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诚老实，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从精忠报国，心昭天日的岳飞，到"生的伟大，舍自己为人民"，到人民解放军的"为人民吃亏光荣，为祖国献身值得"。无不体现中华民族的忠诚老实的优良传统。
《北史·古弼传》记载：魏太武帝拓跋焘到西河地区打猎，下诏给尚书令古弼，命他选肥壮马匹给骑士，弼却送来弱马。拓跋焘在怒说："尖头奴敢裁量朕也！朕还台，先斩此奴！"弼头尖，拓跋焘常叫他"笔头"，时人也称他"笔公"。古弼的属官知帝怒都害怕被杀，古弼泰然置之，安慰属官说："吾谓事君使田猎不适盘游，其罪小也。不备不虞，使戎寇恣逸，其罪大也。仿今北狄孔炽，南虞未灭，狡焉不志，窥伺边境，是吾忧也。选备肥马务军实，为不虞之远虑。苟使国家有利，吾宁避死乎？明主可以理干，此自吾罪。"意是说，使君游逸不舒畅，是小罪；而当前北有柔然、南有刘宋正在伺机侵扰，好马要留下以抗敌，这是为国家计，宁死不避，主上英明是可以理论清楚的。拓跨焘听到了，知古弼忠心为国，对他怒意全消，赞吧说："有臣如此，国之宝也。"赐衣一套，马二匹，鹿十头。后拓跋焘又到山北打猎，获麋鹿数十头，下诏要古弼派五十辆牛车来运载，诏书刚发出，他对侍臣说："笔公必不与我，汝辈不如马运之速。"于是便用马运回。行了百余里，接到古弼上表说："今秋谷悬费，麻菽布野、猪鹿窃食，鸟雁侵费，**所耗，朝夕参倍，乞赐矜缓，使得收载。"拓跋焘对左右说："笔公果如朕卜，可谓社稷之臣。"
古弼之被称为"笔公"，不仅是因其头尖，主要因其人忠直如"笔"，一贯以国事民生为重，敢斥邪恶。有人上书说魏太武帝拓跋焘的花园和养动物的园子，所占的地方太广了，而广大贫农无地耕种，应该裁减园地大半，分给无地可耕的贫农。弼欲奏此事，适拓跋焘跟给事刘树下棋，无心听他的话，弼坐久了，心头火起，便上前揪刘树的头发，拖他下床，刮其耳光，以拳击其背，说："朝廷不理，实尔之罪！"拓跋焘为之失色，忙放下棋，说："不听奏事，过在朕，树何罪？置之！"弼便奏事，拓跋焘敬其公直，不公不罪，准其所奏，将园地分给无地少地的贫家耕种。之后，古弼免冠赤脚向司法部门自劾其不敬君之罪。拓跋焘叫他穿戴好，说："卿有何罪？自今以后，苟利社稷，益国便人者，虽复颠沛造次，卿则为之，无所成顾也。"
有忠直之臣，是因有英明的君主。拓跋焘不仅不治其不敬罪，反而大为赞誉，鼓励他今后只要是利国便民之事，要大胆去做，不要有所顾虑。也因此，古弼为利国而敢于抗旨，也被拓焘誉为"国宝"、"社稷之臣"，如果遇上那些迷于私欲的昏君暴君，古弼的脑袋早就搬家了。正因拔焘是英明之主，才能赏识古弼，也才会有这样公直之臣。《旧唐书·李绛传》记载：本司郎李绛为人忠直，以匡讳为任。他在浴堂北廊奏对时，极论宦官纵恣、方镇进献等事，唐宪宗大怒，厉声说："卿所论奏，何太过耶？"绛坚持已见，申辨说："臣所谏论，于臣无利，是国家之利。陛下不以臣愚，使处腹心之地，岂可见事缺圣德，致损清时，而惜身不言，仰屋窃叹，是臣负陛下也。若不顾患祸，尽诚奏论，旁忤悻臣，上犯圣旨，以此获罪，是陛下负臣也。且臣与中官，素不相识，又无嫌隙，只是威福太盛，上损圣朝，臣所以不敢不论耳。使臣缄默，非社稷之福也。"宪宗见他忠直而情切，深为感动，慰喻他说："卿尽节于朕，人所难言者，卿悉言之，使朕闻所不闻，真忠正诚节之臣也。他日南面，亦须如此。"绛拜恩而退。唐宪宗随任命绛为中书舍人，依前翰林学士。次面，面赐金紫，并亲为选良笏赠之。
唐宪宗是宦官所拥立，他与宦官司关系亲切，李绛上奏宦官司纵恣不利国，引起唐宪宗大怒。但唐宪宗是一个较有所作为之主，一般还能纳谏，因此对李绛在其大怒之下，仍恳切陈辞，知其忠于已，才释怒慰喻，大为赏识，故升官司赏赐。这正是纳谏拔忠臣。正因唐宪宗还能纳谏，任用忠臣，他统治期间，唐朝曾一度中兴。
《远使之而观其忠.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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