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应对SARS危机的对策，本文共9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篇1：应对SARS危机的对策
应对SARS危机的对策
在疫情还没有得到控制前,或者说疫情还在蔓延时,实施刺激经济的政策难以奏效,政策的主要目标是尽量维持经济往来而不至于短期内经济崩溃.但是,一旦非典得到控制,我们就可以开始出台相关刺激经济的`政策,重新使得经济走向正轨.目前,疫情得到控制后迫切需实施的对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作 者：李胜兰 作者单位： 刊 名：大经贸 英文刊名：FOREIGN BUSINESS MONTHLY 年，卷(期)： “”(7) 分类号：F7 关键词：篇2：SARS：从危机到契机
SARS：从危机到契机
一个伟大的民族不但要有直面灾难的勇气和坚韧，而且应该具有科学关怀和理性思维一个伟大的政府不但是一个直面危机、勇于负责的政府，同样也是一个善于总结经验，敢于自我反思，不断超越、锐意改革、永远进步的政府 危机让我们走向成熟 自11月中国广东发现第一例非典型肺炎（SARS）以来，SARS以极快的速度和极强的传染力蔓延开来。由于SARS是一种未知疾病，加之其传染快与危害大等特点，几乎每个人的健康乃至生命都感到受到了严重的威胁，原有的生活秩序、生活习惯以及工作方式等也随之发生了这样那样的变化，并且给我国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与心理等各方面带来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SARS的出现让我们国家、政府和人民都经历了前所未有的严峻考验，抗击SARS让我们付出了巨大代价！目前，疫情的发展已在控制之中，我们深信SARS病毒在中国大地上的肆虐终将成为过去。 为了及时地了解与掌握不同时期SARS肆虐对民众的心理与行为等所造成的正负两方面的影响，正确认识与评价现代传媒在这次突发灾难性事件中的作用与所扮演的角色，在SARS肆虐的不同时期政府在处理突发灾难性事件中所采取的态度、措施的公众反响，以便政府及时地总结经验与教训，做好下一步的SARS防治工作，南京大学社会学系与南京市舆情调查分析中心继5月1日－5日对全国五大城市――北京、上海、广州、重庆、南京――首次SARS舆情调查的基础上，又于205月23日－25日对上述五大城市进行了第二次有关调查。SARS病毒首先是医学问题，但SARS流行所引爆的却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通过对社会学家、经济学家、政治学家和传播学家等的深度访谈，我们试图从多角度全面切入SARS事件，分析导致SARS流行的社会原因，总结抗击非典的经验和教训，分析阐述SARS对中国未来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与公众生活可能产生的深远影响。 本次调查重点是有关SARS的流言在中国普通民众中传播的程度及其路径，不同社会阶层的民众在这次危机中的反应、应对举措及其相互之间的差异以及产生差异的原因，全面考察SARS流行对中国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各方面可能产生的正负两方面的影响与处于危机中的现代公民意识状况，公众对政府控制疫情中所表现出来的基本态度、采取的措施及其效果等的评价等。 SARS危机带来的影响是深远的，引发的思考是深刻的。一个伟大的民族不但要有直面灾难的勇气和坚韧，而且还应该具有科学关怀和理性思维；一个伟大的政府不但是一个直面危机、勇于负责的政府，同样也是一个善于总结经验，敢于自我反思，不断超越、锐意改革、永远进步的政府。 我们相信，调查危机，研究危机，吸取教训，将会使我们更加成熟。 我们的调查 调查对象 本次电话问卷调查的对象为居住在北京、上海、广州、重庆、南京五大城市城区的市民，共调查了1034户，样本分布为：北京205户、上海203户、广州208户、重庆211户、南京207户。 样本分析 在本次电话访问的1034个家庭中，被访问者的性别分布比较理想，男性与女性所占比例分别为48．4％和51．6％；被访问者年龄最大的84岁，最小的10岁，平均年龄为39．99岁，样本中20岁以上人口的年龄与实际人口的年龄分布比较接近；调查对象来自于国有与集体企业（32．1％）、民营、私营企业（17．8％）、事业单位（15．6％）、在校学生（14．2％）、下岗或失业（5．5％）、党政机关（4．4％）、外资、三资企业（3．9％）。在五大城市被访市民中，南京在国有与集体企业工作的比例最高（38．2％），广州最低（21．6％）；相反，广州在民营与私营企业工作的比例最高（27．9％），南京最低（12．1％）；广州下岗或失业的比例最高（9．1％），北京则最低（2．9％）。经统计学检验，全国五大城市被访市民在职业方面存在显著的差异。被调查市民的文化程度高中（中专、中技）学历占33．8％，大专及以上学历者占37．8％。分地区考察，北京、上海与南京三地市民的学历层次比较接近，并且明显高出重庆和广州，而其中广州市民的学历层次最低，北京本科以上高学历人口比例最高，广州市则最低。从居民收入情况看，五大城市居民收入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其中北京、上海与广州三市居民的收入比较接近，并明显比南京与重庆市民的收入高。本次调查所得到的上述结果不仅与这五大城市的实际情况基本吻合，而且与第一次电话调查的结果也是基本一致的。以上样本分析表明本次电话问卷调查抽样科学、数据准确，从而为报告的分析和研究结论提供了详实、客观、可靠的实证资料。 调查时间、地点与人员 本次调查由南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周晓虹教授主持；周晓虹教授、陈友华博士、朱虹博士与闵学勤博士负责电话调查问卷的设计工作，陈友华博士承担了文献检索、电话问卷调查的组织实施、数据处理与调查报告撰写等工作；专家访谈由朱虹博士、闵学勤博士与杜骏飞副教授三人负责进行。此外，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40名硕士研究生承担了电话问卷调查工作，专家访谈与电话问卷调查于2003年5月23日－25日在南京市舆情调查分析中心（南京大学社会学系内）进行。 对调查结果的评价 本次调查由计算机随机生成的电话号码组成样本，在北京、上海、广州、重庆与南京五大城市共成功访问了1034个家庭，其中每个城市均略多于200个家庭。在整个电话调查过程中我们发现，绝大多数的被访问家庭对这次电话问卷调查非常理解，并积极给予支持与配合，从而使我们顺利与圆满地完成了这次电话问卷调查任务。从统计学上讲，本次电话调查样本对上述五大城市具有很好的代表性，调查结果基本上反映了上述五城市的实际情况，调查结果真实可信。 全国五大城市非典舆情第二次权威调查・关于公众 在这半年的时间里，非典疫情的扩散和传播，在给人类的健康直至生命安全带来威胁的同时，也把我们社会生活中的许多积弊暴露了出来，同时也给生活在非典时期的人们提供了一次重新审视人类自身行为的机会。许多人在逐渐适应非典威胁下的生活后，这才发现：人类自身行为原来竟有如此多的缺陷，而健康生活方式原来是如此的重要与美好，要捍卫身体健康，我们的生活方式需要改进的地方实在是太多了。