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小编给大家整理了试谈汉语语法学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本文共7篇，供大家阅读参考。
篇1：试谈汉语语法学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试谈汉语语法学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作者] 柴世森 张智慧
[内容]
提要 研究汉语语法学史应该从语法学史的共性和个性对立统一的观点出发。汉语语法学史的研究，特别是在本世纪80年代以来取得了显著成绩。在这个研究领域里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中国古代或在《马氏文通》问世以前有没有汉语语法学，根据什么标准评价汉语语法学史实，元代卢以纬的《语助》在汉语语法学史上占有怎样的地位等。对这些问题进行讨论并逐步取得共识，必将进一步推动汉语语法学史这个学科的发展。关键词 汉语语法学史 研究 主要问题作为中国文化史有机组成部分的汉语语法学中，具有一般语法学史的共性，又有自己的个性。这是我们观察和分析汉语语法学史本身以及汉语语法学史研究中出现的各种问题的基本出发点。我国的汉语语法学史研究，是有成绩的。特别是在本世纪80年代以来，汉语语法学史的研究有突飞猛进的发展，取得的成果是以往任何时代都不能比拟的。但是，勿庸讳言，在这个研究领域里，也存在着一些值得引起注意的问题。诸如，中国古代或在《马氏文通》问世之前有没有汉语语法学，根据什么标准评价汉语语法学史现象或史实，元代卢以纬的《语助》在汉语语法学史上占有怎样的地位等。这些就是值得引起注意而又相互联系的问题中的几个。
一研究汉语语法学史，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中国在《马氏文通》问世前有没有作为语言学分支学科的汉语语法学的问题。综观以往的汉语语法学史论著，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意见是不一致的，概括起来有四种不同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中国古代没有语法学这门学问，甚至连语法学的观念也没有，语法学是19世纪末从西方引进的，1898年马建忠的《马氏文通》出版后，中国才开始有汉语语法学。
第二种意见认为：中国古代没有比较完整和比较系统的语法学著作，可是这并不等于说中国古代没有语法学，语法学的萌芽自春秋战国时代就产生了。
第三种意见认为：中国古代的语法研究有自身的特点，既然虚词是汉语语法学中的重要内容，那么就该承认虚词的研究具有语法学的性质。
第四种意见认为：作为描写和研究不同语言的语法学，有着鲜明的民族特色，汉语语法学的雏形当以元代卢以纬《语助》问世为标志。
不难看出，第一种意见认为汉语语法学是1898年诞生的，诞生的标志是《马氏文通》的问世；在《马氏文通》问世之前，中国古代根本就没有语法学，语法学纯粹是从西方引进的。很明显，这种意见从根本上否定了中国在《马氏文通》问世前有语法学存在的事实，即使是《马氏文通》问世以后中国有了汉语语法学，也不是中国自己的.东西。因此，我们认为这种意见不但与汉语语法学的史实不符，而且于逻辑事理也是不能自圆其说的。关于汉语语法学史的史实，后面将有说明。这里着重分析一下这种意见的自相矛盾之处。首先，既然以《马氏文通》为代表的语法学是从西方引进的，那么它就没有资格称为汉语语法学，只能叫做中国的西方语法学。语言学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引进包括语法学在内的语言学理论和方法，必须在本民族语言学理论和方法的基础上才能产生预期的效果。也就是说，西方语法学绝不可能在本民族语法学的一片空白的土壤上立足。其次，既然《马氏文通》问世后中国有了汉语语法学，那么就不能不承认《马氏文通》问世前或问世时
[1] [2] [3] [4] [5] [6]
篇2：试谈汉语语法学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试谈汉语语法学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作者] 柴世森 张智慧
[内容]
提要 研究汉语语法学史应该从语法学史的共性和个性对立统一的观点出发。汉语语法学史的研究，特别是在本世纪80年代以来取得了显著成绩。在这个研究领域里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中国古代或在《马氏文通》问世以前有没有汉语语法学，根据什么标准评价汉语语法学史实，元代卢以纬的《语助》在汉语语法学史上占有怎样的地位等。对这些问题进行讨论并逐步取得共识，必将进一步推动汉语语法学史这个学科的发展。关键词 汉语语法学史 研究 主要问题作为中国文化史有机组成部分的汉语语法学中，具有一般语法学史的共性，又有自己的个性。这是我们观察和分析汉语语法学史本身以及汉语语法学史研究中出现的各种问题的基本出发点。我国的汉语语法学史研究，是有成绩的。特别是在本世纪80年代以来，汉语语法学史的研究有突飞猛进的发展，取得的成果是以往任何时代都不能比拟的。但是，勿庸讳言，在这个研究领域里，也存在着一些值得引起注意的问题。诸如，中国古代或在《马氏文通》问世之前有没有汉语语法学，根据什么标准评价汉语语法学史现象或史实，元代卢以纬的《语助》在汉语语法学史上占有怎样的地位等。这些就是值得引起注意而又相互联系的问题中的几个。
一研究汉语语法学史，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中国在《马氏文通》问世前有没有作为语言学分支学科的汉语语法学的问题。综观以往的汉语语法学史论著，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意见是不一致的，概括起来有四种不同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中国古代没有语法学这门学问，甚至连语法学的观念也没有，语法学是19世纪末从西方引进的，1898年马建忠的《马氏文通》出版后，中国才开始有汉语语法学。
第二种意见认为：中国古代没有比较完整和比较系统的语法学著作，可是这并不等于说中国古代没有语法学，语法学的萌芽自春秋战国时代就产生了。
第三种意见认为：中国古代的语法研究有自身的特点，既然虚词是汉语语法学中的重要内容，那么就该承认虚词的研究具有语法学的性质。
第四种意见认为：作为描写和研究不同语言的语法学，有着鲜明的民族特色，汉语语法学的雏形当以元代卢以纬《语助》问世为标志。
不难看出，第一种意见认为汉语语法学是1898年诞生的，诞生的标志是《马氏文通》的问世；在《马氏文通》问世之前，中国古代根本就没有语法学，语法学纯粹是从西方引进的。很明显，这种意见从根本上否定了中国在《马氏文通》问世前有语法学存在的事实，即使是《马氏文通》问世以后中国有了汉语语法学，也不是中国自己的东西。因此，我们认为这种意见不但与汉语语法学的史实不符，而且于逻辑事理也是不能自圆其说的。关于汉语语法学史的史实，后面将有说明。这里着重分析一下这种意见的自相矛盾之处。首先，既然以《马氏文通》为代表的语法学是从西方引进的，那么它就没有资格称为汉语语法学，只能叫做中国的西方语法学。语言学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引进包括语法学在内的语言学理论和方法，必须在本民族语言学理论和方法的基础上才能产生预期的效果。也就是说，西方语法学绝不可能在本民族语法学的一片空白的土壤上立足。其次，既然《马氏文通》问世后中国有了汉语语法学，那么就不能不承认《马氏文通》问世前或问世时就存在汉语语法学或汉语语法学的萌芽这样的事实，可是，持第一种意见的学者却断然否定了这样的事实。这就是第一种意见不能自圆其说的症结所在。
第二种意见认为中国在《马氏文通》问世前就有语法学，语法学的萌芽从春秋战国时代就产生了，而且语法学的诞生不以有比较完整和比较系统的语法学著作为标志。我们认为这种意见是立足于汉语语法学的史实来观察问题的。持这种意见的学者不但承认《马氏文通》问世前有语法学的萌芽，而且承认有语法学的存在。更为可贵的是没有用西方语法学的相当成熟了的范本去评判汉语语法学的事实，也没有把相当成熟了的汉语语法学的著作《马氏文通》作为汉语语法学诞生的标志。这种意见的不足之处是没有明确肯定汉语语法学是何时诞生，是以什么作为诞生标志的。也就是说，没有在汉语语法学的萌芽和汉语语法学的诞生之间划出明确的界限。
第三种意见也是立足于汉语语法学的史实上来观察问题的，但比第二种意见又进了一步。这种意见肯定了汉语语法研究是同汉语语法的基本特点相适应的。汉语语法是缺乏严格意义的形态变化的，语序和虚词是十分重要的语法手段，因此，汉语语法研究自然就把重点放在句法特别是虚词方面。这样，虚词的研究当然就成了汉语语法学的重要内容。就这点而言，汉语语法学与西方语法学有显著区别。持这种意见的学者，理所当然地就肯定元代卢以纬的《语助》是中国第一部研究文言虚词的语法专著。但不足的是也没有明确指出汉语语法学是何时诞生，是以什么作为诞生标志的。
