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下面是小编给大家带来崔述与夏史研究为主题的论文（共12篇），一起来阅读吧，希望对您有所帮助。
篇1：崔述与夏史研究为主题的论文
崔述与夏史研究为主题的论文
[摘 要]崔述的《考信录》内容广泛，其中对夏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夏考信录》中。崔述对历代文献典籍中，关于夏的记载都颇有微词。在《夏考信录》中，他对清朝以前的文献中，所记载的关于夏的部分进行考证，本文联系当代夏史研究的结果对崔述的考证结果进行探讨。
[关键词]崔述;夏史;考信录
崔述，乾隆五年生于直隶大名府魏县，字武承，号东壁，卒于嘉庆二十一年。他一生呕心沥血写得一部《考信录》，全书共三十二卷。崔述继承家学，攻读史书极其勤奋，涉猎广泛，音韵训诂、天文数历、地理皆懂。他一生只任过福建省罗源县知县，用毕生精力来治学。《考信录》对后世研究中国古史有很大影响，奠定了他在考信辨伪学上的地位，堪称这一领域的泰斗。崔述上承宋儒的辨伪思想，下启民国时期的辨伪思想，对“古史辨”派的形成有很大影响。关于研究崔述的著作有顾颉刚的《崔东壁遗书》、吴量恺的《崔述评传》、邵东方的《崔述与中国学术史研究》，研究崔述的文章还比较多。但这些成果大多是研究崔述的治学思想、学术源流、崔述生平、崔述与顾颉刚及古史辨派的关系及在中国疑古辨伪史上的地位。对他仅有的著作《考信录》的研究，也只是研究《考信录》所体现的崔述的思想体系及其在考证方法上的局限性，并没有对《考信录》的内容进行研究。关于研究夏的著作和文章很多，但多是研究夏的文化遗址，夏族的起源，夏的文化源流及其区系，对夏的史实研究的较少。所以，本文以《夏考信录》为基础，研究崔述对历代史书中关于夏朝历史记载的考证，并结合现代人对夏的认识，就以下几个方面对崔述与夏史研究进行探讨。
一、崔述有关夏史的考证
就崔述《夏考信录》，笔者认为并不是全都是考证的有理有据的，有些确系用书籍互证，文风文体等方法综合起来一起考证的，很严谨。但是有些不是，只是凭崔述的一己之见就下定论，这未免有些唐突。吴量恺在《崔述评传》中就提到：“崔述的考证有不够全面和绝对化的毛病。因为古人的学识未必都比后代人好，他们也受到时代的限制，如科学发展水平、人的认识能力、资料的局限等因素的制约，后代距古时较远，对古代了解较少，辨识有困难，但也有后代的有利条件，如科学水平的进步，对客观事物认识能力的提高以及新资料的不断发现，前代深信不疑的后代未必全信，前代认识不周或有意造伪之处，后人未必都不能觉察……崔述能对史书、经书进行考证辨析，写成《考信录》，是在清朝的乾、嘉时期，而不是在清之前。这有力地证明了后人的学识、能力不一定都比前人差。”（6）尤其是在后代，由于地下挖掘出来的资料越来越多，甲骨文、金文、竹简的出土，马王堆的帛书，云梦睡虎地的秦简，周原发现的青铜器物等，更使人开阔眼界，看到了过去前所未见、闻所未闻的文字和实物资料，这应当补充于历史之中。
崔述把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作为人的理想化、标准化、规范化的楷模。他认为“圣人”和“圣君”不会做不合礼法的事情，否则就不能被称为“圣人”、“圣君”了。就因为这样他否定了汤曾为桀臣的事实，以免因为“汤放桀”而毁了圣人的形象。这未免有些有失标准。
崔述在《夏考信录》中通过论述《论语集注》和近世的人关于禹“躬稼”、“教稼”不同看法，没有通过相关论证，就直接用“语意不伦”的理由下了定论，他认为“躬稼非教稼”，不可混为一谈，而且认为禹没有“教稼”、“躬稼”。但是禹在鲧死后被贬为庶人，曾经亲历畎亩，怎么说是没有“躬稼”过呢。
崔述的《夏考信录》提出了“家天下不始于禹”（7）的说法。世之论者都说：“二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8）。后世有人解释说：“尧舜之传贤也，欲天下之得其所也，禹之传子也忧后世争之之乱也。”（9）还有的人说：“传之子则不争，前定也”（10）。崔述不同意这种说法，他认为：益的功德未必就逊于禹，益与禹都在九官之列，都有大功，都能辅佐舜成大事。益视禹就像当时禹视舜一样，不能说益非其人不应得天下。禹如果考虑到后人争位，那就更不会传给自己的儿子了。如果传给儿子，天下人必会议论其私心。虞舜时天下就非一姓，传给自己的儿子也可能会发生争乱，怎么能说禹担心会发生争乱而传子？所以，传子是不可能会避免战乱的。崔述认为：禹未曾传启，也未曾传益。尧舜及以前的时候，天下之人均择有德之人而归之，不存在传子和传贤的差别。禹死后天下是归于启还是归于益，禹是不可能过问的，也是不能够决定的。他最后提出来三代时期的家天下之制，萌生于启，后经历少康、杼等各个王的继承和演变，最后形成定制是在商朝，与禹无关，即“夏之世守天下，至少康、杼之后始然”（11），故家天下不是从禹开始的。
关于禹、益、启之间即位之事，孙淼认为：“禹和益之间不是什么禅让，而是一场你争我夺的激烈的斗争。首先是益篡夺了禹的职位，启又杀益而夺回了领袖的职位，这就是《竹书纪年》所说的：‘益干启位启杀之’。”（12）他列出来证明：“《晋书?束皙传》引《竹书纪年》云：‘益干启位启杀之。’《史通?疑古篇》引《竹书纪年》云：‘益为启所诛。’《史通?杂说篇》云：‘《竹书纪年》出于晋代，学者始知后启杀益。’《韩非子?外主说右下》云：‘古者禹死，将传天下于益，启之人因相攻益而立启。’《战国策?燕策一》云：‘禹授益，而以启为吏，及老，而以启为不足任天下，传之益也。启与支党攻益而夺之天下，是禹名传天下于益，其实令启自取之。’《史记?燕召公世家》云：‘禹荐益，已而以启人为吏，及老，而以启人为不足任天下，传之于益，已而启与交党攻益，夺之。天下谓禹名传天下于益，已而实令启自取之。’”（13）这些记载，推翻了一直流传的禹和益之间禅让的传说。沈长云对这个问题也有所看法，他认为：禹“打算着按老规矩要将国君的位置转授给来自东夷的部落首领皋陶和伯益，但他同时却又很自然的将自己儿子启为首的本家族势力引入夏朝廷中的各级权力机构。即如战国时文献所说：‘禹爱益，而任天下于益，已而以启人为吏。’‘启人’即禹子启家族之人。禹以自己家族之人掌管各权力部门，无异已在营造自己‘家天下’的势力了。”（14）所以，这种权利结构的组成已经使得禹不想再将国君的位置交给他人，禹虽然还是做出了传贤的姿态，其实命令启去谋得君位。最终，“家天下的制度是奠基于禹统治的时期，而体现在启最终继承禹的国君位置这件事情上。”（15） 后羿射掉空中十个太阳中九个的事情，广为流传。崔述认为，后羿非射中十中之九日，而是一日之射中九鸟，三、五、九在古代是很多的意思。他纠正了世人的错误的看法，敢于质疑亘久的传说。他还总结道：秦汉时一些不合经义的说法，都是误会古人的原意，误读原句、又转加复述、曲解附会造成的。后人诵读，以为由来已久，遂不敢轻易议论，而以误传误。
二、当前对崔述夏史研究的有关探讨及启示
《左传?宣公三年》：“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故民入川泽、山林，不逢不若。螭魅罔两，莫能逢之，用能协于上下，以承天休。”（16）此处，崔述在《夏考信录》中做按，认为“贡金九牧”应为“九州之牧贡金”，因为这样才文义通顺，况且九州又不是都产金，怎么会都进贡金，他认为这段话应该以六字为句，“远方之国图物贡金，而九州之牧铸鼎象物”（17），这样与文理较顺。崔述只是猜测九州肯定不是都产金的，所以不可能九州都要贡金。在九州的.贡品的问题上，邵望平在《禹贡“九州”的考古学研究》一文中指出：“考古资料已经证明荆、扬二州进贡象犀孔翠，豫、兖二州盛产漆竹蚕桑是真实可信的。此外，‘降丘宅土’可能是龙山时代至商代黄河下游地区先民生活的特点;‘淮夷珠及鱼’可能是指当时‘徐州’特产的厚壳蚌制品及鳄鱼皮;‘岛夷卉服’是亚热带气候条件下舟山岛民的风土记录等等。”（18）这些映证了崔述九州不可能都贡金的观点。
《国语鲁语》云：“桀奔南巢。”（25）“汤伐桀，桀奔南巢”见于《尚书仲虺》、《国语鲁语上》、《古本竹书纪年》、《吕氏春秋?论威》及《说苑?权谋》等周代秦汉时期典籍。这一事件，崔述没有质疑，但是关于南巢的地望，前人给出了不同的答案。杜金鹏在《夏商文化断代探索》指出：“关于南巢之地望，学者多以为即春秋时吴、楚间之巢国、秦汉西晋时之庐江郡居巢县、唐宋之庐州巢县。此外，还有南巢在宋代舒州桐城县说。关于春秋巢国，杜预认为即六县东之居巢城，罗泌亦云‘故巢城在皖北六东’，六县即今安徽六安县，皖即合肥，桐城亦即今桐城。又据在巢湖市郊发现的唐代伍钧墓志铭云，墓之所在南焘乡紫薇里即古南巢之地，距伍钧墓不远的王乔洞石窟中，有北宋绍圣年间的石刻曰‘居巢紫薇洞天’，则居巢括有巢湖东岸，今巢湖市一带古亦有南巢之名。总之，古人所说的南巢地望，大体说来，在安徽江淮之间，以巢湖为中心的一带地方。”（26）桀奔南巢的地望，北过合肥，南过桐城，东过巢湖，西界当为大别山。在当代，这些地方先后发掘出了一些文化遗存，很多学者指出这些是与二里头文化相似的文化遗存，比如：有含山大城墩、肥东吴大墩、肥西大墩孜、寿县斗鸡台与青莲寺、以及六安西古城等。而二里头文化因素在江淮地区的大量涌现，与相邻文化的慢慢影响已经不相适应，只能用人群的迁徙来解释才最为妥当。因此，也恰好证明了古文献记载中的“桀奔南巢”。 崔述所著的《夏考信录》，把自己怀疑的先秦、秦汉间所记载的有关夏的事迹进行了考辨。他秉着“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精神，对古文献中所记载的夏进行考辨，对缺乏证据的历史事件，宁可以“不可考”为考辩结果，也不随便下结论。崔述不宗门户，不囿家法，求真求实，又不拘泥于考据。梁启超就曾称赞崔述为“名声很大的辨伪学家”。崔述在疑古辨伪史上有很大的成就，对顾颉刚等古史辨派人员有很大影响，并为他们所看重，他们发展崔述之学，推动了史学的发展。当然，每个学者都不能避免在学术中出现的局限性。崔述学术中所出现的问题，有思想上与学术方法上的原因，由于他固守儒家道统之说，他的研究受到了很大的局限。所以，尽管他能指出许多历史文献中出现的错误，但是一到最后防线，他就在圣人、圣王面前敛手了。对于这一点，我们可以理解，这是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不能苛求。崔述的巨大功绩就是他用独特的视角，实事求是的态度在一片暗淡的古史研究中开辟出一条光明之路，为后世史学家研究中国古史打开了缺口，让后代的学者能够在他的基础上，另辟研究的新路。崔述给后代的启示应该是，不拘泥于文献，不囿于门派，不随便下结论，以负责任的态度来研究古史，要注重地上材料与地下材料的结合，正确对待它们的结合，不能用地上材料去附会地下材料。就如顾颉刚先生说的：“因为古代的文献可征的已很少，我们要否认伪史是可以比较各书而判定的，但要承认信史便没有实际的证明了。”
篇2：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分析论文
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分析论文
李根蟠教授长期从事中国经济史研究。他通过与同行的交往，了解到在渝东从事本地区盐业史研究的刘卫国同志，未进大学校门学习历史学的专业，是一位长期从事本地区盐业工作的实际工作者，但经过长期的实际观察、探索，掌握了“由当今存在的历史遗存去认识历史”的研究方法。李教授对其研究成果充分肯定，赞扬他“取得了渝东盐业史研究的新突破”，本文即以此作为个案进行分析，上升到理论层面，阐发其研究方法所具有的普遍意义。李教授的文章由具体而抽象，写得很有理论色彩，指出历史研究不仅要重视由历史文献或考古资料出发，去提出问题和分析问题，还应当重视依据历史遗存( 包括现存的习俗、技艺、谣谚、信仰等) 去逆向认识历史的研究方法。文章中指出，“如果说历史文献和历史文物是以固态的形式存在的话，现实生活中的历史遗迹则以活态的形式存在。由于它是活生生的过程，故具有考古材料和文献材料所难以比拟的优越性，可以弥补固有的历史文献和历史文物的不足”。同时，正如马克思所形象概括的，“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因此，考察处于较高形态发展阶段的事物即为考察处于较低形态事物的“钥匙”。本文依据这一理论思维逻辑向我们展现了: 刘卫国同志没有盲从历史文献的有关记载，而是以现实情况检验其可靠性和可信度。长期的实践经验和深入观察，使他对“四川井盐业始于秦末李冰在成都平原开凿盐井”的成说产生怀疑，经过执着的努力，终于揭开渝东盐业历史之真相。他对渝东地区400 余口古盐井进行长期的`观察，把千姿百态、形状各异的盐井区分为原始井、雏形井、过渡井、人工井四种基本类型，它们是依次演进的系列，而前三者本质上都是盐泉，只有最后一类才是真正意义的人工井。他又深入分析影响盐井演进的地理和历史因素，探讨不同的地理环境如何造成分布各地的盐井呈现各种类型，并论证推动演变的动力则是洪水。作者充分肯定刘卫国立足现实以考察历史的思路和方法，认为他“成功地揭示了渝东地区自然盐泉向人工盐井演进的规律，这在盐史研究中无疑是一种创新”。因此刘卫国的研究成果从一个侧面表明，通过考察现实来认识历史，确实是治史的一把金钥匙，具有普遍性的启示意义。
