众的一员，才能在文化创造过程中实现大众化。文学艺术家不应只是把人民大众作为题材加以表现，而是通过对题材的超越去揭示人民大众的历史意义、现实价值，发掘、开拓人民大众生活的深广度，使人民大众的聪明才智和伟大的创造力得到确证、升华、发展。只在素材、题材、语言上迎合大众趣味，把自己装扮成一个穿草鞋，讲粗话的愚昧百姓，其深层动机不过是想向大众推销自己的作品，并用自己的作品去改变人民罢了。事实上，在现代性视域中，毛泽东的这一洞察、论断的精神实质与马尔库塞等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对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艺术家拆解文艺批判性和建设性功能，一味迎合商品意识、大众消费文化的批判异曲同工。毛泽东进一步指出，文学艺术家想真正成为文化主体的实现中介，必须熟悉人民大众的生活，使自己的情感成为对民众生活的体验，与人民大众心心相印、血脉相通，才能自觉地、亲和地了解人民，才能创造出人民喜闻乐见的作品；必须通过其创作活动使人民大众与实践生活的价值创造联系起来，这样才能真正实现文化创造的大众化，文化主体性才能实现其存在意义和功能价值。
3 文化创造成果——人民创造生活的存在与确证
从本体论而言，文化创造的成果是对人民创造生活的存在与确证，同时也是生活世界的意义发掘，是历史存在与发展的一种自觉的符号物态化。但由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文化主体的特殊界定，导致他们对文化创造成果理解的偏差。他们大多在利用资产阶级文化优秀成果的口号下，把马克思主义基本文化思想和革命实践与当代各种文化现象结合起来，以此来实现文化成果功能的展开。马尔库塞在《文化的肯定性质》一文中认为，当代文化创造的目的只是在粉饰、美化和巩固资产阶级政权，它只具有“为了少数强大的经济集团及其追随者的利益把整个社会组织起来的社会功能”(董学文等1990：240)，马尔库塞只看到少数强大的经济集团的文化成果，忘却了世界上还有由广大人民大众创造的另一种性质的文化成果，这种观点显然具有片面性。20世纪40年代斯大林时期的苏联文化理论对文化创造成果的基本要求是真实性和党性，这对东欧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想影响很大，卢卡奇极富悲剧性的拯救意识使他在把握文学艺术文本时，只将教科书意义上的符合现实主义的作品文本视为文化创造的成果。由于卢卡奇把文学艺术的创作者视为文化的唯一主体，视为对人民的治疗者，因而对他来说，文化成果的批判性只是疗治民众的一种方剂，只是向民众展示病毒原理的教科书，却无法真正消灭现实的病毒。这也根本无法实现文化解放和建设的功能。毛泽东始终把文化成果看成实现人民主体性和推动历史发展的方式，对他来说，文化成果的价值不仅在于显现生活，还在于干预生活、创造生活。只有通过干预生活、创造生活，人民在作为生活主体的同时成为文化主体，成为文化主体的人民才能返归属于自己的真实而有意义的生活，创造新生活。
毛泽东在《讲话》中指出，文化成果的存在价值来自于社会生活的创造者，只有为广大的社会生活创造者所认同，文化成果才能具有普遍而久远的生命力。文化只有服务于社会生活的创造者——人民大众，被他们接受并在精神上满足他们创造和享受的需求，实现他们显现文化意义和价值愿望，文化的主体性才能真正地建立起来。他对文化成果的理解虽宽泛但深刻。他认为，通过包括文艺作品在内的文化创造成果“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毛泽东1969：818)。“更高”，指文化成果表现的社会生活比现实的日常生活具有更高的质量，包含更丰富的价值与意义；“更强烈”，指文化成果所表现的包含着人民大众的审美文化情感比日常状态中的情感流露更浓烈；“更集中”，指文化成果表达的人民生活比日常生活更具概括性；“更典型”，指文化成果表现的生活更富个性；“更理想”，指文化成果创造出的艺术形象所蕴含的社会发展趋势和人民的愿望、诉求比日常生活更明确、更动人。这“六个更”一旦在文化成果中出现，也就实现了对人民实践创造性生活的确证，对作为历史主体的人民的肯定就更具普遍有效性，这就是“更带普遍性”。毛泽东所讲的“六个更”不只是在文化与生活的关系意义上讲的，同时也包含了对文化成果艺术性的要求。《讲话》一再强调：“缺乏艺术性的作品，无论政治上怎样进步，也是没有力量的”(毛泽东1969：826)。针对前苏联文艺思想指导下的苏联作品和-30 40年代国内一些艺术性较差作品的客观现实，《讲话》指出：“一切艺术性较高的，是好的，或较好的；艺术性较低的，则是坏的，或较坏的”(毛泽东1969：825)。这一观点批评了那些认为人民为主体的文艺作品只能是民间文艺或艺术层次较低的娱乐普及读物的观点，对指导当代大众文化的价值取向、艺术趣味仍具有重要意义。
4 结束语