第四种意见从各民族语言的语法学的共性和个性对立统一的观点出发，认为汉语语法学有鲜明的民族特色，这种特色是由汉语语法的民族特色决定的。因此，持这种意见的学者把《马氏文通》问世前的汉语语法研究划分为两个阶段，以元代卢以纬的《语助》问世作为前后两个阶段的分界点，并明确提出《语助》是汉语语法学的雏形。也就是说，《语助》是汉语语法学诞生的标志。我们认为这种意见是符合汉语语法学史实的。我们认为，判断中国古代有没有语法学，首先必须有一个最基本的观察问题的出发点，其次还要有足以构成该学科成立的一些基本条件。
我们认为最基本的一点就是应该从汉语语法学的实际出发，而汉语语法学的实际又确实是同汉语语法的特点密切相关的。吕叔湘、朱德熙先生在50年代初就说过：汉语的词是没有形态变化的，所以汉语的语法也可以分成句子的结构和虚字的用法两部分，不过这两部分不能完全分开，因为有些虚字是和句子结构有关系的。①我们认为吕、朱两位先生的看法讲出了汉语语法学的特色，勾勒出了汉语语法学的框架，是同印欧语法学有显著区别的。我们还认为语法学科的成立至少应该具备以下几个条件：第一，要有特定的研究对象，即语言结构规律本身；第二，这种研究应该是独立的系统的，而不是顺带的零星片断的；第三，这种研究要有为一定目的服务的行之有效的方法；第四，要有比较系统、比较完整的著作作为标志，并且对当时和后世产生比较深远的影响。如果用这些条件来衡量《语助》，应该说《语助》标志着中国古代语法学科的诞生，或者说《语助》已是汉语语法学的雏形，尽管它还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缺点。从这个基本认识出发观察《马氏文通》问世前的汉语语法研究成果，我们就会发现先秦至唐宋时代的汉语语法研究的确还属零星片断的，但是到了元代泰定元年（公元1324年）就出版了卢以纬的体现汉语语法特点的系统的虚词专著《语助》。这部著作收66组虚词或跟虚词有关的短语，共136个词条，其中单音节词68个，复合词和短语68个。它有着独特的研究路子，即从语气角度对虚词进行分类和综合分析，重视虚词与实词在语法功能上的区别，有针对性地区别虚词在不同句法位置上的不同作用，注意词和短语的区别，通过虚词的语法作用来分析句型句式等。②应该说，《语助》已不再是文字学、训诂学的附庸，而是开创了独立地对以虚词为重要内容的汉语语法进行综合研究的局面，构建了体现汉语语法特点的汉语语法学的初步框架，并且对后世的《虚字说》（袁仁林）、《助字辨略》（刘淇）、《经传释词》（王引之）乃至《马氏文通》等语法著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因此，《语助》的问世应该是汉语语法学诞生的标志。
二在汉语语法学史研究中遇到的第二问题，是根据什么标准去评价汉语语法学现象。如果运用的标准不同，那么对同一语法学现象就会有不同的评价，甚至是截然相反的两种评价。如果运用的标准是不科学的，那么在评价某一或某些语法学现象时就会得出错误的结论。相反，如果运用的标准是科学的，那么就会正确评价各种语法学现象，得出符合客观实际的科学结论。
以往的汉语语法学史论著，应该说都是根据一定标准去评价史实的方方面面的。比如，对中国古代或《马氏文通》问世前有没有语法学这一具体问题，学者们之所以有不同意见，就是因为从不同标准出发观察问题的结果。概括起来，学者们用来评价汉语语法学现象的标准大致有三个：一个是“因西文已有之规矩”的以西律中的标准；一个是用现代语法学观点衡量古代语法学现象的以今律古的标准；一个是从汉语语法学史实出发，坚持共性和个性对立统一观点的实事求是的标准。我们赞成第三个标准。
有的学者断言中国古代没有语法学，或者说《马氏文通》问世前没有语法学。他们为什么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呢？这是因为在他们的头脑里早就装着一个语法学范本，这个范本就是西方已经发展得相当成熟了的源于希腊和拉丁语法学的18世纪的传统语法学体系。他们认为，在中国跟西方语法学范本最接近的语法著作是《马氏文通》。于是，《马氏文通》就成了中国有语法学的标志，在此之前中国当然就没有语法学了。
不可否认，世界上各种语言的语法是有共性的，语法的共性粗而言之至少表现在都存在着词有一定的类别和语句有一定的构造规则上。但是，这种共性又表现在具体语言的语法的个性之上。换句话说，各种具体语言的语法既有共同之处，又有这样或那样的差别。汉语和印欧语都存在着词的类别问题和语句构造问题。但是，汉语在词类问题上，实词和虚词相比，虚词占有非常重要地位；在语句构造问题上，短语和句子的构造规则是基本一致的。③印欧语在词类问题上，实词和虚词相比，实词由于有形态变化，因而在语法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在语句构造问题上，短语和句子的构造规则是不一致的。因此，中国古代的汉语语法研究是以虚词和句读为重点的，而印欧语的语法研究是以实词的形态变化和主谓二分的句子构造为重点的。持以西律中标准的学者，没有把语法学的共性和个性统一起来去看问题，而是以西方语法学的特殊性否定了汉语语法学的特殊性。这怎么能得出正确结论呢？
另外一些学者也断言中国古代或《马氏文通》问世前没有语法学，是用以今律古的标准衡量中国古代汉语语法研究成果的结果。其实，汉语语法学跟西方语法学一样，都经历了由萌芽、初创再到成熟的过程，都不是短时间内形成的。在这些学者中，有的并没有全盘否定《马氏文通》问世前的汉语语法研究成果，但是却认为统统是汉语语法学萌芽，只有《马氏文通》才是汉语语法学的初创的标志。
我们认为这种看法也没有正确反映汉语语法学的实际。不错，马建忠在评价自己的著作时曾说：“斯书也，因西文已有之规矩，于经籍中求其所同所不同者，曲证繁引以确知华文义例之所在。”④马建忠所说的“因西文已有之规矩”，是借鉴西方语法学的意思；“于经籍中求其所同所不同者”，是与汉语语法进行比较的意思，并不是全盘照搬西方语法学。马氏在序言里对我国古代的汉语语法研究成果是给予一定肯定的。比如，对《学记》中的“离经辨志”说，对刘勰《文心雕龙·章句》中关于字、句、章、篇的论述以及关于虚词的分类说等，都推崇备至。当然，由于时代的局限，马氏不可能对《马氏文通》问世前的汉语语法研究成果及汉语语法学发展史作出准确全面科学的评价。但是，这也足以说明《马氏文通》不是纯粹的舶来品，而是在汉语语法研究固有成果的基础上，借鉴西方语法学的新知，而成就的一部相当成熟的古汉语语法著作，已经不是什么汉语语法学的初创之作。因此，拿一部已经相当成熟了的古汉语语法著作《马氏文通》当作汉语语法学诞生的标志，是不妥当的。
持以西律中标准的学者心目中的西方语法学本身，实际上是经历了由萌芽、初创再到比较成熟的发展过程的。西方语法学的萌芽，大约始于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前4世纪，一般认为古希腊柏拉图的对话录《克拉底洛篇》是西方语法学萌芽的代表作，它是从哲学角度研究语言起源和语言结构问题的。西方语法学的初创，当推被美国学者布龙菲尔德誉为“人类智慧的丰碑之一”的古印度人波尼尼的《波尼尼经》。这部语法书大约形成于公元前4世纪，它是一部梵语语法书，用3996条经句概述了梵语的语音结构、词语的构成及变化规则。值得注意的是，初创的西方语法学是包括语音学内容的，并不是纯粹的语法学。同时，所谓语法学的内容也并不是从一开始就全而又全的。比如，亚里斯塔克的学生特拉克斯对他的前辈学者的研究成果作了系统的整理，他自己也发现了一些语法范畴，明确了名词、动词、分词、冠词、代词、前置词、副词、连接词等八大词类的定义，因而被西方学者赞誉为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语法体系。其实，用我们今天的标准衡量，特拉克斯的语法体系并不完整，至少是没有句法内容的。西方语法学的成熟，一般认为是以在18世纪形成的传统语法学为标志的，它把语法学分为词法和句法两大部分，它的某些术语、概念、规则和理论一直在西方一些国家的语法教科书中沿用至今。无论持以西律中还是持以今律古标准的`学者，断言中国古代没有语法学，都是用18世纪以来形成的相当成熟的西方语法学的范本来衡量《马氏文通》问世前的汉语语法研究成果的结果。
当然，各民族语言学中的语法学的萌芽、初创再到成熟，在时间上不会是完全同步的。西方语法学的萌芽至初创只经历了大约一两个世纪的时间，而从初创到成熟大约经历了两千多年的时间。汉语语法学的萌芽也可以追溯到公元前四五世纪，即战国时代齐人公羊高口说流传的《公羊传》。可是汉语语法学从萌芽到初创的时间却比西方语法学长得多，大约直到公元1324年，即元代泰定元年《语助》的问世，才标志着汉语语法学初创的开始。从初创到成熟大约又经历了五百年的时间，汉语语法学走向成熟的标志就是1898年《马氏文通》的问世。这里所说的语法学的初创，是语法学已经初具规模，已经独立形成学科的意思。初创阶段的语法学，应该具有基本上反映本民族语言的语法的主要特征的性质，但在一些方面还存在着这样或那样不完善的问题。我们认为这样观察和分析中外各种语言的语法学现象才比较客观，才是对语法学史实的尊重。
