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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保险市场的加速培育与中国保险业的有效率增长
保险市场的加速培育与中国保险业的有效率增长
在过去二十余年的时间里,中国保险业走过了独家经营、局部竞争、市场主体多区域活动、先民族资本保险公司踏足保险领域、后外资保险公司陆续进入的发展历程。经过二十余年的努力,中国保险业在发展中国家处于落后地位的状况得到了改变,与改革开放对保险发展的内在要求日益缩小,在经营上已开始向国际技术标准看齐,保险业也已成为越来越受到社会关注的成长较快的产业。全国产、寿险保险费收入为1418亿元人民币,是保险业恢复时期的1980年保费收入2.8亿元人民币的506倍。
尽管如此,中国保险业的供给水平和社会客观需要仍有一定的距离,市场仍一定程度地存在着供求结构性矛盾,一般意义上的再保险市场尚未见雏型;行业的市场化深度远远不够,国内的保险人无论是在技术上,还是在观念上,对于如何应对中国保险市场全面开放后所带来的残酷竞争普遍准备不足。虽然中国实行了较严格的产业约束政策,但因市场保护所应带来的收益效应并未能在保险业的经营成果中显现出来,不要说按国际上通用的行业效率考评方法,即使按国内的现行财务制度来评定,中国保险业现在是否可维持一定的收益仍是一个问题。这些问题的出现,有体制上的原因,也有经营管理上的原因,还有监管方面的原因。归根结底,不外乎是由于市场发育不足及市场化深度较低导致了保险业的低效率的增长。
目前中国保险业发展中存在着的种种不足,是由不同的原因引起的。比如,在保险供给上,存在着供给总量不足和供给结构上的矛盾,这其中涉及到保险业自身的供给能力、保险的供给价格、保险的服务水准、产业的约束程度、潜在保险需求人群收入水平、社会安全网的覆盖范围及保险水准等等方面。保险供给能力是指保险业可主动向社会提供的接受和承载保险风险的容量及满足社会不断增添的新保险需求的产品创新能力。中国的保险虽然是从西方传入的,但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的保险发展却受苏联的影响较大;即使是1980年后恢复的保险业也依然延用了原有的经营管理模式,保险险种设置有限,保险费率结构简陋,保险保障范围不宽,保险管理高度集中,保险发展相当一段时间处于“卖方市场”状态,加之保险公司本身的专业技术条件限制及欠缺创新能力,因而必然会对保险供给直接产生影响。时至今日,在西方一些保险市场已流行颇长时间的一些保险产品,在中国还被当作新险种来看待,在一些工业化国家中常见的保险作法,在中国要靠行政的力量在供需两方面来推动才可达成保险行为的`建立,责任保险领域也存在诸多空白。由此可窥见中国保险供给不足之一斑。
保险供给价格则是保险人向保险购买人提供保险保障的对价条件,具体表现为保险费率的标准高低。保险费率中包含着两个方面构成因素,一是保险人依据大数法则原理计算出来的用以赔偿给付某一类风险损失的责任准备部分,一是维持保险人经营所需的行政费用及一定水准的利润。客观地讲,中国的保险费率虽因险种的不同各有高低,但就财产保险而言,其保险费率水平依然是较高的,而且导致保险费率较高的原因并不在于用以赔偿给付的那部分费率因素订得过高,而主要是在粗放式的经营模式之下,保险公司的行政费用因素占用过大。中国的保险公司的资产构成中,固定资产所占的比例之高在全球保险公司中都是不多见的,人均消耗费用在国内第三产业中也属较高的水准。过高的费用支出必然会使保险服务价格居高不下;而那些确有保险需求、但又不得不为自己的日常生计精打细算的潜在保险购买人,面对着那一幢幢豪华的保险大厦,面对着那些收入远高于自己的保险从业人员,面对着以收入的相当部分才可换得的保险服务标准不可能不望而却步,有时更会产生逆反心理,这些也势必会使保险的供给能力被相对削弱。
保险的服务水准则是指保险公司服务的主动性和服务效率。在这方面,国内的保险人仍存在一定的差距。特别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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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保险市场的加速培育与中国保险业的有效率增长
保险市场的加速培育与中国保险业的有效率增长
在过去二十余年的时间里,中国保险业走过了独家经营、局部竞争、市场主体多区域活动、先民族资本保险公司踏足保险领域、后外资保险公司陆续进入的发展历程。经过二十余年的努力,中国保险业在发展中国家处于落后地位的状况得到了改变,与改革开放对保险发展的内在要求日益缩小,在经营上已开始向国际技术标准看齐,保险业也已成为越来越受到社会关注的成长较快的产业。19全国产、寿险保险费收入为1418亿元人民币,是保险业恢复时期的1980年保费收入2.8亿元人民币的506倍。
