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就是小编整理的《诗经》战争诗的主题类型及其情感特质，本文共8篇，希望大家喜欢。
篇1：《诗经》战争诗的主题类型及其情感特质
《诗经》战争诗的主题类型及其情感特质
战争诗是《诗经》极具典范意义的诗歌类型之一，它以描写周人的战争生活和抒发因此而生发的情感体验为主。
文学作品的各种激情基本上是由作品的题材和主题造成的。”其实，不仅仅是文学作品的激情源自于作品的题材和主题，换言之，文学作品的主题是形成其情感特质的基本元素和美学品格的源泉。“艺术地反映生活的原则包含着作品的主题与题材的相互关系。”因而，主题与题材的交叉性、复合型往往形成了文学作品主题的繁复性和多重性。
《诗经》作为我国古代最早的诗歌总集，不仅是中国文学的光辉起点，而且在文学题材方面开创了多种文学主题，泽被后世文学，源远流长。如农耕、婚恋、战争、徭役、宴飨、祭祀等等，都是《诗经》所创的题材。而其中以战争为题材的诗歌不仅影响了中国后世战争题材诗歌的创作，由其开创的与战争相关的主题，成为后世战争诗歌创作的典范。
所谓战争诗特指以战争事件为题材，描写战争场面或围绕战争而展开叙写的诗歌。同时，从另一个侧面描写征人思妇之愁，写战争带给人民的悲惨生活，抒发对战争怨恨的诗歌也应该包括在战争诗之内。众所周知，战争作为一种重大的军事行为，有着强烈的政治意义，故而在战争诗中表现出明显的政治思想，因此，战争诗又可称为武勋诗。
《诗经》时代，以农耕为主的生产方式决定了周人定居的生活模式。“其民尤有先王之风，好稼穑，植五谷。”(《史记·货殖列传》)农耕文明培养了周人安土重迁的民族品格，如《汉书·元帝纪》所言“安土重迁，黎民之性;骨肉相附，人情所愿也。”农耕的天性培育了周人有别于其他民族的情感意蕴，古老的农业生活培养了他们遵守农时和热爱田园的心理习惯，也培养了他们对大地的深厚情感。“农业的发展，一方面使中国人很早就摆脱了依赖自然采集和渔猎的谋生方式，有了更为可靠的食物来源，促进了文明的进步;另一方面也改变了因采集和渔猎不得不经常迁徙的生活方式，形成了高于周边民族的定居农耕文化。从而也很早就培养了中国人那种根植于农业生产的安土重迁、勤劳守成的浓重的乡土情蕴。”的确，正是这种根植于农耕的生活，使得他们把自己的生命与故土紧紧联系在一起，他们热爱家园，不事扩张;他们重视亲情伦理，不愿冒险;他们热爱和平，依恋故土。
基于深层次的文化心理，周人一方面将“万里行王事”的战争视为神圣的使命，缘于宗族伦理意识和社会伦理道德去参战，不仅是责任，也是无上荣光之事。另一方面，远离家乡的痛苦时时摧裂着征人的心，故乡亲人的召唤萦绕在心头，将士们远去的背影永远是闺中妻子梦中依稀的影子。这三者共同构成了《诗经》战争诗主题的主旋律，从而形成了以体验神圣使命感为核心的爱国主题，以凸显出征将士情感的怀乡主题，以表现闺中思妇情感的闺怨主题这三大主题类型，围绕这三大主题，诗人表达着他们有关家国、民族、人生、生命的思考，折射出周人朴素的情感体验。
一、爱国主题
爱国主题的形成与忧患意识关系极为密切，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固有的优秀传统，爱国主题亦是中国文学最基本的文学主题。品读《诗经》305篇，最能使人壮怀激烈、豪情倍增者莫过于战争诗，其中如《大雅·江汉》、《大雅·常武》、《小雅·采薇》、《小雅·六月》、《豳风·破斧》、《邶风·击鼓》、《秦风·小戎》、《秦风·无衣》等诗歌中充盈的爱国激情，是祖先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成为激励着后世无数英雄的精神动力，这些诗篇奏出是中国诗坛上最强健的音调。
《小雅·出车》、《小雅·采薇》是《诗经》爱国主题的典范，是以周代将士的鲜血和生命谱写出的动人诗篇。史载周朝自厉王之后，王室渐衰，北方玁狁部族，便乘机骚扰中原地区。至周宣王时，周朝与玁狁之战时有发生。这两首诗都是以反映周室与猃狁的战争事件为内容，诗歌表现出诗人强烈的忧患意识，这也是形成《诗经》爱国主题的重要元素，同时也是构成中国悲情文学的忧患意识和爱国深情的重要内容。吕思勉先生指出：“四夷之为中国患者，莫如北族。北族之为中原患者，多在漠南北，中原人对于朔方，遂有一种恐惧心，以为敌之起于是者，皆不可御也。”
《小雅·出车》是一首描写周室军队出征与凯旋情景的诗歌，着重赞美南仲率众征伐玁狁而大获全胜的事迹。诗首章奠定了其爱国主题的基调：“我出我车，于彼牧矣。自天子所，谓我来矣。召彼仆夫，谓之载矣。王事多难，维其棘矣。”首章总起，以将帅口吻，极言王事危急，急如星火班的紧急备战情景，突出将士们的声威，彰显豪迈的士气。第二章在叙写兵强马壮、旗帜飘扬的牧郊壮景。既表现威武之师的雄姿，又描写普通士兵“忧心悄悄，仆夫况瘁”的忧患意识。第三章，作者多次转换视角，先首先军容之盛：“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出车彭彭，旂旐央央”;次写将帅的镇定自若：“天子命我，城彼朔方”;最后笔锋直接转至士兵们获胜后欢呼的情景：“赫赫南仲，猃狁于襄”。至此，诗歌的爱国主题已鲜明而突出。而第四章转向个体士兵的心怀倾诉，从归途所见之景与所思写起：“昔我往矣，黍稷方华。今我来思，雨雪载涂”，虽然表现出由今昔对比而产生的一丝哀怨，但诗章的主旨却在“王事多难，不遑启居。
岂不怀归，畏此简书。”很显然，简书之命胜过一切，《毛传》解释“简书”言：“戒命也。邻国有急，以简书相告，则奔命救之。”此章补充了前三章将士们意气风发的原因，进一步突出了诗歌的爱国主题。五章叙述角度又一转，以闺中妻子之口，反复赞叹威名赫赫的南仲“赫赫南仲，薄伐西戎。”其中虽然流露出闺怨之情，但其中心的命意，则是凸显爱国之情。如此写法，既避免了重复，又把主题表达得淋漓尽致。正如王夫之《诗绎》所言：“······南仲之功，震于闺阁，室家之欣幸，遥想其然，而证人之意得可知矣。乃以次而称南仲，又影中取影，趋紧人情之极至者也。”此评可谓精确。而末章又从正面着笔写征人归途实景，“春日迟迟，卉木萋萋。仓庚喈喈，采蘩祁其祁。”以华美的语言描写物色的浓艳和植物的繁茂，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和勃勃生机，一股豪迈昂扬之情溢于言表。而诗人怀抱的那一份忠厚之心，爱国之情，令人顿生崇敬之意，千载之下，依然动人心魄!
《小雅·采薇》一至五章从多角度、多层面描写战争的紧张、士气的高涨、武器的精良等，展示将士的爱国情感，但是第六章笔锋一转，抒写久戍得归的士兵的复杂心情，“行道迟迟，载渴载饥。我心伤悲，莫知我哀”，似尤有深意，诗人心中深层次的忧患究竟几人知晓?他们哀伤的定然不是自己遭受的痛苦，国家的危难才是萦绕在他们心头的忧患，“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走进诗人的内心深处，方能读懂诗人更深沉的情怀，那些所谓厌战、愁苦之说也不过是隔靴搔痒而已，如此解读只是停留在诗歌语言的层面，并没有真正体会诗人内心深处的情感思想，实不可取。而“这些士兵们非但未被胜利的喜悦所激动，反而深味着空虚与悲凉。”也许这里有“近乡情更怯”(宋之问《渡汉水》)的担忧，也有前途未卜的惶恐，但其中最重要的应该是对国家命运的忧患，这才是诗歌主题的主旋律。与《采薇》主题相同的还有《邶风·击鼓》、《秦风·小戎》、《小雅·出车》等诗歌。
而《大雅·江汉》、《常武》、《小雅·六月》、《小雅·采芑》、《豳风·破斧》、《秦风·无衣》等诗篇则以直接彰显军威、赞美士气作为诗歌的核心，意在表现出征将士们的雄健、威武和豪迈之情，与上述诗歌在格调上虽有不同，但在表现爱国主题方面并无二致。
《诗经》中的这些反映战争主题的诗篇，可称为唐代边塞诗的鼻祖。其中蕴含的忧患意识与爱国情感使诗歌获得了较高的文学价值，或细腻委婉，或激昂慷慨，打动着千百万读者的心弦，成为中国后世文学的典范!
二、怀乡主题
基于周代特殊的文化思想，在《诗经》战争诗中表现出明显的怀乡主题。在《诗经》战争诗中，我们几乎看不到周人主动出击的战争事件，而多数战争的发生则是迫不得已。在周人的价值观中，任何目的的战争无疑是对家园的极大破坏。每一次的出征都使他们远离故乡亲人，每一场战争都带给亲人残酷的伤害。无论在战场还是在归途，乡愁总是萦绕在士兵们的心头，难以拂去。因此，怀归主题的反复呈现内具有很强的民族文化心理意义，也表现出深层次的家园意识。
怀乡主题表现最突出的当首推《豳风·东山》，根据《毛诗序》的阐释，这是抒写一位跟从“《东山》周公东征三年而归”的征夫之情的诗篇，这是中国文学史上较早集中表现怀归主题的诗篇，久戍得归踏上归途的诗人并没有表现出生还的喜悦，而是反复抒发对妻子的深深怀念之情，不胜凄婉与温柔之美。诗每一章皆以“我徂东山，慆慆不归。我来自东，零雨其濛。”四句起兴，蒙蒙的细雨与绵绵的情思相融合，为诗人归来的心境营造了一个凄苦而悲怆的环境氛围，为诗人情感的抒发奠定了浓郁的感伤基调，王照圆《诗说》言：“《东山》诗，何故四章俱云‘零雨其濛’?盖行者思家，惟雨雪之际，最难为怀”。诗中回忆新婚妻子美丽的形象与新婚生活的幸福甜蜜，感叹归途的路程遥远，追忆军旅生涯的艰难困苦，悬想家中现在的情景以及妻子的容貌，这一切情思感伤却富有浓浓的温情，语言清丽而情思悱恻，牛运震《诗志》言此诗曰：“一篇悲喜离合，都从室家男女生情。开端‘敦彼独宿，亦在车下’，隐然动劳人久旷之感;后文‘妇叹于室’、‘其新孔嘉’，惓惓于此。三至意焉。夫人情所不能已，圣人弗禁。东征之士，谁无父母?岂鲜兄弟?而夫妇艳情之私尤所缱切。此诗曲体人情，无隐不透，只从三军肺腑，扪摅一过，而温挚婉恻，感激动人。”诗中乡思怀归之情如一股涓涓细流，从诗人的心田流出，流过千百年来多少游子的心灵，激荡起层层涟漪，中唐诗人李益《夜上受降城闻笛》中“不知何处吹芦管，一夜征人尽望乡”的诗句不正是《东山》诗人思乡情感遥远的回响么!故乡的山水、故乡的亲人，永远在征人回首时的盈盈泪光里。
农业生产最重要的特点是顺应自然，遵循农时，重视农时是农耕的根本，而不违农时也是周统治者的治国原则。“因此，《东山》中抒情主人公由行役逾时而产生强烈的怀归之情，其中渗透着民族心理，具有普遍的审美意义。”诗中描写的荒凉景象，使诗人感物伤怀，怀归之情油然而生。
《小雅·采薇》的另一主题与《东山》有异曲同工之妙。诗歌从薇菜的生长过程起兴，“采薇采薇，薇亦作止。曰归曰归，岁亦莫止。”、“曰归曰归，心亦忧止”、“曰归曰归，岁亦阳止。”、“忧心孔疚，我行不来。”这些诗句共同指向一个抒情主题即深深的思乡之情，尤其末章将主人公的怀归之情推向一个高潮：“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行道迟迟，载渴载饥，我心伤悲，莫知我哀。”踏上归途的诗人没有回忆曾经美好的'生活，也没有过多的回想战争的艰苦，更没有想象今后生活的情景，而只有浓浓的哀伤积压在心中，无法言说也无法说出，战争给出征将士带来的心理灾难比实际的苦难更多也更为深远。读此诗，一位经久沙场之苦却得归的征人形象跃然纸上，也使读者感受到战争带给普通民众的灾难和痛苦。当然，征途的遥远，出征时间之长久，也使诗人产生厌战情绪而怀乡思归的症结所在。在《东山》中，诗人反复感叹“我徂东山，慆慆不归”与《采薇》“曰归曰归，岁亦莫止。”极言心之忧，更言征之久。其实，《东山》、《采薇》的主题意义还在于：战争不仅仅使家园荒芜，甚至抹杀了个体生命的意义;战争不仅仅使国家遭受灾难，更使普通百姓的生活陷入困厄。