以往，一些学者一提到《马氏文通》就说它是“模仿”之作，接下去就说它只能算是汉语语法学初创的标志。这样评价《马氏文通》实际上也是一种以今律古的表现。我们认为应该给《马氏文通》以正确的评价，这涉及到正确把握汉语语法学发展脉络的问题。我们很赞成王海?先生的意见：“《文通》的模仿，除‘次’的范畴外，大多表现在个别问题上，如：个别词类中小类的设立，个别句子成分的确定，个别句子的分析等。而《文通》的创新，则表现在整个体系上。《文通》体系既有宏观的高度概括，又有微观的深入开掘；既有普遍规律的阐述，又有专书特点的揭示，是一个相当完备、相当精深的古汉语语法体系。”⑤因此，我们认为把《马氏文通》看作汉语语法学步入成熟阶段的标志比较合适。这点可以从它问世以后的深远影响得到证明。拿本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一些语法论著跟它相比，无论是内容的广度还是深度上大都比它逊色。即使到了今天，我们还可以从它那里学到许多东西。
总起来看，研究汉语语法学史既不能以西律中，也不能以今律古，应该尊重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用语法学的共性和个性对立统一的观点去分析评价语法学现象，从中理出作为汉语言学一个分支学科的汉语语法学从萌芽、初创再到成熟的发展脉络，从而得出正确的结论。
三研究汉语语法学史的学者都很关注元代卢以纬的《语助》，但是对它的评价却是有分歧的。一种意见认为，《语助》是我国第一部研究虚词的专著，是汉语语法学萌芽阶段的语法著作。另一种意见认为，既然虚词是汉语语法的重要内容，那么就应该承认作为研究虚词的我国的第一部专著《语助》具有语法学的性质。再一种意见认为《语助》不但是我国第一部虚词专著，而且是汉语语法学的雏形，因为它体现了汉语语法学的基本特色。
很明显，前两种意见都承认《语助》是我国第一部研究虚词的专著，这种研究已不同于过去的零打碎敲地研究，而是从大量文献中搜集材料，然后加以分门别类进行综合研究。这两种意见的不同之处是承认不承认《语助》的语法学性质。所谓语法学性质，就是语法学的根本属性；有语法学性质，就是具有语法学的根本属性。语法学的根本属性是研究并说明客观存在的语言结构规律，包括语法单位的确定，语法意义和语法形式的分类，语法结构框架的构建等。第三种意见比第二种意见又进一步，敏锐地从语法学的共性和个性对立统一的观点出发，看到了《语助》是体现了汉语语法特点并初步构建了汉语语法学框架的价值。正如何容所说：“考察一种语言有多少种性质不同的表意单位，和它们怎样配合变化以表示出很繁复的意思，而予以系统的说明，这是文法学的任务。”⑥《语助》抓住了汉语语法的作为语言结构中的重要环节虚词这个内容，特别重视运用比较的研究方法，从虚词角度切入并进而触及到句子内部或句际间的语义结构关系以及词类等问题。⑦因此，《语助》不但是我国第一部研究虚词的具有语法学性质的专著，而且也应该说它是一部汉语语法学的初创之作。第三种意见说《语助》是汉语语法学的雏形是符合实际的。
前面已经说过，要正确评价语言学发展史上的种种问题，绝不能以西律中，也不能以今律古，不能用现代的观点和模式去套历史事实。学术界一般认为两汉时期的《尔雅》、《方言》、《说文解字》和《释名》等分别是中国古代训诂学、方言学、文字学和语源学的奠基之作。这样的评价，无疑是正确的，是唯物地历史地辩证地观察问题的结果。如果我们用当代的训诂学、方言学、文字学和语源学著作去比附的话，那么《尔雅》等著作是相当幼稚或不完善的，甚至会发生怀疑它们究竟是不是某学科的奠基作的错觉。对待《语助》也是一样，也不能用现代的观点和模式去苛求它。
我们说《语助》是我国汉语语法学的初创之作，还因为它不是一部孤立的语法著作，而是有着广阔深厚的学术背景的。早在《语助》问世前，历代学者就对虚词和句读等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
先说虚词研究。这方面的研究在汉代及其以前还是零星片断的，是在训诂学、文字学等学科里所开展的顺带的研究。比如，汉代《尔雅》这部训诂学著作的“释诂、释训、释言”三篇，基本上是以虚词为研究对象的，其他各篇都是实词。《诗经》的毛亨传、郑玄笺，许慎的《说文解字》里就用过“词”、“辞”、“语辞”或“语助”等术语指代虚词。它们所研究的虚词，大多相当于今天的助词，有些则是副词。虚词的研究发展到南北朝和唐代，就已出现了专论，开始从训诂学、文字学等学科中独立出来，并逐步走上较为系统的研究道路。比如，南朝梁刘勰的《文心雕龙》就以在句中所处的位置为标准，把虚词划分为“发端”、“答刂句”和“送末”三个类别：“至于‘夫’、‘惟’、‘盖’、‘故’者，发端之首唱；‘之’、‘而’、‘於’、‘以’者，乃答刂句之旧体；‘乎’、‘哉’、‘矣’、‘也’，亦送末之常科。”⑧唐代柳宗元则在《复杜温夫书》中以在句中的作用为标准，把虚词分为“疑词”、“决词”两类：“所谓‘乎’、‘欤’、‘耶’、‘哉’、‘夫’者，疑词也；‘矣’、‘耳’、‘焉’、‘也’者，决词也。”⑨宋代的虚词研究在以往的基础上发展到以所有的词为研究对象，并明确采用“实字”（相当于名词）、“虚字”（相当于名词以外的词）这样的语法术语，把汉语词分为实词和虚词两大类。除了区分“实字”和“虚字”外，宋代学者还区分了“动字”（相当于动词）和“静字”（主要指名词，也包括形容词在内），“死字”（指实字，也指静字）和“活字”（等于动字）等。
再说句（句子）读（主要指短语和分句）等语法单位的研究。为了读懂古代经书，早在汉代就产生了句读之学的萌芽。汉代王充说：“文字有意以立句，句有数以连章，章有体以成篇，篇则章句之大者也。”①0王充虽然没有给字、句、章、篇冠以语法单位的字样，但是他却实实在在地确立了这几种单位，而且论述了它们之间的联系。刘勰则进而论述：“夫设情有宅，置言有位；宅情曰章，位言曰句。故章者，明也；句者，局也。局言者，联字以分疆，明情者，总义以包体，区轸相异，而衢路交通矣。夫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积句而成章，积章而成篇。篇之彪炳，章无疵也；章之明靡，句无玷也；句之清英，字不妄也；振本而末从，知一而万毕矣。”①1刘勰从汉语的最小单位“字”谈起，一步步阐述由字至句、由句至章、由章到篇的组合过程，并且特别强调句和章的作用，句是“联字以分疆”的，章是“明情”达意的。总之，他是从语言形式和语义内容统一的角度论述语法单位的。再后来，学者们又把句法研究的重点放在了句和读上。对句读给予明确解释的是唐代天台沙门湛然，他说：“凡经文语绝处谓之‘句’，语未绝而点之以便诵咏，谓之‘读’。”①2所谓语绝，也就是表达了一个完整意思；所谓语未绝，也就是还没有表达一个完整意思。湛然的话，我们可理解为是在给句和读下了明确的定义。到了元代，程端礼继承并发挥了王充、刘勰和湛然等关于篇、章、句、字的理论观点。他说：“既于大段中看篇法，又于大段中分小段看章法，又于章法中看句法，句法中看字法，则作者之心不能逃矣。”①3尽管程端礼对汉语的四种结构单位还缺乏深刻的认识，但是他毕竟明确勾勒出了四种结构单位法则从大到小的层层制约的关系。
《语助》正是在这种广阔深厚的学术背景下问世的。在它问世之前虚词的研究实际上已支撑起了汉语词法学的框架，句读或 篇章句字的研究已支撑起了汉语句法学的框架。《语助》则从系统论述常用虚词入手形成了汉语语法学的雏形。
我们说《语助》是从系统论述常用虚词入手形成汉语语法学雏形的。有两层含义：一是它把以往汉语句法研究成果运用于虚词的阐释之中了，即把对虚词的阐释放在句法单位的句或读当中了；一是它把以往汉语词法特别是虚词的研究成果继承并更加系统起来了。比如，在解释“也、矣、焉”时说“是句意结绝处”。①4在解释“初、始、先是”时说“文字中着一‘初’字于句首自为一读”。在解释“而”时说“是句中转折，带此声以成文见意。句首有‘而’字，亦是承上文转说下意。句末有‘而’字，却是咏歌之助声，与‘兮’字相类”。又如，在解释“者”时说“有‘者’前‘也’后，‘者’举其说于前，‘也’释其意于后以应之”，很明显这是在联系”……者……也”句式讲述“者”、“也”的前后呼应关系。这虽然是在解释虚词，但是显然是在运用以往关于句读的研究成果。卢以纬对句和读分得是非常清楚的，而且又是把虚词放在句和读的语境中去解释的。《语助》对虚词的论述不但是系统化的，而且在前人的已有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语助》的作者把他所认定的文言“语助”（大体相当我们今天所说的虚词）按语义内容和语法功能两个标准划分了类别。按语义内容作者把“语助”分成66组，有的组只有一个词，如“而”、“毋”、“恶”、“哉”等，有的组竟有9个词语，如“何则、何者、何也、是何也、是何、何哉、何以、何如、如之何”等。在此基础上，作者又按语法功能对大多数“语助”标明了类别，有用术语“××之辞”标明的，有用术语“××声”标明的。这是卢以纬的创造，至少卢以纬的分类意识是更加自觉的。其中有“疑而未定之辞”（如“乎”、“已矣乎”），“自问之辞”（如“何则、何者”），“发语之辞”（如“粤”、“殆”），“嗟叹之辞”（如“呜呼、吁”；“噫、噫嘻”），“继事之辞”（如“乃”），“禁止之辞”（如“毋”），“非然之辞”（如“岂”），“咏歌之助声”（如句末的“而”、“兮”），“句末助声”（如“止、忌、居、诸、且、思、斯”），“句绝之余声”（如句末的“夫”、“欤”、“邪”），“语余声（如“耳”）等。另外，作者对少数“语助”则是直接用语法功能的描写来暗示其类别的，其中对某些连词就是这样处理的。如“虽然：承上文义，固是如此，又别发一段论文”；又如“然则、然而、不然：此皆承上文”。还有用跟俗语相比较的方法暗示其类别的。如“未尝：俗语‘未曾’之意”，暗示其属于用来否定动作或性状的副词。卢以纬除了把“语助”按语义内容和语法功能分为若干类别外，还对某些“语助”的用法进行了辨析。如“夫：在句首者为发语之端。有在句中者，与‘乎’相近。有在句末者，为句绝之余声”。对虚词用法辨析得如此细致入微，而且这种辨析跟句法的联系又是如此紧密，都是大大超过历代学者的。