在东西方各自的现代化进程中，文化创造的主体、过程和成果是文化现代性建设的重要内容，尤其在20世纪30 40年代现代性遭受重大戕害，面临全面危机之时，文-化的主体性创造更成为拯救和重建现代性的主要方式。通过对以毛泽东、卢卡奇和马尔库塞为代表的东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家文化观的比较，我们发现，《讲话》不仅代表了东方马克思主义重建现代性文化理解的最为强劲并富有个性的声音，而且也实现了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观无法突围自身传统和语境的超越。《讲话》所表现出的非凡的开放精神和伟大的自信心，不但在20世纪30 40年代的东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中独树一帜，在当代马克思主义全球化语境中，对于现代性文化事业的建设发展也具有重大的理论启示意义。
篇8：西方网络文化论文参考
西方网络文化论文参考
[论文关键词]西方；网络文化；特征
[论文内容提要]本文对西方国家的网络文化研究现状进行了分析，探讨了西方学者对网络文化特点的研究，并指出西方学者缺乏对网络文化霸权主义的认识。
网络文化是信息时代的特殊文化，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信息社会的产物。它起源于西方国家，以计算机及其附属设备作为物质载体，以网民为主体，以虚拟的网络空间作为主要传播领域，以数字化为基本技术手段，以各种形式的信息为主要内容，对人们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道德意识和行为方式产生重大和深远的影响。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世界经济、文化交流日益发展，各国之间的影响、合作、互动愈益加强，各个国家、民族的文化在网络的大熔炉中共同迎接新的机遇与挑战。先进的传输技术使文化生产和传播的形式跨越了民族和国家的界限。
一、西方学者对网络文化的研究
美国学者DavidPorter将网络文化的概念定义为：以计算机技术和通讯技术为基础，依靠网络产生、形成或者借助网络得到延伸发展的各种文化现象的综合。与文化的3个逻辑层次相对应，网络文化也具有3个层面上的内涵：
首先，网络文化表现为一种自由、民主、平等的网络精神和在长期网络活动中形成的各种共识。这些道德、价值、审美等方面的内在心理因素是各种网络文化形式中最基础、最根本的东西。简言之，就是在网络社会中形成的新的世界观和生活方式。
其次，网络文化有制度层面的内涵。这是维系网络关系的规范与准则的集合体，形成并调控着整个网络社会的正常运行。网络制度既包括基于计算机系统本身的各种网络协议，也包括人们在长期使用中形成的对网络使用行为的规范。
最后，网络文化也有外化的物质形态。这也是网络文化最初级的形态，包括计算机技术和网络、信息技术本身。当计算机和网络的硬件和软件为人们开创了新的传播方式的同时，这些外化的物质就和它们提供的可能性一起，成为新媒介文化的组成部分。
网络文化研究在西方已经进入了一个相对沉稳的学理探讨阶段。西方网络文化研究的发展大致可以划分为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网络文化的大众化阶段，以新闻界为主力，主要是对互联网和网络文化做描述性的研究；第二个阶段称为网络文化研究阶段，具有各种不同学术背景的学者开始介入网络文化研究，其关注的焦点是“虚拟社区”和“在线身份识别”；第三个阶段是网络文化批判性研究阶段。网络文化研究扩展到4个领域——网络中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关于电子空间的话语方式、使用网络的障碍和网络空间的界面设计，以及这4个领域间的相互交织和相互依赖关系。
第一阶段：描述性研究阶段。20世纪90年代前期，美国的一些主要报刊开始就互联网、网络空间和“信息超高速公路”等话题展开探讨，一些专门的连线记者和早期的网络使用者撰写了许多文章。他们的研究一般都只是描述性地介绍网络及网络文化一些基本常识，对网络文化的形态、作用等认识还比较模糊。同时，早期研究受到简单的二元对立思维的影响；经常发出类似反乌托邦或乌托邦式的咆哮，关于网络文化的好坏之争贯穿始终。这一阶段的代表作是(美)DavidPorter著，Routledge出版公司出版的Inter-netCulture。
第二阶段：网络文化研究成形阶段。这一阶段网络文化的研究步入正轨，对网络空间和网络文化的描述已经基本成形，对其复杂陸和多维度性也有了一定的认识。研究者大都采取一分为二的态度，既看到它所开创的种种具有积极意义的可能性，也对其弊端忧心忡忡。虚拟社区和在线身份的研究是这一时期的焦点。这一阶段的代表作是(美)TizianaTerranova著，Pluto出版社出版的NetworkCul-ture：PoliticsfortheInformationAge。
多学科学者的介入使得网络文化研究的视角得以扩展，人类学、社会学、人种学、语言学、妇女运动研究者纷纷从各自的学科角度对网络文化进行了不同切面的剖析。同时，简单、易操作的万维网和网络服务提供商的大批出现，迎来了20世纪90年代互联网的热潮，真正意义上的主流网民开始形成，这为进一步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三阶段：批判性研究阶段，20世纪90年代末，学者发表了大量专论，对网络文化的构成有了更多的认识，网络文化的真正研究已经到来。这一阶段的代表作是(美)BrianJohnHilton,ChongJuChoi，CarlaMillar合著，TraffordPublish-ing出版社出版的TheGlobalSilkRoad：Globalization。IslamandtheCreationandDistributionofKnowledgeUsingtheIntemet。