《邶风·击鼓》中，诗人被迫参加伐郑，“不我以归”的痛苦使诗人心中充满了无限的忧伤。而“于磋阔兮，不我活兮!于磋询兮，不我信兮”的怒号是发自征人内心深处的声音。方玉润《诗经原始》中的解释：“然细玩诗意，乃戍卒磋怨之辞，非军行劳苦之诗······久而不归，故至嗟怨，发为诗歌。始序南行之故，继写久留懈散之形，因而追忆室家叙别之盟。言此行虽远而苦，然不久当归，尚堪与子共期偕老，以乐承平。不以诸军悉回，我独久戍不归。······今竟不能生还也。”’诗中沉潜着的浓浓忧伤，读之令人低回无限!“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深情之言成为千古情语之典范。姜亚林在其博士论文《诗经战争诗研究》一文中指出“出征时幸福的场景以及当时的誓言都成为永恒，定格在出征将士的心中。”可谓中的之解。
无论在“杨柳依依”的春日，还是在“雨雪霏霏”的秋天，无论在“一月三捷”的沙场，还是在“行道迟迟”的归途中，诗人心中拂不去的是那深沉的怀归与思乡之情，使战争诗蒙上了一层淡淡的忧伤和一缕暖暖的温情。战争诗这一怀归主题在后世的战争文学中不断复现，成了中国战争文学永恒的主题。
三、闺怨主题
“三百篇，里巷歌谣，思妇劳人之吟咏居其半。”，而《诗经》战争诗闺中思妇之叹则显得格外温婉哀伤。《白虎通征伐》云：“古者师出不逾时者，为怨思也。天道一时生，一时养。人者，天之贵物也。逾时则内有怨女，外有旷夫。”外有征夫，内有怨女，自古而然，然惟《诗经》表现得尤为贴近人心而已。较之《诗经》，唐人高适“少妇城南欲断肠，征人蓟北空回首”、王昌龄之“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陈陶“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等诗句虽写得精致工整却多了文人的色彩，与《诗经》之战争诗相比，读起来在情感的体验上似乎有点淡淡的陌生感。
《诗经》中与战争题材相关的诗歌在表现闺怨主题时，有对面着笔和正面抒写两种表达方式。所谓对面着笔即是从对方落墨，诗人悬想闺中妻子思念丈夫的情状来表达相思之苦，诗人用此法将闺中思妇忧伤而细腻的心曲一一展现出来。《小雅·出车》中，诗人采用对面着笔法，在外之久的诗人焦虑的不是自己艰苦的处境，而是闺中妻子对自己处境的焦心，所以，诗人为之悄然动容，神驰千里，不言自己如何思念之苦，而是直写“喓喓草虫，趯趯阜螽。未见君子，忧心忡忡。既见君子，我心则降。”这几句刻画了一位忧心忡忡的思妇形象，诗从彼岸飞来，使诗歌呈现出浓郁的闺怨主题。无独有偶，《豳风·东山》之“鹤鸣于侄，妇叹于室。洒扫弯窒，我征聿至”的情感模式与《小雅·出车》有异曲同工之妙，诗歌在妻子温情的思念中突出闺怨主题，尤能动人。这种曲尽人情之妙的抒情手法，不仅使诗歌情感细腻温婉，而且给读者以更广阔的想象空间和更多的回味，也使诗歌获得了更高的艺术成就。同时，在这种不胜温情中也淡化了诗人因战争而产生的强烈的怨恨，或者，当诗人意识到诗歌关涉的是在关于王事的战争事件，所以，刻意将个人的怨恨作此转化而淡化，这其实也是消解个体痛苦的一种曲折之法，但这样的消解方式却加深了诗歌的悲剧意味，温润和雅的语言下沉潜着深层次的人生悲剧，这正是《诗经》战争诗闺怨主题独特的情感特质，它赋予了《诗经》战争诗悲剧的意蕴，此类作品也可归入所谓“悲剧性的作品”，有学者把《诗经》的悲剧性作品在其风格方面称为“和雅之悲”，堪为独见。“《诗经》悲剧性作品早在两千多年前把悲剧冲突放在心灵层次上展开，这是中华民族的悲剧精神比较成熟的表现。从《诗经》开始，中国的悲剧观念主要就显示出这种内悲外和的特色，也即是所谓的‘和雅之悲’。”这种对面着笔的手法使诗歌收到了由此及彼，以一当十的艺术效果，对后世诗歌的创作影响深远，唐代诗人王昌龄的《青楼曲》：“白马金鞍从武皇，旌旗十万宿长杨。
楼头小妇鸣筝坐，遥见飞尘入建章。驰道杨花满御沟，红妆漫绾上青楼。金章紫绶千余骑，夫婿朝回初拜侯。”这首诗在构思上显然受《诗经》之沾溉，其获得的艺术震撼力亦源于此。
诚然，较之于对面着笔法，正面的抒情似乎少了些许的含蓄，但又不失酣畅淋漓之气。《卫风伯兮》云：“伯兮朅兮，邦之桀兮。伯也执殳，为王前驱。自伯之东，首如飞蓬。岂无膏沐?谁适为容!其雨其雨，杲杲出日。愿言思伯，甘心首疾。焉得萱草?言树之背。愿言思伯，使我心痗。”诗歌代思妇立言，表达了一位思妇对其夫随周王东征丈夫的思念之情，是一首思妇怀人之作，“此诗室家之怨切矣”。朱熹《诗集传》曰：“妇人以夫久从征役而做是诗，言其君子之才美如是，今方执殳而为王前驱也。”诗歌从正面着笔，以层层递进的手法，淋漓尽致地表现了主人公对丈夫的深情思念。诗歌以细腻的笔调展示出思妇微妙的内心情感世界，表达了闺中妻子对丈夫的忠贞情感。“伯兮朅兮，邦之桀兮”这显然是夸夫之言，当然此诗的夸夫与《陌上桑》中罗敷的夸夫不尽相同，罗敷夸夫意在突出夫婿的地位，其目的在于傲使君，而《伯兮》中女主人公的夸夫是为了表达深沉的相思，思妇心中的丈夫是一位“洵美且武”(郑风叔于田》)的英雄，诗句中掩不住女子对丈夫的一往情深，和以夫为荣的无比骄傲，却也抑不住思妇内心的孤独和忧伤，一位“玉容寂寞泪阑干”(白居易《长恨歌》)的思妇形象跃然纸上，以丈夫形象之美显示自己思念之深，可谓语丽而情悲，读之令人为之动容。“自伯之东，首如飞蓬”的诗句另翻一层情思，“以自己形象之‘丑’，显示思念之苦”，通过思妇鲜明的外在形象凸现了了女主人公焦灼不安的思念之情，也审足了闺怨主题。从诗歌的格调而言，这首诗在表达感情方面远远超出《诗经》“哀而不伤，乐而不淫”的“中和”原则，而把思妇之情表达的强烈夸张。其实，她的这种情感带有一定的普遍意义，也使诗歌主题富有了更有强烈的共性，“宛然闺阁中语，汉魏诗多袭此调”，因而后世思妇之作，常踵其武，常用其法，如魏国徐干《室思》第三章：“自君之出矣，明镜暗不治。思君如流水，何有穷已时。”晋乐府诗《清商曲辞攀杨枝》：“自从别君来，不复著绫罗。画眉不注口，施朱当奈何。”唐张九龄《赋得自君之出矣》：“自君之出矣，不复理残机。思君如满月，夜夜减清辉。”唐雍裕之《自君之出矣》：“自君之出矣，宝镜为谁明?思君如陇水，长闻呜咽声。”唐陈叔达《自君之出矣》(其二)：“自君之出矣，明镜罢红妆。思君如夜烛，煎泪几千行。”等等，模拟之作，不胜枚举，从“自伯之东”化出的“自君之出矣”几乎成了表达同类闺怨主题的基本模式。
《秦风·小戎》的主题亦如此。诗歌从闺中妻子的角度抒发对君子的相思之情：“言念君子，温其如玉。在其板屋，乱我心曲”、“言念君子，温其在邑。方何为期?胡然我念之”、“言念君子，载寝载兴。厌厌良人，秩秩德音”。可谓一唱三叹，极尽人情之妙!诗歌每一章的前三句则分别描述了华美的战车、雄健的战马和精良的武器，而这些恰恰衬托出征人勇武伟岸的气概，这与《伯兮》中思妇对征夫的描写如出一辙，有所不同的是，此诗在艺术上获得了更高的成就，诗歌既表达出思妇缠绵温柔之情，也凸显征人“温其如玉”、“秩秩德音”的品德之美。全诗格调刚柔结合，感情怨悱相宜，色彩浓淡相间，却使意蕴深沉醇厚。故牛运震《诗志》云：“叙典制，断连整错有法，骨方神园。”“一篇典制繁重文字，参一二三情思语，便觉通体灵动。极铺张处，纯是一片摹想也。”其语言清丽，其情感忧伤，纯然是一片闺中思妇浓浓的情思，极缠绵，极温柔，极尽婉曲哀怨之情。
总之，爱国主题、怀乡主题和闺怨主题作为《诗经》战争诗中出现的三大主题类型，既表现了周人的民族心理，也成为后世战争文学永远的主题。它以其丰富的主题内涵，独特的情感特质，深厚的文化底蕴，辉煌的艺术成就，为后的世边塞诗在主题、抒情、审美、精神诸多方面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其衣被后世，沾溉文学，绝非一代，堪为中国战争文学中一颗璀璨的明星。
篇2：《诗经》战争诗的几个问题探讨
关于《诗经》战争诗的几个问题探讨
以战争为题材的战争诗是《诗经》中的重要一类，[1]同时也是《诗经》中艺术成就最高的诗歌类别之一。战争诗的种种特点归根结底来源于战争的特殊性。与人类社会中的种种其它事物相比，残酷的战争确实是异乎寻常，令人惊骇，有的政治家因而称之为“怪物”。[2]与爱情诗所写的爱情，祭祀诗所写的祭祀，农事诗所写的农事，宴饮诗所写的宴饮等诸事物相比，战争诗所写的战争显然要复杂得多。不管那些诗歌的内容如何丰富和深刻，其性质毕竟显得集中而单纯，而战争诗则完全不同，它的性质复杂，内容宏富而涉及面广：不仅涉及到政治、军事、经济，而且涉及到思想、道德、民族关系、阶级关系乃至家庭关系。就人来讲，上至天子、诸侯、下至庶民、士卒，可以说，整个社会都卷人了战争惊涛骇浪，没有哪个阶层能够逃避开——哪类诗歌能像战争诗那样地面对整个民族和社会呢?由此不难看出，战争诗的特殊性和重要价值。
本文拟从诗歌形象塑造的特点，思想倾向性和艺术风格等几个方面进行探讨，力争对战争诗有一些新的认识。
一、战争诗形象塑造的特点
战争诗的抒情主人公都是各次战争的出征者，即周王朝军队中各阶层人物的形象。这些出征者按身份和地位可以分成以下四类：一是《采薇》中的下层士卒;一是《出车》中的普通将士;一是《六月》、《采芑》、《江汉》中的最高统帅，如尹吉甫、方叔、召虎;一是《常武》中的周天子即周宣王。这四类人从上而下地涵概了周王朝军队的整体，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和典型意义。战争诗准确而巧妙地塑造了他们的形象，反映出他们不同的面貌和内心情怀。其方法除了通过细节描绘和环境气氛渲染之外，还有以下特点值得注意：
一般说来，诗歌抒发感情，塑造形象，总是从作者的角度出发交代背景，摄取外物，构成诗歌形象而成。这样写出的作品都具有大致相同的内容和结构，而且诗歌形象也具有某些相同的特征。《诗经》战争诗则不然，它们虽然有着相同的背景和题材，彼此之间的差异却很大。这是因为它们不是从作者的视角出发去观察环境，交代背景，塑造形象，而是作者隐藏起来，由抒情主人公自己去观察、感受和体验。同时作为一个能动的人，又由他自己去干预客观环境，影响事变的进程，最后在主客观统一中完成形象的塑造。显然，像这样从抒情主人公的视角出发而最终形成的诗歌作品，是一个带有浓重“主观”色彩的艺术世界。这就是说，同一场战争，同一个战争进程，由于抒情主人公及其所见所闻和对客观世界影响的不同，最终形成的诗篇也有很大的不同。
《六月》从朝廷重臣和全军统帅的角度来写，自然是站在高处总观全局。写形势抓住总体特点：“玁狁孔炽，我是用急”;写出征突出重任在肩：“王曰出征，以匡王国”;写进程反映全局变化：从敌人人侵一直写到“薄伐玁狁，至于太原”，即赶走敌人，转败为胜，再现了战争的完整过程。诗歌摄取外物人诗，一无例外地带有全军统帅的“主观”特征。
《常武》写周天子宣王亲自出征，从全国最高统治者的视角去写，由于视角的转换和涉及面的不同，情况则完全不同：诗歌从命将班师写起，自有帝王赫赫气象，为一般将士所不能为。以下写整修装备、警戒动员和提出出征目标，表现出师有名。接着才写战争开始，王师进军，征服徐方，凯旋回朝。其中写王师极有气势，表现出所向无敌的巨大威力;另外，把武力征伐徐淮说成是“惠此南国”，显示王师是宣扬文德的仁义之师。这样就不仅从武事威为上，而且从道义上表现出王师的特征。天子作为一国的象征，势必给他的武装力量佩上神圣的光环。而这正是以全军统帅为抒情主人公的《六月》所不具备的。
《出车》写跟随南仲出征玁狁的一般将士，情况与此全异：他虽知“王事多艰”，形势危急，但却没有“以匡王国”的能力，而只能“忧心悄悄”，奉上司之命“城彼朔方”。从他的视角来写战争，则只有局部，而不可能有全局。
《采薇》从下层士卒的视角写凯旋而归则又另有特点。作为一个下层士卒，他的使命主要是奉命杀敌，诗中很少写总体形势和变化过程，主要是表现他对侵略者的仇恨和对统治者的幽怨以及对于自己不幸遭遇的不平，特别突出的是“载饥载渴”的苦难和“莫知我艰”的孤独。其所见所闻和影响之所及，既不同于《常武》中的天子，《六月》中的统帅，也不同于《出车》中的将士，而是具有他所属阶层固有特点的另一个独特的世界。
