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小编整理的就茶园常见的不同栽培模式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分析的论文，本文共3篇，欢迎您阅读，希望对您有所帮助。
篇1：就茶园常见的不同栽培模式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分析的论文
就茶园常见的不同栽培模式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分析的论文
1材料与方法
1.1研究区域概况
湖北恩施州位于该省西南部，地处湘、鄂、渝三省交汇处，属亚热带季风及季风性湿润气候，夏无酷暑、冬无严寒，常年降水充沛，地势多变，常见气候垂直地域性差异。湖北恩施现有茶园面积约100万余亩，年产量约100万担，是该地区发展支柱型产业。
1.2实验设计
本次研究主要以湖北恩施山区农村茶园为研究背景，研究选择纯茶园区、塑料大棚茶园、林篱茶园三种茶园栽培模式为研究重心对其各模式内部采用定点观测数据方式，分别于5月20～24日、208月2～6日、年10月21～25日3个时间节点对各实验区内部土壤、水分及连续5天区域内部小气候等进行数据测验。
本次研究所有不同栽培模式、栽培区域内茶树进行统一性管理，茶树品种及树龄均相同，区域试验前环境条件均保持一致。
1.3试验方法
1.3.1区域小气候测验
本次研究各实验区域小气候均采用定点定时平行对比测量，每区域每天均持续观测12小时，早8点至晚20点结束，2小时/次，小气候观察内容包含光照强度及内部湿度及温度测量等。
1.3.2土壤理化性状测定
本次研究采用5点取样方法对土壤进行水分、容重、pH值、有机质等进行分别检测，其中化学性状检测土壤需采集土壤表面至30厘米土壤，每10厘米深度为一组，共采集3组数据，含水量取0～60厘米深度，每20厘米为一节点，分3组。
2结果与分析
2.1不同栽培模式对茶园小气候影响分析
2.1.1光照
光照强度、光照时间以及光质是茶树光合作用质量的重要影响因素，但同时除以上影响因素之外，二氧化碳、水分及温度等也可对茶树光合作用产生严重影响[1]。
根据本次研究可知，在不同观察月份中，各栽培模式中茶园日变化趋势未发生明显变化，均于早8点上升，于12：00～14：00达到最高后降低，但5月与8月中，纯茶园的光照强度于各点之上均高于其他茶园[2]，且平均光照强度均高于光饱和点。因此，5月及8月中，10：00～16：00之间除纯茶园外，其余茶树栽培模式全天光照强度值均低于光饱和点，利于茶树生长。
2.1.2温湿度
一是温度日变化。本次研究中，各茶园栽培模式不同均会对其空气温度造成一定的影响，根据研究结果可知，不同栽培模式茶园气温日变化规律于3个月测量下变化规律基本均呈先高后低趋势，14：00温度最高，纯茶园相对最高。基本而言，在研究中，空气温度垂直变化3个不同层面中纯茶园气温日变化均明显高于其他茶园，而对比中林篱模式最低。10月气温日变化曲线逐渐趋于平缓。因此各茶园之间曲线变化基本相接近。
二是湿度日变化。根据研究可知，各茶园相对湿度与相对温度呈现反方向变化，空气湿度于中午前后较小，而在3种栽培模式中林篱茶园变化最明显，其次为塑料大棚，因此该研究结果表明，对茶园予以遮蔽可有利于茶园湿度增加[3]。各月份各模式茶园中，林篱茶园湿度最大，而纯茶园最小。
2.2茶园土壤因子研究
2.2.1物理结构改善结果
一般而言，茶园土壤物理性状会对茶树根系生长发育造成一定影响，良好的土壤结构有利于茶园种植环境的稳定及植物根系生长，有利于茶树生长。
一是水分。本文对不同月份不同栽培模式茶园内土壤水分进行测定后可知，各茶园土壤水分总体呈垂直变化趋势且变化趋势均随深度增加而增加，而土层间每月份土壤含水量平均值具有明显差异，在研究中，纯茶园模式水分均最低，而大棚模式及林篱模式水量基本相一致，因此可知，该两种种植模式持水能力较好。
二是容重。一般而言，土壤容重数值与肥力指标具有重要相关性，土壤容重越小则表明其结构性越好、空隙多，渗透性高，在本次研究中，0～40厘米土层中，纯茶园模式土壤容重最高，因此可知，该栽培模式下土壤性状较其他2种栽培模式较差，塑料大棚及林篱模式容重较小，有利于茶树生长。