学者开始以一种更为宽广的视野来研究网络文化的构成。与前两阶段的研究都是把网络空间作为一个实体加以论述不同，新的研究则把网络空间看作是一个大环境，把网络文化现象放在了更大的语境下，试图发掘更加复杂、更加有价值的东西；注意网络中所发生的社会、文化与经济之间的互动；分析了网络与它的用户之间的界面上的技术设计过程。
二、西方网络文化的特点
根据网络文化的3个逻辑层面，美国学者TizianaTerrano-va将西方网络文化的特点概括为网络文化的外在特点、网络文化的传播特点、网络文化的本质特点等3个方面。
1、网络文化的外在特点
(1)虚拟性。从外在形态上来讲，网络文化具有虚拟性。它产生并依赖于虚拟的“赛博空间”(CyberSpace)而存在，这是网络文化一切特性的基础所在。在网络产生以前，人们一直生活在一个实体的空间，即物理空间。网络产生以后，人们的生存空间发生了全新的变化，在两种不同的空间里进行转换。在物理空间里人们所建立起来的一整套的生活准则和习惯正在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全新的网络虚拟空间。当人们在网络社会环境中把虚拟现实作为一种真实时，人们的虚拟意识和观念也由此产生。
(2)符号化。网络社会是一个由符号组成的虚拟社会，从一定意义上来说，符号构成了网络的全部内容。
符号是人类特有的行为，恩斯特，卡西尔(ErnstCassir-er)曾经把人类定义为“符号的动物”。在网络中，人可能因沉湎于符号所构成的虚拟世界而远离真实世界，符号构成的虚拟世界也可能造成虚拟与现实的'混淆。在网络社会中存在的人都只不过是一个一个符号，在符号的面具下会忘记了真实的身份，忘记了现实存在的责任和道德约束。
2、网络文化的传播特点
(1)匿名性。网络交往表现为计算机和计算机之间数据的交换，相互交往的人并不知道对方的身份。在网上交流，人们可以隐藏自己的相貌、年龄、地位等在物理空间里所不能隐藏的东西。更重要的是，人们在网络空间里完全摆脱了在真实社会中受到的各种约束、规范和心理压力，可以完全按照自己想要的方式表现自我，所表现的东西往往是隐藏在内心深处的一些思想观念、道德情操、人生观和价值观等，是个人感情的真实流露。
(2)广泛性。网络文化是开放的超越民族和国家界限的，上网的费用也越来越为平民所能接受，文化参与和信息获取成本的降低，使人人参与成为了可能。
(3)时效性。互联网的传播不受时间、地点和空间的限制，只要能上网，就可以在网上尽情地浏览、下载、冲浪，人们传播和交流信息的方式彻底打破了时间上和空间上的限制。
互联网的普及大大加快了信息的传输速度，使信息的收集、资料的查询变得更加快捷和有效。通过网络随时可以了解世界各地正在发生的事。无论是上网查询资料还是下载信息，网络是迄今为止速度最快的传播工具。
(4)多样性。计算机技术的不断发展使网络几乎具备了人类历史上几乎一切传播方式的功能。在网络中不仅能够实现用文字、音频、视频等多种形式传输信息，而且还形成了具有网络特色的一套符号系统，这套符号系统为某固定群体的网民所接受和掌握，形成了新的网络文化。
3、网络文化的本质特点
(1)平等性。与报纸、广播、电视等传播媒体相比，基于个人电脑的网络更富有民主性，网络文化是没有屏障的。人们在面向庞杂的网络资源时被尽可能地以兴趣、爱好、需要等不同而分化，个人能够更从容地选择和吸纳信息。同时，人们之间的交流也实现了平等，顺畅的电子邮件大大削弱了严格的等级观念。美国学者TizianaTerranova认为，西方社会在走过“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金钱面前人人平等”的艰难历程后，将随着网络的日益普及步入一个“网络面前人人平等”的新天地。网络是一个无中心的、充分民主和平等的虚拟社会。
(2)交互性。从技术特征上讲，交互性是指人们在信息交流系统中发送、传播和接收各种信息时表现为实时交互的操作方式。在网络中每一个网民都不仅是信息资源的消费者，而且是信息资源的生产者和提供者。人们的信息获取方式由传统的被动式接受“灌输”教育，变为主动参与思想交流、在思想碰撞中自然而然接受引导，提高了信息的传播效果，激发了人类的创造性思维。
(3)开放性。由于互联网上的不同主题的电子公告牌、新闻组和电子论坛等，向任何感兴趣的人开放，因此任何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去获取自己想得到的任何信息，任意地与世界各地网民进行联络、交流，自由地访问各种信息资源。各种观点、思想、民族文化在这里都可以找到自己的位置。
三、西方网络文化与信息霸权主义
美国学者BrianJohnHilton等人认为，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促进了全球化。全球化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世界范围日益凸显的新现象，是当今时代的基本特征。全球化不仅存在于经济领域，它渗透到思想、文化、科技、政治等各个领域，改变着人类生活和地球面貌。全球化表明人类社会正在进入全球社会时代，全球社会呈现出相互依存、共同发展的局面，“地球村”成为一种现实的社会存在。