可以看出，战争诗从不同抒情主人公的视角写战争，其结果，同一背景下的同一场战争在作品中却大不相同：或有天子气象，或有全局特征，或专注于一隅，或集中于个人——不同的抒情主人公分别创造了与他相应的不同世界。既然围绕着每个抒情主人公的世界各不相同，我们当然也就可以以它为中介去认识其中的主人。“人只有以社会生活为中介才能发现他自己，才能意识到他的个体性。”[3]战争诗正是根据人与其周围世界的因果关系，通过这个“中介”即围绕人的特定的世界来“发现”抒情主人公，并表现他的“个体性”——他在社会中所扮演的特殊角色及其内心世界，从而巧妙地塑造出不同出征者的艺术形象。
其次，战争诗形象塑造的另一个特点是着力于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诗歌把握人物的内心世界比把握其外在特征更为困难，但是战争诗却轻松而巧妙地抓住它，并将它准确而传神地展示在我们面前。
《采薇》、《出车》、《六月》、《江汉》、《常武》等五篇诗歌都是写战争取得胜利，凯旋而归，事件虽相同，但是诗人从具体人物的具体境况出发，真实地再现了战争胜利带给人们的不同感受和反应。
《江汉》写召虎征伐淮夷胜利而归，受到宣王的册命和赏赐;《常武》写宣王命卿士南仲和皇父征伐徐国胜利而归，颂扬天子和王师的辉煌功勋。诗篇描述他们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和宏伟抱负，字里行间充满了欢乐和自豪，逼真地传达了这些王公贵族的心声。在周代社会里，周天子就是国家，国家就是周天子，所以，王师出征取得胜利，其实就是以周天子为首的王公贵族的个人的胜利，是他们个人功业的体现。战争的胜利意味着他们官位的升迁和福禄的增加，因而他们的喜悦和欢乐是由衷的。《六月》写尹吉甫伐玁狁胜利后大宴臣僚就充分透露了这种心理。
《采薇》同样是写征伐玁狁取得胜利，其抒情主人公的心境却完全是另一个天地。打败了敌人，甚至是“一月三捷”，但是，胜利不但没有带给他欢乐和喜悦，反而是“岂敢定居”和“忧心烈烈，载饥载渴”，充满了悲哀和愁怅。这与《六月》所写的大宴臣僚庆功相比，是多么鲜明的对照!如果说王师军事上的胜利意味着王公贵族事业的成功，那么，对于这个普通的下层士卒而言，胜利的果实却充满了苦涩：“靡室靡家，玁狁之故，不遑启居，玁狁之故。”“行道迟迟，载渴载饥。我心伤悲，莫知我艰。”战争给他带来的`损失比他从胜利中所得到的要大得多。
《出车》中的抒情主人公的心境既不同于《江汉》、《常武》和《六月》，也不同于《采薇》，而另是一番情景：胜利对这位跟随南仲出征的将士来说，既没有王公贵族获得巨大成功的由衷喜悦，也没有下层士卒“载饥载渴”的深沉悲愁。他的内心悲喜交加，充满了矛盾：“岂不怀归，畏此简书”，既思家欲归，又畏惧而顾虑;“王事多难，维其棘矣”，“忧心悄悄，仆夫况瘁”，既忧虑王事“多难”，又担心个人的前途，为个人的遭遇而愁苦。相对而言，他的内心情怀要比《江汉》、《采薇》中的抒情主人公复杂得多。
可以看出，《诗经》战争诗揭示人物的内心情怀，不是作抽象的描述，而是结合具体境遇进行，所以，表现看来似乎与内心情怀无关，实际上恰恰正是在写内心情怀。这种通过“心外”反映“心内”的更深一层的写法，使诗歌更加含蓄，更加隐微，因而也更加耐人寻味。
二、战争诗的思想倾向
由于“战争是迫使敌人服从我们意志的一种暴力行为”，[4]同时，它又是一种政治行为，“总是在某种政治形势下产生的，而且只能是某种政治动机引起的。”[5]因此，战争必然是敌对双方的生死较量，直接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生死存亡，关系到阶级、阶层乃至个人的前途、命运和切身利益;对战争的观点和认识，总是直接而鲜明地反映着某个阶级、阶层、集团和个人的意志和要求。正是因为如此，所以，作为文学作品固有特征的主观倾向性，在战争诗中表现得也就更加强烈而鲜明。强烈而鲜明的思想倾向正是《诗经》战争诗的重要思想特征之一，具体表现如下：
首先，战争诗的思想倾向表现在极力宣扬周天子至上，维护周王朝的绝对权威方面。
从某种意义上说，周王朝的对外战争无论是主动的还是被迫的，其目的都是要加强周天子的统治，树立和维护他的绝对权威，因此，说反映这种战争的战争诗都是这种倾向的产物也并非夸张。且不说那充斥了各篇(特别是《江汉》和《常武》)中的对周天子的歌功颂德之词，也不说对王师胜利所作的过度渲染，单单是那时时处处以天子和王朝为中心的思想就足以说明这一点：《江汉》中将士们追求的是“王国庶定”，为的是“王心载宁”，战争胜利，首先要“告成于王”。《常武》中天子出征，是“王命卿士”，“王谓尹氏”;班师回朝，是“王曰还归”;打败徐方，是“天子之功”。同样，在《六月》中则是“王于出征，以匡王国”，“共武之服，以定王国”。在《出车》中则是“自天子所，谓我来矣”，“天子命我，城彼朔方”。可以看出，战争中的一切，无论是出征、驻防，还是战斗，还归，从不说听命于将，而是一切听命于王。其实指挥士卒的是将，而不是王，但却偏说听命于王，其目的十分明显，就是要树立一切以天子为中心，一切是天子至上的观念，以维护周天子和周王朝的绝对权威。
出于同样的目的，战争诗还极力宣扬文德思想，所谓“矢其文德，洽此四国”，(《江汉》)就是在武力威慑和征服的基础上，以礼乐教化征服人心，并以此来处理各诸侯国以及它们与周王朝之间的关系。周王朝统治者认为，这是最高的理想的政治境界。所以，战争诗宣扬文德思想，就是要树立充满仁爱精神的圣明的周天子的形象。一方面在行动上是武力征服，另一方面在思想上是文德仁爱，这相互矛盾的两个方面，正是周王朝统治思想在战争诗中的体现。
其次，战争诗的思想倾向性还表现在描写重点的分布上，即在描写上是以我为主，而以敌人作为陪衬。
战争是敌对双方之间的事，所以反映战争往往是双方兼顾。有些民族的战争诗尽管也具有明显的倾向性，但对双方都加以具体的描写，即不但描写自己一方，同时也描写敌对一方，双方的形象都具体而鲜明。当然，描写敌人归根到底还是为了更好地表现自己。不过，不管怎么说，敌人总有自己的形象。《诗经》战争诗则不然，它只是重点描写自己，以浓墨重彩塑造自己的形象，而对敌人一方则轻轻带过，从不作具体描写。通观几篇战争诗，可以说比较完整地展示了王师中各个阶层的形象：上至周天子，中有统帅和一般将士，下至普通士卒。此外，兼及统帅的僚友、将士的妻子、乃至征人、仆夫等等，都有程度不同的直接的正面描写。所以，在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说战争诗乃是王师各阶层的群像图。诗中当然也有敌人，但只有其名，而无形象，并且是在以下几种情况下才有敌人出现：一是表现敌人的嚣张气焰和造成的危害，“玁狁孔炽，我是用急”，(《六月》)“靡室靡家，玁狁之故。”(《采薇》)一是表现敌人失败的结局，“赫赫南仲，玁狁于夷”，(《出车》)“方叔率止，执讯获丑……显允方叔，征伐玁狁，蛮荆来威”。(《采芑》)》一是作为陪衬，用以衬托王师的强大威力，“赫赫业业，有严天子。王舒保作，匪绍匪游。徐方绎骚，震惊徐方，如雷如霆，徐方震惊。”(《常武》)可以看出，战争诗中的敌人既无外在形象，也无内在精神，连是兵是将也不知道;至于如何嚣张，怎样为害，更是不甚了了。这种只描写自己，不描写敌人的表现方式，主要是出于对敌人的蔑视和鄙夷。在周人看来，玁狁、徐淮、荆蛮根本不能与自己相提并论：周王朝是天子之国，而敌人不过是四边的戎狄、蛮、夷，如果正面写他们，则有损于自己的尊严。这种明显带有民族偏见的思想倾向，在对敌人上表现得更为强烈。
最后，战争诗的思想倾向还表现在描写王师的军容、气势充满了必胜的信念。
《采芑》写方叔奉命征伐荆蛮，出征极有气魄：“方叔涖止，其车三千，旂旐央央。方叔率止，约軝错衡，八莺地抢。服其命服，朱芾斯皇，有玱葱珩……征人伐鼓，陈师鞠旅。显允方叔。伐鼓渊渊，振振阗阗”。通过士卒众多，装备精良，军纪威严以及鼓乐喧天等极力表现王师军容强盛和气魄宏大，使人强烈感到这是一支不可战胜的队伍。全诗虽没写具体战斗便写大获全胜，仍然令人信服，就是因为从气势上完全压倒了敌人：“全在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故不战而已屈人之师。”(方玉润《诗经原始》)只有对自己的力量充满信心，对敌人极端蔑视才会采取这种直接写胜利的方法。
《常武》写王师胜利进军，一连用了六个比喻，更是把王师的神武气概和巨大威力表现得淋漓尽致：
王旅啴啴，如飞如翰，如江如汉，如山之苞，如川之流，緜緜翼翼，不测不克，濯征徐国。朱熹《诗集传》云：“如飞如翰，疾也;如江如汉，众也;如山，不可动也;如川，不可御也;緜緜，不可绝也;翼翼，不可乱也;不测，不可知也;不克，不可胜也。”诗歌从各个不同角度多侧面地表现王师的强大阵容和一往无前的宏伟气势，从而肯定征讨徐国必然取胜。
三、战争诗的艺术风格
由于战争诗所写战争地区和具体状况的不同，由于出征者的身份，地位以及由此决定的抒情主人公的不同，不同战争诗的内容存在着巨大差异，相应地诗歌的艺术风格也各放异彩，交相辉映，总体看来，可谓绚丽多姿，不拘一格。诗歌艺术风格的多样化及其与内容、形式之间的高度统一，是战争诗艺术成就的重要表现。
《六月》写尹吉甫在形势危急的情况下奉宣王之命紧急出征。全诗分为六章，前三章写同一内容，都是写玁狁入侵，王师出征以解危难，其重点不是写外在形象，而是内在心声，即诗中反复强调的“以匡王国”、“以佐天子”和“以定王国”的决心，其中也写了车马、军服，但都是围绕着抒情主人公的内在心理而展开。第四、五章写敌人疯狂入侵，深人腹地，王师反击取得胜利。战争迅速而顺利地取得胜利，恰恰体现了将士们“以匡王国”的坚定决心。末章写欢庆胜利，宴饮诸僚友，也是欢庆卫国成功和决心的实现。可以看出，将士们卫国的决心贯串于全诗。诗歌重在表现内在心声，故其艺术风格高亢、壮烈。另外，如前所说，前三章是同一内容的分章铺叙，在时间上是同一的，即三章之间在时间上不存在递进关系。采取这样的写法主要是为了反复渲染形势的危急和将士们的坚定决心，并为后面迅速取得胜利蓄势和铺垫。在写法上，只有这样，前后才能直接衔接，使全诗显得坚凑而精彩。
《采芑》写方叔南征荆蛮，结构与《六月》相似。前三章写王师军容之盛，大将节制之严，为后面写战胜荆蛮作了有力的铺垫。其描写具体细微，抓住特点，着墨不多便写出强盛的军容和神勇的大将以及王师居高临下，先声夺人的气势。文字色调强烈，神采飞动，详瞻而辉煌，有力地表现了王师在东南战场的开拓进取精神。全诗明写军队整体的军容风貌(如军队数量、车马、服饰和士气)，暗写统帅方叔，突出他运筹帷幄的谋略和威武雄壮的风度，这样以军队整体衬托将帅，以将帅点活军队整体，使整体与个别相得益彰。
《江汉》与《常武》都是反映东南部战争的作品，但艺术风格彼此不同：
《江汉》一诗的重点不是写战争本身，而是写战胜淮夷之后如何治理疆土、册命召虎和召虎对宣王的感恩答谢。诗中提出了在新征服的土地上推行周王朝的政治统治，即诗所谓“王国来极”，这不仅涉及到安邦治国的根本大计，而且反映了周王朝君臣“矢其文德，洽此四国”的远大抱负，体现着天子的威严，大臣的忠诚，因此，出语庄严郑重，形成了雍容典丽的艺术风格。特别是宣王的册命和召虎的答谢更是非同凡响。宣王册命召虎，为他庆功，但却没有摆出他的具体功劳，而是调转笔锋，回溯历史：“文武受命，召公维翰。无曰予小子，召公是似。肇敏戎公，用锡尔祉。”召虎的祖先召公曾辅佐文王、武王建立周朝，是周王朝的开国元勋。在册命的庄严场合提起往事，实际是希望召虎继承召公的功业。为王朝建立更大的功劳。历史与现实、肯定与鞭策这诸多内容就这样通过追忆先人而巧妙地反映出来。同样，召虎的答谢词，不是简单地歌功颂德，而是别开生面地提出：“天子万寿!明明天子，令闻不已。矢其文德，洽此四国。”这与其说是对天子的颂扬，无宁说是对他的希望，希望天子励精图治，勤修文德，振兴国家，使王朝威震天下。这事关国家基业的重大政事，却是以答谢的名义说出的。所以，这个答谢词写得与册命一样，都具有词高意远，含蓄蕴藉的艺术风格。