2.2.2土壤养分状况改良结果
一是土壤速效养分。土壤速效养分指可被水溶解并被植物直接利用的养分，有利于茶树生长。一般而言，上层土壤速效养分均较中下层高，造成此类结果的原因主要是因为上层土壤受到的人为干预及自然干预因素较多，其中人为干预主要是指人类对茶园的养分保持操作及施肥管理，自然因素主要是指植物自身对养分的改良。本次研究中，大棚模式茶园肥力在上中下各土层中均较其他各模式好，这与避免雨水冲刷等具有重要相关性。
二是土壤全量养分。该土壤养分主要是指土壤中某营养元素的全部含量，土壤全量养分的'发展及变化趋势与速效养分具有一定相类似性。
3讨论
3.1不同栽培模式对茶园生态环境的影响
本次研究中，林篱模式在具体应用中有树木遮挡，因此可对太阳光造成一定的吸收及反射作用，而塑料大棚遮挡物也有利于直射光遮挡，故与纯茶园相比其直射光较弱，而散射辐射等增强，光照强度均低于光饱和点，因此有利于茶树蛋白质、氨基酸等的积累，提升茶叶质量，这与之前所研究的结果具有一致性。
3.2复合模式效益分析
茶树在生长过程中与生态环境之间关系密切，不同的环境条件对于茶树的形态及生理等均具有不同影响。在本次研究中，林篱模式属林茶复合模式，该类模式在具体应用中有利于光能利用率提升，促进整个种植生态系统的平衡，减少病虫害发生概率，而单作茶园其稳定性较差，难以实现茶园的有效种植及茶叶质量提升。
塑料大棚栽培模式属新兴茶树栽培模式的一种，该模式在应用中可有效提早茶叶开采时间，有利于春茶开采期提前并避免霜冻等对茶树嫩芽所造成的伤害，有利于经济效益增强，值得推广。
3.3发展建议
湖北恩施山区农村茶园茶树种植面积非常广，种植技术等已逐渐趋于完善性发展，在现代茶树种植中，该区域可针对不同的地域特征采用不同的茶园栽培模式形成以茶为主的人工生态系统，加强茶园树种选择，选择主干分支部位较高、受病虫害影响较小且经济效益较高的茶树，加强茶园管理，养殖小型家禽家畜，尽量选择对病虫害有抑制作用的家禽家畜，保护生态环境，在不影响生态环境的基础上实现茶园有效生产及机械操作，立地符合无公害要求，避免选择周围具有严重污染物的区域，从而保证茶园茶树生长环境的优越性，提升茶树生长质量，促进茶叶品质的有效提升。
参考文献：
[1]戈照平.不同生态模式茶园小气候变化及对茶叶品质影响研究[D].北京：中国农业科学院，.
[2]杨海滨，盛忠雷，谢遥等.不同栽培模式对山地茶园生态环境和茶叶品质的季节调控[J].西南农业学报，2015（4）：1559-1563.
篇2：不同防控模式对卷心菜质量的影响论文
不同防控模式对卷心菜质量的影响论文
诱捕器放置高度距离植物叶面20~30cm,每隔20d置换1次诱芯,在安装与更换诱芯时,洗净双手,避免其他气味对性诱剂的干扰,供试黄板黄板(规格28cm×32cm)为PP材料制作(宁波纽康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生产)。挂板作物上方20cm处,诱捕对象烟粉虱、蚜虫、潜叶蝇等。试验调查秋甘蓝移栽后1周开始调查,每7d调查1次,每次调查采用W形进行取样,每大区调查40株,调查记载:小菜蛾低龄、高龄幼虫和蛹的数量;菜青虫卵、低龄、高龄幼虫和蛹的数量;斜纹夜蛾、甜菜夜蛾卵块、低龄和高龄幼虫数量;烟粉虱、蚜虫的数量;其他害虫包括银纹夜蛾、黄条跳甲等的发生情况。鳞翅目害虫田间虫量以当量虫口表示[2-3],当量虫口的计算:1当量虫口=1头菜青虫=5头小菜蛾=1头甜菜夜蛾=0.5头斜纹夜蛾。产量测定和品质调查收割前每小区按对角线抽样方法抽取甘蓝植株30株,叶球上留1张青叶;分别测定株高、开展度、球高、球径,称取叶球重量,并计算每667m2产量。取样根据甘蓝生长情况,一般顶平,手压感实的甘蓝视为成熟。对于害虫为害的植株,按以下标准确定叶球品质:0级,无任何为害状;1级,0<植株叶片受害面积≤10%;2级,10><植株叶片受害面积≤20%;3级,20><植株叶片受害面积≤30%;4级,植株叶片受害面积>30%。病虫防治成本计算方法各处理农药用量均换算成当量进行比较,每种农药按厂家推荐用量施用1次为1个当量,1种农药用量增加n倍则也按n倍计。防治成本包括农药成本、人工费及性诱剂、黄板等其他费用。其中施药的劳动力成本、性诱剂和黄板等绿色防控设施放置与更换等人工成本各以每667m2每次40元计。
