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试析重大责任事故罪的主观要件，本文共5篇，欢迎参阅，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篇1：试析重大责任事故罪的主观要件
一、我国关于重大责任事故罪的立法概况
我国的重大责任事故具有事故频发率高、死亡人数高、经济损失巨大、社会影响恶劣等特点，严重影响了我国和谐社会的建设。法律是预防和惩治犯罪的最好武器。然而，《刑法》第134条对重大责任事故罪的规定已然落后，无法调整现今的重大责任事故。众多学者呼吁完善重大责任事故罪的立法。
6月《刑法修正案(六)》的出台，修改了《刑法》第134条重大责任事故罪。《刑法修正案(六)》比起19刑法关于重大责任事故罪的规定，无论在主体上，还是在客观行为上对重大责任事故罪的构成要件都进行了较大幅度的调整，修正了该罪的量刑幅度，加大了打击的力度。
虽然《刑法修正案(六)》对重大责任事故罪的规定进行了完善，但仍存在不足之处，如没有规定重大责任事故罪的主观罪过形式为故意还是过失，这给司法实践审理重大责任事故罪带来了困难。笔者认为，可以从我国学术界对重大责任事故罪主观方面的研究和外国立法的借鉴，得出重大责任事故罪主观罪过形式为故意还是过失，从而指导我国重大责任事故罪的立法。
二、重大责任事故罪的主观要件分析
(一)重大责任事故罪的主观方面为过失
对于本罪的罪过形式，我国刑法理论界存在着一定的意见分歧。概括起来看，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本罪的主观罪过形式既可以是过失，也可以是间接故意。该观点认为，绝大多数的重大责任事故中主体的主观方面为过失，但在严重的重大责任事故中，可能包括间接故意。
第二种观点认为，本罪的主观方面为既有过失也有间接故意的罪过形式，即复合罪过形式。
第三种观点认为，本罪的主观方面只限于过于自信的过失这一罪过形式，不包括疏忽大意的过失。重大责任事故罪的注意义务既然是从违反生产、作业安全的规章制度开始，故行为人对自己违章的认识就不可能没有预见;本罪的客观表现“明知故犯”指对“安全管理的规定、规章制度”的明知，表明行为人不可能对“安全管理的规定、规章制度”有疏忽的余地。
第四种观点认为，重大责任事故罪的罪过形式只能是过失。这种过失针对的是行为人对自己的行为所引起的重大事故后果的心理态度，即应当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产生重大责任事故的后果，因为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到或者轻信可以避免。至于不服管理、违反规章制度或者强令工人违章冒险作业，则可能是明知故犯。
笔者认为，本罪的主观方面应当为过失，包括过于自信的过失和疏忽大意的过失。
首先，本罪的主观方面不存在间接故意。按照我国《刑法》的规定，所谓间接故意，是指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放任这种危害结果发生的心理态度。犯罪故意由两个因素构成：一是认识因素，即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二是意志因素，即希望或者放任危害结果的发生。重大责任事故罪的客观行为表现为对规章制度的明知故犯或强令他人违章冒险作业，所以该罪的行为人应当认识到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但是，从实践中看，即便在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违反规章制度的情况下，行为人对自己的违章行为造成的严重危害结果往往也是持一种反对、排斥、根本不愿其发生的过于自信的过失的心理态度。就是说，行为人的意志因素又表现为不希望危害社会结果发生，即行为人在行为上积极追求经济利益而违反规章制度，但对可能发生的危害后果却是不追求或极力避免，所以在重大责任事故罪中行为人的主观方面不应该认定为间接故意。
虽然，也有学者指出，不少重大责任事故中，责任人在行为上积极追求经济利益而违反规章制度，同时对于明知会发生的危害结果，却是放任其发生，主观上已构成间接故意。对此，理论上说的通，实际中也存在。在某些企业中频繁发生断指、有毒有害物质污染等事故，企业主明知设备陈旧、劳动培训不够将发生事故，但为缩减成本宁愿支付职工赔偿费也不愿改善劳动环境。企业主的这些做法其主观上以构成间接故意，而不能认定为过失，因为企业主对重大责任事故的发生与否是碰运气，而没有其他客观条件显示能够避免事故。那么，这种情况能否认定为重大责任事故罪主观方面存在间接故意的例外呢?笔者认为，不是，因为该情况下企业主并不构成重大责任事故罪，而是其他罪。