《常武》一诗于大处着眼，大处落墨，突出神勇的气概和声势，而不斤斤于细微末节，因而显得大气磅礴，从容有致。同时，写战争而不硝烟弥漫，写神勇而不剑拔弩张，用语高妙浑融，含而不露，从艺术风格上也体现出天子出征的儒雅风度。诗的前两章。写命将出征，直接引用天子语：“整我六师。以修我戎……左右陈行，戒我师旅……”其中多处冠以“我”字，表现了义正词严，凛然不可侵犯的立场。另外修饰天子的用语颇有特色：如“赫赫明明，王命卿士”，“赫赫业业，有严天子”，威严肃穆，既符合天子的身份，又符合战争的气氛，具有艺术风格的高度统一性。
艺术风格最为复杂的当属《采薇》。如前所说，此诗表现了一个下层士卒在玁狁人侵，国难当头的形势下，抗敌出征的感情经历，抒写他对于侵略者的仇恨和对统治者的幽怨以及对个人不幸遭遇的悲伤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这种复杂感情成分相适应的，是其艺术风格多样化：或清丽，或低迷;或明快，或含蓄;或俊秀，或直切，形成了刚柔相济、阴阳互补、相反相成、多种因素对立统一的风格特征。正是因为如此，才取得了“绝世文情，千古常新”(方玉润《诗经原始采薇》)的艺术效果。
题材相同的诗歌作品，其艺术风格多样化并各有千秋，是诗歌艺术走向成熟并达到很高境界的重要标志。这一点在中国诗歌艺术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注释：
[1]《诗经》战争诗按战争的范围和性质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反映周天子对外战争的诗歌，如《小雅》中的《采薇》《出车》、《六月》、《采芑》和《大雅》中的《江汉》、《常武》等六篇;另一类是反映诸侯对外战争的诗歌，如《秦风》中的《小戎》、《无衣》等二篇。这两类作品，无论在内容、性质上，还是在艺术风格上都不相同。为了集中起见，本文只论述前者，即反映周天子对外战争的那六篇诗歌。
[2]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见《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154页。
[3]恩·卡西尔：《人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282页。
[4][5]克劳塞维茨：《战争论》，解放军出版社，1964年版12页、29页。
篇3：诗经中的战争诗赏析
诗经中的战争诗赏析
一是“爱国”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南宋爱国诗人文天祥所写的千古名句可谓绝唱，这其中的爱国情怀至今仍让后人为之感动。我国历史上还有许多这样的人物。然而，早在三千年前的《诗经》时代，便有了这样感动人心的情感。说到《诗经》，提起战争诗，人们一定得想到《秦风》。在《秦风》总共的十首诗中，大多都是描写战争的，可见秦人尚武好战，而在此我重点提起《无衣》。《无衣》是秦风著名的军中战歌，它的真正背景至今也无法确定，然而这其中热烈的情怀，却是时时刻刻都能感受得到的。
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
岂曰无衣？与子同泽。王于兴师，修我矛戟。与子偕作！
岂曰无衣？与子同裳。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偕行！
正是出征之时，士兵们互相激励，不在乎战争的艰苦环境，即使是没有一件完好无损的衣服又如何？我和我的战友共穿一件战袍！君主命我们抗击戎狄、保家卫国，我便勇往直前，无所畏惧！我们共同修整武器、共同面对强敌，只要你我同心协力、无论多么艰巨的任务都能攻克！多么真挚的情感，秦人不贪图苟且之生，当强敌压境、外族入侵，人民便立即听从王命，准备从战，毫无顾忌，那种战斗的热情，由心而生。整首《无衣》运用重章叠句的手法，三章句式相同，只变换了几个字样，可这首诗却丝毫不给人简单的感觉，而是一种雄伟的气势，相同的句式反而使语调增强，让今天的我们更易了解那时人们面对生死时的从容不迫和为求国家安宁而奋不顾身的爱国情怀。究竟是什么样的一种精神，让他们摒弃心中的恐惧，直面眼前的强敌？是秦国的强大与伟岸；是对外敌的强烈仇恨；是每个士兵心中浓浓的爱国之情。流血牺牲尚不可怕，无衣岂在话下！这颗爱国之心从未消失，它一直留在世上，传达到我们的心中。正是这首充满爱国情怀的《无衣》，让我们永远记住那些奋战之人内心的告白，那时人们团结友爱、共赴国难的精神，即使是三千年后的我们读起这首诗，仍是被它感动。曾有人这样评价《无衣》：“英壮迈往，非唐人出塞诸诗所及。”《无衣》不仅是《诗经》时代的佳话，更是之后的传奇，它不知激励了多少战士，也因此获胜了多少战役！可见，深切的爱国情怀从来就未曾消失过。
二是“苦痛”
“由来征战地，不见有人还”——残酷而又现实的`描述，这就是战争。贺拉斯曾说过：“所有的母亲都憎恨战争。”战争夺去无数人的生命，造就了许多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剧，有多少征战的士兵还没有孝敬父母便战死沙场，有多少妇女没了丈夫，多少孩子没了父亲。战争，是人间地狱。《诗经》中更是不乏士卒由于战争而痛苦的诗歌，《击鼓》便是一首。方玉润《诗经原始》认为这首诗是“此戍卒思归不得诗也”，如今大多《诗经》译本都沿用这一说法。这是邶地一个士兵忧愁的独白，其痛苦无以言说。“土国城漕，我独南行”，有的人在修路筑城墙，而我独从军到南方，这个“独”是孤身一人的意思，他是在感叹自己的不幸，这么个苦差事偏偏落在自己头上，远离家乡和亲朋好友，到一个充满杀戮的地方，甚至性命不保。我能够想象得出，这个士兵作诗时，一个人站在高山上，望着虚无缥缈的远方，对未来没有任何的幻想，过去甚至都略显模糊了，他望着不远处的一片狼藉，想到刚刚出征时，他多么埋怨自己的时运不好，心情又是多么的痛苦啊！“不我以归，忧心有忡”，这便是很直白的叙述他的苦痛，不能回家。程俊英先生对于这句话的翻译是：“常驻边地不能归，留守南方真苦痛！”常年待在这不安宁的地方，有家不能回，日夜行军，其辛苦不必说，被战争折磨的内心最为苦痛，归家似乎就是件可望不可即的事，在外浴血奋战的士兵，对于家的温暖是多么渴望，又是多么的绝望。《击鼓》这首诗最为著名的是最后两章：
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于嗟阔兮，不我活兮。于嗟洵兮，不我信兮。
关于这两章，有人认为是描述战友间深刻情感，而我仍采用程俊英先生的说法，认为这是讲述夫妻间的情感。这应该说是让这个士卒最为苦痛的原因了——远在家乡的妻子。从他的话语里可以体会出他对妻子的深情，只愿携手同行，白头偕老。死生永远不分离是一件多么难的事啊，可许下诺言时的他们一定是情正到浓处，哪里想的到未来的艰辛呢？那个士卒也以为自己会去修路筑城墙，却想不到要从军南行。而他的爱妻只能在家中苦苦等候，战时自然也没有通讯往来，否则也没有岑参的“马上相逢无纸笔，凭君传语报平安”了，士卒究竟离去了多少年，最终有没有归来呢？无从得知。诗的最后一章写出了深深的苦痛与伤怀。距离相隔得太遥远了，无法相见，别离的太长久，恐怕无法遵守誓言！说出这句话时，士卒想必是觉得永远不可能再回去。也许刚离开家乡到外征战时，回家见那家中的亲人爱人是唯一的信念，而后却全然崩塌，可见战争的打击之大。在他仔细的回味过去，思念家人时；在他想起与妻子过着山水田园幸福的生活时；在他认为他们之间的誓言无法兑现时，他的心中，恐怕只剩下无尽的苦痛和怨恨了吧。
“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是现在常用来形容夫妻感情深厚的词，无论是爱情故事还是婚礼现场，都会被人们常拿来运用的，可是有多少人了解，这句话背后是一位思归不得的士兵最深沉最苦痛的言说呢？
三是“思归”
“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谢玄曾评价这句诗是《毛诗》最佳，谓之“雅人深致”。然而，说出这句话的人并非大文豪，也非权贵，他只是一个受战争之苦且思念家乡之情十分热切的普通士卒罢了。有不少人对《采薇》的作者究竟是什么身份做出研究，这里仍沿用程俊英先生的说法：“这是一位守边士兵在归途中赋的诗。”
采薇采薇，薇亦作止。曰归曰归，岁亦莫止。靡室靡家，猃狁之故。不遑启居，猃狁之故。
采薇采薇，薇亦柔止。曰归曰归，心亦忧止。忧心烈烈，载饥载渴。我戍未定，靡使归聘。
采薇采薇，薇亦刚止。曰归曰归，岁亦阳止。王事靡盬，不遑启处。忧心孔疚，我行不来！
彼尔维何？维常之华。彼路斯何？君子之车。戎车既驾，四牡业业。岂敢定居？一月三捷。
驾彼四牡，四牡骙骙。君子所依，小人所腓。四牡翼翼，象弭鱼服。岂不日戒？猃狁孔棘！
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行道迟迟，载渴载饥。我心伤悲，莫知我哀！
这首诗是一位士卒在回乡之时所作，然而，这首诗全然是悲伤之感，毫无喜悦之情。一位久经沙场的士卒终于可以回到家乡、见到家人，这本该是件高兴的事情，那么为什么士卒的心灵却伤悲至极呢？接下来，我们来探索他的思归之情。
“薇亦作止”“薇亦柔止”“薇亦刚止”，这三句是描写薇菜的生长程度的，“采薇”的意思实际就是采薇菜。战地环境十分艰难，这薇菜应就是粮食不够时用来充饥的，士卒回忆战地生活时首先想到采薇，这说明“采薇”这件事在他的战地生活里是较频繁的一件事，士卒经常去采摘薇菜，看着薇菜一天天的成长，说明自己在战地生活的日子一天天的过去，十分漫长。在这痛苦的生活中寻不到一点慰藉，整日活在刀光剑影中的他，心里所思念也就是那相隔甚远的故乡以及家乡中的亲人了，然而他却只能不断的采薇菜和征战，薇菜的生命在随时间流逝，他亦如此，离开家乡的时日越来越长，他的心也就越痛苦，所以他发出怨叹：“曰归曰归，岁亦暮止”，在征战中的他自然也无法寄送书信，本身路途就很遥远，亦有言：“我戍未定，靡使归聘！”，他们的战况十分不稳定，虽然后文有写道：“岂敢定居，一月三捷”，经常打胜战，但他们也无法定居下来，毕竟还没有完全赶走玁狁的军队，战事繁多本就辛苦，然而士卒最为担心的则是“忧心孔疚，我行不来”，生怕不能回家。我想他一定是厌恶战争的，也曾有学者说过《采薇》是厌战诗之祖，整日在殊死搏斗中生活本就痛苦，远离家乡的心也得不到安定。年复一年，士卒便过着这样的生活，大部分的时光都在战场上度过，少得可怜的歇息都得去找吃食，有家不能回，还得辛苦在外，这都是战争所致啊！这时士卒的思归之情应是十分的强烈并且伴随着愤恨，但却也无可奈何。残酷战争中无法把握命运的悲哀，还有那浓烈的思归恋家之情，使士卒更为自己的处境感到艰难。
第四、五章主要讲述的是战争时军队的装备，这时的士卒也是为自己的国家感到骄傲的，可这在份情感中却也夹杂着思归之情：“岂敢定居，一日三捷”，“岂不日戒，玁狁孔棘”，这两句分别说明打胜仗的频繁所以无法定居下来，这就与前文的“靡使归聘”有了联系，因为经常迁徙，所以根本无法与家人取得联系，而后一句有说明玁狁的隐患非常之大，任务紧急，他自然无法回家。这便是他思念家乡的情感，“我”多么的想要得知家人的情况或家人得知我的情况，也好让我们彼此心安，可是迫于时局的“我”无法确知你们的消息，更别提什么时候可以回家了！在他回首过去时这种心酸、思念成疾的心情，哪怕已经在回家路上了，他也记得那么清楚。
第一次读这首诗的时候，我一直不是很能彻底的理解这位士卒的心情，为什么他会这么悲伤？为什么还一直回忆着过去？现在了解了些许，大概是他的生命里已经有太多太多的岁月被战争所掠夺，长久的戍边生活令他的心支离破碎，留下了难以愈合的创伤。走在这条漫长的回乡路上，他的脑海里都只能想到过去那些痛苦的日子，家的模样怕是已经模糊不清了吧？他走在这条熟悉的道路上，却觉得慌张，大概是离开了太久太久，所以害怕前方的真实。
