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小编整理的《诗经》《楚辞》修辞特点，本文共7篇，欢迎阅读分享，希望对您有所帮助。
篇1：《诗经》《楚辞》修辞特点
《诗经》和《楚辞》分别作为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诗歌的源头，在修辞上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1 引言
古往今来，作为我国诗歌源头的两部巨著《诗经》和《楚辞》已经为许多学者所潜心钻研，成果之多、著述之丰可谓惊人。然而这些汗牛充栋的著作多是专就《诗经》或《楚辞》进行研究的，其中涉及修辞学的论述一般局限在其修辞格上，而没能从总体上把握它们的修辞全貌。将《诗经》与《楚辞》作比较的学术作品较少，而且着眼点往往放在证明“风”与“骚”的纵向传承关系上，其中虽也有进行横向比较的地方，但却零碎而不成系统。《诗经》和《楚辞》分别作为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诗歌的源头，在修辞上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本文拟以对原始语料(《楚辞》中以无争议或争议较少的屈原作品——《离骚》《九章》《九歌》《天问》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的解读为基础，结合以往学者的研究，分别总结出《诗经》《楚辞》的修辞特点并进行比较，尝试分析产生这些特点的原因。本文所引《诗经》篇章文字皆从朱熹《诗集传》[1]，解释参考周振甫《诗经译注》[2];所引《楚辞》篇章文字皆从董楚平《楚辞译注》[3]。
篇2：《诗经》《楚辞》修辞特点
2.1 《诗经》的修辞特点
2.1.1 简洁精练
2.1.1.1 四言为主，多单音节词
《诗经》句式以四言体为主，305篇中全篇四言到底的有150多篇。“雅”诗大部分是长诗，也以四言体居多。《大雅·桑柔》全诗112句，是《诗经》中篇幅较长的诗篇之一，只有“予岂不知而作”一句六言，其他全为四言。“雅”中最长的一篇《大雅·抑》有114句，其中只有8句五言句，2句六言句，其他全为四言。“颂”中最长也是《诗经》中最长的一篇《鲁颂·閟宫》有120句，其中只有12句五言句，其他全为四言。
向熹做过统计：《诗经》305篇共计7284句，其中6667个四字句，占全书的92%;617个非四字句，占全书的8%。非四字句中二、三、五、六、七、八字句分别有8、157、340、88、19、5句[4]。
夏传才也做过统计：《诗经》全书305篇，共有7248句，其中四言句有6591句，约占总数的91%;五言句共369句，约占总数的5%;三言句有158句，约占总数的2%;再次为六、七、二、一言句，分别有85、19、14、7句，而八言句仅有5句[5]。
两位学者的统计虽然有些出入，但《诗经》以四言句为主是无可争议的事实。
《诗经》中的词汇以单音节词为主，而以两个单音节词连用为常态，两个音节构成一个节奏音步。《诗经》中诗句绝大多数是四言偶数句，原因也在此。以《邶风·击鼓》为例，全诗20句，共80字，除“孙子仲”是人名，“契阔”有人以为是“偏义复词”[6]仍存争议之外，其余都为单音节词。
当然，跟一般的先秦诸子说理散文相比，《诗经》的双音节词所占的比率相当大。《诗经》里有很多联绵词(包括双声、叠韵、双声兼叠韵以及非双声叠韵的联绵词)和叠音词。许威汉指出：“联绵词的大量使用，这是《诗经》用词的显著特点”[7]。《诗经》中双声词如“参差、踟躇、辗转”等，叠韵词如“窈窕、崔嵬、匍匐”等。叠音词在下面会有详细讨论。
《诗经》以四言句为主，句式短小整齐，多使用单音节词，给人以言辞简洁、干净利落之感。
2.1.1.2 篇幅短小，用词凝练
《诗经》中除“笙诗”有题无辞之外，最短的只有5句，如《周颂·维清》“维清缉熙，文王之典。肇禋，迄用有成，维周之祯”5句共用18字。6句的也有，如《齐风·卢令》“卢令令，其人美且仁。卢重环，其人美且鬈。卢重鋂，其人美且偲”6句24字、《周颂·潜》“猗与漆沮，潜有多鱼。有鳣有鲔，鲦鲿鰋鲤。以享以祀，以介景福”6句24字、《周颂·赉》“文王既勤止，我应受之。敷时绎思，我徂维求定。时周之命，於绎思”6句25字等。《国风》中最长的一篇《豳风·七月》有88句，而《诗经》最长的一篇《鲁颂·閟宫》也只有120句，相比《离骚》的373句，《诗经》的篇幅明显短小。又因为四言居多，双声、叠韵、叠音词的运用增加了诗歌的形象性，可谓用词凝练，俭省而不失生动。
2.1.1.3 兴的使用，涵义广泛
《诗经》中用兴很多，这些起兴涵义广泛，使语句简短而不乏内涵，更增添了简洁而含蓄的意味。例如《周南·桃夭》“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桃之夭夭，有蕡其实。之子于归，宜其家室。桃之夭夭，其叶蓁蓁。之子于归，宜其家人”，以茂盛的桃花来兴起女子出嫁。桃花的色彩与形态和女子的艳丽联系在一起;桃花结实，有多子的象征意义;桃花盛开在阳春三月，新婚之喜和明媚春光融为一体。单用“桃”就涵盖了众多意思。
总体来看，《诗经》句式以四言为主、多单音节词，篇幅短小、用词凝练，运用兴的手法涵盖众多意思等，使其呈现出简洁精练的修辞特点。
2.1.2 和谐中正
2.1.2.1 节奏平稳凝重
《诗经》多以四字成句，大都两音节一停顿。以《周南·关雎》为例：“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参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可以说每一句都以两音节为一停顿。这种整齐的偶数字句式使语音铿锵有力，明快爽朗，节奏呈现出平稳凝重的特点。
