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小编给大家分享一些白居易讽喻诗中体现的传播思想，本文共3篇，方便大家学习。
篇1：白居易讽喻诗中体现的传播思想
白居易讽喻诗中体现的传播思想
八年的安史之乱,使唐王朝由盛而衰。在危机与革新交织的时代背景下,一批诗人从现实主义精神出发,以提倡和创作新乐府为己任,兴起了中国文学史上一次重大的诗歌革新运动――新乐府运动。白居易是这次新乐府运动的杰出领袖,他不但积极投身于新乐府诗的创作实践,创作出大量脍炙人口的优秀诗篇,而且不断发展完善新乐府诗的创作理论,引领新乐府运动走向了成熟和繁荣。特别是其中的讽喻诗《新乐府五十首》和《秦中吟十首》,更是被誉为新乐府发展史上的典范之作。
白居易是“讽喻诗”概念的最早提出者。所谓讽喻诗,主要是指那些以针砭时弊、反映民生疾苦为主要内容,以警戒当权者、教化民众为主要目的的诗篇。白居易讽喻诗篇中流露出的诗论主张与现当代传播思想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这一方面是由于古代诗文与现当代新闻作品不论是从宏观的历史传承角度,还是从微观的现实创作角度,均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另一方面,新乐府运动积极倡导现实主义的创作取向也无疑与现当代传播的指导思想更为贴近。
一、从传播功能看,白居易的讽喻诗强调诗歌的现实批判功能,这与当代新闻传播具有的社会监视功能相契合。
当代新闻传播理论认为,新闻传播具有社会监视功能。作为“社会雷达”的新闻传播机构,一方面为政府提供信息支持和决策依据,协助政府维护社会秩序,协调社会行动;另一方面是社会大众的“代言人”,代表民众及时向政府反映社情民意。
新乐府运动兴起以前,诗坛虚美之风极为盛行。白居易认为,自《诗经》后,现实主义的诗风在诗坛沉寂已久,反映现实社会生活的诗作极为匮乏。在他看来,前代诗人借诗文或抒发怀才不遇的抑郁之情,或纵情于山水田园之间,或附庸风雅吟咏风花雪月之物,就连被誉为现实主义大师的杜甫,其反映批判现实社会的诗篇也不过三四十首。因此,白居易积极倡导诗歌“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的现实主义诗风。(见《新乐府》五十首序)他的讽喻诗取材十分广泛,反映了当时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他希望他的讽喻诗通过反映人民疾苦,起到“开讽刺之道,察其得失之政,通其上下之情”的社会作用,(见《策林》六十九《采诗》)给最高统治者和当朝权臣以警戒,引起对社会弊端的重视,并采取积极措施予以补救,进而达到“上流下通上下泰”的局面。(见《采诗官》)
同当代传播思想相比,白居易的诗歌创作理论更加鲜明地强调诗歌为政治服务的社会功能。笔者认为,作为一个封建文人,白居易希望协助封建王朝维护其统治,固然有其思想的局限性和狭隘性,但这种维护绝非盲目地“助纣为虐”,他期望通过对朝廷内上至天子、下至小吏的监督与批判,通过对民情民意的真实反映,通过自上而下的改良达到政治清明、国家繁荣、人民安居乐业的社会和谐局面,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下,其思想的进步性显而易见。
二、从传播原则看,白居易的讽喻诗强调真实的审美取向与当代新闻传播的真实性原则相契合。