尽管如此,中国保险业的供给水平和社会客观需要仍有一定的距离,市场仍一定程度地存在着供求结构性矛盾,一般意义上的再保险市场尚未见雏型;行业的市场化深度远远不够,国内的保险人无论是在技术上,还是在观念上,对于如何应对中国保险市场全面开放后所带来的残酷竞争普遍准备不足。虽然中国实行了较严格的产业约束政策,但因市场保护所应带来的收益效应并未能在保险业的经营成果中显现出来,不要说按国际上通用的行业效率考评方法,即使按国内的现行财务制度来评定,中国保险业现在是否可维持一定的收益仍是一个问题。这些问题的出现,有体制上的原因,也有经营管理上的原因,还有监管方面的原因。归根结底,不外乎是由于市场发育不足及市场化深度较低导致了保险业的低效率的增长。
目前中国保险业发展中存在着的种种不足,是由不同的原因引起的。比如,在保险供给上,存在着供给总量不足和供给结构上的矛盾,这其中涉及到保险业自身的供给能力、保险的供给价格、保险的服务水准、产业的约束程度、潜在保险需求人群收入水平、社会安全网的覆盖范围及保险水准等等方面。保险供给能力是指保险业可主动向社会提供的接受和承载保险风险的容量及满足社会不断增添的新保险需求的产品创新能力。中国的保险虽然是从西方传入的,但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的保险发展却受苏联的影响较大;即使是1980年后恢复的保险业也依然延用了原有的经营管理模式,保险险种设置有限,保险费率结构简陋,保险保障范围不宽,保险管理高度集中,保险发展相当一段时间处于“卖方市场”状态,加之保险公司本身的专业技术条件限制及欠缺创新能力,因而必然会对保险供给直接产生影响。时至今日,在西方一些保险市场已流行颇长时间的一些保险产品,在中国还被当作新险种来看待,在一些工业化国家中常见的保险作法,在中国要靠行政的力量在供需两方面来推动才可达成保险行为的建立,责任保险领域也存在诸多空白。由此可窥见中国保险供给不足之一斑。
保险供给价格则是保险人向保险购买人提供保险保障的对价条件,具体表现为保险费率的标准高低。保险费率中包含着两个方面构成因素,一是保险人依据大数法则原理计算出来的用以赔偿给付某一类风险损失的责任准备部分,一是维持保险人经营所需的行政费用及一定水准的利润。客观地讲,中国的保险费率虽因险种的不同各有高低,但就财产保险而言,其保险费率水平依然是较高的,而且导致保险费率较高的原因并不在于用以赔偿给付的那部分费率因素订得过高,而主要是在粗放式的经营模式之下,保险公司的行政费用因素占用过大。中国的保险公司的资产构成中,固定资产所占的比例之高在全球保险公司中都是不多见的,人均消耗费用在国内第三产业中也属较高的水准。过高的费用支出必然会使保险服务价格居高不下;而那些确有保险需求、但又不得不为自己的日常生计精打细算的潜在保险购买人,面对着那一幢幢豪华的保险大厦,面对着那些收入远高于自己的保险从业人员,面对着以收入的相当部分才可换得的保险服务标准不可能不望而却步,有时更会产生逆反心理,这些也势必会使保险的供给能力被相对削弱。
保险的服务水准则是指保险公司服务的主动性和服务效率。在这方面,国内的保险人仍存在一定的差距。特别是在体现保险业核心功能的赔偿给付处理方面,多有不尽人意之处,一是拖沓,二是理赔处理常缺乏理据。毋庸赘言,这也必然对保险供给带来极不利的影响。产业约束一般包括两层含义:一是进入市场的'主体条件要求,二是指对已进入市场的主体经营行为限制程度。在过去较长一段时期,中国既对进入保险市场的主体资格有严格的要求,同时又对保险人的经营行为有机械的约束。应当承认,在一个市场的发育初期,实行一定的产业约束政策,是保证这一产业有序发展的必然选择,但实行产业约束实际上也就意味着市场主体的有限度出现,同时也会因市场保护使已进入市场的主体表现为经营活力不足。不言而喻,这些都将对保险供给带来直接的影响。
作为一个使“一人为大家,大家为一人”的社会协助行为变为商业化行为的保险部门,其供给能力的强弱从根本上会受到社会收入水平的影响。中国GDP在虽然居世界第七位,但不得不承认,如果按人均计算,中国只能居中低收入国家之列,人均730美元的GDP只相当于日本的1 56%、美国的2 3%,相当于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8300美元以上)的2 79%,相对较低的人均收入水平不可能带来较旺盛的保险需求。这也就是为什么19中国在保险密度一直在全球排名第78位的答案,从而也可以从另一侧面发现保险供给拉动力不足的原因所在。同时,又因过去多年实行的社会福利体制给相当一部分人群所造成的依赖心理并未从根本上清除,加之不同社会成员间可得到的社会保障各有不同,因此也必然对保险供给产生结构性的影响。此外,因中国的再保险市场发育与直接保险市场极不匹配,国内保险公司的风险承载容量有限,某些高技术风险再保险过度依赖国外市场,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国内保险公司的供给能力。