根据世界各国刑法分则的立法惯例，一种犯罪的罪过形式要么是故意，要么是过失，一般不存在同一犯罪既可是故意又可是过失的情况。我国《刑法》现今除了第398条规定的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罪和过失泄露国家秘密罪、第432条规定的故意泄露军事秘密罪和过失泄露军事秘密罪，也遵循这样的立法惯例，而且这两款罪名的规定一直受到学者的批判。因此，对于重大责任事故，应该将其主观要件限制为过失为宜。至于上面提到的企业主行为，可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或其他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 对此可以借鉴三鹿奶粉事件中法院认定往牛奶中掺入三聚氰胺的行为人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这一案例。所以，重大责任事故罪主观方面包括间接故意的观点并不正确。
其次，“本罪的罪过形式既可以是过失，也可以是间接故意”的观点也是错误的。复合罪过形式认为，在重大责任事故罪中，认识因素表现为行为人已认识或预见到重大责任事故发生的可能性，意志因素表现为不希望、排斥危害结果的发生，但又没有做出切实可行的防范措施保障危害结果不发生，这种犯罪心理态度介于过于自信过失和间接故意之间。复合罪过形式是某些学者为了解决某些犯罪主观方面问题而从英美法系中引入的新概念，具有一定的意义。
篇2：销售伪劣种子罪主观要件
销售伪劣种子罪主观要件
武合讲
《种子法》第五十九条规定，生产、经营假、劣种子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刑法规定的销售伪劣种子罪，是故意犯罪。故意犯罪要求行为人主观上出于“明知”，即知道或者应当知道销售的是伪劣种子。法律规定此要件，是为了避免将那些确实不知道是伪劣种子而进行销售的以销售伪劣种子罪追究刑事责任。因此，认定行为人是否“明知”，对区分罪与非罪的界限，具有重要意义。但认定“明知”，不能仅凭被告人的口供，而应根据《种子法》的有关规定和案件的前后客观事实，予以综合分析。作者利用一起涉及种子生产者、种子生产商、种子销售商和种子出售商销售伪劣种子的案例，分析谁应当对种子质量负责，即谁应负销售伪劣种子罪的刑事责任。
案例简介
在种子出售商侯某的引领下，种子使用者来到种子销售商焦某处要求购买向日葵品种LD5009 的种子，支付购种价款367500元。焦某与种子生产商曹某联系货源后，与侯某一起到曹某的种子门市部提取向日葵种子。曹某与侯某签订购买“葵花 5009种籽819.5kg”的合同，焦某以中证人的身份在合同书上签了字。曹某在焦某要求下给侯某出具了销售“葵花籽5009”的销售发票。侯某将购进的该向日葵种子出售给种子使用者种植。种子使用者经试种发现该向日葵的叶形同LD5009向日葵的叶形不一样。在种子使用者追问下，种子生产者和生产商武某承认该种子不是LD5009向日葵种子，而是SF669向日葵种子，但可保证该种子的产量不低于真正的LD5009产量，并由曹某出具了保证书。种子使用者将该向日葵种子种植148hm2亩。该向日葵成熟后，产量明显低于同期同地区种植的LD5009产量。经鉴定，涉案向日葵种子为假种子，减产造成可得利益损失3526590.33元。检察机关以销售伪劣种子罪将焦某和曹某（武某在逃，对侯某不起诉）诉至法院，法院判处焦某和曹某各十五年有期徒刑并处罚金17万元。作者认为，焦某不是涉案种子生产商，仅是包装种子的销售商，不应对涉案种子的质量负责；焦某没有以SF669种子冒充LD5009种子的故意，认定其犯销售伪劣种子罪，缺乏主观要件。
1实行种子加工、分级、包装的种子经营者，应对包装种子质量负责。
涉案种子标签标注的生产者和加工、包装者是以武某为法定代表人的某良种繁育场。依据《种子法》规定，应由某良种繁育场对加工、包装的种子质量负责。本案查明的事实是，焦某与侯某一起到曹某的种子门市部提取包装好的向日葵种子。焦某没有实行种子加工、分级、包装的行为，不可能知道包装种子的内在质量。依据法律规定和社会常识，焦某不应对包装种子质量负责。
2 具有种子标签标注义务的种子经营者，应对标签标注的内容与销售的种子不符的假种子负责。
《种子法》规定，销售的种子应当附有标签。标签标注的内容应当与销售的种子相符。焦某和侯某一起到曹某的种子门市部提取向日葵包装种子的事实，证明涉案种子的标签不是由焦某标注的。焦某不是种子生产商，没有实施对涉案种子标注标签的行为，没有保证标签标注的内容与销售的种子相符的义务。涉案种子不是焦某标注的，其不可能知道标签标注的内容与销售的种子是否相符。以销售品种与标签标注的内容不符的假种子为由追究焦某销售伪劣种子罪的刑事责任，不仅不符合立法性事实，而且从常识上看就存在影响案件真实性的可能性。
3提供虚假品种说明和虚假咨询服务的种子经营者，应对种子质量负责。
《种子法》规定，种子经营者负有品种说明与有关咨询服务的义务并对种子质量负责。《农作物种子标签管理办法》规定了品种说明的方式。《GB20464-农作物种子标签通则》规定了品种说明的具体内容。
3.1没有履行品种说明义务的种子生产商，应对种子质量负责。