在中国现代史坛，有一批出色的学者，他们高度重视学习马克思主义，掌握其精神实质，并运用来指导研究中国历史，努力探究有关中国从古代到近代社会发展道路的大问题，建树卓著，他们的理论成就是留给我们的宝贵思想财富，对于发展新世纪史学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宁可教授就是其中著名的一位，他一生著述丰富，在学术界有广泛影响，晚年完成的《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道路》一书尤其受到重视。刘玉峰教授是宁先生的高足，志在传承、发扬老师的学术，本人在隋唐史、中国经济史研究领域相继出版了学术佳作，并撰有《宁可先生访谈录》( 发表于《中国文化研究》 年第1期) 。这次他应本专栏约稿撰成此文，堪称是精心总结、提炼宁可先生学术“主旨”的难得之作。作者总结说，宁可先生晚年强调，“关于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以及体制特征的问题，是认识和研究中国古代经济史的一个根本问题”，围绕这个中心和根本问题，宁先生研究了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的构成及特点、封建经济结构的运转和发展、封建经济基础上国家政治体制的产生形成及其作用、封建经济结构和政治体制对中国封建社会历史发展的影响等，其研究是逐层递进又系统深刻的。本文即以此作为大纲要目，阐述宁先生的理论体系及其开拓性意义。作者对于构成宁先生“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形态”学说体系的几个主要理论构件，又都有逻辑清晰的扼要论述。仅举两例。( 一) 关于作为“封建生产力的基础和主干的个体小农”，它具有: 集约化农业，精耕细作; 以一家一户为经营单位; 剩余产品率低，发展缓慢; 一个个小家庭是脆弱的，但就全社会而言，它又是稳定的、可以不断地再生再现，从而形成中国封建社会牢固的、长期不变的基础; ……一共六项特点，全面讲出小农经济的实质。( 二) 宁先生关于“封建经济结构的运转和发展”的理论，本文作者总结为三项:封建经济的运转有小的和大的两个循环，前者为农村范围内产品自行消费、然后进行简单再生产，后者为全国范围内涉及城乡以及农工商业和封建国家的大规模循环; 商品经济是整个封建经济的润滑剂、催化剂和驱动力; 奢侈品的生产、消费和贸易对封建经济结构的运转和社会的发展起到十分恶劣的消极影响。显然，这三项对于认识封建经济结构的运转特点都有关键性意义。作者又着力发掘和阐发宁先生运用辩证分析的观点、动态发展的观点和比较研究的方法而得出的具有理论光辉的成果。如，分析在分散的、独立的小农经济和地主经济基础上，必然要形成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度;论述由于中国和西欧不同的地理环境，影响了中西封建社会不同的生产力特点和不同的封建生产关系、政治制度，在西欧形成了封建领主制，在中国则形成了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 中国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在其前期曾起到进步作用，但到了后期，成了没落的制度，其消极和反动的作用越来越增多。读着本文作者的论述，感到有理有据、切中肯綮。在当前，如何提升中国的学术话语权已成为学术界共同关注的焦点，从这个角度看，刘教授这篇系统总结宁可先生学术“主旨”的文章，无疑为我们提供了大量宝贵的信息。
中国历史演进的内涵极为丰富、宽广，总结历史理论问题大有可为，至诚期望更多的专家学者撰文赐稿，共同推进历史理论领域的繁荣发展!
篇3：道德与法律为主题论文
法律与道德之间的关系是历久弥新的话题，基本上可以说法律是道德的最低线，而且法律和道德之间不是那么的泾渭分明，下面为大家分享了道德与法律的论文，一起来看看吧！
关键词：法律论文
法与道德属于上层建筑的不同范畴。法律属于制度的范畴;而道德则属于社会意识形态的范畴。法律规范的内容主要是权利与义务，强调两者的衡态;道德强调对他人、对社会集体履行义务，承担责任。法律规范的结构是假定、处理和制裁或者说是行为模式和法律后果;而道德规范并没有具体的制裁措施或者法律后果。法由国家的强制力保证实施;而道德主要凭借社会舆论、人们的内心观念、宣传教育以及公共谴责等诸手段。法是按照特定的程序制定的，主要表现为有关国家机关制定的各种规范性文件，或者是特殊判例;而道德通常是潜移默化的。法必然要经历一个从产生到消亡的过程，它最终将被道德所取代，人们将凭借自我道德观念来实施自我行为。
一、道德与法律的学理含义
(一)道德的含义
从唯物史观的角度来看，道德根源于一定的物质生活条件。恩格斯讲：“一切以往的道德论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而社会直到现在还是在阶级对立中运动的，所以道德始终是阶级的道德。”这表明道德的内容最终由经济条件决定，并伴随经济的发展而有相应的变化;基于不同的物质生活条件的不同社会集团，有着不同的道德观，在阶级社会中的道德具有阶级性。因此，我们可以把道德简单的概括为：道德是生活在一定物质生活条件下的自然人关于善与恶、光荣与耻辱、正义与非正义、公正与偏见、野蛮与谦逊等观念、原则以及规范的总合，或者说是一个综合的矛盾统一体系。
(二)与道德密切相关的法律的含义
没有亘古不变的永恒道德，也没有亘古不变的永恒法律。所以我们可以将法律定义为：在主观方面，法是国家意志和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在客观方面，法的内容由一定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前者体现了法的国家意志性和统治阶级意志，后者体现了法的物质制约性。法就是这两个方面的矛盾统一体。
二、道德与法律的辩证关系
道德与法律是社会规范最主要的两种存在形式，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两个范畴。
(一)二者的区别
1.产生的条件不同。原始社会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法律，只有道德规范或宗教禁忌，或者说氏族习惯。而道德的产生则与人类社会的形成同步，道德是维系一个社会的最基本的规范体系，没有道德规范，整个社会就会分崩离析。
2.表现形式不同。法律是国家制定或认可的一种行为规范，它具有明确的内容，通常要以各种法律渊源的形式表现出来，而道德规范的内容存在于人们的意识之中，并通过人们的言行表现出来。
3.作用机制不同。法律是靠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的;而道德主要靠社会舆论和传统的力量以及人们的自律来维持。
(二)道德与法律的联系
其关系具体表现在：道德是法律的评价标准和推动力量，是法律的有益补充。第一，法律应包含最低限度的道德。没有道德基础的法律，是一种“恶法”，是无法获得人们的尊重和自觉遵守的。第二，道德对法的实施有保障作用。“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执法者的职业道德的提高，守法者的法律意识、道德观念的加强，都对法的实施起着积极的作用。第三，道德对法有补充作用。有些不宜由法律调整的，或本应由法律调整但因立法的滞后而尚“无法可依”的，道德调整就起了补充作用。
三、以七宗罪为视角看法律与道德
影片中发生的冲突就在于，凶手John Doe根据基督教义有一个关于人生的标准，并以之去评判社会和他人DD他认为社会堕落了，有些人罪该处死。而反过来，社会则认为他杀了人，他是罪犯。可以想象，关于人的终极性问题，不同的人是有不同的看法的，相互间差异可能很大。可怕之处在于，有的人以自己的所想作为绝对坐标，去采取行动。尤其在这个人类已经掌握了足够的自我毁灭能力的时代，其后果很可能是离人类覆灭不远。希特勒、911的制造者以及影片中的John Doe是这类人的典型，如果他们掌握了可以毁灭地球的武器，后果会是什么?所以今天的我们尤其要提倡宽容和宽恕。
法律的变迁告诉我们，法律并没有确定的标准，一切都在变化。在我对德里达的阅读中，我也发现他对问题进行判断时，他的标准就是没有(确定的)标准。在很多阅读和思考中我也能发现这种理路。再如前面一位嘉宾点评人所讲的，犯罪行为的发生往往是一系列客观因素(包括生理特征、生长环境等等)的结果，即如此社会为什么还要惩罚他们，甚至要剥夺他们的生命呢?其实，法律就是为了解决一些社会问题而生的，是无可奈何的选择，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对和错在很大程度上是相对的。法律世俗的，基本忽略终极目标或标准的问题，所以法律人也基本没有必要去考虑人或人类或者宇宙之目的等问题。
贪食、懒惰、淫欲等都是人之常情，为什么在教义里把它们说成是罪。我的理解是，在早期社会，由于生产力极其落后，人类可以支配的资源(可直接用来满足生活以及繁衍后代需要的资源)稀缺程度很高，这些禁欲性的教义可以减轻人类为争夺资源发生的争斗，从而可以把精力更多地投入到生产创造中去(这样的族群才更有可能在长期的自然选择中延续下来)。而在现代社会，用于满足基本生活需要的资源其稀缺性问题基本不存在了(越穷的国家和地区就越接近前述的早期社会，其禁欲教义必越发达)，所以在现代社会这些教义的影响力随之下降也是必然的DD进入了教义中所谓的堕落时代(市场经济是张扬个人欲望的)。
[道德与法律为主题论文]
篇4：20世纪中国散曲史研究与撰著评述的论文
20世纪中国散曲史研究与撰著评述的论文
【内容提要】20世纪30年代初,现代散曲学作为一门学问被建立起来。早期散曲史的研究以任中敏的《散曲概论》为较早的一部初具“史”形态的散曲研究著作,而卢前的《散曲史》则为元明清三代散曲的第一部通史,梁乙真则于1934年推出了第一部断代散曲文学史《元明散曲小史》。新时期散曲史的研究与撰著呈现复苏和创新的势头,在通史和断代史两个部门,都各有几部学术质量较佳的著作问世。代表者有羊春秋、李昌集、梁扬、杨东甫和杨栋、赵义山等人。
【关键词】20世纪;散曲史;述评
在中国韵文文学的三个主要门类诗、词、散曲中,散曲一体兴起最晚,发展历史较短,创作成就逊于诗词,自古及今受到研究者光顾亦较少,因而相对于显学热门的诗学、词学来说,散曲学可称冷门。散曲遭到忽视和冷落,还有传统文化――文学观念方面的原因。中国传统士大夫文人向来轻视散曲文学,斥之为“敝精神于无用”的“小道”,认为它“非文章之正轨”(《四库全书总目》卷二00《张小山小令提要》),以故自元代以来,把它当成一门学问来专门进行研究的人甚少。散曲文学整理和研究的基础是如此薄弱,以致在20世纪头30年各种文学史、断代史、分体史等纷纷问世之际,仍未见有散曲史专著。直到30年代初,现代散曲学作为一门学问建立起来之后,散曲文学史的撰著才实现了零的突破。
一、现代散曲学的建立与早期散曲史
1931年任中敏的学术奠基之作《散曲丛刊》、《词曲通义》等一批书籍的出版,宣告了现代散曲学的建立;而《散曲丛刊》中所刊载的任氏自撰的理论专著《散曲概论》,则是中国较早的一部初具“史”的形态的散曲研究著作。
任中敏自19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读书后,受当时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便把治学兴趣集中到了具有白话色采和俗文学气息的古代文体――词、散曲之上。在北京大学,他投入了那位首次把通俗文学摆上中国大学课堂的词曲专家吴梅的门下。大学毕业后,他留居于吴梅的“奢摩他室”书斋,用了整整两年的时间,读遍了老师收藏的各种词曲典籍。从此他走上了专治词曲和中国音乐文学的道路。在他30年代初出版的第一批学术著作中,《散曲丛刊》是现代散曲学的奠基之作(中华书局1931年聚珍仿宋版)。此书具有双重的学术价值:一、它是当时最完备的一部散曲资料集成,具有很大的史料价值;二、其中刊载的《散曲概论》一书,如任氏自己所宣告的,是“全部散曲”之“概观”,因而具有建立散曲学与散曲史基本框架的理论价值。作为一门学问的创始人,任氏在《散曲概论・提要》中对散曲学和散曲史的理论构架作了如下一段说明:《散曲概论》二卷,乃于全部散曲,求得一概观也。一卷六节,除序说外,皆为考据;二卷四节,皆为议论,其中见散曲之形式者,有名称、体段、用调三节;见散曲之精神者,有作法、内容、派别三节。书录与作家两节,虽不涉散曲之本身,但为散曲之寄托与所由生;作法一节,则专论散曲之作法,并不泛及剧曲;内容一节,借诗余为比较,阐发甚详,并附列散曲俳体二十五种;派别一节,有论有例,可以作简要之散曲史观。余论所及,乃散曲之音乐与歌唱,及散曲在我国文学史之地位,并其前途如何等。由此可见,任氏这部具有学科创始意义的“概论”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散曲形式论;二、散曲文学精神格调论;三、散曲文学史论。第三方面的论述,实际上为自元至清散曲文学的发展历程勾画了一个带有简史性质的基本轮廓,树起了散曲史的理论框架。这一轮廓与框架,成为以后近七十年间几乎所有散曲史著作的蓝本。试看书中的“史”的建构:著者提供了一个较为详尽的散曲作家系列,并从文学风格的角度,将他们划分为豪放、清丽、端谨三大流派。书中指出:端谨一派“不作恣睨放诞,且遣词又多用循循规矩之文言”,“终非第一流好曲子”;清丽一派遣词“为渲染,为焕然成采,而不俚质白描”,而用意“仍清疏潇洒”;豪放一派则“用意遣词,两俱豪放不羁”。因而散曲史上以清丽、豪放二派“最为要紧”,然最终则应以豪放为主流,“其余种种,虽概目之为别调可也”。这就是《散曲概论》一书表达的任氏散曲史主流观。之所以将豪放派定为散曲史的主流,并非出于著者个人对某种风格、某个流派的偏好,而是因为豪放一派最典型地体现了“恰与词处于相反地位”的散曲的特质。基于这样的主流观,本书在描述散曲文学发展历程时,遂将元代关汉卿、马致远、贯云石,明代冯惟敏、施绍莘等推许为第一流的大家,把天姿灏烂的元散曲认定为散曲文学发展的最高峰,而对晚明的格调近乎词的南散曲评价甚低,对清代散曲的没落深致不满。任中敏这一散曲史观尽管有局部的异议,但从总体把握上来看,却基本符合散曲文学发展演变的实际,因而它得到了学术界普遍的认同。几十年来,撰写散曲史者在建构发展序列和理论框架时,几乎全都参照过任氏的这本著作。