于是生活在非典时期的人们便有了对环境卫生的重视、饮食文化与饮食习惯的反思与对人类行为方式的重新审视。 危机改变了公众的生活 市民对非典紧张感明显下降 公众的关注度 （1）关注度 本次调查结果显示：对非典有关情况表示“非常关心”和“比较关心”的比例分别为40．8％与47．2％，两者合计高达88．0％，说明民众对非典相关事情仍高度关注。与第一次电话调查结果相比，表示“非常关心”与“比较关心”所占的比例分别有了明显的下降与上升。由此看来，非典有关情况从公众视野的敏感关注区消失，还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而这时间的长短则取决于对我们非典疫情的控制以及医学研究进展情况等。 （2）关注点 从SARS的关注热点来看，市民对最新疫情数字（70％）、医学研究进展（30％）、非典知识和预防措施（24％）最为关注，而对非典事件中医护人员等的情感故事等的关注程度较低。 （3）具体表现 我们可以从SARS流行期间市民在听广播、看电视、读报纸、上网等所花时间的增减（与往常相比）上了解市民对SARS的关注程度。本次调查结果显示：与往常相比，在非典期间近70％的市民听广播、看电视、读报纸、上网等所花时间比以往有所增加，而所花时间减少的仅占3．0％。市民平均每天花费在关注非典方面的信息的时间为76分钟。 当被问及从现在起是否还需要对非典进行大量的报道时，有高达69．0％的被访问者认为还需要，大大高于认为不需要再进行大量报道人数所占的比例（24．9％）。 公众的紧张度 （1）紧张度 本次电话调查结果显示：有18％的被访问者对非典还感到紧张。在对非典仍然感到紧张的18％的被访问者中，感到“非常紧张”、“比较紧张”与“有点紧张”的比例分别为5．9％、32．3％与61．8％。与第一次电话问卷调查的结果相比，对非典感到紧张的市民比例已大大下降。 （2）紧张原因 本次调查中，对非典还感到紧张的18％的被访问者中，当被问及紧张的原因时，怕被感染（65％）、非典的高传染性与病死率（41％）、怕感染后连累他人（13％）与受周围人情绪的影响（12％）占据了紧张原因的前四位。公众的措施防范 （1）口罩佩戴率 在人类的健康乃至生命安全受到威胁时，绝大多数人会采取种种措施来保护自己与家人免受伤害。在非典流行期间，有56．3％的人曾带过口罩，另有43．7％的人则没有戴过。 （2）措施防范 在问及在非典流行期间“您及家人是否采取过预防非典的措施”时，有超过90％的人回答采取过预防措施。在采取预防措施的家庭中，保持个人与家庭环境卫生（90％）、注意室内通风（69％）、少去人口密集的公共场所（40％）、外出戴口罩（35％）与增强身体抵抗力（29％）都占有相当的比例。 （3）防范非典物品消费 在本次电话问卷调查中，当问及被访问者家庭有无预防非典的物品时，有82％的家庭回答有，17．5％的家庭回答没有，另有0．6％的人回答不清楚。在明确回答有预防非典物品的家庭中的平均花费大约是103元。 从上述的调查结果中我们可以看到：在SARS危机面前，大部分市民采取了一些必要的防范措施，这表明公众的防范意识与自我保护意识有所增强。但与此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还有少部分市民的自我防范意识比较薄弱。例如我们注意到，在非典流行期间，有超过40％的人没有戴过口罩，更有近10％的家庭未采取过任何预防非典的措施。对此，必须引起政府的重视，加强对这方面的宣传力度，以进一步增强民众的自我保护意识。公众生活、消费习惯有所改变 本次调查结果表明：有63．4％的被调查者认为非典的流行与中国人在饮食、卫生等方面的不良习惯有关，大大高于持否定态度（15．9％）的人所占的比例。 在经历非典事件以后，人们对中国人随地吐痰、吃野生动物等不良习惯的改变抱有较大的信心。在被访问者中，有超过四分之三（75．5％）的人坚信在经历非典事件后，中国人随地吐痰、吃野生动物等不良习惯会因此而发生改变，大大高于持否定态度的人口比例（13．5％）。 SARS在对普通民众的正常生活造成冲击的同时也在悄悄地改变着他们的生活模式。调查表明：有超过半数（51．1％）的被访问者回答在非典期间的生活行为习惯发生了较明显的变化。 在回答在非典期间的生活行为方式有较明显变化的51．1％的被访问者中，有高达80％的人回答卫生习惯发生了较明显的变化，此外分别有45％、33％、18％与10％的人回答其出行习惯、饮食习惯、生活起居习惯与消费习惯也发生了较明显的变化。 本次调查结果表明：在非典流行期间市民的娱乐休闲方式也发生了比较明显的变化。有三分之二（67％）的被访问者回答在非典期间的主要娱乐休闲方式之一是看电视听音乐等，人们选择的其他主要休闲娱乐方式分别是：读书看报（45％）、体育锻炼（26％）、户外活动（20％）与上网（16％）。 非典疫情使良好的休闲娱乐方式悄然兴起。没事也不聚堆聊天、打牌了，常常夜不归宿的男人被非典赶回家，读书、上网、看电视的人多了。这些良好的休闲娱乐方式对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身体素质无疑是有益的。全国五大城市非典舆情第二次权威调查・关于社会 4月20日，历史不会忘记。正是在这一天，党中央、国务院以惊人的勇气与对人民健康和生命安全高度负责的态度，及时地总结“4・20”前非典防治方面的经验教训，采取了包括非典疫情公开等在内的一系列果断措施，使流言趋于消失，民众恐慌趋于缓解，非典疫情开始得到了有效的控制 在非典“镜子”中，我们看到了不足 谣言止于公开 本次调查结果表明：有超过40％被调查居民并不是从媒体，而是通过其他途径最先知道非典有关信息的，其中在公开疫情前，非典疫情已蔓延开来的广州有近60％的被访问者是从非正规渠道最先得知有关信息的。 从流言的传播路径来看，主要以“听别人说”（56．7％）、“与人交谈”（如通过电话等）（19．4％）与“网络”（14．2％）传播为主。 面对这一突发灾难性事件，有如此众多的市民从非正规渠道最先得知这一事关百姓健康乃至生命安全的非典信息，以至于在4月20日中央政府正式公开非典疫情报道前，流言满天飞，给民众造成了恐慌，北京、广州等地出现的抢购风潮等就是最明显的佐证。 4月20日，历史不会忘记。正是在这一天，党中央、国务院以惊人的勇气与对人民健康和生命安全高度负责的态度，及时地总结“4・20”前非典防治方面的经验教训，采取了包括非典疫情公开等在内的一系列果断措施，使流言趋于消失，民众恐慌趋于缓解，非典疫情开始得到了有效的控制。 全球化与信息化使得个别地方想隐瞒疫情信息成为不可能，封锁消息反而为流言的传播创造了条件，要想让流言传播失去赖以生存的土壤与避免过度恐慌出现的最有效办法就是：及时、准确地向公众告诉事实的真相，并教会人们如何应对。 社会救助亟待完善 危机使人们寻求物质与精神的慰藉，在有效社会救助机制缺失的情况下，危机使人们一方面在重视以血缘与婚姻为纽带的传统关系，一方面仍从组织或单位那里寻求心灵安慰与精神支持。 本次调查结果显示：在非典时期，当人们遇到问题或困难时，更多的人首先想到的依然是向政府（28％）、家人（28％）与单位（17％）求助。 当被问及在非典期间得到的社会帮助的主要来源时，有28．9％的人选择主要的帮助来源于单位，18．4％的人选择社区（街道、居委会），12．3％的人选择社区与单位两者。值得注意的是有超过三分之一的人（35．3％）回答在非典期间没有得到过来自于社会的任何帮助。 许多人认为政府的大包大揽增加了民众对政府的依赖。在我们看来原因并非如此简单。