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调成本、内生劳动分工与区域经济增长

时间：2022-06-08 08:26:53 其他范文收藏本文下载本文

今天小编在这给大家整理了协调成本、内生劳动分工与区域经济增长，本文共7篇，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协调成本、内生劳动分工与区域经济增长

篇1：协调成本、内生劳动分工与区域经济增长

协调成本、内生劳动分工与区域经济增长

加里·贝克尔(Gary S.Becker)以“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而闻名遐尔，并因此在1992年被授予诺贝尔经济科学奖。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增长经济学也是贝克尔相当精专的研究领域，在这个方面也作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兴起，原先困扰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问题开始得到解决。1986年，保罗·罗默(PaulRomer)在《政治经济学杂志》上发表了题为“收益递增与长期增长”[1]的论文，开启了内生经济增长研究的大门。随后，卢卡斯(RobertLucas,1988[2])、贝克尔(Gary S.Becker and Kevin M.Murphy,1990[3],1992[4])和巴罗(Robert J.Barro,1991[5],)都发表了相当有分量的学术论文，罗默也对自己的研究不断进行修改完善(Paul Romer,1990[6],1994[7])。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经济学家开始对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引起关注，先后有多项研究成果发表。这些研究对罗默的系列文章和卢卡斯的文章给予了较多的重视，但是对贝克尔的学术贡献重视不够。国内经济学界对他1992年的那篇文章未见评述。（注：我们感到奇怪的是，巴罗等人的那部影响很大的教科书（［美］罗伯特·巴罗、哈维尔·萨拉伊马丁著：《经济增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版），国内龚六堂、朱保华的专题著作都没有论及贝克尔和墨菲合写的这篇文章，甚至在参考文献中也未列出这篇文章，不过汪丁丁教授在他的一篇综述（汪丁丁：《近年来经济发展理论的简述与思考》，载张曙光主编《中国经济学——1994》，第254-28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中对贝克尔模型作了简要的介绍。）本文重点评述贝克尔与墨菲1992年发表于《经济学季刊》的重要论文“劳动分工，协调成本和知识”[4]。

一、贝克尔模型的基本内容

在《劳动分工，协调成本和知识》[4]一文中，加里·S·贝克尔和凯文·M·摩菲提出了分析劳动分工、协调成本以及知识之间关系的一个框架。

贝克尔认为，分工能够获得专业化经济效果，那些从事专门化生产的工人，可以获得比非专门化工人多的报酬。与亚当·斯密强调分工受市场范围的限制不同，贝克尔认为，只有在不存在协调成本或者协调成本相对较低而市场又相对较小的情况下，分工才会受到市场规模的限制。而在现代经济中，分工和专门化更经常地决定于其他原因，特别是“协调”专门完成补充性工作工人的各种成本，以及一定数量的一般的有用知识。贝克尔的分析大致可以分为这样几步：

第一步，建立包含知识（具体化为人力资本）、专门化和协调成本在内的生产函数。该函数揭示了人均产出能够随知识积累、分工扩大和协调成本下降而增加，突破了传统收益递减的生产函数的制约。为解释经济的内生增长提供了合理的生产函数。

贝克尔把某一种产品分解为一系列相互补充的工作，每个人担任其中的一项工作，并相互连接他们的工作而形成一个生产团队。团队可以是一个企业，也可以是通过市场或合同而联结起来共同完成某个产品生产的所有人的结合。一个产品的工种分得越细，专门化程度越高，参加团队的人数就越多，因此团队的人数n可以作为分工的一个指标。工人无天生差别，从事整个生产中一份工作w，w=1/n。每一个人都将时间分为两个部分，用于专门化工作的时间T[,w](s)和用于学习专门化技能的时间T[,h](s)，T(s)=T[,w](s)+T[,h](s)。一项任务的产出Y(s)取决于投入该项任务s的时间T[,w](s)以及小时生产率E(s)，即Y(s)=E(s)T[,w](s)，而E(s)dH［γ］T［θ，h］(s)，一般性知识也就是人力资本H可以提高学习专门化技能的效率，γ＞0。通过两种时间的最佳分配，可以有效地提高专门化的经济效果。在作了这些假定后贝克尔提出了不考虑协调成本时的某项任务的生产函数：

Y(s)=A（θ）H［γ］T(s)［1+θ］ (1)

其中A为技术进步因子，θ为专门化技能学习效率指数，A=dθ［θ］（1+θ）［-（1+θ）］

如果每一个人在相互联系的工作中分配一单位时间，即：T(s)[,w]=T(s)(1/n)=1，则可以得到以团队规模n来表示的生产函数：

Y=AH［γ］n［1+θ］ (2)

相应地，每一成员的生产函数为：

y=Y/n=B(H,n)=AH［γ］n［θ］ (3)

B表示分工产生的人均收益，通过这一函数可以清楚地看到，产出随着人力资本和分工水平而上升，分工会导致人均收益的提高。另一方面，贝克尔注意到，在现代社会中，随着专业化程度的提高，会出现和增加一系列的矛盾冲突。比如联合劳动中的偷懒，信息传递的失真，拦截其他成员的收益，委托代理问题等等，分工导致同一产品生产过程中不同工种劳动之间协调的必要，为此，必须花费协调成本。协调成本函数为：

C=C(n),C[,n]＞0 (4)

协调成本C随n，即团队的人数的上升而上升，同时还受到一系列外部因素的影响，如不同的协调方式、不同的产业、不同的区域等，协调成本不同，这些外部因素可以用参数λ表示。这样，综合分工的收益和成本，得出了建立在人力资本、专业化经济效果和协调成本基础上的生产函数：

附图

由于，知识的积累不仅提高了每一团队成员的平均产出，而且提高了团队的边际产出。这意味着知识的积累会提高团队的规模，即分工水平。至此，我们可以从贝克尔模型得出的结论是，人均产出随着人力资本（知识）和分工的规模而上升，只要γ＞0，θ＞0，因此，经济的增长可以从模型的内生变量得到解释。随着决定协调成本的参数的上升而下降。

第二步，确定最优分工水平以及决定因素，使分工水平建立在知识的增加和协调成本参数的下降的.基础上。

根据人均产出函数（式5），得到某一时期最佳团队的规模n[*,t]，也就是均衡分工水平：

附图

第三步，内生人力资本积累，把知识积累建立在分工扩大、协调成本下降和经济增长的基础上，最终确立内生知识和劳动分工的经济增长模型。

贝克尔提出了一个简单的一部门模型，在该模型中，时期t+1的人力资本正好是时期t的未用完的产出：

H[,t+1]=y[,t]-c[,t]=A[,t]H［γ，t］n［θ，t］-λ[,t]n［β，t］-c[,t] (9)

c[,t]是在时期t的消费量。

如果γ＜1，随着知识存量的增长，会出现知识累积的递减收益，这会阻碍了对知识的进一步投资。但是，由于，知识的增长不仅提高了每一团队成员的平均产出，而且提高了团队的边际产出，意味着知识积累导致分工的扩张（n变得更大），间接地提高了产出从而提高了人力资本投资的回报率。从等式(7)可以看出，人力资本的总产出弹性超出了γ，因为β＝β－θ。如果人力资本投资能引致θ上升，人力资本的总产出弹性γβ／（β－θ）就变得更大，因为随着人力资本积累引致的分工的扩大，工人接受专门化技能变得更容易，这样，就能部分抵消知识积累的收益递减的倾向。

附图

如果β［，γ］＜β－θ并且A是不变的，经济将趋于稳定的状态(g=0)。如果β［，γ］＞β－θ，并且A是不变的，Y，H和c的增长率在长期内都将增长。

至此，贝克尔在知识、劳动分工、协调成本和产出之间建立了复杂的相互决定的关系，他把分工和经济增长建立在知识积累和协调成本下降的基础上，又把知识积累、协调成本和产出建立在分工的基础上。因此模型中用以说明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知识、分工和协调成本都是内生的。即使A和λ不变，经济也可以持续增长。递增的收益不是靠外部性获得的，分工任何时候的均衡增长率都是帕累托最优的。

