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真理与权力--尼采权力意志真理观述评，本文共5篇，供大家阅读参考。
篇1：真理与权力--尼采权力意志真理观述评
真理与权力--尼采权力意志真理观述评
尼采的权力意志真理观是从否定符合论真理观入手的,尼采认为真理是对人类生存有用的工具,是增强权力意志的工具.尼采的权力意志真理观与实用主义的`真理观有内在的联系并对实用主义真理观有重要的影响,但二者又有显著不同,尼采看到了真理与权力意志的密切关系,并强调这种关系,这对培养个人的自强精神是大有裨益的,然而,尼采的权力意志真理观从根本上说则是错误的.
作 者：曹剑波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哲学系,福建,厦门,361005 刊 名：哈尔滨学院学报 英文刊名：JOURNAL OF HARBIN UNIVERSITY 年，卷(期)： 24(7) 分类号：B516.47 关键词：尼采 权力意志 真理 符合论真理观篇2：权力意志的创造本性--试论尼采思想中的核心语词
权力意志的创造本性--试论尼采思想中的核心语词
权力意志(der Wille zur Macht)是尼采思想的核心语词.它不是由于自身的缺乏而对于权力的向往和渴望,与日常的权力欲望有着根本性的区分.权力意志中权力与意志是同一的,但它区别于传统理性哲学中作为心灵能力的意志,它的`历史性以一种隐藏的形式表现出来,即朝向虚无的意志.真正的权力意志将对生命的肯定作为新的价值原则而建立,于是体现出它的生殖与创造本性.
作 者：杨林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湖北,武汉,430072 刊 名：理论月刊 PKU英文刊名：THEORY MONTHLY 年，卷(期)： “”(6) 分类号：B83 关键词：权力意志 虚无 创造篇3：《地图中的权力、意志与秩序》阅读答案
关于《地图中的权力、意志与秩序》阅读答案
读书，我们会注意作者，但读地图，我们不问作者。我们认为作者是一个无偏无私公正中性的无名好人，我们只面对同样是无偏无私公正中性的地图。其实，每张地图都呈现了作者的权力、意志、成见、偏私、好奇心、焦点、注意力、学识等等。地图在编绘时，编者之间要反复争论，最后画上去的可能是主编一人的见解，而读者却往往视地图为毫无疑义的公众真理。伍德称这是人文内容的自然化。在我们满怀信心地追求图面注记与真实世界一对一的准确关系时，莫门尼亚提醒我们警惕地图中的白色谎言，并提醒我们在地图中寻找被压抑的经验与意识形态性扭曲。
中国古代地图种类多样，各有侧重，求准确的方面也各自不同。一般来说，大抵有形势图与实用图两大类。《周官》中天下之图、土地之图就已经大致区分了这两大类地图，它们的用处有别。天下之图属于形势图，即所谓九州之图、天下大图之类。形势图只要表现大势，求势而不拘细节，在意识形态上，其主旨是宣扬声教所及、舟车所至、普天之下、大一统、华夷之限等王朝观念。南宋黄裳曾作《地理图》进献宋宁宗，目的就是使宋宁宗披图则思祖宗境土半陷于异域而未归。形势图的法统立场，常常不承认蛮夷一时占据中国的实际性，对它们视而不见，在图上不予表现。故南宋《地理图》不画女真贼区的建制，在金人占据并更名为南京的开封仍标东京开封府。这种保持正统的传统做法被俞樾修《上海县志》时所沿用，故县志附图对于西夷占据的洋场视而不见。土地之图一类则趋于实用，绘时主要追求实际地上事项的准确，范围具体，《尚书》所记洛邑图、荆轲所献《督亢图》、萧何在秦宫所收图等均属此类，用途是地讼，以图正之，具知厄塞户口多少强弱处。