不可否认，上述观点有其合理成分，但造成中国百姓对政府高度依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长期以来政府的大包大揽是导致民众对政府过度依赖的原因之一，另外的一个原因应该是，除了政府（单位）与家庭以外，中国民众在社会上缺少其他可依赖的路径，也就是社会救助网络尚不健全。 中国的内地与香港特区同样都经历了SARS的磨难，但我们发现在应对SARS危机方面却有太多的不同。在香港，我们看到特区政府在积极应对的同时，更多的则是看到许多民间团体与普通市民，在抗击非典的战斗中，与特区政府并肩作战，他们走街串巷，为百姓排忧解难，缓和人们心中的恐慌，化解社会矛盾与社会危机，以达到维护社会稳定的作用。 反观内地，在政府领导人民抗击非典的过程中，我们看到的是政府仍采用了传统的行政动员，效果良好，并得到了民众的有力支持。本次调查结果表明：当被问及您对有些地方对疫区来人实行有奖举报制度的看法时，竟有高达69．1％的人持赞成态度，大大高于持反对态度的比例（16．3％）。 社会发展到今天，中国原有的以单位为主的组织体系，已经难以做到全面控制社会资源，而新的组织还没有建立起来。因此，从这次SARS危机中，我们看到的是政府与社会公众对行政动员的过度依赖。因为除了行政动员以外，我们发现政府有关部门缺少更多的可资利用的社会资源，这导致在一些问题的处理上存在许多困难。现代政府的社会职能处在弱化过程中，不可能面面俱到地管理所有的社会事务，因此，必须借助于社会的力量。 调查表明，当国家和社会遇到困难与危机时，有许多人愿意站出来为政府分忧解难，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现在的问题是还缺少有效的组织。本次调查结果表明：绝大多数的民众（85．3％）愿意或比较愿意为防治非典做一些义务工作，大大高于不太愿意或不愿意的人口比例（6．4％）。 因此，在这次危机过后，构建中国的社会工作者队伍与社会救助网络是我们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各种社会危机的重要举措之一。 全国五大城市非典舆情第二次权威调查・关于政府 SARS并不是人为的事故，它是天灾，但如果处理不当，天灾也会带来人祸。SARS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是深远的。SARS正在考验政府：它像一次没有任何先兆的摸底测验，要考验政府面对突如其来的灾难能否保持效率；它像一道刁钻的追问，要考验政府在患难时刻是否仍然能够把对公民的生命和健康的尊重放在最重要的位置SARS给我们的警示是：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充满危机的风险社会，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全球化的开放社会。全球范围内，极目所及，金融危机、财政危机、战争危机、石油危机、自然灾害、重大事故，都可能随时降临政府经受了考验 政府的公信力在提高 SARS并不是人为的事故，它是天灾，但如果处理不当，天灾也会带来人祸。SARS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是深远的。SARS正在考验政府：它像一次没有任何先兆的摸底测验，要考验政府面对突如其来的灾难能否保持效率；它像一道刁钻的追问，要考验政府在患难时刻是否仍然能够把对公民的生命和健康的尊重放在最重要的位置。SARS给我们的警示是：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充满危机的风险社会，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全球化的开放社会。全球范围内，极目所及，金融危机、财政危机、战争危机、石油危机、自然灾害、重大事故，都可能随时降临。 本次调查结果显示：超过80％的被访问者对当地政府与中央政府所采取的非典防治措施表示满意或比较满意，大大超过不太满意或不满意的人口比例。 通过SARS事件，大多数（71．9％）的被访问者认为政府处理危机的能力很强或较强，只有少数的被访问者认为政府处理危机的能力较弱或很弱。 SARS事件也使民众对政府的信心增强。有超过四分之三（76．4％）的被调查者对政府的信心提高了，相比较而言，仅有1．7％的被调查者对政府的信心下降。 毫无疑问，某些政府官员、某些部门对于SARS的全国性流行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中央所采取的一些果断措施已经对疫情的防治产生了积极的影响。通过本次调查结果，我们看到中国政府经受住了SARS事件的考验，赢得了人民群众的广泛支持与拥护，政府的公信力也因此而大大提高。 政府应设立社会危机基金 对非典病人的及时医治既是人道主义的要求，同时也是现代社会所应承担的责任、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另外，这也是防止疫情扩散的有效措施之一。但对非典病人的治疗费用超出了一般家庭的经济承受能力，这时社会保障，尤其是医疗保险的作用凸现出来，而SARS恰恰碰到了中国社会的软肋――覆盖率低与很不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非典危机挑战中国社会保障。因此，中国政府在非典防治过程中遇到两难问题：由个人和家庭承担非典医治费用，绝大部分人因经济上承担不起而不得不放弃治疗，这不但不利于非典疫情的控制，而且也可能会导致人道主义灾难；而由政府出钱，将大大加重国家财政的负担，从而影响到对其他方面的投入，进而影响到经济的发展与民众整体福利的增加。因此，这里自然引申出一个问题：非典究竟该由谁来埋单？ 本次调查结果显示：有40．6％的被访问者表示应由政府承担，而赞成分摊的不足三分之一（32．3％），赞成由个人承担的仅占4．4％。由此可见，中国百姓对政府的依赖是很强的，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之一是社会保障与社会危机机制不完善，其中包括危机应急基金储备不足。因而加快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与设立社会危机基金应该是我国今后应对类似SARS事件的两大重要措施。 中国经济回升有望 恐怕没有人会怀疑SARS对中国经济产生负面影响。至于SARS对中国经济将产生多大的影响，这种影响将持续多久，则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SARS对中国经济究竟会产生多大的影响，这种影响将持续多久，可能主要取决于如下几个方面：一是我国对SARS疫情的控制程度以及SARS流行的持续时间，如果不能对SARS疫情进行有效的控制，SARS流行的时间较长，甚至SARS进一步流传到广大农村地区，那么SARS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将是灾难性的，中国有可能由此走向衰退，现在看来没有这个可能。二是医学上的研究进展，人类如果能尽快地找到防治SARS的有效方法，那么SARS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将是比较有限的，中国经济在经过短暂的恢复后，会保持强劲增长的态势；三是公众对遭受SARS打击后的中国经济的信心和对战胜SARS的决心。 本次调查结果表明：有7．