涉案种子是由某良种繁育场生产和加工处理、包装、标识的；只有作为生产者的某良种繁育场才知道涉案品种的主要性状、主要栽培措施和使用条件；只有作为种子加工、分级、包装者的某良种繁育场才知道涉案包装种子的质量状况。某良种繁育场没有履行品种说明的义务，没有遵守《农作物种子标签管理办法》和《GB20464-2006农作物种子标签通则》的规定，将有关品种的主要性状、主要栽培措施、使用条件的说明在标签上标注，或另行印制材料提供给种子使用者；特别是没有告知种子使用者该品种未在推广地区经过试验证明具有先进性和适用性以及适宜种植的生态区不包括推广地区，是造成减产事故的首要原因。焦某不是该品种的选育者和该种子的生产者，不知道涉案品种的主要性状、主要栽培措施和使用条件，不知道涉案种子的质量状况，法律没有规定其负有品种说明的义务，不应对该品种在推广地区造成减产的`损害结果负责。
3.2利用合同和发票对品种名称作虚假说明的种子经营者，应对未能及时阻止和避免种子质量事故发生负责。
由于曹某与侯某签订的是购买“葵花 5009种籽”819.5kg的合同，()曹某给侯某出具的是销售“葵花籽5009”的正式发票，葵花 5009与种子使用者和侯某要求购买的、焦某联系的向日葵品种名称葵花 5009相同，所以焦某才在曹某与侯某签订的购买“葵花 5009种籽”819.5kg的合同上以中证人的名义签了字。上述事实证明，曹某以合同和发票的方式向焦某表明其交付的是葵花 5009的种子。焦某对曹某交付种子的真实性，并不知情。焦某不可能发现曹某向种子使用者销售的是假种子，不可能采取措施阻止或避免假种子交付种子使用者和种子使用者将假种子用于农业生产造成减产事故。
3.3提供虚假咨询服务的种子经营者，应对最终发生种子质量事故负责。
在种子使用者通过试种已经发现涉案种子生长发育的葵花叶子与LD5009的叶形不一样，武某承认该种子不是LD5009而是SF669的情况下，此时完全可以通过退种或改换其他适宜推广地区生态、生产条件的合格种子，防止发生种子质量事故。但是，武某、曹某采取保证该种子的产量不低于真正的LD5009产量并向种子使用者出具保证书的方式提供虚假咨询服务，促使种子使用者将假种子播种下地造成种子质量事故。武某、曹某明知是假种子且将要造成种子质量事故，却采取虚假承诺和提供虚假咨询服务的方式阻扰种子使用者采取措施防止事故发生，应当承担销售伪劣种子罪的刑事责任。焦某对上述事实既未参与又不知情，追究焦某销售伪劣种子罪的刑事责任，缺乏主观要件。
篇3：消防责任事故罪量刑标准
来源:重庆智豪律师事务所 编辑：张智勇律师 （重庆律师协会刑事委员会副主任）
消防责任事故罪量刑标准：根据刑法第一百三十九条 违反消防管理法规，经消防监督机构通知采取改正措施而拒绝执行，造成严重后果的，对直接责任人员，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后果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在安全事故发生后，负有报告职责的人员不报或者谎报事故情况，贻误事故抢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消防责任事故罪：是指单位、住户、个人及公共场所和娱乐场所管理人违反消防管理法规，对存在火险隐患或有其他不安全因素的场所和设施，以及有不安全因素的行为，经消防监督机构通知采取改正措施而拒绝执行，造成严重后果的行为。 消防责任事故罪的构成要件：
一、本罪的主体为一般主体。行为人既包括自然人，年满十六周岁、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人，也包括单位。
二、本罪在主观方面表现为过失。可以是疏忽大意的过失，也可以是过于自信的过失。
三、本罪侵犯的客体是国家的消防监督制度和公共安全。
四、本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违反消防管理法规且经消防监督机构通知采取改正措施而拒绝执行的行为。
篇4：消防责任事故罪量刑标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对违法行为的具体情节有详细规定，以行政手段进行制裁。对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消防法》第四十条 违反本法的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责令停止施工、停止使用或者停产停业，可以并处罚款：
（一）建筑工程的消防设计未经公安消防机构审核或者经审核不合格，擅自施工的；
（二）依法应当进行消防设计的建筑工程竣工时未经消防验收或者经验收不合格，擅自使用的；
（三）公众聚集的场所未经消防安全检查或者经检查不合格，擅自使用或者开业的。 单位有前款行为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
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警告或者罚款。
第四十一条违反本法的规定，擅自举办大型集会、焰火晚会、灯会等群众性活动，具有火灾危险的，公安消防机构应当责令当场改正；当场不能改正的，应当责令停止举办，可以并处罚款。 单位有前款行为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警告或者罚款。