如上所述，《诗经》多是两字一顿一音步、四字一句的形式。有时单音节词不符合这个需要，为达到两音节一停顿的效果，《诗经》采用了凑足音节的词汇形式。
A、词头词尾的使用
笔者曾对上古汉语中词头、词尾问题的研究作过综述，各家的归类主要如下：词头有“有、其、斯、思、彼、伊、薄、言、于、曰、爰、聿、於、不”等;词尾有“家、其、斯、如、若、然、而、耳、尔、焉、兮、矣、言、诸”等。这些语言成分，尤其是词头一般只在《诗经》中出现，这与《诗经》的特殊文体及表达需要应当不无关系。
笔者在《试析〈诗经〉中用在动词前面的“于”字》一文中又详细分析了《诗经》中动词前“于”字的用法。《诗经》中“于”字用在动词前的例子有“(黄鸟)于飞”(《周南·葛覃》)、“(之子)于归”(《周南·桃夭》)、“(之子)于苗”(《小雅·车攻》)、“(君子)于役”(《王风·君子于役》)、“(穀旦)于差”(《陈风·东风之枌》)、“(从公)于狩”(《秦风·驷驖》)、“(昼尔)于茅”(《豳风·七月》)等等。与单一的动词形态相比较，加上了“于”字后，这些动词由单音节变成双音节，变得更合韵律，句子也更显整齐。
其他词头词尾的使用也有凑足音节的作用，使《诗经》的句式变得整齐。
B、叠音词的运用
《诗经》中的叠音词十分丰富。摹状的如《周南·葛覃》中的“(维叶)萋萋”、“(维叶)莫莫”，《卫风·氓》中的“(氓之)蚩蚩”、“(泣涕)涟涟”、“(淇水)汤汤”、“(言笑)晏晏”、“(信誓)旦旦”，《唐风·鸨羽》中的“悠悠(苍天)”，《秦风·蒹葭》中的“(蒹葭)苍苍”等;象声的如《周南·关雎》中的“关关(雎鸠)”，《周南·葛覃》中的“(其鸣)喈喈”，《郑风·风雨》中的“(鸡鸣)胶胶”，《唐风·鸨羽》中的“肃肃(鸨羽)”，《小雅·鼓钟》中的“(鼓钟)将将”、“(鼓钟)钦钦”等。这些叠音词除了摹状拟声外，还起到凑足音节的作用。
《诗经》中多以四字成句，两句一顿，又以词头词尾、叠音词来凑足音节，促成这种节奏格局的形成，使节奏变得平稳凝重，句子变得齐整和谐，这给《诗经》赋予一种和谐中正的修辞色彩。
2.1.3平实自然
2.1.3.1 取材平常
《诗经》被认为是失传的《乐经》，除了因为《诗经》的节奏感很强，还和《诗经》的内容有关。先秦初民以生活内容入诗入“歌”是最自然不过的事情。《诗经》中的《国风》是各地民歌的汇总，最贴近生活。朱熹《诗集传·序》指出：“凡《诗》之所谓《风》者，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所谓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者也”[1]。《豳风?七月》将农耕之事表达得那样亲切有味、自然而不做作，既反映了作者有长久耕种的经验，也展示了《诗经》取材的家常化、平民化。
2.1.3.2 语言平实
《诗经》语言平实、朴素。《国风》和《小雅》中的大部分作品都如此。称为“雅言”的《大雅》和《颂》中有些篇章也使用了平实的语言，如《大雅·抑》“於乎小子，告尔旧止。听用我谋，庶无大悔”(“唉小子，告你旧的章程。听用我的谋划，近乎没有大悔恨”)，《大雅·瞻卬》“人有土田，女反有之。人有民人，女覆夺之。此宜无罪，女反收之。彼宜有罪，女复说之。……妇有长舌，维厉之阶”(“人家有田地，你却反去占有它。人家有家奴，你却又是去夺他。这人应该没有罪，你却反去逮捕他。他应该有罪，你却再去解脱他。……妇人有长舌，是败坏的祸殃”)，《周颂·潜》“潜有多鱼”(“水里柴堆上有多鱼”)等。
另外，《诗经》的许多诗句被历代文人加工沿用之后，逐步成为脍炙人口的固定词组。如《召南·草虫》的“忧心忡忡”，《卫风·氓》的“信誓旦旦”，《小雅·天保》的“万寿无疆”，《小雅·鹤鸣》的“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小雅·角弓》的“绰绰有裕”，《大雅·大明》的“小心翼翼”，《大雅·云汉》的“兢兢业业”，《周颂·敬之》的“高高在上”等等。这些语言反映了原始民朴素的语言特点，平实之中更感自然。
2.1.3.3 不事雕琢
《诗经》不使用刻意修饰的语句，而是选择准确、生动的语言刻画事物，尤其是通过比的手法，用具体生动的形象寄托复杂的感情，形成朴实自然的特点。
《唐风?椒聊》是赞美一个妇人的。第一章开头和结尾的“椒聊之实，蕃衍盈升”、“椒聊且，远条且”，虽是以椒聊作比，言其香、美和善于生育，但未有夸饰。“硕大无朋”、“硕大且笃”亦是用朴素、恬淡之语来赞誉“彼其之子”的外表之美，以表现妇人善于生育，既无一点夸张，也不着秾艳色彩，朴实而无丝毫雕饰。又如《小雅·大东》“维天有汉，监亦有光。跂彼织女，终日七襄。虽则七襄，不成报章。睆彼牵牛，不以服箱”，“维南有箕，不可以簸扬。维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浆”，意思是“只是天上有银河，看上去也有光。分歧地看那织女星，整天搬迁了七场。虽则搬迁了七场，不成织锦的纹章。看那牵牛星，不能用来背车箱”，“只是南方有箕星，不可以用来簸米糠;只是北方有斗星，不可用来舀酒浆”，这一串比喻用现代语表述之后仍觉得非常朴实，没有任何雕琢修饰的成分。
总之，取材生活、语言平实以及为文的不事雕琢使《诗经》呈现出平实自然的修辞特点。
2.2 《楚辞》的修辞特点
2.2.1 铺张渲染
2.2.1.1 六言为主
《楚辞》中的句式以六言为主(加上句末“兮”、“也”等字为七言)，三、五、七、八、九、十言兼有，除三言句穿插文间，绝大多数句式比《诗经》的四言为主的句式加长。周振甫《中国修辞学史》指出：“战国时代的修辞，实(原文如此，疑为“突”之误)出的是纵横家的游说夸张，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里称《楚辞》的‘炜炜之奇意，出乎纵横之诡俗也。'认为《楚辞》的创作，受到纵横家的影响”[8] 。《楚辞》的创作是否受到纵横家的影响姑且存而不论，就《楚辞》六言为主的句式以及后来汉代的诗赋，还是能够看出《楚辞》时代渐趋铺张的迹象。