几乎与任中敏推出《散曲概论》同时,吴梅的另一位学生卢前明确地提出了“散曲史”的概念,写出了元明清三代散曲的第一部通史――《散曲史》[①]。此书共五章:首章《散曲发端》,述散曲之起源,介绍有关体制、名称及风格流派等;第二章《元一代散曲盛况》、第三章《明曲前后两时期》、第四章《自清以来散曲家》,此三章自元代关马郑白一直论到吴梅、任中敏及著者本人(他自己就是一位散曲作家),共涉及二百多人;第五章《补志》,附录南北曲宫调、曲牌、套式和王骥德、任中敏二人的曲论摘要等。此书述史虽然粗略简单,但在宏观上大致勾画出一部散曲创作史的轮廓及线索,为以后散曲史的研究和撰著开了先河,成为从吴梅、任中敏过渡到后起的梁乙真等散曲史专家的一个重要环节。
受任中敏和卢前的影响,梁乙真于1934年推出了第一部断代散曲文学史――《元明散曲小史》(吴梅题签,商务印书馆,1934年12月初版,1935年6月再版)。此书截取散曲的黄金时代――元、明二代四百余年来描述其发展历史,所论作家多达八十余人。书中以任氏《散曲概论》所划分的清丽、豪放两大派为主干来组合作家作品序列和安排篇章结构。卷首有导论一篇,详述散曲之起源、体制及本书所涉这一段散曲史的分期诸问题。正文凡十章,前四章述元代,并依各家活动的时代,分为前后两期,第一期从散曲开场至大德年间,相当于钟嗣成《录鬼簿》所谓“前辈名公”的时代,以述关汉卿、马致远等为主。第二期从大德至元末,相当于《录鬼簿》作者钟嗣成的时代,以述张可久、杨朝英等为主。后六章述明代,分为三期:第一期从洪武至成化末,凡百余年,以汪元亨及明宗室朱有火敦为主;第二期从弘正至嘉靖间(昆腔未起之前),以康海、冯惟敏和王磐、沈仕为主;第三期从嘉靖至明末,分三派叙述,即以梁辰鱼等为主的“白苎派”,以沈璧任主的“吴江派”和梁沈以外的施绍莘、徐石麒等其他曲派。书末附论散曲的支流――小曲作家,并附研究散曲的重要参考书目。全书对散曲史的分期大体合理,对风格流派发展衍化线索的描述大致清晰,评骘作家作品亦较为允当。此书虽然只有二十来万字的篇幅,未能作更深入、更详细的史的描述而只能恰如其分地定名为“小史”,但是它作为散曲史撰述早期惟一的一部体例较完备、文学史形态较显著的断代史,自有其开创之功和启示后来者的参考价值。从任中敏《散曲概论》中部分章节具有简史性质,到卢前的简略的散曲通史,过渡到梁乙真的较详细的散曲断代史,这标志着在刚刚建立的现代散曲学中,已经迅速产生了一个重要学术项目――史的研究和撰述。
二、新时期散曲史撰著的新面貌
新中国建立后的头三十年中,同诗史、词史领域的情况一样,大陆地区散曲史的研究和撰著处于停滞状态。个中原因,与诗史、词史领域大致相同,前文已有详细论述,这里无需重复。值得一提的是,台湾地区倒是于1956年出版了一部新的散曲史――罗锦堂《中国散曲史》(台湾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1956)。这是一部通史性质的史著,然其结构与分期多半承袭梁乙真《元明散曲小史》,只是论述时段多了一个清代。全书分为四章,第一章为散曲概论,说明散曲之起源、形式、特质等;第二章为元人散曲,分前后两期叙述;第三章为明人散曲,以昆曲流行前后为分期标准,并另有一节专述明代的小曲;第四章为清人散曲,其中前两节依风格分为豪放与清丽二派,第三节则论道情与小曲。末附历代散曲之总集、选集、专集及评论之书目。尽管此书在理论架构和叙述方式等方面未能提供新的东西,但它毕竟标志着散曲史的探讨与撰述已从断代扩展到了通史的领域。
新时期以来,散曲史的研究与撰著呈现复苏和创新的势头。虽然这个领域照旧是冷门(比起红红火火的诗史、词史领域来),但所产生的新成果都比较扎实、厚重,与30年代、50年代两个时期相比,迈上了一个新的学术台阶。在通史和断代史两个部门,都各有几部学术质量较佳的著作问世。现在先来看看通史的情况。
通史和通史性质的著作有:羊春秋《散曲通论》(岳麓书社,1992)、李昌集《中国古代散曲史》(华东师大出版社,1991),以及梁扬、杨东甫《中国散曲史》(广西人民出版社,1995)。羊春秋是老一辈的韵文文学专家(曾长期担任中国韵文学会会长)和散曲作家,所以他的《散曲通论》集自己四十多年散曲教学、研究、创作之心得,探赜索隐,钩深致远,对研究对象作出较为全面和准确的论述。书中颇有层次地对散曲文学的体制、声律、章句、辞采及元、明、清三代散曲作家群、散曲流派与风格等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探讨,展现了散曲史的全程。书的结构框架是传统的,但内容丰富,体系健全。全书由四大部分组合而成。第一部分为绪论,以三章的篇幅论述了曲的渊源与产生的原因、散曲的“主旋律”(消极的避世、愤怒的鞭挞和执著的追求)以及散曲鉴赏。第二部分由“体制论”、“声律论”、“章句论”、“辞采论”四章组成,系统地阐述散曲的文体特征,对散曲的形式、散曲与词的不同、北曲与南曲的异同、散曲的内容分类,曲的宫调、牌调、韵式、平仄、板眼、章法、句法、字法、对偶、衬字、务头、禁忌等等进行了细致深入的解析。第三部分为“作家论”,由三章组成,分别介绍和评述了元、明、清三代散曲发展的各个时期的代表作家与作品,并对每一时期散曲发展的概况和创作思潮进行了简要的论述。第四部分的“流派论”和“余论”则分别对散曲的内容、言志和言情、语言、本色和文采、风格(豪放与清丽)以及在元曲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元代道情、明代俗曲、清代小曲等进行了总结与阐述。此书亦史亦论,兼文体发展史与作家创作史于一身。与30年代任中敏的开基之作《散曲概论》相对照,正不妨把它视之为对后者的散曲研究模式的充实、扩展和提高。
李昌集的《中国古代散曲史》则更多地显示了撰著主体在理论架构和叙述方式上的创新与突破。这是迄今为止篇幅最长(66万字)、结构最宏伟(三卷十七章)的散曲通史。著者颇有创意地采用“块面式”的结构方法,以散曲形式的发生发展、散曲文学精神和艺术风格的流变、散曲作家个体创作史为三大“块面”,立体地展现散曲文学的发展史。著者为散曲学创始人任中敏晚年的入室弟子,在散曲领域可谓积学有素,因而使得本书不但资料丰富,而且论述细密,体系的建构亦井井有条。第一卷《散曲形式发展史》,以五章的篇幅详细探讨北曲之渊源与形成(包括北曲调名与体制)、南曲之渊源与形成(包括南曲之渊源与南北的之分渠、南曲体制之演变)、南北曲之格律和散曲之篇制(包括小令与套曲)、散曲之语体形式等问题,对散曲的形式体制作了较为深入、全面和系统化的描述。第二卷《散曲文**流史》由上、下编构成,上编“散曲文学的总体特征”,从“避世思想”和“玩世哲学”两端分析散曲文学精神的构架及其成因,又从“风力”、“情采”、“物色”、“辞藻”四个方面阐发散曲文学的审美构成;下编“散曲文**流史”则以历史发展为线索,描述了散曲文学思潮的流变轨迹。第三卷《散曲作家创作史》以个体作家创作为主,介绍评述了从元代到清末七十多位有影响的散曲作家的创作情况。应当承认,此书的问世,不但使散曲文学有了第一部体例完备、论述周详的通史,而且为分体文学史撰写方式的更新提供了一种有益的参照。
《中国古代散曲史》的作者还具有一种十分难能可贵的自省意识。此书出版之后五年,当出版社要开机重印之际,作者写了一篇很长的《重印后记》,对这部散曲史在学术上的得失进行了极为认真的总结。他指出了如下四点:
一、“本书的意图是以今存散曲的形式为研究的主体,从而建构较传统曲学更加切实、具体而丰富的当代曲体学。”“但是,这种形式本体论的研究方法却有一个重大的缺陷,或者说需要一个重要的补充:即将曲体的.发生、发展与流变置于社会文化背景中加以考察,从社会生态学的角度,展现生动的、丰富的‘人的创造’活动,从而使曲体形式发展史成为更加真实、更加富有意味的文化史。要达此目标,必须做细致、艰苦的材料勾稽工作,深入考察民间文化圈与上层文化圈的文化活动及二者的交叉影响,进行曲体学与社会学、文化人类学、文化传播等多学科相结合的综合研究。只有这样,才能使曲体发展史呈现为一种更加真实、生动而血肉丰满的历史过程。”也即是说,本书在考察散曲这一艺术形式的发生发展时,尚未能充分联系社会文化背景,使之成为更有意味的文化史的研究,尚只是作孤立的艺术形式发展史的描述,而未能作多学科相结合的综合考察,尤其是未能深入考察古代民间文化与上层文化二者之间的关系及其交叉影响(这是散曲文学产生与发展的关键),因而此书尚未能使散曲发展史呈现为具体丰富的文学――文化历史过程。
二、“本书对南北曲的音乐基质、曲体形式的差异作了较详细的阐释,亦提及了‘北曲南移’现象,但对这一现象及南北曲的交流和相互影响则论述得不够充分。”
三、“本书论述了小曲的性质、小曲的艺术风貌及其对文人们的影响,但对小曲的形式意味认识不足”,而实际上,小曲“是研究曲体形成史极有意义的参照,对研究民间层的‘曲文化’具有重要的意义,理应加以必要的展开和深入一步的研究”。
四、“本书对‘流派’不免过于冷淡,尤对文学的地域性特色论述得不够充分,对不同阶层的文人群体,亦未给予足够的、总体性的阐述。虽然本书对这些有所考虑并在写作中有所兼顾,但显然是不够”。由于这种“不够”,导致“本书第三卷作家创作史研究总体布局上的某种平面化的不足”。
除了作者自己认识到的以上四点以外,我们认为此书最大的不足是未能认清和处理好散曲文**流史(指散曲审美特征、文学精神及艺术流派的演化史)与作家个体创作史之间的关系。文**流的演化,与作家的创作密不可分,事实上审美倾向、文学精神的产生和变化,就是由具体的作家、作家群和流派的创作活动来实现的,二者几乎是二而一的交融关系,绝对地将它们划分为两个块面,本就有割裂之嫌。较恰当的办法是将此二“史”合为一史来写,以“潮流”为纲,带出具体作家创作史,立体地、全面地展示散曲文学发展过程。换句话说,如果在“潮流史”中已经充分展示了各时期、各流派作家的活动,则无必要再写“作家创作史”。如一定要分之为二,则在“创作史”部分仍应以“潮流”之发展演变为描述之背景和线索,将具体作家的介绍评论有机地贯串于“潮流”之中,以与“潮流史”互相呼应,互为补充。这样才能使三大“块面”浑然一体,共同展示出一个血肉丰满的散曲通史大系统。像现在的写法,第三卷就成了较为薄弱、较为缺少理论意识和规律性论述的部分,与传统的“点鬼簿”式的作家作品罗列没有多大区别。从体例和目录上看,第三卷与前二卷亦甚不协调,描述方式与行文风格大不相同,以致这一卷不大像“史”,而更像作家评传汇编或“散曲作家小辞曲”。指出以上不足,丝毫不是要贬低和否定此书的研究成果与体例创新,而是说明:我们在进行文学史新的理论架构和表达方式之探索时,需要周密地思索,大处着眼,小处着手,立足于文学史发展的实际来营构创造,方能有较为圆满的收获。
梁扬、杨东甫的《中国散曲史》比李昌集《中国古代散曲史》晚出四年,体例和框架却较陈旧;其字数29万,不及后者之半,基本上只是一部作家创作简史。不过此书有一个重要的学术创获,即将民国(1911～1949)纳入散曲史序列,并定位为“回光返照”阶段,对之进行了基本的论述。著者在书中指出:“对中华民国在政治上如何评价,这是另一回事,但它作为一个朝代(找不到更合适的词语代之)的存在,乃是不容否认无法抹杀的事实。一个时代自有该时代的文学。本书既以分朝代依次叙写的方式构筑中国散曲史框架,则自元、明、清三代之后的中华民国时期的散曲文学,理应作为独立的一章有所交代,以结束中国散曲史之最后一页”(第339页)。在本书第五章中,著者不但对民国散曲“有所交代”,而且还通过对卢前、吴梅、周梅初、于右任、陈栩等等优秀作家的评介,论证了其“并不逊于清散曲”的成就。由此可见,本书不但解放了思想,而且填补了散曲史上的重大空白。在散曲通史领域填补空白的力作尚有杨栋的《中国散曲学史研究》[②]。此书详细考察了自元代至20世纪30年代散曲研究的历史,反映出了中国散曲学生成、发展的历史过程及其学术特征,有较高的学术史价值。
相对于通史领域而言,新时期散曲断代史的研究与撰著成就要小得多。其中的扛鼎之作,当推赵义山《元散曲通论》(巴蜀书社,1993)。此书在框架构筑和理论表达上皆有所创新,这主要表现为两点:一是过去的文学史多将元散曲的发展简单而笼统地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本书则将其细致准确地划分为演化期、始盛期、鼎盛期、衰落期四个阶段;二是过去述元散曲史多只平面罗列单个作家,本书则加强了对流派和作家群的考察论述。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在散曲史研究与撰著中,视野在扩展,学术在进步,研究者在不断地探索、开拓和创新。有了这样的基础,新世纪的散曲史研究与撰著将会出现一个繁荣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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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卢前《散曲史》有蜀中三十年代印本,标“国立成都大学印”,篇末有著者跋,署“民国十九年十二月二日”。山东大学中文系资料室有藏本。
[②]杨栋:《中国散曲学史研究》(正篇),高等教育出版社,;《中国散曲学史研究》(续篇),山东大学出版社,1998.