不同模式对结球甘蓝病虫害的影响及防效试验期间各处理区结球甘蓝的主要虫害有:菜青虫、小菜蛾、斜纹夜蛾、甜菜夜蛾、银纹夜蛾、蚜虫、烟粉虱、黄条跳甲、潜叶蝇等,以鳞翅目害虫为害最重,同翅目害虫次之。不同防控区鳞翅目、同翅目害虫虫口密度的变化和防治效果。试验前期结球甘蓝上鳞翅目害虫斜纹夜蛾田间查见幼虫为害最重,小菜蛾、菜青虫在整个试验期间一直具有较高虫量,但由于5头小菜蛾才算1个当量虫口,所以幼虫的当量在鳞翅目幼虫当量的比例以斜纹夜蛾最高,总体几种鳞翅目害虫发生均表现出前高后低。不同防控区鳞翅目害虫防控效果差异显着,绿色防控区通过性诱剂诱杀成虫、摘除卵块等控制虫口基数,斜纹夜蛾9月18-19日性诱成虫诱集高峰,单盆累计诱蛾量1443头,甜菜夜蛾9月19-20日单盆累计诱蛾量61头,同时根据田间调查抓住防治指标进行适时用药,鳞翅目害虫得到了有效控制。烟粉虱在试验期间虫量一直较高,蚜虫在试验中后期虫量升高,绿色防控区通过设置黄板诱集烟粉虱、有翅蚜等,田间虫量得到有效控制,同时对菜粉蝶、小菜蛾等鳞翅目害虫成虫及黄条跳甲、潜叶蝇等害虫也有一定的效果。各处理区病害相对较轻,2种防控模式下病情表现差异不显着,尚需进一步开展不同生态环境和不同防控模下的试验,探索其科学的防治方法。甘蓝的为害状况和品质各个处理区单株平均球重、叶球外观品质等。与农户自控区相比,绿色防控区由于应用了性诱剂、黄板等理化诱控手段与农业防治、生物防治等技术措施为主的绿色防控模式,有效控制了试验区甘蓝病虫害,一级球率、级别指数较高,单球株高、开展度、球高、球径分别比农户自控区增长3.9,5.9,2.7和4.1cm,其外观质量和商品性均明显优于农户自控区,单球重高于自控区0.8kg。农户自控区甘蓝产量显着低于绿色防控区,分析其原因,主要是秋季斜纹夜蛾等害虫为害高峰,自控区虽用药防治,但由于没有抓住防治适期且药剂防效一般,田间病虫发生重,有些植株生长点被破坏,对作物生长产生严重影响,使产量下降。不同防控模式的经济效益表2显示了绿色防控区和农户自控区的病虫害防治投入和产出情况。甘蓝单价以平均1.2元?kg-1计。与农户自控区相比,绿色防控区使用高效低毒低残留农药进行防治,虽单次用药成本增加,性诱剂、黄板等绿色防控设备的应用及定时放置更换也增加了防治成本,但黄板诱虫、性诱剂诱杀等绿色防控技术的集成应用与科学用药技术相结合,农药施用次数减少2次,对于控制蔬菜中的农药残留、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具有积极的影响。同时从经济效益来看,每667m2绿色防控区,甘蓝产量较农户自控区增产58.0%,净增产值2469.5元,投资效益比为1∶17.7。而农户自控区投入防治成本291元,虽由于绿色防控区性诱剂、黄板等的应用与更换,自控区防治成本低,但田间病虫发生严重,对产量和产品的商品性造成极大影响,投资效益比为1∶15.3。由此可见,应用性诱剂、黄板等理化诱控和农业防治、生物防治等技术措施为主的绿色防控集成技术,结合合理的防治决策和用药措施,不仅可以降低农药用量,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经济效益也能显着提高。
绿色防控模式对甘蓝病虫害控制效果显着作为环境友好型病虫防控手段,农业防治、生物防治、理化诱控等充分调节利用作物系统内禀的控制有害生物的`途径正日益受到重视和应用[4]。单一使用性诱剂和色板诱杀等绿色防控手段虽然对病虫害有一定的控制效果,但蔬菜病虫害发生复杂,常形成病虫连发、多发、重发的作物生长环境,因此从整体防控效果看,难以达到有效控制的目的。本研究通过应用性诱剂、黄板等理化诱控和农业防治、生物防治、科学用药等技术措施为主的绿色防控集成技术,与农户自控区相比,绿色防控区对结球甘蓝病虫害具有更好的控制效果,在合理交替适时使用高效低毒低残留农药的同时,结合性诱剂诱杀成虫、人工摘除卵块等措施防治鳞翅目害虫,设置黄板诱集烟粉虱、蚜虫等同翅目害虫及黄条跳甲等其他害虫,田间虫量得到有效控制。不同防控模式对病害的影响有待于进一步研究。甘蓝病虫害不同防控模式的评价作物病虫的防治既要考虑对病虫害的防治效果,还更应考虑对作物品质和生态环境等的影响[5]。在实际生产中,农民往往希望通过增加药剂的用量与施用次数来达到更好的效果,但这不仅增加了防治成本,也使得病虫抗药性快速上升,并使作物因药物残留而降低了品质。本研究通过不同防控模式的对比试验,结果表明,应用绿色防控模式防治甘蓝病虫害,一方面一级球率高,外观质量和商品性均明显优于农户自控区;农药施用次数减少2次,有效控制了化学农药的使用剂量,同时应用高效低毒环保型农药和生物农药,降低了农药残留超标风险。产品的质量安全得到保障;从产量和经济效益看,绿色防控区增产效果显着,667m2增净产值2469.5元,投资效益比大大提高。