地图编制是地理学的组成部分，由地图而地理，我们同样联想到中国古代地理学的政教本质与思想内涵。中国古代地理学的主流是围绕治国平天下的使命发展的，可称其为王朝地理学。为安排好庞大帝国的空间秩序，古人既树立了王朝社会地理的理想主义观念，也解决了王朝社会地理的实际问题。观念包括九州、五服、山河两戒等一系列思想原则，这是古人所理解与追求的普天之下。实际问题则包括州郡县体系的创立和道路关隘运河的建设，这是对莫非王土的实践治理。在古代地理学思想中，地理与地里为不同的二者。观念与问题构成地理，而地里仅指道里远近。若以为古人只晓得道里远近，只记录各类地面事物的四至八到，而没有思想观念层面的建树，则是无视古代思想家、政治家的深刻作为。关于地图，朝廷向来重视，所谓内府版图、朝廷大簿等，都是王朝管理不可或缺的官方文件，对于地图的编制、呈送都有严格要求，而皇帝本人将地图悬于左右、日夜观查的例子也不乏记载。侯仁之先生早已指出，古代的许多地理志书都有行政管理意义。中央朝廷的主管官员常常亲自插手地理之术，或收集图籍（汉朝萧何），或编纂地理志书（唐朝丞相李吉甫），目的都是欲以纽天下的纲纪，制世上的群生。
迄今大多数中国地图史研究，多注重绘图技术的发展、提高，注意研究比例尺使用问题、投影问题、所绘河流走向、海岸线走向的准确性问题等，对地图的文化思想背景则相对注意得很少。因而，地图史多被认为属于科学技术史的一部分，而不是文化思想史的一部分。（节选自《地图中的权力、意志与秩序》）
6．下面对地图的认识有误的一项是
A．地图体现出了作者的好恶、学识、个性、权力、意志等，也可以表现思想家和政治家的深刻作为。
B．因为侧重不同而分类不同，中国古代地图从用途分有天下之图和土地之图两类，前者表现大势，求势而不拘细节；后者则主要追求实际地上事项的'准确。
C．地图可以用来宣扬意识形态，可以用于解决实际事务，历来都是王朝管理不可或缺的文件，皇帝本人将地图悬于左右、日夜观查的例子也不乏记载。
D．在中国古代，地图的编制、呈送都有严格要求，地图往往能体现出治国平天下的政治使命。
7．下面的内容不能体现中国地理学的政教本质与思想内涵的一项是
A．古人借助九州、五服、山河两戒等一系列思想原则，体现了他们对普天之下的理解与追求。
B．创立州郡县的体系，建设道路关隘运河，这些做法是古人以实际行动来实践莫非王土这一思想。
C．地里指道里远近，只记录各类地面事物的四至八到。若以为古人只晓得这些，而没有思想观念层面的建树，则是无视古代思想家、政治家的深刻作为。
D．朝廷的主管官员通过插手地理之术、收集图籍、编纂地理志书等方式，来达到统领天下纲纪、管理全体百姓的目的。
8．下面对文章内容理解错误的一项是
A．地图不是毫无疑义的公众真理，有学者提醒我们要警惕地图中的白色谎言，因为地图在编绘时带有主观色彩，最后画上去的可能是主编一人的见解。
B．洛邑图、《督亢图》属于土地之图一类，趋于实用，追求实际地上事项的准确，范围具体，用途是地讼，以图正之，具知厄塞户口多少强弱处。
C．南宋黄裳作《地理图》进献宋宁宗，俞樾修《上海县志》时不表现洋场，这些做法在意识形态上，其主旨是宣扬普天之下、大一统、华夷之限等王朝观念。
D．作者认为地图承载着一个国家或者一个时代的文化思想背景，因而地图史不应该属于科学技术史的一部分而应该作为文化思想史的一部分。
阅读答案：
6.B中国古代地图一般来说，大抵有形势图与实用图两大类。《周官》中天下之图、土地之图只是分别属于这两类。
7.C地里一词所包含的内容不能体现政教本质与思想内涵。
8.D由文章最后一句话可以看出作者认为地图史应该是文化思想史的一部分但并不否认它同时是科学技术史的一部分。
篇4：论中国政治传统中的权力与真理关系
当然，对皇帝权力最大的限制是士大夫官僚群体。自汉朝之后，官僚基本上由儒家士大夫担任，而儒家士大夫一向以儒家伦理的阐释者自居，有“修齐治平”之志。为帝王师，是他们生活事业的最高境界。也就是说，他们自以为有引导、规劝君主的使命。反过来，君主一般也以“与士大夫共天下”为信条。接受指导、接受规劝，是一个“明君”的基本形象。就情势而论，大一统的帝制国家，皇帝必须依靠官僚们来统治天下，如果没有官僚的协助，他将寸步难行。所以也就必须接受官僚体系的制约。
显然，这三种限制之所以能成为限制，关键是皇帝本身还有所忌惮，担心自己做了亡国之君，担心祖宗江山亡于顷刻，也担心因自己的行为不当留下万世骂名。如果他像隋炀帝那样，觉得即使是跟士大夫们比才学，他也该做皇帝，觉得自己无所不能，如果他像秦二世和明熹宗那样，根本没有长大，心智停留在儿童状态，一味贪玩，专心胡闹，那么，他在理论上就可以“无法无天”了，任何限制对他都不起作用。