第四十二条违反本法的规定，擅自降低消防技术标准施工、使用防火性能不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建筑构件和建筑材料或者不合格的装修、装饰材料施工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责令停止施工，可以并处罚款。 单位有前款行为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警告或者罚款。
第四十三条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违反本法的规定，未履行消防安全职责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或者处警告。营业性场所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可以并处罚款，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罚款：
（一）对火灾隐患不及时消除的；
（二）不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配置消防设施和器材的；
（三）不能保障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的。 在设有车间或者仓库的建筑物内设置员工集体宿舍的，依照第二款的规定处罚。
第四十五条电器产品、燃气用具的安装或者线路、管路的敷设不符合消防安全技术规定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责令停止使用。
第四十六条违反本法的规定，生产、储存、运输、销售或者使用、销毁易燃易爆危险物品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可以处警告、罚款或者十五日以下拘留。 单位有前款行为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可以处警告或者罚款，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第四十七条违反本法的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警告、罚款或者十日以下拘留：
（一）违反消防安全规定进入生产、储存易燃易爆危险物品场所
（二）违法使用明人作业或者在具有火灾、爆炸危险的场所违反禁令，吸烟、使用明火的；
（三）阻拦报火警或者谎报火警的；
（四）故意阻碍消防车、消防艇赶赴火灾现场或者扰乱火灾现场秩序的；
（五）拒不执行火场指挥员指挥，影响灭火救灾的；
（六）过失引起火灾，尚未造成严重损失的。
第四十八条违反本法的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警告或者罚款：
（一）指使或者强令他人违反消防安全规定，冒险作业，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
（二）埋压、圈占消火栓或者占用防火间距、堵塞消防通道的，或者损坏和擅自挪用、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的；
（三）有重大火灾隐患，经公安消防机构通知逾期不改正的。 单位有前款行为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警告或者罚款。 有第一款第二项所列行为的，还应当责令其限期恢复原状或者赔偿损失；对逾期不恢复原状的，应当强制拆除或者清除，所需费用由违法行为人承担。
第四十九条公共场所发生火灾时，该公共场所的现场工作人员不履行组织、引导在场群众疏散的义务，造成人身伤亡，尚不构成犯罪的，处十五日以下拘留。 第五十条火灾扑灭后，为隐瞒、掩饰起火原因、推卸责任，故意破坏现场或者伪造现场，尚不构成犯罪的，处警告、罚款或者十五日以下拘留。 单位有前款行为的，处警告或者罚
款，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第五十三条有违反本法行为，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违反消防管理法规，经消防监督机构通知采取改正措施而拒绝执行，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追诉：
（一）造成死亡一人以上，或者重伤三人以上；
（二）造成直接经济损失五十万元以上的；
（三）造成森林火灾，过火有林地面积二公顷以上，或者过火疏林地、灌木林地、未成林地、苗圃地面积四公顷以上的；
（四）其他造成严重后果的情形。
篇5：重大责任事故罪主体应修改为“生产经营单位从业人员”
重大责任事故罪主体应修改为“生产经营单位从业人员”
――从一起包工头失职案件说起
杨飞