篇5：回顾与展望中国哲学典籍英译史研究论文
一、中国哲学典籍英译史研究的意义
如果把文化看作一个民族的各项活动：物质的和精神的，那么哲学是思想的、精神的文化。哲学可以创造文化，代表着文化理想。（成中英，1988:58)可见，哲学是民族文化中的核心部分，而承载着哲学文化的典籍，作为经典文本，维系着一个民族得以安生立命的根基。具体到中国哲学典籍，它主要是指周代，尤其是春秋战国时期形成的元典文本，如后代所称的《五经》、《四书》、《荀子》《老子》、《庄子》、《墨子》、《公孙龙子》等，及汉以后相关的子集，同时也包括魏晋南北朝之后传入中国的佛学典籍。以儒、释、道三家为主体，兼及其它诸子百家的中国哲学典籍，不仅集中体现了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观，更是全人类共同的宝贵精神财富。因此，中国哲学典籍的英译是关乎一个民族哲学文化的传承、交流、发展的大事，是“让世界了解中国、让中国文化参与全球文化交流的一个极好途径。”（汪榕培，王宏，:3)，进而言之，中国哲学典籍英译研究可以分为翻译实践、翻译理论和翻译史三个层面，其中，译史研究能够更好地促进中西文化的会通，从而构建“和而不同、相得益彰”的文化多元化的全球文化格局。中国哲学典籍英译史的研究内容方面是对翻译活动的史实的梳理和描述（翻译了什么？什么没有被翻译？谁在翻译？如何翻译？，另一方面总结不同时期翻译活动的特征与规律，再者则是挖掘翻译史料背后的历史、社会、文化因素（为什么会是这些人在以这种方式翻译这些典籍？翻译的结果又是什么？，最后，以史为鉴，引发对中国哲学典籍英译的原则和方法的思考，但目前国内外，对中国哲学典籍英译的研究多集中在翻译实践和理论构建层面，对中国哲学典籍英译史的研究几近空白，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和世界文化多样化的今天，中国哲学典籍英译史的研究工作亟待展开。
二、国内外中国哲学典籍英译史研究的现状
目前，国内外对中国哲学典籍的英译研究多集中在翻译实践和翻译理论两个层面，而对中国典籍英译史的研究却鲜有人涉足，甚至还没有一本中国典籍英译史的专著问世，就连相关的学术语言文言化的复古倾向--一个值得关注的语言科学技术报告、学位论文和学术论文的编写格式浅析“教学学术”视角下大学教师教学责任意识剖析传播学术中的“欧洲中心主义”――亚洲中从Ontology的译名之争看哲学术语的翻译原则试论新闻学学术规范研究的依据与路径论析大学教师教学与科研的学术责任中学的学术:一个亟待关注的话题试论学术嬗变中的教育创新环境法学的学术特色与贡献
也不绝如缕。其实，这种对翻译史研究的忽略不仅局限在典籍英译当中，“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专门记载历史上的翻译活动的翻译史书籍在20世纪前都相当匮乏。”（李德超，导读：Vii)[3]翻译研究一般分为翻译理论、翻译实践和翻译史三方面。其中，翻译理论着重对“翻译的本质、翻译的'标准、翻译的过程等作理论上的阐释。”翻译实践是“分析汉外各种语言的异同，探讨翻译中的理解和表达、包括对译品的评析。”翻译史则是“对既往翻译活动的记述，包括翻译的文献、翻译组织机构、翻译家、翻译主张、翻译方法等。”（王克非，:3)[4]翻译研究的三个方面互为表里，关系密切，只有共同发展，才能推动整个翻译学科的全面建设。
(D)国外中国哲学典籍英译史的研究现状
即使是现代翻译学科的建构人霍姆斯，在20世纪70年代规划翻译学科发展的路线图中，也只强调了“翻译理论”和“描述翻译”两个方面，而仅仅在翻译理论的“部分理论”的分支下对翻译史以“time―restricted，，的形式稍有提及。国外（以英、法为主）自20世纪60年代，才陆续出版了二十几部翻译史著作，有代表性的学者是斯坦纳（Sterner，G.1975)、德莱尔和伍兹沃斯（Delisle，J.andJ.Woodsworth，1995)、韦努蒂（Venuti，L.1995)。他们的翻译史著作多是对翻译理论和翻译批评史的论述，少有专门记载翻译实践活动的，更鲜有对中西翻译史的论述。
即使是在中西文化交流的第二个高峰期――17,18世纪，中国文化，通过典籍的翻译和传播，对西方文化（启蒙运动、宗教改革、法国大革命）产生了一定规模的影响，中国哲学典籍英译史的研究也未引起重视，有关中国哲学典籍翻译的研讨，散见于国外出版的一些中西文化交流史、中西比较哲学、汉学等著作以及相关的博士论文中，如Lundbaek的论文《欧洲最早翻译的中国史学和哲学典籍》，（1991:29―43);美国汉学家孟德卫的《1500―1800:中西方的伟大相遇?(1998：252-272)如:美国汉学家南乐山（)编辑的《波士顿儒家》，安乐哲和郝大维及其他学者合著了近十部相关学术专著，其中代表作有《通过孔子而思》（1987)、《由汉而思：中西文化中的自我、真理和超越性》（1998)、《自我的圆成：中西互镜下的古典儒学与道家》（1998)、《和而不同：中西哲学的会通》（独著）（)等。
从某种意义上，西方翻译史学家对中国哲学典籍英译史的忽略，豁然彰显了他们的“西方中心主义”的民族优越感，同时也暴露了我国自身缺乏的文化自觉性，没能够把自己文化的精华部分很好地翻译和传播出去。
篇6：回顾与展望中国哲学典籍英译史研究论文
自20世纪90年代，随着我国对外文化输出的文化战略的实施，以及联合国寻求文化多元化的原则的提出，中国典籍英译才逐渐被国人重视起来，尤其是在典籍翻译的实践和理论探索方面，已取得了相当瞩目的成绩：国家新闻出版总署联合湖南人民出版社启动了《大中华文库》英译，国家社科基金于专门设立了中华学术外译项目，不少知名学者如许渊冲、辜正坤、汪榕培、王宏、傅惠生、王宏印、郭尚兴、等也加入典籍英译的实践和理论构建当中。中国典籍翻译研讨会也已经成功举办了7届。南开大学、四川大学、河南大学等多所高校也相继招收了中国典籍英译研究方向的硕士生和博士生。目前，关于中国哲学典籍翻译理论和实践方面的硕博论文也逐年增加，但据作者所掌握的资料，国内还没有中国哲学典籍英译史方面的专著或论文。可喜的是，11月中国首届翻译史研究高层论坛由四川大学和西南科技大学联合召开，会议集中研讨了翻译史研究的现状与发展趋势，与会学者王宏教授也提到了中国典籍翻译史的构想。这次翻译史高层论坛是国内翻译界的一个风向标，它预示着翻译史研究在我国将被逐渐重视起来。
据作者目前搜集到的（截止到月）国内（包括港、奥、台）业已出版的翻译史方面的专著和论文集共30本左右，其中三本有关西方翻译史：谭载喜的《西方翻译简史》（1991，)，谢天振的《中西翻译简史》(2009)(教材），刘军平的《西方翻译理论通史》(2009)，其余二十多本都是对中国翻译史的论述，其中仅有一部――马祖毅和任荣珍（1997)的《汉籍外译史》――是中国典籍外译史的专著，但书中多是对翻译人物、翻译活动、翻译机构、等的历史事实的客观罗列，少见对翻译活动背后的深层原因和译作的影响等社会文化背景因素的剖析，重史实而轻论述。其实，王佐良先生早在1987年《新时期的翻译观》一文中就对翻译史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研究译史，不能仅叙述，要从社会背景和文化交流着眼，要结合文化（包括语言、思想史、哲人）、社会、历史，要考察由翻译引起的大的文化潮流或思想运动。践行王佐良先生翻译思想，史论结合较好的是王克非的《翻译文化史论》（1997)，这也是目前为止，国内出版的唯一一部从翻译和文化史结合的角度，详尽论述了西方著作，包括佛经汉译对于中国社会文化方方面面的意义和影响。
除了翻译史专著和论文集之外，国内（主要是港台）也有少量与翻译史相关的博士论文，其中比较突出的是香港岭南大学王晓云的《翻译、意识形态与话语――中国1895―1911K)、辛红娟的《〈道德经〉在英语世界：文本行旅与世界想象》（)、王琰的《汉学视域中的〈论语〉》英译研究》（2012)、谭晓丽的《和而不同――安乐哲儒学典籍合作英译研究》(2012);山东大学催莹辉（2012)的《〈老子〉英译研究》等。这些著作或论文，要么选择某一个典籍作个案，研究它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翻译和传播，要么选择一个视角，把某一典籍放在哲学的或汉学的背景下考察它的翻译概况，要么圈定一位有代表性的译者对典籍的翻译模式进行探讨，都没有从翻译史的角度系统地论述。
三、对中国哲学典籍英译史研究的展望
翻译史研究已经成为目前国内外翻译学术界的一条短线，对尚未建立理论体系的中国典籍英译研究来说，中国典籍英译史更是一块尚未开垦的处女地，相关研究工作亟待展开。
一方面要汲取国内外已有的翻译史研究成果，特别是勒弗维尔、皮姆、王克非等人的文化史和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如皮姆在《翻译史研究方法》（)提出了翻译史的四条原则：1)翻译史研究需要解释译作为什么会在特定的社会时代和地点出现，及翻译史应解释翻译的社会起因；2)翻译史研究的主要对象不是译本，而是作为社会人的译者；3)翻译史的重点在于译者，要围绕译者生活及经历的社会环境展开；4)翻译史研究应表达、讨论或解决我们当前的实际问题。再有就是王克非的翻译史和文化史相结合的方法与单纯的翻译史相比，更注重对种种翻译现象、事件作文化传播意义上的分析与解释，而不仅仅是翻译史实的叙述和钩沉，即不仅是描述性的，而且是解释性的。“研究不同文化的接触，重要的问题也许不在于它们是冲撞还是契合，而是在于接受一方如何认识、取舍、融合、激发，这是一个比较与选择的过程。”（王克非，1997:65)。这种翻译文化史论的研究思路完全可以借鉴到中国哲学典籍英译史的研究中来，因为中国哲学典籍的英译史同样涉及到中西文化的冲突和融合。在翻译中，我们同样怀有这样的困惑^高质量的、反应中国哲学典籍原貌的学术型译本却没有畅销书作家笔下具有现代阐释倾向的译本更容易被普通大众接受。而王克非(1997:6）则提出了对于历史上的翻译事实，我们不应仅仅关注其翻译质量的高低，更要看到它在文化交流上发生的作用和影响，这正是翻译文化史不同于翻译史和其他翻译研究之处。可谓一语道破玄机，可以帮助我们辩证地看待历史上各种形态的哲学典籍英译本存在的合理性。
其次，中国哲学典籍英译史在具体书写形式上也要借鉴一般的翻译史的类型。翻译史研究有不同的类型：按地域，可以是某一国或地区的国别史；按时间，可以是翻译通史或断代史；按文类，有文学翻译、哲学翻译、科技翻译等；按语言，有笼统的中译外、欧译中，也有具体的英译、法译等；亦或是两者或多者的结合。其中最后一种情况最常见。中国典籍翻译的通史性研究乃是一部恢弘浩瀚的巨著，不是一蹴而就的，尤其在研究的初始阶段，要分国别、分时段、分语种的逐步进行，最后汇总；再者，由于西方语言繁多，文化形态多样，仅停留在一般性的研究上并不能突出文本翻译呈现出的多元化的风格和特点，所以，从一般性研究进入不同国家和语种的翻译研究，才能真正厘清中国文化外传的实际文化历程和特点。
再一方面也需要扎实地做好译本和史料的搜集和整理工作，同时也借鉴相关学科：比较哲学、文化史、形象学、汉学史等领域已取得的研究成果，分国别、分时段地梳理不同历史时期的中国哲学典籍英译本，辩证地分析它们在中西文化交流的背景下所发挥的积极作用和所存在的局限性，试图发现翻译活动的规律和所遵从的原则，从而更好地促进中西文化在平等的基础上互镜互鉴。
篇7：故宫的价值与地位为主题的论文
故宫是什么？是紫禁城，是皇室藏品，是曾在这里发生过的人和事，也是这几方面所组成的文化整体。故宫有着非同寻常的价值以及特殊的地位。认识了它的价值及地位，才能说了解了故宫，也才能明确故宫在当代的意义。
故宫的价值是客观存在的，但对它的认识是一个不断深入研究的过程。80多年来，对故宫的认识经过了四个阶段。
故宫是明清两代的皇宫，又叫紫禁城，中间虽经多次重修和扩建，但仍保持了初时的格局。从14建成至19清朝统治结束，491年间先后有24位皇帝在此居住并执政。
皇宫是封建帝王发布政令的统治中心和豪华生活、奢侈享受的所在，因此总是力求宏大壮丽。西汉初年，天下还未定，萧何便大发民役营作未央宫，“壮甚”，汉高祖刘邦以为过度，怒责萧何，萧何回答说：“天下方未定，故可因遂就宫室。且夫天子以四海为家，非壮丽无以重威，且无令后世有以加也。”刘邦听了大悦。因此，宫殿营造的'指导思想是儒家礼制，是尊卑贵贱的等级制度，它鲜明地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注重巩固人间社会政治秩序，特别是体现统治者的权威与财富，也象征着封建王朝的强大。唐初骆宾王有诗说：“山河千里国，城阙九重门。不睹皇居壮，安知天子尊？”“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王维的诗句，使人们感受到唐代大明宫早朝时的庄严、帝王的尊贵以及唐王朝的威仪。