当代新闻传播理论认为,事实是新闻的`本源,真实是新闻的生命。新闻的真实性要求新闻报道的要素(时间、地点、人物、事情、原因)必须真实准确;新闻报道必须公正全面地揭示事物的发展变化以及与其他事物的联系,做到局部真实和整体真实的统一;新闻报道中的情节描写、人物的语言心理描写不能渲染夸张,不能以想象代替事实等等。
白居易所倡导的现实主义诗风要求诗歌创作紧密联系社会实际,反映真实的社会生活。因为只有真实,才能有的放矢,才能取信于人,取得良好的传播效果。他坚决反对“夕郎所贺皆德音,春官每奏皆祥瑞”那种只报喜不报忧以蒙蔽君王耳目的诗歌。(见《采诗官》)他在《新乐府五十首序》中就指出其诗篇“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秦中吟十首序》中也说这些诗篇是“一吟悲一事”,“因直歌其事,命为《秦中吟》”。
当然,我们在此所说的真实主要是指诗歌素材的真实。白居易的讽喻诗在遵循基本事实的前提下,也采用了艺术化的处理,使其既真实可信,又具有可读性。
三、从传播技巧看,白居易的讽喻诗所采用的表达方式与技巧同当代新闻传播理论对传播效果的要求相契合。
当代新闻传播理论认为,新闻作品要想取得良好的传播效果,除了遵循新闻传播真实、迅速、新颖等基本原则外,还应在表达方式和表达技巧上下功夫,力求使文章形象生动、通俗易懂。
白居易曾在《与元九书》中对诗歌的本质、内容和形式的关系作了简要的分析论述,并以此作为其诗歌创作的指导思想:“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声,莫深乎义。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上自圣贤,下至愚呆,微及豚鱼,幽及鬼神,群分而气同,形异而情一,未有声入而不应,情交而不感者。”
白居易的讽喻诗在表达上的显著特点之一就是主题明确突出。他的《新乐府》五十首通过“首句标其目,卒章显其志”的方式,每篇题下设小序,标明题旨,篇末通常以简洁有力的议论与题旨相呼应,使读者一目了然。比如,《卖炭翁》是“苦宫市也”,《海漫漫》是“戒求仙也”,《上阳白发人》是“愍怨旷也”,《新丰折臂翁》是“戒边功也”,《太行路》“借夫妇以讽君臣之不终也”,《红线毯》“忧蚕桑之费也”等。
其次,他的讽喻诗以叙事为主,夹叙夹议, 通过选取典型人物和事件,以高度集中化和具体化的手法,塑造的人物形象生动鲜明,情节曲折突出,深刻反映了民众的悲惨境遇和贪官污吏的卑劣行径。比如《缚戎人》讲述了一个没蕃四十年的老边民“凉原乡井不得见,胡地弃儿虚弃捐。没蕃被囚思汉土,归汉被劫为蕃虏”的悲惨遭遇;《红线毯》在细致描绘了手工业者的辛勤劳作和高超技巧后,结尾发表议论,对献媚取宠,谄上欺下的地方官吏予以严厉的斥责:“宣城太守知不知?一丈毯,千两丝!地不知寒人要暖,少夺人衣作地衣!”
第三,白居易非常善于运用强烈的对比手法。比如,《轻肥》一诗在极力描写了权贵们奔赴军中宴的意气之骄和军中宴上山珍海味的奢侈之后,结句指出“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再如《重赋》一诗中前面描写下层百姓因受繁重赋税的盘剥,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悲惨生活,后面则极力渲染了统治者的奢靡浪费:“缯帛如山积,丝絮似云屯。进入琼林库,岁旧化为尘!”