而从直接反映保险公司效率的保险经营成果方面看,中国保险业的经营效率也是差强人意的。年,在未按国际惯例提取IBNP(发生但未报告索赔)的情况下,虽然国内保险公司在财产经营方面比上年盈利有所增加,但这样的盈利水准,无论是从保险公司的总资本规模衡量,还是与整个市场的业务规模比较都是极不相称的;如果把寿险业务的巨额实际亏损与之相抵,可以肯定地说,中国的保险业全年的经营结果是令人难以确信的行业性亏损。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经营状况,也是因多方面原因所造成的。首先,国内的保险公司都先后重复着同样的一种经营模式:以市场规模大小论英雄。在这样的经营主导思想之下,各保险公司都采取了以拼成本换规模的业务发展模式,竭力在降低保险费率、提高中间人佣金方面不惜血本展开原始性的争夺,这样的恶性竞争会给保险业的经营带来什么样的后果是可想而知的,保险公司的边际利润下降也就不是什么匪夷所思之事了。其次,保险公司按规模比例提取费用的管理办法也导致越来越多的保险机构忽视承保质量,为更多的提取、使用费用而不讲条件地接受一些不应接受的风险,保险公司总、分公司之间形成了一种准代理关系。这样的管理方式一方面造成了费用支出非合理的日趋增大,一方面则因承保质量的下降而造成了承保利润的日益下滑。第三,企业资产的大量非经济性配置及管理、保险公司承担非保险属性的责任而造成的损失、因再保险技术的欠缺而使风险处理失当等,都从不同的方面吞噬了保险经营应当生成的利润。这样的事例在内地保险市场上是屡见不鲜的。第四,在市场缺乏硬约束预算的条件下,因保险监督不可能丝毫不差的
坚持监管标准,包括坚持严格的偿付能力监管要求,效率低下的失败者不能在市场上被淘汰出局,这也就等于在另一方面保护怂恿了效率低下者。无疑,这对于整个行业的经营效率提高是无任何积极意义的。长此以往,保险人的行为准则必然会被扭曲,长期保持保险业的盈利能力也将会变得难上加难。
上述种种,涉及到保险公司的经营管理体制、保险人市场行为、保险监管力度等等。要使问题真正得到解决并确实能达致提高中国保险业运行效率之目的,关键在于大力加快保险的市场化进程,积极培育和完善保险市场体系,改善保险监管方式,调整保险监管目标,促进国内保险市场同国际保险市场的接轨,让市场真正成为汰弱留强的“生死场”;通过保险经营方式的彻底改变,实现中国保险业的有效率增长。
完善市场体系、培育有效率的市场主体、推动积极的市场竞争,这是当前增大中国保险市场化深度应考虑的问题。从发展的角度看,首先政府要在加速市场培育方面作出更多的考虑,包括:
(一)进一步修订、完善有关保险经营、监管的法律,为保险市场的快速发育和完善奠定法律基础。考虑到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势和中国加入WTO对相关市场的影响,当前在中国保险法律建设方面对以下几方面内容应斟酌作出修订:(1)保险业务种类的划分。中国的《保险法》目前把保险业务分为了财产保险和人身保险两大类。严格地讲,这样的法律划分无论对保险的经营还是对保险责任的核定都存在欠科学合理之处,并会带来监管上的困难。按现行法律规定,凡以人的身体、生命为保险标的的保险均属人身保险范畴,其余的为财产保险。但在所谓人身保险范畴内,有对意外事件引发保险事故承担责任的人身意外保险,有对人身疾病予以补偿的医疗保险,这些都是短期的、对意外事件提供保障、非返还性的、具有资源消耗特点的保险;而同时人身保险又包括那些保险期较长、且保险满期须返还、约定的保险事件具意料性、具资源储积性的各类人寿保险。这两类不同的保险对保险公司的责任准备有根本不同的要求,在资产的占用和配置上也须形成不同的管理方法;在国外,也罕有把这两类业务划入同一范畴保险来经营和监管的。按这样的法律划分,会使人身保险经营中出现责任计提不准、资产配置无法形成长远考虑等问题;而对那些原本在国外经营寿险业务的外资保险商,如果它们以分公司形式进入中国市场,其业务范围会超过其在国外的经营范围,因此会造成其核算上的困难。为适应市场发育和对外开放的需要,现在有必要考虑从法律上改变保险业务的划分方法,要么是按寿险、非寿险划分,要么是按一般业务和长期业务划分,以使中国的保险业经营更符合国际标准。(2)进一步严格保险公司的偿还能力监管标准。因在保险责任准备计提方面存在着技术上的差距,所以责任计提不足应是目前中国保险业经营存在的一大隐忧。为减少后患,应在法律上按险种具体化保险责任计提要求和标准,并增添监管机构的干预权力,矫正保险人只顾市场份额、不理偿付能力的不良行为,以切实保障广大被保险人的利益。(3)严格保险经营者的专业资格标准,以促进中国保险企业家队伍的培养和形成。现行的保险公司负责人资格要求,强调一般条件较多,强调专业经验不足,这样的法律要求不利于中国保险企业家的培养,也不利于中国保险业的健康发展。因此,应在法律上对保险经营者提出更高的专业经验要求。(4)放宽对保险投资主体的条件限制,允许更多的投资主体进入市场。保险业不同于银行,说到底是一个履行社会互助职能的专业部门,所以不能对其投资主体按对投资于国家经济命脉部门的投资主体采用相同的条件要求,包括应允许那些拥有广泛的客户网络的机构,如银行、投资保险公司等进入市场,以增强这些部门的综合服务功能,实际上这也是更大范围开放的一种需要;同时也应允许一些民营资本进入保险市场,否则,就无法解释为什么让那些具私人资本性质的外资保险公司进入中国保险公司的原因所在。对那些因此可能出现的资产互相占用的问题,通过严格保险监管要求完全可以避免。这方面,国外很多现行的法规都可以借鉴。(5)放宽对保险公司市场性行为的限制,增强中国保险人的竞争能力。中国的保险市场对外开放,不仅仅会带来主体的增加,同时更会导致市场的日益深化。为适应经济发展潮流,监管机构在费率、手续方面,要给各保险公司更大的经营空间,让它们自己去寻找把握经营成本和经营目标间的平衡点;对产品创新、经营技术的创新则应给予积极的支持和鼓励,以促进中国的保险业经营尽快缩小与国际上同业的差距。(6)统一税赋,为各类保险主体的竞争创造公平的竞争条件。现在是外资保险公司的税赋较低,中资保险公司的税赋较重,如外资保险公司所得税为15%,中资保险公司为33%,显而易见,这样的税赋条件不利于增强中资保险公司的竞争力,也不利于各类资本属性的保险公司公平地开展竞争,这应成为大的开放格局之下的国家应考虑调整的问题。