2.2.1.2 多状貌语
与《诗经》语言的平实自然不同，《楚辞》里更注重对状貌语的运用。如“嘉(名)”、“修(能)”、“耿介”、“猖披”、“幽昧”、“险隘”、“峻茂”、“(信)姱”、“浩荡”、“侘傺”、“昭(质)”、“缤纷”、“茂(行)”、“偃蹇”、“委蛇”、“要眇”、“婵媛”、“潺湲”、“荒忽”、“陆离”、“儃徊”、“愠惀”、“耿著”、“从容”、“崴嵬”等等。这些状貌语的运用渲染了气氛并赋予《楚辞》华丽的气质，使之更具修辞色彩。
2.2.1.3 多用虚字
《楚辞》多用虚字。廖序东曾指出，《离骚》“几乎每句都有一个虚字，《离骚》句子的散文化，就表现在虚字的运用上”[9]，又说“用得最多和比较多的虚字有九个：之、以、於(于)、夫、与、其、而、乎、此……这些虚字大多数是用在句子的倒数第三个字的位置，这是标准位置……《离骚》的虚字，是诗人屈原有意识地这样地用在句子中的”[9]。这种“有意识”使用在“标准位置”的虚字使《楚辞》句子变长，少了诗歌的精练性，多了散文的铺张特点。
2.2.1.4 篇幅较长
与《诗经》为文的俭省短小相比，《楚辞》的篇章呈现繁华的风貌。屈原在《楚辞》中不断重复咏唱自始而终难以消散的愁绪。尽管重复中有递进、引申和一再的比喻，表达的却是类似的意思。张炜指出，“从修辞学意义上讲，重复是为了强调。强调，一再地强调，更深的意味也就在这种重复强调之中蔓延，以至于将人团团围困，不能自拔”[10]。这种不断咏唱、不断重复形成了《楚辞》繁丰铺张的修辞特点。
2.2.2 恢弘奇丽
2.2.2.1 气势恢弘的长句
《楚辞》虽以六言长句为主，但以“兮”结尾的六言句并非一个完整的句子，它要和下一六言句一起才构成一个完整的陈述。如《离骚》“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这里“日月忽其不淹兮”和“惟草木之零落兮”两句虽然意思已经表达明白，但结合“春与秋其代序”和“恐美人之迟暮”两句来看，日月与春秋，草木零落与美人迟暮分别构成了两组意象，四句结合成为两个大长句。这种大长句的运用使《楚辞》显示出恢弘的气势。
2.2.2.2平中求变的节奏
如上所述，《楚辞》以六言为主，六言句成三个音步一个间歇。廖序东指出：“句子倒数第三个字用一个虚字，就构成了这种短长、短长的节奏”[9]。任翌曾谈到：《诗经》时代之后“出现五言、七言的‘三字尾'，句式末尾节奏变为‘二一'或‘一二'”[11]。《楚辞》也具备这种五言和七言的“三字尾”，例如《离骚》中五言句“字余曰灵均”、“忍尤而攘诟”、“继之以日夜”等都是句末节奏呈“一二”的三字尾句，《楚辞》中七言句“三字尾”更多，凡六言加“兮”、“也”等字结尾的句末节奏都是“二一”，如《离骚》“帝高阳之苗裔兮”、“摄提贞于孟陬兮”，《九章·惜颂》“所非忠而言之兮”、“羌众人之所仇也”，《九章·哀郢》“民离散而相失兮”、“去故乡而离远兮”等句中的“苗裔、孟陬、言之、所仇、相失、离远”分别与句尾“兮”或“也”字构成“二一”的节奏。不带句尾语气词的七言句如《离骚》“恐年岁之不吾与”、“夫唯捷径以窘步”，《九章·惜颂》“又莫察余之中情”，《九章·涉江》“被明月兮佩宝璐”、“吾方高驰而不顾”等句中“不、以、之、佩、而”与“吾与、窘步、中情、宝璐、不顾”构成“一二”的节奏。此外，《楚辞》中除六言句之外，三、五、七、八、九、十言兼有，长短交错成文。这种平稳中求变化、整齐中求错落的语言形式使《楚辞》区别于《诗经》的和谐中正，呈现出不规整的美。
2.2.2.3 楚地方言的使用
《楚辞》使用了诸多楚地的方言词语。易祖洛指出“中土语音，向分楚夏”，“若乃书楚语、作楚声者，盖自鸡次大典既亡，当以三闾之辞为最。缅彼屈原，孤臣孽子，履行忠洁，遭国艰危，流谪江南，阅时匪暂。观其述造，或贲饰民谣，或直抒愤懑，冀启国人敌忾之思，作三户亡秦之气。恉求共晓，因采方言”[12]。他还总结了《楚辞》中的方言词语，有“龍、些、留、江、要眇、搴、摇、、傺、敦、佳、謇、姱、化、羌、曼曼、馮、頩、、紉、睇、壇、摶、泭、潭、訑謾、燠、巒、欸、邅、當、判、董、封豨、咍、逴、莽莽、蝮、蹇、臑胹、諑、紛”[12]等。这些方言在《诗经》中难以见到，它们的运用使《楚辞》呈现出楚地独特的风貌。
2.2.2.4 奇特艳丽的描写
与《诗经》的平实不同，《楚辞》有琳琅美玉、琼池瑶席，有“江离”、“辟芷”、“秋兰”、“申椒”、“菌桂”、“杜衡”、“香草”、“兰芷”等奇丽花草。《楚辞》用奇特而艳丽的花草展现着楚国的奇幻景色，呈现出奇丽的风貌。
总之，富有恢弘气势的长句与短句交错，使《楚辞》文句富于变化，其间夹杂楚地的方言词语和奇花异草，呈现出恢弘奇丽的修辞特点。
2.2.3 激奋沉郁
2.2.3.1 感情激奋，又用语气词“兮”缓冲
《楚辞》多长句，且两句一韵。董楚平说“《离骚》的艺术手法已超出对个别事物的比喻，而是在整体上采取象征手法，把生活本相几乎全都隐去。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系列斑烂(原文如此，疑为“斓”之误)陆离、而又完整和谐的象征性的艺术群像”[3]。这种“象征性的艺术群像”是屈原激奋热烈情感的喷发。屈原“喟心而历兹”，“揽茹蕙以掩涕兮”，“曾歔欷余郁邑兮”，他告诉自己“时缤纷其变易兮，又何可以淹留”，“何离心之可同兮，吾将远逝以自疏”，“国无人莫我知兮，又何怀乎故都”，他决定“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这些话虽然出自诗篇中“灵均”这一人物形象之口，但都是屈原内心激奋情感的真实吐露。