全球化的进程扩大了世界各地区、各民族交往范围和内容，使得彼此在地理、心理和语言上相隔甚远的人们在基本的人类交往准则的基础上，得以共同分享各种物质文化成果和精神文化成果。而互联网采用统一的协议给全世界的人们提供了统一的交往规范，能够超越空间的限制把世界各地的人们联系起来。网络文化所具有的广泛性和开放性决定了它本身就具有全球化的属性。
但是，互联网络在减少跨越国界的信息交流中的文化差异和隔阂，改善人类信息环境、走向全球化的同时，又给各国保持政治的独立、文化的独特性带来了新的矛盾冲突与对抗。多样化的文化交流有益于相互吸纳，但也会发生碰撞，各民族文化间的挑战、摩擦和冲突不可避免。这是文化冲突存在可能性的客观方面。从主观方面来讲，文化霸权主义是文化冲突的潜在动因。随着网络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清醒地意识到，世界已经告别了暴力与金钱控制的时代，谁能夺得信息和文化的优势，谁就能掌握未来世界的控制权。
文化帝国主义的有关论断始于20世纪60年代，基本思想来源于意大利共产党创始人葛兰西(AntonioGramsci)在其《狱中札记》中提出的“文化霸权”(Culturehegemony)理论。现主要用来指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利用强大的文化工业，在大众文化层次上传播消费主义和其他西方价值观念，对其他国家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进行意识形态渗透和文化控制。传统大众传媒时代，信息技术和文化想象的国际格局的控制权主要集中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依赖进口文化技术以及西方国家的新闻、电影、电视娱乐形式。这些文化形式起着消费主义和其他西方价值的全球传播工具的作用，系统地剥夺着发展中国家对自己的文化优先权与文化前途的控制能力，以及以自己的方式进入国际信息领域的能力。这种现象通常被称为文化帝国主义。
在网络时代，这种现象并没有消失。网络为其使用者提供了全球性的交往可能，为各个国家和地区、民族的文化提供了走出去的机会，却也给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凭借其科技实力、经济实力向全世界倾销、灌输其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欧美中心主义的意识形态，人为地制造各民族、国家之间在文化上的隔阂、矛盾和对立提供了可乘之机。
作为互联网的创始者，美国在互联网的使用中拥有天然的优势。互联网上绝大多数输出信息来自于美国，这些信息以各种形式出现并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化；英语是网上的主流语言，这在客观上限制了非英语国家使用互联网的范围和能力。这些都使传统社会中的文化帝国主义不但没有通过网络得以解决，反而扩展成为网络文化帝国主义，对世界其他国家和民族文化的发展构成了极大的威胁。
网络的产生并没有打破旧有的国际信息秩序，文化帝国主义以一种新的方式通过网络展现出来，主要表现在网络信息垄断、网络文化攻击、网络语言霸权等方面。
四、结语
西方学者对网络文化的研究有其不足，他们对网络文化的负效应，特别是网络文化帝国主义缺乏应有的认识。但是，其研究成果有值得我们借鉴之处。
为了保持并逐步提高自己在未来信息文化竞争中的地位，发展中国家应该根据本国的具体情况，制订相应的政策和法规来保障信息安全、抵御不利本国社会和文化发展的文化信息的渗透；不断提高本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科技水平，发展信息技术与信息产业，建立、健全网络文化管理措施，加快网络信息资源等的开发。
篇9：极简主义景观设计中东西方文化观的融合
三、极简主义设计审美的西方文化观与实践
西方古典园林深受西方哲学、美学思想的影响。公元前6世纪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学派认为，万物最基本的元素是数，数的原则统治宁宙的一切现象。他们的美学观念也是从数的观点出发，认为美的源泉是数的协调，因此提出“黄金分割律”。这种数学的或几何的审美思想一直深刻地影响着欧洲艺术界，西方几何规则式园林风格正是在这种唯理主义的美学观念影响下逐渐形成的。
1.人本主义的影响
与中华民族的自然审美心理不同，西方美学观念深受人本主义的影响。他们认为人与大自然是改造与被改造、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这种关系折射到美学上形成了人本主义观念，它强调人的地位。受人本主义思想的支配，西方园林追求人工美，欣赏人工化的自然。古罗马科学家老普里尼在《自然史》中说“柏树现在经过修剪造成厚厚的墙，或者收拾的整整齐齐，精精致致”，园丁们甚至用柏树“表现狩猎的场景或者舰队，用它的常绿的细叶幕仿真实的对象。”经过中世纪到文艺复兴时期的园林，古希腊、古罗马的造园手法被继承，忽视自然美的审美情趣也一脉相承。黑格尔在阐述西方古典园林时说“最彻底地运用建筑原则干园林艺术的是法国的园林。它们照例接近高大的宫殿，树木是栽成有规律的行列，形成林荫大道，修剪得很整齐，围墙也是用修剪整齐的篱笆来造成的。这样就把大自然改造成为一座露天的广厦。”在法国古典主义园林中，人们不欣赏树木花草自然的美，而只把它们当作有各种色彩和质感的材料，用来铺砌成平台的图案，或者修剪成球形、长方、圆锥等绿色的几何体，园林的美不是自然形态之美，而是各种图案和几何体的美即人工美。