(二)积极培育再保险市场,让再保险在保险经营中充分发挥平衡风险的机制效用,提高国内保险公司的风险处理技术水准。再保险是保险公司分散所承接风险的基本工具,运用得当又可成为保险公司获利的重要渠道。不能恰当有效运用再保险的保险人不能算是健全的保险人,这样的保险人的业务经营也不可能是稳健的保险经营。然而,这些都是以再保险市场的充分发育为条件的。过去二十多年中国保险业的发展可以说是跛足前行,再保险发展严重滞后,迄今为止,国内也只有一家再保险公司扮演着全国保险市场风险转移的承接人角色,各保险公司再保险处理高度集中,相互之间不习惯再保险往来,外币业务主要靠国外再保险商提供支持。这样的局面一天不改变,中国的保险人就一天不可能在市场上完全站立起来,就不是发育健全的市场主体。为此,国家应积极促进再保险市场的建立,鼓励向再保险市场的投资,规范保险公司的再保险行为,以保证直接保险业务的稳定发展和保险业的有效率增长。
(三)保险监管机构要向市场培育者、推动者、引导者的角色定位靠拢。保险监管者、保险经营者各有各的社会分工,各有各的市场角色定位,前者只能以法律、政策对后者的经营行为加以规范、引导,却不能越俎代疱。独立的保险监管机构在中国出现的时间并不是很长,现在需积极向市场培育者、推动者、引导者的角色定位靠拢,逐步实现从传统监管方式向现代监管方式、从保险人经营行为与偿付能力并重监管向侧重于偿付能力监管的转变、从依靠自身力量监管到依靠自身力量和借助社会专业力量并举监管的转变,以确保监管到位。
而从保险公司这方面看,要成为有效率的市场主体,首先其本身要建立起有成效的法人治理体制,对各级经营管理者及从业人员要建立起严格的约束机制和富有刺激性的激励机制。其次,要进一步转换经营方式,通过经营方式的根本转变来求得自身的有效率发展。这一方面要求国内的保险公司要积极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技术,另一方面要彻底摒弃原有的粗放式管理方式,按承保、成本控制、资本管理三大领域建立效率管理目标及措施,靠行之有效的制度约束来确保有效率产业增长目标的实现。第三,要进一步强化服务功能。这包括提高供给能力、提供方便快捷的多元化保险服务、通过资产经营更大范围地介入经济生活等,提高中国保险业的运营层次,避免在世界经济大潮中被淘汰。
在加速培育中国保险市场的过
程中,能否有效借鉴、利用国外的保险经验、技术、资本,亦会直接影响到中国保险市场化进程的快慢。在这方面,香港除具有保险承载容量大、技术先进、资本充裕等优势外,更具有地缘、文化等方面的优势。因此,香港应责无旁贷地在中国的保险市场发育中贡献应有的力量。一是要充分利用自身风险承载容量充足的有利条件,积极为国内提供再保险服务,争取成为国内再保险的主要承载体和主要渠道。二是借助政府力量的推动和支持,香港要竭力争取在国内投资保险的机会,直接参与国内保险业的发展竞争。三是要发挥自身技术先进、与国际各保险市场联络紧密的有利条件,为国内提供相关的保险专业咨询和人员培训服务。四是可在中国保险业与国际保险业的联系方面扮演中介角色,带动大陆及香港保险业的发展。
篇3：中国外汇制度改革与经济增长论文
中国外汇制度改革与经济增长论文
摘要：汇率，是使商品和劳务等在国与国之间交易顺利实现时的交换比率。人民币汇率，是我国作为开放经济中影响广泛的宏观经济信号，1994-，是中国经济金融制度市场化改革渐进推进的时期，其中，外汇制度的市场化改革尤为突出，与我国的经济长期增长有着密切的联系。
关键词：外汇制度;人民币汇率;经济增长;外商投资
1994年以前，我国实施以计划为主的外汇直接管理制度，对现实的经济并不适应。为了顺应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潮流和改革开放，我国外汇体制向着市场机制进行了重大改革，开始推行间接管理的外汇宏观调控模式，国家用符合市场经济运行规律的方法进行外汇管理，汇率在宏观调控下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使经济得到了大幅增长。
一、汇率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汇率，主要承担着跨国经济交易间商品和劳务兑换比例的任务，其变动不仅会对宏观经济运行产生短期影响，而且会在长期内导致生产要素等经济资源在国与国之间、国内不同贸易部门之间的重新配置。只要一个国家实行了对外开放，就必然面临使用不同货币进行交易的问题，也就必然使国际贸易对本国经济增长产生影响。对外贸易规模的扩大有利于中国经济的增长，在外汇制度变迁的'初期，贸易拉动效应特别明显。如1994年我过取消外汇留成与上缴，减轻了企业负担，鼓励了公平竞争;取消用汇的指令性计划和审批，实行银行结售汇制，加速企业资金周转，提高企业经济效益，大大增强了国内企业的出口积极性。当年我国外贸进出口总额达到2366.2亿美元，列世界第11位，对外贸易依存度为45%，并一举扭转了我国出口增长乏力、进口增长过猛的被动局面，使我国对外贸易由上年逆差122亿美元，变为顺差54亿美元。1994-贸易顺差占GDP比重平均为3.1%，贸易顺差的增减直接影响着当年经济增长。