第四步，进一步的推论。

虽然在没有外生技术进步和协调成本参数不变的情况下，经济增长可以发生，但是，如果存在技术进步并且由外部因素决定的协调成本下降，产出和人力资本的增长率也更高。在贝克尔的模型中，引致的专门化的扩张提高了A的指数到β／β－θ＞1，从而使技术进步有递增的收益。另一方面，对知识的投资回报率依赖协调专门化的工人的成本（λ）。协调成本较低的国家不仅有较大的产出，而且还倾向于较快增长，因为较低的成本能够通过提高更为广泛的劳动分工的利益激励对知识的投资。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贝克尔还从经验角度考察了降低协调成本的因素。强调协调成本的降低对分工发展的好处。贝克尔认为，在一个协调成本比较低的国家或地区，如发达的市场经济制度、合同制度、企业制度、产业聚集、伦理、文化等使得协调分工的成本较低，分工的扩展就可以发生，从而经济增长可以发生，市场也可以扩大。

二、模型的特色、导出的结论及其政策含义

让我们把贝克尔的内生分工模型与罗默和杨小凯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做一个对比，也许可以从中发现贝克尔模型的特色之所在。

1.贝克尔把知识（具体表现为人力资本）的积累与专业化生产效率相联系，构建了收益递增的增长模型，从而与罗默的“收益递增”模型(1986)[1]相区别。

由于新古典生产函数假定规模报酬不变、每种投入的报酬递减以及投入品之间正的平滑的替代弹性，因此，经济会达至稳态，即资本／劳动比例达至最佳后便稳定不变，人均产出和消费都不增长，而经济总量水平则以人口增长率n的速率增长。经济的长期增长只能依靠外生的技术进步来解释。（注：［英］海韦尔·G·琼斯著，郭家麟等译：《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导引》，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

内生增长理论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如何从模型本身内在地说明经济的持续增长。众多学者都试图找到突破报酬递减的生产函数，其关键是资本报酬不再递减，从而人均产出会增加。保罗·罗默(1986)[1]通过假定投资能够产生一个副产品——知识，建立了一个干中学(learning by doing)，或者更准确地，应该被称为边投资边学(learning by investing)的模型。其生产函数形式为：Y[,i]=F(K[,i],K·L[,i])。Y[,i]代表企业i的产出，K[,i]和L[,i]代表传统的投入资本和劳动，K代表企业获得的知识，这是模型中最有意义的变量，它是企业投资的副产品，并假定与投资一同增长。因此，当投入的劳动不变而资本增加时，由于K与投资一同增长，使劳动的有效数量增加，资本的边际收益就不会发生递减，并且，知识被假定为是公共产品，一旦产生，任何企业都可免费使用，所以当L固定时，在社会水平上有不变的资本报酬。社会资本报酬的这种不变性导致内生增长。但是，由于对收益递减的突破依靠的是干中学效果和知识的外溢，因此其均衡是非帕累托最优的。

与此不同，贝克尔抛开了传统的投入——资本和劳动，从知识和分工的角度，另辟蹊径，建立了突破报酬递减的以一般性知识H（具体化为人力资本）和分工水平（n，为加入互补性工作团队的人数）为基础的生产函数y=Y/n=B(H,n)=AH［γ］n［θ］，保证了人均产出的增长。并且，这种递增的收益是靠人力资本积累推动了分工、提高了专业化经济效果取得的，而不是靠知识的外溢取得的，从而保证了任何时候的均衡增长率都是帕累托最优的，不存在扭曲。

2.首先在增长理论中引入了协调成本，把协调成本的高低看作是制约分工水平、经济增长以及人力资本积累的重要因素。虽然协调成本也可以理解为广义的交易成本，但即便如此，在增长理论中加以运用，不仅用以说明经济增长，而且用以说明人力资本的积累，在边际分析的框架内，似乎是第一个。

3.贝克尔用参与互补性工作的团队的人数n作为分工的指标，与罗默的内生产品种类数的模型[6]以及杨小凯的模型[8]也不同。按照杨小凯的观点（注：杨小凯：《经济学原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版。），分工是专业化和多样化的同一，一方面，分工表现为人越来越专业化地从事生产，另一方面不同的人所从事的是不同的工作。其结果，不仅最终产品的种类数会增加，而且中间产品的种类数也会增加。前者是不同最终产品之间的分工，后者是同一最终产品生产内部的分工。如果说杨小凯同时分析了这两种分工的话，那么贝克尔虽然没有明确加以说明，但从其分析的对象——“团队”来看，侧重分析的显然是同一产品生产内部的分工。当然，如果把国民生产总值当作贝克尔分析的那个产品，这种分工也可以延伸至产品之间。对于同一产品的分工来看，分工程度主要表现为生产工序链条拉长和每一环节上所使用的投入品的增加。这样，从人的角度看，分工越发达，参与完成同一产品的人也越多；另一方面，从物的角度看，随着分工表现的工序的拉长，中间部门扩张，中间产品数目增加。因此，分工的度量可以从这两方面入手。罗默后来修正的模型由于沿用的是传统的资本投入品，从物的角度来度量分工更容易，因而采用中间产品数目来表示分工或者罗默所谓的技术进步，而贝克尔抛开了传统投入，从人的角度，直接地、简单地将协同完成同一产品的工人的数量n作为决定产出的一个变量，当然也就以此作为分工程度的指标。

4.与杨小凯等人的经济增长模型相比，贝克尔模型根据人力资本、专业化的产出弹性参数及协调成本参数的不同，可分别解释经济的稳态、稳定的增长和递增的增长。而杨小凯的模型[8]中来自分工的收益最终将被耗尽，增长率最终会下降。

5.与杨小凯分工演进模型[8]不同，贝克尔强调了一般性知识对分工和经济增长的作用。如前所述，与专业技能互补的一般性知识的积累可以提高专业化经济效果、扩大均衡的分工水平和产出水平。杨

小凯的分工演进模型[8]中，分工的矛盾在于获得专业化经济效果的好处与交易导致的效率损失的害处，专业化经济效果是由于“专业化”而获得，无需借助一般性知识。如果说杨小凯对影响分工的交易效率、交易费用作了更为深入的分析的话，那么贝克尔对一般性知识与专业化经济效果之间的相互促进的机制作了较充分的阐释。

根据贝克尔模型的基本内容和特点，我们可以得出这样几点结论：

第一，由制度和文化因素决定的协调成本参数的高低决定了分工水平以及人力资本积累的水平。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的初期，这一外生的协调成本的差异可能是导致经济发展过程分化的重要原因。

经济增长是知识进步、专业化生产和分工、协调成本下降综合作用的结果。在知识水平一定的条件下，协调成本的高低制约了分工所能达到的水平，从而也就决定了专业化经济效果进而经济增长的水平。因此，在一个知识存量并不是很高，从而专业化经济效果尚不明显的经济体系中，协调成本的下降对整个分工的发展和经济的增长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在经济发展的初期，专业化经济效果往往并不是十分明显，这个时候，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由文化和制度决定的协调成本的高低便决定了这个国家或地区劳动分工发展的程度以及经济增长的程度。在一个国家内，如果经济发展水平处于大体相同的阶段，协调成本相对较低的地区就可能发展更快。

第二，一些制度和文化因素可以有效地降低协调成本。贝克尔从经验出发，发现有许多因素可以使协调成本降低。第一种是规范化的制度安排，如市场价格制度、企业制度、合同制度；第二种是文化和社会因素导致的利他主义行为动机，二者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化解分工劳动中的偷懒和在利益分配上的多占；第三种是产业聚集和城市化而使协调成本降低。贝克尔指出，生产上相互有联系的产业相互集聚也可以因为交通通讯的方便以及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协调作用的更好发挥而使协调成本下降，城市和区域化的产业经济就是如此。而协调成本低的部门或地区，由于对分工和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使其人力资本的回报率较高，从而进一步吸引了其他地区或部门的拥有较高人力资本的人转移过来。这种人力资本不一定是按照教育年限或工作年限来衡量的，还可以包括一些用这些指标衡量不到的人力资本，这又进一步促进了大城市的分工和经济增长。第四种是有利于企业家形成的制度，这也是贝克尔尤其强调的。贝克尔认为，协调分工正是企业家的一项重要功能，但是，企业家，更明确的，是企业家的这种协调能力的形成是需要利益激励的，因而，一个能够激励企业家形成的社会，自然能促进分工，但是，计划经济既限制市场这一协调机制，又降低了对企业家的激励，所以分工不能发展也就很容易理解。贝克尔的这些结论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讲具有较大的针对性。