2.东方文化的影响
欧洲在13世纪，通过马可·波罗的《东方见闻录》，马黎诺里的《马黎诺里游记》开始了解中国文化，它是中世纪西方对中国认识的顶峰，摆脱了中世纪地图学的幻想，构成了欧洲思想文化史的重要里程碑，此后并一直保持着相当的好奇和热情。具体到造园艺术，“中国热”更在18世纪的英国风景式园林中达到高潮。中国园林中对意境的营造和以少胜多的抽象手法对极简主义景观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17、18世纪，西方文化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在英国首先出现了自然风景园，辉煌百年后，19世纪上半叶，不少设计师重新提出在建筑与自然之间最好有几何式的花园作为过渡，至此，园林中的规则式和自然式就没有停止过争论，二者在交替、并驾中发展上升。19世纪末，在工艺美术运动中，艺术和建筑逐步向简洁的方向发展，园林受到新思潮的影响，也走向了净化的道路，逐步转向注重功能，以人为本的设计。建筑师舍弃繁琐，用宁静的富有哲理的建筑形象打动人，使人们用心灵来感受建筑，而不是被表浅的东西所迷惑。追求建筑的本体，将建筑简化成光线、空间、体量这样的基本元素，剔除琐碎，留下纯净，给繁乱混杂的建筑界带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极简主义景观设计代表人物彼特·沃克将简洁潜存于复杂之内的哲学精华，在他的园林中独特的细节或宏观的整体中都有所体现，如他所设计的哈佛大学唐纳喷泉(Tanner Fountain)、日本京都高科技中心景观和日本Minato—ku的IBM大楼庭院景观都是极富禅意的作品，淋漓尽致地表现出传统日本园林静观和冥想的特点。禅宗园林对他的作品影响之深远可见一斑。
3.纯净抽象的设计理念
西方极简主义景观手法特征主要体现在对于整体性的把握；对建筑化简约、纯粹空间的追求；对材质的关注和构造的精细；对纯净、抽象形式的运用、对时间与自然造化的体现等。并运用简化和提炼、简洁抽象几何形体、景观要素的系列化等方法来实现纯净抽象的形式。设计通常从基地和功能出发，确定空间的类型，然后用轴线、绿篱、整齐的数列和树阵、方形的水池、树池和平台等景观语言来塑造空间，注重结构的清晰性和空间的连续性。材料的运用简洁而直接，没有装饰性的细节。空间的微妙变化主要体现在气候变化、材料的质感色彩、植物的季相变化和水的灵活运用。这种形式化、模型化、公式化的符号设计被用于不同时代、不同场地，直接而简单有效。极简主义景观追求的是一种“添之一分则多，减之一分则少”的有机，在极简主义作品的元素个体本身是无意义的，它们的意义体现在相互的关系中、结构里。极简主义在装饰问题上走向了一个肯定装饰的、多风格的、多角度的、包容的新阶段，大量的极简主义景观作品在有着简洁的形式、清晰的功能和逻辑关系的同时，往往通过材料的质感、肌理、色彩以及技术构造的细节来增加景观的装饰性和表现力，并且注重时间、自然因素对景观的影响。如在安藤忠雄设计的“水的教堂”中，明净的玻璃后面，一面平静的水面、一个沉默的十字架、一片幽远的原野，人们的灵魂就在这极端简化的景象面前净化，升腾……
自然山水式的中国传统园林在世界园林中独树一帜取得了很高成就，
但是它的布局和意境已经不能满足当代园林的使用功能和审美要求。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开始出现大量具有极简主义风格特征的景观作品，但是很多的设计师没有建立对西方园林文化的深入理解和系统把握，只能作一些表面形式的模仿，甚至有些连外观形式模仿也难以做到准确到位。而且也更谈不上消解外来形式，创作高质量的本土现代景观新形式。况且，景观之美在本质上并不是形式之美或形态之美，而是人文之美、人伦之美。极简主义景观的精髓也不在于形式，而在于其意境与内涵。对中国来说现代极简主义景观是一种舶来的景观形式，缺乏从根本上推动其产生、发展的原动力，如果仅仅简单地作“拿来主义”对待，便会导致其艺术生命活力的丧失。所以我们必须首先立足于本土，博采众长，最终达到建构完善本土景观之目的。
在当代城市景观设计中，我国设计师需要做的是如何在保持中西文化独立性和纯洁性的前提下寻找二者的融合点，创造具有当代中国特色的新景观。极简主义景观的设计理念及设计方法在中西园林景观设计中都能找到诸多相似的地方，如注重意境、人与自然的对话、载体与精神的完美融合。二者的融合创新实际上是一种观念与方法的整合，我们要将传统园林中最具活力的部分和西方极简主义景观最具包容性部分与我国现实生存环境及未来发展空间相结合，兼收并蓄，以此来构筑中国极简主义景观的现在与未来。
篇10：极简主义景观设计中东西方文化观的融合