1994-20中国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占当年GDP比重及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和贡献率(单位：%)从表中不难看出，净出口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变化较大。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1.87个百分点，贡献度为21.3个百分点，即当年超过五分之一的经济增长是对外贸易顺差拉动的。而在，尽管对外贸易依然保持较大顺差，但由于顺差总额减少，从而使净出口对当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转为负，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是由于当时全球总需求下降所致，同时也由于东南亚金融危机期间相关国家货币大幅贬值但人民币汇率保持不变，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中国出口产品竞争力下降，顺差减少。
二、汇率制度改革的经济影响
1981-1984年间实行的是贸易内部结算价格和官方汇率并存的双重汇率制度;1985-1993年人民币又引进了一种外汇调剂价格;1994-20，这的变迁，中国外汇制度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从计划与市场共同配置外汇资源，转变为政府宏观调控下市场对外汇资源配置发挥基础性作用;从官方定价和市场调剂价并存的双重汇率制，转变为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单一、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从分散的外汇调剂市场，发展为全国统一的银行间外汇市场;从人民币完全不可兑换，逐步过渡为人民币在经常项目下完全可兑换、资本项目下部分可兑换。这有利地配合了宏观经济政策的实施，成功抵御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促进了对外贸易的发展，改善了外商投资的环境，维护了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保持了国际收支平衡。
1994年至年，我国的外汇制度改革同样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产生了深远的经济影响。2004年与1993年相比，中国外贸进出口总额、实际利用外资、国际收支总额、外汇储备分别增长了4.9倍、1.2倍、5.8倍和27.7倍;1994-间，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和实际有效汇率分别上升了6.7%和31.5%。
实行人民币经常性项目可兑换以来，外汇管理极大地推进了贸易和投资的便利化，切实满足了微观经济活动合理的用汇需求。
具体表现在：企业出口积极性的明显提高，用汇需求的充分满足，促使我国成为全球重要的贸易国，有利于保持外商对华投资的大幅增长，有效地弥补了经济发展中的资本缺口;个人购汇数额标准不断提高，使我国居民处境旅游、留学、探亲成倍增长;境内居民个人参与B股交易，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稳步增加，改善了资本市场股票持有者的结构，增强了市场流动性等等。
三、人民币升值和经济发展
汇率制度是一个对汇率决定、调整等一系列问题的制度安排。汇率制度的目的是要与经济主体的最大化行为和预期目标相一致，同时也符合整个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从目前国内情况来看，要进一步放松外汇管制，推进金融资本项目的自由化、市场化，进一步完善经常项目的人民币可兑换，才能更好地发展总体经济。
目前阶段，新的汇率机制导致人民币一定程度的升值，其主要原因在于高贸易顺差以及外资对国内投资的增加带来的大量资金涌入。