宫殿是中国古代建筑中发展最为成熟、成就最高、规模最大的一类建筑，故宫则是历代宫殿建筑的集大成者，也是我国古代宫城发展史上现存的唯一实例和最高典范。故宫城墙以内的面积达到72万平方米，现存建筑面积16.7万平方米。紫禁城蕴含着深刻的政治、文化意义，体现了“皇权至上”的伦理思想。它的规划设计是附会封建宗法礼制的，继承了传统的宫城、内城、外城的三重城制度，居都城中央。有大明门、天安门、端门、午门、太和门、太和殿、中和殿、乾清门、乾清宫等五门三殿。明代三大殿等南部建筑为“外朝”，以北建筑为“内廷”，乾清门内及乾清宫之廷为“燕朝”，也就是所谓的“寝”。总体规划布局仍可见“五门三朝”、“前朝后寝”、“左祖（太庙）右社（社稷坛）”，体现儒家的理想和封建礼制。传统的阴阳五行学说在紫禁城建筑中也得到运用。
如果说，秦汉宫殿主要是通过高台建筑形式追求“非壮丽无以重威”；那么隋唐宋元以来，则通过纵向排列，从空间序列上取得整齐、庄重、威严的艺术效果；而紫禁城正是将以往的实践经验兼收并蓄，成为我国封建社会后期宫殿建筑的典范。在建筑布局上，故宫强调所谓“中正无邪”，即中轴对称的方式，从永定门开始，经前门、天安门、端门、午门、太和殿、景山、地安门、鼓楼、钟楼，北京城市和皇家建筑形成一条长约8公里的中轴线。故宫在这条中轴线的中部，其中最重要的建筑外朝三殿和内廷三殿都座落在这条中轴线上，其余建筑则对称布置左右，形成强烈的反差与对比。同时以层层推进、步步深入的手法，给人以深远、悠长之感。太和殿是整个宫殿建筑的中心，它不仅占据了最主要的建筑空间，而且在布局和建筑上还调动了种种手段来衬托它，集中体现了皇帝至高无上的封建威权，“非壮丽无以重威”在此得到绝好的印证。故宫修成后，当时的文渊阁大学士金幼孜作了《皇都大一统赋》称颂：“萃四海之良材，伐南山之巨石”；“以相以度，以构宫室。栋宇崇崇，檐楹秩秩。以盖以覆，陶冶埏埴。以绘以图，黝垩丹漆。焕五彩之辉煌，作九重之严密。”“超凌氛埃，壮观宇宙。规模恢廓，次第毕就。奉天屹乎其前，谨身俨乎其后。惟华盖之在中，竦摩空之伟构。文华翼其在左，武英峙其在右。乾清并耀于坤宁，大善齐辉于仁寿。”“左祖右社，蔚乎穹窿；有坛有庙，有寝有宫。”
作为皇宫的故宫，是皇权的象征，是封建王朝的中枢所在地，成为鲜明的政治符号，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它庄严、肃穆，也充满神秘感。
篇8：探究导引精神史研究范式与文化记忆理论论文
探究导引精神史研究范式与文化记忆理论论文
随着人类精神的普遍自觉和社会历史理论的日益发达，哲学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都面临着方法论自觉的问题: 在一定意义上讲，“如何研究”(研究范式和方法论)和“研究什么”(研究对象和主题)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而对于中东欧思想文化和理论的把握，研究范式的自觉尤其具有独特的重要性。审视20世纪社会历史理论的一些重要领域，就会发现其中围绕着研究范式或者方法论展开了许多争论，诸如微观史学对宏观(抽象)史学、微观政治学对宏观政治学、文化哲学(实践哲学)对意识哲学(思辨理论哲学)、后形而上学思想对形而上学思想的挑战。从深层次讲，这些新的理论范式对原有理论范式的挑战构成了现代性反思和批判的重要内涵，它们共同指向现代性危机的一个重要病症，即理性和理论的普遍化与抽象化问题。具体说，受现代性逻辑支配的意识哲学和社会历史理论习惯于按照自然科学的普遍化、抽象化的理论范式，在人类的历史理解和社会理解中剔除了生活世界、文化世界和个体活动的个体性、差异性、特殊性及历史内涵的丰富性。而缺乏人类鲜活历史体验和丰富文化精神的普遍化理论由此变得空洞、抽象，失去了与现实生活世界和深厚历史经验的本质关联。
在审视当代人类社会的思想理论成果时，如果任凭意识哲学或思辨理论哲学这种抽象化、普遍化的理论范式泛滥，那么，像中东欧这样在历史和文化上具有丰富性和独特性的地区会成为最大的受害者。在被著名地理学家麦金德称作世界“心脏地带”的中东欧这片热土上，积淀了太多宗教的、民族的、文化的、文明的历史冲突和刻骨铭心的历史体验。而从19世纪后半叶起，中东欧地区不仅同许多地区一样经历了以民族复兴、民族解放运动和现代工业文明发展为双重主要内涵的社会转型，而且在20世纪中叶以浓缩和叠加的方式经历了人类社会最深刻的双重历史变迁，积淀了双重特殊的历史体验:一是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现代西方理性文明的深刻危机即现代性危机的直接的、刻骨铭心的体验; 二是对社会主义实践和社会主义改革历史进程的直接参与。这种历史和文化的丰富性与独特性，别的任何地区都不可比拟; 但其带来的中东欧地区丰富、独特的重要思想理论资源，尤其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在那些持“西方中心论”“西欧中心论”的抽象化、普遍化理论范式的`棱镜中却黯淡无光。
因此，为了克服意识哲学或思辨理论哲学的现代性危机，我们在研究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时，尝试着采用一种“精神史研究”的理论范式。我们的关注重点没有停留于所研究对象的理论逻辑体系和思想本身演变过程的完整，而是要把握特定的思想理论与特定的文化精神和历史体验之间的一种不可分的内在关联。从研究主题看，精神史研究的侧重点是建构起理论家、思想家的思想理论与他们个体的、民族的及人类的历史文化积淀和历史体验水乳交融的精神共同体; 从研究领域看，精神史研究试图凸显的是特定的历史、文明、文化、文学、哲学相互交织的文化共同体。我们希望这样的精神史研究所得到的成果不再是抽象的、冷冰冰的理性逻辑体系，而是丰富的、鲜活的文化精神和思想价值诉求。
应当说，这种以文史哲交融为重要途径的精神史研究范式并非一种独创，其本质精神和研究路径与20世纪许多思想资源一致或相近。例如微观政治哲学、年鉴学派微观史学、生活世界理论和日常生活批判、文化哲学，特别是二三十年来影响力日增的文化记忆理论等，对于我们在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研究中找到通达理论背后人类真实的历史体验和文化精神的途径，都有重要的启示。本期我们翻译刊发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著名代表人物赫勒和文化记忆理论奠基人阿斯曼夫妇有关文化记忆理论的论述，以及温权博士关于精神史研究和概念史研究的论文，作为我们探讨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研究方法论问题的开端。我们相信，对此问题更多角度和维度的思考与探讨不仅会对深化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研究大有裨益，而且对于哲学社会科学其他领域的研究也会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篇9：二十世纪中国古代农村社会史研究的回顾与思考论文
二十世纪中国古代农村社会史研究的回顾与思考论文
中国农村社会史研究发端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总体上看，它经历了二三十年代的艰难起步、五六十年代的曲折行进、80年代以后的蓬勃发展这样三个阶段。本文在查阅大量相关论著的基础上，勾勒出二十世纪中国古代农村社会史研究的基本轨迹，为深入开展农村社会史研究提供一些学术背景资料，并对当前如何开展农村社会史研究提出自己的想法。
一、农村社会史研究的艰难起步
二十世纪初，中国史学研究出现了一个具有转折性意义的变化。在梁启超等人的倡导下，史学研究开始摒弃传统史学专注于“精英政治史”研究的模式，将历史研究的视野投向“普通民众史”这块荒漠中。与此同时，这一时期西方社会科学理论和研究方法的引进，也使得历史研究者们找到了一个新颖的研究理念和研究模式。运用多学科的理论和知识，注重多方位、多层面分析研究历史，在当时虽然还没有形成蔚然风气，但已经成为一种不可忽视的研究态势。另一方面，二三十年代中国农村社会问题的凸现，既为历史研究者们提供了鲜活的研究素材，也为他们从事农村社会史研究增添了强劲的动力。也就是说，“救治农村”不但是当时政府要员和经济学家反复讨论的重要议题，也是历史研究者探讨农村社会发展历史的理念和旨归。在这种学术背景和社会背景下，农村社会史作为一棵蕴含无限生机的幼苗，开始萌芽于学术殿堂之中。
然而，与大多数新学科的诞生状况相同，农村社会史因其前沿性、交叉性、综合性的特点，其萌芽过程是艰难、缓慢的。无论是研究的广度，还是研究的深度都极其有限，研究成果也相对较少。其中比较重要的成果有这样几种：闻均天的《中国保甲制度》、江士杰的《里甲制度考略》、黄强的《中国保甲实验新编》，这三本著作对农村社会控制体制的产生、发展、类型和特征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论述。黄绶的《唐代地方行政史》，探讨了唐代地方行政体制的建置、结构及其功能；蒙思明的《元朝社会阶级制度》，对元代农村社会中地主、农民等阶级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解树民的《中国的农民运动》，对历史上民众反叛问题进行了论述。王仲鸣的《中国农民问题与农民运动》，对农村贫困化和农民离村问题进行了调查和研究。此外，周谷城的《中国社会之结构》、《中国社会之变化》、陶希圣的《婚姻与家族》、瞿同祖的《中国封建社会》、邓云特《中国救荒史》、王龙章的《中国历代灾况与赈济政策》、于佑虞的《中国仓储制度考》、万国鼎的《中国田赋史》、郎擎霄的《中国民食史》等等，虽然不是以研究农村社会史为旨归，但亦大量涉及农村社会史的内容。不仅如此，熊得山、王毓铨、嵇文甫、万国鼎、黄毓甲、王亚南等学界前辈还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对属于农村社会史的一些具体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二、农村社会史研究的曲折行进
新中国建立后，随着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地位的确立，史学界曾掀起了对中国社会形态、社会性质等问题讨论的热潮，在深入探讨中国古史分期、亚细亚生产方式、中国封建土地制度、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原因、农民战争史等问题的同时，农村社会关系、农村土地占有形式、农民的生活状况等问题也得到了一定的关注。但是，由于不是研究的主流，涉及到农村社会史的内容极其有限，成果也就显得极其单薄。据笔者所知，除了梁方仲《明代粮长制度》、唐长孺的《三至六世纪江南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韦庆远的《明代黄册制度》、傅衣凌的《明清农村社会经济》外，关于古代农村社会史的重要著作还不多见，只是零散地发表了大量的研究论文，如刘毓璜《试论农村公社的过渡性质与中国农村公社的发展》、韩连琪《春秋战国时代的农村公社》、傅衣凌《论乡族势力对于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的干涉》、左云鹏的《祠堂族长族权的形成及其作用试说》、杨讷《元代农村公社制研究》等，称得上是这一时期农村社会史研究的代表作。此外，还有一些通史、断代史著作及论文集中也涉及不少农村社会史的内容。
总的来看，这一时期由于受到政治史范式的影响，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研究多样化的.基本精神被完全忽视，社会变革问题被认定为史学研究的核心议题，由此不可避免地导致史学研究的畸形发展，与社会政治史无关的任何内容都被排斥到主流史学之外。这就决定了农村社会史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依附于若干重大问题的讨论，虽然可以从这些讨论中获得推动力，但也由此限制了农村社会史研究的独立和全面的展开。赵世瑜先生在《二十世纪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回顾与思考》（《历史研究》第6期）中所说，“本应内容丰富、方法多元的社会史研究较30—40年代的发展趋势受到阻滞”，“与社会史相关的各主题研究的展开，与其批判传统政治史的新史学基本游离开来，甚至回到传统政治史的老路上去，没有把握住马克思开辟的社会经济史的新史学优势”，就是对当时社会史研究状况的精辟概括。在这种情形下，农村社会史研究的良好发展势头被中断，代之而来的是停滞不前、萎缩不兴的状态。这种状况的出现，不能不是中国学术史上的一个重大遗憾。
三、农村社会史研究的蓬勃开展