1％的被访问者认为已恢复正常的生活秩序，认为还有一个月和三个月才能恢复正常生活秩序的比例分别为17．3％与28．1％，三者合计占被访问者人数的一半以上（52．5％）。与第一次调查结果相比，三周后的第二次调查结果表明，公众估计恢复正常生活秩序所需时间有所缩短。 当被问及非典以后对中国经济回升是否有信心时，超过90％的被访问者表示对SARS过后的中国经济回升抱有信心。公众的信心是努力消除SARS对我国经济的不利影响的决定性因素之一。因此，我们有理由坚信：中国经济一定会尽快走出SARS阴影，保持快速增长的态势。 全国五大城市非典舆情第二次权威调查・专家访谈 生活方式的改变，不是靠某种危机的出现。一种好的生活方式不能仅仅依靠一场灾难留给人们的痛苦的记忆去养成，而应该依靠一种强制的长期的法律制约力来完成，光靠自觉是靠不住的非典给我们带来许多课题 南京大学副校长、经济学家洪银兴：非典时期的巨大支出，一大部分应该属于遭受的经济影响。这次这种传染病的灾害，它实际上造成的经济影响，不仅仅是有形的，同时也会是一种无形的。有形的，我们可以看到，如旅游、餐饮、交通，我们为了治疗疾病而支付的各种医疗费用等等，都是一种有形的损失。这是一个方面。 直接的经济损失还是比较大的。这种自然灾害一旦在一个国家流行，范围又比较大，就会影响一个国家的对外形象，进而影响到进出口的活动。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经济情况是很好的，我们的对外贸易、出口水平、利用外资等等，一向是非常好的。政治上稳定，经济上又处于成长期，对我们来讲，已经出现了非常好的前景。但是由于这个非典的出现，它可能会使我们在一段时间内将影响扩大到外资、对外出口。我同意这么一个说法：“这种影响来得快，去得也快。”它与其他问题造成的影响不一样，只要非典得到控制，这种形象上的影响就不会那么严重。世界卫生组织一旦宣布这种疾病已经得到控制，那么可能影响我们的出口问题马上就会解决，外资马上也会回来。虽然近期的影响是严重的，但从长远来看，它仅仅是发展中间的一段。况且这种疾病就世界范围来说也是新的，至今还没有研究出彻底解决的办法。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研究员陈力丹：非典时期的巨大支出，政府已承担了。政府在这个过程中起到了一个分配的作用。政府本身没有钱，把钱花在什么地方，是一个分配用钱的过程。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张静：美国在“9・11”事件之后，有一个红十字会的负责人向全国号召捐血，一下子从全国各地捐来很多血。但最后能派上用场的只是一小部分，绝大部分过期无效了。美国人这就不干了，逼着那个负责人下了台，认为他的行为造成了浪费。那个负责人迫于压力引咎辞职。这个例子说明，政府在分配那笔财政支出时，应该有一个法律进行制约，比如什么时候能启动这笔钱，如何评估该用多少钱，如何保证合理有效地使用。对一件事纯粹从动机出发进行评判是不完善的。 经济学家茅于轼：预防非典的方法很多，隔离疫区（从设立专门非典医院，到封锁一幢楼、一个区，到整个城市）；在公共场所戴口罩（又分在马路上，在商场里，在交通枢纽里等等）；停止会议（又分大型或者中小型，在一切地区或者仅限于疫区，疫区又可分一般或者严重的）；停工停产，或者只要求进厂检查体温等等。 有几十种措施可以采用。显然，每种措施的成本有巨大差别，它们对减少非典传播的效果也极不相同。从经济学来看，我们应该采取成本低而效果大的，不应该花了巨大成本而作用非常有限的那些措施。所以我们不能“不惜一切代价来防止非典传播”，而必须计及成本效果，并由此来选择哪些措施应该优先考虑。 某种措施的成本可以请经济学家来估计，效果则要由防疫专家来估计。现在越来越明确，非典的传染主要是和病人的近距离接触。因此在公共场所戴口罩所起的作用远远没有隔离病人的作用大。医治一个非典病人的费用高达十多万元，绝非一般家庭所能承受。现在各地规定不一样，比如有的地方只有下岗工人、城市困难户和农民可以享受非典公费医疗，结果就出现非典病人逃避就诊的情况。而病人逃跑，就把病菌一路散布，造成严重的病情扩散。一个人为了减少自己的负担而造成几十例甚至更多的非典医治成本。 恶性传染病的治疗不只是病人个人的事。他不治疗就会造成更多的传染，而每个被传染的人又会造成更大范围的传染。所以对这一类传染病的治疗应该看成是社会的事。再说，这类传染病的感染也不完全是个人的责任，应该说主要是社会防治不力造成的。所以从责任来看，医疗费用由社会负担也是应该的。 由社会承担个人非典的治疗费用，会不会造成个人有空子可钻，占了公家的便宜呢？对于非典而言，这种可能性并不存在。所以规定治疗非典的医疗费由政府承担是合理而且必要的。为了避免少数富人也享受公费治疗，至少应该允许一般家庭申请公家补助非典的治疗费用。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张静：经过这场非典灾难，很多好的生活方式和卫生习惯应该会在人们的记忆中留下深刻的一笔。人们住医院会想到住单人房，公用空调和地暖不再受欢迎。人们的.私人空间开始扩大，排队的时候会注意相互之间的距离。 上海大学社会学系主任、教授邓伟志：有道是“敌存灭祸，敌去招过”。灾害社会学告诉我们：要辩证地看待灾害。在每一个大的自然灾害面前，人心不齐的会变齐，人品不高的会变高。在这次非典防治中的很多文明的行为，就很值得我们反复回味。像今天这样深受欢迎的公布疫情的做法，今后如何推广开来，扩大人民的知情范围？非典迫使我们精简了不少会议。非典过后，能不能总结非典时期的工作经验，把会议减少到尽可能少的程度？最近公款吃喝就少了。长期以来，几百个文件没能堵住官员的一张嘴，现在一个口罩就堵住了。我们从现在起，是否能开始把从筷子、叉子底下省出的钱，用来弥补非典带来的损失？非典还在改变人们的行为习惯：社会交往少了。家庭团聚多了，非典过去以后又会怎么样？关键是一个呼吁和推广的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研究员陈力丹：非典过去以后，那些好的生活方式不可能完全持续下去，因为有些问题是老毛病了，危机一过还会复发。好的习惯应该从小就教育起，可现在，那些教育别人的人也会有随地吐痰等坏毛病，可以说这已经是中国人的顽症。生活方式的改变，不是靠某种危机的出现。一种好的生活方式不能仅仅依靠一场灾难留给人们的痛苦的记忆去养成，而应该依靠一种强制的长期的法律制约力来完成。光靠自觉是靠不住的。危机处理机制需要完善 中山大学社会学系主任、教授蔡禾：首先，SARS是一个医学问题，但是这个过程可以引发出许多反思。也许，我们可以把问题处理得更好一点，但由于种种原因，在处理上就会造成种种不理想。 从完善处理危机的制度来看，我们要注意的是如何使我们处理危机的措施法制化，所以说在面对突发事件的时候，如何对突发事件分等级，当出现某一级别的事件时，可以采取那些措施。现在，我们对这些都不很明确。这就要求我们以后在处理相类似问题时能够更加有法可依，也让老百姓知道自己的职责。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张静：建立应急机制不能有侥幸心理。确实，灾难不是每时发生的，比如大厦里的火灾报警系统，谁都知道不可能每天都有火灾，但火灾却是随时都可能发生，如果你报警装置完善，那火灾造成的损害就能减弱到最低程度。这是一个比喻，我们的社会应付危机的制度也是如此，预先把人员分工明确，资金到位，一旦出现危情就可以避免更大的损害了。有时候这样的社会救助体系平时看不出有什么用，但一到危机时刻就能派上大用场。