第三，一般性知识与专门化的技能是互补的，能够相互促进。一般性知识可以使专业化技能的取得有更快的速度，从而提高专业化经济效果，而专业化技能的提高则给知识积累提供了更大的激励。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说，同样的技术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所能发挥的作用是不同的，要使专业化经济效果充分发挥，一般性知识的积累是必不可少的前提。在发达国家，一般性知识存量是比较高的，因而分工的专业化效果也比较明显，分工发达，而在发展中国家，一般性知识存量相对不足。如果专门技术能够用较短的时间从发达国家引进的话，缺少了一般性知识的积累，引进技术的作用的发挥也会大打折扣，专业化经济效果无法充分体现；另一方面，由于不具备协调大规模有关制度安排，新技术的出现却往往导致协调成本迅速上升，结果使专业化经济效果丧失殆尽。由于在专业化水平较低时，知识积累的回报率不明显，所以，政府在一般性知识的形成中，主要是基础教育中，依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第四，知识对经济增长的递增收益的作用只有在与分工相结合时才能够进一步显示出来。离开了分工及其扩展，单纯的知识积累导致的收益依然是递减的。根据人力资本积累模型，人力资本积累之所以能够进行，关键是人力资本投资最终通过对分工和专业化经济效果所起的作用间接地提高了人力资本的投资回报率。这样，它能够解释索罗模型或罗默模型所不能解释的问题，即在一个地区有较高的技术投入、教育投入，但却没有较高的经济增长率，因为如果一个地区没有不断扩展的分工，那么即便有较高的科教投入，其投入的收益不可避免地也会出现递减倾向。在一个协调成本很高从而分工水平很低的地区，高的科技投入并不一定导致高的经济增长。并且，可以推测，这种投入不是内在可持续的。相反，在一个分工得以不断扩展的模型中，一开始的人力资本存量并不一定很高，但是，随着分工的扩展，人力资本的投资收益会逐步显现，从长期来看，会逐步促进人力资本的内生积累，并形成人力资本积累、分工和经济增长的良性循环。

三、贝克尔模型存在的问题

1.市场的概念是双重的，一重是斯密意义上的外生的市场，是一个几种居住地的“人数”概念；另一重是内生的，是依赖于分工导致的收入增加而取得的有效需求的扩展和对市场开拓能力增强导致的市场的扩大。在这个问题上，杨小凯提供了严格的首尾一贯的内生市场概念，市场就是由分工导致的，没有分工，也就没有市场，市场与交易相联系。

2.对社会一般性知识没有作进一步的说明，对知识积累和人力资本没有作区分。一般性知识的不同类型在专业化经济效果提高中的作用是不同的。比如社会一般知识中有关进一步的专业知识的积累提高的是每一项专门化工作的生产效率，但是，人均专业化效果的增加还需要依靠协调工种之间联系的专门的管理协调工种或职业人员如企业家的协调知识。对此贝克尔没有作进一步的分析。一般地讲，对专业化分工具有决定作用的协调的知识作为一般性知识的一部分，也是随着分工和经济增长而逐渐积累的，这可以从模型的一般性结论中得出。但贝克尔并没有作深入的分析。

3.对协调成本的函数作了比较简单的设定，即协调成本依赖于分工的规模，并且这种依赖是单向的。人均协调成本随着加入分工的人数的增加而上升，而没有考虑随着分工的扩展，协调可能出现的规模经济或专业化经济效果，从而在协调成本总量上升的同时，单位协调成本下降。因而，随着分工的扩展，人均协调成本究竟会上升还是下降，恐怕有更为复杂的情况，假定协调成本随着分工的扩大而增加，而不加具体说明，看来是过于简单的。

4.用以说明分工、经济增长和人力资本积累的一个重要参数λ是外生决定的。模型中有一个重要的参数λ，是由外生的诸如制度、文化等因素决定的。并且，用以决定人均产出变化的协调成本恰恰是λ，如公式(8)所示，人均产出增长依赖于人力资本增长、技术进步和协调成本λ的下降。实际上，根据贝克尔自己的分析，这一协调成本是可以通过制度、文化、城市化、企业家培养等方式降低的。贝克尔自己所提到的其他学科的知识，利他主义的文化传统，以及市场价格制度、合同制度、企业制度、有利于企业家发展的制度等可以降低协调成本的因素，都可以理解为一般性知识中的有关协调的知识。随着分工的发展，这部分知识也会随着专门学习或干中学而得到积累，从而使协调成本趋于下降。因此，通过对知识的进一步细分，将协调成本λ建立在知识积累和分工的基础上，是有可能将这一外生的协调成本内生的。

综上所述，贝克尔的内生劳动分工的经济

增长模型是新增长经济学中一个比较有特色的模型，该模型对于解释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是有相当说服力的，对于研究中国区域之间经济增长水平的差异提供了一个有效的视角，值得国内经济学界的高度重视。

［收稿日期］-05-27

【参考文献】

[1] Romer Paul.Increasing Returns and Long-Run Growth[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October 1986,vol.94(5):1002-1037.

[2] Lucas Robert.On the Mechanic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J].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y,October 1988,vol.94(5):3-42.

[3] Becker Gary,Murphy Kevin and Tamura Robert.Human capital,Fertility,and Economy

Growth[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October 1990,vol.98(5):s12-s37.

[4] Becker Gary and Murphy Kevin.The Division of Labor,Coordination Costs,and

Knowledge[J].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November 1992,vol.CVII:1137-1159.

[5] Barro Robert.Economic Growth in a Cross Section of Countries[J].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91,vol.106:407-443.

[6] Romer Paul.Endogenous Technological Change[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Part2,October 1990,vol.98(5):71-102.

[7] Romer Paul.The Origins of Endogenous Growth[J].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1994,vol.8:3-22.

[8] Xiao Kai-yang and Borland Jeff.A Microeconomic Mechanism for Economic Growth[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91,vol.99(3):460-482.

篇2：协调成本、内生劳动分工与区域经济增长

协调成本、内生劳动分工与区域经济增长

加里・贝克尔(Gary S.Becker)以“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而闻名遐尔，并因此在1992年被授予诺贝尔经济科学奖。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增长经济学也是贝克尔相当精专的研究领域，在这个方面也作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兴起，原先困扰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问题开始得到解决。1986年，保罗・罗默(PaulRomer)在《政治经济学杂志》上发表了题为“收益递增与长期增长”[1]的论文，开启了内生经济增长研究的大门。随后，卢卡斯(RobertLucas,1988[2])、贝克尔(Gary S.Becker and Kevin M.Murphy,1990[3],1992[4])和巴罗(Robert J.Barro,1991[5],1997)都发表了相当有分量的学术论文，罗默也对自己的研究不断进行修改完善(Paul Romer,1990[6],1994[7])。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经济学家开始对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引起关注，先后有多项研究成果发表。这些研究对罗默的系列文章和卢卡斯的文章给予了较多的重视，但是对贝克尔的学术贡献重视不够。国内经济学界对他1992年的那篇文章未见评述。（注：我们感到奇怪的是，巴罗等人的那部影响很大的教科书（［美］罗伯特・巴罗、哈维尔・萨拉伊马丁著：《经济增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版），国内龚六堂、朱保华的专题著作都没有论及贝克尔和墨菲合写的这篇文章，甚至在参考文献中也未列出这篇文章，不过汪丁丁教授在他的一篇综述（汪丁丁：《近年来经济发展理论的简述与思考》，载张曙光主编《中国经济学――1994》，第254-28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中对贝克尔模型作了简要的介绍。）本文重点评述贝克尔与墨菲1992年发表于《经济学季刊》的重要论文“劳动分工，协调成本和知识”[4]。

一、贝克尔模型的基本内容

在《劳动分工，协调成本和知识》[4]一文中，加里・S・贝克尔和凯文・M・摩菲提出了分析劳动分工、协调成本以及知识之间关系的一个框架。

贝克尔认为，分工能够获得专业化经济效果，那些从事专门化生产的工人，可以获得比非专门化工人多的报酬。与亚当・斯密强调分工受市场范围的`限制不同，贝克尔认为，只有在不存在协调成本或者协调成本相对较低而市场又相对较小的情况下，分工才会受到市场规模的限制。而在现代经济中，分工和专门化更经常地决定于其他原因，特别是“协调”专门完成补充性工作工人的各种成本，以及一定数量的一般的有用知识。贝克尔的分析大致可以分为这样几步：