摘要：极简主义景观自六十年代以来在西方开始蓬勃发展。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传入我国并在城市景观建设中起到重要作用。极简主义景观的设计理念及设计方法在东西方文化上都有其共同的观点和文化特征，在中西园林景观设计中都能找到诸多相似的地方。研究二者的渊源与特点对于我国景观设计的融合创新将具有积极的意义。
关键字：景观设计；极简主义；融合创新
极简主义景观将景观简洁的形式与复杂的内涵结合在一起，个性鲜明，体现出强烈的现代化、工业化特征，追求极度简化、客观、抽象，以很少的设计元素控制大尺度的空间。对极简主义景观历史的研究发现东方文化对极简主义景观的内涵塑造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西方文化则对极简主义景观的外显特征有着直接的影响。在不同文化体系下的古代东方和西方艺术中，极简主义景观处曾经以不同的方式体现出对极简的追求。而在当代景观设计中，穿越时空与地域的差异最终走向融合的状态。极简主义景观作为继承发扬传统的一个优秀范例，不是纯粹地对既往风格的延续、传统符号的卖弄，应该立足当代，回顾传统，放眼未来，深层挖掘，寻找当时当地最恰当的表达方式，对极简主义景观中东西方文化的关联性研究，可以给我们带来些许多的思考和启示，对当前的现代城市景观设计也具有积极的意义。
一、极简主义景观设计的东方文化意蕴
“极简”是将物体形态的通俗表象，提升凝练成为一种高度概括的抽象形式，它摈弃陈俗与浮华，直至本原。现代极简主义景观运用简洁的形式表达深远的意境，创造出一种明净平和的神秘感，这些和中国传统道家与禅宗的思想内涵显然有着相似之处。在中国园林中，往往采用抽象的手法，把自然景物中最能引导思想情感的要素提取出来，经过抽象以象征性的题材和洗炼的手法反映出来，有限中见无限的意境营造使观赏的人既感到自然气息，又发人深思、强调了感情的抽象力。
1.道家思想的影响
道家美学思想源于春秋时代一些避世舍身的隐者。道家学说创始人老子主张“因性任物”“无用贤至”“弃知舍己”“舍与是非”。庄子强调“天地与我并生，
而万物与我为一”，“游乎尘埃之外”“逍遥乎无为之业”，在《庄子·天地》中对繁复与简约有独到的论述：“且夫性有五：一日五色乱目，使目不明；二日五声乱耳，使耳不聪；三日五臭熏鼻，困慢中颡；四日五味浊口，使口厉爽；五日趣舍滑心，使性飞扬。此五者，皆生之害也。”这种理论与老子追求与造化同工的大巧，追求“致虚极，守静笃”的境界一脉相承。其中
“道”是道家哲家思想的核心，要在精神上与道为一体形成“道的人生观”。庄子所体现出来的艺术精神由人生修养而得，追求人生的天人合一为精神境界。这种清净虚明、无思无虑、“无我”的境界成为一种思维方式，
影响中国士大夫阶层的生活情趣与心理性格。这种精神也充分呈现在中国古典园林艺术之中。
中国园林之美主要是一种以自然为中介，
在自然中领悟宇宙、历史、人生，
达到与道的和谐统一的意境美。这种由实到虚，
化景物为情思的特点决定了园林的创作原则并不必然是写实地模山范水，山水只是做点缀，对意境的追求成为园林的灵魂所在，强调“境生于象外”诱发人的意境美感，山水花木主要起“比”“兴”作用，，可以满足于象征性的点缀。一拳石则苍山千仞，一勺水则碧波万顷，层峦叠嶂，长河巨泊，都在想象中形成。造园的主要目的在于强调和表现自然景观所诱发的情趣和艺术精神，重在表达象征意义。这种以少胜多的写意表现手法也是极简主义景观设计中抽象提炼的手法是一致的，是东方简约主义审美的文化渊源。
2.禅宗思想的影响
禅宗是在中国文化土壤上形成的一个中国佛教宗派。它吸收佛教诸派思想以及玄学思想之所长，还融合了中国文化中有关人生问题的思想精髓。提倡通过个体的直觉体验和沉思冥想的思维方式，在感性中通过悟境而达到精神上的一种超脱，与自山禅悟折射出十足的空寂、空灵，淡远却不乏明净、流动、静谧的气韵。
禅宗思想将园林空间的“画境”升华到“意境”。从禅宗认为时间万物都是佛法或本心的幻化，这就为园林这种形式上有限的自然山水艺术提供了审美体验的无限可能性，打破了小自然与大自然的根本界限，构筑出中国文人园林中以小见大、咫尺山林的园林空间。在禅宗看来，规定性越小，想像余地就越大，因而少能胜多，只有简到极点，才能余出最大限度的空间去供人们揣摩与思考。此外，中国园林中还注重“淡”的表现，一是景观本身具有平淡或枯淡的视觉效果，其中简、疏、古、拙等都可构成达到这一效果的手段，一是通过“平淡无奇”的暗示，触发你的直觉感受，从而在思维的超越中达到某种审美体验。公元12世纪，禅宗思想进入日本，并在与本土文化的不断碰撞、融合中，禅宗思想开始影响园林艺术的创作。禅宗所主张的纯粹依靠内心省悟，将日本园林的创作，从各种物质条件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僧侣们运用非常单纯的材料、极为简练的手法，营建禅寺园林表现广大无限的自然界和内心幽幻的宗教世界，让人们通过静坐、观赏和内省，达到对宗教境界的感悟，把日本的枯山水推向纯净、抽象的极致。
篇11：李安电影中的文化观论文
李安电影中的文化观论文