由此可见,病虫防控模式的选择不仅影响农作物产量的高低,同时也决定农产品品质的优劣,在生产中应用绿色防控模式对提高作物产量、减少化学农药用量、改善农产品品质均具有积极的影响,为绿色蔬菜生产中病虫害的可持续提供了参考。蔬菜病虫害绿色防控模式需不断完善和发展本试验研究确定了以理化诱控和农业防治、生物防治、科学用药等技术措施相结合的绿色防控集成技术,与农户自控区对比,不仅可以提高经济效益,而且可以减少农药,尤其是高毒化学农药的使用,提高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但蔬菜品种繁多、周年重复生产,连作套种、茬口不断、复种指数高,尤其是设施栽培蔬菜迅速发展,蔬菜反季节栽培、多层覆盖等技术措施的推广应用,病虫发生动态和危害规律复杂。为适应不同菜园生态环境和病虫发生情况的变化,进一步强化技术大面积推广应用的匹配性、实用性、广适性,今后还需继续开展不
同作物、不同栽培方式下的试验,加强栽培管理、物理生物防治、生态调控等非化学防控措施在生产中的试验和研究,引进、保护和利用天敌的自然控害作用,综合考虑抗药性、产品农药残留等因素调整化学防控策略,探索与示范更为高效、轻简的集成应用技术,根据不同环境和病虫防控实际需要进一步引入新的绿色防控手段加以完善,使之更好地服务于生产。
篇3：不同药学服务模式对患者用药的影响论文
不同药学服务模式对患者用药的影响论文
摘要：目的：对患者用药实施不同药学服务的影响的观察和探讨。方法：将我院2014年1月到12月期间收治的200例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各100例，前者给予传统取药模式，后者给予新型药学服务模式，对比两组患者用药的影响效果。结果：观察组患者的用药总依从率相比于对照组明显较高，而其不良反应发生率和药品差错率相比于对照组却明显较低，组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对患者用药实施新型药学服务模式，大大减少了患者用药过程中的不良反应发生率和差错事件发生率，有效的提高了患者的用药依从性，从而提高患者的治疗效果，值得临床推广了应用。
关键词：患者用药；药学服务模式；影响
有资料显示，大约60%左右的患者没有按照医嘱用药，有许多患者出现过度用药或者中途停药等情况，这不仅仅直接影响了患者的治疗效果，甚至会对患者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造成巨大的威胁[1]。因此，提高临床治疗效果的关键是提高患者用药的依从性，而合理有效的药学模式对提高患者用药的依从性至关重要。本次研究的主要目的是对患者用药实施不同药学服务的影响的观察和探讨，将我院2014年1月到12月期间收治的200例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实施新型药学服务模式，效果显著，现具体情况介绍如下：
1.资料和方法
1.1一般资料
将我院2014年1月到12月期间收治的200例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对照组100例患者中男性60例，女性40例，年龄在18~75岁之间。观察组100例患者中男性55例，女性45例，年龄在18~72岁之间。两组患者的性别、年龄等基础资料不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1.2方法