人民币的小幅升值在短期内会对经济增长和就业产生一定的影响，总体上利大于弊。随着美元地位下降，国际货币体系呈现出更加复杂、更具竞争性的特点，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对接和互动加深，人民币与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影响和地位逐步提高，承担的权利和责任同时增加。在全球重心逐步转向人口和资源强度较高地区，以及中国经济规模扩展效应日益释放的新背景下，人民币在未来全球货币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将发生实质性变化。
6月19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根据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和中国国际收支状况，中国人民银行决定进一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增强人民币的汇率弹性。也就是说，今后人民币会以一定幅度循序渐进升值，维持中国以低价输入资源、扩大内需、保持经济持续增长。从长远来看，人民币升值有着深远的宏观经济影响，会逐渐改变中国出口导向的经济模式，将财富从出口商向消费者转移，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率。
参考文献：
[1]吕进中.中国外汇制度变迁,,7.
[2]晓鹏.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的背景及展望.金融论坛,(08).
[3]刘迎秋,韩强.利率、债务率、汇率与经济增长,.
[4]刘巍.汇率与利率.中山大学出版社,.
篇4：中国奢侈品消费与经济增长的相互影响探讨论文
有关中国奢侈品消费与经济增长的相互影响探讨论文
摘 要
改革开放打开了奢侈品消费的大门，随着我国人均 GDP 超过 3000 美元，奢侈品消费市场进入了高速发展时期。如何看待日益增长的奢侈品消费规模，奢侈品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又有着怎样的因果关系和相互作用，成为了学者、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本文选取了我国 - 年经济增长和奢侈品消费的相关数据，以人均GDP 和奢侈品消费总额为序列，建立 VAR 模型，分析我国奢侈品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首先，介绍相关理论分析和方法概述。介绍了奢侈品的相关概念、奢侈品消费的经济学分析以及 VAR 模型的相关理论。
其次，分析我国经济增长和奢侈品消费的现状。从经济整体发展状况分析了我国经济增长的态势；从市场规模、消费者结构、市场供求结构、销售渠道和消费者心理五方面分析了奢侈品消费的现状。
再次，选取奢侈品消费总额和人均 GDP 为两个时间序列，通过 ADF 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建立 VAR 模型，使用广义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分析，得出的结论是经济增长是奢侈品消费的原因，奢侈品消费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是有限的。
最后，依据经济增长是奢侈品消费的原因这一结论，以经济增长为目标，从企业、政府、社会、消费者四个层面提出以发展本土奢侈品产业为核心的完善奢侈品消费市场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向量自回归模型（VAR）；经济增长；奢侈品消费；本土奢侈品产业
目 录
摘 要
第 1 章 绪 论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1.1.1 研究背景
1.1.2 研究意义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评述
1.2.1 国外研究现状
1.2.2 国内研究现状
1.2.3 国内外研究现状评述
1.3 研究内容及方法
1.3.1 研究内容
1.3.2 研究方法
第 2 章 相关理论分析和方法概述
2.1 奢侈品的相关概念
2.1.1 奢侈品的含义
2.1.2 奢侈品的特征
2.1.3 奢侈品的分类
2.2 奢侈品消费的经济学分析
2.2.1 基于需求的.收入弹性理论和恩格尔定律的分析
2.2.2 基于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的分析
2.2.3 基于垄断模型的分析
2.2.4 基于对外贸易的分析
2.3 VAR 模型的相关理论
2.3.1平稳性单位根检验
2.3.2 协整检验
2.3.3 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2.3.4 广义脉冲响应函数
2.3.5 方差分解
2.4 本章小结
第 3 章 我国奢侈品消费与经济增长现状分析
3.1 我国经济增长现状分析
3.2 奢侈品消费现状分析
3.2.1 奢侈品市场规模分析