《语助》不但对虚词本身的研究达到了空前的水平，而且对虚词和实词作了比较严格的区分。比如，在解释“庸、顾、殆”时说，“‘庸’训常，训用，‘顾’训回视，然非语助，而有似语助者。”“殆，危也，也以‘殆’为发语辞者。”“声随语发，意不加重，且不训本字义，此等字多有之，亦语助之类也。”这是作者在利用前人关于实字和虚字的研究成果解释实词和虚词集于一身的三个词条。不难看出，作者所掌握的标准是科学的，所谓“训××”的用法就是实词，“不训本字义”的用法就是虚词，而且透露出许多虚词是从实词虚化而来的信息。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作者没有使用现成的“实字”和“虚字”这样的术语，而是用“语助”这个术语来指代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虚词，用“非语助”来指代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实词。“语助”这个术语虽然在西晋杜预和唐宋时代孔颖达、陈彭年等人就在使用，但是用来指代相当于我们今天的虚词，卢以纬还是第一个人。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确实是一种突破，反映了作者对实字和虚字的新的认识，为后人把动词从虚字中分化出来奠定了基矗
《语助》的问世除了有广阔深厚的学术背景外，还有广阔深厚的社会背景。元代是我国历史上由蒙古贵族居统治地位的封建制国家，也是一个民族大融合的时代。由于蒙古贵族统治者缺少浓厚的封建思想文化意识，“三教九流，莫不崇奉”，所以在客观上有利于各民族语言文化的交流，出现了我国历史上少有的多种语言文化交相辉映的局面。元代还是我国历史上对外开放的极盛时期，中外人士频繁接触与交流，因此在当时实行了蒙古语、汉语和色目人使用的波斯语等语言并行并用的语言文字政策。柳诒徵在谈到这个问题时说：“据至元诏书，则蒙古字未兴之先，已以汉楷与畏吾儿字并用。蒙古字既颁之后，各国之字，仍副之而行，则蒙古未代宋之时，固亦通用汉文。”①5这就是说，在元代至元以后，实行的是多语文并用的政策，以蒙古新字为官方第一文字，蒙古语为官方第一语言，汉语文和波斯语文等也是通用语文。
与此同时，元代统治者出于巩固统治地位的需要，还在中央设立翰林院、蒙古翰林院和集贤院等机构，在其中都各置译史之职，把汉文的经史典籍翻译成蒙古文，便成了这些机构的一项经常性的主要工作。另据《元史·百官志》记载，蒙古翰林院的主要职责是译写一切文字，颁降玺书，以蒙古新字为官方文字，以其他文字副之。此外，忽必烈即帝位后还在中统三年（公元1262年）创设了各路提举学校官，大力兴办各级各类学校；同时在京师则设立蒙古国子学，选蒙、汉、色目百官子弟入学，用蒙古语、汉语、波斯语等语言作为教学语言。
这种特殊的社会情况，给语言研究，特别是汉语研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形成了元代汉语研究的鲜明特点，即非常重视现实课题的研究，并取得了突破性的成果，其中音韵学和语法学是成绩卓著的两个部门。元代的音韵研究一反以往沿袭《切韵》和《广韵》的脱离实际语音的传统方法，而是以当时活的汉语语音为研究对象，描写并反映了当时汉语北方话的实际语音系统，编写成具有改革意识的《中原音韵》。周德清的《中原音韵》完稿于元泰定元年（公元1324年），修改定稿于元元统元年（公元1333年），是我国古代语言学史上的一部优秀著作。汉语、蒙古语和波斯语分属汉藏语系、阿尔泰语系和印欧语系，它们之间差别很大而密切接触，这就给语法研究提出了许多现实课题。其中不仅学习汉文典籍要突破虚词这个难关，即使是汉语与蒙古语、波斯语对译，也必须突破虚词这个难关。在这种情况下，语法研究必然要解脱文字学、训诂学的束缚，走以语法本身为研究对象的独立的发展道路。这样，卢以纬《语助》的问世就是不可避免的了。无独有偶，《语助》恰恰也是在元泰定元年（公元1324年）公诸于世的，这也许不光是时间的巧合，而且是一种历史的必然。正像元代胡长孺在泰定元年给《语助》作序时所说的：“‘乎’、‘欤’、‘耶’、‘哉’、‘夫’者，疑辞也；‘矣’、‘耳’、‘焉’、‘也’者，决辞也。昔人是言，为用字，不当律令发，惜概而弗详。予友卢子允武以文诲人，患来学者抱?犹彼苦，爰摭诸语助字释而详说之。见者目豁心悟，悉喻所谓，成人之意厚矣。”①6胡序对以往学者研究虚词的状况是不大满意的，批评他们是“概而弗详”；对以文诲人的卢允武则大加赞赏，对虚词的研究做到了“释而详说之”，并且能使读者眼界开阔，心领神会。胡长孺在序中还说到：造句为文不用虚词往往是不能成句的；“法语直遂，巽与婉曲，阖癖变化，宾主抑扬，个中奥妙无穷”，这些都跟使用一两个起关键作用的虚词有关。胡序把虚词在汉语语法中的重要作用讲得非常透辟，对《语助》一书给予了高度评价。
《语助》的问世标志着汉语语法学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为这门学科的成熟奠定了坚实的基矗它对明清两代的汉语语法研究，特别是《马氏文通》都有深刻影响。从元泰定元年问世后到清朝初年就翻印了许多次，其中目前能见到的有元代由胡长孺作序的《奚囊广要丛书》本，明代万历壬辰年（公元1592年）由胡文焕作序的《格致丛书》本（更名为《新刻助语辞》，并删掉了胡长孺的序），清代康熙丁卯年（公元1687年）出版的《音释助语辞补义》等。这部书还流传到日本，“自宽永年间以《新刻助语辞》为名被多次翻刻”①7，成为从幕府时代末期至明治年代中期约250年间助字研究的核心，成为日本汉语语法这门学科的原动力。
作为我国汉语语法学的初创之作，《语助》是存在这样或那样缺点的，最突出的缺点当然就是它所构建的语法体系还不够完善：第一，句法内容显然还不够完备，还缺少句子和短语结构成分和结构关系的阐述；第二，就词法内容而言，对实词的阐述还相当薄弱；第三，所用术语还显粗疏，特别是对某些重要语法现象还没有给予必要的概括。《语助》的缺点正像一切语法学初创之作一样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它毕竟在汉语语法学发展道路上迈出了艰难而又关键的一步，宣告了中国古代语言学一个分支学科汉语语法学的诞生。
注释：①《语法修辞讲话》第4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79年北京第2版。②顾汉松《〈助语辞〉和我国语法学》，《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88年第3期。③朱德熙《语法答问》第4页，商务印书馆1985年7月第1版。④《马氏文通》后序，商务印书馆1983年9月新1版。⑤《正确评价〈马氏文通〉的模仿与创新》，《语文建设》1988年第3期。⑥《中国文法论》第2页，商务印书馆1985年1月新1版。⑦参看《助语辞集注》前言，中华书局1988年12月第1版。⑧转引自郭绍虞、罗根泽主编《文心雕龙注》下第57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9月北京第1版。⑨转引自郑奠、麦梅翘编《古汉语语法学资料汇编》第53页，中华书局1964年3月第1版。
篇3：当代文学史研究中的史料问题
当代文学史研究中的史料问题
>文学价值与文学史价值钱文亮(以下简称钱)：洪老师，最近，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您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 史》的《作品选》和《史料选》，感觉从总体框架到具体篇目，与其他同类选本相比， 有一些值得注意的变化。例如，报告文学您一篇都没选；八九十年代的杂文也没选。但 诗歌的篇幅有较大的增加。“白洋淀诗群”的多多和芒克，还有比较靠近的诗人柏桦、 王家新和张枣等，都进来了。小说部分，有礼平的《晚霞消失的时候》、王朔的《动物 凶猛》、王小波的《黄金时代》等。您还选了“八个样板戏”中的《红灯记》和《沙家 浜》。有许多是以前大多数选本未选过的。其中有些在文学史界还会有争议。当然，您 在“编选说明”中提示说，这套书是您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的配套读本，作品入选， 主要以“文学性”为标准，也会适当考虑体现文学思潮上的价值(或者说文学史价值)。 尽管如此，正如您曾经说过的，面对当代文学大量的作品、材料和现象，如何确认、取 舍和处理，是一个需要很好考虑的问题。