人性的弱点，威力巨大。作为君主，就本心而论，他们其实更乐意不受限制，不听规劝，任着自己的性子来。选择接班人，是皇权政治的头等大事。皇帝选择接班人，按规矩是一回事，论喜好则是另一回事，即不讲道理的胡来。从汉朝开国皇帝汉高祖开始，就喜欢这样胡来。原本已经按规矩，定下了皇后生的长子刘盈为太子，但他晚年偏爱宠妃戚夫人，非要废掉刘盈，立戚夫人生的儿子为太子。御史大夫周昌是个结巴，闻讯只会结结巴巴地抗议，“期期知其不可”，“期期不奉诏”。但能说会道的儒者叔孙通则说：“昔者晋献公以骊姬故废太子而立奚齐，晋国乱者数十年，为天下笑。秦以不早定扶苏，胡亥诈立，自使灭祀，此陛下所亲见。今太子仁孝，天下皆闻之;吕后与陛下攻(共)苦食啖，岂可背哉!陛下必欲废嫡而立少，臣愿先伏诛，以颈血污地。”最后打动了刘邦，收回成命，缩了回去，说换太子不过开玩笑而已(“吾特戏耳”)。显然，如果不是出于害怕亡国的担忧，以及秦亡的阴影作祟，即使聪明如汉高祖刘邦，也一样会任着性子，听自己喜欢女人的耳边风，擅自改动继承人，而且一干到底，不管大臣们的劝阻。
权力的放纵必然导致实话的扭曲
所以我们看到，在整个帝制的历史上，尽管君主们知道实话实说对他们的统治有莫大的好处，但他们却一直在做一种反向的努力，尽力削减人们说真话、说实话的空间。即使在唐朝，也是苏味道这样的模棱宰相做得比较长。而李林甫这样诸事顺着皇帝说、事事逢迎皇帝的宰相，干得也是风生水起。李林甫不仅自己不说实话，也不许别人说，让谏议之官去学御马监的仪仗马，一声不响。我们伟大的诗人杜甫，在担任左拾遗(皇帝身边的谏议官)时，因为多了句嘴，就丢了乌纱帽。
从盛唐到晚唐，皇帝也一直在降低宰相们的官衔，好让他们没那么大的资本跟自己争吵。进入宋代，一直在皇帝身边坐而论道的宰相们忽然之间就没有了座位。有种说法，是宋太祖做皇帝的时候，前朝降臣范质为相，欲有文字进呈，宋太祖说，“我看不清，你走近点”，然后偷偷令宦官把范质的座位撤了，从此，宰相上朝无座。也有材料说其实是范质故意谄媚，自己不要座位，开了一个恶例。近世著名文史学者陈登原先生认为，宰相没有座位，就是“由于范质之逢迎”。但是，这样的逢迎跟皇帝的喜好有着密切的关系。作为范质这样的宰相，不敢在皇帝面前有座位，其实是出于皇权的无形压力。
到了明代，一身流氓气的开国皇帝把宰相也给废了，而且开创了帝制国家特务政治的先例，设立锦衣卫、东西厂，走法外的轨道，口衔天宪，随意迫害群臣。御史台(明代叫都察院)里再也没有了专门给皇帝提意见的谏议官，御史只对下，不对上。而继承明制的清代，自负的皇帝连士大夫修齐治平的权利都给剥夺了。在他们看来，治国平天下是皇帝的职责，跟士大夫不相干。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就是跟皇帝争天下。甚至，传统的士大夫对儒家经典的解释权，也被皇帝收去。乾隆皇帝解经，被拍马屁的臣子奉为经典之上的经典。
后来的臣子读经，只能按皇帝意思来，越轨就是离经叛道。为了让士大夫们彻底闭嘴，清代的文字狱一个接一个，在动辄获咎的情况下，士大夫们只好去做朴学，埋头考据。在这种根本不让人说话的政治气氛里，乾、嘉、道三朝元老曹振镛的名言“多磕头少说话”成为清代臣子们必须遵行的准则。很多臣子，把磕头当成了健身体操，每日练习。在清朝，磕头甚至是一门功课、一门技术，需要前辈来传授的。所以，做臣子的，大道理是绝对不能讲了，要讲，也得皇帝自己讲。即使皇帝垂询，臣子们也只能就皇帝的意思，说一点技术性的话。皇帝要求臣子的，只是做事，别妄想做大臣，只能做奴才。甚至到了晚清，大清江山都需要靠在野的士大夫练乡团来拯救了，在西太后的评价体系里，“能做事”是对臣子的最好褒奖。
君主的专制程度越高，人们说实话、说真话的空间就越狭窄。若君主可以肆无忌惮地凭一己的好恶，甚至一时兴起、一时的气愤就可以福人祸人，就势必引来越来越密集而高调的逢迎和奉承。君主如此，坐镇一方的高官也是如此。人性如此，只要说好听话的人在权力场中会得到好报，官场中人就会自动地用马屁来换取他们需要的一切。而不会、也不乐意这样做的人，就越来越被疏远。被马屁灌饱了的人，一般来说，都会出现两种病症：一是自我膨胀，觉得自己无所不能，无所不知;二是不大能容忍与自己判断不同的意见，至于刺耳的实话，则更是要暴跳如雷，继而大张Q伐。
