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小编为大家准备了试析瞿秋白的文学批评理论，本文共3篇，欢迎参阅。
篇1：试析瞿秋白的文学批评理论
试析瞿秋白的文学批评理论
论文摘要：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以及文艺大众化问题，是瞿秋白文学批评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认为瞿秋自在这两个问题上的观点，具有明显的“工具论”色彩，而贯穿其中的政治血脉则是“阶级斗争”，它反映了当时革命文艺队伍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基本立场和态度。瞿秋白也以此建立起一套具有典范意义的文学批评模式。
论文关键词：文学理论;瞿秋白;文学;政治;大众化
在中国现代的文艺理论家中，瞿秋白无疑是极其重要的一位，他的文艺思想是中国现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如果仅从文学角度考虑，就很难将他从众多的文艺理论家中凸现出来，尤其是当政治家瞿秋白和文学家瞿秋白渐渐合而为一，最终在我们面前叠印出一个有着巨大复杂性的“文人”形象时，从文学或政治的单一角度出发的任何探讨与研究都有可能失之偏颇。因此，简单而安全的办法是：不仅将他作为一个文学家而且将他作为一个政治家纳入我们的研究视野。因为作为一个文学家，他始终保持着对文学的特殊爱好;而作为一个政治家，他的政治敏感又必然使他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理论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成为一种政治式写作。瞿秋白的文艺论着就是一种典型的政治式写作，而且还是一种比较规范的马克思主义式的写作。这就正如罗兰·巴尔特所说：“马克思主义的写作从根源上说，表现为一种以其基本原理为支撑，运用的是一种政治和知识的语言，并且是间接断定性的，因为这种写作的每个字词只不过是紧紧指示着一组以一种隐晦的方式支托着它的原则。”也就是说瞿秋白的文艺论着所表达的，是一种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和带有政治色彩的知识语言，对文艺进行合乎逻辑的推演的文艺观。而支撑它的原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历史观。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问题的另一面是：瞿秋白自从走上政治的不归之路后，虽屡有波折，但毕竟始终浸淫其中。因此，早年对于文学的向往也好，爱好也好，终究没有导引他走单纯的文学之路。由此他对文学的论述和批评就不可能象一个“行家”那样，从纯文学的角度或者从文学的内部展开，他论述得更多的则是些“外部”的问题。这些问题主要集中在“文艺与政治”和“文艺大众化”这两个方面。
一、文艺与政治
瞿秋白的文艺思想是在代后期至30年代初期形成的。这是一个各种斗争异常尖锐激烈的时期：******、共产党两党的对峙，加上虎视眈眈、蠢蠢欲动的东邻日本，真是矛盾重重、危机四伏。在这样的大环境下，要对文学本身进行深入的思考是非常困难的。甚至连中国现代文学的标志性人物鲁迅也说出了这样的话：“现在是多么迫切的时候，作者的任务是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以反响或抗挣，……潜心于他的鸿篇巨制，为未来的文化着想，固然是很好的，但为现在抗争，却也正是为现在和未来的战斗，因为失去现在，也就没有了未来。”眼前的危机、斗争激动了那一代的作家，他们被要求(或自愿)去开辟政治、军事斗争之外的第二个战场——“文艺战线”。
1928年，创造社、太阳社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随后是“左联”。左翼文学家们充满急迫感和使命感地强调文学在阶级斗争中的作用，他们比较一致地认为：文学应当而且可以成为斗争的工具和武器。虽然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并没有形成一个系统的理论体系。但是，他们拥有的共同认识和当时社会现实斗争的现状，无疑对瞿秋白的思想是有一定影响的。因此，作为当时党内的首席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瞿秋自在文学与政治关系问题上，也是一个“工具论”者。但与其他作家、理论家不同的是：瞿秋白对“工具论”理论有一套比较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的解释。