第四,白居易的讽喻诗语言直白,音律自然,便于传诵。比如《杜陵叟》就以农夫之口吻对长吏进行了控诉:“剥我身上帛,夺我口中粟;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这样平易浅俗的语言便于百姓理解传诵,同时具有强烈的感染力。
四、从传播效果看,白居易具有自觉的传播意识,其讽喻诗上至宫廷、下至民间,均获得广泛的传播。
白居易是一个具有自觉传播意识的诗人,这不仅体现在他的诗歌创作理论和实践中,而且体现在他对自己诗文的整理编纂上,这是他的诗作至今仍保存较为完整, 广为流传的重要原因之一。他在《读张籍古乐府》中写道:“恐君百岁后,灭没人不闻。愿藏中秘书,百代不湮沦。”他生前曾对自己作品进行过多次整理,编纂成集。
白居易的讽喻诗不论是在朝野,还是在民间,都获得了极高的传播效果。白居易在其自述中写道:“凡闻仆《贺雨诗》,而众口籍籍,已谓非宜矣;闻仆《哭孔戡诗》,众面脉脉,尽不悦矣;闻《秦中吟》,则权豪贵近者,相目而变色矣;闻《乐游园》寄足下诗,则执政柄者扼腕矣;闻《宿紫阁村诗》,则握军要者切齿矣。大率如此,不可遍举。”“其余诗句,亦往往在人口中。……及再来长安,又闻有军使高霞寓者,欲聘倡妓。妓大夸曰:‘我诵得白学士《长恨歌》,岂同他妓哉?’由是增价。……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题仆诗者;士庶,僧徒,孀妇,处女口中,每每有咏仆诗者。”
白居易一生经历了代宗、德宗、顺宗、宪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等八个朝代,他的讽喻诗,描绘了中唐时期在阶级矛盾日益尖锐的情况下,劳动人民颠沛流离的痛苦生活和悲惨遭遇,揭露了各级统治者对人民穷凶极恶的剥削和压榨,对种种不合理的社会现象予以了激烈的鞭笞和抨击。诗人不畏权贵为民代言的勇气和秉笔直书针砭时弊的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值得我们当代每一个新闻工作者敬佩和学习。
篇2：白居易讽喻诗中“兼济”情怀的诗歌表现
白居易讽喻诗中“兼济”情怀的诗歌表现
白居易的诗歌创作与其思想的变化是密不可分的。目前学界对白居易思想分期的问题大致有三种观点：卸任左拾遗之际，任杭州刺史时和被贬江州司马时。其中，“江州司马时期”这个观点已经得到了广泛的认同。而白居易的讽喻诗创作也是集中在以“兼济”情怀为主导的被贬江州之前的这段时期。
元和十年被贬江州之前的前期，“兼济”思想占据主导，“谓之讽喻诗，兼济之志也”。贞元十八年，白居易正式踏入官场，元和二年授翰林学士，次年任左拾遗。此时的白居易青年得志，满怀壮志;当时的宪宗皇帝也很器重他，这大大激发了白居易的政治热情。期间，白居易创作了以《秦中吟》、《新乐府》为代表的讽喻诗，共172首;此后，则是兼济与独善的矛盾阶段，直到最后的行独善，中后期大部分作品则是以闲逸和感伤为主调。《新乐府》五十首作于任左拾遗时期，“自拾遗来，凡所适所感，关于美刺兴比者，又自武德讫元和因事立题，题为《新乐府》者，共一百五十首，谓之讽喻诗。”《秦中吟》共有十首，作者在自序中说“贞元、元和之际，予在长安，闻见之间，有足悲者。因直歌其事，命为《秦中吟》。”白居易的讽喻诗有一个共同点：将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通过诗歌的形式，采用讽喻的手段表现出来，为的是通达上听，补察时政。
白居易的讽喻诗，从内容上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基本的创作倾向：第一，是对下层民众苦难生活的深刻反映，不论是沉重的赋税徭役，还是纷乱的战事。在《新乐府》组诗中，有接近二十首描写了下层人民的痛苦生活。这类诗歌为我们再现了一个个鲜活的农人形象：《观刈麦》中的贫妇人，《采地黄者》中的受灾者，《卖炭翁》中卖炭翁，《新丰折臂翁》中的折臂老者……他们饱受着社会上的各种不公和压迫，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观刈麦》作于元和二年，写割麦者与拾麦者夏收时那种辛勤劳碌而又痛苦的生活情景，“复有贫妇人，抱子在其傍。……家田输税尽，拾此充饥肠”。“今我何功德，曾不事农桑。吏禄三百石，岁晏有余粮”。这种对民众不幸遭遇的深切同情和对自己深深的内疚之情跃然纸上。《采地黄者》作于元和七年，诗人当时在下渭村见到农民遭到春旱秋霜之灾后，一入冬就断了口粮，被迫采地黄换取粮食来维持生计，“岁晏无口食，田中采地黄。采之将何用?持以易糇粮。”而富贵人家却用粮食来喂马，白居易对此深有感触，创作了这首以采地黄者的不幸遭遇为题材的诗歌，表达的是对民生疾苦的同情：“愿易马残粟，救此苦饥肠!”