李安的国语片中出现的西方文化元素让影片拥有了国际化的魅力，并且不断被奥斯卡金像奖、柏林国际电影节、英国电影学院奖、金球奖、美国国家评论协会奖等众多的国际电影节所关注和认可；而外语片中所展现的地道的西方意蕴，也让这些影片多次在各大国际电影节上获得提名并获奖。1990年11月，赋闲在家六年没有导戏的李安同时获得了台湾“新闻局”的两项剧本创作奖，一个是《推手》，另一个是《喜宴》。这对于当时的他来说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转折点。拿着剧本和“中影”给的投资，李安很快组建起班底，飞回美国，开始了处女作《推手》的拍摄。“拍《推手》时，第一次感觉到拍电影是我生活的一部分，以后我就这样过日子了。”影片《推手》（1991）是李安的第一部剧情长片，并因此奠定了其很长一段时间的影片风格———充满温情、笔触细腻、文化内涵深厚。在他最初拍摄的“父亲三部曲”中，这种风格尤为突出，并且表现了时代背景下尖锐的中西方文化冲突。《推手》中的老父亲与洋媳妇便是中西方文化各自的鲜明代表。影片讲述的是一辈子生活在中国本土的老父亲老朱被儿子接到美国一起生活，但出了门便语言不通，对陌生环境又无所适从，甚至不认识回家的路，只好整日在家练太极拳，而洋媳妇的工作是在家写作。这样的角色定位简单明了地将人物矛盾摆上桌面。两代人、两种文化在同一个屋檐下显得格格不入，家庭矛盾不断升级。儿子本意欲让老父亲跟着自己安享晚年，不想却因此引发了掩盖在家庭形式下的文化冲突。与此同时，李安将此现象引申至现代人面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带给观众深深的思考：在信息高速流通、世界文化大同、生活节奏加快、外来文化不断冲击的今天，我们作为炎黄子孙，应该如何传承老祖宗留下的东西，并使其以新的方式融入并实践到现代社会当中？我们又应以怎样的态度来接受这看似不易的传统文化的保全，同时借助它的力量来改善当今社会的浮躁？“《推手》是个很好的基础，是老天对我的厚爱，我觉得它很善意，回馈也很善意。”应该这样说，这部影片很好地完成了其肩负的文化使命，在艺术价值和现实意义上都达到了一定的高度，对于李安的导演生涯来说是一个良好的开始。
“父亲三部曲”的第二部《喜宴》（1993）以另一种形式的爱情———同性之恋———更加尖锐地表现了中西方文化之间的冲突。这个话题在此后的影片《断背山》中再次出现。这种被社会上多数人，尤其是传统的中国人所拒绝接受的爱情，在影片中恰恰发生在一个中国家庭中。父母的殷切期望造成了一系列的误会，甚至是闹剧，使得天下大乱。但令人欣慰的是，家庭冲突掩盖下的中西方文化冲突得以平息，老父亲纵有万般无奈，还是在现实中尊重了儿子的感情。这正是中西方文化以新的形式融合并存的体现。李安导演意欲以此来唤起大众对于中西方文化冲突所引发的矛盾的思考，试图探求一个合理的解决之道。《喜宴》的剧本创作比《推手》还要早两年。虽说在筹备拍摄期间遭遇了不少挫折，李安还是坚持将影片拍了出来，并且取得了优秀的成绩，一路走红。这当中不乏题材的特殊性和争议性，同时导演本人在创作上开始趋于风格化和成熟化。更重要的是，这部影片更多地融入了李安真实的生活经验。“当年在纽约时，有观众问我《喜宴》是个什么电影，我说：‘《喜宴》是部李安的电影！’我的教养、背景都自然地反映在作品里。”当然，在台湾出生长大，又在美国学习生活数载的李安，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都对其产生了深刻影响。在影片中流露出的情怀，正是他对于政治、文化、社会的切身感受。中西方文化的冲突表现在方方面面，比如政治意识、生活习惯、宗教信仰、伦理传承等。这些都能在影片中寻觅到其痕迹。《喜宴》的成功即在于此。于是，李安唯一一次出现在自己的影片中，对着所有中国人和外国人大声说到：“那是中国人五千年来的性压抑！”①经过前两部影片的拍摄，李安的创作风格逐渐成熟。在接下来的“父亲三部曲”之三———《饮食男女》（1994）中，其早期创作的独特风格被发挥得淋漓尽致，电影语言也运用得非常娴熟，故事讲述温婉动人，人物刻画细腻精致，情节设置张弛有度，整部影片堪称浑然天成之作。在投拍前，迫于《喜宴》的大获成功和前两部影片几近相同的题材风格，第三部电影带给李安的压力非常大。影片既要同时满足中西方受众的口味，拍出新意，尽可能做到在票房上不输《喜宴》并优于彼；又要兼顾艺术性，在各大影展上获得认可，在艺术追求上趋于成熟和完善。叫好又叫座，对于任何一位导演来说，都不是一件轻松的小事。《饮食男女》是李安对于自己的一次突破。在该片中，李安将人与人之间微妙的情感关系细腻真切地刻画出来，把老父亲老朱与三个女儿的生活戏剧化地展现给观众。在这个平凡又特殊的家庭里，随着影片展开，父女四人的情感变化都顺着自己的方向发展，慢慢汇集到一点，矛盾冲突达到最高点，随即向不同的方向四散开去。看似作为传统文化最忠实拥护者的老父亲，最终出人意料地拥有了一段忘年恋并修成正果，让人大跌眼镜。原本顾家的大女儿家珍和乖巧听话的小女儿家宁，也都不动声色地先后出嫁。唯有最叛逆、一直要求独立的二女儿家倩，反而成了这个家的支撑者，守着空荡荡的老房子，守着一份对于传统的坚持，接过了历史的接力棒。影片开始，看似秩序井然的家庭关系实则混乱不堪，每个人都在生活的束缚中努力压抑着自己的欲望。直到最后矛盾达到最高点，大家的生活都转向几乎完全相反的方向时，才终于找到最真的自我。在影片最后，老父亲老朱恢复了味觉，恢复了他作为一名优秀大厨的资本。这正是回归真我的表现，也是对文化融合的一种理解，更诠释了传统文化在浮躁的现实社会中如何得以传承和体现，表达了导演对其传承与发展之道充满了希望。在“父亲三部曲”中，三位老父亲均由演员郎雄饰演。“我想，要不是遇到郎叔这张‘五族共和’的父①电影《喜宴》的'台词。