8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社会科学研究事业的全面发展，农村社会史这棵幼苗在历经五十多年的风风雨雨之后，终于迎来了生长舒展的时机。在各种因素的驱动下，农村社会史研究呈现出蓬勃发展的良好态势，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学术论著大量涌现。据笔者不完全统计，从1980年到，国内共出版有关中国古代农村社会史的论著50余部，发表的论文有多篇，大部分研究集中在农村经济、农村管理体制、社会结构、家族和婚姻、社会保障、农民生活、民众反叛等方面。
此外，在“八五”和“九五”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中，有关古代农村社会史内容的课题也倍受关注。仅1993年到20期间，就确立了22项属于古代农村社会史内容的研究项目，多集中在区域农村社会史、乡村管理体制、家族制度、农民生活、民间信仰等问题上。
二是学术活动相当频繁。在1986年到2000年期间，共召开8次中国社会史研讨会，每次都有涉及农村社会史方面的论文。尤其是1992年召开的中国社会史第四次研讨会，以“社会史研究与中国农村”为研讨主题，表明农村社会史研究已经引起研究者们的高度重视。至于议题涉及到农村社会史的中小型学术会议更是接连不断。如1980年10月召开的“自宋至1900年中国社会和经济史”中美学术讨论会、1987年12月召开的“国际清代区域社会史暨全国第四届清史学术讨论会”、1993年6月召开的“传统农业与小农经济”学术讨论会、1994年11月召开的“首届国际徽学学术讨论会”、1995年8月召开的海峡两岸“传统社会与当代中国社会史”学术研讨会、1995年10月召开的“社会转型与文化变迁国际学术研讨会”，等等，都对农村社会史的一些具体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中国社会史研究重镇的南开大学，不仅举办过首届中国社会史研讨会，还在8月举办过“明清以来中国社会国际学术讨论会”、2000年8月举办过“中国中古社会变迁国际学术讨论会”。为了推动农村社会史研究的深入开展，还组织过“中国历史上的农民”的学术讲座，并且将讲稿编成《中国历史上的农民》一书出版，对促进农村社会史研究工作的开展确是功不可没。
三是研究领域逐渐拓宽。80年代以前，学者们研究的眼光多集中在农村经济、阶级结构、乡村管理、农民战争、农民地位等问题上。80年代以后，研究领域进一步拓宽，农村生态环境、乡村管理体制、农村人口、农村家庭和婚姻、农村社会流动、农村社会保障、农民社会心态、农村文化等等问题开始进入学者们的研究视野。
在综合性研究方面，孙达人的《中国农民变迁论》、秦晖的《田园诗与狂想曲》和白钢的《中国农民问题研究》，从宏观角度对中国农民和农村问题进行了深入考察，指出了农村社会发展变化的内在规律和中国农民的发展道路，是国内农民问题研究中理论性最强、论述最精赅的专著。齐涛的《魏晋隋唐乡村社会研究》和马新的《两汉乡村社会研究》，是我国最早两部研究乡村社会的断代史著作，分别考察了魏晋隋唐和汉代乡村建制的变化、乡村的生产条件、乡村的阶级结构、农民的经济生活和精神信仰，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此外，对农村区域社会的综合性考察也取得了重要的成就，如叶显恩对明清徽州农村社会的研究，王笛对长江上游农村社会的研究等，也都取得了重大的突破。
在农村经济方面，郑昌淦的《明清农村商品经济》、曹幸穗的《旧中国苏南农家经济研究》、于琨奇的《秦汉小农与小农经济》、史志宏的《清代前期的小农经济》、国家财政部组织编撰的《中国农民负担史》第1卷、钟兴永的《中国集市贸易发展史》等等，对小农经济、农村商品经济、农民负担等问题都有深入、系统的研究。此外，李根蟠、方行、秦晖、龙登高、陈平等还发表了大量的论文，对小农经济的性质、小农经济的作用、小农经济的生产结构、小农与市场的关系、小农社会地位的变化等问题的研究，使小农经济问题的探讨上升到较高的理论层面。
在农村基层组织方面，柯昌基的《中国古代农村公社史》、仝晰纲的《中国古代乡里制度研究》、赵秀玲的《中国乡里制度》等专著，是建国以来这方面研究的代表性著作，在体系上比三、四十年代的同类著作更加完整，在内容和视角上也更加丰富和新颖。此外，学者们还以乡村行政体制为切入点，进一步探讨国家权力与乡村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刘志伟的《在国家与社会之间——明清广东里甲赋役制度研究》、王棣的《宋代乡里两级制度质疑》、《从乡司地位看宋代乡村管理体制的转变》、徐勇的《中国古代乡村行政与自治二元权力体系分析》等文，就是这方面比较典型的探索之作。
在阶级结构方面，冯尔康的《中国社会结构的演变》、张泽咸的《唐代阶级结构研究》、王曾瑜的《宋朝阶级结构》、经君健的《清代社会的贱民等级》、马新的《两汉乡村社会各阶层新论》等著述，对作为乡村主体阶级的地主、农民和佃户都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八十年代以来，学术界对农村各阶级、阶层开展了专题研究，其中对地主和农民的形成、发展、构成、特征和地位等问题的研究有突破性的进展，成就比较突出者有傅衣凌、经君健、何兹全、罗仑、李根蟠、冯尔康、伍丹戈、张显清、葛金芳、方行等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编辑部、南开大学历史系等单位还举办过专题讨论会，并出版了《中国古代地主阶级研究论集》、《中国封建地主阶级研究》和《中外封建社会劳动者状况比较研究论文集》。此外，在下层民众问题上，魏晋南北朝的部曲佃客、宋代的乡村客户、明清农村佃仆等，也引起了不少学者的关注。
在家族与婚姻方面，专门论述古代农村家族与婚姻问题的著作还不多见，但一些研究中国家族与婚姻问题的论著，往往涉及到这方面的内容。就家族而言，朱勇的《清代宗族法研究》、徐扬杰的《中国家族制度史》和《宋明家族制度史论》、王玉波的《中国家长家庭制度史》、张研的《清代族田和基层社会结构》、李文治、江太新的《中国宗法宗族制和族田义庄》、冯尔康、常建华的《中国宗族社会》、杨际平、郭锋的《五——十世纪敦煌的家庭与家族关系》、郑振满的《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陈支平的《近500年来福建的家族社会与文化》等著作，都对农村家族和宗族问题给予了一定的关注。至于农村婚姻问题，90年代才有部分学者利用大量档案资料和统计方法，对民间婚姻关系进行探讨，郭松义的《伦理与生活——清代的婚姻关系》、王跃生的《18世纪中国婚姻状态研究——建立在1781-1791年个案基础上的分析》和《清代中期婚姻行为分析——立足于1781-1791年的考察》等，堪称是这方面的拓荒之作。
在农村社会保障方面，历史上乡村社会保障问题也是近年来研究的热点，研究者主要致力于探讨在非常状态下乡村社会的保障机制，如减灾机制、扶贫机制等，揭示出国家政权在维护基层社会稳定中的作用。如李向军的《清代荒政研究》，对救荒的基本程序和主要措施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论述；龚书铎主编的多卷本《中国社会通史》中，也专辟章节探讨不同时期的社会保障问题，对农村社会保障问题也有论及。此外，钟永宁、陈关龙、王日根、王建革、吴滔、姚兆余等相继撰文，对国家权力在减灾中的作用、地域社会的赈灾行为、灾害救济与乡村社会控制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在社会心态方面，目前的研究大多集中在民众信仰和若干农民领袖人物的思想活动上。侯旭东的《五、六世纪北方民众佛教信仰》一书，是近年来研究农民信仰问题功力深厚的一部著作。该书利用向来被人们忽视的造像铭文作为研究资料，论述了五至六世纪北方民众佛教信仰的内涵及活动特点，考察了普通民众的信仰及其与佛教教义、中土佛教思想之间的互动关系，折射出当时民众的基本心态。贾二强的《神界鬼域——唐代民间信仰透视》，是第一部全面论述唐代民间信仰的专著，该书对唐代民间信仰进行了分类研究，着重探讨了佛教与民间信仰彼此的双向作用。马西沙、韩秉芳的《中国民间宗教史》、李尚英的《中国历史上的民间宗教》，对民间宗教的起源、发展、演变和衰亡过程、组织状况、经卷、思想及群众基础都作了比较全面的研究。喻松青《明清白莲教研究》、秦宝琦《清前期天地会研究》，则对白莲教、天地会等民间宗教的产生、发展、功能、作用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
在社会生活方面，研究成果相对较少。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曾出版了一套中国古代生活丛书，其中有雷家宏的《中国古代的乡里生活》、赵荣光《中国古代庶民饮食生活》、高春明的《中国古代的平民服装》、张仁善的《中国古代民间娱乐》等著作，篇幅虽然不长，但理论水平高，信息含量大，融研究性和普及性为一体。此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陆续出版的《中国古代社会生活史》丛书、冯尔康和常建华合著的《清人社会生活》、黄正健《唐代衣食住行研究》、钱杭和承载合著的《十七世纪江南社会生活》等等，也有不少篇幅涉及古代农民的生活内容。至于从不同时期、不同角度探讨农民生活的论文，则更是不胜枚举。限于篇幅，此处不一一罗列。
在中外农村社会史比较研究方面，南开大学历史系编撰的《中外封建社会劳动者状况比较研究论文集》、刘朝明的《中外农村产业结构比较研究》、徐浩的《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农民卷》等，从生产条件、经济结构、生活状况、社会冲突等方面对中外农民进行了比较研究，从而使人们更清楚地了解到中国农村社会发展的特殊性和局限性。
四 思考与展望
从上面介绍中可以看出，二十世纪中国农村社会史研究虽然起步较晚，又经历很多曲折和困惑，但还是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无论是在研究范围的拓展上，还是在研究主题的深化上，都不难看出农村社会史研究的良好势头。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二十世纪农村社会史研究仍然存在很多不足和缺憾。只有正视这些不足和缺憾，才能在今后的研究中取得更大的进展和突破。
第一，理论研究明显不足。理论是一门学科的灵魂，理论体系的建立及其在研究中的应用状况，直接决定一个学科的发展水平及研究成果的实际价值。可以说，是否具备一定的理论体系，是衡量该学科是否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农村社会史研究也是如此。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对农村社会史理论问题的探讨几乎近于空白。如农村社会史研究的对象和属性问题、农村社会史研究的模式和方法问题，如何借鉴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经济学、人口学和心理学等学科理论，构建一套系统的、合理的理论体系问题，等等，至今还是无人涉足的荒漠区。毫无疑问，历史资料的收集和整理，是农村社会史研究的必经之途，但是，简单地停留在对资料的排比、解释上，不能称之为科学的研究，还需要从设定概念入手，构建出一套内在联系极其密切的理论和模式。这样做，就必须借助于其它学科的理论。以社会学为例，社会学在解释社会结构和社会行为方面有一整套独特的理论，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有结构功能理论、社会冲突理论、符号互动理论、社会交换理论、社会关系理论（如分层理论）、社会控制理论（如安全阀理论）、社会变迁理论（如现代化理论）、社区理论、社会角色理论、失范和越轨行为理论、集体行为和社会运动理论等等，如何借鉴这些理论，建立一套反映中国农村社会发展的理论模式，无疑是研究工作中的重要课题。当然，理论创新不是简单地借用其它学科的一些概念和范畴，更不是生搬硬套其它学科的一些理论，而是在探寻农村社会发展中相关变量之间内在关系的基础上，推演出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解释模式。在这方面，国外不少学者的做法非常值得我们借鉴，如美国学者施坚雅的三级市场理论、黄宗智的小农经济内卷化理论，尽管有很多不完善之处，但对我们从事农村社会史研究来说，无疑提供了崭新的思维方法和研究模式。