洪子诚(以下简称洪)：当代文学史的研究已经有很长时间了，许多学者都做出了大量 努力。史料和作品选编也一样，已有一定的稳定性。不可能、也不应该推翻重来。选什 么，不选什么，有时是有很具体、实际的考虑。比如容量的问题。因为是教学用书，不 能太厚，否则，对学生来说，精力和经济都难以承担。“报告文学”并不是不重要，但 它们的篇幅都很长，涉及内容又有非常强烈的时效性。八九十年代的诗我增加了一些分 量，因为一直感到近年文学界对诗的冷遇，这不公平；这也是想表达我的看法。编当代 文学作品选会遇到很多矛盾、问题，其中一个很麻烦的问题是，如何处理作品的文学价 值和文学史价值的关系。它们有的是统一的，或比较一致的，有时就有差别，不统一。 在这里，选入的“作品”是具有独立的文学“文本”性质，还是更多具有文学史的“史 料”价值，是有区别的。我编的这个选本，这两方面都会兼顾。这种“兼顾”，肯定会 出现矛盾，看起来一定有不很协调的地方。
钱：目前有的选本，感觉挺乱的，没有自己的一个尺度。比如有的还在选《班主任》 、《乔厂长上任记》等，诗歌仍选郭沫若的《骆驼》、贺敬之的《回延安》、《三门峡 ――梳妆台》和大跃进时期的《新民歌》，还有《天安门诗抄》。只要在当时轰动过的 都选。所以，您特别标明是《中国当代文学史》的作品选和史料选，而不是“当代文学 作品选”，给人一种“画龙点睛”之感――正好体现出您的判断，和诸多的选本有了区 别。这一点在选入的诗歌、杂文方面特别明显。
洪：五六十年代的杂文选了一些，80年代以后就没有选。因为杂文在五六十年代是一 个特殊的体裁，在特定时期，它是一种重要的表达方式。80年代以后，表达的通道和可 能已经增多了，它的位置和重要性发生了很大变化，而且它本身在艺术形式的积累和创 新上，也不是那么明显。当然，如果篇幅允许，也还是可以适当选一点的。
钱：您刚才所说的“矛盾”，应该不是指在“文学性”的标准本身上有什么不统一的 地方，而是取舍作品时，在“文学性”(文学价值)与文学史价值这两种标准之间的困惑 。要依据文学史的标准，按张志忠的一个说法，实际上考虑的是文学效果史。
洪：跟“效果史”有关，但也还有其它因素。包括作品在当时文学思潮中的位置，发 表、出版的当时和后来产生的影响。这种影响，又包含复杂的方面。
钱：说一个作家或某部作品有文学史价值，很大程度上指他是开风气之先的，或者说 是具有某种文学思潮的代表性地位的。
洪：现在来作当代文学史、文化史的研究，很多材料都很重要，包括你前面提到的大 跃进民歌。《班主任》、《乔厂长上任记》等，当时影响都很大，在文**流上也可以 说是“开风气之先”。这类作品很多，包括“十七”年，文革期间。对它们处理起来比 较难。有的作家、作品，目前评价的距离也很大。也有人对郭小川50年代的叙事诗评价 很高。这些叙事诗，在当时提供了不同的思想视角，情感内涵。在探索当代具有对抗性 ，或差异性(相对于当时主流)的思想情感和表达方式上，是很重要的。不过，如果说到 建立一种风靡一时的诗歌“体式”(“政治抒情诗”)上，他的另一些作品，更值得注意 。
钱：有没有一种更好的处理方式?有些作品，文学史著作不能不提，比如说一个诗人， 他最有名的作品可能不是他最好的作品，但这些“成名作”(或代表作)文学史著作一定 要写到它。而编作品选时，则可以选另外的东西――在他经过较长的艺术实践、自我的 磨砺以后写出的文学价值很高的作品。它们在发表时也许没有很大的影响。
洪：这其实是你的文学史和作品选主要要解决什么、突出什么的问题。理所当然地应 该有不同的文学史，不同的作品选。是重视文学(文化)思潮变迁、文类沿革?是注重精 神冲突?还是更重视作家、作品的文学独创?侧重点的不同，决定文学史不同叙述方法， 和作家作品的选取标准。你所说的以“文学性”作为基准的文学史和作品选，在处理时 间很靠近的当代文学时，有时有一定难度。不仅艺术性高低并不很容易判断，更重要的 是，有一些问题和现象(从艺术的角度也许乏善可陈)需要“当代人”去处理。所以，我 主张在处理时间很靠近的文学现象时，尺度相对放松一些，这是有好处的。
钱：文学史，如果独尊文学性，会有局限，也是不太可能的。在福柯之后，有这样的 质疑：谁的文学性，从哪一种标准来的?
洪：你说的有道理，当然也不能绝对化。这关系到普遍性和特殊性的问题。我还是相 信存在着某种共同性的经验的。虽然在今天，歧见、差异、分裂是更容易被我们所感知 和把握的东西。
钱：对“文学性”的判断，八九十年代以来，大家可能更多地是从现代主义的文学标 准来的，那些叛逆性的、虚构性的东西，容易被认为是“新的”、“独创性”的，因而 是“文学性”强的，容易被文学史家所重视、接纳；再到以后，不知道是否是后现代的 、解构的、调侃一类的东西被看好。
洪：肯定有变化。什么样的诗歌、小说是好的?古诗和新诗的标准是完全一样的吗?就 是不同的新诗诗人、流派，有关新诗的“想象”，也各不相同。同样的诗人、批评家， 不同的时候也发生变化。冯至、朱自清在40年代后期，都推重一种表达“集体”的情感 、意志的诗，鼓动的、朗诵的诗。这和写《十四行集》时的冯至对诗的想象，变化很大 。我想，文学史的工作，就包括清理、揭示这种变迁，揭示稳定的和变动的之间的复杂 关系。因此，文学价值的标准形成也是一个不断积累、变化、争辩的过程。我们在对待 既有的艺术经验，和对这些经验的“反叛”(创新)的关系问题上，肯定会遇到难题。但 是，绝对的稳定和绝对的新异，都不应单独成为尺度。再说，文学史写作从来都不是非 常“纯粹”的。因为是史，并不是说找一些作家作品分别分析、评价一下就可以。写文 学史得承认一个前提，即作家与作家之间、作品与作品之间存在有联系。如果否认这种 联系，文学史就不需要了。新批评倾向于坚持文本的独立性、自足性，在这种情况下， 文学史就没有办法实现。
钱：我觉得，作为一种文学史著作，而不是作品选，它提到的一些作品不一定是文学 性很高的，但它一定要进行比较、分析，处理时要考虑总体的艺术发展脉络。作品选应 该在文学史之后，因为经过历史的辨析之后，才会发现哪些作品真是好的，不仅在当时 ，而是具有长久的艺术魅力，有艺术创新和贡献，可以把这些作品选进来。这套书的意 义，在于它把文学史价值、文学价值作了一些基本的区分。至少在思考这个问题；反映 在名字上，肯定有对“史”的照顾，根据您的文学史思路，实际上是以文学性为主，又 有史的眼光。以前的当代文学史，个人的、独立的色彩有时不太明显，体现在作品选上 ，也大同小异，整个的在框架上没什么改变。这回的选本不大一样，能够全面地体现出 您对当代文学整个发展过程中艺术积累的一种观照。
洪：我不知道你的这种说法能不能成立。这个选本自然有我的一些想法，但我不愿意 夸大它和过去选本的不同。我前面说到，特别在时间靠近的当代文学史的写作上，总的 说来都是属于摸索的、探索性质的。说到我们多次提到的“文学性”，陈思和先生的当 代文学史，还有他和李平合编的作品选，也是强调这个方面。但在当代，对这个问题的 理解，有时会偏向政治、思想“对抗”的“非主流”的含义，把这看成是“文学价值” 高的一种标志。我也经常有这种想法。
钱：文学性，应该还是在艺术形式的积累、艺术经验的贡献上，不宜过分偏向那些在 政治或文化对抗意义上的因素。如今30岁以上的人，都存有文革记忆，对主流政治的东 西有一种本能的排斥，都很强调文学性，强调一种“美的启蒙”，对审美的现代性有强 烈诉求。80年代就有美学热。但这本身未尝就不包含政治啊。
洪：我们是在特定时代的框架中来形成有关文学的观念的。拿我来说，在“十七年” 中，会认为和政治、和现实社会紧密关联的作品才是好的，美的；在80年代，相反会推 重和社会政治疏远的作品。看起来观念、标准发生了根本变化，其实仍然是在这一观念 框架内的运动。当然，说“十七年”和文革文学在艺术上有很大的局限性，包括境界、 体验的深度、语言等，还是能够成立的。
钱：艺术是综合心智的结晶，包括知识结构、人文视野、世界观、艺术修养，都综合 进来了。“十七年文学”是封闭的，借用植物学术语，即单性繁殖，这一点是致命的。 但作为中国人整个的这种集体心理，它记录了一代人的精神生活和思想，作为一种激进 的思潮，它不会从此以后就消失掉，不见了，它在不同时期会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 它会构成自己的历史。这种状况在文学史叙述中出现，但在作品选中可以少。
洪：文学可能跟绘画不太一样。我翻过类似20世纪中国文学大典之类的巨型画册，里 头也收入文革期间的宣传画，工人、农民、红卫兵等，不是后来仿作的政治波普。这种 入选的标准和文学选本显然不同。是跟艺术形式有关，还是跟观念有关?包括1958年的 大跃进时期的壁画，户县农民画等。文学作品这样选可能就不行了。
钱：文学作品与美术作品不太一样的地方是，视觉上，左翼绘画提供了一种新的感知 空间。而左翼文学在最初虽然显现出了叛逆性，但后来却成为了主流的声音，体制化了 。对了，同样是体制化的产物，这套书却把“样板戏”选进来了，这是令人费解的，也 是别的选本所不敢做的。
洪：恐怕不是敢不敢的问题。很多人还对样板戏抱有恶感，有敌意；它们和江青，和 当时的政治路线，和对一些知识分子的迫害联系在一起，无法剥离。这主要涉及政治上 的判断，当然其中也有审美层面的。所以不愿意选，不见得是不敢。但我觉得这在当代 是难以回避的问题。有的“样板戏”也还是可以的吧?传统的形式，经过了许多改造， 包括情节编排、唱腔、音乐、舞台美术等。现在有的京剧演出也在“现代化”，摇滚化 ，但我觉得远不如文革做得出色。在保持传统的格局里头，加入很多新的东西，又不使 它支离破碎。这里面有许多努力，作了很多尝试。
钱：可以将“样板戏”某些精粹的部分看做民族传统艺术形式继承序列的一部分。作 为一种艺术形式，它的磨练达到一定高度以后，会有独立性，独立于当时的政治语境， 而唤醒某种深远的种族记忆。有人称之为“形式记忆”。它本身会满足一个民族甚至人 类某种源远流长的审美要求和审美期待。我们现在不还在期待中西诗学的汇通吗?