美国这次也发现了非典，流动性如此大的国家却没有形成蔓延，我想这和他们在“9・11”后建立了一个完善的防化防恐怖的防护救助体系可能有关。 中评网主编、法学家萧瀚：危机处理与对策是现代世界各国政府最为关注和耗费人力、物力、精力最多的一个领域，正如美国前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说的那句名言：“今后的战略可能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将是危机管理。”说明危机管理对于现代社会的安全所起的举足轻重的作用。危机源于医学用语，指人濒临死亡，生死难料的状态，有生的可能，又有死的威胁，后被演绎为描述人们不愿面对、不可预期、难以控制的局面。汉语的“危机”可以理解为两层含义，危意味着“危险”，机意味着“机遇”。两者处于最严重的对立之中，因此危机的发展变化常常极富戏剧性效果。在对危机的研究中，最大类的通常被分为天灾和人祸两类，但危机学家们也根据危机发生的领域将危机分为政治危机、经济危机、民族宗教危机、生态危机等，当几种危机互相激荡，同时并发时，就会出现严重的综合危机。 在危机管理的各类模式中，最关键的要素就是政府对待危机的态度以及民众对待危机的心理承受能力，还有双方对危机的共识程度也常常决定了危机被消减的可能性及其程度，因此这就需要政府正确地对待和处理危机信息，在保证公众知情权基础上，谋求政府与民间的通力合作。在英美等国家，虽然有时容易出现信息保密与公共信息公开之间的矛盾，但总体而言，政府迅速地处理并且及时向大众公布可靠信息对危机的处理有着决定性影响，因为危机的存在和应对绝不可能仅仅是政府的事情。例如，英国政府在处理疯牛病危机时就表现出对国民健康和世界食品安全的高度责任心，值得学习。 卫生部已将非典列入甲类传染病，而甲类传染病原本限于鼠疫和霍乱，由此可见此次政府对非典肺炎的重视程度，但是由于我国在应对社会危机方面的缺乏经验和制度固有的结构性缺陷，有关方面在应对此次非典过程中暴露出不少问题。有关方面由于未曾建立一个常设的、强有力的危机对策中枢指挥系统，公共信息的收集和处理都出现了不应有的混乱状态，导致危机处理过程中除了观念上的失误以外，技术性失误也不少，一度未能及时有效的控制疫情。 中央有关方面已经重新提醒各级政府和社会大众关注并有效落实以《传染病防治法》为核心的传染病防治管理制度，同时这一提议也多少开启了不仅限于政局安全的公共安全管理体制的框架性构想，希望中国未来危机管理基本制度能很快建立。 上海大学社会学系主任、教授邓伟志：媒体从严防死守到公开透明，反映了信息透明化的一个前兆。对于SARS就应该公开，有什么不可以公开？ 中山大学社会心理学家李伟民：社会救助制度需要把整个社会动员起来，而且是有组织地动员起来，就得依靠政府，不能依靠个人，或是通过非正式群体组成的网络，就像现在的单位，包括一个系统，有很多单位，他们联合起来采取了很多措施，什么健康的检查，隔离的观察，到医院的隔离治疗，还有互相之间情况的通报，上报，汇报制度，这本来就应该由政府出面通过公共的关系建立起来，通过居委会、社区建立起这样的一个机制，有些配套的设施。由于这方面的工作还没有做到位，现在只能通过计划经济年代下的体制与运作方式，通过各个单位、各个系统，一层一层地去做，去组织和动员。 全国五大城市非典舆情第二次权威调查・对策与建议 非典危机暴露出旧模式中的弊端，强化着改革的迫切性。富有改革精神的领导人在危机处理中的权威性越高，在改革的道路上所遇到的阻力将越小，今后改革成功的概率就越大。因此，我们有理由好好抓住这次非典事件给我们带来的新的契机，进一步加快我国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的改革步伐 机遇与灾害同行 SARS对中国社会经济的负面影响是不言而喻的。但SARS并不只是从负面对人类社会产生影响。本次调查结果显示：有近四分之三的被访问者（74．1％）看到了SARS危机背后所隐藏着的机遇。 在回答非典虽然是灾难性事件，但还存在积极一面的被访问者中，有超过三分之二的人（68％）认为，非典流行促使人们对人类自身的某些生活行为方式进行深刻的反省，从而有助于健康生活方式的形成。事实上，非典危机有力地促进了卫生保健知识在全民中的普及，环境保护等意识因此而大大增强，在非典流行期间人们的生活方式已经发生可喜的变化。 有超过一半（56％）的被访问者认为，SARS流行将迫使人们对以往所推行的公共政策进行必要的检讨并研究对付这种疾病的方法与措施，从而有助于推动公共政策、其中包括公共卫生政策的完善和医学科学事业的发展。 分别有24％、22％、15％与9．8％的被访问者还认为，非典事件有利于公民意识的提高、政府形象的改善，为政治体制改革提供了契机并促成新闻媒体改革步伐的加快。 非典危机暴露出旧模式中的弊端，强化着改革的迫切性。富有改革精神的领导人在危机处理中的权威性越高，在改革的道路上所遇到的阻力将越小，今后改革成功的概率就越大。因此，我们有理由好好抓住这次非典事件给我们带来的新的契机，进一步加快我国政治与经济体制的改革步伐。 通向良好政府治理结构的道路是漫长的，在这条道路上需要耐心和智慧。在SARS危机之后，痛定思痛，我们认为，应该加强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政府需要一套高效的危机应对机制 在处理此类事件的时候，首先需要出动的是一支精干、高效、灵活的危机处理队伍。但是目前调动的仍然是整个行政体系，吸取SARS危机的教训，应该建立专门的危机应对机制。 政府需要一套成熟的公共关系体制 为了提高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政府在公众中的亲和力，有必要使得政府的公共关系体制走向前台。 政府需要一套完善的公共卫生体制 从公共卫生体制的历史演变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公共卫生的发展自始至终离不开政府的介入，一方面是因为公众提高了对公共健康的需求，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公共健康作为一项重大的公共政策，要求政府提高控制社会问题的能力。对疫情的控制首先要求对人口状况有详尽的了解，这也是提高效率所必不可少的信息。防治传染病中的很多做法，如对全国人口注射疫苗，发动公共卫生运动，在紧急情况下对民间资源的征用、隔离和对人口流动的控制、甚至对个人生活的干预（戒烟、戒酒）等，都在无形中显示了国家对社会问题的控制能力。提高公共财政对公共卫生的支持，首先必须在公共产品的框架秩序中，对公共卫生的各项内容仔细进行拟定，哪些是需要政府出资、政府承办的；哪些是需要政府出资、民间承办的；哪些是需要民间出资，政府给予优惠政策扶持的；哪些是需要政府加强管制的，哪些是需要政府放松干预的。 政府需要引入外部的监督力量 SARS事件还反映出来，单纯依靠行政体系对官员行为的约束力量已经不够，有必要引入外部的监督力量。公民和企业的参与和发言权对增加政府透明度、提高政府决策效率至关重要，仅仅寄希望于政府的内部体制改革，建立政府内部的责任制度，无法有效地保证政府的决策质量。首先，应该向有关的人提供有用的信息，及时、畅通地向政策涉及的利益相关者和主要的风险承担者提供政府有关决策、预算、统计资料、财务披露等信息。其次，应该将利益集团对政府决策的参与制度化，尽可能地吸收利益不同的各方力量进入决策过程，充分调动社会力量对政府的支持。 政府需要调整施政目标 中国经济政策的主导方向是增长优先，相对忽视了公共健康、社会保障、环境保护、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等问题。SARS事件的冲击，使得忽略这些问题的成本得以显性化，SARS有可能促使中国从“增长优先”的目标，转变为更广泛的发展目标。相应地，官员的政绩考核体系也将逐渐从单纯的经济增长率、吸引外资数量转变到关心民生问题。