《楚辞》激奋恢弘的气势无法压抑，于是运用语气词“兮”字加以缓冲。《离骚》共373句，下句末用韵字，上句用语气词“兮”收尾，这样的“兮”字有185个，几乎每两句就用一个“兮”。情感喷薄而出后，用“兮”字在两句中起停顿、舒缓、调节语气节奏的作用，这是《楚辞》“兮”字区别于《诗经》“兮”字的用法，充分体现《楚辞》激奋却不失庄重的修辞特点。
2.2.3.2 语法规则固定，于激奋中见沉郁
姜亮夫指出，“从语言学的角度、文学的意味、修辞学等方面看，楚辞要比《诗经》讲究得多、活泼得多，情感也浓厚得多”[13]，他认为“从语言角度看，楚辞的语言结构、修辞方法要比《诗经》进步得多，成为中国文学的主干……楚辞与人们的合理语言比较接近”[13]。
其实有不少学者注意到了《楚辞》恪守语法规则的现象。除姜亮夫以外，上文所举对《楚辞》虚字作研究的廖序东也注意到了。廖序东认为“《离骚》中‘於'字句必为上句，‘乎'字句必为下句”，“《离骚》中‘於'字均用作介词。‘乎'字有用作介词的;也有用作语气助词的，相当于‘兮'字，用于句中表示语气的延缓”[9]。他还指出，“《天问》有176个疑问句，除了四句之外，句句都用了疑问词：疑问代词、疑问数词”[9]。此外，上文谈到的《楚辞》语气词“兮”的用法也有其规律。廖序东说“《楚辞》‘兮'字使用方式有三种：(一)两句一韵，‘兮'字用于上句末，下句末是韵字。《离骚》通篇如此。……可称《离骚》型。……(二)两句一韵，‘兮'字用于下句末。《九章》中之《橘颂》如此。……可称《橘颂》型。……(三)两句一韵，两句都用‘兮'字，而且用于句中。《九歌》十一篇，篇篇如此。……可称为《九歌》型”，他认为“可以说，读一篇《楚辞》，从开头几句‘兮'字怎么用，就知道了通篇都怎么用。这就是说《楚辞》使用‘兮'字是有规律的”[9]。另外徐仁甫在《〈楚辞〉解难》一文中也谈到，“《楚辞》通例，‘也'字无单用者……凡偶用‘也'字，上句读‘也'如‘耶'，为反诘句，必有反诘词，应用问号;下句读‘也'如字，乃判断词，为感叹句，应用感叹号”[12]，又举例“不抚壮而弃秽兮，何不改乎此度也?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导夫先路也!”“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为此萧艾也?岂其有他故兮，莫好修之害也!”认为“可为此类句法之标准”[12]。《楚辞》情感丰富却不乱章法，而是恪守语法规则，可见其庄重沉郁的一面。
篇3：《诗经》、《楚辞》比较
《诗经》、《楚辞》比较
诗歌是人类艺苑中最先萌发的种子，是人类喜闻乐见的一种文学艺术形式。
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可以非常自豪地说，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的优良文学传统的伟大国家，其中诗歌是一份极为丰富的遗产。在我国长达数千年的诗歌发展史上，诗人辈出，诗作浩如烟海，特别是题材之丰富、范围之广泛，风格、流派之迥异，这些诗人及其伟大作品，其影响之深远巨大，更是难以尽述。单是先秦时期，我国诗坛上就有《诗经》、《楚辞》这样两颗璀璨夺目的珍珠。人们常常把唐诗、宋词誉为“中国文学双璧”，其实，从历史悠久和影响巨大深远等方面来认识和考虑，《诗经》、《楚辞》才是我国古代诗歌史上当之无愧的“中国文学双璧”，这里，笔者试图用比较的方法向大家做一简要的介绍。
《诗经》是公元前11世纪至公元前6世纪时期以我国文明的主要和重要发祥地之一的黄河流域为中心的文化产物，是我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是我国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的光辉起点，主要反映了我国西周初年至春秋中期大约5间多方面的社会生活。而《楚辞》则是战国后期以我国文明的另一个主要和重要发祥地长江流域为中心的文化产物，是我国古代第一部以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为主要代表的文人诗歌集，是我国浪漫主义文学的直接源头。《诗经》的作者多达上百人，可惜这些诗人的姓名大都早已湮没不可考了。
而《楚辞》则是我国战国时期楚国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和他的后学者的作品集，甚至可以说它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个人专著诗歌集。比较具体、详细地说，《楚辞》的作者，除屈原外，还有宋玉、唐勒、景差等有着真实姓名的著名诗人。不过，宋玉等人的作品在《楚辞》中保存得很少，因而现在流传下来的也比较少(在屈原之外的《楚辞》诗人群里要数宋玉比较著名，成就和影响也较大)，而屈原的作品理所当然地占了《楚辞》的绝大部分。
《诗经》原称《诗》，或者《诗三百》(因为收录了当时的诗歌305篇，取其整数而得名)，西汉时期为提高其地位被列为经典而正式命名为《诗经》。《诗经》内容丰富，题材广泛。人们把这些诗按音乐(或者说是按照其体制)分为“风”、“雅”、“颂”三部分，其表现手法常用“赋”、“比”、“兴”。人们习惯上把《诗经》音乐方面的“风”、“雅”、“颂”及表现手法上的“赋”、“比”、“兴”合称为“诗经六义”。“风”是地方乐调，指的是周南、召南、邶风、豳风、卫风、魏风、秦风、郑风、桧风、唐风、齐风、陈风、曹风等十五国风，主要就是这些地方的`“土乐”即民间歌谣，俗称民歌，也就是当时劳动人民的歌曲;“雅”是朝廷所在地的音乐，分为“大雅”与“小雅”，多为奴隶主贵族所作;“颂”是天子和诸侯祭祀宗庙的乐歌，分为“周颂”、“鲁颂”和“商颂”，而“赋”是铺陈其事，“比”是打比方，“兴”是托物起兴。