对瞿秋白而言，首要的问题(也是当务之急)是为“工具论”寻找出它的合法性依据，即要回答：为什么文学能够成为政治(阶级)斗争的工具呢?瞿秋自在阐述这个问题时引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一套术语和话语方式，其中包括我们耳熟能详的“意识形态”、“上层建筑”、“阶级斗争”等观念，而且推演的规则我们也是了如指掌的：文艺是上层建筑，反映着经济基础和社会生活，与社会现象相联系，它又会反过来影响社会生活，在一定范围和程度之内反作用于社会生活。既然是这样，接下去的阐述也就顺理成章了：在当时的特定情况下，阶级斗争在社会生活中占据了重要地位，文学要“反过来影响”社会生活，首先面对的当然是阶级斗争。进而瞿秋白认为，文学能“促进或者阻碍阶级斗争的发展”，文学的政治功能也由此产生。
“工具论”的首要难题——合法性依据——因此得到了解决。但与一些极左的“工具论”者相比，瞿秋白还能够给文学的政治功能划出一个界限：文学不能够决定社会制度的变更，只是在“相当的程度之内”影响阶级斗争的发展，稍微“变动阶级的形势”而已。
尽管瞿秋白总体上持论相当公允，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原理，但在对一些具体问题的论述中，他侧重的显然还是文学的政治功能，这就使他的看法有时也并非总是那么全面公允，这在披阅他的有关文章时可以看到：他几乎没有对过分夸大文艺的政治作用的言论进行过任何驳斥，而是坚决并且顽强地同各种非“工具论”者(不管他们真的如此还是假扮成非“工具论”者)进行理论上的激战。早在1923年写下的《艺术与人生》中，瞿秋白就否定了纯艺术的观点，在他看来：“社会生活恬静的时代，纯艺术主义方能得势”，而在“现在如此湍急的生活流中，当然生不出‘绝对艺术派’的诗人”，因为“世问本来也就用不到他”。因此对于要“纯艺术”还是要“为人生的艺术”的问题就根本用不着再多作讨论。在秋白看来“这一最可恨的问题，早已为十月的赤潮卷去”，文艺就只管去“服务政治”好了。一个诗人应“以革命为生活，呼吸革命，寝馈革命”，只要他的作品并“不充满着革命的口头禅就行了”。同样，他在30年代初的《文艺的自由和文学家的不自由》一文中进一步提出：“文艺——广泛的说起来——都是煽动和宣传，有意无意的都是宣传。文艺也永远是，到处是政治的‘留声机’。问题是在于做哪一个阶级的‘留声机’。并且做得巧妙不巧妙。”(着重号为引者所加，下同)问题已经说得再清楚不过了，文艺是宣传，是政治的“留声机”，至于尊重文艺内部的规律，运用文艺的技巧等等，只不过是为了更巧妙地充当“留声机”而已。鲁迅确实说过“现在的任务是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以反响或抗挣，……为现在抗争，却也正是为现在和未来。”但在鲁迅那儿，为政治服务还只是因为一时的特殊情形，但到瞿秋白这儿却绝然地说“文艺永远是，到处是政治的‘留声机’。”
篇2：篇章学研究与文学批评理论关系初探
篇章学研究与文学批评理论关系初探
现代语言学的产生和发展总是伴随着新的文学批评理论和方法的产生和发展.语言学的理论成果和文学批评理论的产生和发展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两者的关系至关紧密,相伴相生.篇章语言学既然是语言学研究的一个分支学科,它的研究对象和文学理论一样都是篇章(文本),那么它与文学理论应该有着天然的联系.然而比起半个世纪前语言学和文学理论的密切关系来,篇章学和文学理论研究的联系不像人们期望的那样应该互相渗透,反倒越来越少,大有分道扬镳的趋势.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在发展过程中两个领域的研究者们主观上不愿意也不屑了解对方领域的研究成果并从对方汲取研究营养;二是客观上现代早期的文学批评认为文学性在于语言的特定用法,因此可以用结构主义或形式主义语言学的方法去研究,所以早期的'“篇章语法”研究可以直接为文学批评家所用.而现在意义上的篇章语言学特别强调篇章承载的社会交际功能,篇章总是和语境密不可分,而文学批评理论中常常涉及社会大背景.但是,文学批评的理论和方法是多样的,在涉及具体文本的风格时,作者、读者或作品中的人物所可能参与的场景常常涉及微观的交际语境,因此篇章语言学的研究成果完全可以渗透到文学理论和批评方法中来.