“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这是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对境界的释义，而我认为“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这句话之所以被千古传诵，被那么多文人称之《诗经》最佳，原因则是：这位士卒是发自肺腑所言，句句是真景物真感情，所以这句话写出了境界，而这也是整首《采薇》最关键之处。这是士卒回乡时所见与离开时的对比。别离时的盎然春色，回归时皑皑大雪，久别经年，故乡究竟变成了什么模样？这时士卒的情感不再是“想回家”，而是升级成了“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的复杂情感，家中的亲人可还健在呢？家又变了什么样？在战地时候便经历了人所无法获知的痛苦，此时的他已无法再经历任何挫折，可是，他是多么的思念他的家乡啊！这是支撑他在战场上的全部信念，他日日夜夜所期盼的回家，如今已成为现实了，他又怎么可能却步呢？这条回乡路因为思归之情而变得漫长，这条路也承载了许许多多，少年的快乐和战士的痛苦；温暖的家园和冷酷的军营；浓得化不开的思念和近乡情更怯的心情，这条路，已把士卒生命中的苦乐悲欢全都载满了。历经九死一生终于回来的他，失去什么，又得到了什么？“此诗之佳，全在末章，真情实感，感时伤事，别有深意，不可言喻。故曰‘莫知我哀’”《世说新语》写桓温北征，经金城，见年轻时所种之柳皆已十围，慨然曰：“树犹如此，人何以堪！”攀枝执条，泫然流泪。桓温在经历战事后归来看到自己年轻时所种下的柳树已经非常大了，便发出“树尚且如此，更何况人呢”的感慨，这同样反映出时光的匆匆流逝，人也不复当年。光阴易逝，情意难却，士卒回家后的故事我们无法得知，然而他对于家乡那深刻无以言状的思念，我们深埋于心，并为之深深的感动。
在《诗经》的战争诗中，战士们的情怀是多样且复杂的。有抛头颅、洒热血的爱国情深，有因这残酷战争无法与爱人相见的苦痛之情，还有浓烈的思归情感。这些感情也许是独立存在，又或是交融起来。我们永远回不到三千多年前那个神秘又精彩的时代，那些热血奋战的人们的姓名早已消逝，我们只能通过残留的历史遗迹对其做些研究探索，而《诗经》便是那时候最好的记录，我们通过战士们的诗歌，体悟他们在战地、征途以及回乡时的情感，还有许许多多，不禁感叹那时人们的情怀是多么的单纯，直接折射人性之善，每个战士都有着忧愁、悲伤的心情，却也有着为国赴难的责任感，所以木心评价《诗经》中的诗“完全是童贞的”确实如此。《诗经》时代的战士们已然不在，但他们的情感则是一代一代传承下来，至今天的我们，永存于心。
篇4：探究《诗经》中的战争诗
探究《诗经》中的战争诗
《诗经》作者佚名，传为尹吉甫采集、孔子编订。最初只称为“诗”或“诗三百”，到西汉时，被尊为儒家经典，才称为《诗经》。《诗经》按《风》、《雅》、《颂》三类编辑。《风》是周代各地的歌谣;《雅》是周人的正声雅乐，又分《小雅》和《大雅》;《颂》是周王庭和贵族宗庙祭祀的乐歌，又分为《周颂》、《鲁颂》和《商颂》。《诗经》内容丰富，反映了劳动与爱情、战争与徭役、压迫与反抗、风俗与婚姻、祭祖与宴会，甚至天象、地貌、动物、植物等方方面面，是周代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
纵观世界历史，任何民族的历史里都包含有战争的成分。战争，是一个永久性地历史话题，因为从本质上来讲，它自古以来就是维护生存的最高而又最有效的手段。中国历史上，从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时期便发生了大大小小不计其数的战争，而《诗经》作为我国古代一部具有史诗性的著作，必然记载了大量有关战争方面的诗篇，它是我国先秦时期战争的历史见证者之一。
《诗经》作为我国先秦时期的诗歌总集，记载了从西周初年到春秋中期上下约五百年的历史。其中，战争诗在其中占有不小的比重，约有三分之一约40篇是直接描写战争的。
因此，我们可以从《诗经》中挖掘出许多精髓，深入了解先秦时期人们对战争的认识与看法。
《诗经》中不乏有描写战争场面的诗句，其中对军队面貌的描写不占少数，如《秦风·无衣》中“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这是一首士兵的参军歌。战士们整装待发，衣甲齐备，个个争先奋勇。首句的一问一答，慷慨激昂，气势非凡，表现了士兵们愿意同甘共苦、共同浴血奋战的精神以及团结一致的战斗意志。《无衣》全诗四字一句，仿佛擂响的鼓点，铿锵有力，催人奋进，充分表现了秦地战士们乐于战争、善于战争、崇尚武力的民族特点。
《诗经》中也展现了民族战争中的英雄形象。“采薇”所描写的是一位饱尝服役思归之苦的战士在归途中的感慨。“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表现出了战士内心极其复杂且悲伤的情感。或许这样一个战士算不上什么大人物，但他所代表的千千万万个爱国勇士，为抵御猃狁的入侵，背井离乡，将国家的复兴摆在最前端，用自己的身躯作为国家振兴的奠基石。英雄，难道不是用来形容这样的人吗?
《诗经》中还有许多征夫、征妇诗也能看出先秦尚武的特点，如《卫风·伯兮》，它的首章云“伯兮桀兮，邦之桀兮。伯也执殳,为王前驱。”这位女子赞美了丈夫威武雄壮，是国家的英杰：他手执长殳，为君王打仗，冲锋陷阵。言语中充满了自豪感以及对勇武丈夫的爱慕。《秦风·小戎》又通过描写妇女对战车、战马、战甲等装备的喜爱，以及她们希望丈夫建功立业、博得好名声、凯旋而归，从侧面反映出了秦地妇女对战争的支持，对武力的崇尚。“言念君子，载寝载兴。厌厌良人，秩秩德音。”由衷地赞美了征妇的高尚品德;“在其板屋，乱我心曲。”又表现了妇女对征夫的思念。
从众多诗经篇目中可以非常明显地看出先秦是个尚武的民族，其之所以尚武，我想与那个时代的历史背景有极大的联系。《诗经》中较多作品为西周、春秋时期的作品，而春秋战国时期诸侯争霸、社会动荡不安，在混乱的时代，武力便成为了最有说服力的工具，尚武精神便得到推崇。
从诗经中的战争诗中我们可以分析出先秦时期的战争精神：善战、“乐战”、更厌战。
“岂曰无衣?与子同裳。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偕作!”短短的几句话，却是一份言辞慷慨，情绪激昂的请战书。战斗的激情，难以控制的爱国情感跃然纸上。
“不我以归，忧心有忡。”战士面对着与亲人的别离，感到忧心。无居无所的飘零，失去战马的凄凉!
“死生契阔，与子成悦，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和爱人的一别竟会成为永恒，那曾经的誓言要如果兑现?
“我徂东山，慆慆不归。我来自东，零雨其濛。我东曰归，我心西悲。制彼裳衣，勿士行枚。蜎蜎者蠋，烝在桑野。敦彼独宿，亦在车下。”士兵在还乡途中悲喜交集，喜胜于悲，那是他对战争的厌倦，对和平生活的.渴望啊!
先秦人们之所以善战，是因为那是他们当下可以生存的唯一工具，之所以“乐战”，是因为他们在战争中掠取到了不计其数的战利品。而在一次又一次的战争中，在一场又一场的杀戮中，在一声又一声的哀叹中，人们厌倦了。与其说是厌倦了，更为已经荒寥、已经成为废墟的土地而感到惋惜，为无止境的炮火轰鸣声感到愤怒。就算再“乐战”，“乐”得也只是打仗一时的快感，夺得战利品的贪婪吧。心之所向，始终是和平宁静的圣土啊。
在21世纪，在经历过历史的洗涤的今天，为了对资源的掠夺，对土地的占领，依旧存在着区域性战争，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索马里武装冲突、中东地区冲突……在阳光明媚的今天，那些地方的天仍是黑烟滚滚，土地仍是灰尘飞扬，人们还活在逃窜与不安中，仿佛映照了《诗经》中的一幕幕，历史的阴影仍没有挥之而去。
不要让黑暗的历史重演，不要让战争的硝烟吹垮民众。战争的开始就是和平的结束，和平的开始就是幸福的开始!让我们同战争分手，同和平结缘，同幸福结缘!
篇5：《诗经・秦风》战争诗解读
《诗经・秦风》战争诗解读
摘 要：《诗经・秦风》战争诗是秦民族生存斗争的真实写照，是秦人好战性格的具体体现，也是中国战争诗的起源，其战争诗的特点是极力渲染军威声势，极度抒写秦军将士同仇敌忾的从军热情。 关键词：《秦风》；战争诗；秦人解读 中图分类号：G6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851-10-0297-01 《诗经》战争诗共有八篇，而《秦风》中有《小戎》《无衣》两篇，可见秦人的生活与战争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一、秦人远祖是华夏民族的一支 秦人之先颛顼之苗裔，孙女修生大业，大业之女华生大费，大费曾助禹治水，帝“舜赐姓赢氏”。中衍之后，秦替殷商镇守西部边境。后来，周王杀助纣的恶来，秦被迫迁至周之西境，替周王室守卫边陲。秦人大骆居于西犬丘，其子非子为周王室养马，因其主持马政有功，于是封非子于“秦”地，后秦仲为大夫，率兵伐戎。公元前771年，幽王被犬戎杀于骊山，襄公率兵伐戎救周，后又护送平王东迁雒邑，被封为诸侯，赐之歧以西之地，正式立国，与各诸侯国通使。公元前7，宁公迁都平阳。穆公时，大胆任用贤能，改革内政外交，遂霸西戎。 秦人是在伐戎战争中发展壮大的，由于它处于西周边陲，在动荡的时代，秦人受到西戎的掳掠，于是为了周王室，也为了秦人自己的生死存亡而不得不与西戎等少数民族展开长期的战斗，并在伐戎战争中积累了丰富的战争经验，其军事力量不断壮大起来。 《秦风》中的篇章如《车邻》、《驷铁》、《小戎》等大力描写军容车马，“备其甲兵，以讨西戎”这些诗中所表现出的战士们高昂的战斗精神，是《诗经》中其他战争诗无法企及的。 二、战争诗是秦人生存斗争的真实写照 春秋之际，自平王迁都之后，周王朝的统一能力逐渐下将，由王者天下变为霸者天下的社会局面，此时，还有少数民族政权在周的边境搔扰，这对秦民族来说，争取王霸政权中的有利地位是极其重要的'。 古代称黄河中游地区为中原，意即天下之中心。远古的夏商二代均经营于此约千年。周人发达后，迁都雒邑，再次入主中原。所以，中原地区一直是周边侯国和少数民族政权向往的地方，于是争天下者必先争夺对中原的控制权，便成了一条王霸之业的中心课题。当时的周王朝地位下降，昔日“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绝对优势已一去不复返了，但是，它作为传统政治影响力和习惯势力还存在，人们的思想观念还照着旧的思想模式运转，并按当时的势力，各诸侯国也无力独吞天下，所以秦人时逢良机，借以发展自己的势力。在《小戎》中那位妇女忍痛割爱“厌厌良人，秩秩德音”支持征夫征战，正是长期的伐戎战争改变了她们对战事的态度。《无衣》中征夫那昂扬的气概和振臂一呼、向着云集的参战积极性，也是秦人在长期艰苦争夺生存空间的斗争中形成的。 “秦人是兴起于西境的弱小民族。当春秋初年，秦人立国之时，中原大多数诸侯国早已起步发展，秦人要生存，要发展，首先是寻找一个强有力的屏障。当时，周王室虽已衰弱，但仍为名誉上的天下共主，天子名号尚存，政治影响力和习惯势力尚在，所以秦人自然而然地打出了‘尊王攘夷’的旗号。当秦人高举这面大旗把散居于渭河、泾河流域诸戎和夏、商、西周贵族后裔所建立之地逐一兼并之后，秦人也从一个僻居西方的小邦国发展成为一个同中原各诸侯国实力相当的奴隶制军事大国。”同时“不善征战的周王室时常派与西戎相邻的秦去攻打西戎”，可见，《秦风》战争诗是当时作者站在周王室的立场上，描写反对外族侵扰和平定叛乱的斗争，这是骁勇善战的秦人把家事和国事等而视之的政治态度。 秦人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与当时所处的政治局势，采取了一方面凭借自己的势力开拓疆域，与西戎等少数民族争夺有利的生存发展环境，另一方面，在周王朝这杆大旗的荫蔽下，替周王朝守卫边陲，收取被少数民族掠夺的疆域。