第二，是对上层达官贵人腐化堕落、无节制的生活方式和他们对百姓无情的欺压恶行的尖锐控诉和揭露，以此来讽刺和规劝皇上和上层统治者。在《秦中吟》、《新乐府》等诗作中表现的淋漓尽致。《轻肥》前面描写“内臣”、“大夫”、“将军”们赴宴的盛大和酒食的丰美，结句是：“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捕蝗》中，写蝗虫肆虐，殊不知“是时粟斗钱三百，蝗虫之价与粟同。捕蝗捕蝗竟何利?徒使饥人重劳费。”统治者借蝗灾发民难财，这种卑劣的做法怎能不让人切齿?《官牛》是借官牛来讽刺当朝的统治者只注重自身的享乐舒适，却不能体会到民众的辛酸：“右丞相，马蹄踏沙虽净洁，牛领牵车欲流血。”《买花》中的田舍翁：“低头独长叹，此叹无人喻。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是对社会贫富悬殊的讽刺，一丛盛时的牡丹居然相当于十户中人的赋税，何等的触目惊心!这些都是对统治阶级的赤裸裸的揭露和批判。
第三类，是对怀才不遇世人的同情和对有才之人得不到应有赏识的哀叹和惋惜。放眼社会，更多的是有志不得伸展的无奈，是庸者位尊而贤者贫贱的不公现状，是贤才遭妒和小人当道的混乱世道。诗人也是这种群体中的一员。因此，创作了大量的`讽喻诗来对这种现象进行揭露和抨击，希望皇帝能够亲贤臣、远小人，重用贤德之才，惩诫投机取巧的贼眉鼠辈，以此来实现兼济天下的志向。
《哭孔戡》作于元和五年，闻知孔戡死讯的白居易潸然泪下。对孔戡的遭际，白居易说“或望居谏司，有事戡必言。或望居宪府，有邪戡必弹。惜哉两不谐，没齿为闲官。”最后，白居易发出了“谓天不爱人，胡为生其贤?为天果爱民，胡为夺其年?茫茫元化中，谁执如此权?”的感叹。白居易也和孔戡一样忧国忧民，刚正不阿，对孔戡遭际的哭泣，也是对同病相怜的自己的悲痛。《薛中丞》中，白居易开篇说“百人无一直，百直无一遇。借问遇者谁?正人行得路。中丞薛存诚，守直心甚固。“首先对薛中丞正直的性格和人品做了肯定，然而社会上歪风盛行，小人当道，”奸豪与巧，非不憎且惧”，“裴相昨已夭，薛君今又去”，作者对此表示出深深的痛恨和惋惜，“今我一涕零，岂为中丞故?”是对当时的社会现状的一种痛斥和批判。
总之，不论哪一类诗歌内容的讽喻诗，白居易创作的目的只有一个，都是为了能通达上听，裨补时阙，得到统治者的重视和重用，希望以此来帮助君王补察时政，从而实现自己济世经邦、治国平天下的“兼济”之志。所以白居易讽喻诗中的“兼济”情怀都有一种深深的忧患意识和兢兢业业的责任意识。
篇3：白居易闲适诗中的佛教思想
白居易闲适诗中的佛教思想
1白居易对佛教思想的接受过程
白居易，字乐天，晚年自号香山居士，祖籍太原。众所周知，白居易是一代诗坛宗主，他以写讽喻诗和《新乐府》名动朝野，白居易将自己的创作概括如下：“今仆之诗，人所爱者，悉不过律诗与长恨歌已下耳，时之所重，仆之所轻。至于讽喻者，意激而言质;闲适者，思澹而词迂。以质合迂，宜人之不爱也。”[1]世人对于白居易的《长恨歌》和讽喻诗耳熟能详，而白居易则对闲适诗推崇有加，他大量的佛理诗便集中在闲适诗中。
白居易所处的唐代，佛教极盛，但他并非开始就笃信佛教，其思想构建的基石还是儒家思想。早年他积极用世，他在《与元九书》中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并在通往官宦的道路上认真的努力着。