对照组给予传统取药模式，观察组给予新型药学服务模式，具体操作如下：①加强人员管理以及制度管理，采购者在进行药品采购时要严格遵照相关规定进行；制定健全完整的药品成本核算和财务管理制度，并严格依据相关制度执行药品的入库、验收以及盘点工作；坚决不购入或者使用任何不符合相关规定的药品；加强建设临床和执业药师队伍以及培训药师队伍新知识和理念，有效提高自身知识水平与技能水平，坚持临床的合理用药。②改善服务形式，积极开展用药咨询服务，咨询台人员应该耐心、仔细地回答患者各个问题，保证患者用药的有效性和安全性；在进行处方调配时要注重临床的诊断，耐心详细的向患者解释相关用药的知识，增强其用药的依从性，做好药品不良反应的严密监测，如果发生药品不良反应、药品损害以及用药错误等事件，应该及时与药师进行沟通，并积极对患者展开救治。③转变思维模式，提供当前新颖的药学技术服务，对于用药过程中的一些技术难题要进行及时有效的对症处理；认真观察并记录药物疗效、病情变化以及不良反应的发生等情况，依据患者的不同情况及时向医师提出用药的调整方案[2]。
1.3临床指标
①完全依从：患者完全遵医嘱用药，并且正确把握药物的使用时间、剂量以及疗程等；部分依从：患者没有完全遵医嘱用药，没有完全正确把握药物的使用时间、剂量以及疗程等；完全不依从：患者完全没有遵医嘱用药，对比两组患者用药的依从性。②对比两组患者的不良反应发生情况和药品差错事件具体情况。
1.4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17.0软件处理实验数据，计量资料使用`x±s表示，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使用χ2检验。P＜0.05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①对比两组患者用药的依从性：观察组100例患者中完全依从85例（85%），部分依从11例（11%），完全不依从4例（4%），用药总依从率为96%；对照组100例患者中完全依从50例（50%），部分依从25例（25%），完全不依从25例（25%），用药总依从率为75%。观察组患者的'用药总依从率相比于对照组明显较高，组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详情请见下表1。②对比两组患者的不良反应发生情况和药品差错事件具体情况：观察组100例患者中发生不良反应8例（8%），药品差错12例（12%）；对照组100例患者中发生不良反应25例（25%），药品差错66例（66%）。观察组患者不良反应发生率和药品差错率相比于对照组明显较低，组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3.讨论
药学服务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保证患者的用药合理性，尽可能的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从而提高患者的治愈效果以及康复质量。传统的药学工作模式中，从药人员的知识结构以及层次，基本只承担药品供应师和管理师的两种工作。本次研究，通过加强人员管理以及制度管理、改善服务形式以及转变思维模式等三个方面来展开新型药学服务模式，提高患者的用药依从性，提高患者的治疗效果。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患者的用药总依从率相比于对照组明显较高，而其不良反应发生率和药品差错率相比于对照组却明显较低。综上所述，对患者用药实施新型药学服务模式，大大减少了患者用药过程中的不良反应发生率和差错事件发生率，有效的提高了患者的用药依从性，从而提高患者的治疗效果，值得临床推广了应用。
参考文献：
[1]胡源.药学服务对我院维吾尔族精神分裂症患者治疗作用的影响[J].新疆医科大学,2014,19(15):2137-2139.
[2]王彦.新型药学服务模式对患者的用药安全及依从性的影响[J].数理医药学杂志,2015,16(25):313-315.
[3]王燕.临床药师以用药教育为核心的药学干预对癌痛及化疗的影响[J].南方医科大学,2013,24(09):156-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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