作 者：刘辰诞 LIU Chen-dan 作者单位：信阳师范学院,外语学院,河南,信阳,464000 刊 名：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英文刊名：JOURNAL OF XINYANG NORMAL UNIVERSITY(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年，卷(期)： 28(3) 分类号：H030 关键词：篇章语言学 文学理论 篇章(文本) 结合篇3：从文心雕龙・知音看刘勰的文学批评鉴赏理论
李婕
摘要：《知音》作为中国古代文论中的代表性概念范畴，具有深厚的历史内涵和文化意蕴。刘勰在《文心雕龙・知音》篇中指出了在文学鉴赏中普遍存在的“知音难求”现象，从“音实难知，知实难逢”两方面积极探讨了知音难求的原因，认为文学批评的误区大都是由于主观偏见造成的，所以力求提出一套客观全面的评定文学作品的方法和标准。《知音》篇揭示了刘勰对文学批评鉴赏方法进行探索的轨迹，对于今天人们正确批评鉴赏文学作品有积极的理论指导意义。
关键词：知音；批评；鉴赏；六观
一、“见异,唯知音耳”
“知音”这一概念最早的记载见于《吕氏春秋・本味》：伯牙鼓琴，钟子期听之。方鼓琴而志在泰山，钟子期曰：“善哉乎鼓琴，巍巍乎若泰山。”少选之，而志在流水，钟子期又曰：“善哉乎鼓琴，汤汤乎若流水・”钟子期死，伯牙破琴绝弦，终身不复鼓琴。“知音”的本意是对音乐有正确理解和领悟。由音乐欣赏推而广之，文学鉴赏中的知音，就是欣赏者对被欣赏者的作品的认知、认可和体察作者文心所引起的强烈的感情共鸣。刘勰本此命篇、立意，写出了《文心雕龙・知音》。
从《知音》篇的标题可知刘勰意在强调批评当理解作者用心，以“知音”喻对文章及作者的真正理解者。刘勰在开篇即感慨道：知音其难哉！音实难知，知实难逢，逢其知音，千载其一乎！自古知音难求，知音之叹在古代文人的作品中俯拾皆是，曹丕在《与吴质书》说到：“昔伯牙绝弦钟期，仲尼覆酞几子路，痛知音之难遇，伤门人之莫逮”；陈子昂则在《与东方左史虫修竹篇序》感慨：“故感叹雅制,作《修竹诗》一篇,当有知音以传示之”，他在长安碎琴卖文之举其实也是一种以乖张行为寻求知己的特殊形式。
二、“执一隅之解，拟万端之变”古代作家对自己的作品能否得到文论家的认可及公正的评价有着如此强烈的期待，如此多的作家反复慨叹知音的难遇。那么，当我们面对古代作家的作品时，如何去解读、诊释、鉴赏、定位？刘勰在《文心雕龙・知音》篇中作了较为全面的论述。
刘勰首先从两个方面分析了知音难求的原因，即客观上的“文情难鉴”和主观上的“知多偏好，人莫圆该”。客观上，“文情难鉴”，读物的本身有其复杂性和多样性，内容不一，体式繁多，方法多变，风格各异。而读者只能领略那些和自己见识相近，情味相合的读物，不可能把所有作者的各种文章都作为自己的阅读对象。“慷慨者逆声而击节，酝籍者见密而高蹈，浮慧者观绮而跃心，爱奇者闻诡而惊听。”读者各以自己的爱好去进行阅读活动，结果是“会己则暖讽，异我则沮弃。”合于自己阅读兴趣的就赞赏，否则就弃之，“东向而望，不见西墙”，终得不到正确而全面地理解和认识。
“文情难鉴”与“知多偏好”即客体的复杂性与主体的局限性形成尖锐的矛盾。文学作品表达的是作者的情感，能做到不从主观成见出发，透过文字符号组成的文学语言去体察文情，这是批评鉴赏的关键。摒弃主观的好恶秉持公心，对文学作品作出全面而恰切的评价，是非常重要的。
主观方面则分为以下三种情况：
“贵古贱今”。这种立场和观点，最早是由孔子所传，继之者积而成习，成为读书人的通病。文学史上无数次类似明朝前后七子“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盲目复古，更可以说明这种贵古贱今的心态作祟对文学批评乃至于文学创作的影响。
“崇己抑人”。“文人相轻”的陋习造成了文人的贡高我慢，阻碍了他们对作家的真诚理解及对作品的客观评价。
曹丕在《典论・论文》开篇论云：“文人相径，自古而然……夫人善于自见，而文非一体，鲜能备善，是以各以所长，相轻所短。”有此观念，自然如一叶障目不见泰山。班固作为学者文人，“才实鸿懿”，但也因此更容易“崇己抑人”。