秦人凭借战争的主动权和正义感，加上强盛的武备，其军事力量大增，就连《小戎》中的妇女也理解征夫征战的意义，她虽有怜爱之心却仍以国家利益为重，支持战事，秦人上下一心，秦民族团结一心，这也正是《无衣》中秦军将士同仇敌忾的战斗精神的写照。 三、秦人固有好战本性 秦人“帝颛顼之苗裔……或在中国，或在夷狄，过着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秦之先大费“佐舜调训鸟兽，鸟兽多训服”，秦之先非子“好鸟及兽，孝王召使之马，马大蕃息”，秦人善于调训鸟兽，又与戎夷同俗，形成了长于骑射的生活习惯。 游牧民族的好战性，尤其是关系到民族利益时，他们更能体现出其团结、奋勇和不可抵抗之势。秦人在发展中接受周文化，组建了强大的战车，再加上特有的骑兵，固有车马战备，这是他们的游牧传统在长期战争中形成的作战本色。 秦人“勇于公战，怯以私斗”，首先是由秦所处的地域所决定的。秦与西戎为邻，经常受到西戎的侵扰，于是秦人制定了一系列备战措施，象《驷铁》这首田猎诗，秦人“以七百人东猎”，其真正的目的却是训练士兵和作模拟战斗，进行军事教育。正因为这样，秦人好战，像《无衣》中的秦人可以随即操械上阵，对阵杀敌。秦之“首领乐战，是因为战争能扩大他们的势力范围；其平民乐战，是因为战争会带来各种利益及奖赏。”这样举国上下，在各种利益的驱使下勇于战斗，才使秦民族崛起于西陲，称霸于中国。其次，“歧地人性质直，易于劝导”，朱熹说：“秦人之俗……本其初而论之，雍州土厚水深，其民厚重质直，无邪无骄奢之气习，以善导之，则易于兴起而笃于仁义，以猛驱之，则其强毅果敢之资，亦强亦农而成富强之业，非山东诸国所以也。”可见秦地人这种厚重质直的性格易于被统治者劝阻利用，并且很有利于本民族的大发展。
篇6：分析《诗经》中的战争诗
分析《诗经》中的战争诗
《诗经》中存在不少以战争为题材的战争诗，战争诗与爱情诗所描写的爱情，祭祀诗所写的祭歌，农事诗所写的农耕文化，政治讽刺诗中写的政治形势相比，战争诗中的战争要复杂和有吸引力。
战争是“解决阶级与阶级、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政治集团与政治集团之间，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的矛盾的一种最高的斗争形式。”战争诗中凝聚的文化内涵要比单纯的爱情诗歌要深厚，内容更加宏大，反应的社会现象更加深刻。在阅读战争诗的过程中，不仅可以得到审美意境的提高，而且可以发掘那些非战争的文化。这些战争诗在记录历史的同时传递出其特有的的民族精神，融入民族生活的点点滴滴之中，总体来说表现的三大特征是：题材以民族战争为主;不具体描写战斗场景;推崇德义、以德化民的战争思想。
从社会发展史看，一种社会制度发展到它已走向顶点的时候，也就是这个制度发展走向自身否定的开始的时候。西周末期由于奴隶主贵族残暴的统治，激起了“国人”的暴动，加速着西周王朝的灭亡。春秋时期是周王朝没落新的封建制度产生的时期。在这段时间内诗的风格倾向不同于西周初期的“正风”、“正雅”，在《诗序》中，产生了“变风”、“变雅”，风气和习俗都大为改变。待到周宣王伐异族而中兴，这是战争诗集中产生的年代。战争是频繁而残酷的，但反映这一题材的作品不多，没有正面战斗场面的描写，没有战士们厮杀的场面，还没有塞外风雪，还未见血流成河的残阳。诗经里写的都是兵马强壮，武器精良，士气的高涨和英勇善谋的将军。这不能仅仅归纳为描写范围的局限，我们应当看到诗经中战争诗里透露出的浓厚以武功显示威望、以礼法治理国家的思想。
一、《诗经》中战争诗历史背景和概况
周族以农立国，周武王伐纣建立了第三个奴隶制国家周，到西周的灭亡，周王朝始终陷于四周落后种族的侵扰困境中。严峻的边患和无休止的征伐成为周王朝时期重要的社会主题，战争被反映在战争诗中。这些诗篇主要反映了周朝八百年来的杀伐攻掠，不仅成为后世研究先秦时期战争历史的宝贵材料，更以其丰富的艺术感染力和人文内涵传承至今。
战争诗受到战争本身的影响从而表现出特有的时代特点。周民族对农业十分重视，人民渴望建立一个和平稳定的农业社会，因此在大部分战争诗里我们看到了人民对战争的厌倦和对和平的渴望，这些诗自然而然得带上了一丝忧伤的情绪。战争诗内容丰富、性质复杂，这里涉及的不仅仅有政治、经济，而且体现在思想道德观念上，甚至在民族关系上也有所反映。《诗经》是周人的兵役、徭役及战争生活的百科书。兵役是统治者强加在人民身上的沉重负担，大量诗篇通过服役者的长号及对亲人的思念，反映出他们的反抗精神。从而再现了那个危机四伏、矛盾重重的时代特征。《诗经》中部分战争诗，非常重视战争的记述，这些诗没有短兵相接的搏斗，没有血肉成山的凄壮，只有对天子、诸侯功绩的歌颂，表现了强烈的民族自信心和踌躇满志。自然，这与周人以修明文德、崇尚礼仪为上、杀伐征战为下的思想方式有关，同时这也是周人推崇谦恭和顺、温柔敦厚的理性精神的反映，鲜明的表现出与世界其他民族古代战争的不同风格。
二、《诗经》中地域战争诗的研究
《诗经》是中国文学史上最早描写战争的诗篇，众所皆知周在八百年王朝史上不断经历抵御外敌入侵和内部诸侯征战。这是一个战争频发的时期。《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提到：“春秋时期，弑君三十六，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2]所以《诗经》中关于战争的诗歌跨越时间长，对整个先秦时期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中国古代兵书杂谈》上指出：“《诗经》中有三分之一以上的诗篇是直接或间接描写战争的。”[3]内容上既有歌颂保卫家园抗击侵略的正义战争，也有对发动战争者的讽刺;其作者有从征士兵，战士的妻子，也有记录战争的史官;在体裁上，有抒情歌唱的部分，也有大量叙事性的篇章，在艺术手法上，运用丰富的笔法再现了战争。在研究《诗经》中战争诗的过程中，按照诗歌所叙述的主要内容和创作背景对其进行分类研究能合理而有效的了解和丰富自己的知识，从而更深层次理解和掌握战争诗，体会人类和平的美好和来之不易。
本文结合了《诗经》中所有诗歌的叙述内容和创作背景进行研究，分析整理出来的直接或间接反映战争的共四十一首诗歌大致分为四种类别进行研究，分别是：周王室征战诗歌、秦国战争诗歌、楚国战争诗歌和其他地域抒发战争情感的诗歌。
(一)、关于周王室征战的诗歌
“雅”是《诗经》的组成部分。“雅”是周朝直接统治地区的音乐，“雅”有“正”的.意思，在周人眼里这种音乐和其他地方音乐的区别在于是否正统、合乎规范。周王室对外征伐的事件多记录在在大雅小雅中。比如《大雅》中的《常武》和《江汉》，《小雅》中的《六月》，《采薇》，《车攻》，《采芑》和《出车》。周厉王起，政治腐败，国事渐微，异族伺机入侵中原。周宣王即位后，以尹吉甫为主帅发动了对N狁的战争。其中《六月》是赞颂尹吉甫率部取得自卫反击胜利，赞扬他的功绩。《出车》是赞美周宣王的大将南仲领兵出战N狁得胜，并使N狁安居在边疆不再叛乱这件史实。《常武》是宣王奋发用武以压倒性趋势平定徐国叛乱。《采芑》描绘的是周宣王卿士、大将方叔指挥大规模的军事演习从而达到对荆蛮威慑效果的非战斗场面。《江汉》记述周王命令召虎讨伐淮夷，这是周王扩大影响范围增强王室影响力的努力。《车攻》描述的是周宣王派兵南征北伐后东行狩猎，会盟诸侯炫耀武力。《采薇》借一位守边士兵在归途中唱的歌中反映了诗人的爱国热情和诉说戍边辛苦的复杂思想感情。 战争诗中的抒情主人公涵盖了自上而下参与战争的各个社会阶层，按身份和地位可以分成以下三类：一是以《采薇》为代表的普通戍卒;二是《采芑》、《江汉》、《六月》中的军事将领，如方叔、召虎、尹吉甫;三是《常武》和《车攻》中意气风发的周天子。从这四类人的角度来表达各阶层对战争的看法，这对战争诗来说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和研究意义。《采薇》、《出车》、《六月》、《江汉》、《常武》等五篇诗歌都是写战争取得胜利，凯旋而归，事件虽相同，但是诗人从具体人物的具体境况出发，真实地再现了战争胜利带给人们的不同感受和反应。《江汉》写召公率师沿汉水、长江而下讨伐淮夷一举获得胜利而受到周王的赏赐的豪壮气势;《常武》写了周宣王派大将南仲和尹吉甫共同平定徐国叛乱得胜回朝的事迹，由此颂扬天子的英明和王师的军容军威。诗中描述他们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和宏伟抱负，逼真地传达了这些王公贵族建功立业的心声。自古以来君权神受，在人民心里周天子就是国家，国家就是周天子，王师出征取得胜利，其实就是以周天子为首的统治阶级的个人的胜利，是他们个人功业的体现。战争的胜利代表了统治阶级又一次有力的维护了自己的统治，因而他们的喜悦和欢乐是发自内心的真实写照。
我们可以看到，《诗经》中战争诗揭示人物的内心情怀，不是作抽象的描述，而是结合具体境遇进行，所以，表现看来似乎与内心情怀无关，实际上恰恰正是在写内心情怀。这种通过“心外”反映“心内”的更深一层的写法，使诗歌更加含蓄，更加隐微，因而也更加耐人寻味。
(二)、《秦风》中秦国的战争诗歌
《秦风》共十篇，记录了秦人、秦地的地方风俗乐歌。周幽王执政末年，政治腐败，内讧不断。幽王被杀，周地大部沦陷。这时秦襄公举兵抗击，秦地人民纷纷奋起有力地反抗犬戎。故《秦诗》曰：‘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皆行。’《秦风无衣》就是秦地的战争军歌：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袍。”《无衣》诗中表现了秦地人民捍卫国家的热情和责任感。诗篇节奏明快、旋律激昂，充分显示了秦国将士在大敌面前同仇敌忾、热情互助的精神和积极备战、慷慨从军的紧张气氛。令人感到“以此众战，谁能御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4]《秦风小戎》不同于一般的思妇之作。我们可以将它定义为颂战诗。诗中的女主人公的形象与《卫风伯兮》不同，丈夫出征后妻子很想念他，她夸赞丈夫“厌厌良人，秩秩德音。”不难看出这是一个贤妻。这与《伯兮》中的思妇不同，她没有因为对丈夫的思念而消沉而是乐观的期待丈夫的胜利归来。这首诗的不同之处还在于通过对兵车的描写与思妇的柔弱心态对比，为我们展现了一个思妇柔中带刚的性格，有力地映射出秦国人民的强悍民风。正是由于秦国好战的民风最后推动产生了秦灭六国而统一天下的局面。
(三)、楚国的战争诗歌
楚国在商朝已经存在，但是周灭商后，对南部地区的统治力不足，至于江水、汉水流域与楚国交界，离楚国政治中心越接近，西周王室对此更谨慎。因此周王分封了许多同姓诸侯小国，作为对楚国的防范。周成王时封楚熊绎于荆蛮，建都丹阳。楚子不满意，于是楚国“不奉周礼”，所以在周初采《诗》中就没有《楚风》。《左传》记载，春秋五霸之一齐桓公曾率兵伐楚，他把发动战争原因归结为两点：一是楚国进贡周王室的包茅没有交纳，二是对周昭王南巡致死事件做调查。这件事说明楚国不向周王朝按时进贡很长时间了。春秋时，楚灭“汉上诸姬”有四十二国，孔子修《春秋》，特别是贬之称为“楚子”，以示微言大义。周楚敌忾气氛一直很紧张。《汉广》由三章组成，每章各有八句。第一章两句说：“南有乔木，不可休思!汉有游女，不可求思!”接连两句“不可泳思，不可方思!”强调不能对游女产生感情。在周人眼里，楚国男女恋爱自由的蛮夷行为叫做“淫”，所以禁止和游女发生感情，正面表示禁止，反面却反映了周人仍有追逐民间少女的行为。反映了追求者追求不到的怅惘心情。第二章和第三章写“之子于归，言秣其驹。”写男子与周女结婚于是不能再和游女产生感情了。之所以汉水南北的男女不能自由恋爱，是国家政治上统治形势的不同啊!