洪：所以江青是文艺革新者，探索传统形式怎么适应现代政治，现代革命。即使对它 们持否定态度，也不能回避对这种重要文艺现象的考察。
钱：也许再过一些年，不仅是这一代经历过的人会有新的认识，后来的更年轻的读者 也会觉得这里面有能引起兴趣的东西。它对中国传统艺术，如语言的歌唱性、词的色彩 和音韵的搭配等，继承转化得很好。有的作品虽然为政治服务，但也有艺术性，并不是 说政治性强的，就没有艺术性。跟政治联系紧密的，一时会受到排斥，也是人们自我防 御的本能。
作品年代的认定与处理
洪：这套作品选、史料选存在的较大问题之一，是有的作品年代的认定存在矛盾。“ 作品年代”，主要指写作年代。这里存在几种情况，一是有一些标明是写于五六十年代 或文革期间的作品，是80年代以后才发表的。另一种是，当时曾以不同方式“发表”过 ，如“手抄本”，如手稿的相互交换阅读，或在一定场合朗读过。但当年以这类方式发 表的“文本”，现在已不存在，不可能成为可以考察的对象。对这样的作品，现在通常 的处理方式，是按照作品发表时篇末注明的写作日期，或按照作家、作家亲属的说明， 来确定其写作年代。比如流沙河写于60年代和文革期间的诗，曾卓、牛汉的一部分诗， 食指的一部分诗，“白洋淀诗群”中多多、芒克等写于文革间的作品，舒婷、顾城、北 岛的一部分作品，《第二次握手》等“手抄本”……我在这套作品选中，基本上也作这 样的处理。但这样做，心里总是不踏实。我不是怀疑作家的说明，而是从历史研究的基 本要求上来考虑这个问题的。也就是说，从历史研究的实证要求上，我们并没有办法取 得确证。况且，这些作品发生“影响”，也是在它们发表的80年代，即只有到了80年代 之后，它们才成为“文学事实”。所以，我在写当代文学史时，曾设计过“文学化石的 挖掘”这样一节，来处理类似的情况，包括傅雷的家书。傅雷家书当初是私人的东西， 它产生过文学影响，是在80年代。但最终还是没有这样做。原因之一，我在最近的一本 书里讲到：“对50～70年代，我们总有寻找‘异端’声音的冲动，来支持我们关于这段 文学并不单一，苍白的想象。”(《问题与方法》，三联书店)。现在这个作品选， 这方面没有处理好。穆旦的许多诗写在文革后期到结束的交界那个时间，读者见到是80 年代，作品选也还是放在文革……
钱：换一个角度，从话语方式、艺术风格来讲，穆旦的诗很早就形成了自己的风格， 在40年代就很自足了……《秋》、《冬》、《春》、《夏》那样的诗，即使放在文革， 也并不离谱。他能写出的。
洪：现在这些问题处理起来比较复杂。作家，或音乐家，经常有一些未发表的手稿发 现，一般都要经过认真考证，以确定它的写作时间。穆旦的情况比较好办一点，作品发 表的时候穆旦已经去世了，他不会再修改了(当然别的人是否修改过我们也不太清楚， 但他的诗的编辑者会有原稿作为根据)。我曾问过一位诗人，他写于文革期间的诗80年 代发表时有无修改，他说当然修改。这个事情就变得麻烦。修改的程度什么样，是几个 字，个别的修饰、调整，还是很大的改动?如果改了很多，能不能说还是写于文革?而且 也没有办法考证。
钱：有的作品，假如放在80年代，则他的艺术手法、话语方式就都不具有写于五六十 年代或文革那样的文学史意义。更不用说艺术上的独创性了。
洪：作品写作时间，早几年、晚几年有时不是那么重要。但是当代有它的复杂性。这 些写于文革或更早一点时间的作品，在文革后发表时，强调的是它们在特殊年代中的'叛 逆性质，和表现了作家当时所达到的精神深度。如果在80年代写这样的作品，它的价值 、意义，会受到削弱，会有另一番评价。林子的诗《给他》写在50年代，它继承了浪漫 主义、“爱情至上”的东西，这些在50年代是受批判的……
钱：英国浪漫主义的东西。借鉴了裴多菲、普希金等人的表现方式。
洪：可能受到白朗宁夫人抒情诗的影响，她的作品在50年代有不少读者。
钱：至少是林子她那种气质、抒情方式，在80年代以前都已经养成。
洪：这是作品选中没有处理好，不是很清晰的地方。这是当代的一个比较特殊的现象 ，过去的作品可能也有这样的情况，但没有从这方面来关注。另外，编作品选、史料选 ，研究当代文学史，牵扯的重要的问题是：这个时段的文学或者文化的研究究竟有什么 价值?有些问题会考虑到这方面。我常常很困惑，想不清楚。但是今天，我们不可能讨 论这个问题。
钱：您所说的价值是否指精神意义上的终极的东西?这是属于个人性的本体论焦虑。其 实科学研究是一种“无用之用”。它是一个民族、整个人类文化积累的基本工作，认识 自我的主要手段。研究“十七年文学”的意义也在这里――即使它有病，也应该找到它 的发病机制和文化“病灶”。我觉得您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在这一点上最令人鼓舞， 通过扎实的材料揭示了“十七年文学”背后的文化生产机制和它的精神“谱系”。
当代文学的史料的整理和编纂
钱：但是研究“十七年文学”，包括整个当代文学，最大的困难反而是史料的问题。 特别是当代这种与现实政治休戚相关的特殊情况，导致很多关键性资料的获取几乎不可 能。我们国家现在似乎还没有决策层的资料解密的规定……
洪：文艺方面的第一手资料都很难得到。就像公刘的一首诗里说的，多少事包在饺子 里。编纂、公开出版的当代文学方面的史料选，大都是过去公开发表的文章、文件。
钱：以前中国文联组织的《新文艺大系》编有《理论集》和《理论史料集》。收入一 些政策、法规、文件，还有理论思潮类的东西，主要围绕文艺运动、文艺论争来选文章 。就整个当代文学的史料收集与整理而言，这个工作进行得很不理想。可以说还没引起 足够的重视。
洪：文学史的研究、写作不可能离开史料，史料不仅是学科建设的基础工作，也具有 推动学科发展的作用。当然，在当代的史料发现、搜集受到许多限制的情况下，这方面 也还是有许多工作等待我们去做。在一般的想法里，会觉得“当代”离我们这么近，不 存在史料的搜集、整理问题。这造成了当代文学研究出现过多的笼统的、“宏观”叙事 的东西。用类乎“主流话语”、“国家意识形态”等概念代替具体分析。当代文学的史 料很有意思。当代是比较特殊的，它有很多运动，到80年代后期以后，运动就少了，我 们会更多关注作品，精彩的评论。而“十七年”当中，文革当中，政治和文学之间有错 综复杂的关系。所以，史料的问题带有一种时期的特点。什么时期关注什么样的材料， 并不是完全一样的。
钱：这也跟文学史家的治史思路有关。因为您比较关注当代文学背后强大的意识形态 生产机制和国家制度、政治权力对文学的现实规约，所以《中国当代文学史・史料选》 对史料选取焦点和别的选本就不同。
洪：是有侧重点。这种侧重点也因为篇幅的限制，不可能包罗万象。“十七年”和文 革，确实也有许多作家作品的评论很重要，比如细言(王西彦)、茅盾、侯金镜的评论等 ，但选不进去，篇幅有限。另外，我觉得还是要稍微单纯一点，不可能把很多问题都纳 入。像五六十年代到70年代，最重要的问题是文学体制的建立。文学内部的很多问题都 会牵扯到文学体制。其实，当代的史料，即使是公开发表的部分，还有许许多多很有趣 、很有价值的资料值得关注。举个小例子说，1958年，很多作家，包括茅盾、郭沫若等 ，都制定了自己的创作计划，一年里要写多少部长篇、多少部中篇、短篇，还有话剧、 诗歌，当时强调要敢想敢干，而且要当“多面手”。
钱：《史料选》把时间上限推到了40年代中后期，从1945年选起，好像有侵占“现代 文学”领地之嫌了。
洪：这也和我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叙述相关。因为那本文学史研究了“当代文学 ”的发生。“当代文学”是如何“出现”的，在“构造”的过程中，各种文学力量、派 别是怎样的关系，“当代文学”与它的“源头”的延安文学又存在哪些重要区别，等等 。
钱：这是当代文学的发生史。我经常在想，当代文学形态(包括组织机构、书报刊的审 察制度、发表与发行方式等等)的策划与设计，最初都是些什么人参加啊?各自的文化身 份又是怎样的?每一个人在其中起了什么作用?这些是重要的史料啊。可惜至今都没有解 密或得到当事人的披露。
洪：要研究当代文学的特征、形态是怎么建立起来，怎么建立它的合法性，这个问题 的解决，并不是说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才开始的，如果推得稍微靠近一点，是从战 后、二次大战日本投降以后就已经在进行了。这并不是我的一种推想，不要说左翼，包 括自由主义作家当时都提出了“中国文艺向何处去”的问题。战后有一个“文艺重建” 的问题。中国文学会出现什么样的新格局，性质是什么样的，各种文学力量、派别在文 坛上建立起什么样的一种关系?围绕这些问题，形成了40年代后期的紧张关系。解放区 的文艺领导，在这个时期也开展许多活动，如对苏联文艺政策的介绍。在1948年和1949 年，苏联的许多文艺方面的文件，报告，像日丹诺夫的那些报告，苏共中央关于文艺问 题的决议等，都几乎同步地翻译过来，结集出版了。我原来以为195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 的《苏联文学艺术问题》是最初的译介，事实上不是。在解放前夕，解放区已经在为新 中国的文学(文化)政策做设计、准备工作了。现在虽然有专门研究解放区文艺的刊物、 学术机构，但在研究的观念和方法上存在很大问题。总是站立在“辩护”、“捍卫”的 立场上。这也影响到材料搜集上的视野。