白居易入仕以后，屡遭挫折元和六年，白母陈氏逝世，白居易退居渭上四年。元和九年，诏受太子左善赞大夫，而元和十年，因险恶的政治斗争被贬江州。“至大和三年分司东郡，经历了俟罪浔阳，量移忠州，释罪回朝，出刺杭、苏二郡”[2]等起伏，其思想也日渐消沉。
宦海沉浮使白居易饱尝了生命的无奈和痛苦，在他事业的低谷时命运又给了他更为沉重的打击。元和六年五月，白居易回到故里。回乡不久，唯一的爱女金銮子得病夭折了，白居易的'精神濒于崩溃的边缘。白居易的身心俱受煎熬，命运的枷锁已将他捆绑得窒息。这一系列的痛苦使白居易越来越倾向于用佛教去安抚自己。“不学空门法，老病何由了”、“不学空门法，前心安可忘”，他在参禅悟道中心泰神宁。于是，在白居易的创作中，出现了大量的佛理诗。
2白居易佛理诗解读
2.1“闲心对是水，清净两无尘”的日常生活
禅宗初奉“平常心是道”，这是洪州禅的重要思想，也成为中国禅宗的核心思想之一。《景德传灯录》卷二二《报慈文钦》有这样的记载：“问：‘如何是平常心合道?’师曰：‘吃茶吃饭随时过，看水看山实畅情。’”[3]禅宗宣扬随缘任运，一切都顺其自然，所谓“饥来吃饭，困来即眠”。白居易修行过程中，倾向于保持平常心，在平淡无奇的日常生活中体会安逸闲适，笔墨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澹伯空灵、知足保和的诗意。
白居易晚年为居士，自称皈依佛门，他学习佛法努力按照在家弟子的标准要求自己，并对此有一番见解。在《唐抚州景云寺故律大德上弘和尚石塔碑铭序》中，他说：“我闻竺乾古先生出世法，法要有三，曰戒、定、慧。戒生定，定生慧，慧生八万四千法门，是三者迭为用……虽佛以一切钟智摄三界，必先用戒;菩萨以六波罗蜜化四生，不能舍律。”[4]
“戒”是佛教中为出家合非出家的信徒制定的戒观，用以防止罪恶。白居易十分重视戒，也严格地持戒。对于一位佛教信徒来讲，最起码需要持“五戒”，即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但是对于在家居士来说，仍不免世俗生活，每天都严持五戒是有困难的，故可在特定的时间保持斋戒生活。白居易的不少诗篇中描述过他为此做出的努力，如《斋戒》、《仲夏斋戒月》，从这些诗中，可以发现持斋生活的白居易不贪恋玉食珍馐，修心修口，努力践行五戒的要求。持斋的白居易也的确感受到了由此而带来的好处，斋戒带给他神清气爽、行起翩翩的疏朗。可以说，正是由于斋戒带来的益处，更加坚定了白居易的佛学之路。
2.2“屏除默默念，销尽悠悠思”的禅定感受
佛教经过汉魏六朝五六百年的发展，在中国形成了各个不同的派别，唐中后期，佛教八大宗派已全部建立，各个派别相互辩驳争鸣，但殊途同归。白居易对佛教的接受并不拘泥于某一派别，他博采众长，为己所用。既尽量守持律宗的斋戒，又向往净土宗的淡泊，而且还吸收了禅宗的坐禅静默安顿自己的信仰，也创造了一种消闲的生活方式。
禅定是佛教最重要的修行方法之一，依止于戒，心乃得定，依止于定，智慧乃生。通过禅定可以安顿躁动，清净杂念使心如镜台。对于这种坐禅给人身心带来的益处，白居易深谙其理，他在《和微之诗二十三首・和知非》中对坐禅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认为“第一莫若禅”。《唯识述记》云：“烦恼障品类众多，我执为根，生烦恼，若不我执，无烦恼故。”[5]小乘佛教将“我执”视为万恶的根本，一切谬误和烦恼的总根源。由此看来，白居易通过禅定摆脱尘劳、远离惭愧，销尽烦恼，去除“我执”。