《诗经》不仅有着深刻、丰富的思想内容，而且在结构上喜用重章叠句、反复吟咏的形式，在句式上多用四言句而又富于变化，词汇丰富，用语精练生动，在韵律上，为后世诗歌开创了丰富多彩的韵例。所有这些都表现出我国古代诗歌创作中的巨大艺术成就。而《楚辞》主要来源于屈原以前的楚国民间的祭歌。当时由于时代的限制，特别是由于科学技术知识的落后等方面的原因，人们还相信祭神可以求得神对他们生产和生活的佑护。爱国主义、浪漫主义诗人屈原，在楚国的这些民间祭歌的基础上，经过修改加工终于创造出了一种新颖而独特的骚体诗，使之成为我国古代诗坛上光芒四射、影响深远的伟大作品。
《诗经》的流传与影响相对而言特别是在西汉以前肯定要比屈原和《楚辞》大得多，因为在西汉伟大的文学家、历史学家司马迁写作他的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不朽巨著《史记》(在《史记》里有《屈贾列传》可以证明在此之前屈原和他的《楚辞》基本上没有什么名气，而《史记》将屈原与贾谊并称也足见当时屈原和他的《楚辞》的地位之低)之前，屈原和《楚辞》肯定是无人问津的，大而言之其流传和影响也是微乎其微的。孔子这样伟大的教育家、思想家、儒家学派的奠基人也对《诗经》有极高的评价，并且亲自删改过《诗经》。
《诗经》、《楚辞》在诗歌的表现形式和手法以及语言运用等方面，或者是直接来自民间，或者是吸收民间文学的滋养，这方面它们有着相同之处。但是《诗经》的句法一般是以四言为主，当然也兼有杂言，而屈原等诗人却打破了四言诗格式，创造了句法参差不齐，灵活多变的骚体新形式，有利于诗人比较灵活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而且《楚辞》还在篇幅上发展了《诗经》的短篇为中长篇，这也更有利于诗人很好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在表现手法上，屈原还丰富和发展了《诗经》的比兴手法。
《诗经》的比兴大都比较单纯，用以起兴和比喻的事物还是独立存在的客体，例如《关雎》中的“关雎”，《硕鼠》中的“硕鼠”;而《楚辞》中的比兴却与它所要表现的内容合二为一，具有象征性质，比如《涉江》中的“奇服”。特别是屈原大量使用珍奇丰富瑰丽的想象、奇美的比喻与大胆奇特的夸张来塑造形象的浪漫主义表现手法，更是质朴写实的《诗经》所少有的。
《楚辞》表现了对理想政治的不懈追求，对腐朽统治集团的无比憎恶，对祖国人民的无限热爱，感情充沛，因其洋溢着满腔的爱国主义热情，具有高度的艺术成就。
《诗经》和《楚辞》长期以来都是历代诗人学习的典范。比较而言，《诗经》比较通俗易懂，《楚辞》则比较深奥难懂。《诗经》在春秋末期经过儒家学派的编订、“正乐”，作为一门必读课程在无数的门徒中传习，特别是在后来漫长的科举制时期，《诗经》受到整个社会的高度、广泛重视，成为学子必修、科举必考的内容，其重要性更是《楚辞》根本无法比拟的。
篇4：《诗经》和《楚辞》
《诗经》和《楚辞》
《诗经》是汉族文学史上第一部诗歌总集。对后代诗歌发展有深远的影响，成为古典文学现实主义传统的源头。楚辞是屈原创作的一种新诗体，并且也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浪漫主义诗歌总集。“楚辞”的名称，西汉初期已有之，至刘向乃编辑成集。
在浩瀚广袤的中国文学璀璨星空中，闪烁着两颗明亮耀眼的星斗，它们分别是《诗经》和《楚辞》，可以说，这两部著作是国学的精髓。虽然时光流逝已然数千年，但其伟大思想艺术光辉却丝毫不减，伴随着历史车轮的轰然前行，不断放射出更加亮眼的光芒。
《诗经》编成于春秋时期，共收集诗歌305篇，内容涉及政治、经济、伦理、天文、地理、风俗、文艺等诸多方面，广泛反映当时社会生活，被誉为“中国古代社会的百科全书”。
从文艺美学的角度看，《诗经》富有现实主义精神，首推《国风》中的两周民歌，其次是《小雅》、《大雅》中的文人讽喻诗。它们在内容上的主要特征是正视现实，描写现实、揭露现实和批判现实;在艺术上的主要特征是文风朴素，语言简洁，比兴巧妙，人物形象真实、自然而生动，生活画面亲切感人等。《诗经》开创了我国诗歌的现实主义传统。反映现实的广阔性，是其思想特点之一。《诗经》中的诗来自广大的地区和阶层，作者有奴隶、自由民、士兵、流亡者、乞丐、思妇、弃妇，也有从统治者内部分化出来的受打击、排斥的贵族。他们从不同的地位、遭遇和生活感受，从各个不同社会侧面广泛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展示了从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叶五六百年的`生活，时间跨度之长，背景之广阔，内容之丰富，是后来许多诗集都难以比拟的。《诗经》反映现实的深刻性，是其思想特点之二。作者大多能站在被剥削者的立场，揭露统治者贪得无厌的本质和压迫人民的罪行，也反映了奴隶们的悲惨命运及奴隶从不自觉走向自觉的反抗过程。《诗经》通过这些描写，真实地勾勒出周代怎样由全盛走向崩溃没落的历史。
《楚辞》是中国战国时代以屈原为代表的楚国人创造的一种韵文形式。战国时代，纵横家奔走游说，十分活跃。他们“欲以唇吻奏功，遂竞为美辞，以动人主”，“余波流衍，渐及文苑，繁辞华句，固已非《诗》之朴质之体式所能载矣。”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中的论述，正确指出战国纵横家华丽铺张的文辞对《楚辞》形成的影响。 当然，“不有屈原，岂见《离骚》”(《文心雕龙·辨骚》)。楚辞是楚文化的产物，具体说来，又离不开伟大诗人屈原的创造。传说中，岳麓书院悬有“惟楚有材，于斯为盛”之名联。此乃一副典型的集句联，上联“惟楚有材”出自《左传·襄公二十六年》。原句是：“虽楚有材，晋实用之”;下联“于斯为盛”，则出自《论语·泰伯》“唐虞之际，于斯为盛”。传说清嘉庆年间，时任山长袁名曜出上联，贡生张中阶对下联。“惟”在这里是个语气词，“惟楚有材，于斯为盛”，是说“楚国出人才，而这里的人才又最为兴盛”。与《诗经》来自民间、经过提炼加工不断臻于完善一样，楚辞也是在楚国民歌的基础上，经过加工、提炼而成熟起来，有着浓郁的民族风格和地方特色。由于地理、语言环境的差异，楚国一带自古就有其独特的地方音乐，古称南风、南音;也有独特的土风歌谣，如《说苑》中记载的《楚人歌》、《越人歌》、《沧浪歌》。更为重要的是，楚国有悠久的历史，楚地巫风盛行，楚人以歌舞娱神，使神话大量保存，诗歌音乐迅速发展，使楚地民歌中充满原始的宗教气氛。所有这些影响，使得楚辞具有楚国特有的音调音韵，同时具有深厚的浪漫主义色彩和浓厚的巫文化色彩。