钱：这是缺乏“史识”所致。没有自成一家的独立的文学史观，就没有穿透力、摄取 力，面对资料时就只有跟着最初形成的“前理解”(或思维定势)来了。
洪：史料的挖掘，究竟什么样的史料是重要的，会发生变化，和我们的观念有关系。8 0年代我看《文艺报》的时候，就不大注意有关通俗文学的部分，也很少注意《说说唱 唱》、《民间文艺》、《故事会》这类刊物。通俗文学在20世纪文学的地位等问题被重 新关注之后，才逐渐认识其中一些史料的价值。如解放初丁玲他们主编《文艺报》时， 召开过一个通俗小说家的座谈会，明确提出如何占领“小市民读者”这一块的问题。参 加的既有“旧通俗小说家”，也有赵树理这样的新通俗小说家。这反映了当时在吸纳、 改造“通俗小说”上的一种设想。但后来实际上没有完成这种设想。
钱：我们八九十年代以来文学实践中所遇到并引起争论的问题，实际上在以前的文学 探索中很多都触及过。说到通俗文学，我记得90年代听到一个观点，说“通俗文学就是 针对所有人的欲望”。当时激动得不得了，以为是前所未有的新思想。后来与苏州大学 研究通俗文学的专家徐斯年谈起来，他哈哈大笑，告诉我民国的时候谁谁谁就这样讲过 。当时我就感到，历史感、历史意识真是很重要。文学史家真是令人敬重。
洪老师，说到文学史研究，我看到李杨在评价您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时，认为90年 代以来，文学研究者算是为“外部研究”恢复了名誉(大意吧)。
洪：不知道他是在哪说的?所谓“外部研究”，近十多年来，许多人都在做，而且做得 很出色，如王晓明对现代社团、刊物的研究，陈平原对晚清小说的发表、作家身份、稿 酬制度的研究，孟悦对商务印书馆的研究，等等。李杨的评价，其实也包含了批评我的 成份，就是在“内部”上，文本分析上，下的功夫不够。这是存在的。当然，原先我还 是想做好的，也花了很多力气，但看来不怎么行。
钱：我认为您在内外两方面都下了不少的功夫。在当代一些艺术形式本身的问题上， 您就曾经做过专门研究。而像文化生产机制、当代文学精神气质的谱系，这些既是外部 的，但更是内部的。你无法想象一部没有内部把握的文学史研究将如何进行。成熟的文 学史家，应该有内外兼修、打通历史的硬功夫。从历史的眼光看，总能发现一些没有终 极答案的文学问题反复出现，而且它常常就是内部的。文学史的研究其实离不开具体的 文学内部问题的研究。
篇4：谈谈科学史研究中的方法问题
谈谈科学史研究中的方法问题
选题立项及文献资料搜集是科学史研究中最基本的工作，在掌握其基本要领的同时，注重对文献的'分析利用和研究方法，这对写好科学史论文十分重要．
作 者：陈久金 CHEN Jiu-jin 作者单位：广西民族学院，广西 南宁 530006 刊 名：广西民族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 英文刊名：JOURNAL OF GUANGXI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NATURAL SCIENCE EDITION) 年，卷(期)： 6(4) 分类号：N09 关键词：科学史 方法论 选题 History of Science Methodology Choosing subjects篇5：试论类推机制在汉语语音史研究中的作用
试论类推机制在汉语语音史研究中的作用
类推机制,简称类推,又叫类比,其在语言中的作用是多方面的.在汉语语音史研究方面,类推机制的'作用主要体现在探求中古音类、分析上古声母及归纳上古韵部、构拟<切韵>音系、探讨语音史具体语音问题等四个方面.
作 者：曹强 CAO Qiang 作者单位：渭南师范学院中文系,陕西,渭南,714000 刊 名：渭南师范学院学报 英文刊名：JOURNAL OF WEINAN TEACHERS UNIVERSITY 年，卷(期)： 23(3) 分类号：H11 关键词：类推机制 汉语语音史 作用篇6：Windows中德语和汉语兼容的问题
计算机似乎天生就是为英语度身定制的，我想朋友们肯定碰到过中文显示和输入的问题，又是gb又是big5的。好在windows有简体中文版，大多数日常工作是可以解决的。但对
首先，操作系统一定要用中文的windows98（95也行，但好象不大有人用了吧），西文windows+中文平台（如richwin或chinesestar）是不行的。在“控制面板-键盘-语言”中选择“添加”，可以安装德语输入法，需要windows安装盘。编辑软件也要选用office中文板，这样，就可以在一个文件中同时使用汉语和德语，
学习资料
在使用德语输入时，键盘会和原来的有所不同：?-“；”，?-“‘ ”，ü-“[ ”，? -“-”，当然其他的符号也会有变化，如“？”是“shift+ -”，“/？”是“shift+7”，“；”是“shift+ ，”，“：”是“shift+ .”，“-”和“―”就是原来的“/”“？”键，引号是“shift+2”，其他大家可以自己去摸索。其实在打不常用的符号时，可以切换到原来的键盘，这样反而省事。
在浏览网页时，碰到德语的网页时可以在“查看-编码”中选择“西欧字符”，这样就能正确显示德语。（有时可能要下载相应的语言包）但这时是不能正确显示中文的。
【 经验】会员积分怎么获得？怎么查询？积分可以如何使用？可以直接转换为现金吗？
shareba经验分享： 如何挣钱
十万份免费下载/阅读资料：
〔
Windows中德语和汉语兼容的问题
〕随文赠言：【受惠的人，必须把那恩惠常藏心底，但是施恩的人则不可记住它。――西塞罗】篇7：留学生汉语教学中的问题论文
留学生汉语教学中的问题论文
目前，有很多外国留学生怀着对中国文化、历史、语言、医学、科技等的浓厚兴趣来到中国学习、进修。他们只有较为熟练地掌握了汉语知识，才能真正地融入在华的学习和生活。中国的外语教学正在进行新一轮的改革，而临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不可避免的存在“语言石化现象”。这一现象的存在，使中国人学习外语在理论上出现了一条无法逾越的鸿沟。然而，与中国人学习外语不同的是，留学生的汉语学习具有一个得天独厚的语境。语境的存在从理论上虽无法避免成人外语学习中的“石化现象”，但可以肯定的是，语境的存在与学习者在语境中的“浸泡”能有效地提高外语学习效果。根据语言学中语境论的观点，我们进行了留学生汉语教学的文化语境研究。在教师的教与留学生学的过程中，如何正确而有效地运用文化语境，从而提升留学生汉语教学与学习效果，是本文主要探讨的话题，也是“我国高等医学专业留学生沉浸式教学模式的探索与研究”课题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语境研究。自20世纪30年代有研究者提出“语境”一词以后，人们意识到“对语言的理解绝不仅限于语言本身，还会牵扯到语言参与者和使用环境，没有语境的语言是不存在的”。语境是语用学中一个重要的概念，也是将语义学与语用学紧密联系起来的一个重要因素。国内外围绕语境展开的研究比较多，目前为止，由于语境的重要作用，对它的研究没有减弱，而是正逐渐向学科纵深方向与学科交义方向发展。西方对语境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时代。随着研究的进展，语境的概念从基本的情景语境发展到了文化语境。对语境的研究，目的是为了弄清楚会话中的含义，完成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所以语境研究大致在语义学、语用学中展开与深入。随着语境理论与认知理论的交义发展，构成语境的因素更加清晰，人们对于语境的理解转向了以说话者的认知过程为重心，这在语境研究的发展史上是一个成功的突破，使得对语境的研究更加全而、科学。在我国，语境的概念与意识的缘起可追溯到古代的学者，但是对语境的具体和系统的研究是近代才开始的。我国的研究相对于西方来讲起步较晚，而且没有完全脱离西方的理论与成果。国内的研究开始于基本的概念，学者们就什么是语境、什么是文化语境、什么是情景语境，以及上下文等概念进行过激烈的讨论。在目前仍然存在争议和分歧的基础上，大家也达成了一定的共识。如“要重视语言交流各方主观因素的重要性;在文化语境中，交流者的主观因素为核心内容”。暂时存在的分歧，并没有减少国内学者对语境的相关研究，如语境的构成要素研究、文化语境下的习语研究、传统语境研究与现代语境研究的对比研究等。研究也从较为固定的、呆板的方式，向多元化的研究方式过渡。研究层面从单方面、单维度研究，向人的认知等纵深方向发展。