第二，研究内容很不平衡。从目前发表的论著来看，农村社会史研究在空间上和时间上都存在着一定的不平衡性。首先，从空间上看，华北和东南地区是近年来学者们关注的焦点，其它地区的农村社会史研究，虽然也取得了一些成果，但一直比较薄弱。这固然是当代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带来的结果，但如果这种状况不加改变，不仅不利于从整体上了解中国农村社会发展的状况，也不利于对各地区进行横向比较和定位分析。其次，从时间上看，目前的研究多集中在明清这一时段内，对其它时段的关注则显得不够。这种状况显然不利于考察中国农村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因此，在断代性农村社会史研究的基础上，力求选择一个较长时段来开展研究，应该是农村社会史研究的发展趋势。
第三，研究范围需进一步拓宽。农村社会是古代中国社会的基础。农村社会的物质表征和文化品格，是中国传统社会各种文化形态的渊薮。因此，农村社会史的研究范围非常广泛，所包括的内容是极其丰富的。但目前的研究中明显存在着顾此失彼、冷热不均的现象，主要还是围绕农村行政体制、农村经济、阶级结构、宗族组织、社会失控等问题。我们认为，无论是从事农村区域社会研究，还是从事农村社会史整体研究，至少应包括这样一些内容：（1）生态环境，包括农村的生态条件、人口、资源状况；（2）农村经济，包括农村的生产方式、产业结构和收益状况；（3）农村社会组织管理，主要指农村社会基层组织及其运作方式；（4）社会结构，包括户籍划分、阶级结构和社会阶层；（5）农村人口，包括生老病死、人口素质、人口结构、空间分布等；（6）农村婚姻，包括婚姻观念、婚姻行为、婚姻状态等；（7）家庭和宗族，包括家庭结构、宗族制度的发展变化、宗族制度的组织形态、政权与族权之间的关系、宗族制度的社会功能等；（8）社会流动，包括正常流动（如以经济为基础的上下层之间的流动，以科举考试为台阶的垂直流动）和非正常流动（如各种因素导致的人口迁移、非常状态下农民地位的变动等）；（9）社会冲突，即从失控与整合的角度研究历史上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探讨社会冲突的形成动因、冲突的社会组织以及冲突的社会功能；（10）社会保障，包括社会保障的方式、运作机制及其社会功能；（11）社会心态，主要指农民的社会心理结构，包括价值观、政治意识、宗教意识、社会意识和日常生活意识；（12）农村文化，包括乡风民俗、宗教信仰、生活方式、节庆文娱。
第四，研究方法有待完善。如前所述，农村社会史是一个交叉性很强的学问，它需要在积累大量资料的基础上，借鉴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经济学、人口学和心理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才能对农村社会发展过程中各种问题做出系统的、深入的分析。单纯采用传统史学的实证研究方法，难以揭示农村社会发展过程中各种变量之间的内在关系，因而也就难以获得符合历史真实的认识和结论。但是，如果忽视历史资料的积累，光是停留在理论层次上进行浮光掠影式的讨论，难免会得出一些似是而非、不适合实际情况的结论。因此，如何做到各种研究方法的融合和互补，也是研究工作者需要认真思考的重要问题。实际上，20世纪80年代以来，不少学者在对特定对象进行研究时，已经将传统史学的实证研究方法与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相结合，取得了良好的效果。除了田野调查方法之外，社会学的个案研究法、抽样研究法、访谈法、问卷法，经济学的统计分析方法、数学模型方法等等，同样可以在农村社会史研究方面加以运用。这就需要我们在完全了解掌握这些方法后，结合研究的需要进行合理、有效的运用。
第五，横向合作的力度不够。目前国内的农村社会史研究还处于“游击战”的状态。在研究方式上，还没有专门从事农村社会史研究的机构，学者们基本上分散作战，缺少必要的沟通和交流。在研究内容上，大多是根据各自的兴趣和特长，进行一些专题研究，缺乏系统的研究计划和研究目标。我们认为，只有加强横向合作，齐心协力，才能将我国农村社会史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高峰。
篇10：以夏游为主题的600字作文
以夏游为主题的600字作文
这周三，我们去塘头麒麟山春游，噢不，应该是夏游，因为立夏已经过了。
原来，我们是上上周三要去春游的，因为下雨，没去成。虽然这是第二次通知要去春游，但我们热情丝毫未减，激动了一夜，平时雷打不醒的同学大清早的就醒了，因为这是我们第一次去野炊，也是我们最后一次在小学阶段参加春游！
我们背着鼓鼓的背包，坐着车到了麒麟山，步行上山，在一块平台上玩了一个小时左右的游戏后就去野炊的地方。
野炊的地方有一张张小石桌，还有相对应的石垒的石灶，里面都正生着火，上面放着一口大锅。我们找了一张桌子，在地上铺上桌布后，把包全放在了上面。
我刚放好包，刚起身，就听见一声响叫，一抬头，看见我们组的锅斜着，有一半在火里。原来方欣予试着把锅拿起来，可锅太重了，她拿不动，手一滑，锅就翻了。邻桌的魏煜骅见了，白了我一眼，走过来帮我们把锅扶正，还嘀咕了一句：“女生就是没用！”
接下来，我们开始烧菜，方欣予和黄晨语先一起烧好了贡丸汤，拿来了两个碗，要往里倒，可拿不动锅，就让我去把锅拿起来。其实锅很重，可我一想到魏煜骅的那句话心里不服气，一用力，竟把锅拿起来了，并把汤一滴不剩地倒进了碗里。
然后，她们又烧了番茄炒蛋。这时，顾静怡从包里拿出了一块塑料袋包装的生牛排，对我们说：“先烧这个，天气热容易坏！”
牛排烧熟后虽然好吃，可生的时候是一块血淋淋的'肉，其他人碰都不敢碰。于是，我接过装牛排的盘子，一下子把牛排连血一起倒进锅里，开始烧牛排。烧牛排时，锅里冒出来的烟四处乱飘，熏得我们一边烧牛排，一边流眼泪。此时的我已经泪流满面，眼睛难受死了。
后来，胡诗晨烧了带鱼，叶芯妤烧了藕，黄晨语烧了四季豆，我和方欣予一起烧了海带。最后，方欣予在网上搜来可乐鸡翅。网上说要老酒，可我们没有老酒，就把顾静怡的鸡尾酒倒进去了，然后放了鸡翅、可乐、酱油等。虽然看起来乱七八糟的，但味道还是不错滴。
吃饱喝足后，我们坐上了回家的大巴。我晕车，在车上闭目养神，可韩文野这个人很不识相，说她快要吐了，要睡觉，就趴在我肚子上。我肚子被她压得十二分不舒服，差一点就吐了。
小学的最后一次春游就这么快乐地结束了，真希望时间能走得慢一点，让我们多享受一会儿春游的快乐时光。
篇11：探讨阿米蒂奇与思想史研究的国际转向论文
探讨阿米蒂奇与思想史研究的国际转向论文
在世界范围内，历史学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一直没有停止追求自我更新的步伐。在现实政治环境、学科内部发展以及学科交叉作用等多种因素影响下，许多“转向”应运而生，它们不只停留于口号，而发生在历史学各分支领域实践中，带动一批新研究的出现，使史学变得更为多元和丰富。其中，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文化转向”( the cultural turn)和“语言转向”( the linguisticturn)堪称其中最具影响、最被热议者。①而就在最近，一股“全球史”的浪潮又在哨然掀起，它试图打破以往史学中民族国家和特定地域的叙述界限，在空间上重新塑造历史学的眼光，其影响之大，亦有形成“转向”之势。
当然，近几十年来的“转向”多以“非替代性”为特点，着眼于对既往研究的整合与重构，并不会让历史学一夜变天、重起炉灶。但是“转向”之所以能成为“转向”，也在于它大体上会在历史学各个分支领域(或称“次领域”)内同时发生，而形成集合态势;若只是限于某个次领域内的新观点，尚不足以成为“转向”。②思想史作为历史学中较为特殊的一个次领域，③也深受以往各“转向”影响，而在史学的“语言转向”中则是最早投入的生力军。④近年来，欧美一些思想史家也在从事语汇、观念、文本、思潮等跨国家、跨地区流动甚至是“全球性”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响应“全球转向”。然而，迄今为止还很少有学者能像大卫.阿米蒂奇( David Armitage)一样提出鲜明的思想史“国际转向”( the international turn)的主张，对这种趋势本一阿米蒂奇其人与“国际转向”的提出。
大卫·阿米蒂奇现为美国哈佛大学历史系劳伊德·布兰克费恩(Lloyd C. Blankfein)讲座教授。他出生在英国，1992年在剑桥大学获博士学位，之后曾任教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阿米蒂奇勤于笔耕，著述丰赡，他己出版的著作包括《‘英帝国”的观念溯源》等五种，③目前正在撰写《内战:观念中的历史》( Civil Thar : A History in Ideas)。而他主编的各类著作则有11种之多。④此外，他还是诸种系列丛书的主编与编辑，其中就包括由他在剑桥的老师昆廷·斯金纳(Quentin Skinner)创立、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著名思想史研究丛书“语境中的思想”。
阿米蒂奇出生于英国曼彻斯特以南的斯托克波特镇。他的父亲是英国海军工程师，常年在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地服役，童年与父亲的交谈激起了他对大西洋和太平洋历史的浓厚兴趣，在他心中埋下了种子。但他并非一开始就研究思想史或国际史。阿米蒂奇刚进剑桥时，学习的专业是英语文学，直到博士阶段，在研究弥尔顿《夫乐园》时才开始对思想史产生兴趣，而后他到普林斯顿大学访问两年，在埃略特(J. H. Elliott)教授引导下，选择近代早期英国思想史作为研究方向。幸运的是，他得到斯金纳的帮助，回到剑桥后转到历史系，并最终完成一篇有关‘筷帝国”思想的博士论文。
博士毕业后，阿米蒂奇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十余年(1993-)，在此期间他继续英国思想史研究。按其所述，当时北美的“英国史学”正面临着危机和转向，学者大多不满足于在既有论题中固二为什么思想史研究需要“国际转向”? 如果我们追溯‘嗯想史”这种史学叙述的产生过程，那么在一开始“国家”并不成为问题。在16,17世纪，欧洲较早一批叙述“历史上的思想”的学者，都基于一种世界主义的眼光，其自觉问题也是普世的。①在早期，这一眼光可能是一种延续己久的基督教普世主义所致。而到了18,19世纪，启蒙运动及其后的几代学者有意识地以超越国家和民族框架的方式对观念进行思考，他们论述的前提，往往就是观念乃人所共通，不分种族、阶层、性别、年龄等。这种普世的取向被阿米蒂奇称作是“非国家的”但在最近的一个多世纪，尤其在所谓“非西方”世界的学者中间，由于政治以及其他各种因素的影响，国族化的思想史书写相当常见。如果仅仅以民族国家为单位来叙述思想史，那么对后者的普世性并不会构成太大挑战。
但问题在于，这些研究“非西方”的学者仍然需要使用西方概念(比如各种“主义”)来对本土思想进行描述。这种“本地的”思想史研究中始终贯穿着张力，既一方面要在西方概念的框架中对本地思想进行定位，另一方面则尽可能地强调本地思想的特殊性。 “本地的”思想史反过来又会强化民族国家的界限，当学者们建立起一套本民族的思想历史谱系后，它很容易固化，形成斯金纳所说的一套“神话”( mythology)，仿佛这些观念本来就如此存在。③这样，非西方的思想史在将西方概念普遍化的同时，又在不断地营造着“特殊”的普遍概念，扩充原概念的内涵，甚至使后者看起来像是“分化”成了许多不同的概念，加剧了思想史的地区割裂性和碎片化。
以笔者较为熟悉的“人文主义”( humanism)概念为例，这一概念在世界各地区的传播，使学者们(西方和非西方的)都倾向于以其为工具研究各民族思想，比如论述中国传统或儒家的人文主义在20世纪大行其道。现有思想史辞典在解释“人文主义”时，往往需要把世界各文明、各地区的“人文主义”都包容进来，而各种“人文主义”之间又颇有差异，形成碎片化的景况。④“碎片化”和“多元化”不同，前者是“固化”的产物，它强行用“人文主义”之类西方概念描述各地本土思想，不但会频繁衍生出新的概念内涵，还可能抹煞本土思想原有的丰富性和活力。⑤
其实，以民族国家为单位来叙述思想史，其方法本身并无谬误。特定民族国家往往与特定语言相关，尤其对于那些由长期延续、稳定发展的文明转型而来的民族国家(如中国)而言，语言及其产生的一整套文化，正是思想产生和演变的土壤，也是其独特性的来源“后殖民”思想家法侬(Fra-ntz Fanon)的著名说法是:“说一种语言，就是在承担一个世界，一种文化。”⑥从整体来看，这都可以都归结为思想产生的“语境”。按照凯利(Donald Kelley)的研究，西方的思想史研究中一直都存在着“内在理路”和“外部环三阿米蒂奇的“国际转向”与‘全球思想史”之前景作为斯金纳的学生和“语境中的思想”丛书主编，阿米蒂奇对思想史研究中的“语境”取向非常熟悉。而且，作为“国际转向”的倡导者，他主张一种更为灵活、更为宽泛的“语境”理解。