篇5：诗经楚辞取名
静姝——《诗经•静女》：“静女其姝”于飞——《诗经大雅•卷阿》：“凤凰于飞，刿刿其羽”。羽飞——《诗经•国风•邶风•燕燕》：“燕燕于飞，差池其羽”。雨霏——《诗经•国风•邶风•北风》：“北风其喈，雨雪其霏”。思远——《诗经•国风•鄘风•载驰》：“视尔不藏，我思不远”。婉如——《诗经•野有曼草》“有美一人，婉如清样 ”。明哲——《诗经•大雅》“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卉迟——《诗经•出车》：“春日迟迟，卉木萋萋”。卉字属木。济桓——《诗经•泮水》：“济济多士，克广德心，桓桓于征，狄彼东南”。石玉——《诗经•小雅•鹤鸣》：“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乔木——《诗经•伐木》：“出自幽谷，迁于乔木”。欲求超脱高雅，可取乔木。另如：长庚、思成、邦宪、维汉、其琛、闻天、梦熊、烈文、自牧、洵美、高冈、琼瑶、锡爵、令仪、令德、万年、大任、淑君、白华、公刘、则虞、常棣、柔嘉、 凯风、小宛、华棠、斯年、宜之、作人、绥之、维群、纯德、仁美、秉均、其陈、启明、龟蒙、维高、其馨、徽音、友声、绳武、翘楚、辑熙、白驹、鹤鸣 等名字也都出于《诗经》。
名人取名著名建筑学家、古建筑研究与保护专家梁思成及其夫人林徽音，这对志同道合之夫妇的名字都取之于《诗经》。思成，见《商颂•那》：“汤孙奏假，绥我思成。”徽音，见《大雅•思齐》：“大姒嗣徽音，则百斯男。”徽音，美誉也。词学专家唐圭璋之名源自《诗经•大雅•卷阿》“颙颙邛邛，如圭如璋”;“圭璋”是珍贵的'玉器，比喻人品高尚，为世所重。外国文学研究专家杨周翰之名源自《诗经•大雅•崧高》“维申及甫，维周之翰”;“周翰”意为：“周朝首都的垣墙”;比喻国家的栋梁之材。哲学家邢贲思之名源自《诗经•小雅•白驹》“皎皎白驹，贲然之思”;“贲思”意为：“疾驰而来。”美学家蒋孔阳之名源自《诗经•豳风•七月》“载玄载黄，我朱孔阳”;“孔阳”意为：“十分鲜明耀眼。”文艺理论家郑朝宗之名源自《诗经•小雅•沔水》“沔波流水，朝宗于海”;“朝宗”意为：“百川归海。”古文字学家裘锡圭之名源自《诗经•大雅•崧高》“锡而介圭，以作尔宝”;“锡圭”意为：“赐给大块宝玉”，比喻难得的人才。楚辞取名
思博——屈原《楚辞·离骚》：“思九州之博大兮”。清翔——屈原《楚辞·九歌》：“高飞兮安翔，乘清气兮御阴阳”。艾荪——屈原《楚辞·九歌》：“竦长剑兮拥幼艾，荪独宜兮为民正”。荪字属木。望舒、纤阿——屈原《楚辞·离骚》：“前望舒使先驱兮”，王逸注：“望舒，月御也。”洪兴祖补注：“《淮南子》曰：‘月御曰望舒，亦曰纤阿(ē)。’”望舒又名“纤阿”。“纤阿”，御月者。另外，源于《楚辞》的名字还有：保真、琳琅、曼远、扬灵、佩琼、灵均、秋兰、佩兰、木兰、蕙芷、灵修、成言、兰畹、芳芷、芳菲、修常、维圣、维哲、中正、修远、琼枝、荣华、兰芳、翼翔、九韶、辛夷、自慎、保璐、怀德、自珍、德辉 等。
名人取名诗人翻译家戴望舒，其名出自《离骚》“前望舒使先驱兮”。“望舒”是神话传说中为月神驾车的人，含有“光明的前驱”或“迎取光明”之寓义。文学研究专家、作家朱自清，考上北大后为自己改名为“自清”，出自《楚辞·卜居》“宁廉洁正直以自清”。意为：保持自身的廉正清白。原《中国妇女》杂志社社长沈兹九，其名出自《离骚》“余既兹兰之九畹兮”。“兹九”含有“培育人才”之寓意。戏剧教育家、上海戏剧学院教授于上沅，其名出自《涉江》“乘舲船余上沅兮”;含有“溯流而上，追求真理”之寓义。京剧艺术大师周信芳之名出自《离骚》“苟余情其信芳”;意为：情志真正芳洁。论语&诸子百家取名
学思——《论语》“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殓”。如斯——《论语》“逝者如斯夫”。从善——《论语·述而》：“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浩然、养浩——《孟子》“吾善养吾浩然之气”。若云——庄子《逍遥游》“其翼若垂天之云”。高博——苟子《劝学》“不如登高之博见也”。名人取名王朝闻——著名美学家，“朝闻”出自《论语》“朝闻道，夕死可矣!”孑撑思——“学思”语出《论语》：“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李宗仁，字德邻——取自《论语》“里仁之为美” “德不孤，必有邻”。李彭年——唐代人，“彭年”出自《庄子·逍遥游》中记载彭祖的事迹。斐冲天——“冲天”出自《韩非子·喻老》：“虽无飞，飞必冲天;虽无鸣，鸣则惊人”。纪鹏飞——“鹏飞”引用《庄子·逍遥游》：“大鹏展翅飞万里”句。陈三省——三省”语出《荀子·劝学篇》：“吾日三省吾身”。于省吾——“省吾”出自《苟子·劝学篇》：“吾日三省吾身”。周易取名
健行——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周易•上经》)。天泽——《象》曰：上天下泽，“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周易•上经》)。名人取名唐代茶圣陆羽，字鸿渐，其名、字出于《易经》：“鸿渐于陆，其羽可用为仪，吉。”无产阶级革命家张太雷，幼名张泰来，泰来是他外祖父据《易经》中“否极泰来”之意取的名。后来他取谐音表明宏大的抱负，愿把自己化做巨雷，冲破旧罗网。其他取名