白居易写禅定的诗有很多，有的还原了他坐禅时的情形，《正月十五夜，东林寺学禅，偶怀兰田杨主将，因是智禅师》就是这类诗中的一篇。正月十五夜，历来是人们举家团圆的节日，白居易却离开家人，避开尘嚣，从火树银花的闹市走到寂寞冷清的东林寺独自学坐禅。从这份热情中，可以看出白居易对佛禅的热爱和向往。
2.3“自我学心法，万缘成一空”的佛教思想关照下的人生感悟
佛教的思想体系认为，人生的苦难是无穷尽的，人间就是无边无际的烦苦世界。《法华经・寿量品》中说：“我见诸众生，没在于苦海。”[6]“四谛”将“苦谛”列为其中之一，一切都是变迁不息、无常的，宇宙是苦集之场，众生迷于“我执”，隐蔽了原有的佛性，在六道轮回的苦海中不能解脱，所以欢乐是短暂难以捉摸的，痛苦是长久不可挣脱的。
白居易的很多诗也体现了这一思想。他曾在《寓言题僧》中说：“劫风火起烧荒宅，苦海波生荡破船。力小无因救焚溺，清凉山下且安禅。”“破船”出自《众生撰杂譬喻》卷上，而《摩诃止观》卷四上有记载：“苦海怨深，船筏安寄。”[7]白居易化用这些典故，不仅说明他对佛学经典的熟稔，也表达了他对人生苦难理解之深。 佛教净土三经《般若心经》说：“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8]佛教认为，万物既然是因缘和合产生，即依靠其他原因条件而生，不是来自于自身，就说明它不是真正存在的。白居易在参佛的过程中，经历了人生的起落，也逐渐感悟到“馀物尽浮云”，于是，“梦”和“空”便成了他在佛教教义关照之下对人生最深刻的感悟。
“梦”和“空”这一主题在白居易的诗中屡见不鲜，《梦裴相公》就是其中之一。
五年生死隔，一夕魂梦通。梦中如往日，同直金銮宫。仿佛金紫色，分明冰玉容。勤勤相眷意，亦与平生同。既寤知是梦，悯然情未终。追想当时事，何殊昨夜中?自我学心法，万缘成一空。今朝为君子，流涕一沾胸。这首诗作于元和九年，裴相公是裴，位居临察御史，对白居易有知遇之恩。白居易在诗中回忆往昔，思念当时在大明宫的往事，不觉感慨“自我学心法，万缘成一空”。《中论・观四谛品》说：“众因缘生法，我说即是空。”[9]缘起必有缘灭时，历经其中的白居易在佛教理论的指导下，更有“万缘成一空”的感悟。
3结语
张南山的《山居杂咏》之一《白香山》诗云：“广大诗家推教主，泽民遗爱至今传。天怀坦白天机乐，不愧人称白乐天。”这个评论，指出了白居易诗歌创作 “天怀坦白”的特点。白居易写诗，尽量做到“老妪能解”，这不能不说是受到佛教思想浸染的缘故。白居易的诗歌，自然散发着一种超凡脱俗的美，他怡养心性，情调淡泊的小诗，流露着“春来草自青”的天然审美境界。佛教不仅能对白居易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也给他诗歌创作风格抹上淡雅别致的韵味。
在中国封建文化发展到臻于完美的时代，白居易代表了当时文化的高峰。他在诗中表现出来的悠游自得、自然旷达、任运随缘的思想和情趣也代表了当时普遍的文人理想心态，这些都与佛教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佛教的思想和精神带给白居易这位儒生以深刻的影响，为他的视野开启一片新天地，也为他的艺术创作注入了新的生命，使其发散着历久弥新的韵味。
★讽喻联
★讽喻联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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