篇3：SARS危机与治道变革
SARS危机与治道变革
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政府的治理之道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政府职能得到了迅速的转变，开始逐渐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政府行为日益法制化，开始依靠法律规则来施政；政府权力日益分散到经济、社会、和基层政治领域，自主治理的市民社会结构正在逐步发育；政府人事选拔任命和决策逐渐公开化、民主化，人事任命的个人长官意志逐渐淡化；政府运作逐渐透明化，秘密行政逐渐转变为透明行政，公民的知情权逐渐得到了认可、重视和尊重；政府与公民的权利意识逐渐凸现，新闻媒体逐渐发挥独立报道的作用，而不再仅仅是宣传工具。在这一治道变革背景条件下，自20秋冬之交开始开始，中国高层政治权力首次实现制度化交替，年春新一届政府正式执政，恰逢中国加入世贸一年之后的发展效应逐步放大，整个中国经济进入一个新的高速发展时期，中国社会到处充满了活力，虽然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新一届政府踌躇满志，先制定各项工作的制度安排，然后开始针对性地逐项展开具体的工作。但不曾想，就在这一过程中，突如其来的灾变出现了，在已经享受了20多年持续增长、刚刚开始过上比较富裕体面生活的在中国大地上开始出现一种全新的传染病：非典型肺炎（SARS）。该病具有极强的传染性，而且致死率在3％－15％之间，50岁以上的死亡率达到50％。
此病最早在年11月在广东发生，然后在广东全省蔓延，并迅速传播到香港、台湾、越南、新加坡、加拿大和美国等地，在内地则也很快传播。北京2003年3月1日出现第一个病例，3月27日北京被世界卫生组织确定为疫区，4月7日北京市内部动员，4月11日北京正式总动员，4月12日国务院各个部委发出联合通知，要求做好防治SARS工作，4月20日卫生部长和北京市市长因工作不力以及瞒报疫情而免职，而与此同时北京的疫情已经达到十分严重的地步，成为全世界受灾最严重的地区。4月23日，全国各地除了个别省份，都报告发现病例。局部性的传染病终于成为全国性的传染病。但自此开始，抗击SARS的行动也从局部的行动，转变为高度动员的全国性的爱国卫生运动：医院全面实施严格的感染控制措施，一旦发现敏感的SARS病例或者疑似病例，立即隔离、诊断并治疗，并对密切接触者采取严格的隔离措施，对流动人口过程实施严密监控，全体公民防疫警惕性迅速提高，多打电话不见面，人员流动迅速减少，高危人群如中小学停课，大学实行严密的封闭式管理，高危场所如娱乐、餐饮和体育场馆几乎无人问津，正式关闭。整个中国处于相互隔离状态，到六月上旬，局面得到基本控制，全国首次出现零发病日，估计到六月下旬病人大批出院，若不出意外，七月底就可以完全恢复正常了。
SARS危机马上要过去了，人们在心定之后都不禁反思：SARS为什么会爆发呢？在初始阶段为什么会失控，后来又得到了控制呢？SARS危机暴露了什么问题？为了更有效地控制SARS类的公共问题危机，中国政府应该进行什么变化？SARS危机对中国政府已经促成了什么样的变化？
本文认为，SARS危机的爆发和初始阶段的失控，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但与中国政府公共政策没有及时到位、中国政府恰恰处于治道变革的'关键时刻有密切的关系；SARS危机暴露了中国政府治道变革多方面的问题，同时也指明了中国政府治道变革进一步发展的方向，当然在有效防控SARS的过程中实际上也已经使得中国政府的治道在很多方面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一、有效公共政策缺位导致SARS危机未能及时控制
从公共政策的角度来看，SARS的爆发与广泛传播，有很多方面的原因，但与SARS危机作为政策问题没有及时定位密切相关：
SARS是一种未知的疾病，卫生部门和医疗系统
[1] [2] [3]
篇4：Sars危机与公民道德权利
Sars危机与公民道德权利
在Sars危机中发生的道德侵权现象,说明当前强化公民道德权利意识的重要性.道德权利与法律权利虽有差异,但是却有很大共性,在调整社会关系方面发挥着互补作用.应该利用法律、政策等措施强化道德权利的`要求权、受回报权和自由权,建立公民维权意识和尊重他人、尊重社会公众权利的理念,进一步完善我国的公民道德教育.
作 者：黄捷 杨健 作者单位：苏州科技学院,江苏,苏州,215009 刊 名：山东行政学院山东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英文刊名：JOURNAL OF SHANDONG ADMINISTRATIVE COLLEGE & SHANDONG ECONOMIC MANAGEMENT PERSONNEL COLLEGE 年，卷(期)： “”(4) 分类号：B82-051 关键词：Sars危机 道德权利 要求权 公共利益篇5：如何应对恋爱危机
症状一：弄不清对方在自己心里的位置
“诱惑”已经慢慢衍变成了一种社会现象，人们总是说这个社会诱惑太多，其实静下心来想想只要你自己内心坚定什么都不会成为诱惑。前几天一位朋友的话让我很受启发，她说从来没觉得这个社会有什么诱惑，因为她知道自己要什么，知道心里最在乎的是什么，所以就不会迷失自己。但是很多人却被这个社会左右自己的信念，盲目的追求。当知道自己爱的人可能会遇到危险时，首先就想到了心里的他/她，才明白了只要是能够平安的`在一起就已经很幸福了。
药方：摆正心态，你要时刻提醒自己什么是心里最重要的，才不会被社会的诱惑冲昏头脑。
症状二：认为他对自己的爱理所当然
你还会不会因为他为你做的一些事情而感动？在男女开始交往时候经常会为一件小事而感动的稀里哗啦，时间久了却理所应当的接受被爱，
资料
反而稍有疏忽就觉得没有安全感，甚至怀疑对方。爱情就这样慢慢的失去了它本来的模样。但却就在收到他叮嘱的那一刻才更加明白对方深沉的爱，感动的一塌糊涂。其实爱久了并不是不浪漫，关键是你自己不懂得寻找。
药方：用心感受生活，怀着一颗感恩的心来面对爱情，你会发现爱情更美好。
症状三：习惯了彼此的存在，而忘记了怎样去爱
爱情一旦稳定了，就少了刚开始在一起时的轰轰烈烈。习惯了彼此的存在，少了那份激情去表达心中的爱意。总是觉得以后的时间还长着呢，不在乎这一分一秒的付出。所以总想把爱留着以后再付出，却导致了爱情的平淡乏味。很多时候忘记了怎样更好的关心彼此，让彼此更幸福。天灾面前才突然想起，原来时间过得那么快，要抓紧时间去爱。
药方：把每天都当做世界末日一般，给对方最大程度的爱。
篇6：SARS危机对金融业的影响
SARS危机对金融业的影响
先看银行业.如果SARS不能在短期内被有效控制,首先,会影响中国金融改革开放的步伐.一方面,国内金融业对外交往与交流会停止;另一方面,外国资金与外国机构也会放慢进入中国的步伐.其次,不少企业会面临资金链的断裂,在这种情况下,不仅银行的信贷业务会迅速减少,失去利润的生长点,而且破产行业的资金回笼也会出现问题,银行的`不良贷款会迅速增加.再次,SARS危机对银行的业务也会产生直接的冲击,比如信用卡消费额已迅速下降.