[1] [2] [3] [4]

篇3：内生增长理论与财政政策

内生增长理论与财政政策

1995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远景目标的建议》明确提出两个“根本性转变”，其中之一就是“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也就是说要依靠技术进步推动经济增长。自此之后，我国财政学界就如何利用财政政策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提高效率型的经济增长展开了大讨论，提出了许多政策建议和措施。但是，这些讨论大都属于对策性研究，所提出的财政对策最终是否会奏效并不清楚，也就是说，没有分析这种财政政策的理论基础。如果按照新古典增长理论，财政政策很难发挥作用。为此，本文的主要目的是介绍90年代兴起的“新增长经济学”或“内生增长理论”及其财政政策含义，为我们今后的讨论提供理论依据。

一、内生增长理论的基本思想

自亚当·斯密以来，整个经济学界围绕着驱动经济增长的因素争论了长达200多年，最终形成的比较一致的观点是：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一国的经济增长主要取决于下列三个要素（Tanzi and Zee, , p.180）：（1）随着时间的推移，生产性资源的积累；（2）在一国的技术知识既定的情况下，现在资源存量的使用效率；（3）技术进步。但是，60年代以来最流行的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依据以劳动投入量和物质资本投入量为自变量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建立的增长模型，把技术进步等作为外生因素来解释经济增长，因此就得到了当要素收益出现递减时长期经济增长停止的结论。可是，90年代初期形成的“新经济学”即内生增长理论则认为，长期增长率是由内生因素解释的，也就是说，在劳动投入过程中包含着因正规教育、培训、在职学习等等而形成的人力资本，在物质资本积累过程中包含着因研究与开发、发明、创新等活动而形成的技术进步，从而把技术进步等要素内生化，得到因技术进步的存在要素收益会递增而长期增长率是正的结论。当然，许多经济学家早已看到了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Schumperter, 1934；舒尔兹，1990；贝克尔，1989），但是，他们都是把它们看作是外生因素。

这样，这两种理论的政策含义出现了分歧：尽管财政经济学家一直认为财政政策能够影响经济增长（因为财政政策与经济增长间的内在联系表现在许多方面，诸如扭曲性税收的负效应、累进税对储蓄倾向的不利影响以及增加税收动用额外资源以提高公共投资水平等等），但是新古典增长论却认为，长期经济增长完全是由理论本身的外生因素决定的，因此无论采取什么政策，长期增长都不变，或者说，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充其量只有短期效应，而不能影响长期增长；而内生增长论则认为，一国的长期增长是由一系列内生变量决定的，这些内生变量对政策（特别是财政政策）是敏感的，并受政策的影响。如果增长率是由内生因素决定的，那么，问题就是经济行为主体特别是政府如何能够影响增长率的大小，因而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再次成为关注的焦点。

众所周知，本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盛行的是索洛（Solow，1956，p. 65-94）和斯旺（Swan，1956，p. 344-361）创立的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即把经济增长解释为生产要素（特别是物质资本）的积累过程。该模型表明，只要投资超过重置破旧机器的必要水平，资本存量就会增加，从而人均产出就会增长。然而，尽管该模型预测出短期的人均增长，但资本积累最终会出现收益递减问题，这时，人均产出停止增长。用索洛的增长模型来说，假定储蓄是收入的一个固定比例，即S=sY，且这些储蓄全部用于投资，则资本积累方程是：

dK/dt=sY-δK （1）

由于资本的收益是递增的，当投资只能足够弥补折旧（δK）时，方程式（1）所表明的资本积累过程最终会达到稳定状态。这表明，长期经济增长率为零。尽管如此，该模型确实把注意力集中于试图理解技术变化的性质，因为如果有技术变化，新投资不一定出现收益递减。凭直觉来看，增加完全相同的机器虽然资本存量增加了，但收益无疑是递减的。可是，如果每台新机器在技术上更为先进，就不会发生收益递减。尽管新古典长模型的创建者认识到了这一点，但并没有构建出技术变化模型。

阿罗（Arrow，1962, p. 155-173）这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在1962年发表过一篇文章，把技术进步与投资的实际过程联系在一起指出，投资都是在做新事情，这无疑将产生新知识。他用“边干边学”（Learning by Doing）术语来描述这一过程。后来，罗默(Romer,1986,p.1002-1037)在开创所谓的“新增长理论”或“内生增长理论”（Endogenous Growth Theory）时又拾起了这种思想。相对于索洛－斯旺的新古典增长模型而言，内生增长模型认为长期增长率是正的。为此，内生增长模型就得解释（积累的生产要素）收益递减为什么不会发生的原因。要解释这个问题并非像听起来那么简单，因为积累的生产要素不变收益意味着所有生产要素的收益递增同时发生。收益递增意味着企业的规模越大，效率就越高，从而不可能达到竞争性均衡。因此，内生增长模型必须找到一种途径，使企业层次的收益递减，而使整个经济层次的收益（至少）不变，所以总是要保持对投资的刺激。企业层次的收益与整个经济层次的收益之间的偏离，说明了社会收益率与私人收益率之间存在着差异，继而说明政府的政策具有潜在作用。

简单来说，解决企业收益与整个经济收益之间偏离这一问题的大致方法有两种：或包含人力资本，或考察技术进步（也可称之为知识创造或发明或革新）。这两种大致方法在很多方面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异，因为它们都是建立“知识”积累模型：在人力资本模型中，这种知识假定内含于人力中；在技术进步模型中，这种知识假定内含于机器或产品中。因此，内生增长理论可以看作是对知识积累过程的模型化。

首先，考察卢卡斯（Lucas，1988，p.3-42）建立的以人力资本为基础的内生增长模型。需要注意的关键问题是：第一，人力资本增长是经济增长的推动力。用数学语言来表达，这种思想可能表示为如下微分方程式：

（2）

式中，h代表人力资本，δ代表正常数，（1-u）则是人力资本投资占总投资的份额。在卢卡斯的模型中，人均收入增长率与人力资本增长率成正比。因此，一般的政策含义是：人力资本的积累（包括正规教育、培训、在职学习等等）至关重要。第二，卢卡斯指出，一国的平均人力资本水平影响着每一企业的单个生产率。换言之，存在一种外部性。这种外部性意味着社会最适增长率高于私人增长率：经济行为主体的投资不会达到最适状态，因为在他们的自身计划中不包括其投资的外部效应。当然，这正说明了政府政策在促进人力资本投资水平提高中的作用。

基于人力资本积累的途径在不同的行业中有所不同这一事实，而且，人力资本的形成主要来源于培训和工作经验，因此，人力资本一般与特定行业有关。卢卡斯指出，倘若某一行业具有较高的潜在人力资本增长率，那么，作为一个国家来说，最好引导资源流向这个行业。可是，市场力量不会实现这一结果，因为人力资本积累过程具有外部性。

其次，考察格鲁斯曼和赫尔普曼（Grossma

n and Helpman, 1991）建立的以技术进步而非人力资本积累为基础的内生增长模型。该模型假定企业面临着这样一种决策，即在研究与开发（R&D）领域投资多少；而研究与开发活动反过来又会发明新产品或改进现有产品。研究与开发投资决策取决于研究与开发的效益和成本。研究与开发投资的效益是产生新产品，企业卖掉这种新产品取得利润（该模型假定对新产品的生产拥有产权）。因此，该模型隐含着一大堆有关市场条件和知识产权的假设，最终是为了说明企业具有稳定的需求条件。研究与开发的成本取决于劳动力成本以及企业获取的知识。假定企业获取的知识越多，从事研究与开发活动的成本越低。一国的知识总量假定取决于所有企业过去从事的研究与开发活动总量。因此，每个企业都从其他所有企业所从事的研究与开发活动受益，这就是说研究与开发具有完全的.外溢效应。换言之，研究与开发使企业有了新发明的机会，这种发明完全拥有私人产权，但同时也使公共知识存量增加了，而这种公共知识存量可以被其他所有企业免费利用。这种外溢效应或者说技术外部性的存在说明政府政策要发挥作用。