易家言——“家言”出自《史记太史公自序》： “凡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为《太史公书》序略，以拾遗补阙，成一家之言”。马三立——著名相声演员，“三立”语出《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衰，此之谓不朽”。蒋经国——“经国”出自曹丕《典论·论文》：“盖文章者，，经国之大业，不朽这盛大事”。周三余——“三余”指的是三国魏董遇谓冬、夜、阴雨正是人们可利用来读书的余暇时间。语见《三国志·魏志·王肃传》裴松之注引《魏略》。“思行”出自《论语，公冶长》：“季文子三思而后。盈克——《左传》“彼竭我盈，故克之”。民川——国语“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知之——《大学》“此谓知本，此谓知之至也”。至诚、天诚——《中庸》“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国祥——《中庸》“国家将兴，必有福祥”。诚明、明诚——《中庸》“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读，谓之敖”。自成、道城——《中庸》“诚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博文——“夫子循循善诱人，博我以文，得我以礼”。张道——“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思明、思聪、思文——“君子有几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玉润——“玉在山而草水润，渊生珠而崖不枯”。见光、见明——“天见甚明，地见其充，君子贵其金也”。昆玉——李斯《逐客书》，“今陛下致昆山之玉”。逸群——《三国志》“犹未及髡之绝伦逸群也”。
篇6：《诗经》《楚辞》名词解释
《诗经》《楚辞》名词解释
1、风骚：中国文学史上往往将代表《诗经》的《国风》和代表楚辞的《离骚》并称为“风”“骚”。
2、政治美刺诗：是指《诗经》中由周朝贵族卿大夫所创作的，对统治阶级进行颂美赞誉和讽喻怨刺的诗歌。如《假乐》、《板》等。
3、《九歌》：是屈原吸取楚地民间的神话故事，并利用民间祭歌的形式写成的一组风格清新优美的抒诗，共十一篇。
4、采诗说：先秦古籍中并没有明确提出，但是根据相关的记载，可以推断采诗制度是存在的。在古代言语不通、交通不便的情况下，只有通过这种有目的的采集，《国风》、《小雅》中那些遍布黄河、长江流域的民歌才能够汇集到王廷中来。
5、孔子删诗说：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将古《诗》三千篇删至305篇。这种说法影响很大，但是我们已经有很多有力的论据证明孔子虽然对《诗经》的完善、传播和保存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他未曾删诗。《诗经》的最后删选编订者应该是周朝的乐官。
6、四家诗：汉代传习《诗经》的有鲁、齐、韩、毛四家，即四家诗。鲁诗创建最早，影响也最大，创始人是鲁人申培，特点是以诗训诂，将《诗》作为《礼》的说明;齐诗的创始人是齐人辕固，他采用阴阳五行学说，以《诗》来解说《易》和律历;韩诗的创始人是燕人韩婴，特点是断章取义，割裂诗句作自己论文的脚注;毛诗是鲁人毛亨和赵人毛苌所创，特点是以诗论史。
7、今文三家(三家诗)：四家诗中鲁齐韩三家为今文学家，在汉代立有博士，成为官学，故称“今文三家“或“三家诗”。
8、《毛诗传笺》：东汉末年，经学大师郑玄所作《毛诗传笺》，及集古今古文经学研究之大成，主要为毛诗的《诗故训传》作注。
9、《毛诗正义》：在《毛传》、《郑笺》之后，唐代孔颖达继承汉学的研究方法与成果，集前代汉学之大成，将《诗经》经学统一于汉学，主持撰定《毛诗正义》70卷，是唐代科举考试的标准《诗经》教本，代表了当时《诗经》经学研究的最高水平，在当时具有绝对的权威地位。
10、六诗说：六诗说出自《周礼·春官·大师》，即：风、赋、比、兴、雅、颂。
11、六义说：六义说源自《毛诗序》，即风、赋、比、兴、雅、颂。《毛诗序》承《周礼》“六诗”说，分法与《周礼》相同，只是把“六诗”叫做“六义”。
12、四始说：四始说出自西汉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是指《风》、《小雅》、《大雅》、《颂》四者的开始，即：《关雎》为《国风》之始，《鹿鸣》为《小雅》之始，《文王》为《大雅》之始，《清庙》为《颂》之始。
13、二南：指的是《诗经·国风》中的《周南》和《召南》，其是两个地域的土乐，因何得名，说法不一。
14、四诗说(二南独立说)：北宋苏辙于其《诗集传》中首倡“二南独立说”，认为《诗经》应分为《风》、《雅》、《颂》、《南》四类，即把《周南》、《召南》从《国风》中独立出来，单列一类。
15、风、雅、颂：关于《诗经》的分类，今人多从唐孔颖达之说，即风、雅、颂。三者的划分标准古今说法不一，一般认为是按音乐分类：风，民俗歌谣之诗;雅，天子之乐;颂，宗庙之乐歌。
16、周民族史诗：“周民族史诗”是“五四”以后的《诗经》研究者受西方诗歌理论的影响对《诗经》内容进行的新的分类。周民族五大史诗有《生民》、《公刘》、《绵》、《皇矣》、《大明》。
17、农事诗：是指《诗经》中描述农业生产生活以及与农事直接相关的.政治、宗教活动的诗歌，如《小雅·楚茨》、《豳风·七月》等。