张某系个体电焊包工头，2004年承包了某集体性质船舶修造厂的电焊车间，并与船厂签定了合同。合同约定：张某上缴一定数量的承包费，该修造厂的所有电焊业务全部由张某承揽，电焊业务收费由张某和修船客户双方协商决定，因电焊操作而发生事故的，由张某负责。2004年7月某日，一柴油运输船因漏水进入该修造厂修理，厂长作为安全负责人，未按规定对该船进行严格检查，并查验有关允许修理的合格证件，即把焊接船舱的业务交由张某处理。张某和运输船船主商量好工钱后，亦未检查船舱是否有剩余柴油，即命令手下的4名焊工（两名无焊工操作证）上船动火操作。由于操作不慎，导致电焊火星溅入油舱而引发舱内油蒸汽爆炸，甲板开裂，造成2名焊工当场死亡，另3人受轻伤的严重后果。
对本案中修造厂厂长构成重大责任事故罪无异议，但对张某的行为是否构成该罪有不同观点。
一观点认为，张某独立承包了修造厂电焊业务，其与修造厂签定的是加工承揽合同，而不是劳动合同，张某与修造厂双方地位平等，故张某也就不属于修造厂的“职工”，他的包工队也不是“企业、事业单位”，所以不符合重大责任事故罪的主体要件，不构成该罪。
另一观点认为，刑法134条中规定的“企业、事业单位的职工”应该做广义理解，1986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关于刑法第114条规定的犯罪主体的适用范围的联合通知》（下称《联合通知》）中指出，重大责任事故罪主体包括国营、集体的工厂、矿山、林场、建筑企业或者其他企业事业单位的职工；也包括群众合作经营组织或者个体经营户的从业人员；最高人民检察院在1988年《关于无照施工经营者能否构成重大责任事故罪主体的批复》和《关于在押犯能否构成重大责任事故罪主体的批复》（下称“两个《批复》”）中也有类似解释。可见，张某虽然是个体包工头，也符合重大责任事故罪的主体要件，结合其客观行为，应该认定构成重大责任事故罪。
笔者认为，张某的行为构成重大责任事故罪。
其一、不能用劳动关系来解释刑法中规定的“企业、事业职工”。“职工”不专指与单位有劳动关系、享受各种劳保待遇的人，更不能以有无劳动合同来衡量是否有职工身份，从劳动法角度认识“职工”，将会使许多不规范用工单位的从业人员逃脱刑法制裁。在企业、事业单位从事生产劳动的人，包括受委托、临时聘用人员，均应视为“职工”。本案中张某个人组织的电焊包工队，虽然从修造厂承包了电焊车间，在用人权等方面有一定自主性，但其所带领的电焊车间对外只能以修造厂的名义开展业务，“承包”只是企业内部采取的一种经营方式而已，并不改变张某属于该修造厂职工的性质。
其二、即使张某不是修造厂的职工，其个体包工头的身份仍可构成重大责任事故罪。个体经营户从业人员、个体包工头能否成为重大责任事故罪的主体在现行法律依据上存在一定冲突，这是本案中暴露出另一个疑难问题。上述《联合通知》是针对1979年刑法114条（该条规定了重大责任事故罪）所做的解释，但现在已经被废止，而上述最高检的“两个《批复》”中均是在直接引用《联合通知》的前提下做的解释。按常理，既然引用对象已经不存在，“两个《批复》”也应该视为废止，不再适用，但是《联合通知》虽然已经明令废止，而高检对“两个《批复》”却仍予以保留，而且早在1987年，最高检颁布了《关于无证开采的小煤矿矿主是否构成重大责任事故犯罪主体的请示》的复函（亦未废止），对此也与“两个《批复》”持相同观点，认为重大责任事故罪主体包括个体经营户等从业人员。从形式上看几个司法解释确实有冲突。但是，比较1997年刑法134条与1979年刑法114条对重大责任事故罪的规定，其实质内容并无变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认真学习宣传贯彻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通知》精神，可以继续参照适用该《联合通知》。综上，个体包工头做为重大责任事故罪的主体在法律依据上应无障碍。
本案再次暴露出一个问题：现行刑法134条中对重大责任事故罪主体的规定――“工厂、矿山、林场、建筑企业或者其他企业、事业单位的职工”，确实存在范围过窄的问题，明显不适应目前经济主体多元化的.现实，对大量存在的个体经营户、包工头违反规定，造成重大事故的行为未明确纳入刑法调整范围。这个问题早在1979年刑法适用期间就出现，为指导司法实践，“两高”以司法解释的形式做了进一步明确，将个体经营户从业人员等纳入刑法规范，适应了实际需要，而刑法修订时却并没有采纳司法解释的合理成分，基本照搬了原法条。但在后来的司法解释清理中“两高”又尺度不同，存、废动作不一，解释的意图仍显得不够明朗。目前，既有依据认为原解释的内容仍可以参照适用，从严格罪刑法定原则出发，原解释又有越权解释之嫌，这必然引起司法人员认识上的混乱。
笔者认为，刑法规定重大责任事故罪目的就是为制裁安全生产领域的重大违法行为，那么内容就应当与安全生产方面的行政法规范相衔接，现行《安全生产法》第2条规定：国内“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单位”均适用该法，并把“职工”改称“从业人员”，这些规定涵盖面更广，提法更科学，完全可以满足目前的司法实践的需要，刑法应该吸收采纳。
★主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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