有了这样的病状之后，一般来说，无论是臣子，还是下属，都不会在他们的耳边说他们不喜欢听的话了。即使不出于逢迎求官求财的动机，有谁乐意讨不自在呢?反过来，这些有权的“猛人”，也就特别容易被人包围，根本无从了解下面的真实情况。如果还有人想挽回时局，想方设法说点实话，透露一点真实的信息，也只能走迂回路线。把真话和实话，变成一种变相的马屁，迂回地灌进去。举一个例子，光绪六年八月，西太后身边的太监李三顺，奉西太后之命送食物给西太后的妹妹，出宫时忘记带腰牌，被午门的护军拦下。
争吵之中，太监恃宠骄横，把食盒摔在地上，回去禀报西太后，说护军无理。结果西太后大怒，非要治一干护军死罪不可。这样的事，明明是护军按制度规定办的，没有过错，但西太后就是偏听太监的一面之词，非要法外加刑，严惩护军。事情一出，朝野大哗。可是任谁来劝，西太后就是不听，固执己见。最后，张之洞上了一个奏折，从爱护西太后、维护宫中安全的角度来劝西太后，西太后才听进去了一点。任是如此，最后的处理结果，护军虽然保住了性命，但还是受到了惩罚。
篇5：论中国政治传统中的权力与真理关系
后来，甲午之战，中国惨败，为了保住皇权，清廷不得已推行变法。但是，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参与变法的谋臣不会讲话，得罪了西太后。一个明明非变法不能自存的局面，西太后就是不管不顾，毅然发动政变，废止了变法，差点将国家推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一个国家的政治，若是到了实话不能实说，非得绕着弯子说，迂回地说，把实话变成马屁来说，才能于时局有所小补的时候，政治空气就已经相当恶劣了。这种时候，我们看到，有责任的热血之士，如果还想在体制内做点事，就非得把自己变成八面玲珑的“琉璃蛋”，变成特别会说话的“巧嘴八哥”。否则，就只好投身反叛队伍，致力于推翻现实政权。这是实话的扭曲，但从根本上说，是政治的扭曲。这样的扭曲严重了，离政权垮台也就不远了。
权力的行使须有制度的约束
通过对传统政治的考察，我们看到，权力只要绝对化，就必定是无法无天的。权力是要人来行使的，而人则是有人性的弱点的。古往今来，人们一直期待有权者通过自身的道德修养实现自我约束，不再放纵权力。但是，迄今为止，无一成功。即使像汉文帝和唐太宗这样千古称颂的明君，他们的明智，他们的从谏如流，也是建立在对亡国的忌惮上的;而且在骨子里，对犯颜直谏的人，都不喜欢。这一点，从著名的直谏之臣魏征死后的遭遇，就可以看出。历史告诉我们，单凭统治者的明智、大度来容忍实话，尽管实话对他们有利，也是靠不住的。人人都不喜欢一言堂，但都是不喜欢别人一言堂。自己一言堂，感觉还是相当不错的。正因为人有这样的弱点，很难靠自己的道德修养克服的弱点，所以，对权力的约束，才是良好政治所必须具备的条件。
从历史上看，作为儒家思想载体的士大夫，他们中的某些人“以天下为己任”的道德情怀，的确构成了政治中说实话的要素。历朝历代，都有一些不怕杀头，而坚持说实话的人。但是，也正是儒家的“性善说”的出发点，使得人们在建构制度的时候，始终难以将用制度和法律克制人性之恶作为重点，总是把制度的最后一道防线放给人的道德自觉。结果，一次次演出“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历史循环剧。
今天的国人，当然应该继承古之士大夫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情怀、修齐治平的道德责任感，但是，我们还应该着力修建我们制度的堤防，防止人性中恶的成分在不适当的时候溢出。古今世事大变，可是，人性的变化其实并不大。人性的弱点，是超越国界，超越地域，超越信仰，超越时空，也超越意识形态的。对人性恶的防范是人类永恒的课题，对权力的约束亦未有穷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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