作 者：易宪容 作者单位： 刊 名：金融信息参考 英文刊名：FINANCIAL DIGEST 年，卷(期)： “”(6) 分类号：F8 关键词：篇7：SARS危机:公共问题走向前台
SARS危机:公共问题走向前台
持续半年的SARS危机,经过中国各级政府、全体人民乃至全世界的共同努力,目前已初步得到了有效遏制,人们逐渐从危机的恐慌中解脱出来,恢复了正常的生活、工作和学习.然而,只要导致“非典”的病毒依然存在,科学家在短期之内还不能研制出对付SARS的疫苗,人类仍然不能掉以轻心.即使人类找到了对付SARS的办法,在当今疾速发展的世界,一些人类尚无法预见的其它各种危机仍然会以未知的'形式爆发.由危机引发的社会公共问题,如果政府处理不当,不仅仅会使国家在经济上造成重大损失,更可能使公众的信心丧失,从而导致政府的合法性危机.
作 者：炙光 作者单位：中共辽宁省委党校 刊 名：党政干部学刊 英文刊名：JOURNAL FOR PARTY AND ADMINISTRATIVE CADRES 年，卷(期)：2003 “”(7) 分类号： 关键词：篇8：如何应对职业成长危机
如何应对职业成长危机
日前一份针对4000多名白领的抽样调查显示，白领的外语水平并没有想象得那么高，其中，公务员英语达到六级以上者仅占14.6%；各类经营管理人员中，能熟练掌握外语的仅占19%。调查还显示，白领的实际动手能力、适应能力也不高。凡此种种，使得一些白领在工作中遭受挫折，或是在新的工作面前没有足够的自信，从而产生“本领恐慌”。
30岁刚出头的李名从机关跳槽到某公司担任部门主管，原本是件值得高兴的事，但他却因此开始失眠，为如何当好一个领导而烦恼，
李先生表示，做一个普通职员，搞好自己的工作就行了，不需要为别人操心。而现在，不但要在其他部门主任面前为本部门“争地盘”，还要与其他部门协调工作。这些事让之前从未接触过任何管理技巧的他每天都要紧张一阵子。最近几天，李先生更是连续失眠，记忆力开始下降，心情烦躁不安，动辄发火。
心理专家认为，“成长危机”是指个人从某一发展阶段转入下一阶段时，原本的技能和知识无法应付新的岗位要求，由此产生暂时的适应性障碍、短期行为混乱和情绪失调。这同现代社会快节奏的生活方式有关，更与过大的心理压力有关，不少人经常会感到难以应对目前的处境。
专家认为，面临升职，首先要确定一个自我目标，保持平和的生活和工作心态，对于某些负面影响要有足够的心理准备；其次是制定一份工作规划，做好进入新环境的准备；最后，应尽量抽些时间参加业务方面的培训，多充电对白领今后的职业发展大有裨益。
篇9：高校档案管理危机应对
[摘 要]由于经费投入、档案人员素质、档案管理方式等原因，高校档案管理工作已不能适应现代信息传播和数字化管理的需要，危机重重。
高校应该要正视危机，加大资金投入，制定相应政策，更新档案管理方式，加强档案管理人员的业务培训，才能使档案工作为高校的科研、教学、管理等各项工作更好地服务。
[关键词]独立学院;学生特点;思想教育
近年来，频发的各类突发事件给社会造成了巨大的损失，档案工作在社会突发事件的危机应对处置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
当前档案领域主要对社会突发事件中档案工作需要和其他部门进行应急协同联动的工作内容进行了探讨，诸如突发事件中档案的收集、管理、服务利用工作等。
页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高校档案工作也开始经历着巨大的变化，诸多严峻的挑战层出不穷，可谓危机四伏。
对于如何建立面向高校突发事件的档案应急联动工作机制，以系统全面地做好高校突发事件中的高校档案应急管理工作，需要多部门共同参与，其中既涉及理论认知又关乎实践操作，又需要加强对档案工作信息化和自身队伍等方面的建设，这样才能更好地进一步发挥高校档案在我国教育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一、高校档案管理的危机分类
任何档案在管理中都存在潜在的危机因素，而高校档案管理中存在的危机因素则更突出。
1、从原因分析，高校档案危机可分为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的危机两类。
自然因素危机是由于人力不可抗拒或难以支配和操纵的各类自然灾害所引发造成的，如高温高湿、地震、台风、水涝、火灾、虫害等;人为因素危机包含管理技术水平、手段落后，高校档案管理人员业务操作不当，档案的形成、归档、鉴定、保管等工作不规范以及档案遭到盗窃或破坏，高校档案管理软件维护性差、软件质量不过关等引起的档案危机。
目前高校档案主要以纸质档案为主，更容易受自然和人为因素的影响出现危机。
2、从档构成分析，高校档案危机可分为档案实体安全危机和信息安全危机。
档案实体安全危机即档案载体的危机，包括档案本身存在如纸张、光盘、磁带的老化问题;由于保管不当造成，如光线强烈、高湿、高温等。
档案信息安全危机包括档案的数字化信息安全隐患，以及所有档案的信息安全隐患。
当档案信息与载体结合为一体时，载体的安全决定着信息的安全，载体的损坏也相应使信息内容丢失，如纸张褪色、磁带断裂、照片受霉菌的侵害等;当档案信息与载体分离时，档案信息易被修改、盗窃或损毁，面临着信息真实性、完整性、凭证性、保密性等危机。
作为高校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的档案工作，信息化建设势在必然。
否则，在电子档案迅速崛起的情况下，人工管理为主的高校档案遇到的管理技术危机会更突出，在诸多环节都存在危机因素以至于影响到自身的存在。
3、从工作流程分析，高校档案危机可分为在收集、整理、鉴定、保管、利用、销毁中的危机。
由于高校档案管理人员业务水平良莠不齐，收集不齐全、保管不到位、在利用过程增加了对档案的损害、没有按文件价值进行鉴定等现象，造成了高校档案管理质量不高、档案容易受损等危机。
二、高校档案危机的表现和成因分析
1、经费投入不足。
随着数字化档案建设步伐的加快，高校档案管理各项软硬件设施急需得到改善，目前档案管理配备的设施、预算经费已不能满足数字档案建设的需要。
档案信息资源化建设、数字化建设经费难以得到切实有效的保障，造成档案管理硬件设施相对落后，难以进行更深层次档案信息编研和服务创新，导致档案工作危机频发。
例如，档案室建设方面。
档案室是保管高校所有档案的场所，是所有党群行政档案、人事档案、教学档案、科研档案等各类档案的安身之处。
由于高校经费投入不足，导致档案室建设滞后、基础设施落后，是档案实体保管中的重要危机。
2、档案管理方式落后。
随着计算机技术在学校各项工作中的广泛应用，虽然一些高校档案部门配置了现代化管理设备，但多数高校的档案管理仍采用传统的手工管理方式，自动化程度不高。
首先是立卷程序和方法仍采用传统方法，即根据文件的主要特征或文件的类型进行区分和初步组合，然后调整、排列并编号，编制案卷封面并装封，最后编制案卷目录。