上述考察的罗默模型、卢卡斯模型和格鲁斯曼－赫普曼模型只是最著名的内生增长模型，还有很多其他模型侧重不同的增长方面，诸如金和罗伯森（King and Robson, 1993, p. 445-466）的知识传播内生增长模型、阿格赫恩和豪威特（Aghion and Howitt, 1992, p. 323-351）的模仿与创造性消化内生增长模型以及杨（Young, 1991, p. 369-405）国际贸易内生增长模型。所有这些模型表达出来的一个重要思想是：企业是经济增长的最终推动力，特别是这些模型试图说明企业如何积累知识，这种知识广义地包括人力资本和技术变化（Rogers, 1997, p. 43）。这种知识积累表示为增加人力资本、生产新产品和提高产品质量。这些模型表明，知识和积累过程会出现外部性或知识外溢效应，需要政府政策的干预：各种政策旨在扶持研究与开发、革新、人力资本形成甚至关键性产业部门。

综上所述，我们对内生增长理论所表达的经济增长的原因作出如下简单的非技术性陈述：第一，获取新“知识”（包括革新、技术进步、人力资本积累等概念）；第二，刺激新知识运用于生产（市场条件、产权、政治稳定以及宏观经济稳定）；第三，提供运用新知识的资源（人力、资本、进口品等等）。

内生增长理论突出了第一个方面，而第二个方面隐含在各种内生增长模型中，因为这些模型对企业面临的市场条件、产权和经济稳定性作了假定，同时，还强调了这两个方面出现于企业层次上。最后一个方面按理说也稳含在内生增长模型中，因为，从数学上讲，这些模型都建立了消费者模型，用来解释（比如说）在人力资本投资的收益率是正的既定情况下，随着时间的推移消费者配置消费的动态最适化问题。

二、内生增长理论的财政政策含义

我们看到，在新古典增长模型中，物质资本（即可以积累的生产要素）的收益率递减使人均增长停滞不前，而且财政政策没有机会影响经济的增长率。然而，内生增长理论则通过克服可以积累的生产要素收益递减性质而使经济增长率内生化，并通过财政政策解决人力资本积累外部性、技术外部性和知识外部性等问题。

（一）线性生产技术

内生增长理论克服可积累的生产要素收益递减性质的一个最简单的方法是假定宏观经济生产函数与人均资本是线性关系，即：

y (t)=ak (t) （3）

式中，a是一个常数（技术系数），且a>0。假定人口不变，典型个人的目标是使无限时间期间的效用流量折现值最大化，则增长率g的决定方程式是：

g=(a-r)/σ （4）

式中，r代表时间偏好率，σ代表不变边际效用弹性。从中可以看出，只要a>r，人均增长率就是正的。因此，技术系数a决定了增长率，而且能够影响该系数的任何财政政策都会影响增长率（Rebelo, 1991, p. 500-521）。

（二）外溢效应

解决资本收益递减问题的另一种方法是假定物质资本投资对人力资本存量或知识具有外溢效应，而后者对物质资本的边际产量又具有正效应，避免物质资本的边际产量趋向于零。

这种方法可以追溯到阿罗（Arrow, 1962, p. 155-173）的思想，他认为，知识的取得（即学习）与经验紧密相关，而经验的衡量指标是总投资积累额。用比较正规的方法来说，即典型企业的生产函数可以写成：

Y (t)=f (K(t), A(t)L(t)) （5）

式中，A (t)代表知识或人力资本存量，是一个效率参数，对在时期t雇佣的劳动力数量[L(t)]的影响是正的。因此，技术变化是一种增加劳动力的技术变化。必须注意的是，知识存量将提高每一工人的效率，但知识存量一旦形成，它就成为一种共用品，因为所有工人的效率都可能同等提高。

此外，根据阿罗的观点，知识存量是经验的函数，而经验又是过去积累的总投资E（t），因此，该函数的形式是：

（6）

式中，0＜μ≤1（Arrow, 1962; Shesinski，1967，p. 31-52）。如果采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形式，则典型企业的边际资本产量的决定方程式是：

（7）

而对于作为整个社会的计划者――政府来说，由于要考虑物质资本投资的外溢效应，则边际资本产量是：

该模型表明私人边际产量与社会边际产量不一致，因为私人企业没有考虑其投资决策的正外溢效应，而政府则考虑了。因此，这是政府干预的一个原因：必须要提供刺激，以便经济中的投资水平趋近于政府选定的水平。

由于政府考虑了产生新知识的投资具有正的外部效应，而在竞争性经济中企业只是考虑了比较小的知识的私人收益，所以，根据罗默（Romer，1986）模型，同社会最适状态相比，在竞争性经济中，在任何时点的消费量太高，而研究数量太低。因此，引导私人资源从消费转移到投资的财政政策都会使福利提高。此外，消费增长率在社会最适状态下总的来看也将提高，因为，“在较低的初始消费水平情况下提高初始投资率，最终会导致消费水平提高”（Romer，1986，p. 1027）。为了达到社会最适状态，政府必须选择能使知识的税后私人边际产量等于社会边际产量的税种（如一次总付税）和投资补贴。

（三）生产性公共资本

过去，经济学中存在着一种普遍看法，即政府支出是非生产性的，而内生增长理论则改变这种看法，特别是认为公共投资具有很强的生产性。阿罗和库兹（Arrow and Kurz, 1970）最先把公共资本存量纳入宏观经济生产函数，他们建立的生产函数形式是：

Y(t)=F(K(t), G(t), L(t)elt) （8）

式中，K（t）代表私人资本存量，G（t）代表公共资本存量（这是纯共用品），l 代表增加劳动力的技术进步率（这是外生给定的）。公共资本存量也存在于家庭的效用函数中，因为这个变量具有双

重作用。例如，教育既有对生产率的正效应，也具有直接的效用收益；又如公路，企业在其生产活动中可以利用，个人也可以利用。

巴罗（Barro，1990，p. 103-125）也采纳了公共服务对经济中的生产机会具有正效应的思想，但不同的是，巴罗假定公共投资的流量而非公共资本的存量直接纳入宏观经济生产函数中。他的生产函数形式是：

（9）

式中，IG(t)代表公共投资的流量，α代表产出对公共投资的弹性。为了给公共投资融资，政府按税率τ对家庭的所得征税。假定预算是平衡的，则公共投资的流量由下列方程式决定：

（10）

利用政府预算限制，增长率的决定方程式是：

（11）

该方程式表明，与罗默模型一样，物质资本的边际产量在长期不会趋向于零，但不同的是，这里是公共投资对私人资本具有正效应。为了找到使经济增长最大化的所得税率，需要求对C′/C的τ微分，并令该结果等于零。最后的结果表明，实现最大增长率的条件是τ＝x。

巴罗等（Barro and Sla-i-Martin，1992，p. 645-661）考虑到如下两种情况对该模型进行了扩展：政府提供具有竞争性和排他性的私有品以及具有拥挤性的公用品。结果他们发现，在第一种情况下，一次总付税优于所得税；而在第二种情况下，所得税的作用如同使用者付费而可能优于一次总付税。这是因为在一次总付情况下，对投资的刺激太高，其原因在于它们没有考虑到公用品的拥挤效应。

（四）人力资本投资

索伦森（Sorensen，1993，p.73-93）利用并扩展了卢卡斯（Lucas，1988，p.3-42）模型，明确地分析了财政政策含义。他假定政府征收资本所得税、劳动所得税以及一次总付税，同时政府对教育收费或补贴，这两者与花费时间提高技能水平而放弃的收入数量成比例；此外，政府提供诸如学校建筑或师资等基础设施，这是人力资本形成的必要条件。他的分析结果是：提高对资本所得征税只影响利率，因此在长期降低了生产的资本密集度；但是，如果政府提高学费，对劳动所得征税会降低平衡增长率，而如果政府补贴教育，对劳动所得征税会提高平衡增长率。然而，对资本所得征税仍然没有显示出对增长率有什么影响。在社会最适状态下，对资本所得征收的最适税收不等于零，因为政府通过扶持人力资本的形成而提供生产性服务。因此，正如包含公共投资而直接影响生产函数的巴罗模型所得到的结果一样，对资本课征的最适税收不等于零，这与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所持的观点完全不同。此外，索伦森还阐明，人力资本的外部效应大小决定了对劳动所得的课税是正的还是负的，这也同样适用于教育学费或补贴。如果这种外部效应非常大，且教育过程的效率很高，那么，政府就应当给予教育补贴；如果这种外部效应非常小，且教育过程的效率很低，那么，政府就应当对家庭收取学费。