18、农业祭祀诗：是指《诗经》中描写春夏祈谷、秋冬报赛等祭祀活动的诗歌，如《小雅·楚茨》等。
19、农业生活诗：是指《诗经》中直接描写农业生产生活的诗歌，《豳风·七月》就是最典型的农业生活诗。
20、《七月》：《豳风·七月》是最典型的农业生活诗。它大约是西周初年的作品，是周朝乐官在豳地农奴歌谣的基础上进行再创作的一首代言体诗。
21、燕飨诗：燕飨诗是直接反映古代嘉礼中飨礼、燕礼等礼仪活动的诗，它是周代礼乐文化的直接产物。如《宾之初筵》。
22、风骚传统(诗骚传统)：后世诗人的诗歌创作或受《诗经》影响，或受《楚辞》影响，沿着两条道路不断前进，发展、形成了我国诗歌的两种不同的优良传统。其中，“风”诗传统是现实主义精神的世代相传，如《魏风·伐檀》;“骚”诗传统是积极浪漫主义的继承发展，如《招魂》。二者并称为风骚传统(诗骚传统)。
23、讽喻怨刺诗：是指周朝贵族卿大夫所创作的对统治者进行讽喻和规谏或对黑暗的社会现实进行怨刺和批判的诗歌，体现出其忧患意识和忧生之情。如《十月之交》等。
24、讽喻诗人：讽喻怨刺诗的作者被称为讽喻诗人，他们是周代贵族中的优秀分子，他们具有忧国忧民的情怀和守礼修德的自觉意识。
25、叠咏体：叠咏体即重章复唱。这是口语文学中常见的样式，最初为了便于歌唱、记忆和传诵。叠咏体在《诗经》中占半数以上，多集中在《国风》、《小雅》中，成为《诗经》篇章结构和语言上一个重要的艺术特征。
26、风雅：“风雅”原为《诗经》“六义”之一。后用“风雅”来概括《诗经》艺术和创作精神，即诗歌创作的高尚意义和严肃性。
27、比兴：“比兴”原为《诗经》“六义”之一。后指“比兴”在诗歌创作中具有的表现健康思想的特殊艺术功能，即“寄情于物”，“情景交融”的同时，还要达到“托物以讽”、“比类切至”的目的。
28、《楚辞》：楚辞是公元前4世纪战国后期，产生于南方长江流域楚地的一种新文体。其奠基者和代表作家是楚国伟大的诗人屈原。它与楚地的原始神话和巫觋、工祝的宗教活动有着密切的关系，亦来源于楚地的乐曲和民歌。
29、楚辞体：是指由屈原所创，来源于楚地的乐曲和民歌，具有宏伟繁复的体制，句式加长，以大量使用“兮”字语吻词为明显标志的一种诗体。如《离骚》、《天问》等。
30、《天问》：屈原所作，是一篇规模宏大、体制瑰奇的长诗。全诗三百五十句，千五百字，并全采用问句体写成。其内容，从邃古之初，宇宙洪荒写起，其中神话传说杂陈，历代兴亡并举，宏览千古，博大精深。堪称“千古万古至奇之作”。
31、《九章》：九章包括等九篇，原为屈原所作单行散篇，后人因其内容、形式大致相似，集为组诗，冠以《九章》之名。除《橘颂》为屈原早年作品外，其余皆为两次流放时所作，真实记述了作者流放期间的生活经历和思想。
32、献诗说：先秦古籍中有很多对公卿献诗制度的记载，他们献诗的主要目的是运用诗歌进行讽谏或赞誉，表达对政治的评价，《诗经》中的一些作品也为这种说法提供了内证。《大雅》、《小雅》、《国风》中的公卿士大夫政治美刺诗可能就是通过这条途径搜集起来的。
篇7：楚辞诗经简介
楚辞诗经简介
楚辞诗经简介
中国战国时代以屈原为代表的楚国人创造的一种韵文形式。楚辞的名称，最早见于西汉前期司马迁的《史记·酷吏列传》。在汉代，楚辞也被称为辞或辞赋。西汉末年，刘向将屈原、宋玉的作品以及汉代淮南小山、东方朔、王褒、刘向等人承袭模仿屈原、宋玉的作品共16篇辑录成集，定名为《楚辞》。楚辞遂又成为诗歌总集的'名称。由于屈原的《离骚》是《楚辞》的代表作，故楚辞又称为骚或骚体。
楚辞是在楚国民歌的基础上经过加工、提炼而发展起来的，有着浓郁的地方特色。由于地理、语言环境的差异，楚国一带自古就有它独特的地方音乐，古称南风、南音；也有它独特的土风歌谣，如《说苑》中记载的《楚人歌》、《越人歌》、《沧浪歌》；更重要的是楚国有悠久的历史，楚地巫风盛行，楚人以歌舞娱神，使神话大量保存，诗歌音乐迅速发展，使楚地民歌中充满了原始的宗
教气氛。所有这些影响使得楚辞具有楚国特有的音调音韵，同时具有深厚的浪漫主义色彩和浓厚的巫文化色彩。可以说，楚辞的产生是和楚国地方民歌以及楚地文化传统的熏陶分不开的。
同时，楚辞又是南方楚国文化和北方中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春秋战国以后，一向被称为荆蛮的楚国日益强大。它在问鼎中原、争霸诸侯的过程中与北方各国频繁接触，促进了南北文化的广泛交流，楚国也受到北方中原文化的深刻影响。正是这种南北文化的汇合，孕育了屈原这样伟大的诗人和《楚辞》这样异彩纷呈的伟大诗篇。
《楚辞》在中国诗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它的出现，打破了《诗经》以后两三个世纪的沉寂而在诗坛上大放异彩。后人也因此将《诗经》与《楚辞》并称为风、骚。风指十五国风，代表《诗经》，充满着现实主义精神；骚指《离骚》，代表《楚辞》，充满着浪
漫主义气息。风、骚成为中国古典诗歌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创作的两大流派。
今存最早的《楚辞》注本是东汉王逸的《楚辞章句》。《四库全书总目》说：「初，刘向裒集屈原《离骚》、《九歌》、《天问》、《九章》……而各为之注。」但刘向编定的《楚辞》16卷原本已佚。《楚辞章句》即以刘向《楚辞》为底本，它除了对楚辞做了较完整的训释之外，还提供了有关原本的情况。在《楚辞章句》的基础上，南宋洪兴祖又作了《楚辞补注》。此后，南宋朱熹著有《楚辞集注》，清初王夫之撰有《楚辞通释》，清代蒋骥有《山带阁注楚辞》，等等。他们根据己见，作了许多辑集、考订和注释、评论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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