这种程序繁琐，工作量大，而且因立卷人观念的差异，往往是一卷相同的档案出现不同的形式，导致利用上的重重困难。
档案管理采用原分库存方法已不能适应社会的发展，这种传统的档案管理手段、方式已愈来愈滞后于高校工作的发展需要，难以适应信息化的要求。
这种落后的管理方式必将影响档案信息的利用。
其次，结构不合理、门类单一，缺乏特色馆藏。
馆藏档案是开展档案利用服务的物质基础，没有馆藏，档案服务是无水之源、无本之木。
受传统档案管理意识的影响，档案收集的主动意识淡薄，馆藏档案资源量不足。
同时衡量馆藏建设的标准也以档案数量和排架长度来衡量，许多学校只重视收集的数量，轻视收集的.质量。
大多数学校注重党群类、行政类、教学、科研类等常规档案的收集，而对特色档案、重点档案、具有典型性、代表性的档案收集较少。
再次，档案资源开发编研不合理，档案信息的加工、编研缺乏统一的标准，不能形成完善的档案信息资源体系，有些开发编研产品不利于用户检索、利用。
3、现代信息数字化发展缓慢。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高校档案工作的模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档案工作领域不断拓宽，各大高校相继启动馆藏档案数字化建设、数字化档案馆建设等。
但是大多数高校档案馆馆藏档案数字化建设的步伐不快;档案数字化建设没有统一的时间限制和目标规划;馆藏档案扫描件没有统一的分辨率设置标准;电子文件存储还存在较大的安全隐患;有些高校档案信息网页设置花哨而不实用，栏目设置不能完全体现用户的需求，不合理现象仍然存在。
信息化时代对档案管理者的综合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高素质的档案工作人员和完善的操作规则是档案管理现代化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但是，目前高校档案管理人员普遍缺乏现代技术，综合素质较低，既懂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又精通档案业务的复合型人才缺乏的现象较为突出。
这极大地制约了高校档案现代化进程。
但受传统用人体制的制约，档案工作人才缺乏竞争，既懂档案管理又熟悉计算机操作管理的复合型人才难以吸引进来，致使档案部门人员老面孔，观念落后，技术缺乏，面对当前飞速发展的社会科技有被淘汰的危险。
三、应对高校档案管理危机策略
1、建立完善的服务危机管理法规制度。
完备的档案危机管理法规是做好档案危机管理的关键。
一套完善的档案服务危机管理法规是采取有力措施减少或规避服务危机的发生的制度保障。
在档案馆各项规章制度建设中应加入专门的档案服务危机管理预防制度、危机反应和弥补制度等，使服务危机管理有制度保证，增强服务危机管理能力。
在档案馆日常工作中，要对服务过程中存在的潜在危机因子进行分析和预测，分析档案资料、分析馆员、装备等，并落实到服务危机管理制度和运行机制中，编制防范预案，优化服务流程、有效控制，使服务危机管理科学化、法制化，预防危机的发生。
2、提高领导档案意识。
学校各部门领导要有档案创新与危机意识，强化高校档案危机意识和高校档案信息系统的安全管理，实行高校档案安全领导负责制，成立高校档案安全工作领导小组，形成严密的医院档案安全工作网络，将高校档案安全工作落到实处。
3、加大档案实体安全管理力度。
一是在档案安全移交和接收管理上，对属于归档范围的文件材料做到及时、完整、齐全归档，做到无积存零散文件。
应移交、接收的档案能够做到交接登记明确、责任到人，确保交接流转过程中档案不丢失、不损毁。
对新接收的档案做到杀虫、杀菌、除尘后入库上架。
二是在档案实体相关保障上，对档案实体安全状况坚持定期检查，并对检查情况进行登记;做到定期清点核查。
三是在利用中的档案实体安全上，坚持专人负责利用工作，并坚持利用登记制度。
对重要的、珍贵的、利用频繁的档案实行双套或多套备份制，也可进行复制，用复制件代替原件提供利用。
4、加强档案信息网络安全建设。
网络信息时代，信息化是当今世界发展的必然趋势，档案信息网络为高校档案利用提供便捷的服务平台，但是网络发展和应用也会受到病毒、木马、物理故障、人为破坏、黑客入侵等各方面的威胁，往往造成大量数据的丢失，加大了档案馆服务危机的潜在性。
首先，加强档案信息网站建设，建立科学、规范、实用的档案信息发布平台，是有效应对服务危机发生的关键。
其次，加快档案数字化建设步伐，扩大档案数字化建设范围，对馆藏档案实施有计划、有步骤扫描、录入，建立各类专题数据库，并于校园网络实施对接，实现档案信息服务网络化。
再次，加大经费投入，改善软硬件设施条件，保障档案数据安全，降低服务危机风险。
“数据是资产，备份最重要”，及时有效的备份是保证档案数据安全的最佳策略。
目前，高校数字化档案馆建设正在如火如荼地开展，由档案数字化建设形成的各类专题档案数据要保存十年、数十年甚至永久保存，且数字资源量占有的空间越来越大，这些数据都是档案馆宝贵的资源，也是档案馆花大力气长时间扫描、录入、编研的档案成果，一旦保存不慎造成数据丢失将是档案馆乃至学校的重大损失，使档案馆服务危机突发的几率大大提高。
因此加大经费投入，增加档案信息储存硬盘、光盘、磁带、服务器等设备，保证档案信息数据库的多套备份，能有效降低数据保存过程中可能造成的损失，从而有效规避服务危机的发生。
5、提高档案工作人员危机意识。
各高校应把服务危机管理纳入日常化管理，每一位工作人员要具备服务危机敏感意识。
档案工作人员是提供服务的主体，其业务素质、服务态度、服务方式直接影响服务质量优劣。
首先，档案工作负责人档案馆建设的领军人物，应该敏锐地意识到哪些信息将是服务危机产生的征兆信息，及时做好危机预防工作;当档案工作发生服务危机时，负责人应果断采取措施，尽可能将危机解决在萌芽、个例状态，防止积累、扩大，减少负面影响。
其次，档案机构内部要强化服务危机管理意识，做好工作人员危机教育，提高工作人员面对危机的心理承受能力、应变能力和沟通合作能力。
再次，每位档案工作人员要具备良好的忧患意识，对有可能发生的各种危机做好物质和精神上的准备，积极防御，树立科学的危机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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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何瑞金.浅析满意度考量下的高校档案服务[J]，兰台世界，2011(8)：51-52.
[4]郭崇兰.浅析高校档案馆服务危机管理[J]，兰台世界，2013(4)：87-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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