3.2.2 奢侈品消费者结构分析
3.2.3 奢侈品市场供求结构分析
3.2.4 奢侈品销售渠道分析
3.2.5 奢侈品消费心理分析
3.3 本章小结
第 4 章 我国奢侈品消费与经济增长的计量分析
4.1 数据选取
4.2 模型选取
4.3 模型构建
4.3.1 单位根检验
4.3.2 协整检验
4.3.3 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4.3.4 向量自回归模型的构建
4.4 结果分析
4.5 本章小结
第 5 章 完善我国奢侈品消费市场的对策建议
5.1 企业层面
5.1.1 培育本土奢侈品产业
5.1.2 加大自主创新能力
5.1.3 借鉴国际知名品牌发展经验
5.2 政府层面
5.2.1 调整进口关税税率
5.2.2 规范奢侈品市场秩序
5.3 社会层面
5.3.1 大力培养专业人才
5.3.2 加强国内外奢侈品文化交流
5.4 消费者层面
5.4.1 建立正确的奢侈品消费观念
5.4.2 合理利用消费信贷
5.5 本章小结
结 论
参考文献
篇5：中国的资本形成与经济增长再发现探究论文
中国的资本形成与经济增长再发现探究论文
引言
对中国经济保持如此高速发展的探究，一直是国内外经济学家的研究热点。过去30 多年，中国经济的增长依靠高投资率是被普遍接受的一个观点，然而，仅仅依靠要素增长型的模式是无法实现一国经济可持续性发展的。近年来，特别是2007 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危机以后，中国经济实现高速增长的难度和成本越来越大
中国自2006 年以来，GDP 实际增长率不断下降，此次的下降是否能像1991～2006 年出现U 型恢复，抑或进入持续而显著的下降区间，还是会进入调整期———从“要素增长型模式”逐步进入“效率增长型模式”?回顾过去30 多年的经济发展历程，我们发现1991～1998 年中国经济出现了一个较为显著而持续的下降趋势。对此张军等(2003)认为，“资本深化”加速可能是上世纪90 年代以来中国经济增长持续下降的主要原因，并猜想这是制约经济长期增长的本质因素。自他们的研究已过去10 多年，从最新的官方统计数据显示，自1998 年以后，中国的“资本深化”不断加速，而经济从1999 年开始持续而稳定地恢复增长，不断加剧的“资本深化”并未导致经济长期下降，说明他们的猜想无法解释实际经济。而在10年之后———在进入21世纪的第一个10 年的中期，中国的经济增长又一次下降，尽管此时的储蓄率、投资率一直逐步上升。近些年来的经验表明，不断升高的投资率背后依然是GDP 增长率的下降，是否中国依靠投资拉动所释放出的规模红利已经用完?在新古典经济学中，常用资本产出比，即单位产出需要多少的资本投入，分析一个经济体的资本利用效率。自上世纪90 年代以来，中国的资本产出比就开始逐步上升。
综上所述，笔者将重点解决两个问题：一是为什么不断提高的“资本深化”并未导致经济下降反而是上升，近年来经济下降的原因是什么?二是影响中国资本产出比的主要因素有哪些，如何改善资本的'利用效率?
文献综述
关于投资与经济增长的研究比比皆是，笔者主要是从资本利用效率的角度进行简要的回顾和梳理，同时涉及资本存量的估算和资本产出比的相应思考。
1.经济增长与投资之间关系的研究
有关中国经济增长与投资之间的关系，很早就有学者开始研究。邹庄至等(1995)曾分部门建立不同的生产函数，解释中国的资本形成与经济增长情况。他认为，中国在1952～1980 年经济增长并非归因于技术进步而是资本形成。王小鲁等(2000)在对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性的研究中发现，中国的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推动经济前进的同时，中国在改革开放前后资本形成效率的不断提高也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而近年来，以林毅夫为主的学派依旧提倡中国经济短期内的持续增长要以投资为主，但要不断优化投资结构。
有关近年来中国投资效率问题，也引起David Dollar(2007)、Zhu(2010)、Song(2011)的关注，他们均认为，现在中国的投资规模偏高，且资本要素配置存在扭曲。
2.以资本产出比为重点展开的研究
除了有关资本与经济增长的总体研究外，另外，以资本产出比为重点展开的研究也较多。资本产出比一直是经济增长理论中重要的话题，是判断一国经济增长效率和质量的有效指标之一。Solow(1965)、Romer(1986)、Samuelson(1990)认为，一个经济系统达到稳态时K/Y 是一个常数。而Romer 进一步实证分析得到，发达国家的K/Y 大致相等，而发展中国的K/Y 表现出差异性。樊瑛等(1998)针对此问题，计算出中国1978～1994 年的资本产出比浮动在2.7 左右，且用分段生产函数来解释发展中国的K/Y 差异化，并抛出中国K/Y 变动的影响因素有哪些亟待解决。张军等(2003)曾用理论分解K/Y，影响资本产出比增长率的因素包括，资本深化速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并从“资本深化”的角度，说明资本形成在中国经济增长中具有显著的发散模式，但缺少实证检验过程。在实证方面，林诗博等(2011)通过对中国1978～2007 年资本产出比上升趋势分析得出，社会总储蓄率和第三产业产值比重的增加，对于资本产出比的上升具有推动作用，人力资本的积累有助于中国投资效率的提高，抑制资本产出比的提高。