留学生汉语教学研究。随着我国文化外交的推进，越来越多的外国留学生来到中国，学习汉语、医学、艺术，从不同视角领略中国社会、文化、习俗和生活的巨大魅力。汉语作为外国留学生了解中国的一个重要符号和载体，是留学生们学习的热门内容。然而，汉语与留学生们的母语在语音、语法和语义方面存在着本质的不同，使得留学生在学习汉语时遇到了不同程度的困难。如何帮助留学生顺利地进行汉语学习，并取得好的效果，是对外汉语教师们而临的共同难题。为了帮助解决实际困难，我国的学者在各个方面对留学生汉语教学与学习展开了不同层面、不同深度的研究。如针对韩国留学生的“是”句研究、巴西留学生汉语语音偏误分析、汉语学习工作记忆研究、临床医学留学生汉语学习情况的调查研究、外国留学生汉语学习策略研究等等。从以上研究可以看出，文化语境仍是学者们研究的热点，并且出现了学科间交义发展的趋向。留学生汉语教学的相关研究，则围绕汉语音、形、义等语言内部因素和不同国家学生的特点等方面展开。前期的研究结果中没有深入的文化语境相关研究，语境研究的发展态势表明将留学生的汉语教学与学习，与语境理论相结合是大势所趋。所以，我们有必要将语境、文化语境等的概念和相关理论应用到留学生的汉语教学与学习上来，从而扩展语用学语境理论，为留学生汉语教学和学习解决一些实际问题，为留学生汉语教学的改革与发展提供一些启示。
课堂实践。本研究的对象为医学院校一、二年级的留学生，主要来自南非等国家。来中国留学之前，没有接受任何汉语学习与培训，英语是他们在中国与老师和其他同学交流的主要语言。另外，他们各自仍然使用自己的方言。从学生的总体情况上分析，他们对汉语有较高的学习热情，但由于学习时间短、语言知识和社会文化等知识缺乏，使得在语音、词义和汉字书写等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困难。针对留学生学习中的实际困难，教师在语境的创设与知识的补充方面进行了实践，分别注意了文化语境中的语言知识语境、社会知识语境、文化知识语境、习俗知识语境和生活习惯语境。目的是通过各种语境的运用，来验证文化语境在留学生汉语教学与学习中的功能与效果，达到通过研究提升教学和学习效果的目的。(1)语言知识语境。语境的基本分类就是语言语境与非语言语境。语言语境指的是字词之间构成的语言环境，包含语法、词义和上下文语篇知识，决定着词与词之间的位置、词义的理解等问题。所以，在文化语境的汉语教学中，我们首先必须关注汉语语言知识语境。在课堂上，由于学生对汉语掌握的实际情况不理想，使得教师成为了语言知识语境的中心。当然，随着学生学习进度的推进和语言水平的提高，中心不断地从教师向学生慢慢转移，所以教师必须做到把握有度、适时转移。汉语课堂上的语言知识语境可以分为四个主要方面。首先是词语知识。词语(词素)是语言中携带意义的'最小单位，我们可以把词(词素)比作建造高楼前要准备的砖。在课堂上，教师结合新词词义，采用单词认读、双词认读和组词认读的形式将词义进行串联，使学生完成单词意义的同时完成向多词意义的过渡。实践证明，这样的方式学生易于接受且有良好的学习效果。其次是语法。语法是每种语言中的框架，可以比为建造高楼时搭的架子。语法规定了词与词之间的位置以及相互关系，决定了如何来理解词的意思。语法也是区分语言特点的一个关键。我们采用了归纳法，即给出很多与学生的学习和生活相关的例子，在教师充分解释意义的基础上让学生总结出语法现象。实践证明，成年的学生在归纳、总结以及信息处理方面能够较为顺利地完成。再次是课文。课文为学生们提供一个很好的前后连贯的语篇，学生可以更加直观地学习词义、词与词之间的位置以及语法点。课文为学生的语言知识学习提供了一个综合的、完整的认知、试读体系。最后，还有教师的重要作用。教师的汉语知识、英语知识以及语言学与教学知识是决定因素。所以，教师需要不断通过实践提升专业素质。(2)社会知识语境。由于语言是人们在社会中用于建立社会关系、保持社会关系的一个重要工具，所以学习语言必须了解社会知识。各个国家和民族有着不同的发展史，社会发展经历了不同的阶段，使得各个国家的社会语境有着很大的不同。在汉语教学中，需要教师为学生提供相关的社会知识语境。如在讲如何介绍自己的爸爸与老师认识时，我们补充了“教师在中国自古至今受到尊敬”的知识，所以见而时先要介绍老师，然后再介绍自己的爸爸。通过这样的社会知识补充，学生既能学习关于介绍的基本词语和句型，又同时具备了语用能力。通过引导学生不断的进行社会知识积累，使学生更快地融入中国社会，融入在中国的学习。(3)文化知识语境。文化是一个看似简单，而实际上较难定义的概念。广义的文化包括了一个国家民众生活的各个方面，信仰、价值观、思维方式、生活习惯，当然也包括了语言。这也是在我们的研究中把众多语境都纳入文化语境，并进行重点研究的主要原因。狭义的文化则是指具体的、地方性的或者某个小群体的行为，如文学、音乐、服饰、食物、企业文化等都属于这一类。文化有很多代表符号，当然语言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的符号。所以，留学生汉语教学也必须重视文化知识语境的形成。也就是说:教语言必须教文化，学语言也必须学文化。汉语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古代汉语、近现代汉语和现代汉语这样的发展阶段。古诗是汉语中既具有含义、韵味，又能体现文化和语言特点的一个代表。与古文相比，古诗读来朗朗上口，所以在留学生汉语教学中，我们引入了以古诗展示中国文化的教学形式。实践证明，这种文化知识语境能够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且学习效果良好。具体做法有:汉语学习的初期，学生在语音、语法和书写方面存在很大的困难，结合古诗意境，教师在课堂上介绍了“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这首古诗。首先是运用古诗做拼音听写练习，然后结合学生的学习介绍了本诗的意境，指出在于体现了一种不屈不挠、充满活力的野草的精神，从而鼓励学生在学习中要刻苦努力，不怕困难。这既使学生练习了拼音，又增加了汉语学习的文化背景知识。另外，教师介绍了“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结合自然文化环境，让学生们既练习了听音又欣赏了古诗的韵味与优关。实践证明，留学生们喜欢这样的学习形式且学习兴趣浓厚。(4)习俗知识语境。习俗是中国文化语境中最有特色的一部分，春节、清明节、端午节等节日为留学生的汉语学习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在留学生汉语教学的过程中，教师结合每个月的中国传统节日，为学生补充相关的词语和背景知识。在教师的帮助下，留学生运用简单的句型进行汉语学习，学习单词、句型与习俗知识相结合，大大地丰富了学习材料，增加了语言体验，学习效果良好。(5)生活习惯语境。日常用语的学习是留学生汉语学习的重要组成部分，课本的内容实现了与学生日常生活、学习内容的紧密结合。关键的问题是如何将学生的学习转换成学生的日常语言实践，这就需要教师在课堂上建立并运用生活习惯语境。如教师先以学生做自我介绍的形式，让学生体验生活习惯语境。在这个语境中，学生将已经学过的知识变成自我介绍，与教师和其他同学交流，巩固了对课文内容的学习，并且掌握了我国人民的日常语言习惯与生活习惯，在提高留学生语言水平的同时，又提高了实际汉语语用能力。
留学生汉语教学与学习随着文化外交的推进而有了较快的发展。随着越来越多留学生来华学习，人们对汉语教学的关注度加大，须尽快解决留学生汉语教学中仍然存在的没有解决的实际问题。本文所探讨的文化语境，是在语用学语境研究长足发展的基础上展开的，以实现更加细致的文化语境因素划分。通过课堂实践，人们对文化语境在留学生汉语教学中的功能与作用有了更清晰的认识。总之，留学生汉语教学需要不断深入研究、改革与不断发展，以提高效果，使师生受益，使我国的文化外交更加深入人心。
★汉语语法
文档为doc格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