（五）研究与开发投资

罗默（Romer，1990, p. 71-102）建立的模型包含了三个生产部门，即家庭可以用来消费或投资的最终产品的生产部门、研究与开发部门和中间资本品的生产部门。上述的格鲁斯曼和赫尔普曼建立的以技术进步为基础的内生增长模型依据罗默模型证实，由于研究与开发部门具有外溢效应，竞争性均衡增长率低于社会最适增长率（因为企业在其决策过程中没有考虑外溢效应的存在，所以其研究与开发水平太低），政府就必须通过补贴研究与开发活动来提高增长率。

综上所述，根据内生增长理论的政策含义，我们按照内生增长的因素概括出促进经济增长的财政政策措施：第一，增加人力资本投资的政策措施：政府直接增加人力资本投资；政府提供税收刺激或财政补贴鼓励企业增加人力资本投资。第二，增加基础设施投资的政策措施：政府直接增加基础设施投资；政府提供税收刺激或财政补贴鼓励企业增加基础设施投资。第三，增加研究与开发投资的政策措施：政府直接增加研究与开发投资；政府提供税收刺激或财政补贴鼓励企业增加研究与开发投资。

可见，内生增长理论的政策含义至少表现出两个实质性变化：第一，30多年来新兴的各种经济学流派提出政府不要干预经济运行，或者说财政政策无效。可是，内生增长理论这种“新经济学”则认为，政府仍需要适当干预经济，财政政策在促进内生增长过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第二，过去的经济学包括传统的凯恩斯经济学在内所提出的财政政策，其作用点在于刺激劳动供给和促进一般性物质资本的形成。然而，内生增长论提出的财政政策首先认识到政府的公共支出特别是公共投资是具有生产性，并重点在于增加人力资本，基础设施以及研究与开发等三个领域的投资。

三、着重考虑的四个现实问题

近年来，我国提出了经济增长方式要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而国际上衡量集约型增长方式的主要指标是“综合（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TFP），这也正是内生增长理论的核心问题。为了便于读者理解深入研究，我们首先简单介绍综合要素生产率概念。

所谓综合要素生产率是指同样数量规模的劳动和资本投入因人力资本投资和技术进步而导致的产出增加。由于这种生产率难以在劳动和资本之间分开，故称之为综合要素生产率。综合要素生产率增长分析基于如下思想：总产出增长部分原因是投入（或要素）的积累，部分原因是某种不可观测的数量。也就是说，综合要素生产率增长就是产出增长不能归因于投入增长的那部分。用简单的增长核算关系来看，即：

ΔY＝Δa+αΔK+(1-α)ΔL （12）

式中，ΔY是产出增长率，ΔK是（物质）资本存量增长率，ΔL是劳动投入增长率，参数α是资本在总产出中所占的份额，Δa就是综合要素生产增长率。在实践中，综合要素生产率的计算就是对上式的变换得到的余数：

Δa＝ΔY-αΔK-(1-α)ΔL （13）

综合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这种衡量指标也称为“索洛剩余”或“索洛残差”（Solow Residual），因此，在很多情况下，“索洛剩余”、“综合（全）要素生产率”、“生产率”三个概念是可以互换的。

现在的问题是，综合要素生产率增长在各国的经济增长过程中到底起多大作用？经济学家们在研究各国的经济增长率为什么不同时提出，综合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是经济增长的重要的源泉？丹尼森（Denison，1967）在《增长率为什么不同》一书中对美国、英国、法国、前联邦德国、意大利、比利时、荷兰、丹麦和挪威等九国1950~1962年期间实际国民收入的增长因素进行分析，发现美国国民收入的增长率3.3％中，42％是由于综合要素生产率的增长，西欧八国的国民收入增长率4.8％中，64％是由于综合要素生产率的增长。金森久雄（Kanamori，1972）在《用什么来解释日本的高速增长率》一文中指出，日本在同期的国民收入增长率为10.％中，60％是由于综合要素生产率的增长。陈坤耀（Chen，11979）对亚洲各国（地区）的经济增长比较研究得出，在1955~1970年期间，香港、新加坡和韩国综合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对实际国民收入增长的贡献份额分别为46.

5％、55.2％和56.4％。而根据舒元（舒元，1993）的测算，我国在1952~1990年期间综合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对实际国民收入增长的贡献份额仅为0.3％。

我们再来看一下综合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情况。下表列出了选择国家的综合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从该表中我们至少可以看出两个问题：第一，早期工农业化国家在50年代到60年代末的高速经济增长时期，综合要素生产率增长率都比较高；第二，经济快速增长的新兴工业化国家，综合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大大高于其他国家。可是，我国1952~1990年期间的综合要素生产增长率仅为0.02％（舒元，1993，第86页）。看来，我国要保持长期持续的经济增长，就必须提高综合要素生产的增长率。

综合要素生产率增长率比较 1941-50 1951-60 1961-70 1971-80 1981-90 1991-95 法国

德国

瑞典

英国

美国

加拿大

澳大利亚

日本

韩国

马亚西亚

菲律宾

新加坡

泰国

－

1.1

－

0.74

3.20

－

1.81

3.89

－

2.80

4.43

－

0.48

1.52

－

0.81

5.83

－

2.64

1.53

0.84

0.50

1.78

0.61

1.35

4.44

3.22

2.80

1.43

3.88

2.61

0.58

0.82

-0.04

0.29

0.26

0.48

0.68

0.25

2.46

3.03

1.77

2.74

2.13

0.63

0.71

0.62

0.99

0.51

-0.06

0.62

1.03

5.01

1.16

-0.59

3.35

2.62

-0.13

-2.05

0.65

0.27

0.53

-0.27

0.15

-1.10

3.18

3.79

-0.84

4.81

2.05

资料来源：Mercer-Melbourne Institute, 1997, p.2; p.4.

根据内生增长理论，要提高综合要素生产率长率就要利用财政政策增加人力资本、基础设施以及研究与开发等三个领域的公共投资。我们比较一下人力资本投资，以公共教育支出作为近似指标。东亚国家和地区（包括香港、韩国、新加坡、马亚西亚、泰国等）1960年公共教育支出占GNP的百分比平均为2.5％，1989年上升到3.7％；就是中低等收入的达国家，同期的公共教育支出比率也分别为1.3％和3.1％（世界银行，1995，第137页），而我国的公共教育支出占GNP的百分比1980年、1985年、1990年，1994年和1995年分别为2.53％、2.52％、2.48％、2.18％和2.08％（国家统计局，）。可以看出，我国目前的公共教育支出比率还不及东亚国家和地区60年代的水平，问题不仅如此，更为严重的问题是公共教育支出比率呈下降趋势！

同样，研究与开发支出比率也呈下降趋势。由于许多因素造成研究与开发支出虽然在国家之间不可比，但是，从我国自身的研究与开发支出趋势来看不容乐观，因为它占GNP的百分比是下降的或至少没有提高，如1990年的研究与开发经费支出占GNP的比例是0.71％，而到1994年和1995年该比例下降到0.50％（国家统计局，，第661页）

上述种种现象表明，我国要想在跨入21世纪之后仍然保持较高的增长趋势，就必须依靠技术进步，走集约型增长道路，因为仅靠投入增长不可能长期持续（萨缪尔森等，1992，第1335~1342页）。依据内生增长理论，政府必须采取有效的财政政策，增加人力资本、基础设施以及研究与开发等方面的投资。关于如何利用财政政策，自1995年以来我国学术界已提出了大量的比较接近的可行建议和措施，但由于都没有超出上节最后概括出来的内生增长论的财政政策含义，本文不再赘述。我们只想提出四个更深层次的现实问题加以简要讨论。

1．促进物质资本形成的财政政策仍然很重要。在经济增长因素分析的文献中，有两种显著不同的实证结果：对工业化国家来说，综合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是经济增长的最重要的源泉；而对发展中国家而言，综合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显得不很重要。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依然主要依赖生产要素投入的增加，也许是因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还没有达到均衡状态，资本积累和劳动投入仍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舒元，1993，第87页）。因此，我国在利用财政政策增加人力资本投资和促进技术进步的同时，还不能忽视对资本积累（以及储蓄）的刺激。

2．促进技术进步与增加劳动就业的财政政策权衡。相对而言，技术进步会在一定程度上取代劳动就业，这对于劳动就业压力非常大的我国来说，财政政策的选择面临着两难境地。内生增长理论的财政政策含义表明，兼顾这两者的财政政策就是拓展新的产业领域、扶持新兴产业的政策，特别是要加大“智能产业”（Brainpower Industries）的投资（补贴）和税收刺激。因为这类行业既促进了技术进步，又增加了就业，所以，这种财政政策是促进了增加劳动就业的技术进步的经济政策。