“信伪迷真”。刘勰认为这种错误偏向，是“学不逮文”，即学识不够、识别能力不强而产生的。曹植在《与杨德祖书》中也指出过这种毛病。“盖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论于淑媛；有龙渊之利，乃可以议于断割。刘季绪才不能逮于作者，而好低诃文章，掎摭利病。”自己没有一定的修养和学识，评论作品就识别不出真伪美丑，轻言妄谈，没有不出毛病的。所以刘勰说“至于君卿唇舌，而谬欲论文，乃称史迁著书，谙东方朔，于是桓谭之徒，相顾嗤笑，彼实博徒，轻言负消，况乎文士，可妄谈哉！”三、“知音其难哉”在分析了知音难遇的原因之后，刘勰提出了解决这些问题的具体的途径和方法，即“将阅文情，先标六观”。关于“六观”，刘勰在文中写到：“无私于轻重，不偏于憎爱，然后能平理若衡，照辞如镜矣。是以将阅文情，先标六观：一观位体，二观置辞，三观通变，四观奇正，五观事义，六观宫商。斯术既形，则优劣见矣。”“一观位体”，分析文学作品，首先从考察读物的.体制入手，观察文章的思想、主题，即文章的主干。这里的“体”不是指风格，而是包括文章的体裁、结构和篇幅在内的一个特定概念，是《F裁》提出的“设情以位体”的“体”。《定势》篇说“因情立体。”“体”是由情而决定的。“大水性虚而沦漪结，木体实而花尊振，文附质也。”（《情采》）有什么样的内容，就会有什么样的形式，形式由内容决定而又体现内容。而“体”是形式的重要因索，因而通过对“体”的考察就有助于了解文章的内容。“观位体”，就是由体入手以及情的方法，即根据文章的体裁特点、结构形式和篇幅容量来透视文章的内容，斟酌文章的思想和主题，即所渭“情理设位，文采行乎其中”（《F裁》）。
“二观置辞”，分析作品，其次要从考察读物的语言形式入手，观察一篇文章文辞的敷设，即语言的运用与安排。
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凡思想感情都要由语言文字来表达。要正确品评一篇作品，考察它的思想内容固然重要，但语言运用与安排的好坏也不可忽视。这里所说的“辞”，即《F裁》篇所说“撮辞以举要”的“辞”。《原道》篇所说“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的“言”。由人而心，由心而言，由言而文，在刘勰看来这是很自然的客观规律。正是有了语言，人们才有了用于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并相互间进行交流的工具。刘勰在《神思》篇中写道“意授于思，言授于意”，非常正确地指出言与意与思的关系，它是作为思和意的符一号体系而存在的。也正因为如此，“巧言切状，如印之印泥，不加雕削，而曲写毫芥。”读者和读物通过它的语言符号可以完全达到契合一致。“观置辞”，就是由言辞入手以及意的方法，即借助作者遣辞造句的符号序列、信息载体来揭示出读物的内容，作者之意、之思。
“三观通变”，就是分析考察作品的会通和适变方面的情况，观察它在继承与革新的间题上是否处置洽当。所谓会通和适变，就是贯通于古有所继承，适时趋今有所创新。
《通变》篇说“规略文统，宜宏大体，先博览以精阅，总纲纪而摄契，然后拓衙路，置关键，长髻远驭，从容按节。凭情以会通，负气以适变，采如宛虹之奋髻，光若长离之振翼，乃颖脱之文矣。”作者从事著述只有“先博览以精阅”，善于从知识整体上吸取前人的成果，然后才可能“拓衡路，置关键，长害远驭，从容按节。”“变则其久，通则不乏。”这样写出的读物才有丰富的内容和长久的生命力。“观通变”，就是考察读物是否“望今制奇，参古定法”写出“日新其业”既表现民族固有的优秀文化传统又富于新时代的精神气质来。南北朝在继承与革新间题上普遍存在着“竞古疏今”、“逐奇失正”的两种偏向，所以刘勰这里谈了“古今”问题，下面又谈到“奇正”的问题。
“四观奇正”，从考察读物如何处理“奇”与“正”的关系入手，考察作品风格上如何“执正以驭奇”，即文学作品在风格上既要符合经典传统的“雅正”风格，又要适合一定时代的“新奇”的要求。“新奇者，摈古竞今，危侧趣诡者也。”（《体性》）“旧练之才，则执正以驭奇新学之锐，则逐奇而失正”（《定势》）“奇”，即“新奇”，指读物形式的奇异、独特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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