在回应葛兆光时，阿米蒂奇提出，‘政治语境”和“语言语境”固然重要，但它们并不是全部，“语境”既不能等同于“当时代的政治文化”，也不能完全由语言所决定“语境”可以是文化的、宗教的、制度的、经济的，更重要的是，它不一定是语言的或者概念的，也可以是物理的或者空间的。也就是说‘语境”可以超出国族边界、语言边界，甚至它会处在不断流动变化中。①如何理解这点?慕唯仁(Viren Murthy)在评论中提出了一个很有趣也很关键的问题:“为何有些观念(比如革命、民族自决等)会在特定时间里，特别容易成为全球性的观念?”②这个问题是单纯的“民族政治语境”和“语言语境”所无法解决的。尤其在最近几个世纪里，跨国家、跨语言的全球“语境”和“在地”语境一样重要。阿米蒂奇研究触立宣言》文本在全球的传播，即能最清楚地表明，民族革命、民族自决的观念是如何在不长的时间里迅速蔓延全球，尤其是蔓延至“非西方”世界，为这些地区的人们提供了一个“语境”，使之同样表达出自己的“独立宣言”。其实，无论是“语境”取向还是“空间转向”，都可以被思想史的“国际转向”借助，来反对国族主义历史书写的“固化”模式。要冲破这一“固化”牢笼，最基本的态度是对思想流动性和对话性的充分强调。按阿米蒂奇的想法，英国的自由主义和印度的自由主义当然有差别，各自有其成长的“生态环境”，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就会分化成两个概念，事实七“它们的立论并不忽视彼此，而是经由对话，考量当地接受条件、流通性以及论点的交互影响”。③所以，正确的态度不是急于塑造出两种不同的“自由主义”发展谱系(英国的/印度的)，而是具体分析它们相互对话、接受、彼此影响的特殊“语境”。只有这样，它们才不会被人为的国族界限所割裂“自由主义”概念也能得以包容更多地区经验，在更宽广的思想基础上找到自己的定位。
普世取向是思想史的内在要求之一，但经历了20世纪民族国家诞生浪潮后，启蒙时代的那种简单的“非国家的”思想史己经很难再成立。在阿米蒂奇看来，目前需要的，是一种整合跨国经验的“超国家的”( supra - national)思想史。④提出口号固然容易，在今天的情况下，要整合跨国经验、甚至全球经验的思想史，该如何使用我们己经习以为常的那些基础观念?毫无疑问，在经历了这一波“在地”思想研究的热潮后，启蒙时代的.西方思想家们勾划出的诸如自由、民主、人道之类的宏大观念，尽管其词汇形式没有变，但内涵己大不相同。在近几十年来的后殖民批判浪潮中，对“欧洲中心主义”的批判己成为思想界的“政治正确”，这些宏大观念背后附带的权力运作，或者说“霸权”( hegemony)，己被充分曝露。学者甚至试图将生发了“现代性”的欧洲经验描述为一种“地方经验”，以此来实现对“中心”的消解。⑤但消解之后，“无中心”或者“多中心”的状况，无疑使得“国际的”或是“全球的”思想史又面临着同一性的困难。
然而，无论是阿米蒂奇还是他的评论者，都极为看重以后殖民理论和“空间转向”为代表的取向对思想史研究的意义，如果不是它们带来的对启蒙以来普世观念的反思和对观念“在地”情景的充分考量，那么不同地区间的思想裂痕将越来越大，要寻求新的“超国家的”观念就无从谈起。所以，要真正实现一种“全球思想史”，并不只是研究“国际”或者“跨国”思想史即可，它需要基于全球经验的观念基础。与整体的全球史研究一样，在当前，‘全球思想史’只能更多地体现为愿景和方向，各国史学界在理论和实践等方面都未实现意见统一，④若强而为之，则只是空头大名，内里还是散落的地方或局部经验的拼合。比如弗雷德里克·库柏(Frederick Cooper)就提出，即使是目前出现的跨语言·跨地区思想联系的研究，也只能称之为“互相联系的历史”( interconnected history)，还不能构成“全球”。
为什么说目前思想史研究所能提供的观念基础还不够宽广?这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从时间上看，由于对观念跨国、跨地区流动的强调，现有的“国际”思想史更多关注的是此类流动较为频繁的近几个世纪，然而，对于各文明相对独立发展的较早时间段，仍然需要有能真正突破各自文明“语境”的“中心重定”。第二，从空间角度春“全球史”或者“全球思想史”关注的空间范围，应该包括整个地球，不仅是那些己经发展出高度现代文明的国家，也应包含那些尚未接受现代文明，甚至是还处于相对原始状态的地区。⑥“全球”对思想史的空间视野提出了更高要求，而要完成这一目标，还需要思想史学科外的，诸如人类学和社会学的帮助。
但无论如何，对大部分学者来说，民族国家还是现实的生存境遇。可以想见，除非在“帝国一民族国家”后，人类的组织格局出现新的变化，否则民族国家的历史书写仍将长期存在。但是，我们或许可以期待，经过这一轮的“国际”和“全球”转向之后，包括思想史在内的历史书写，将具有新的、更为宽广的眼光，而千百年来极大地影响了人类生活的一些思想观念，也会被重新加以认识。
篇12：文化自信为主题的论文
文化自信为主题的论文
一、文化自信的含义
什么是文化自信呢?从字面来理解，就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和其所属的人民对于自己拥有的灿烂的历史文化的自信，它表现为充分认识了解和学习发展自己的文化知识，充分利用自己的文化知识来为自己的发展添砖加瓦。
当今是一个文化多元的世界，各个民族都在彰显其与众不同的民族性，通过让世界各地的人们了解和认识自己的文化，达到自己国家走出去的目的。
近些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稳步提升，文化发展的必要性愈来愈明显。
一个国家真正的强大，除了经济、军事、政治外，更加重要的是国家软实力――文化实力的提升。
二、文化自信的意义
(一)坚定文化自信是汇聚中国力量的源泉
文化具有强大的感召力和凝聚力，是人民构建精神家园、增进思想认同的基础。
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是几千年来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强大精神动力。
当今的世界，社会思想文化愈发多元，改革发展稳定任务更加繁重艰巨，迫切需要发挥文化的重要作用。
在当下的经济政治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必须加强主流文化的教育，使得广大干部和群众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时代意义和坚持以共产党领导为核心的现实意义。
(二)坚定文化自信是做好价值引领的根本
何谓价值引领，其实就是对人们的价值观有一个主导的领导，只要坚持这个主线，社会就不会乱，国家就不会亡。
在当下的时代，西方“普世价值不断渗透，各种社会思潮不断涌现，对社会产生了一定的冲击，尤其是在思想领域，有的人对坚持的共产主义理想产生了怀疑。
这时如果丧失了文化自信，人们就会失去自我、失去方向。
所以越是在这种社会思潮纷繁复杂的时代，越是体现出了文化自信的重要性。
(三)坚定文化自信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基础
中国是一个拥有五千多年悠久历史的国度。
罗素曾说：中华文明是唯一从古代存留至今的文明。
从孔子的时代以来，古埃及、巴比伦、马其顿、罗马帝国都先后灭亡，只有中国通过不断进化依然生存。
拥有这样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不得不说是我们的民族之幸，我们的国家之幸。
在中国走向世界舞台中心的过程中，需要积极讲好中国故事，特别是要把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主流展示出来。
讲好中国故事，文化自信是基础。
我们要坚定文化自信，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传承中华文化基因，展现中华审美风范，创新中华文化元素、文化形象、文化符号的表达方式，向全世界充分展示中国的良好形象。
三、当下大学生文化自信概况
当今世界文化激荡，各种文化在全球化的过程中相互传播，相互影响。
西方发达国家借助其强大的经济和媒体力量，传播其生活方式、价值观和思想，极大地冲击了我国的主流社会意识和文化。
其中，高校是最容易受影响的地域，因为当今世界是一个网络极其发达的世界，西方的一些价值观伴随着媒体传入中国，大学生很容易受其影响。
在这种冲击的影响下，少部分大学生在价值取向和政治信念上出现了偏差。
其主要表现是：“第一，对传统文化的精华没有很好地吸收甚至棘手的糟粕比精华还多。
第二，要么一味地崇拜西方文化，甚至把西方文化的价值观、民主观和自由观不加取舍地内存，并从行动中释放出来，在政治文化上表现出怀疑甚至是
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趋势;要么一味地排斥西方文化，在西方文化的轰炸下表现出一种惧怕感。
第三，以经济利益作为第一追求，注重社会上抢手的热门知识和技能的学习而忽视人文素养。
四、培育大学生文化自信的思想政治教育路径
(一)加强主流文化的学习
主流文化是一个社会的主要的核心价值体系，是一个国家引领人们价值导向的正确的价值观。
在建设富强、民主、文明与和谐的社会主义国家的过程中，形成了我国的主流文化，包括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
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大学生文化自信建设的核心内容就是要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主体地位，旗帜鲜明地反对和抵制一切非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文化。
(二)加强大学生的传统文化教育
如今的社会生活节奏快，外来思想不断渗透，自然而然地产生了一些快餐文化，这些文化在满足大学生生活和学习的同时，很大程度上与传统文化相悖，甚至与传统文化背道而驰。
他们往往断章取义，完全歪曲了传统文化的本意，致使形成了一些不伦不类的文化，这就危害了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
所以，很有必要加强大学生的传统文化教育。
在这些传统文化中，蕴含着极其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思想。
如，“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的道德情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爱国情怀等。
在进行传统文化教育的过程中，还应赋予其新的时代意义。
比如，当今的大学生尊重长辈、尊重师长方面显得愈来愈欠缺，应当授予其忠君爱国、孝敬父母的道德情操。
当然，传统文化中的一些糟粕我们也应该去掉。
(三)打造校园文化，创建校园文化节
通过创建校园文化节，逐步加强加深大学生对传统文化的'热爱，同时也使大学生对校园有了更深的归属感。
比如，通过创办一些具有传统文化色彩的社团活动，剪纸社团不仅可以结交更多的新同学，而且通过这一活动，使学生了解剪纸的来源以及它能延续和传承下来的意义。
汉服社可以让学生了解我国古代特定朝代特定场合人们的衣着以及其中蕴含的意味。
参加茶社在品评茶香的同时也了解了我国古老的茶道，可谓一举两得。
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其他各具特色的社团协会。
在参与活动的同时，了解了我国的传统文化，增强了文化自信。
(四)提高大学生文化选择与鉴别的能力
在全球化的大前提下，各种文化应接不暇，在进行文化选择时，究竟什么才是主流的文化?怎样去选择和鉴别就显得十分重要。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会面临诸多选择，坚持主流的意识形态，敏锐的判断和选择是积累起来的。
在日常的思想政治教育中，应该适当性的加入这种能力的训练，透过现象揭露本质。
(五)通过网络来参与文化自信建设
当下是一个网络的时代，各种文化信息通过网络得到了极其广泛的传播。
大学生是运用网络最广泛的群体之一。
因此，通过在网络上发布一些有关传统文化的资料和宣传，很容易收到十分显著的效果，增强大学生的文化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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