(四)、其他地域抒发战争中情感的诗歌
《诗经》中因战争而产生情感波动的诗歌主要集中在《国风》和《小雅》，约有17首(见附录表4)，
表1周王室征伐战争诗
小雅《采薇》、《车攻》、《六月》、《出车》、《采芑》5
大雅《大明》、《皇矣》、《公刘》、《常武》、《江汉》5
豳风《豳风东山》、《豳风破斧》2
周南《兔D》1
表2秦国战争的诗歌
国风《秦风无衣》、《秦风小戎》2
表3关于楚国战争的诗歌
国风《周南汉广》3
表4其他地域战争的诗歌
国风《郑风清人》、《邶风击鼓》、《周南卷耳》、《周南汝坟》、《王风君子于役》、《魏风陟岵》、《唐风鸨羽》、《桧风隰有苌楚》、《曹风下泉》、《卫风伯兮》11
小雅《m杜》、《鸿雁》、《瞻彼洛矣》、《采绿》、《绵蛮》《彤弓》、《大东》、《渐渐之石》、《何草不黄》
鲁颂《泮水》
商颂《殷武》
在抵御外敌和平定内乱的无休止战争中普通民众逐渐产生了强烈的反感、厌战、思乡等各种情绪，不难看出频繁的战争在服役的战士以及家人心中添加了深深的伤痕。这类情感主要集中在士卒、役夫和思妇三种人物形象之上，但是这三者的情感有不同之处。
三、结语
本文在学习和汲取前辈学者对于《诗经》尤其是战争诗所作的大量研究工作的基础之上，综合整理前人的思想观点，对诗经中的所有直接或间接反映战争的诗歌进行了深层次的探究。从《诗经》中战争诗歌的叙述内容和思想情感两个方面对战争诗进行较为细致和深入的整理，并划分为周王室征伐的诗歌;秦国的战争诗歌;楚国的战争诗歌和其他地域关于战争诗歌情感研究等四类。
《诗经》中战争诗反映了周人的兵役、徭役和战争生活。兵役和徭役是人民沉重的负担，是周代生活的一面镜子，我们从《诗经》所反映的社会生活和人民的思想意识的提高，证实了《诗经》内容的博大精深，内涵丰富。深入探讨的内容涉及文化背景、审美观念、语言风格、思想内容等方面。这对于《诗经》战争诗的发展和创新，这对于我们重新审视《诗经》对于后世各国家间关系处理、增强世界和平力量有重要意义。
通过对战争诗研究，我们不但能够看到了当时历史和社会生活的真切片段，而且感受到广大人民对于战争谨慎和厌恶的态度，崇尚以礼待人、以德服人的思想观念，这是战争诗歌教化民众、升华大众品位，增强爱国精神的宝贵财富。
篇7：《诗经》中战争诗的特征
《诗经》中战争诗的特征
中国《诗经》中的战争诗在世界各国的战争诗中独具特色，这些战争诗以其丰富的历史内容与民族精神、民族传统密切联系。
一、以民族战争为题材
按照马克思主义关于战争的观点，战争基本上可以分为三大类：民族之间的战争、阶级之间的战争和统治阶级内部的战争。通观《诗经》三百篇，我们发现《诗经》中战争诗所描写的主要是关于第一类战争即民族之间的战争。所有周代的重要对外战争在《诗经》中几乎都有表现，而另两类战争却没有直接的反映，也没有形成一篇反映这两类战争的战争诗。
《诗经》中关于民族之间战争的诗歌主要反映周天子和诸侯的对外战争。周王朝自从经过厉王的放逐，王室的统治力量大为削弱;而各地的诸侯随着地方社会经济的发展，逐渐倾向于各自为政的局势，于是便引起了围绕在中原四周的各部族都向华夏族进攻，造成了长期而剧烈的种族斗争。所谓各部族主要的是指西戎、北狄、南蛮、东夷。西戎是居住在西北的一个部族，它原为周族的西北近邻。北狄是居住在今山西北部的一个部族，它又称玁狁，也就是殷代的鬼方或土方、混夷，战国以后的胡或匈奴。武王革命时，西戎和玁狁随同内徙，武王克商后，他们便成为周族的敌人。周公和成王虽曾用兵把西戎赶回西北，把玁狁赶回晋北一带，但一直没有征服它们。南蛮居住在江汉流域，其中最大的是荆楚。西周时期，荆楚子孙不断扩大土地，造成独霸南方的形势。昭王、穆王都曾加以征伐，均无大的战果。东夷原是殷代贵族残余，由于反对土地的封建收夺，后来转徙盘踞在徐、淮一带，继续反抗周朝的新秩序，仍保持着与周族对抗的局面。
周宣王时，他们乘着中原正当大灾旱和共和政变之际，纷纷向华夏进攻，其间以玁狁的声势来得最为浩大。于是在公元前827、826年，宣王便展开了四面八方的战争，使尹吉甫伐玁狁，使秦仲伐西戎，使方叔征荆蛮，使召虎平淮夷，自己亲征徐戎。各方面的战斗皆很剧烈，终于驱走了西戎和玁狁，赢得了“蛮荆来威”和“徐方来庭”。经过这些战役，周民族一方面巩固了西北的国防，一方面扩充了江汉徐淮的疆域，因此，宣王又赢得了中兴周室的称号。
上述战争都反映在诗篇里。如《大雅》里就有：
《江汉》：
江汉汤汤，武夫洸洸。经营四方，告成于王。四方既平，王国庶定。时靡有争，王心载宁。
江汉之浒，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彻我疆土。匪疚匪棘，王国来极。于疆于理，至于南海。
《常武》：
王奋厥武，如震如怒。进厥虎臣，阚如虓虎。铺敦淮渍，仍执丑虏。截彼淮浦，王师之所。
王犹允塞，徐方既来。徐方既同，天子之功。四方既平，徐方来庭。徐方不回，王曰还归。
《小雅》中有：
《采薇》：
采薇采薇，薇亦作止。曰归曰归，岁亦莫止。靡室靡家，玁狁之故。不遑启居，玁狁之故。
《出车》：
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出车彭彭，旂旐央央。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玁狁于襄。
赫赫南仲，薄伐西戎。
赫赫南仲，玁狁于夷。
《六月》：
玁狁匪茹，整居焦获。侵镐及方，至于泾阳。织文鸟章，白旆央央。元戎十乘，以先启行。
戎车既安，如轾如轩。四牡既佶，既佶且闲。薄伐玁狁，至于大原。文武吉甫，万邦为宪。
《采芑》：
蠢尔蛮荆，大邦为仇。方叔元老，克壮其犹。方叔率止，执讯获丑。戎车啴啴，啴啴焞焞，如霆如雷。显允方叔，征伐玁狁，蛮荆来威。
这几首诗把天子的威德、武臣的战功，渲染得有声有色、冠冕堂皇。
周王朝诸侯对外民族的战争在《诗经》中也有所反映。秦襄公十二年(公元前766年)，秦国针对西部入侵，出兵征伐西戎。这些战争反映在《秦风》中。比如《小戎》：
小戎俴收，五楘梁辀。游环胁驱，阴靷鋈续。文茵畅毂，驾我骐弁。
四牡孔阜，六辔在手。骐骝是中，駉骊是骖。龙盾之合，鋈以觼軜。
侥驷孔群，厹矛鋈錞。蒙伐有苑，虎韔镂膺。交韔二弓，竹闭绲滕。
此诗是一首妇人思念征夫的诗，着力描写了妻子看到的秦师出征时壮观的兵阵阵容和她对征夫在外情景的联想，用华丽的词藻表达了她对征夫的浓烈思念。
再比如《无衣》：
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
岂曰无衣?与子同泽。王于兴师，修我矛戟。与子偕作!
岂曰无衣?与子同裳。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偕行!
此诗描写秦军上下一心、同仇敌忾的战争热忱，着办渲染的是朴素真挚的战斗情谊和勇武豪迈的英雄气概。
为什么《诗经》中战争诗仅描写民族之间的战争?其原因可能是这些战争诗的原创者(多为史官)和《诗经》的编订者对于诸侯之间的内部战争怀有偏见——认为这类战争对于周天子不体面而不写和不选的结果。后来广泛流行的“春秋无义战”的说法可为佐证。
二、没有具体战斗场面的`描写
没有战争血腥场面的描写，而着重于英雄人物的意气风貌以及声威表现，是《诗经》战争诗的又一个突出的美学特征。一般说来，战争诗以描写战争特别是双方交战的战斗场面为重点。在世界著名的史诗中，对于双方的战斗场面无不用浓墨重彩加以具体描绘。希腊史诗《伊利亚特》始终把以赫克托耳为主帅的忒洛亚人与以阿伽门为主帅的希腊人之间的大规模的战争作为表现的中心。其战斗场面声势浩大，惊天动地，为这部作品主赢得了巨大的艺术魅力。印度史诗《玛哈帕腊达》描写班度和俱卢两族争夺王位的斗争，深刻反映了民族内部自相残杀的悲剧，再现了公元前十二世纪以后数百年间古鲁族和班扎拉族之间的长期的残酷战争。当时印度北部几乎所有的民族都卷入了这声旷日持久的厮杀风暴，作者选取了其中最激动人心的战斗场面加以精心描绘。此外，日耳曼人《希尔德布兰特之歌》、法国《罗兰之歌》和德国《尼伯龙根之歌》等也是如此，它们对于双方战斗场面绝不回避，而是作为作品的重点加以精雕细刻。我国藏族著名史诗《格萨尔》反映以岭国王子格萨尔为首的众英雄与邪恶势力之间的斗争，写了很多战斗，其中最重要的霍岭大战，时间长达九年，出场人物众多。描写这场战争竟用了几十万字的篇幅，可以想见它对于战斗场面的描绘是多么具体详尽，其中又包含了多么丰富深刻的社会历史内容。
可是《诗经》中战争诗根本没有具体战斗场面的描写，而多用笔墨去进行军威声势和气势的渲染，叙写中心和重点完全在其它方面。它写敌人的失败和自己的胜利，但却从不突出残酷的厮杀和呻吟，只有周王朝的军马腾骧，却见不到敌人的干戈;只有凯旋和欢庆，却没有死亡和流血。比如那首著名的《采薇》，这首诗写一位远征战士罢战归来，在回乡途中，他抚今追昔，回想自己在军中的情况与心情。诗的前五章都是回忆，首章写岁暮不能归家的缘故;次章写征战中无法给家人音信;第三章写征战劳苦，恐无生还。以上三章着重写怀乡思家，情调较低沉。第四、五章侧重表现紧张的战斗、军队的声威以及取得的战绩。最后一章写归途中的复杂心情，感时伤事，情景交融，历来誉为写景抒情的名句，一直为人们所传颂。
不具体描写战斗场面、多叙士卒“勤苦悲伤之情”的《采薇》自不必说，即使是专用以弘扬宜王武功的《六月》、《采芑》、《江汉》和《常武》也是如此。
《采芑》叙写宣王命大臣方叔伐荆蛮之事，共四章：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呈此菑亩。方叔涖止，其车三千。师干之试。方叔率止。乘其四骐，四骐翼翼。路车有爽，簟茀鱼服，钩膺鞗革。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中乡。方叔涖止，其车三千，旂旐央央。方叔率止。约軝错衡，八鸾玱玱。服其命服，朱芾斯皇，有玱葱珩。
鴥彼飞隼，其飞戾天，亦集爰止。方叔涖止，其车三千，师干之试。方叔率止，钲人伐鼓，陈师鞠旅。显允方叔，伐鼓渊渊，振旅阗阗。
蠢尔蛮荆，大邦为仇。方叔元老，克壮其犹。方叔率止，执讯获丑。戎车啴啴，啴啴焞焞，如霆如雷。显允方叔，征伐玁狁，蛮荆来威。
此诗突出写方叔所率队伍车马之威，军容之盛，号令严明，赏罚有信。他雄才大略，指挥若定，曾北伐玁狁扬威，荆蛮因此闻风丧胆，皆来请服。朱熹《诗集传》谓“方叔盖尝与北伐之功者，是以蛮荆闻其名而皆来畏服也。”
其他几首，《六月》赞周宣王臣尹吉甫奉命出征猃狁，师捷庆功;《江汉》是写宣王命召虎领兵平定淮夷，班师回朝后册命召虎，赏赐他土地、圭瓒、秬鬯等;《常武》赞美宣王平定徐国叛乱的战役，突出了军队阵容之整齐、气势之盛大以及宣王指挥若定的大将风度。这些诗通过兵马旌旗的描写来宣扬君威国力，轻易战胜敌人，而不作或很少作具体战斗叙写。战争诗不直接描写具体战斗场面，这在世界各国的战争诗中是罕见的。
三、反映崇德尚义、“胜残去杀”的战争思想
《诗经》中的战争诗呈现出以上两个特点并不是偶然的，其创作自觉不自觉地遵循着我国古代关于战争的特殊思想观念——崇德尚义、“胜残去杀”。“胜残去杀”即消除暴刑、没有死刑。《论语·子路》：“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朱熹注：“胜残，化残暴之人，使不为恶也。去杀，谓民化于善，可以不用刑杀也。”
“明明天子，令闻不已。矢其文德，洽此四国”(《大雅·江汉》)，“不留不处，三事就绪”，“赫赫业业，有严天子”(《大雅·常武》)，这种文德教化的宣扬是《诗经》战争诗中的重要成分。战争诗中突出这些，无非是说王者之师不靠暴力杀伐，而是以德服人，不战而胜。除此而外，诗中又多有车马旂服之盛和军行纪律之严的描写。战争诗中不去直接写战争，而以大量篇幅写这些，使之成为篇中的重要内容，其目的显然在宣扬王师军威，以其威慑力量使敌人不战自屈，是我国古代所向往的“舞干戚而有苗平”的具体化而已。
对《诗经》战争诗所写战争的性质，历来学者大都持肯定态度，认为宣王时代，“王室遂衰，戎狄交侵，暴虐中国，中国被其苦”(《汉书·匈奴传》)，周朝兴师，进行的是反侵略的正义战争。
王安石论《采芑》末章云：“此章美其成功，言以宿将董大众，荆人自服，不待战而屈也。”但在《诗经》研究史上，第一个明确提出并论述战争性质问题的是朱熹。朱熹在《集传·小戎》中说：“襄公上承天子之命，率其国人往而征之(指西戎)……盖以义兴师，而虽妇人亦知勇于赴敌而无所怨矣。”认为“以义兴师”会得到国人的积极拥护。朱熹论《常武》末章云：“卒章反复其辟，以归功于天子。言王道甚大，而远方怀之，非独兵威然也。”对于《无衣》，他虽不无微词，但对秦人同仇敌忾、抗敌御辱的精神还是肯定的，他从当时的民族关系、政治形势以及“定都立国之计”出发，肯定秦人是为正义而战。
又姚际恒《诗经通论》论《采芑》云：“一、二章言军容之盛;三章言节制之严;四章归功于大将，而谓其北伐之声灵可以不战而来服也。”
赵良澍《读诗经》论《常武》云：“身归日来，心归日同，以徐戎之叛服无常，非有惠南国，省三农之盛德，何以怀之?其曰“天子之功”，功在王猷，不在王旅也。而诗顾以《常武》名篇者，岂谓对致治以文，拨乱改以武欤?亦欲其战胜于庙堂，如古圣人之神武而不杀也!”