3．充分调动企业增加科技投入积极性的财政政策。内生增长理论表达出来的一个核心思想是：企业是经济增长的最终推动力。因此，实现长期增长的财政政策不能单靠政府投入，更重要的是政府通过提供一些有利于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外部条件和税收刺激（包括加速折旧、投资税收抵免、盈亏相抵、纳税扣除、优惠税率、免税期等等），调动企业增加人力资本投资、研究与开发投资的积极性。当然，鉴于我国企业制度的改革远未到位，即使政府实施了有利的财政政策，企业也未必加大科技投入。刘吉先生（刘吉，1995）就曾指出，“科技和教育难以到位，问题出在领导岗位，主要

精力绝大部分消耗在经济活动包括‘救火’上，企业也不可能把许多资金投入科教。”因此，只有在企业制度得到了根本性改革，企业具有能动性的情况下，这种财政政策的效果才能发挥出来。

4．“适度从紧”财政政策的理解。江泽民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15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明确指出，政府在今后一段时期内实施“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这是否与上述的财政政策不相容呢？这就需要我们正确地理解“适度从紧”财政政策的内涵。我们认为，“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首先强调的是一种紧缩性的财政政策，而紧缩性财政政策的措施一般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增加税收，二是削减支出。问题是这种紧缩性财政政策是通过增加税收还是削减支出来实现？在我们看来，根据我国当前的财政经济形势，主要通过增加税收来实现。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要正确理解“适度从紧”财政政策中的“适度”。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经济转轨的过程中，在经济起飞的关键时刻，“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不是要一味地削减支出，而是在适当增加收的基础上，保持算赤字水平不变或有所降低的前提下，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控制行政管理费等消费性支出，削减价格补贴和企业亏损补贴这种转移性支出，增加有利于物质资本积累、人力资本形成、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技术进步的财政投资。因此，内生增长理论所包含的财政政策与我国“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并不矛盾。

篇4：知识经济、内生增长理论与财政政策

种种迹象表明，人类社会在经历了农业经济与工业经济时代后，正逐步迈入知识经济时代。知识经济是按建立在知识与信息的生产、分配和使用上的经济，知识包括所有的人类发明与发现，主要是科学技术、管理和行为科学。知识经济强调知识和信息是经济的基础，强调科学技术在经济中的突出作用，强调人力资本与学习的重要性，强调政府在知识经济中的重要作用。

知识经济的逐步形成是人类社会持续发展与增长的必然结果，它呼唤一定的经济增长理论与其相适应并提供政策导向，迄今为止较全面地解释知识经济形成及其要素的经济理论是所谓“内生增长理论”（The Theory of Endogenuous Growth）或“新增长理论”。初始于八十年代中期、成型于九十年代初的这一增长理论认为，长期经济增长率是由内生因素解释的`，也就是说，在劳动投入过程中包含着因正规教育、培训、在职学习等而形成的人力资本，在物质资本积累过程中包含着因研究与发展、发明、创新等活动而形成的技术进步，从而把技术进步等要素内生化，得出因技术进步的存在，要素收益会递增而长期增长率为正的结论。相比较而言．现代新古典增长理论虽也看到人力资本与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但只把它们视为外生因素，所以后者也被称为“外生增长理论”。

就知识经济社会中财政政策含义而言，内生与外生增长理论之间存在着分歧。虽然绝大多数财政经济学家一直认为财政政策会影响经济增长（如扭曲性税收的负效应，累进税对储蓄倾向的不利影响以及增税动员额外资源以提高公共投资水平等等）。但外生增长论却认为，长期经济增长完全是由经济体系之外的外生因素决定的，因此无论采取什么政策，长期增长都不变，换言之，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充其量只有短期效应，而不能影响长期增长；而内生增长论则认为，一国的长期增长是由一系列内生变量决定的，这些内生变量对政策（特别是财政政策）是敏感的，并受其影响。如果增长率是由内生因素决定的，则关键在于经济行为主体（特别是政府）如何能够影响增长率的大小。“因此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再次成为关注的焦点。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认为内生增长论的政策观点符合知识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为财政政策在知识经济中的适用一提供了一定的理论依据。

内生增长理论的财政政策含义具体包括两个方面，即一方面一国的财政制度要不断调整以适应知识经济的要求，另一方面财政政策必须努力促进知识经济的形成与发展。具体说来，按照内生增长的因素，我们至少可以概括出促进知识经济发展与增长的三大财政政策措施：第一、增加人力资本投资的政策措施：政府直接增加人力资本投资；政府提供税收刺激或财政补贴鼓励企业增加人力资本投资。第二，增加基础设施投资的政策措施，政府直接增加基础设施投资；政府提供税收刺激或财政补贴鼓励企业投资基础设施。第三，增加研究与发展投资的政策措施，或者政府直接增加研究与发展投资，或者提供税收优惠或财政补贴鼓励企业增加研究与发展的投资。

篇5：人力资本积累、研究开发与内生经济增长

人力资本积累、研究开发与内生经济增长

在卢卡斯和琼斯等人关于内生经济增长模型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改进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模型推导结果表明,平衡的`经济增长取决于人力资本积累以及通过研究与开发活动导致的新知识、新技术的积累.平衡经济增长的速度快于知识和技术积累的速度,知识和技术积累的速度又快于人力资本积累的速度.政府的经济增长政策应集中于促进人力资本的积累和研究开发活动.

作者：李治堂作者单位：北京印刷学院,出版传播与管理学院,北京,102600 刊名：北京印刷学院学报英文刊名：JOURNAL OF BEIJING INSTITUTE OF GRAPHIC COMMUNICATION 年，卷(期)： 13(3) 分类号：F12 关键词：人力资本积累研究与开发内生经济增长平衡增长

篇6：创业板是经济增长的内生需要

创业板是经济增长的内生需要

北京大学博士后流动站徐良平

从创业板产生和发展的背景看，是否需要创业板市场与经济增长的阶段性、市场条件以及由此决定的投融资制度密切相关。NASDAQ市场的产生和发展不是偶然的，而是顺应了上述功能要求才成为推动美国经济在20世纪90年代持续稳定增长的最重要力量之一。投融资制度应适应经济增长

受经济发展水平和市场条件的约束，一个国家经济增长一般要经历要素推动、资本推动、创新推动和财富推动等不同阶段，各阶段风险与收益相异，由此内生出投融资制度的功能要求，产生不同的金融制度。

经济增长一般表现为两种状态，即总供给小于总需求的市场供给主导型经济增长和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的市场需求主导型经济增长。

前一种状态下，经济增长路径为生产要素投入的增加和技术水平的提高，增长动力表现为要素推动和资本推动。需求对增长的约束作用很小，所以投资风险很小，资本收益相对稳定，投融资制度主要解决如何更多更快地投“钱”。

后一种状态下，经济增长由需求推动，关键在于需求的刺激和创造，从而企业家创新和技术创新成为重要的动力。需求的易变性带来各种风险，需求约束越强，风险越大，相应要求的收益率也越高。投融资制度要解决的是更快地筹“钱"并如何有效地将其投入到能被市场接受的需求创新中去。

相对成熟的大型企业，产品的市场需求已经稳定，其捕捉需求变化的.能力因而较低，从而不可能成为创新主体。而具有成长性的中小型企业为了在市场中寻求生存空间，必然密切关注需求的动态变化，对需求有较高灵敏度，由此决定了中小企业是需求创新的生力军。但由于中小企业面临的不确定性较高，规模小、盈利水平低和经营历史短导致其承担风险能力较低，资信度也相应较低，而且其投资要越过成长期后通过一定的退出渠道才能得到回报。所以中小企业必然不能通过供给主导型经济增长下形成的传统投融资渠道筹集到实现其需求创造所需要的资本。

需求主导型经济增长下的投融资制度必须首先解决哪些企业具有成长性，即其是否拥有具有市场前景的技术项目和具有创新能力的企业家，而这两点在客观上存在信息不对称。所以新的投融资制度必须能将技术项目和企业家筛选出来，同时还具有监控的功能，以保证项目运作的有效性和防止企业家道德风险。创业板适应了需求主导型经济增长