综合上述关于资本效率、资本产出比的宏观层面研究结果，对本文的研究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证基础依据。
实证研究
1.资本形成速率与经济增长
笔者用资本形成，解释经济增长变动的现象：从1998～2000 年，资本产出比速率不断下降。此时，资本形成速率下降幅度不及前者下降幅度大，促使经济增长上升来达到平衡;2001～2004 年，资本产出比速率缓慢上升。此时，资本形成速率加速上升，为平衡资本产出比使得经济增长也不断上涨;2005～2007 年，资本产出比速率突降。此时，资本形成速率几乎不变，经济增长率却急速下降，这与资本形成与经济增长的核算公式不吻合。笔者认为，这段期间主要是由于外在经济环境突变的影响(如全球的金融危机的影响)。而逐步走出金融危机的影响后，在近两年中，由于资本形成速率和资本产出比增长率变为同步变动，导致经济增长率平稳前进。因此，在没有明显的外在因素干扰的情况下，中国经济自2008 年至今，资本形成速率与经济增长之间有足够的解释能力。
根据拟合结果显示，三者的拟合程度很高，且技术进步对资本产出比速率的影响因子是资本深化程度的两倍多，即技术进步对资本产出比速率较资本深化速率的影响敏感。资本深化与资本产出比速率成正比，即资本深化提高一个百分点，则资本产出比速率将相应增加0.4337 个百分点。此时，资本利用效率下降;而技术进步对资本产出比速率成反比，即技术进步率只要提高一个百分点，则资本产出比速率将下降0.8996 个百分点。此时，资本利用效率上升。资本产出比速率对技术进步增长率的变动较资本深化的变动要较为敏感。
拟合结果只是说明了各个因素对资本产出比变动的敏感程度，为了进一步分析过去30 多年时间里，资本深化和技术进步率对资本产出比变动的比重，对资本产出比速率进一步分解。
上表中的资本深化部分和TFP 部分，分别指资本产出比速率的增长中有多少是由资本深化引致的，又有多少是由技术进步引起的。中国的资本深化程度一直在逐步升高，1979～2012 年间，资本深化平均增长率为9.35%，在2007 年达到了最高水平13.75%。除了1998～1991 年期间的一个“V”字走势，几乎没有一个较大的涨落。相比而言，中国的技术水平始终在低位波动前进。1979～2012 年，中国的技术进步平均增长率为2.18%，在上世纪80 年代末期到90 年代初期，以及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的2009 年，中国的技术水平不但没有进步反而有了衰退。随着经济逐渐复苏，近几年TFP 增长率始终处于一个较低的增长水平。较资本深化速率，技术进步平均增长率很低且不稳定。在过去30 多年中，资本深化程度速度将近是技术进步速率的6 倍，虽然技术进步速率对于资本产出比速率较资本深化速率要敏感，但是由于技术进步率缓慢且不稳定，导致资本产出比速率随着资本深化程度的加剧而逐步上升，即资本的利用效率下降。
综合考虑，笔者认为，引起中国资本产出比不断升高来自两方面的原因：一是资本深化程度不断加剧;二是中国目前的技术进步水平较低且波动性较强。对于第一个原因，涉及技术选择偏差问题，技术进步的同时也会影响到资本深化程度的水平。应不断引导逐步积累的资本，可让更多的劳动者所使用的技术选择偏差。对于第二原因，需要不断投入创新，提升人力资本。
结论
笔者从资本产出比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出发，解释中国30 多年经济发展与资本形成之间的关系并探究资本产出比动因。从Y ^ 、K ^ 和K ^Y内在结构很好地解释了中国经济1998～2012 年资本形成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变动模式，而近两年的平稳低增长主要是由于资本产出比速率和资本形成速率的同步变动。若要提高经济增长率，在资本形成速度稳步提高的基础上(这主要是目前极高的投资率在未来几年必然导致的现象)，需要大幅度且不断下调资本产出比速率。同时，从本文对资本产出比速率的动因分析看，目前中国资本产出比不断升高的主要原因，来源于资本深化程度不断加剧、中国目前的技术进步水平不稳定、近些年来技术进步几乎停滞不前这三大因素。
因此，只是一味地增加投资规模不能提高经济的增长速度，只有通过不断地提高技术水平，并同时优化技术选择偏差，降低资本深化程度，资本产出比速率不断下降，从“要素增长型模式”过渡到“效率增长型模式”，中国的经济发展才有可能保持可持续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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