方玉润《诗经原始》说《出车》云：“观其二章，先叙出军车旂之盛，旟斾飞扬，仆夫况瘁，已将大将征伐声势赫赫写出……早使敌人丧胆，玁狁慑服。故不烦一镞一矢，但城朔方而边患自除。非“赫赫南仲”上承天子威灵，下同士卒劳苦，何能收功立效之速如是哉?不但此也，方议回军，复事西戎，故以得胜王师加诸一隅亡虏，更不待衄刃而自解矣。此尤见南仲恩威并著，谋国远略有非他将所能及者。”
以上诸家都指出《诗经》中的战争诗写周王朝的胜利，不是靠“兵威”，而是靠“王道”、“盛德”，它强调的是敌人“自服”，“不战而屈”。
崇德尚义、“胜残去杀”的战争思想在历史、神话传说和其他有关论著中也有所表现。对此进行分析，有助于我们对《诗经》战争诗的思想特点的上述深刻认识：
《易·系辞下》：“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
《史记·五帝本纪》：“轩辕之时，……蚩尤最为暴……轩辕乃修德振兵，治五气，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
《尚书·大禹谟》：“帝(舜)曰：‘咨，禹，惟时有苗弗率，汝徂征。’禹乃会群后……帝乃诞敷文德，舞干羽于两阶，七旬，有苗格。”
《尚书·武成》：“武王·大赉于四海，而万姓悦服……惇信明义，崇德报功，垂拱而天下治。”
孔融《圣人优劣论》：“尧作天子，九十余年，政化洽于人心，《雅》、《颂》流于众听，是以声德发闻，遂称为首。《易》所谓圣人久于其位而天下化成，百年然后胜残去杀，必后世而后仁者也。”
这些记载所记事实虽不相同，但都贯串着一个共同的政治思想和军事思想：修明文教，崇尚德义为治国之本，恭行此道则不劳征伐而万民归服，天下自然臻于至治。所以司马迁对于先“振德”抚民而后诉诸武力消灭蚩尤的轩辕氏仍给以高度的赞扬。至于舞干戚，宣威明德，使敌人不战而屈，如同舜“久喻教而有苗有请服”那样，则更为上策。由此可以看出，在中国古代理想的政治是崇德尚义，垂裳而治;理想的战争则是“胜残去杀”，战胜于庙堂。黄帝、尧、舜在这两个方面都是理想的典范，所以才受到后人的景仰和崇敬。
《诗经》战争诗与上面所引述的那些历史传说，尽管有诗与文之别，但在思想观念上却是一脉相承，都以我国古代所特有的政治思想和军事思想为灵魂，所体现的都是崇德尚义的政治理想和“胜残去杀”的军事思想。
篇8：《诗经》战争诗的审美价值
《诗经》战争诗的审美价值
在我国，战争最早时期可推溯到传说中的黄帝时代，黄帝曾与炎帝大战于阪泉之野。自此之后，战争从未停止过。《诗经》战争诗只有七篇(《小雅》中的《采薇》、《出车》、《六月》、《采芑》;《大雅》中的《江汉》、《常武》;《秦风》的《小戎》和《无衣》)，是我国最早以战争为题材的文学作品，其思想与艺术都需要我们进行探讨。
列宁指出：“爱国主义是由于千百年来各自的祖国彼此隔离而形成的一种极其深厚的感情。”①这种美好的感情在战争诗中得到鲜明生动的体现。西周时期，中原处于四夷的包围之中，四夷不断地进犯中原地区，其中以玁狁的侵扰时间最长，破坏性最大。玁狁是散布于陕西西部、北部、山西、河北广大地区的游牧民族，实行“无君长，无语言文字”的军事民主制，这种特点决定其以掠夺为生的侵略性。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在这些民族那里，获取财富已成为最重要的生活目的之一。他们是野蛮人，进行掠夺在他们看来是比进行创造的劳动更容易甚至更荣誉的事情。”②为此，周宣王曾进行多次的自卫反击战争。《小雅·六月》就是记述尹吉甫奉周宣王之命，北伐玁狁取得胜利的事迹。
六月栖栖，戎夺既饬。四牡骙骙，载是常服。玁狁孔炽，我是用急，王于出征，以匡王国。
朱熹《诗集传》说：“《司马法》，冬夏不兴师，今乃六月而出师者，以玁狁孔炽，其事危急，故不得已而王命于是出征，以正王国也。”可见，这次北伐完全是为了自卫。《小雅·采薇》是首著名的战争诗。诗中倾诉了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痛苦，清醒地认识到，痛苦的根源在于玁狁的入侵，并积极地投身到反侵扰的战争中去。“岂不日戎，玁狁孔棘”，这是多么自觉的民族责任感。
在《诗经》中反映民众对战争态度的还有《秦风·无衣》。朱东润先生认为：“言及战事无难色者独有《无衣》一篇，但又认为：“以无衣无裳之士而迫于君上，执干戈以致死，继令后之读者怜其身世之蹇，固不遑论其作诗之时。”③这就把诗中喷发出来的团结一致抵抗外侮的精神一笔抹煞了。诗中“无衣”“无裳”均为文学语言，不能太坐实。诗人用它表达解衣推食，同仇敌忾的精神，后人把“同袍”“同裳”作为精诚团结的代名词，正是从这里来的。
《秦风·小戎》是秦襄公时代一位秦国普通妇女所唱的歌。她非常想念与西戎作战的丈夫，但她更以能有一位为国出力的丈夫而自豪，并时刻盼望着从前线传来胜利的捷报。这种把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统一起来的感情，这种把民族整体利益看作每个社会成员必须遵奉的最高意志的自觉意识是多么真实而又令人钦仰!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一)战争诗的作者都是华夏族的一员，他(她)们的爱国感情完全是从心底里流露出来的，特别是生活于社会最底层的民众更是如此。诗人们在民族战争中深明大义，为正义战争奉献一切的心理，体现了时代精神，具有典范性的作用。在世界史上，我国是一个文明传统未曾中断的古国，是唯一形成稳定的统一趋势的古国。这里头原因很多，但这种热爱自己祖国，为民族生存与发展而献身的精神成为中华民族得以延续三千多年的精神支柱，是筑构于民族心底的万里长城。
(二)《诗经》中的战争诗是我国民族精神的最初纪录，也是民族意识觉醒的里程碑，并对后代以深远而积极的影响。唐代边塞诗人岑参写道：“万里奉王事，一身无所求。也知塞垣苦，岂为竖子谋”(《初过陇山途中呈宇文判官》)王昌龄唱道：“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从军行》)何等昂扬慷慨，壮怀激烈!
(三)《诗经》战争诗不仅表现了爱国精神，而且生动地展现了民族战争中的英雄形象。《诗经》战争诗是否表现了这一崇高的精神范畴，艺术界存在着不同的看法。陈铁镔先生说：“《采薇》诗中抒写了出征士兵保家卫国怀念亲人和乡土的情思，表达了抗敌精神和阶级意识的交织，从而有血有肉地塑造了爱国英雄的形象。”赵沛霖先生反对这种提法，他说：“：‘英雄形象’是一个十分高的美学评价，它必须体现时代和历史发展的动向，为国家和民族建立卓越的功勋，同时具有博大的精神和崇高壮丽的美。而《诗经》战争诗中的主人公形象，无论从哪个方面看，都未达到这样的高度。”⑤我们的看法是，《采薇》中的抒情主人公只是一个普通战士，其贡献毕竟有限，够不上称之为民族英雄。但辅佐宣王中兴的功臣尹吉甫和南仲等主帅则可以冠之民族英雄的美名的。吴起说：“夫总文武者，军之将也。兼刚柔者，兵之事也。”⑥意思是文武全才的人，才能担任军队的将领;刚柔相兼的人，才能统军作战。被誉为“万邦是定”的尹吉甫就是这样一位统帅。方玉润在评《小雅·六月》时说：“先言玁狁之猖镢无忌，次写大将冲锋先行。故一战而敌退，王乃命将追奔，直至太原而止。盖寇退不欲穷追也，此吉甫安边良谋，非轻敌冒进者比。故当其乘胜逐北者，车虽驰而常安，马虽奔而恒闲。何从容而整暇哉!及其回军止戈也，不贪功以损将，不黩武以穷兵，又何其老成持重耶!所谓武略者，尤须文德以济之。非吉甫其孰当此?宜乎万邦取以为法也。”⑦
这里我们不是清楚地看出尹吉甫在民族战争中闪烁出崇高壮丽的美吗?他们的出现，充分说明我国文明史已由古老的神性英雄让位给了人化的英雄。他们有了更宽阔的活动空间，有了更广泛的群众信仰基础。他们已跟反映祖先崇拜的形象如公刘、后稷等神性英雄区别开来。马克思说：“如爱尔维修所说的，每一个社会时代都需要有自己的伟大人物，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物，它就要创造出这样的人物来。”⑧尹吉甫等民族英雄正是在战争的烈火中创造出来的。
《诗经》战争诗不仅具有思想美，而且具有艺术美。崇高的阳刚之美是其突出的待征;例如《大雅·常武》第五章：
王师啴啴，如飞如翰。如江如汉，如山之苍，如川之流。绵绵翼翼，不测不克，濯征徐国。
朱熹《诗集传》评云：“如飞如翰，疾也;如江如汉，众也;如山，不可动也;如川，不可御也;绵绵不可绝也;翼翼，不可乱也;不测，不可知也;不克，不可胜也。”方玉润《诗经原始》评云：“绵绵三句，承上文而下，气势浩穰，有天地褰开，风云变色之象。嘻，叹观止矣。”这种中肯的评论，正是突出地肯定了此诗的阳刚之美。《大雅·大明》中描写武王伐殷的牧野之战，也具有同样的气势。诗里的情思不再回旋于个人的狭窄天地，而是回旋于变易不居的历史长河之中，乐观高亢的感情基调，壮大的气势反映了中兴时代的民族精神风貌。
建功立业的主调中回响着淡淡的忧伤，又能不失其雄浑开阔的意境，这是《诗经》战争诗美的第二个特征。正是这种合乎人之常情的离愁别绪与一往无前的气概的结合，才使诗中的形象有血有肉，真实可信。这是魏晋时代和南朝时代的战争诗所难以比拟的，只有盛唐的边塞诗才能够与之媲美。
没有战争血腥场面的描写，而着重于英雄认物的意气风貌以及声威表现则是其第三个美学特征。按常理讲，战争诗就是描写战斗的诗，然而《诗经》战争诗却另有一番风貌。它一般不直接描写具体战斗场面，多用笔墨去进行声威和气氛的渲染。作品中，只让人感到紧张的气氛，却听不到厮杀和呻吟，只有凯旋的欢乐，而看不到死亡的流血。那么这种美学特征的思想根源是什么呢?赵沛霖先生认为：“都以我国所特有的政治思想和军事思想为灵魂，所体现的都是高德尚义的政治理想和胜残去杀的军事思想。”⑨这种分析可以说得通，但我们认为只有从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去理解，才能找到问题的.关键。那么什么是中国文化精神呢?一言以蔽之，即“仁”。《说文》：“仁，柔也，从二人。”其本义即“爱人”，表现在军事上就是褒扬“有征而无战”的仁义之师。荀子说：“仁人之兵，所存者神，所过者化。若时雨之降，莫不说喜。是以尧伐驩兜，舜伐有苗，禹伐共工，汤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纣，此四帝二王，皆以仁义之兵行于天下也。故近者亲其亲，远方慕其义。兵不血刃，远迩来服，盛德于此，施及四极。”⑩这里的“不乐杀人”和“兵不血刃”都是“仁”在战争观的体现。《诗经》正是在这深刻的意蕴上，成了中国诗歌的源头，并给后代以良好的影响。
在具体艺术手法上，《诗经》战争诗也有其独特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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