建立服务于具有成长性中小企业的投融资制度，实现其对技术项目和企业家的筛选和监控功能成为市场需求主导下经济增长的内生要求，并随着需求对经济增长的约束作用愈大而越发重要。传统的投融资制度形态恰恰没有上述功能。

投融资制度的具体形态可能表现为财政、借贷市场或资本市场，取决于市场发展水平及功能履行的效率。市场发达程度较低时，对投融资的需求规模较小，由政府通过财政手段来实现生产要素投入的功能具有更高效率。在经济发展早期，还出现过钱庄、担保人等不同的制度形态。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提高，经济增长对融资的需求规模进一步扩大，上述制度形态将让位于借贷市场或债券、股票市场。随着企业家创新和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作用越来越大，客观上要求有新的投融资制度形态。

另一方面，需求推动经济增长的实际效应如何还要通过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从而要求新的投融资制度具有将资金真正能配置到捕捉需求并能实现需求的主体手中的功能。这一功能在传统投融资制度下很难实现，因为其理念是追求资金的安全性和流动性，从而投融资机构更愿意把资金投入到具有稳定收益的主体，而不愿投入虽有成长性但风险大、收益慢的主体。

因此，要实现市场需求主导下的经济增长，仅仅利用传统的投融资制度，如银行、服务于成熟型企业的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等是不可能的。而风险资本和创业板市场通过投资者、风险资本家和企业家间的契约联结和股权流动正好具有实现上述功能的比较优势。所以，创业板市场的产生顺应了经济增长的内在需要，不仅为创业企业提供融资服务，更重要的是推动企业家创新和技术创新、加速产业化进程，也是扩大内需的重要途径。

中国经济增长呼唤创业板

并不是所有国家都必须开设创业板市场，只有当经济增长发展到需求主导的创新阶段，而没有相应的投融资制度时，才有推出创业板的必要。

我国经济从1995年起就进入需求主导型的增长阶段。根据国内贸易局（部）对600多种主要商品供求关系的抽样调查结果，从1995年开始，供求平衡与供过于求的现象已经开始显现并不断发展和强化，无论是最终产品还是基础产品，生产能力都有不同程度过剩，严重的达到60％以上。尤其是目前绝大部分产品都具备快速扩大生产的能力，再考虑到外汇储备水平较高，进口调剂余额较大的因素，可以认为供求总量关系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标志着中国经济增长进入到需求主导的创新驱动阶段。与此相适应，经济增长动力也发生根本性变化，中小型企业已经成为经济增长主要的潜在力量，技术创新和企业家创新越来越重要。

因此，建立为中小企业提供融资便利、促进企业家创新和技术创新的投融资制度将成为中国未来经济是否具有竞争能力的关键。而现有的财政、银行和股票市场等传统投融资制度恰恰在这一方面存在内在缺陷。在这一背景下，尽快推出创业板市场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内在要求，不仅可以满足企业家创新和技术创新的融资需求，实现需求创新，也是推动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需要，更能进一步健全资本市场实现资源配置功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来源：证券时报.07.10

篇7：企业社会保险与和谐劳动关系协调机制探析

二、企业社会保险与和谐劳动关系的矛盾。

1、社会保险覆盖低与劳动力流动率高的矛盾。

随着企业经营机制的转换，企业有用人的自主权，劳动者可以自由择业，由于国企和私企、外企社会保险待遇不同使得劳动力自由合理流动率增加。依照社会保险原理，任何劳动者，尤其是工薪劳动者都应受到社会保险制度的保障，都应当参加社会保险，否则就会影响劳动关系的和谐。但劳动力流动率高社会保险实际覆盖面狭窄，意味着有相当数量的劳动者得不到企业社会保险的保障，这就造成了劳动关系不和谐因素的产生。

2、企业社会保险转移难与劳动者流动率高的矛盾。

劳动力自由流动是劳动关系和谐的重要表现，而劳动力流动必然会引起社会保险关系的转移。按照国家相关规定，社会保险关系可以在不同统筹区域间接转，但从这几年的实践看，这种转移并不顺畅，一些地方出台了形形色色的“地方政策”，加重了社会保险关系转移难的局面。企业社会保险转移难的问题制约着员工的自由流动，从而影响劳动关系的和谐稳定。

3、单一企业社会保险制度与劳动关系多元化的矛盾。

我国全面推行市场化导致国内产业结构的调整，生产资料和劳动资源的重新配置，企业破产、兼并、合并、联合、转让成为了常态。

另外劳动力市场个体化、弹性化的趋势，劳动关系表现出灵活、弹性、多样的特点，出现了兼职、非全日制、阶段性就业、劳务派遣、弹性就业等就业形式，促使劳动关系呈现多元化的特点。而单一企业社会保险对双重劳动关系或多重劳动关系的社会保险如何处理，还没有明确的规定。

4、企业社会保险制度缺陷与劳动关系单极化的矛盾。

在产业结构转换过程中，进一步强化了劳动力供给方的弱势地位，雇主与员工双方实力不均衡的现象日趋严重，供大于求的现状决定了劳动者处在弱势地位。劳动关系呈现单极化的态势，企业享有完全决策和高度自主权，处于强者地位，员工则处于从属、被支配的弱势地位。

中小企业为了降低企业成本，雇主和员工之间没有明确的劳动关系，没有缴纳社会保险费或者没有足额缴纳保险费。

三、企业社会保险与和谐劳动关系协调机制。

1、实现社会保险制度与劳动合同制度的协调。

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应当在遵循合法、公平、平等自愿、协商一致、诚实守信原则的基础上订立劳动合同，并明确劳动关系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其中《劳动合同法》法定条款中的社会保险条款规定，凡在法律法规规定范围内的劳动者和用人单位都应当依法参加国家强制性保险。在《社会保险申报缴纳管理规定（草案）》中规定用人单位应当在规定期限内在社会保险机构办理缴费申报；对于用人单位未按照规定申报缴纳社会保险费额的，由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对缴费申报与缴费情况进行严格的审查和稽核。因此，劳动合同制度的加强和完善，加快社会保险申报制度，使二者相互配合，协调作用，真正维护劳动者的社会保险权利。

2、实现社会保险法与劳动法律的协调。

由于用人单位劳动合同的义务规定不够，使劳动合同签订率低，内容不规范，严重影响劳动者合法权利的保护和劳动合同制度的全面实施。随着《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等一系列基本法律的颁布实施，为处理劳动关系的多元化、多层化提供法律依据，使和谐劳动关系正逐步步入法治的轨道，为企业社会保险制度顺利运行创造了条件。2010年《社会保险法》颁布实施，规范了社会保险关系，维护劳动者参加社会保险和享受社会保险待遇的合法权益，并规范社会保险管理和服务中的各种行为。为此，两方面的法律相互配套、相互补助，为企业劳动者架构起法律保护网，使劳动者的各项权利切实受到法律的保护。

3、企业劳动工资与社会保险水平的协调。

根据社会保险法规定，企业社会保险的缴纳、社会保险待遇的支付与职工平均工资均有紧密的联系。企业坚持实施以人为本的工资分配制度和社会保险管理体系，遵守落实相关的法律条文，为职工承担应有的社会保险责任，不仅尊重爱护职工，努力为他们创造良好的福利和未来发展空间，还能弥补初次分配按照效率原则形成的劳资分配比例差异，保持效率的同时又能维护内部公平。

4、企业社会保险关系转接与劳动者流动的协调。

由于企业社会保险的工作关系转接时，参保人员要从原参保机构中心转入到另一个参保机构中心，或者失业人员的参保转为失业保险基金，这样的问题日益增多且突出。企业负担的社会保险项目开支与它本身的经济利益是密切相关的，不同企业之间负担值却又相差很大，因此企业社会保险工作转接阻碍了劳动者的自由流动。尽快建立和运用实用的管理手段，尽快实现不同地域保险关系结转通畅，为劳动者的自由流动提供方便、便捷的服务。

【参考文献】

［1］程延园。劳动关系［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190－197。

［2］王连巍。社会保险工作在改善劳动关系中的作用［J］。辽宁省交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8（12）。

［3］姜涛，尚志刚.企业社会保险工作关系转接中相关问题的探析［J］。经营管理，2010。

★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战略思考

★第一次分工参加田间劳动作文

★基于空间计量经济视角分析区域经济增长的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