亲脸、遇上他这样气质的演员，我心目中的父亲形象也许表达不出来。”郎雄饰演的父亲，带着浓浓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味道。在《饮食男女》中，他更成为了饰演“老父亲”的不二人选，导演李安甚至依照其气质和形象专门设计了片中老父亲的戏。在李安眼里，父亲是一个家的支柱，是一切决定的决策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和具象化。一直以来，我国传统的父母亲都是以“严父慈母”的形象出现，甚至在当今社会中，这种关系模式仍然广泛存在。在李安的成长过程中，所处其中的正是这样一种家庭关系。而郎雄所饰演的父亲形象，完美地诠释出了李安所要表达的意境。他被塑造成一个最典型的中国传统父亲形象，但又并非以“高大全”的权威形象出现；他肩负着几千年来的传统文化重担，但以新颖的形式将这个“沉重的担子”和外来文化衔接起来，流露出些许欣慰、些许无奈。“父亲是文化交流的一个支柱，是社会里的一个形象，在郎叔身上，我找到了这个形象的所有需求。”
从大陆到台湾，从中国到海外，中国传统文化在传承与演变的过程中，渐渐失去了原本的味道，以全新的形式不断发展演进。在这三部影片中，父一辈子一辈的亲缘关系正是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变化的真实写照。《推手》中的儿子来到美国成家立业，但始终无法协调好老父亲与洋媳妇的关系，对这种人物关系掩饰下的文化冲突无所适从。《喜宴》中的儿子同样来到美国，但他居然是一个同性恋者，这在很大程度上冲淡甚至颠覆了传统文化对于爱情的认知。到了《饮食男女》中，李安则压根儿抹去了儿子的存在，转而让三个女儿与老父亲同住一个屋檐下，更加弱化了对于传统的传承。中国有句老话，“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里的“后”即是指“儿子”。李安借由这“父亲三部曲”，循序渐进地展开了一系列问题，引发我们深深的思考。他所展现的不只是简单的家庭矛盾，更是对中西方文化冲突的一种质问，一种怀疑。我们的文化究竟要何去何从？面对强力的外来文化冲击，我们如何传承与保护传统文化？面对眼花缭乱的新兴事物，我们应如何沉淀自己，又应在发展中找到一种怎样的平衡？这些问题在距彼时二十多年后的今天，仍然值得人们深思。在此后的数部影片中，李安不断继续着他对于文化和艺术的思考，在一次次的拍摄中得以升华。他的影片兼具中西方文化的优势，合理地协调好了两者之间的平衡关系。在好莱坞的“大熔炉”里，李安非但没有失去自我，成为电影工业生产流水线上的统一化机器零件，反而借助两种文化的冲突衍伸出新的文化内涵，并出色地运用到电影拍摄中。在“父亲三部曲”拍摄完成之后，李安又以其细腻、敏感的心思触碰到了美国文化在传承、演进过程中所遭遇的困惑和瓶颈，接连拍摄出《理智与情感》（1995）、《冰风暴》和《与魔鬼共骑》（）三部题材、风格不尽相同的影片，并在此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创作风格，逐渐获得了国际电影界的认可，多次在国际各大影展获奖。此后，李安仍不断尝试新的影片内容和形式，并先后凭借影片《卧虎藏龙》（）夺得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外语片”，凭借影片《断背山》（）首度夺得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导演”，由此，我们不能不说李安是一位不断突破自己的高产导演。
回过头来再看今天的奥斯卡金像奖，李安的“最佳导演”称号当之无愧。他一路走来，如今已年近花甲，但他对电影事业的热爱和追求从不曾停歇过。影片《少年派的奇幻漂流》（）中3D技术的娴熟使用是他对自己的又一次突破。无论是从艺术上，还是在电影工业的技术层面上，李安导演不断寻求着突破和创新，不断尝试着将他对于电影的热情投入到无限的艺术追求中。作为一位华人导演，李安凭借一部又一部力作、一个又一个大奖充分获得了国际影坛的尊重和肯定，并且在奥斯卡的舞台上接二连三地获奖。他不同于中国通常的国语片导演，亦与好莱坞的众多导演风格迥异。李安今天在艺术上的高超造诣，不仅源于他谦逊谨慎的工作态度，亦源于他多年丰富的人生阅历和中西方文化的积淀。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导演比人生简单，比人生理想，它的魅力也在于此”。
篇12：贺新凉/贺新郎,贺新凉/贺新郎石麟,贺新凉/贺新郎的意思,贺新凉/贺新郎
贺新凉/贺新郎,贺新凉/贺新郎石麟,贺新凉/贺新郎的意思,贺新凉/贺新郎赏析 -诗词大全
贺新凉/贺新郎作者：石麟 朝代：宋 体裁：词 一骑飞来速。报平山、将颁凤检，宠分符竹。自是平淮勋名在，姓字屏风纪录。正欲革、潢池风俗。古括久思贤太守，待东山、一起苍生福。唐李段，追芳躅。横舟竹下凭青鹿。庆生朝、称觞蔼蔼，履珠簪玉。争奈回溪民望切，计日带牛佩犊。便合早、秣驺脂毂。圣眷处公犹未惬，俟朱幡、才下锋车趣。符已兆，台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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